2014年1月12日，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宋彬彬與北京「老三屆」的20餘名學生，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曾登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獻紅袖章宋彬彬說「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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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革“道歉”与妓女“宣誓”异曲同工
作者： 太阳下的灿烂/来源 ：新华网
继山东的刘伯勤(文化处长)、卢嘉善(书协主席)、河北的宋继超(宣传部干部)，湖南的温庆福(退休教师)、举报母亲致被枪毙的张红兵(律师)、陈小鲁(陈毅之子，粟裕女儿粟惠宁之夫)之后，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也公开向文革中被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一时间，什么“人性的回归”、“为民族清毒素”、“面向未来的一面镜子”、“通向现代公民之路”等褒扬之词从全面否定文革者的口中流向媒体，涌向网络。
拿宋彬彬“道歉”这件事来说，受害人卞仲耘之夫王晶尧先生已经用无可辩驳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还原了时为北师大女附中的付校长卞仲耘之死的真相，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而最后将其置于死地的，是另一位某前领导人的女儿，卞仲耘校长的遇害与某些人批准成立的工作组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们才是卞仲耘校长遇害的真正施害人。至于宋彬彬，并不是直接施害人。她现在的道歉，终于让善良的人们从事实的还原中看到了真相，看到了那些直接加害人依然盘踞高位的厚颜无耻!
上述的文革“道歉”者都是发自真心吗?非也!透过那些无病呻吟的所谓“道歉”的表象，我只看到隐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政治投机。假设今天还可以追究他们文革施虐的法律责任的话，如果被迫害者还可以行使民事赔偿权利的话，他们还会公开道歉吗?不会!根本不会!绝对不会!
表面上，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文革施虐而忏悔，实际上，他们既是为彻底否定文革而鼓噪，同时，也不排除其意欲全盘否定习总时下推行的官不聊生的系列新政埋下伏笔的可能，其文革“道歉”具有一箭双雕之功效。这不能不让人警醒啊!这个“道歉”，不仅是非常廉价的，也是极为险恶的。与其说是人性的回归，不如说是良知的全面堕落;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成熟，不如说是对群众运动和习总新政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拒绝!
为文革“道歉”的某些人，利用改革开放的制度缺陷，获得了普通人几辈子都无法实现的巨大财富。他们的这些财富，真的就是正当的劳动所得?真的就没有原罪?不见得吧?
这些先富阶层，为了长久地拥有这份财富，也为了彻底洗清其原罪，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通过全面彻底地否定文革，进而实现他们所追求的政治改革。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地长久享受这份具有原罪性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道歉的本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本来不想谈及文革，因为就时下而言，文革是个敏感词，很多人不愿正视，不敢正视，是他们心中一个永远的噩梦，但又不得不提及文革。凡凡是具有一点点实事求是精神的人，不会不认为文革是一场以民众力量整肃官场、整肃信仰、整肃执政行为的文化运动，是保证中国前行的航线永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就算文革有这错那错，但其矛头并不是对准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民不聊生，只有官不聊生。这一点上，文革就没错!
再说，就当时而言，中共中央1966年8月8日发表的《十六条》明确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些文革“道歉”者在文革期间违背党中央“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和《十六条》各项规定，对老师、对群众实施侮辱性批斗，甚至武斗，这能算是“文革错误”?这能把直接责任归咎于党的路线?
其实，文革期间也并非都是在打老师和武斗。全国有数千万红卫兵，百分之九十九没有“打老师”，若有百分之一的人“打老师”，那中国的老师就被打光了。相反，大家对那种错误的行为，始终是反对和抵制的，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时下，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文革，该怎么评价文革呢?愚以为，还是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南，因为邓小平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管是彼时的，还是此时的，都是其特色理论大夏的一砖一瓦，不能随意割裂。割裂了，就不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大夏，也就无所谓特色了。这才是邓小平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于文革，邓小平是怎么看、怎么说的呢?
文革期间，邓小平曾在《我的自述》中“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于1972年8月3日在托江青转给毛主席的信中这样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不管他当时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他复出以后如何忌讳文革，如何憎恨文革，如何否定文革，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并且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要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地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科学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第149页)。由是观之，理性地看待文革，科学地评价文革，并从中吸取有益于社会发展、有益于国力强盛、有益于民生提升、有益于信仰重构、有益于党的建设的经验，才是正道!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时下的一些歪嘴和尚，不是将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来学习，来宣传，来推行，而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人为地将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从而使邓小平的12个特色“预言”一谶成真!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文革的正当性和充要性吗?!
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左一个文革“道歉”，右一个文革“道歉”，就是没看见有人为亿万农民失地道歉，就是没看见有人为千万工人失业道歉，就是没看见有人为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道歉，就是没看见为那些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平民道歉，就是没看见有人为购买了一文不值的天文数字般的美债道歉，就是没看见有人为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道歉，就是没看见有人为尖锐对立的干群关系道歉，而单单只为文革“道歉”!你说，这文革“道歉”是不是一出闹剧?
当文字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妓女“宣誓”的景象。2009年2月14日，在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广州市“高危行为干预队伍”（请注意，这支队伍主要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领着40名妓女，在某酒店领着她们向社会举起那只沾满淫液的手宣誓：“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坚决使用！”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只见过有人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还从未见过共产党人带领妓女“宣誓”“天天都用安全套”！改革开放进入到这个程度，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这样说过，妓女“宣誓”，尽管不被人们广泛接受，尽管不被舆论全面肯定，但其所昭示的进步意义是明显的，因为改革开放需要妓女的觉悟，需要妓女的成熟，更需要妓女的理性。
按照这个逻辑，既然妓女“宣誓”都能粉饰成改革开放的理性，那文革“道歉”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从物质到精神转基因的最后疯狂！如果这样理解没错的话，文革“道歉”就和妓女“宣誓”有得一比，这二者之间，实在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常言说得好：“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低劣而愚蠢的文革“道歉”该休止了，因为如果让文革“道歉”这样的闹剧继续表演下去的话，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弄巧成拙。这叫什么来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