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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曾经是“国家机密”。2014年4月，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耗资10亿元、于2005年4月-2013年12月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终于得以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此次覆盖的调查面积仅为 630万平方公里，意味着中国至少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污染。
此前，《南方都市报》深度部曾以大版面推出中国工业区污染调查，可能是因为与普通公众生活关系不大，报道反响平平。
近年来，中国大量有毒的土地被开发为住宅区，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但居民对此一无所知。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原来就是一家化工厂，入市拍卖成为2009年的北京地王，经修复后建起豪宅。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二环路），进入城市边缘（三环路）；或者退出第二产业，兴办第三产业。
这一计划使产生于50多年前“大跃进”时期的众多高污染工业企业关闭、搬迁，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由于其地理位置往往优越便利，几乎所有的地块都被开发。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
▼中国主要城市工业企业搬离城区不完全统计图 （网络图片）
“谁污染，谁治理”在中国行不通，污染企业要么倒闭、改制，要么没钱
城市内部的土壤污染触目惊心，许多工厂旧址过去是城市边缘，现在是城市中心，在这些工厂旧址的周边，土壤污染超标率约为36%。越靠近城市中心的工厂旧址， 污染超标越严重。要知道，这些污染旧址，原本的使用者大多是国有工业企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就已经有国有企业对土地造成了重污染。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0年9月的报告，这些生产历史悠久、工艺设备相对落后的国营老企业，经营管理粗放，造成的土壤污染状况十分严重，有些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 下十几米。
毒地凶猛，总得有人埋单。中国很早就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不过这条原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为造成污染的国有企业可能早就不复存在。据《时代周报》，2006年湖北武汉三江地产花了4.025亿元拿下武汉汉阳区的赫山地块，结果2007年开发时发生工人中毒晕倒事件， 事后才知道这块地70%的区域都遭到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滴滴涕和六六六）污染。而污染这块地30多年的原武汉市农药厂已于1994年倒闭，之后组建成武 汉南方轮胎有限公司，冤有头但债没主。
另 外一种情况是，在人们发现污染之前，土地已经被转了好几手。2010年，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的业主，直到乔迁新居，才知道自己花了一辈子积蓄买了 一套毒房。小区所在的土地被污染近60年：1961-1965年武汉久安制药厂在这里生产硫酸和冰醋酸；1965-1997年，武汉长江化工厂建设于 此；1997年后，化工厂停产，其中一个车间被某企业租来生产电镀添加剂，这些污染者分别该承担多少责任已经没法分清。许多学者常常大谈美国《超级基金 法》的好处，但是其中“污染者付费，不付费就惩罚”这条就根本学不过来。
完全治理土壤污染要投数十万亿元，地方ZF也掏不起这笔钱
历史问题导致污染者无法追溯，ZF理所当然要承担起治理毒地的重任，这也是2012年环保部等四部委下发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 知》中强调的。理想很美好，但可惜这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发展经济先把土地污染了，后面再用同样的代价修复回来，天底下可没有这种“永动机”模 式。
2015年，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蓝虹称，如果采用美国和日本发展的方法，中国需要为清理土壤污染投入7万 亿元，这里面既要治理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也要治理城市工业污染遗留的土地。2014年，耶鲁大学环境360援引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的话称，中国 土壤治理投入规模可能达10万亿元——土地修复是一项入不敷出的工程，地方ZF没有这么多钱。
