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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川普:中国在崩溃中(图)

原文链接:https://forum.iask.ca/threads/857985/

flashlight : 2018-09-13#1
新闻:《川普:中国在崩溃中(图)》的相关评论
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并无必须和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压力。美联社
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并无必须和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压力。昨天白宫经济顾问甫公布,川普政府已邀中国官员重新展开贸易谈判。
川普今天推文表示:“我们并无必须和中国签署协定的压力,他们才有这种压力。我们的市场蓬勃,他们的市场在崩溃中。我们即将获得数十亿税收,并在国内生产商品。”
反复邀请中国派人谈判,真是菩萨心肠。

未尝不可 : 2018-09-13#2
新闻:《川普:中国在崩溃中(图)》的相关评论反复邀请中国派人谈判,真是菩萨心肠。
库德罗说中国高层希望再谈,于是美国发出邀请,

swz678 : 2018-09-13#3
70岁的人了,一天不自我表扬就感到空虚无助?

梅西 : 2018-09-14#4
美国被他折腾完算了

awander : 2018-09-14#5
美国被他折腾完算了

可惜和天朝不一样,美国的事情由不得床铺折腾。

当年毛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7亿人任毛折腾。如今人口倍增,毛酋变习胖,但一样无人制衡。

梅西 : 2018-09-14#6
可惜和天朝不一样,美国的事情由不得床铺折腾。

当年毛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7亿人任毛折腾。如今人口倍增,毛酋变习胖,但一样无人制衡。
邓矮子也没有人制衡

awander : 2018-09-14#7
邓矮子也没有人制衡
所以方有六四。

默默耕耘 : 2018-09-14#8
床铺也不容易啊, 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贸易战拖下去的话, 两败俱伤,结果是无意中帮了普京一个大忙。

CCOYYOTEE : 2018-09-14#9
创普实际是个娘炮狗狗,叫得凶,并不敢下口。

j0n6dj2y2w : 2018-09-14#10
商人而已,无奸不商。

HL1384607 : 2018-09-14#11
猪的唯一权利就是践行“憨态可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三个基本原则,将“我爱我圈、猪在圈在”进行到底。
“看看吧,这叫什么?这就是的赤果果的对猪圈的别有用心加不怀好意!猪们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什么叫屠刀?那是猪们向伟大事业献祭的圣器。屠夫怎么了?他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一辈子为我们猪累坏了身体操碎了心。屠夫鞠躬尽瘁,我们猪死而后己,不行吗?建最好的猪圈,喂吃了肯定能长膘的猪食;为了后继有猪,还不时为我们配种;我们作为猪白吃白喝白住大半生连孩子都帮我们哺育了,我们必须懂得感恩;能向屠夫献祭是我们的荣耀……”
“说得好!猪们团结起来,粉碎任何企图抹黑屠夫、颠覆猪圈的丑恶行径!我提议,大家一起,把我们的圈歌《猪哈哈》唱起来:“我们的猪圈是花园,猪食的味道真香甜,敬爱的屠夫带领着我们,每头猪的脸上笑开颜。猪哈哈…猪哈哈…屠夫就是知心人!”

Lufluf : 2018-09-14#12
崩溃论就像大姨妈,一个月总要来一次,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中国人口庞大,工业体系健全,手握巨量外汇,贸易战,损失再大,也到不了崩溃的程度。 现在高度一体的全球市场化,贸易战,只有双输。

sz_jessica01 : 2018-09-14#13
我记得中学政治课本上写的: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毛瞎搞了那么久都还没有完全崩溃,只是到了边缘。要对习有信心!

zhuyyu : 2018-09-14#14
喜闻中国又奔溃了,就像北上广深的房价,惊闻又崩盘了,不知道辛苦存了5万刀,能不能回去买个一房一厅养老。

arkage : 2018-09-14#15
中國從歷史到現在,的確不乏漢奸走狗!!!,可是,歷史告訴我們,漢奸賊子沒有一個好下場的。

cryi7667 : 2018-09-14#16
天天崩溃论,国内人该咋过还是咋过,只要房价继续保值增值,大天朝人根本不在乎加几个关税。他太不了解中国了。而且别总是没啥事就反复谈判,拿出对加拿大的态度,直接干完5000亿,看看中共是否经济崩溃,别肉的吧唧。川普心里也清楚5000亿打完他也就没牌了,到时中共经济还是增长他就要下台了。他的牌只适合打加拿大墨西哥之流。5000亿对中国目前的体量无非就是打了个喷嚏。早10年这么做,中共经济真的没了么强,现在老美已经黔驴技穷。

oldbei : 2018-09-14#17
70岁的人了,一天不自我表扬就感到空虚无助?
这段倒主要不是自我表扬(当然床铺顺带也要自我表扬鸟一哈,这是他的习惯),这段更像是辩护,说俺莫软啊。俺一直硬着呢。

俺还是辣个判断,大家其实都不想真打贸易战,都是想比划比划,但结果却可能是真会打起来。用砖家的话来讲,现在还可以走回头路(即达成协议),但米国(因床铺的愚蠢及其手下干将的极端)可以走到莫有回头路的那一步(俺说米国,是因为在这场争斗中,米国是主导的一方)。

TYTS : 2018-09-14#18
邓矮子也没有人制衡
没人制衡也不妨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呵呵

oldbei : 2018-09-14#19
没人制衡也不妨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呵呵
希特勒莫淫制衡也不妨碍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呵呵。:unsure:

TYTS : 2018-09-14#20
勤劳使得中国具备了全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重视教育使得中国具备强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进步的潜力。
而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具备了全世界最完善的,无可替代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床铺以及他的粉丝们张张嘴就让中国经济崩溃了?

TYTS : 2018-09-14#21
希特勒莫淫制衡也不妨碍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呵呵。:unsure:
若中共祭出纳粹行为,不用五分们反华,自会遭到天谴

oldbei : 2018-09-14#22
若中共祭出纳粹行为,不用五分们反华,自会遭到天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谴要是管用,辣淫类的历史奏成鸟一部超级英雄大片鸟。

TYTS : 2018-09-14#23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谴要是管用,辣淫类的历史奏成鸟一部超级英雄大片鸟。
一个国家要崩溃,一定是内部产生质变的腐烂,外力不过是催化剂导火索而已
中共不等同于纳粹,希特勒更无法跟邓小平相提并论。你以为天谴是雷公电母发个怒吗,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当然,五分们会说中国将来一定会崩溃,我只知道,预言是对人类智慧最大的考验

oldbei : 2018-09-14#24
一个国家要崩溃,一定是内部产生质变的腐烂,外力不过是催化剂导火索而已
中共不等同于纳粹,希特勒更无法跟邓小平相提并论。你以为天谴是雷公电母发个怒吗,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当然,五分们会说中国将来一定会崩溃,我只知道,预言是对人类智慧最大的考验
嗯,腐烂不腐烂取决于从神马角度看。
ratinbroth.jpg

tototo : 2018-09-14#25
一个国家要崩溃,一定是内部产生质变的腐烂,外力不过是催化剂导火索而已
中共不等同于纳粹,希特勒更无法跟邓小平相提并论。你以为天谴是雷公电母发个怒吗,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当然,五分们会说中国将来一定会崩溃,我只知道,预言是对人类智慧最大的考验
那是因为第三帝国完蛋了,要不谁比谁更伟大还不一定呢.

TYTS : 2018-09-14#26
嗯,腐烂不腐烂取决于从神马角度看。
浏览附件508397
所以,谁也洗不了谁的脑,各自负各自的责任就好

TYTS : 2018-09-14#27
那是因为第三帝国完蛋了,要不谁比谁更伟大还不一定呢.
就其屠杀犹太人的行径,玩不玩蛋都不存在伟大一说

flashlight : 2018-09-14#28
库德罗说中国高层希望再谈,于是美国发出邀请,
这就是典型的菩萨心肠。

小雷音 : 2018-09-14#29
别打口水仗了,都等着看就好了,谁急谁先输了

awander : 2018-09-14#30
就其屠杀犹太人的行径,玩不玩蛋都不存在伟大一说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天绘自然 : 2018-09-14#31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出处在哪里?超过600万?照你看恐怕还活取器官了吧?(注:屠杀通常的含义为故意对人进行大量杀戮的行为)

你说你的观点我不反对,但是,意淫是该有个限度的,网络发言就可以胡诌八扯不负责任吗?

小雷音 : 2018-09-14#32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个事情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刚才google了一下,吓死我了,杀婴儿都可以最后不负什么责任

小雷音 : 2018-09-14#33
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出处在哪里?超过600万?照你看恐怕还活取器官了吧?(注:屠杀通常的含义为故意对人进行大量杀戮的行为)

你说你的观点我不反对,但是,意淫是该有个限度的,网络发言就可以胡诌八扯不负责任吗?
官方当然不说,其他出处你反正也不认,所以,一个都没杀

TYTS : 2018-09-14#34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家聊的是邓小平和希特勒类比,别没事老往文革上靠,邓小平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awander : 2018-09-14#35
人家聊的是邓小平和希特勒类比,别没事老往文革上靠,邓小平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我聊的是希特勒和共产党,你管不着

TYTS : 2018-09-14#36
我聊的是希特勒和共产党,你管不着
共产党走的路并非一成不变,否则不会有拨乱反正之说
你就一神经病。还是不轻的那种

awander : 2018-09-14#37
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出处在哪里?超过600万?照你看恐怕还活取器官了吧?(注:屠杀通常的含义为故意对人进行大量杀戮的行为)

你说你的观点我不反对,但是,意淫是该有个限度的,网络发言就可以胡诌八扯不负责任吗?

