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城：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上）
FT中文网记者魏城 中国经济近些年来持续高速发展，虽然最近海内外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减速的辩论，虽然人们对21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有不同的看法，但似乎无人否认一个可能的远景：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考虑到她的人口规模、地域面积和经济发展势头，她在经济大国排行榜上的名次，可能还要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上窜”几位，甚至终有一天要与名列榜首的美国一较短长。
本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第四次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19世纪早期英国的崛起；第二次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和德国的崛起；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奇迹；第四次就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其余地区的崛起。
其实，中国领导人也非常着迷于中国的突然崛起，并特别关注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规律。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称，当他近年来与中国最高决策层会晤时，特别使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中国领导人经常请他预测未来15年或20年的世界格局。此外，中共政治局还邀请了两位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着名学者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专门分析15世纪以来九个大国的兴衰原因。
中国的经济崛起必然会打乱世界经济格局。其实，据国际清算银行最近发表的2005年年度报告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该报告说，“中国融入整个市场经济一体化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自由化所释放的强大竞争力，是导致世界产业格局变化的原因之一。
马丁・沃尔夫认为，在过去100年中，世界最强盛的几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就是那么几个国家：美国一直是老大，日本的排名有所上升，英国的排名则有所下降，而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的崛起将改变这一格局，那将是全球经济实力对比的革命性巨变，可以与美国在1860年至1910年之间的崛起相提并论。”
两强相争，必有一战？
“革命性巨变”自然会引出一个符合逻辑的问题：已有的经济大国，尤其是美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崛起？
最近，美国着名的媒体纷纷拿出显着的位置、大块的篇幅，报道和分析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相应对策。例如，美国《新闻周刊》今年五月曾以封面故事的形式详细报道、分析中国的崛起，而另一份着名新闻杂志《时代》周刊也刊登出一组特别报道，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解读。
《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承认，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一个主要强国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的挑战时，两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他强调说，双方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将决定它们的未来关系，以及将影响到世界和平。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大概是依据上个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得出了如此悲观的结论：从历史上来看，控制和引导新兴世界大国发展方向的企图基本上都没有成功。西方世界与当年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的西方列强曾经试图以加强经济联系以及政治上结盟的方式来避免战争，但是都失败了。
不过，美国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主任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Helmut Sonnenfeldt）认为，以很久以前的历史来类比今天的情况未必恰当，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当年德国和日本的情况都不一样，而将来的情况现在并不好判断。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史学专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也认为，新老强国的经济竞争不一定必然导致战争。不过，德隆的依据却是更久远的历史：19世纪40年代，因为在太平洋西北海岸地区的领土争端以及在该地区的毛皮贸易争端，美国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差一点儿爆发战争。但后来，英国选择了放弃──放弃超级大国惯有的压制政策，决定与美国和平相处。
德隆认为，美国可以借鉴英国应对美国崛起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他说，尽管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或和平的关系并不很确定，但当前的实际情况或许有助于使中国成为一支有助于全球稳定的力量。
你或许会说，英美两国毕竟同文同种，沾亲带故，与政治制度、文化人种都迥然不同的美中两国不能相提并论。但时至今日，阻止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因素已远远不止那点儿血缘纽带了。
扎卡里亚指出，当今世界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核威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全球化等因素都大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但“微乎其微”的可能性，还是可能性，未来难以预测，谁也不敢把话说死。
魏城：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下）
FT中文网记者魏城
不见硝烟的“战争”
即使西方说的“和平相处”和中国说的“和平崛起”都是发自内心，即使美中两国成功地避免了彼此的矛盾升级为战争，但双方之间“和平的”经济竞争，其激烈程度不见得就比硝烟滚滚、炮声隆隆的军事冲突逊色。