2016 年，中国即将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土十条”的相关编制单位建议提取10%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土壤污染治理，加上中央财政、社 会资金投入，每年可以投入1500-2000亿元。但这项政策最终出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让地方ZF缺钱花，这20多年地方主要靠 土地收入过活。而且在土地收入中60%是拆迁征地成本，只有1/3是土地出让收益。还有就是，2015年土地出让收入骤降21.6%，未来几年也不会好过 到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再让地方ZF拿出10%的土地出让收益治理土壤污染，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又想靠毒地挣钱，又想减轻修复的财政压力，地方ZF就把锅丢给开发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土壤污染修复无望，那么把污染土地闲置在那儿，不进行再次开发不就行了。可靠土地吃饭的地方ZF，不可能跟钱过不去。重庆在 2004-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这些企业基本都位于黄金地段，其他城市也类似。于是一个典型的污染土地开发模式是，ZF以征收的方式从 污染企业手中回收污染土地，然后纳入土地储备，待规划方案确定之后，重新以招拍挂形式进行出让。
上文提到的武汉三江地产在2006年拿到的地，就是2003年由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回的。这次常州事件，学校对面的毒地——常隆地块原本是准备修复后用作开发SM集团投资的大型商场，后来才因为家长抗议将土地用途改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
尽 管环保部已经三令五申发了数次通知，工业企业关停、搬迁以及在原址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未进行土壤毒性评估和修复，将禁止进行土地流转、开工建设。但通知始 终只是通知，中国目前没有明确法律条文禁止地方ZF出售没有完成土壤修复的毒地。北京上海等城市可能会乖乖遵守环保部的通知，另外一些城市就没那么安分守 己了。后者的做法往往是，要么像武汉土地储备中心那样不告诉开发商这里是毒地，要么就是把毒地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承担一部分污染土地修复的成本。
与 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建议给予中国开发商一定优惠措施，吸引开发商来开发利用污染土地。不过现实却很残酷，不受限制的开发商在选择修复公司的时候，一般就是 谁便宜、谁最快选谁。毒地的修复往往需要5-10年，甚至是20-30年，但许多开发商希望修复工作能在两年内解决战斗。
他们还会利用中国 环评这个橡皮图章来节约成本。2012年《南方周末》曾报道，广州市原南方钢铁厂保障房项目，第一次环评有16万立方米的污染土壤，审议时未通过，广东省 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院万洪富建议补充加密调查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含量，但施工方最终只做了重金属污染调查，因为修复有机物污染费用要增加。最终这份 缺斤少两的环评报告照样通过了广州市环保局的审批，没人知道会给后续的住户带来怎样的隐患。
▼近年舆情事件中“毒地”污染物类型分布 图示中的颜色越深毒地风险越大 （网络图片）
即使住进了慢性毒气室，许多人也并不知道
毒 地流转环环失守，土壤污染治理基本靠自然，购房者原本可以不选择在那里买房，学生也可以不选择在那里上学。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人都被蒙在了鼓里。像 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工程建设工地工人中毒或者2006年苏州南环路筑路工人中毒昏厥的情况，只是极少数引起大面积关注的毒地急性事件。重金属污染物 释放过程漫长，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大多数没有见光的毒地，正在隐蔽地危害中国人的健康。
正如西南政法大学薛艳华所说，目前中国企业遵循 自愿公开为主、强制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公开原则，而ZF需要公开的多是宏观类信息，这导致许多居民对微观信息一无所知，包括这块污染场地曾经经历过的污染企 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排放量、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方案、完工后检测验收情况。
这不经又让人想到美国爱河(Love Canal)污染事件，这场在1978年被揭露的灾难，最终让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超级基金法》，相关公司不得不为清除污染、撤离居民支付1.8亿 美元。在这场抗争中，当地居民不乏挟持联邦政府雇员等过激行为，幸运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拼命捂盖子的常州市ZF。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人的治理经验也许 永远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童话。
“毒地”不完全纪录
类似常州外国语学校规模的“毒地”事件，中国大陆近些年已发生多起，几乎遍及大中城市。
1.苏州农药厂“毒地”