叶剑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数:骇人听闻空前绝后(图)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斗、批斗、法外监禁和大规模屠杀造成的死亡, 根据目前的资料,死亡人数至少200万。大规模屠杀包括: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云南沙 甸事件。这些屠杀都是政府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组织实施的,这些大屠杀的死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云南 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清真教的回民。据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166][167]

国外有人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68]。仅广西一地,官方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官员私下承认的是15万人,民间观点则高达50万。

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169]

tototo : 2018-09-14#38
叶剑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数:骇人听闻空前绝后(图)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斗、批斗、法外监禁和大规模屠杀造成的死亡, 根据目前的资料,死亡人数至少200万。大规模屠杀包括: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云南沙 甸事件。这些屠杀都是政府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组织实施的,这些大屠杀的死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云南 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清真教的回民。据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166][167]

国外有人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68]。仅广西一地,官方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官员私下承认的是15万人,民间观点则高达50万。

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169]
30万,50万的对天朝来说实在不算啥。五毛会来告诉你美帝死的更多。

tototo : 2018-09-14#39
骇人听闻的屠杀孩童事件
(2012-01-02 1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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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文革
历史
道县
武斗
屠杀
强奸
群众
运动
文化
分类: 历史参考
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广西武宣、宾阳等县大规模分吃“阶级敌人”事件等惨绝人寰的血案,都有很多无辜的孩童成为受害者。
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大辛庄在1966年8月31日一个晚上就杀了一百多个无辜生命,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孩童,最小的才38天?对婴幼儿手段尤其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把一个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两半……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文革重灾区湖南道县大屠杀灾难中的屠幼惨案:
1967年夏末,湘西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道县大屠杀真相开始曝光: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
…………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按成分来划分:五类分子3576人,五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
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有个大队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12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很多五类分子的家庭被杀绝。
第一个被杀绝灭门的是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家。她是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罪名是“企图组织反革命暴动”?为首凶犯原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
用锄头棍棒打死钟佩英后,红色凶手想到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不如“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活活打死。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每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区政府所在地蚣坝公社公社就杀了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命令民兵将21个“阶级敌人”押到葫芦洞岩洞口边,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屠杀完青壮年后,接下来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蚣坝公社党委书记下达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
于是三十多个孩童在棍棒驱赶下上了路,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在行凶之前,何兴盛向31个孩童进行了革命训话:“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就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小的才56天……
顺便说说这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6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4人!
那天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此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37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56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
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
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然后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桥头乡桥头村生产队周队长在收工时,指挥十几个壮劳力把正在田间弯腰劳作的周文楝、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一家三口推进了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然后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
解决完一家三口后,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楝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赶回村抓来8岁的周大妹和两岁的周小弟。周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当晚,周文楝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1967年8月26日深夜,道县蚣坝中心小学女教师周军如带着三个孩子睡了,半夜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她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
她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他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这批“阶级敌人”在当晚将踏上死亡之路。
临行前,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于是又转回去把蒋汉镇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拖来了。
那晚天黑的不见锅底,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周军如的手被绑着,她那6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8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
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
接下来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这群“死刑犯”。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周军如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她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然后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她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她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她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6岁小女孩的哀求……
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
接下来的七天,周军如的三个孩子都在饥渴上悲惨地死去。
林海死前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
一个8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五内俱焚啊!
9月1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周军如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9月3日,周军如被她的学生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所救。
贫下中家不仅仅屠杀孩童,甚至于连腹中未出世的生命也不放过?
下蒋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七八个汉子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陈高肖的父亲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在迎接解放军进城时立过功,)乱棍打死。贫农出身的妻子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
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后,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实施轮奸。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
女人当时身怀六甲,为了保护腹中的小生命,她屈从了这群民兵的兽欲,只是央求:“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
这群号称清一色贫下中农的禽兽名单如下: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当女人满足完那些衣冠禽兽的兽欲时,腹中的小生命很快就流产了。
19岁的唐水兰再过一周就要做母亲了。因为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押送她的两个民兵在半途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
二十多岁的张天沙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接下来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人是公社的基干民兵;女人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上过中学,能歌善舞。
1967年8月26日,女人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然后被送回家中接受审判。
贫下中农出身的丈夫竟然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
女人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
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
一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他叫胡茂昌,一个臭名昭著的泼皮无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瞧不起。
可他在那疯狂的年月成为人敬人畏的“革命英雄”?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自告奋勇充当刽子手。
刚开始民兵对乡里乡亲的熟人不忍下手,胡茂昌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
胡茂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胡茂昌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
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还没等书记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
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没气了。
胡茂昌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5元。
…………
屠杀孩童的不仅仅是道县,整个零陵地区在1967年夏末都成了无辜生命的屠场。
1967年8月18日,宁远县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随后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窝里的弯子里村瞬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
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
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
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
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孩童一个不留。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下面看看文革凶手的屠杀逻辑:
1967年8月17日上午,蚣坝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在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向从全区各赶来的生产队上上干部训话: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
“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
…………
那些制造策划屠杀的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忏悔过认罪过,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一抔黄土。
当今中国相当一部分普通国民误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斗官杀官”?各位搜索一下道县大屠杀的死难亡灵,看看他们当中有几个是官?大屠杀惨案中的绝大多数死难者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五类分子等弱势群体和有点正义感勇于说真话的贫下中农。

tototo : 2018-09-14#40
1966年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
导读: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一、大兴县大屠杀的背景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把有 “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暴力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831”事件:杀尽“黑五类”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 “831事件”。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这天。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而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 “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三、“革命行动”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 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暴力主张,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谎言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 “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杀!霸占“黑五类”的妇女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计98人。98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2000年3月20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 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

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和“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 “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他说,67年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付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49 至63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63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绝对逃脱不了厄运。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55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为的是能不还。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结束语