知识产权纠纷、纺织品摩擦、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风波……十几年来，美中之间的贸易争执似乎就从来没有停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美中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美国朝野有关“中国经济威胁”的议论也逐渐升温，而最近几个月中国企业频频竞购美国公司的攻势，更使得美国某些传媒把“中国经济威胁”的提法升级为“中国经济入侵”。
自然，如何应对这种没有硝烟的“入侵”，也成了美国朝野争辩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
美国奈特里德报系（Knight Ridder Newspapers）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促使美国朝野许多人重新掂量自由贸易政策是否还符合美国的利益。该报引述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女士的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将从单纯的利用和改进他国技术，转变为发展自己的技术创新，这一趋势将会对世界造成很大影响。
美国作家泰德・菲什曼（Ted Fishman）最近也在其新书《中国公司》中指出，他相信中国很快将拥有与美国相抗衡的两大经济平台：一是低工资但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二是可以与西方水平媲美的高科技行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搞清楚大家如何才能与中国共同繁荣。”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一直以来都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在去年表示，美国应该考虑与中国的贸易是否仍是“双赢”模式。他说，由于外部竞争，美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失去竞争力；而不久的将来，中国和印度将争夺高科技工作，这将迫使美国通过降低工资来保持竞争力。在这种贸易中，尽管美国人可以享受到便宜的中国产品，却仍然是“净失败者”。
其实，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在欧洲，中国出口的廉价纺织品和鞋类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引起了类似的恐慌。
曾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担任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的皮曼（Hugo Paemen）说：“人们不知道确切的影响是什么，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在直觉上看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由于中国和印度的新发展，他们感觉被推到了一种防御性的位置。”
这种恐慌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在今年年初被取消，迅速增加的中国出口品也抢走了许多穷国中的相关生意，砸了这些国家许多纺织工人的饭碗。所以，这些穷国要求恢复某种变相的全球配额的呼声甚至高于富国。
无论南北，不管贫富，如今对“中国制造”的恐慌，似乎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调整适应，迎接挑战
然而，世界银行负责亚太地区通信事务的彼得・史蒂芬斯（Peter Stephens）认为，世界必须根据中国的经济崛起做出相应的调适，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过时的应对之策。
史蒂芬斯最近针对美、欧的保护措施说：“面对不断增加的外国进口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和限制贸易是最坏的应对之策，是不公平和糟糕的政策。”他说，关税可能会减缓中国的纺织品进口，但那只会把相应的就业机会推到亚洲其它国家，如柬埔寨、越南，或者推至其它地区，如拉丁美洲、非洲。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也讲了类似的话，他说：废除国际纺织品配额对全球贸易有利，某些国家必须适应改变。他所说的“某些国家”，显然是暗示美国和欧盟诸国。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也严厉批评了美、欧政客的短视政策：“全球化理论要求我们要有耐心，政客可没有这样的耐性。他们关注下一届的选举并且有着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他们没有耐心去等待演变的力量逐渐打造出全新的世界。政客需要在短期内在本地国土取得成绩，以抵挡来自同样缺乏远见的选民所发出的抗议之声。所以他们现在做出干预，播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种子并且与全球化的黑暗面打交道，企图缓和因全球失衡而带来的影响。”
确实，面对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已有的经济强国除了战争手段之外，只有两个应对之策：一、围堵和遏制，二、接受和适应。
虽然某些美国议员主张对中国的“经济扩张”外围内堵，但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五月推出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在经济上围堵中国是不可能的。”该报告认为，只要美国的政策能够兼顾“现实”与“理想”两个目标，那么，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但不会威胁美国，反倒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扎卡里亚也说：“如何应对中国呢？你可做的事情只有准备迎接挑战。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把重点放在迄今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科学技术──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则不仅针对像美国这样的富国，也针对那些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威胁的穷国：“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但个别国家的一些经济领域受到损失，这些领域的损失将在其他领域得到补偿。发达国家从廉价的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中受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将看到对中国出口机会的增加，包括初级产品和再加工、再出口产品。那些与中国要素禀赋相似，与之在世界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家将需要承担相当大的调整成本，同时需在本国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结构改革增加经济的适应性，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取最大利益，并使相关成本最小化。”
《水涨船高》（Lifting All Boats）───这是世界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今年早些时候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他的观点是：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如果调适得好，不仅富国可以从中获益，穷国也能够从中得利。