苏州古城区边缘约40万平方米的地块，2003年以前是生产农药的大型国企苏州化工厂。搬迁后该区域土壤残留的甲胺磷、氯化苯等有毒化学物质不但 污染浅层土壤，还影响深层土壤甚至地下水。2006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2014年有记者描述苏化厂原址中心位置，“上千平方米的地带寸草不生， 多个大小不一的深坑内全是黑水，如同酱油般，散发出刺鼻的气息，还有股淡淡的农药味。”负责检测该地污染程度的专家杨积德称结果保密，不便透露。
2.武汉“毒地”事件
地产公司起诉国土局获赔
2006年，武汉市赫山地块以4.055亿元被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施工掘土时，气味刺鼻，工人陆续中毒晕倒，送医急救。该地原属武汉农 药厂数十年，曾发生过重大药品泄漏事故，其遗留下的污染土壤达29.68万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是农药滴滴涕和六六六，污染深度平均1.8米，局部最深9 米。武汉国土局被三江地产公司起诉，后赔了1.2亿，并收回该地块。
武汉“毒地”还有其它几块。建在武汉长江化工厂原址上的武汉长江明珠2400户规模经济适用房，2010年媒体曝光其环评报告，指出该区金属锑污染和有机物污染，短期内不适合居住，当时，该小区已基本建成。
3.江苏靖江“埋毒”案
这是2015年底环保部通报的两起环境违法案件之一。侯河石油化工厂在2000年，与扬农化工和长青农化签署协议，处理两家公司的危险废物，而运 作时，并未妥善处置转运来的废物，而是直接填埋进厂区地下，覆土层仅30厘米。靖江污染场地探明疑似危险废物填埋总量约5000吨，受污染面积占56%， 相当于24个篮球场。
4.哪里大发展哪里有毒地
环保部门2013年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的五年中，中国大陆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毒地遍及各地。据中科院生态所研究，目前中国受镉、 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约2000万公顷，相当于12个北京市大小，随着城市化进程其中有多少将转化成民居，不得而知。
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达到了140万。由于水质污染、土地污染所导致的重金属污染而形成的〝癌症村〞，在中国大陆逐年增多。到2011年，中国〝癌症村〞的数量超过了247个，涵盖27个省份。
旧闻联播：美国爱河(腊夫运河)事件
腊夫运河（Love Canal）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是一个世纪前为修建水电站挖成的一条运河，20世纪40年代就已干涸而被废弃不用了。1942年，美国一家电
化学公司购买了这条大约1000米长的废弃运河，当作垃圾仓库来倾倒工业废弃物。这家电化学公司在11年的时间里，向河道内倾倒的各种废弃物达800万吨，倾倒的致癌废弃物达4．3万吨。1953年，这条已被各种有毒废弃物填满的运河被公司填埋覆盖好后转赠给了当地的教育机构。此后，纽约市政府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开发了房地产，盖起了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厄运从此降临在居住在这些建筑于昔日运河之上的建筑物中的人们身上。
从1977年开始，这里的居民不断发生各种怪病，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也频频发生。1987年，这里的地面开始渗出一种黑色液体，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经有关部门检验，这种黑色污液中含有氯仿（CHCl3）、三氯酚（C6H3Cl3O）、二溴甲烷（CH2Br2）等多种有毒物质，对人体健康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其实1950年代时就有居民发现该地区时常有奇怪的气味，只不过人们大多归咎于附近的化工厂，没有过多地考虑底下所埋藏的废料。1976时，两名来自当地报社尼亚加拉公报（Niagara Gazette）的记者开始调查爱河地区，他们从附近居民那里找来了几个抽水泵（sump-pumps）进行分析，发现了其中的化学物质。截至1978年，废弃爱河的上方已经居住了97户家庭364位居民，此外还有400多名学生在99街小学内念书。这之后纽约州环保部门开始介入调查，4月13日，两名环保部的专家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开始调查这一地区，他们的调查显示，爱河地区确实存在危害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化学物质。他们在报告中指出，爱河地区大约存在着82种化学复合物，其中有若干种可能会导致人类或动物产生癌症。联邦政府的环保部门也在后来介入到调查之中，当地居民知道了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后感到非常不满。
8月2日，当地一位年轻的母亲洛伊丝·吉布斯（Lois Gibbs）组织起了爱河业主联合会，积极向各部门要求将居民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一事件还惊动了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他批准对这爱河地区实施紧急经济援助。至8月29日，已有98户家庭撤离污染区，46户准备撤离，另有91户尚未动身。在吉布斯等人的努力下，卡特总统又在1980年签署了转移附近地区900户居民的命令。