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逐步解开这个迷团。

tototo : 2018-09-14#41
张博树:文革屠杀与纳粹屠杀:一个尝试性比较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53340
(本文系为2016年6月即将在美国加州召开的文革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现征得会议组织方同意,先行在网络发表,特此说明)
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事件,几十年来,关于纳粹屠杀的报道、研究书籍多得数不胜数,在世界各地,也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纳粹屠杀纪念馆。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屠杀远没有得到世人应有的重视,有关的研究资料也很有限。[1] 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今年(2016)是文革发动50周年。本文试图对文革期间(特别是初期)发生的屠杀和纳粹屠杀做一比较,以反思这段历史,纪念50年前在那场运动中无辜遭戮的冤魂。
从政治学和历史学角度言,“比较”本来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概念,漫无边际的“比较”会被视为学术的失范或不严谨。比较的前提是存在着被比较对象的某种同质性,正是这种同质性使外表上看上去很不相同的事件或现象成为可比较的。就本文而言,“屠杀”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同质性,都是强者对并无反抗能力甚或反抗意识的弱者的屠戮。[2] 同质性还表现在相似的政治制度环境:没有极权主义(左的或右的极权主义)及其疯狂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屠杀也不可能发生。但70年前纳粹德国的屠杀和45年前中国文革的屠杀仍然有着具体背景、施害对象、发生机理、规模范围、行为者动机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探讨这种不同,也是比较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笔者视本文的工作为尝试性的,希望它能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比较研究贡献绵薄。
本文将包括如下部分:基本史实;屠杀的“理由”:种族理论(纳粹德国)与阶级斗争(中国);导致屠杀的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屠杀与极权主义制度的关系;如何面对历史的罪恶。在每个部分,本文都将着力研究、比较纳粹屠杀和文革屠杀的异同,最后一节反思两个民族在面对历史罪恶时的不同反应,以期强调本研究的当下意义。
基本史实
纳粹屠杀的基本史实早已大白于天下,这个主要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引起全世界的震惊。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1960年出版《第三帝国的兴亡》时,引用纳粹战犯的口供和一些档案材料推出,仅奥斯维辛一个集中营,被毒气室残杀和冻饿、孽待、枪杀致死的犹太人及俄国战俘,就高达百万人或更多。[3] 德裔美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在较为晚近的研究中,称被杀害的犹太人大约在500万至600万之间。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应该是:波兰,近300万;苏联,近70万;罗马尼亚,27万;捷克斯洛伐克,26万;匈牙利,超过18万;立陶宛,近13万;德国,超过12万;荷兰,超过10万;法国,7.5万;拉脱维亚,7万;南斯拉夫,6万;希腊,6万;奥地利,超过5万;比利时,超过2.4万;意大利,0.9万;爱沙尼亚,0.2万;挪威,不到0.1万;卢森堡,不到0.1万;但泽,不到0.1万;总计约511.3万人。[4] 在绝大多数场合,这些屠杀都是以集体形式进行的。
中国文革期间的屠杀在本国公众中发生,主要针对“四类分子”(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及他们的家人。[5] 其中最典型者如湖南道县发生的集体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36个公社有4519人被杀,其中有些被满门灭绝。[6]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发生了大量因迫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屠杀(即故意成批杀害任何施害人所认定的团体及其人员)[7]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约在1997年,海外华裔学者丁抒在《开放》杂志发表有关文革死亡人数的长文,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两百万左右。他的基本分析是:“1966年红色恐怖杀人10万”,“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人”,“武斗一年死人30万到50万”,“50万人以上死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20万左右。加州大学学者苏扬则根据1987年以来中共公开出版的1520种县志中的文革死亡数字,又使用可靠的、可以找到的“内部档案”和回忆调查加以对照分析,推断出这些公开的县志中有意隐藏和删略的“非正常死亡”的数学概率,借助电脑分析得出结论: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8]
无论纳粹屠杀造成的死亡规模还是中国文革期间包括集体屠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的规模,都是惊人的。当然,有一个重要区别需要指出:纳粹屠杀来自最高层决策,是执政当局对他们认定需要消灭的群体有计划、成系统的屠杀,中国并非如此。
在纳粹德国,从1939年开始在德国国内实行的、旨在“清除德国基因库里不完美东西”的“安乐死计划”,到1941年后在整个德国占领区实施的种族隔离、集中营化和臭名昭著的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是整个国家机器精密设计、运作的结果。希特勒本人签署了实施安乐死计划的方案,它的执行中枢是元首的私人总理公署,这个机构与一大批德国高等学府的科学家及最优秀的医生合作,去甄别全德国有残疾的儿童和成年人,然后从肉体上消灭他们。[9] 用毒气成批杀死受害者这种“高效”的杀人模式,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明的。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德国占领区的扩大,这种工业化、科技化、大批量“生产尸体”的罪恶行径被进一步推广,成为残杀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俄国人的主要手段,而其决策和高效的执行力则直接来自希特勒及其党卫军和纳粹德国政府。1942年1月,纳粹在柏林万塞湖的一个别墅召开会议,商讨杀掉欧洲犹太人的技术细节,除了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头头外,内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总理公署、党政公署、帝国行政局的官员通通与会,所以“万塞会议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最终方案的开始”,而且在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政府团体——并非仅仅希特勒和其纳粹党卫军——认可了最终解决方案,并制定出实施的程序和方法”。从那以后,“德国国营铁路公司的火车开始忙碌起来,全然不顾恶劣的天气、盟军的轰炸和国防军的需要”,“犹太人像牲口一样被赶进货车里,运往奥斯维辛、贝乌热茨、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这5个东部的灭绝集中营”。“到1942年春季为止,这些集中营已经配备好了一天可以处理掉2.5万人的毒气室”。[10] 可以说,灭绝犹太人不仅是第三帝国的罪恶,而且直接表现为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国家机器的罪恶,是这个政权直接策划、运筹、指挥了这场耗时数年、遍及本土和东部欧洲、空前规模的屠杀。
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一般而言,文革中发生的集体屠杀,是局部性的,多发生在地方县以下区域,屠杀的煽动者、指挥者多是低级(县、区、公社)人民武装部的军人、或刚刚建立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里当然有“国家机器的责任”,但国家机器的代表者首先是这些区县级低级官员。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类事件的消息一传到上面,当局就会派领导或部队干预。例如,在北京郊区(大兴)最早发生的集体屠杀事件中,有个县领导五次赶往马村制止杀戮。与他一起做工作还有北京市政府的官员。在最严重的湖南道县集体屠杀事件中,省政府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前去制止杀戮。”这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县的杀人潮只出现过一次,这说明它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某种外部限制。有理由断定,中央和省一级发布的官方政策有助于阻止集体暴力的升级。”[11] 不过,也有例外。文革中的内蒙古曾发生长达17个月、范围遍及全自治区、且由自治区革委会主要领导直接发动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事件,这就是以抓“内人党”为名的所谓“挖肃运动”。1980年6月25日自治区政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文革中共挖出“内人党”346220人,刑讯武斗致死16222人,致严重伤残87188人。[12]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政权之罪。考虑到内蒙“挖肃运动”获得毛泽东和中南海的批准,如此惨烈的后果,称之最高执政者之罪、国家之罪也不为过。但是,这和纳粹直接由最高行政当局策划指挥、以犹太人肉体消灭为目标的大规模屠杀仍然有别。事实上,正是毛本人对内蒙古“清队扩大化”的批评,才终止了疯狂的“挖肃运动”。[13]
可能正是因为文革屠杀现象的局部性、低层级性和相对而言的短促性,使它看上去不如纳粹屠杀那么震撼。但由此却引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并非最高执政当局授意、甚至并非最高当权者本意(毛并非以杀人为目的才发动文革)的情况下,中国何以可能死了那么多人?杀人的理由何在?又是通过什么机制进行的?
屠杀的“理由”:种族论与阶级斗争论

就纳粹而言,屠杀的“理由”很简单:犹太人和其他“低等种族”的人是人类的渣滓,不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们在玷污人类,玷污“高贵的种族”,所以必须除掉。这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希特勒本人是一个种族主义狂。据费舍尔的研究,有3个东西构成希特勒认知世界的“坚硬基石”: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共主义、反犹主义。[14] 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相信强者的力量决定一切,其中掺杂着德意志传统中军国主义的要素;反共主义部分地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因为在这个纳粹独裁者看来,社会主义对弱者的同情本身就是荒谬的,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虽然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的半流浪生活恰恰是典型的弱者生活,但他却没有倒向左派;至于希特勒疯狂的反犹主义,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研究,有人讲,“尽管我们对希特勒的医学的、智力的和社会背景的所有可资利用的材料进行了分析,从中获取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满意地解释他的反犹太主义”。[15] 也许,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更多地植根于意识形态信念,而非个人经历;也许这个大独裁者本身就有重大人格缺陷,这种缺陷导致偏执狂和各种荒诞的怪想。无论如何,在青年希特勒那里,犹太人已经是社会所有消极面的一般代表,他们代表着污秽、肮脏、狡猾、贪婪、乃至阴谋。“犹太特性是一种内在的恶魔,是一种需要净化的毒药,是一个需要驱除的魔鬼”。1918~1919年巴伐利亚爆发的左翼革命,在希特勒看来是“由低等种族发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领导人大多是犹太人,正是他们,成为苏维埃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阴谋”的代理人。[16] 这样,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又和反共主义扯在一起,反共不但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还得到反犹意识形态的支持。代表德国政治光谱右翼的纳粹党的产生、崛起、执掌政权及最终对魏玛共和体制的颠覆,就是在这个背景上一步步发生的。作为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固然要雪耻,雪一战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耻辱;但作为种族主义狂的希特勒,他的抱负并非仅限于此。希特勒1939年发动二战、特别是1941年执意进攻苏维埃俄国(一个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包含着帝国扩张、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三重意图,其中,种族主义是核心性的:他不能容忍一个低等种族(斯拉夫民族也是“低等种族”)占据如此广袤的土地而挤压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他也必须摧毁臆想中的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合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军铁骑突入东欧和苏联境内后,党卫军紧随其后,对新的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共产党人、斯拉夫族及它“低等种族”的知识分子全力追捕、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并通通绞杀的原因所在。希特勒自认为是在清除“人类的渣滓”,以便建立由雅利安人主导的“千年盛世”。这个动机解释了纳粹何以疯狂至极。二战期间的日本也是疯狂的,包括对珍珠港发动突袭这样的自毁举动。但日本至多是想让亚洲人都变成日本人,而希特勒是要从肉体上消灭雅利安人种以外的所有“低等”人种。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纳粹主义远比日本军国主义更邪恶。
纳粹屠杀是疯狂的种族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个杀人逻辑是清晰的,又是简单的。与之相比,文革屠杀的逻辑及其呈现形态却要复杂得多。
人们都知道,文革杀人通常以“阶级斗争”为名。但在共产革命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包括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整套左翼激进理论却本来缘于一个高尚的救世动机,即结束“人剥削人的制度”,让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换言之,共产主义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救人,虽然救人的前提是区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由此引出“剥夺剥夺者”的结论),救人的方式亦充满暴力假设(所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去世后,第二国际思想家部分修正了阶级斗争理论中暴虐、幻想的成分,但更年轻一代的俄国革命者(以列宁为代表)却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暴虐成分并将之实践化,这就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铁血专政。在这个专政下,一切有产者阶级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天然敌人,对他们的镇压天然有理,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从肉体上消灭他(她)们。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建立的政权本来继承了这个逻辑。这就是我们在1950年代初土改、镇反等运动中看到的东西。但文革却有其特殊性。从直接目标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所向并非传统的“阶级敌人”,而是“新生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既是列宁、斯大林铁血专政的继承者,又是激情满怀的乌托邦幻想家。他不满意斯大林式的官僚特权社会主义,对共产党自身的蜕变充满忧虑。文化大革命被宣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本来意味深长,包含着一个独裁者试图在有生之年重振这个党、甚至不惜打破坛坛罐罐、重构政权体系的冲动,但毛把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说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乃至最新形式,尤其是把“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理解为传统“阶级敌人”的腐蚀所致,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知道,“四类分子”在共产革命意识形态中,已经由于其出身而天然地被妖魔化,似乎他们对无产阶级政权充满仇恨,“时时要变天”;这些昔日的有产者、如今的政治贱民作为“新生资产阶级”的腐蚀者则再度被妖魔化,据说他们惯于使用“糖衣炮弹”,用金钱拉拢腐蚀共产党的干部,让共产党的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以便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印把子”。总之,这是双重的妖魔化,既有“剥削阶级”洗不掉的原罪,又有腐蚀共产党的新罪,二者都是要“复辟”、“变天”,从共产党手中“夺权”,“让劳动人民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这套“理论”的臆想性、荒诞性,但当年却是任何人不能怀疑的伟大真理,它曾经深入人心,深入中国人的骨髓。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文革时代的杀人,包括红卫兵对自己老师的屠戮,也包括大兴、道县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集体屠杀。
比如,北京郊区大兴的屠杀是这样开始的: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大辛庄公社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召开会议,会上传达了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据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 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17]