FT中文网记者魏城 中国经济近些年来持续高速发展，虽然最近海内外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减速的辩论，虽然人们对21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有不同的看法，但似乎无人否认一个可能的远景：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考虑到她的人口规模、地域面积和经济发展势头，她在经济大国排行榜上的名次，可能还要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上窜”几位，甚至终有一天要与名列榜首的美国一较短长。
本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第四次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19世纪早期英国的崛起；第二次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和德国的崛起；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奇迹；第四次就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其余地区的崛起。
其实，中国领导人也非常着迷于中国的突然崛起，并特别关注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规律。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称，当他近年来与中国最高决策层会晤时，特别使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中国领导人经常请他预测未来15年或20年的世界格局。此外，中共政治局还邀请了两位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着名学者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专门分析15世纪以来九个大国的兴衰原因。
中国的经济崛起必然会打乱世界经济格局。其实，据国际清算银行最近发表的2005年年度报告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该报告说，“中国融入整个市场经济一体化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自由化所释放的强大竞争力，是导致世界产业格局变化的原因之一。
马丁・沃尔夫认为，在过去100年中，世界最强盛的几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就是那么几个国家：美国一直是老大，日本的排名有所上升，英国的排名则有所下降，而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的崛起将改变这一格局，那将是全球经济实力对比的革命性巨变，可以与美国在1860年至1910年之间的崛起相提并论。”
两强相争，必有一战？
“革命性巨变”自然会引出一个符合逻辑的问题：已有的经济大国，尤其是美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崛起？
最近，美国着名的媒体纷纷拿出显着的位置、大块的篇幅，报道和分析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相应对策。例如，美国《新闻周刊》今年五月曾以封面故事的形式详细报道、分析中国的崛起，而另一份着名新闻杂志《时代》周刊也刊登出一组特别报道，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解读。
《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承认，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一个主要强国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的挑战时，两强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他强调说，双方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将决定它们的未来关系，以及将影响到世界和平。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大概是依据上个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得出了如此悲观的结论：从历史上来看，控制和引导新兴世界大国发展方向的企图基本上都没有成功。西方世界与当年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的西方列强曾经试图以加强经济联系以及政治上结盟的方式来避免战争，但是都失败了。
不过，美国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主任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Helmut Sonnenfeldt）认为，以很久以前的历史来类比今天的情况未必恰当，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当年德国和日本的情况都不一样，而将来的情况现在并不好判断。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史学专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也认为，新老强国的经济竞争不一定必然导致战争。不过，德隆的依据却是更久远的历史：19世纪40年代，因为在太平洋西北海岸地区的领土争端以及在该地区的毛皮贸易争端，美国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差一点儿爆发战争。但后来，英国选择了放弃──放弃超级大国惯有的压制政策，决定与美国和平相处。
德隆认为，美国可以借鉴英国应对美国崛起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他说，尽管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或和平的关系并不很确定，但当前的实际情况或许有助于使中国成为一支有助于全球稳定的力量。
你或许会说，英美两国毕竟同文同种，沾亲带故，与政治制度、文化人种都迥然不同的美中两国不能相提并论。但时至今日，阻止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因素已远远不止那点儿血缘纽带了。
扎卡里亚指出，当今世界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核威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全球化等因素都大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但“微乎其微”的可能性，还是可能性，未来难以预测，谁也不敢把话说死。
魏城：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下）
FT中文网记者魏城
不见硝烟的“战争”
即使西方说的“和平相处”和中国说的“和平崛起”都是发自内心，即使美中两国成功地避免了彼此的矛盾升级为战争，但双方之间“和平的”经济竞争，其激烈程度不见得就比硝烟滚滚、炮声隆隆的军事冲突逊色。
知识产权纠纷、纺织品摩擦、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风波……十几年来，美中之间的贸易争执似乎就从来没有停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美中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美国朝野有关“中国经济威胁”的议论也逐渐升温，而最近几个月中国企业频频竞购美国公司的攻势，更使得美国某些传媒把“中国经济威胁”的提法升级为“中国经济入侵”。