爱河事件在美国国内造成了重大影响，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均对其做了报道。[10]虎克化学的母公司西方石油公司为清除污染物、撤离居民等事项支付了1.8亿多美元。1980年，在爱河事件的促进作用下，联邦政府通过了超级基金法案（Superfund act），该法案强迫污染者付费清除被抛弃废弃物的垃圾场和他们制造的新废弃物。2004年3月18日，在总计投入了4亿多美元和24年的时间之后，爱河地区的污染物清除工作总算宣告完成。如今又有260户家庭和一些轻工业业主迁入到了这一地区。
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曾经是“国家机密”。2014年4月，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耗资10亿元、于2005年4月-2013年12月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终于得以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此次覆盖的调查面积仅为 630万平方公里，意味着中国至少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污染。
此前，《南方都市报》深度部曾以大版面推出中国工业区污染调查，可能是因为与普通公众生活关系不大，报道反响平平。
近年来，中国大量有毒的土地被开发为住宅区，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但居民对此一无所知。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原来就是一家化工厂，入市拍卖成为2009年的北京地王，经修复后建起豪宅。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二环路），进入城市边缘（三环路）；或者退出第二产业，兴办第三产业。
这一计划使产生于50多年前“大跃进”时期的众多高污染工业企业关闭、搬迁，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由于其地理位置往往优越便利，几乎所有的地块都被开发。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
▼中国主要城市工业企业搬离城区不完全统计图 （网络图片）
“谁污染，谁治理”在中国行不通，污染企业要么倒闭、改制，要么没钱
城市内部的土壤污染触目惊心，许多工厂旧址过去是城市边缘，现在是城市中心，在这些工厂旧址的周边，土壤污染超标率约为36%。越靠近城市中心的工厂旧址， 污染超标越严重。要知道，这些污染旧址，原本的使用者大多是国有工业企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就已经有国有企业对土地造成了重污染。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0年9月的报告，这些生产历史悠久、工艺设备相对落后的国营老企业，经营管理粗放，造成的土壤污染状况十分严重，有些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 下十几米。
毒地凶猛，总得有人埋单。中国很早就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不过这条原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为造成污染的国有企业可能早就不复存在。据《时代周报》，2006年湖北武汉三江地产花了4.025亿元拿下武汉汉阳区的赫山地块，结果2007年开发时发生工人中毒晕倒事件， 事后才知道这块地70%的区域都遭到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滴滴涕和六六六）污染。而污染这块地30多年的原武汉市农药厂已于1994年倒闭，之后组建成武 汉南方轮胎有限公司，冤有头但债没主。
另 外一种情况是，在人们发现污染之前，土地已经被转了好几手。2010年，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的业主，直到乔迁新居，才知道自己花了一辈子积蓄买了 一套毒房。小区所在的土地被污染近60年：1961-1965年武汉久安制药厂在这里生产硫酸和冰醋酸；1965-1997年，武汉长江化工厂建设于 此；1997年后，化工厂停产，其中一个车间被某企业租来生产电镀添加剂，这些污染者分别该承担多少责任已经没法分清。许多学者常常大谈美国《超级基金 法》的好处，但是其中“污染者付费，不付费就惩罚”这条就根本学不过来。
完全治理土壤污染要投数十万亿元，地方ZF也掏不起这笔钱
历史问题导致污染者无法追溯，ZF理所当然要承担起治理毒地的重任，这也是2012年环保部等四部委下发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 知》中强调的。理想很美好，但可惜这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发展经济先把土地污染了，后面再用同样的代价修复回来，天底下可没有这种“永动机”模 式。
2015年，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蓝虹称，如果采用美国和日本发展的方法，中国需要为清理土壤污染投入7万 亿元，这里面既要治理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也要治理城市工业污染遗留的土地。2014年，耶鲁大学环境360援引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的话称，中国 土壤治理投入规模可能达10万亿元——土地修复是一项入不敷出的工程，地方ZF没有这么多钱。