这样的“敌情”观念同样见之于道县屠杀,同样构成道县屠杀的直接起因。1967年8月2日至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抓促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这个会又被研究者称为“杀人的动员大会”。县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在会上说——
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阶级敌人活动十分嚣张,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战争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乱砍乱阀、纠纷武斗、劳力外流、投机倒把,对这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六区在这方面做得好,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革命生产有起色。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促进生产发展……[18]
随后不久发生的道县两派武斗、其中一派到县武装部抢枪的事件,更被另一派解释为是要搞“反革命政变”,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个另一派又与道县人武部门关系密切,于是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各区、各公社以打击阶级敌人、捍卫红色江山为由的大屠杀就此开场。
寿雁区首开杀戒,共杀535人(自杀97人),其中,枪打241人,刀杀155人,沉河13人,炸死7人,活埋6人,棍棒打死15人,绳子勒死1人,其它方法致死97人,灭门12户。
当时,全县普遍流行“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传言。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19]
在此,我们目睹了红色恐怖形成及层层加码的典型过程:首先是营造“白色恐怖”,这个“恐怖”当然是施害人自己制造的、臆想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四类分子”要造反的事,作为政治贱民,他们躲事还躲不及呢!其次,这种想象的恐怖会作为事实的恐怖发挥动员作用,令施害者实施恐怖,向“阶级敌人”开刀。在这个过程中,杀人被理解为“革命行动”,不出来革命(杀人),就是对阶级敌人的“妥协”,就是对革命的背叛。这个充满高大上的阶级斗争逻辑使施害者正义满满,理直气壮,也使被害者形如羔羊,任人宰割。这就是文革集体屠杀屡屡发生的真正背景,也是这个屠杀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再说一遍,文革本来并非以传统的“阶级敌人”为目标,“四类分子”们至多是陪绑;但恰恰由于他们的政治贱民身份,恰恰由于他们被赋予“要变天”的罪名,反倒成为文革中被迫害最惨烈的群体,成为文革中集体屠杀的对象。
所以,纳粹是种族主义杀人,中国是“阶级斗争”杀人。而毛泽东是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的中国最高独裁者。不管毛发动文革有多么复杂的动因(关于这个问题至今仍充满争议),仅仅是他一直坚持对传统“阶级敌人”的定性,又把“新生资产阶级”和传统“阶级敌人”扯在一起而赋予其新的罪名,就已经决定了政治贱民们在文革中的命运。面对文革上百万无辜死难的冤魂,毛泽东难辞其咎。虽然毛不是文革各类集体屠杀的设计者、决策者,他甚至并不乐见这样的屠杀而屡屡制止之,他仍然要对文革中的一系列杀人事件承担最终责任。
导致屠杀的其他社会-心理因素