自然，如何应对这种没有硝烟的“入侵”，也成了美国朝野争辩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
美国奈特里德报系（Knight Ridder Newspapers）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促使美国朝野许多人重新掂量自由贸易政策是否还符合美国的利益。该报引述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女士的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将从单纯的利用和改进他国技术，转变为发展自己的技术创新，这一趋势将会对世界造成很大影响。
美国作家泰德・菲什曼（Ted Fishman）最近也在其新书《中国公司》中指出，他相信中国很快将拥有与美国相抗衡的两大经济平台：一是低工资但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二是可以与西方水平媲美的高科技行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搞清楚大家如何才能与中国共同繁荣。”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一直以来都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在去年表示，美国应该考虑与中国的贸易是否仍是“双赢”模式。他说，由于外部竞争，美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失去竞争力；而不久的将来，中国和印度将争夺高科技工作，这将迫使美国通过降低工资来保持竞争力。在这种贸易中，尽管美国人可以享受到便宜的中国产品，却仍然是“净失败者”。
其实，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在欧洲，中国出口的廉价纺织品和鞋类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引起了类似的恐慌。
曾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担任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的皮曼（Hugo Paemen）说：“人们不知道确切的影响是什么，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在直觉上看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由于中国和印度的新发展，他们感觉被推到了一种防御性的位置。”
这种恐慌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在今年年初被取消，迅速增加的中国出口品也抢走了许多穷国中的相关生意，砸了这些国家许多纺织工人的饭碗。所以，这些穷国要求恢复某种变相的全球配额的呼声甚至高于富国。
无论南北，不管贫富，如今对“中国制造”的恐慌，似乎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调整适应，迎接挑战
然而，世界银行负责亚太地区通信事务的彼得・史蒂芬斯（Peter Stephens）认为，世界必须根据中国的经济崛起做出相应的调适，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过时的应对之策。
史蒂芬斯最近针对美、欧的保护措施说：“面对不断增加的外国进口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和限制贸易是最坏的应对之策，是不公平和糟糕的政策。”他说，关税可能会减缓中国的纺织品进口，但那只会把相应的就业机会推到亚洲其它国家，如柬埔寨、越南，或者推至其它地区，如拉丁美洲、非洲。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也讲了类似的话，他说：废除国际纺织品配额对全球贸易有利，某些国家必须适应改变。他所说的“某些国家”，显然是暗示美国和欧盟诸国。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也严厉批评了美、欧政客的短视政策：“全球化理论要求我们要有耐心，政客可没有这样的耐性。他们关注下一届的选举并且有着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他们没有耐心去等待演变的力量逐渐打造出全新的世界。政客需要在短期内在本地国土取得成绩，以抵挡来自同样缺乏远见的选民所发出的抗议之声。所以他们现在做出干预，播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种子并且与全球化的黑暗面打交道，企图缓和因全球失衡而带来的影响。”
确实，面对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已有的经济强国除了战争手段之外，只有两个应对之策：一、围堵和遏制，二、接受和适应。
虽然某些美国议员主张对中国的“经济扩张”外围内堵，但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五月推出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在经济上围堵中国是不可能的。”该报告认为，只要美国的政策能够兼顾“现实”与“理想”两个目标，那么，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但不会威胁美国，反倒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扎卡里亚也说：“如何应对中国呢？你可做的事情只有准备迎接挑战。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把重点放在迄今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科学技术──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则不仅针对像美国这样的富国，也针对那些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威胁的穷国：“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但个别国家的一些经济领域受到损失，这些领域的损失将在其他领域得到补偿。发达国家从廉价的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中受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将看到对中国出口机会的增加，包括初级产品和再加工、再出口产品。那些与中国要素禀赋相似，与之在世界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家将需要承担相当大的调整成本，同时需在本国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结构改革增加经济的适应性，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取最大利益，并使相关成本最小化。”
《水涨船高》（Lifting All Boats）───这是世界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今年早些时候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他的观点是：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如果调适得好，不仅富国可以从中获益，穷国也能够从中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