2016 年，中国即将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土十条”的相关编制单位建议提取10%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土壤污染治理，加上中央财政、社 会资金投入，每年可以投入1500-2000亿元。但这项政策最终出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让地方ZF缺钱花，这20多年地方主要靠 土地收入过活。而且在土地收入中60%是拆迁征地成本，只有1/3是土地出让收益。还有就是，2015年土地出让收入骤降21.6%，未来几年也不会好过 到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再让地方ZF拿出10%的土地出让收益治理土壤污染，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又想靠毒地挣钱，又想减轻修复的财政压力，地方ZF就把锅丢给开发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土壤污染修复无望，那么把污染土地闲置在那儿，不进行再次开发不就行了。可靠土地吃饭的地方ZF，不可能跟钱过不去。重庆在 2004-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这些企业基本都位于黄金地段，其他城市也类似。于是一个典型的污染土地开发模式是，ZF以征收的方式从 污染企业手中回收污染土地，然后纳入土地储备，待规划方案确定之后，重新以招拍挂形式进行出让。
上文提到的武汉三江地产在2006年拿到的地，就是2003年由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回的。这次常州事件，学校对面的毒地——常隆地块原本是准备修复后用作开发SM集团投资的大型商场，后来才因为家长抗议将土地用途改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
尽 管环保部已经三令五申发了数次通知，工业企业关停、搬迁以及在原址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未进行土壤毒性评估和修复，将禁止进行土地流转、开工建设。但通知始 终只是通知，中国目前没有明确法律条文禁止地方ZF出售没有完成土壤修复的毒地。北京上海等城市可能会乖乖遵守环保部的通知，另外一些城市就没那么安分守 己了。后者的做法往往是，要么像武汉土地储备中心那样不告诉开发商这里是毒地，要么就是把毒地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承担一部分污染土地修复的成本。
与 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建议给予中国开发商一定优惠措施，吸引开发商来开发利用污染土地。不过现实却很残酷，不受限制的开发商在选择修复公司的时候，一般就是 谁便宜、谁最快选谁。毒地的修复往往需要5-10年，甚至是20-30年，但许多开发商希望修复工作能在两年内解决战斗。
他们还会利用中国 环评这个橡皮图章来节约成本。2012年《南方周末》曾报道，广州市原南方钢铁厂保障房项目，第一次环评有16万立方米的污染土壤，审议时未通过，广东省 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院万洪富建议补充加密调查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含量，但施工方最终只做了重金属污染调查，因为修复有机物污染费用要增加。最终这份 缺斤少两的环评报告照样通过了广州市环保局的审批，没人知道会给后续的住户带来怎样的隐患。
▼近年舆情事件中“毒地”污染物类型分布 图示中的颜色越深毒地风险越大 （网络图片）
即使住进了慢性毒气室，许多人也并不知道
毒 地流转环环失守，土壤污染治理基本靠自然，购房者原本可以不选择在那里买房，学生也可以不选择在那里上学。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人都被蒙在了鼓里。像 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工程建设工地工人中毒或者2006年苏州南环路筑路工人中毒昏厥的情况，只是极少数引起大面积关注的毒地急性事件。重金属污染物 释放过程漫长，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大多数没有见光的毒地，正在隐蔽地危害中国人的健康。
正如西南政法大学薛艳华所说，目前中国企业遵循 自愿公开为主、强制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公开原则，而ZF需要公开的多是宏观类信息，这导致许多居民对微观信息一无所知，包括这块污染场地曾经经历过的污染企 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排放量、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方案、完工后检测验收情况。
这不经又让人想到美国爱河(Love Canal)污染事件，这场在1978年被揭露的灾难，最终让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超级基金法》，相关公司不得不为清除污染、撤离居民支付1.8亿 美元。在这场抗争中，当地居民不乏挟持联邦政府雇员等过激行为，幸运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拼命捂盖子的常州市ZF。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人的治理经验也许 永远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童话。