从屠杀的执行层面看,无论在纳粹德国还是在文革中国,施害人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或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信奉,都是屠杀或迫害行为的重要动因。正因为相信犹太人有个“惊天的阴谋”,或者相信“阶级敌人要变天”,想象中的恐怖才可能作为真实的恐怖发挥作用。但这只是理解屠杀行为的一个因素,尽管十分重要。鉴于纳粹屠杀和文革屠杀均极为惨烈,手段残忍,远超出人类的伦理标准和通常想象,人们自然要问,是什么力量、什么心理机制和动力机制把普通的士兵或医务人员(纳粹德国)、公社干部或一般农民(中国)变成了杀人狂、迫害狂?
费舍尔的见解是,在纳粹施害者群体中“包含一些真正的信徒,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灭绝(犹太人)是拯救民族的途径之一,这一意识形态正是纳粹领导层思想的体现,也为大屠杀机制的运作提供了动力”,但“也有其他一些人参与到大屠杀当中去,是因为这有利于他们仕途的升迁或可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通常都是以上种种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股驱动力”。[20]
费舍尔具体分析了几类人员:首先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官僚,他们排出铁路时间表,收集数据,起草反犹法规,或是从事驱逐犹太人的具体工作,虽然他们并未亲眼看到枪杀和毒气攻击,也没有看到最终结果——堆成山的尸骨。然而,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结果吗?“这些人将事业和个人野心置于道德良心之上,很快就融入新的种族政府,为了证明自身价值而急切地去完成下达的一切指令,不论它是多么地不道德。一些人表现出良心上的剧痛,可绝大多数人心地坦然。”[21] 其次,那些直接参与大屠杀的毒气专家、医生、党卫军军官和集中营的管理人员,他们又是怎样的呢?有学者认为,在从事屠杀“业务”的专业人员中,存在着“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现象,一个自我(冷血杀手)和另一个自我(技术精湛的医师、有家室的男人或尽职尽责的雇员)可以并行不悖,相安无事。甚至“在医生行业中,将大屠杀的伦理观念作为民族自我清洁的救赎手段而在思想上加以吸收的情形非常普遍,他们把谋杀说成治愈的过程,坚持认为如果日耳曼民族要生存,另一民族就必须灭亡。”[22] 党卫军军官、跟随占领军进入波兰俄国的特遣部队成员以及集中营管理者,均受过严格的纳粹训练,在认知层面大概和那些医生并无二致。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有希望凭借“出色的工作”而得到升迁的小算盘。最后,还有一类人必须提及,那就是同样参与了直接屠杀的普通德国民众,据说这样的德国人超过10万,且大多数是自愿的,而非强迫。[23] 第一次杀人(特别是去杀明显的无辜者)自然会感到不适。费舍尔的书就记载了德国第101预备警察部队跟随特遣部队进入屠杀地区后的情形,预备警察部队的成员大多是有家室的中年男子,来自社会底层,文化程度不高,当他们被要求向被围捕的1800名犹太人中的妇女和儿童开枪,将他们就地处死时,许多士兵感到难以胜任如此沉重的任务。但除了个别人抗命外,大部分人还是开了枪。从遍地脑浆和鲜血的森林返回驻地后,很多人仍然心情沮丧,靠大量饮酒或不停地抽烟缓解心理压力。然而,当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杀人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文明的禁忌已经被粉碎”,普通农民已经变成了刽子手。他们甚至开始炫耀自己在东部战场的“战绩”并视为光荣。[24]
中国文革屠杀的煽动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其行为当然有着和纳粹完全不同的背景。在干部中,狂热地信奉阶级斗争逻辑、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在捍卫红色江山的,自然大有人在,但还有很多更具体的行为动机要纳入检视。比如,在两派正在武斗的情况下,对立的各派往往都要借助大事声张的“革命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像道县得到武装部支持的那一派组织“红联”,原本是旧政府的班底和同情者,在武斗中失利后,其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其革命性和正统性需要得到证明,四类分子就被理所当然地推上了祭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也没有比严惩四类分子更轻而易举和没有风险的了。”[25] 另据研究,有不少集体屠杀发生在文革第二年各地着手建立新的地方政府、解散群众组织之际。毛泽东在1967年底号召“革命大联合”时,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已开展了一年有余。地方政府已经解体,群众可以随意成立组织参与夺权斗争,群众组织的街头武斗遍地开花。在此情形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让群众组织服从命令,尤其是解散群众组织并解除其武装,是一项难乎其难的任务。这时,以“阶级斗争”为名,去镇压不听话的群众组织,也好使得很,而在这些场合,国家的地方代表把“阶级斗争”变成了恐怖统治,所以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屠杀。[26]
那么农民的杀人行为呢?在文革中,大量的集体屠杀发生在农村,参与集体屠杀的主力,往往是农村中的青壮年,出身好,党团员或者积极分子,有不少是基干民兵,也有一般群众。可以想象的是,在村子里杀熟的不能再熟的乡邻,哪怕他(她)是地富分子,也会有心理障碍,有人质疑:“杀一头猪还要批个条子”,“要确认上头开口,才可动真的”。但一旦杀戒打开,就像开闸的水,一泻而下,再无阻碍。杀人的动机也五花八门,有自告奋勇杀人以示进步者,有借助杀人了结私人恩怨者,也有只是为了挣钱而去杀人者。道县唐家公社唐家大队杀人最多,该大队有一个叫雷康古的杀人凶手,一口气用马刀砍了36颗人头,一举夺得全县的杀人冠军。文革后调查人员发现这个情况有浮夸,杀了36个人是雷康古自己吹出来的,经逐一落实,他只杀了18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是为了多领“手续费”。当时道县杀人是有报酬的,每杀1人给手续费2~5元不等,也有记工分、发实物的,如稻谷20斤或30斤。唐家大队比较富裕,手续费相对高一点,每杀1人给5块钱。据说雷康古这一天就赚了180块钱。[27] 更有邪的,同样在这个大队,还发生过以夺妻为目的的杀人。该队有一个23岁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贤,人比较老实,从来不说多话,干活也肯卖力,杀人时,生产队干部说:“这个就不杀算了。”照理说干部开了口,应该躲得过这一劫,但其妻长得不错,劳动力也好,属于“白天累得,夜里×得”的那种女人,惹得好些人眼红。一个名叫熊天苟的贫农老光棍看中了她,坚决要求镇压胡祥贤。此类杀人夺妻(或夺女)案,在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而唐家大队这起杀夫夺妻案的戏剧性在于,就在熊天苟美滋滋地准备当新郎官时,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两个程咬金,两个也都是贫农的光棍跟他争,都要娶胡妻做老婆。熊天苟大骂“这两个东西比蒋介石还要坏,杀地主那刻他们躲在鹅毛山(峨嵋山),怕死不革命,这刻要分胜利果实了,跑下山想偷桃子!”争执不下,差一点打起来,熊天苟气不过,干脆一刀把女的也杀了,免得三个人争起来伤了阶级感情。[28]
无论在纳粹屠杀还是文革屠杀中,还有一种现象不能不提,那就是故意孽待、羞辱、折磨被害者而施害者竟然无动于衷甚或以此为乐。这涉及与“人性”有关的更深的哲学问题。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体实验是例证之一。纳粹科学家用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或俄国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体试验,比如人体冰冻试验、高空反应试验、饥饿试验、绝育试验,等等。当囚犯们在极度的痛苦中尖叫、扭动、呻吟时,医师们只是神情漠然地观察被实验者的状态,记录他们的反应,直至被实验者被折磨致死。[29] 这种情形让我们想起了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二战期间,这支部队在中国东北从事生物细菌战研究,也进行了大量人体试验,至少数千中国人惨死于此。让人震惊的是在试验过程中杀人者的冷漠、麻木,似乎他们面对的不是自己的同类,而只是试验用白鼠。
当然,无论集中营里的纳粹医生还是日本731部队的试验员,可以说他们还是在“执行公务”,而文革屠杀中一些杀人者拿杀人取笑的做法,更令人怀疑他们还是不是人类。大兴北臧公社马村是大兴惨案中最早进行屠杀的村庄之一,大队书记李恩和就是这样一个杀人取乐的屠夫,以致后来被人称为“屠户”——
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他们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然后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则是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30]
读者会震惊,这些普通的中国农民怎么竟会如此兽性,残忍而又歹毒?意识形态的、一般社会背景方面的因素似乎都不足以解释这样的“恶”从何而来。那么,它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物种与生俱来的某种原始性存在?事实上,人们试图从科学和哲学层面去揭示它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很久。1960年代初,耶鲁大学的学者斯坦利·米尔格玛做过一系列实验,结果证明有相当数量的受试者在接受合法的权威指令后,倾向于将痛苦和残暴施加在别人身上。1971年斯坦福大学做的另一项试验(津巴多试验),也证明人们扮演的角色会影响他们的社会态度,“强大”的角色会自然导致对“弱小”角色的攻击。[31] 再往前推,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依德早就把人类的“本能”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起到保存及统一作用的本能(所谓“爱的本能”或“生的本能”),另一种是起到破坏作用的本能(所谓“死亡本能”),后者会把生命引向原始状态。而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甚至专门写过一本《论侵犯》的书,认为“侵犯”作为一种本能广泛存在于动物界和人类社会。“具有强烈破坏性的侵犯力量,到现在还是人类遗传的一种邪恶本质;这种强烈的破坏性很可能是同类淘汰竞争的结果……”。[32]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推测有深刻的进化论乃至哲学人类学根据;但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类是发展的,文明的社会进化本身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去遏制潜伏于人性中的原始之“恶”,使它仅仅处于潜伏状态而非现实状态。这就是文明的进步,也是人性的进步。[33] 换言之,一旦人性中原始“恶”的潜能被激发出来,开始发作,开始咆哮,甚至成为某种集体性癫狂,一定是社会机体发生了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原则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问题。这正是本文下一节要讨论的——
屠杀与极权主义制度的关系
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是20世纪人类的可悲产出。一般来说,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主义被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两大主要代表,一个是右翼极权主义,一个是左翼极权主义。它们共同的特征包括:单一执政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实施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垄断大众传媒、消灭一切独立组织、对经济活动的国家控制。阿伦特研究极权主义起源的著作十分有名,其实,这位政治哲学家笔下的极权主义是过于浪漫化的,充满存在主义式的背景描述和有关运动目标的过度的形而上想象。[34] 我个人更欣赏也更注重对极权主义的历史主义考察。极权主义包含一些近似的原则,但极权主义制度更是具体历史场景中的存在和流变。关于这种制度的批判性抽象本来要以对具体制度形态的深刻辨析为基础,而不是相反。就本文主题而言,这样的考察也有助于理解屠杀何以只能发生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中。
至少可以列出以下诸条作为德国纳粹制度产生的具体背景和最重要条件:第一,战争的失败和被制裁给这个民族造成的巨大刺激,而这个民族本来极为骄傲,自认为有一个辉煌的历史;第二,魏玛共和体制的缺陷给独裁政治提供了理由和生长的基础;第三,灾难性的经济环境也在呼唤强有力的改变;第四,19世纪后期以来德意志民族一部分人中的种族偏见特别是恐犹主义偏见在一战期间和战后迅速集聚、提升。
希特勒是在这个背景上出现的。以上四个方面都有助于、并事实上推动了希特勒和纳粹的成功。当然,使纳粹大屠杀成为可能,还须补充如下三点,它们都是在纳粹获得政权后大力实施的,也都充分体现了纳粹的极权主义特色:
首先,元首崇拜。在第三帝国,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极权制度有着把独裁者个人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的本能和体制性阶梯。希特勒自己也把自己视为永远正确的教皇(据说希特勒对罗马天主教会还算尊敬)。在反犹问题上,一个前维也纳流浪汉和普鲁士军团低级军士的疯狂臆想竟成了整个国家的集体目标,除了这个独裁者天才的鼓动本领外,制度性地营造对领袖的崇拜也是不可缺少的。而这又涉及到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色,那就是对大众的彻底洗脑。“纳粹设计了独特性的仪式以击溃个体性,包括行军方阵、群众集会、使公众对旗帜和制服产生崇拜、公共纪念会、无处不在的纳粹式敬礼。当然,最著名的是精心安排的群众集会,经常安排在晚上,元首或其他纳粹领导人向规模不等的群众发表讲话。通常安排的火把游行使个体的差异融化到集体的和谐之中。”[35] 这些体现法西斯主义美学、充满诱惑又令人激动的仪式性安排只是纳粹洗脑的手段之一。纳粹时代的国民教育同样是洗脑的重要工具。传统的德国教育本来就有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因子,崇尚忠诚和服从,纳粹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浓重的种族主义内容。学科教育也彻底地纳粹化,德国历史在相关历史课程中就受到无耻的歪曲,以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需要。[36] 还有臭名昭著的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它的使命就是使民众“在精神上完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最终彻底地臣服于它,永远也不逃避它”。[37] 作为第三帝国真正的创造性天才,戈培尔使纳粹宣传部成为系统制造谎言的最大工厂。就其反犹主义宣传而言,戈培尔成功地做到了两点:制造敌人,制造仇恨。那些科学家、医生、监狱管理者、直至参与屠杀的普通德国人,都是这个洗脑生产线上的产品。人类之“恶”,那个神秘的原始杀戮本能,也正是借这条生产线,被激活、膨胀起来的。最后,第三点,大屠杀之所以可能,还必须仰仗纳粹国家机器的组织效能和手段。希特勒上台后,迅速瓦解了原来的魏玛共和体制,用独裁的元首制和纳粹一党制取而代之,而原来那些“非政治化”的政府公务员也很快学会了如何臣服新主子并与之合作。希特勒还有一个可以信赖的鹰犬:党卫军,就组织建构而言,党卫军可谓“国中之国”,它只听命于元首钦定的人(希姆莱),既发挥秘密警察职能,监视纳粹国家机器的运转,监视可能的异议者,同时也把眼睛盯紧犹太人,所有针对犹太人的罪恶几乎都是通过这个组织实施的。本文第一节的叙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1949年建立的制度原则上遵循了斯大林主义,包括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排他性意识形态,对媒体的垄断与操控,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红色中国也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延伸。但真正成为中国共产极权经典形态的并不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主义,而是毛泽东独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领、以“继续革命”为特征、在文革中得到全面展现的动员式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
有两样东西,毛泽东式极权主义和纳粹极权主义相当吻合,那就是领袖崇拜和洗脑术。说起来,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比希特勒有资本得多。希特勒只是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借助战后的混乱迅速崛起,而毛是一个在革命斗争中打拼了几十年的枭雄,他的威望有战争年代血与火的经历作为基础。毛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此即“天地君亲师”的中国传统,在这个传统下,毛既被视为红朝的开国皇帝,又被尊为红朝新道统的创立者和唯一的阐释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即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套说辞也是成问题的,不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但这样的颂歌竟成为文革时代人人会唱、人人必唱的东西,不用说任何大会开幕必唱《东方红》,就是小学生开学,上课前也先要手捧“红宝书”、高唱《东方红》,这成了那个年代最最普遍化的仪式。
当然,这已经是在洗脑。红色中国的洗脑术一点不亚于纳粹和斯大林,而且有很多“中国特色”。中国不但有成熟的新闻控制系统、党化教育系统、群团工作系统,甚至中国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基层组织(工厂车间、农村党支部、街道居委会)都是洗脑生产线的一部分。中国式洗脑还有一个重要武器,就是“革命文艺”。电影、戏剧、音乐、绘画都要传达“党的声音”,都要“歌颂工农兵”,都要贯彻“阶级斗争”原则并给出“正确”图解。阶级偶像化(对工农兵)和阶级妖魔化(对四类分子)是这些艺术作品的共同特点,而其多年的洗脑效果可谓深入人心。再偏僻的农村也可以看到《秘密图纸》、《夺印》、《白毛女》和《冰山上的来客》,人们对“阶级敌人”的想象就是从这些“艺术作品”中获得灵感的。这就不难理解,文革中的杀人者何以真的相信自己制造的恐怖的真实性。用杨继绳的话说,这是“政治愚民杀政治贱民”。[38] 可谓一语中的。同样可以理解,为什么被屠杀者会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因为阶级妖魔化发挥了邪恶而可怕的作用,它让被迫害者自惭形秽,丧失了任何反抗意识。
领袖崇拜和洗脑术的极权主义功能已如上述。但是,从组织形态上讲(特别是从屠杀何以可能发生的角度看),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却有很大不同。
毛本人并不十分看重秘密警察,而更看重“群众运动”。这和毛革命年代的经历与经验有关,也和建政后毛对官僚化、等级化、“革命意志衰退”不满而要寻求一条继续革命的“新路”有关。文革之初,毛泽东的目标本来是摧毁旧的国家权力机构,把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拉下马,方式是动员群众起来“造反”、“夺权”。如此形式的“大民主”可谓开了极权主义运动史的先河。经过一年多的混乱,毛开始收拾残局,建立由军代表、“表现好”的干部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这个过程跌宕起伏,充满了冲突。而文革中的屠杀大部分发生在这个时间段。有研究者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如下一点,即屠杀现象的不断发生,乃是国家控制力减弱的表现。苏阳就指出:“文革的本质是摧毁地方政府,然后予以重建,这一点使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遭到重创,公检法系统一度陷入瘫痪。”由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阻塞了上传下达的信息渠道,这使得基层出事时上级部门即使知道了也为时已晚”。“北京的中央政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这是它当时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建立地方政府,解散群众运动——时喜欢采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集体屠杀的倡导者,至少它对集体屠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如政策语言所示,中央也认为地方的极端暴力现象是局势混乱的标志。就此而言,集体屠杀的发生又表明文革时期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所以,假如不把国家视为统一的整体,而是视为一个各级行动者的组合体,那么集体屠杀就不单是国家的鼓励或国家权力的失灵造成的,而是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文革中期集体屠杀的悲剧,其根源即在于这种国家鼓励和国家权力失灵形成的悖论。”[39] 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有见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文革屠杀发生期间国家地方政权的非常态性质,不但进一步凸显了文革乃是意识形态杀人这一本质,也连带解释了毛泽东动员式极权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独特后果,这些后果,在纳粹和斯大林主义那里反倒是看不到的。比如,毛鼓励“造反”和“大民主”,试图替代变质的斯大林主义的“人民民主”,结果却空忙一场,不但导致整个社会空前的“无法无天”(非法治、无政府状态),且在许多地方演化出五花八门的“群众专政”。道县就有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道县屠杀中的一些被害者就是经此类“法院”判决而被残杀的。[40]
屠杀可以解释希特勒纳粹的根本和历史,文革的整体逻辑却非屠杀所能概括,虽然文革屠杀照样罪孽深重。
如何面对历史的罪恶

屠杀是一种罪恶。然而,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如何面对历史的罪恶”仍是中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德国。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华沙之跪”非常著名,那是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者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在凛冽的寒风中,他突然双膝跪下,向灵魂祷告,为当年纳粹的罪行向所有受难者表示忏悔、谢罪。用勃兰特自己的话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41] 因为这一跪,勃兰特赢得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也为德国人重新赢得了尊严。
当然,德国人自我反省的历史并不平坦。虽然战后纽伦堡审判影响深远,但并没有解决与大屠杀有关的深层认知问题(纽伦堡审判毕竟是由占领军主持进行的,当时亦不具备条件做这种认知清理)。东西德的分裂也延迟了对纳粹屠杀的反省。特别是在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竟然宣称纳粹是资本家的帝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压制工人阶级的阴谋,言外之意就是东德的共产党政府同前纳粹没有任何瓜葛。承担了第三帝国全部责任的是战后阿登纳领导的西德政府。然而,即便是在西德,学界和教育界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回避纳粹屠杀问题,生于慕尼黑、在联邦德国接受中等教育的费舍尔就回忆说:“我自己的中学历史书中对1933年到1939年的‘疯狂的犹太仇恨’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在述及国家社会主义对欧洲的控制一章中,关于‘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只有三句话,上面写道‘在这些年中,希特勒做出了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数百万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里,这些残酷的谋杀都是在最严格的保密状态下执行的’。不用说,课堂上更不会考虑去讨论这一问题”。[42] 难怪像阿道尔诺这样的德国思想家都对此种情况表示不满。1959年阿道尔诺写过一篇评论,标题是“完成过去的工作意义何在”,他要问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过去真正达成妥协?这位思想家自问自答曰“过去只有当其诱因在现今被完全克服时,才可能被征服”。显然,德国人远没有完成这项任务。[43]
今天的德国,在反省纳粹历史罪行、拒绝历史重演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1985年,联邦德国议会甚至通过法律,规定对同情纳粹、煽动政治仇恨的言行进行制裁。漫步今日的柏林街头,随处可见各种标志,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这样的标志,既包括刻意保留的柏林墙片段,也包括纳粹时代的监狱遗址。而在柏林的德国现代历史博物馆,勃兰特华沙之跪的大幅图片被放置在大厅十分显眼的位置。也许,奥斯维辛是德意志民族永远要背负的十字架,但只要这个民族敢于面对它,就总有自我救赎的可能。
那么中国呢?文革屠杀当然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痛,但令人遗憾且焦虑的是,中共执政者至今拒绝对此作出反省,甚至害怕让国民知道真相。本文反复引证的道县、大兴等屠杀材料,都不是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提供的。大兴屠杀真相的保存,是一位叫遇罗文的中国公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遇罗文的哥哥,就是文革初期写了著名的《出身论》而于1970年被枪杀的遇罗克。为调查大兴惨案的真相,遇罗文曾去了刚刚开放的北京档案馆,结果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我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44] 无奈之下,遇罗文只得多次到当年的屠杀地实地考察、采访,才算留下了一份历史记录。道县屠杀材料之所以相对丰富、完整,则完全是一个偶然机遇促成的。1984年5月,在改革开放、相对宽松的背景下,湖南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抽调1300余名干部,对当年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这些调查材料是不对外公开的。好在湖南文学刊物《芙蓉》要把道县屠杀调查作为“拨乱反正”的典型,才有了青年作家谭合成1986年写出的10万字纪实文学手稿。然而,后边的事情可以想象,这部手稿根本没有可能发表。等到谭合成的书《血的神话》终于在香港问世时,已经是25年之后的2010年了!谭合成自己解释为什么要把10万字发不出来的手稿变成50万字的一本厚书——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甚至40年也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45]
谭合成的担当精神令人击节。
那么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反思呢?难道他们不知这是惊天动地的民族之痛?
多少年来,当政者集团对待历史问题,向来采取“过去的就算了”,美其名曰“历史宜粗不宜细”,而主张“一切向前看”,这在邓小平年代曾经是拒绝历史反思的柔性招牌。后来“特色论”兴起,且在江、胡时代越演越盛,对文革的解读居然变成了伟大祖国“在曲折中前进”。再后来就是遮天蔽日的“中国梦”,干脆讲“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所有这些说辞不过是为了掩饰一点,那就是当政集团其实明白,曾经发生的历史罪恶是不能公开向国民认账的,这种认账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这正是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的区别。
然而,无论如何,出于维护权力的私心而阻止历史真相的挖掘和讨论,是可耻的。
为了维护一党江山而让整个民族在犬儒式无知中沉沦,是可怖的。

历史记忆或失忆,均有特定的节奏。2008年我到访德国,深感那个国家治理的高水准和普通民众的友善。事实上,文明的景观可以在几代人之间发生改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曾经群星璀璨,辉煌无比,那是一个产生了哥德、席勒、贝多芬、黑格尔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大概想不到100年后纳粹的猖獗。而今在民主的、发达的、有教养的德国,你又很难想象就在这个国家,70年前纳粹冲锋队曾经在街头横冲直闯、向着路边行人和咖啡馆内的顾客横扫……。为了让中国也从罪恶的历史中走出,必须让我们的年青一代知道过去。我本人近年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每当看到学生热烈的求知渴望、而他们对文革的了解竟如此之少时,一种责任感总是油然而生。当然,说到底,极权主义是造成所有这些灾难的根源。结束这种灾难,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灾难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体制性条件。
(2016年1月11日完稿于新泽西)

小雷音 : 2018-09-14#42
吓死我了

Daiting1 : 2018-09-14#43
心惊肉跳!久久不能平息!

木姜子 : 2018-09-14#44
我记得中学政治课本上写的: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毛瞎搞了那么久都还没有完全崩溃,只是到了边缘。要对习有信心!
我对习不太有信心,对中国有。

Chinada : 2018-09-14#45
中国:川普在崩溃中,离被弹劾越来越近

awander : 2018-09-14#46
共产党走的路并非一成不变,否则不会有拨乱反正之说
你就一神经病。还是不轻的那种

污蔑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罪行不满的人为神经病向来为共党所乐用。

由你 : 2018-09-14#47
以前看到洋奴, 美分们说中国愤青意淫, 自慰。 原来美国洋大人, 洋粪青连意淫, 自慰也超过中国 300年。 怪不得洋奴们捧着洋人屁股狂舔。

donghao : 2018-09-14#48
我觉得贸易战拖下去, 中国真的可能会崩溃, 因为各种连锁反应慢慢扩大到政府无法控制, , 毕竟你只能生产衬衫, 鞋子,别人是做飞机, 芯片,你不做, 全世界还有大把国家, 印度, 越南,墨西哥排队等着做, 再说家里还有个巨大无比的泡泡, 那个可是易碎物品, 感觉川普的支持率可能还高过竞选初期, 中期选举过后, 中国估计不会在拖下去了, 会马上表态

天绘自然 : 2018-09-14#49
叶剑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数:骇人听闻空前绝后(图)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斗、批斗、法外监禁和大规模屠杀造成的死亡, 根据目前的资料,死亡人数至少200万。大规模屠杀包括: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云南沙 甸事件。这些屠杀都是政府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组织实施的,这些大屠杀的死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云南 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清真教的回民。据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166][167]

国外有人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68]。仅广西一地,官方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官员私下承认的是15万人,民间观点则高达50万。

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169]

阁下不是咬定“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吗?已知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多少?大于600万,数据呢?就凭几个美分党的yy长文?

你说文革是共党屠杀国人,似乎把屠杀概念扩大了吧,文革浩劫里,被害者不乏党员,而施害者很多是群众根本不是党员。

共党在文革中对国家人民的伤害可谓罄竹难书,然而说屠杀太言过其实了。

云中鹤 : 2018-09-14#50
虽然川普做事不靠谱,但他说的都是大实话。

正在路上 : 2018-09-14#51
所以方有六四。
忽略40年来严酷的国际“丛林法则”严酷大环境和中共带领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是不公平的,颇有假借反共而反华之嫌!

正在路上 : 2018-09-14#52
叶剑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数:骇人听闻空前绝后(图)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斗、批斗、法外监禁和大规模屠杀造成的死亡, 根据目前的资料,死亡人数至少200万。大规模屠杀包括: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云南沙 甸事件。这些屠杀都是政府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组织实施的,这些大屠杀的死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云南 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清真教的回民。据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166][167]

国外有人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68]。仅广西一地,官方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官员私下承认的是15万人,民间观点则高达50万。

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169]
散布这些编造的谣言干嘛呢?你自己被洗脑就算了,别再试图去洗别人的脑,没人信的!

awander : 2018-09-15#53
1966年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
导读: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骇人听闻的屠杀孩童事件

阁下不是咬定“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吗?已知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多少?大于600万,数据呢?就凭几个美分党的yy长文?
你说文革是共党屠杀国人,似乎把屠杀概念扩大了吧,文革浩劫里,被害者不乏党员,而施害者很多是群众根本不是党员。
共党在文革中对国家人民的伤害可谓罄竹难书,然而说屠杀太言过其实了。

散布这些编造的谣言干嘛呢?你自己被洗脑就算了,别再试图去洗别人的脑,没人信的!

杀人就是屠杀。 1966年8月的北京大兴公开杀人难道不是屠杀吗?

德国和共产党对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德国承认罪行追究责任, 而中国黑手党则是瞒天过海,从不承认罪行。如果不承认罪行不追究罪责, 如何防止十年浩劫再来?

文革大规模公开杀人竟然无人对此负责。 毛酋十年浩劫,7亿人鸦雀无声。 一代人之后,还是那个双手沾满中国老百姓鲜血的黑手党,换了一个习太阳, 但14亿人又是鸦雀无声。

难怪权贵的家属子女财富都投靠万恶美帝。

Lufluf : 2018-09-15#54
我觉得贸易战拖下去, 中国真的可能会崩溃, 因为各种连锁反应慢慢扩大到政府无法控制, , 毕竟你只能生产衬衫, 鞋子,别人是做飞机, 芯片,你不做, 全世界还有大把国家, 印度, 越南,墨西哥排队等着做, 再说家里还有个巨大无比的泡泡, 那个可是易碎物品, 感觉川普的支持率可能还高过竞选初期, 中期选举过后, 中国估计不会在拖下去了, 会马上表态
那是老皇历了,中国现在出口的服装占比已经很小了,工业品,汽配,家具,可以说,能生产这些的,价格不会比中国便宜,价格比中国便宜的,品种和质量没中国好,关键一点,替换的产业不是一天就可以跟上的,所以,到头来,特狼普还是会买中国货,再拿税款去补贴企业,就象中国一样,离不开美国黄豆,只好买家付关税,国家再补贴给企来,到头来,美国企来和中国企来一样,都借机涨点价,老百姓只好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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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客万来 : 2018-09-15#55
公知以前说国外的发票上税收多少打的明明白白,
这次关税是不是准备打在超市的收银条上啊?

oldbei : 2018-09-15#56
共产党走的路并非一成不变,否则不会有拨乱反正之说
你就一神经病。还是不轻的那种
苏共也拨鸟好多次,后来有一次拨得过火鸟,把苏联给拨死鸟。默哀三秒钟。;)

UrMysuperhero : 2018-09-15#57
以中国人的韧性和忍耐,不会崩溃

hyaya : 2018-09-16#58
支持贸易战,打的越厉害越好,打出个新国家才好!

默默耕耘 : 2018-09-16#59
有人说过, 30-40年后, 北美可能有4-5个国家,或许真的会发生。

CCOYYOTEE : 2018-09-16#60
那是老皇历了,中国现在出口的服装占比已经很小了,工业品,汽配,家具,可以说,能生产这些的,价格不会比中国便宜,价格比中国便宜的,品种和质量没中国好,关键一点,替换的产业不是一天就可以跟上的,所以,到头来,特狼普还是会买中国货,再拿税款去补贴企业,就象中国一样,离不开美国黄豆,只好买家付关税,国家再补贴给企来,到头来,美国企来和中国企来一样,都借机涨点价,老百姓只好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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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违背市场。

由你 : 2018-09-16#61
说到底,有一个基本,就是市场大小。
13亿人口市场与 3亿人口市场, 掉了的话,那个容易补上 ??尤其是一个有购买能力的市场, 而另一个却是低价市场如一元店 Dollor Tree, Dollarama, Walmart, K-Mart.....
有那个国家可以吞下这样大的订单来养活波音的, 哪个国家,达赖一去美国立刻买波音。

这是一个对中国的好机会, 也警醒了中国。。。哈哈 ! 那个 SB 说美国与中国是夫妻 !是哪种杀千刀的, 小孩不是老公的,老公老婆都搞婚外情,一有机会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哪种。。。。。

梅西 : 2018-09-16#62
达赖一去美国还买波音?你脑子怎么搞的

Lufluf : 2018-09-16#63
达赖一去美国还买波音?你脑子怎么搞的
这个叫preemptive counter strike. 达赖就变成美国观光游了。

由你 : 2018-09-16#64
达赖一去美国还买波音?你脑子怎么搞的

不是脑子, 是事实, 你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很明显你不知道这些事,多说是浪费时间。

加拿大老熊 : 2018-09-16#65
创普实际是个娘炮狗狗,叫得凶,并不敢下口。
虽然我讨厌川普做的许多事情,但是他确实是商业谈判高手。

由你 : 2018-09-16#66
这个叫preemptive counter strike. 达赖就变成美国观光游了。
不是先发制人。
过去几年有人发现每次达赖去美国,中国除了抗议以外,每次都买波音来换来美国说句话。。。以后不请达赖了。。我认真的去看,的确是这样,虽然不是百分百, 也是百分八十,机率挺高。 其实洋人也看清楚套路怎诈中国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洋人这么喜欢指着中国说事,让中国人不断“反省”, 犹如过去亿万中国人做自我检讨

加拿大老熊 : 2018-09-16#67
别打口水仗了,都等着看就好了,谁急谁先输了
谁也不会彻底输,就贸易赤字而言美国筹码多,所以最终中国让步多,美国让步小。

Lufluf : 2018-09-16#68
不是先发制人。
过去几年有人发现每次达赖去美国,中国除了抗议以外,每次都买波音来换来美国说句话。。。以后不请达赖了。。我认真的去看,的确是这样,虽然不是百分百, 也是百分八十,机率挺高。 其实洋人也看清楚套路怎诈中国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洋人这么喜欢指着中国说事,让中国人不断“反省”, 犹如过去亿万中国人做自我检讨
反过来看,中国平常不买,留着到达赖去的时候,刚好就买了。其实波音一定要买的,但时机要选好。把商品贸易作为政治筹码,大家都会玩。

由你 : 2018-09-16#69
虽然我讨厌川普做的许多事情,但是他确实是商业谈判高手。
他这套其实很古老,很多时候有效, 尤其是对心虚的。但一旦被看穿就不灵了。
这次中国作对了, 不在乎, 每次都反弹, 有种的就全面禁华货, 毕竟13亿人口,有购买力的市场川普不敢说不要,也掉不起。

由你 : 2018-09-16#70
反过来看,中国平常不买,留着到达赖去的时候,刚好就买了。其实波音一定要买的,但时机要选好。把商品贸易作为政治筹码,大家都会玩。

也许是这样, 只能说如有雷同, 实属巧合

CCOYYOTEE : 2018-09-16#71
虽然我讨厌川普做的许多事情,但是他确实是商业谈判高手。
土豆做得对,不理他。NAFTA 就不要了。给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加关税,他真的敢玩?三大那么大的投资在加拿大,是一天可以转移回美国的?美加几百年的自由贸易传统,两国人民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可以切断的?真玩下去,最先死的是创普。

Lufluf : 2018-09-16#72
土豆做得对,不理他。NAFTA 就不要了。给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加关税,他真的敢玩?三大那么大的投资在加拿大,是一天可以转移回美国的?美加几百年的自由贸易传统,两国人民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可以切断的?真玩下去,最先死的是创普。
不可能,加国的人口体量太小,玩大了,先死的,必然是加国

CCOYYOTEE : 2018-09-16#73
不可能,加国的人口体量太小,玩大了,先死的,必然是加国
连白宫都敢烧,加拿大人是不畏惧的猫猫。

由你 : 2018-09-16#74
不可能,加国的人口体量太小,玩大了,先死的,必然是加国

对了, 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大小。
3亿人口对 3千万人口, 美国一直可以压着加拿大就是这个事实。不过, 超过 80% 加拿大企业都是美资的, 连 Tim Horton 也是美资的, 美国搞加拿大不过是搞自家人而已

反过来, 哪些意淫自慰的猛喊中国必输其实脑残兼入粪, 可以称之为美国支那粪青。

梅西 : 2018-09-16#75
土豆做得对,不理他。NAFTA 就不要了。给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加关税,他真的敢玩?三大那么大的投资在加拿大,是一天可以转移回美国的?美加几百年的自由贸易传统,两国人民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可以切断的?真玩下去,最先死的是创普。
让他把美国折腾完,让出世界第一的宝座

Lufluf : 2018-09-16#76
对了, 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大小。
3亿人口对 3千万人口, 美国一直可以压着加拿大就是这个事实。不过, 超过 80% 加拿大企业都是美资的, 连 Tim Horton 也是美资的, 美国搞加拿大不过是搞自家人而已

反过来, 哪些意淫自慰的猛喊中国必输其实脑残兼入粪, 可以称之为美国支那粪青。
不但是市场大小,经济结构也有很大问题,加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占总比的75%,其它全球加起来才25,所谓所有鸡蛋在一个篮子里了,你不死谁死?这这次谈判让步,我不怪土豆,必然的,谁都一样

加拿大老熊 : 2018-09-17#77
土豆做得对,不理他。NAFTA 就不要了。给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加关税,他真的敢玩?三大那么大的投资在加拿大,是一天可以转移回美国的?美加几百年的自由贸易传统,两国人民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可以切断的?真玩下去,最先死的是创普。
土豆善于平衡各方利益,治理国家比川普强,对外贸易谈判不如川普,但是土豆的贸易部长厉害,去年加拿大和欧盟自由贸易谈判就是她主导促成的。

awander : 2018-09-17#78
美加贸易谈判的真正高手是前总理Brian Mulroney. 当年的美加自贸协议以及后来的NAFTA都是这位仁兄主持的。 他,虽为保守党,这次充当了烂土豆的顾问, 并借助和疯床铺的个人关系, 积极在边境两边活动。

尽管土豆太烂, 但这次谈判还是有圈有点的。

awander : 2018-09-17#79
土豆善于平衡各方利益,治理国家比川普强,对外贸易谈判不如川普,但是土豆的贸易部长厉害,去年加拿大和欧盟自由贸易谈判就是她主导促成的。

真不敢苟同。 看看他的难民政策,就是傻B一个。 记得中东难民高峰时,哈珀高调支持难民安置工作, 但借助Security Check, 仅仅接受了数千名Syrian难民。

printf : 2018-09-17#80
中美,必有一战!

发展过程中必须的!

……

雾霾和计划生育都害人 : 2018-09-17#81
计划生育屠杀中国人更多,联合国都参与了,这是一场针对中国胎儿的国际大屠杀,中国人在不悔改认罪,必将四分五裂,亡国灭种!

Lufluf : 2018-09-17#82
虽然我讨厌川普做的许多事情,但是他确实是商业谈判高手。
这个不需要高手,只要拉下脸就可以,就象一个开网店的,想找马云去谈费率,如果谈满意了,那是JACK 不和你计较,如果谈不下来,也不是你水平不行。以加国经济体量和结构,和美国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人家吃定不让你,你该跪还是得跪,别拉不下脸,损失最小化才是上策。

oldbei : 2018-09-17#83
虽然我讨厌川普做的许多事情,但是他确实是商业谈判高手。
也许高手是他《交易的艺术》艺术的枪手作者。熊老师可以关注一哈Tony Schwartz的说法。

床铺上台以来谈成鸟神马?
与兲朝贸易,未果。
与墨西哥建墙费,未果。
与大家拿贸易,未果。
与三胖去核,未果。
与俄罗斯交好,未果。
与巴以和平进程,未果
与欧盟谈判,明确占到便宜鸟?
他自己身边的淫纷纷反水,据说他除鸟自己的家淫,谁都不能信鸟,他的艺术何在啊?

加拿大老熊 : 2018-09-17#84
也许高手是他《交易的艺术》艺术的枪手作者。熊老师可以关注一哈Tony Schwartz的说法。

床铺上台以来谈成鸟神马?
与兲朝贸易,未果。
与墨西哥建墙费,未果。
与大家拿贸易,未果。
与三胖去核,未果。
与俄罗斯交好,未果。
与巴以和平进程,未果
与欧盟谈判,明确占到便宜鸟?
他自己身边的淫纷纷反水,据说他除鸟自己的家淫,谁都不能信鸟,他的艺术何在啊?
老北,人家和墨西哥谈成了嘛。

oldbei : 2018-09-17#85
老北,人家和墨西哥谈成了嘛。
莫有,只是意向性谅解备忘。墨西哥只是表明态度说,要是大家拿也加入,辣墨西哥奏顺着米国签。如果大家拿拒绝,辣米国和墨西哥单签。这不还莫签呢?听说改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请注意床铺当局报喜不报忧,把一撇当八字的习惯性做法:
和三胖见鸟一面,说朝鲜核武威胁莫有鸟;
和欧盟同意向着零关税方向努力,说和欧盟达成鸟零关税协议;
修墙莫啥进展,说修墙已经开始。

加拿大老熊 : 2018-09-17#86
莫有,只是意向性谅解备忘。墨西哥只是表明态度说,要是大家拿也加入,辣墨西哥奏顺着米国签。如果大家拿拒绝,辣米国和墨西哥单签。这不还莫签呢?听说改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请注意床铺当局报喜不报忧,把一撇当八字的习惯性做法:
和三胖见鸟一面,说朝鲜核武威胁莫有鸟;
和欧盟同意向着零关税方向努力,说和欧盟达成鸟零关税协议;
修墙莫啥进展,说修墙已经开始。
这倒是,墨西哥和美国国会都还没批准美墨贸易协议。我在安省伦敦,你在哪里?

oldbei : 2018-09-17#87
这倒是,墨西哥和美国国会都还没批准美墨贸易协议。我在安省伦敦,你在哪里?
俺在多伦多这边。

梅西 : 2018-09-17#88
也许高手是他《交易的艺术》艺术的枪手作者。熊老师可以关注一哈Tony Schwartz的说法。

床铺上台以来谈成鸟神马?
与兲朝贸易,未果。
与墨西哥建墙费,未果。
与大家拿贸易,未果。
与三胖去核,未果。
与俄罗斯交好,未果。
与巴以和平进程,未果
与欧盟谈判,明确占到便宜鸟?
他自己身边的淫纷纷反水,据说他除鸟自己的家淫,谁都不能信鸟,他的艺术何在啊?
言而无信,谁和美国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