“毒地”不完全纪录
类似常州外国语学校规模的“毒地”事件，中国大陆近些年已发生多起，几乎遍及大中城市。
1.苏州农药厂“毒地”
苏州古城区边缘约40万平方米的地块，2003年以前是生产农药的大型国企苏州化工厂。搬迁后该区域土壤残留的甲胺磷、氯化苯等有毒化学物质不但 污染浅层土壤，还影响深层土壤甚至地下水。2006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2014年有记者描述苏化厂原址中心位置，“上千平方米的地带寸草不生， 多个大小不一的深坑内全是黑水，如同酱油般，散发出刺鼻的气息，还有股淡淡的农药味。”负责检测该地污染程度的专家杨积德称结果保密，不便透露。
2.武汉“毒地”事件
地产公司起诉国土局获赔
2006年，武汉市赫山地块以4.055亿元被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施工掘土时，气味刺鼻，工人陆续中毒晕倒，送医急救。该地原属武汉农 药厂数十年，曾发生过重大药品泄漏事故，其遗留下的污染土壤达29.68万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是农药滴滴涕和六六六，污染深度平均1.8米，局部最深9 米。武汉国土局被三江地产公司起诉，后赔了1.2亿，并收回该地块。
武汉“毒地”还有其它几块。建在武汉长江化工厂原址上的武汉长江明珠2400户规模经济适用房，2010年媒体曝光其环评报告，指出该区金属锑污染和有机物污染，短期内不适合居住，当时，该小区已基本建成。
3.江苏靖江“埋毒”案
这是2015年底环保部通报的两起环境违法案件之一。侯河石油化工厂在2000年，与扬农化工和长青农化签署协议，处理两家公司的危险废物，而运 作时，并未妥善处置转运来的废物，而是直接填埋进厂区地下，覆土层仅30厘米。靖江污染场地探明疑似危险废物填埋总量约5000吨，受污染面积占56%， 相当于24个篮球场。
4.哪里大发展哪里有毒地
环保部门2013年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的五年中，中国大陆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毒地遍及各地。据中科院生态所研究，目前中国受镉、 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约2000万公顷，相当于12个北京市大小，随着城市化进程其中有多少将转化成民居，不得而知。
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达到了140万。由于水质污染、土地污染所导致的重金属污染而形成的〝癌症村〞，在中国大陆逐年增多。到2011年，中国〝癌症村〞的数量超过了247个，涵盖27个省份。
旧闻联播：美国爱河(腊夫运河)事件
腊夫运河（Love Canal）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是一个世纪前为修建水电站挖成的一条运河，20世纪40年代就已干涸而被废弃不用了。1942年，美国一家电
化学公司购买了这条大约1000米长的废弃运河，当作垃圾仓库来倾倒工业废弃物。这家电化学公司在11年的时间里，向河道内倾倒的各种废弃物达800万吨，倾倒的致癌废弃物达4．3万吨。1953年，这条已被各种有毒废弃物填满的运河被公司填埋覆盖好后转赠给了当地的教育机构。此后，纽约市政府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开发了房地产，盖起了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厄运从此降临在居住在这些建筑于昔日运河之上的建筑物中的人们身上。
从1977年开始，这里的居民不断发生各种怪病，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也频频发生。1987年，这里的地面开始渗出一种黑色液体，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经有关部门检验，这种黑色污液中含有氯仿（CHCl3）、三氯酚（C6H3Cl3O）、二溴甲烷（CH2Br2）等多种有毒物质，对人体健康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其实1950年代时就有居民发现该地区时常有奇怪的气味，只不过人们大多归咎于附近的化工厂，没有过多地考虑底下所埋藏的废料。1976时，两名来自当地报社尼亚加拉公报（Niagara Gazette）的记者开始调查爱河地区，他们从附近居民那里找来了几个抽水泵（sump-pumps）进行分析，发现了其中的化学物质。截至1978年，废弃爱河的上方已经居住了97户家庭364位居民，此外还有400多名学生在99街小学内念书。这之后纽约州环保部门开始介入调查，4月13日，两名环保部的专家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开始调查这一地区，他们的调查显示，爱河地区确实存在危害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化学物质。他们在报告中指出，爱河地区大约存在着82种化学复合物，其中有若干种可能会导致人类或动物产生癌症。联邦政府的环保部门也在后来介入到调查之中，当地居民知道了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后感到非常不满。
8月2日，当地一位年轻的母亲洛伊丝·吉布斯（Lois Gibbs）组织起了爱河业主联合会，积极向各部门要求将居民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一事件还惊动了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他批准对这爱河地区实施紧急经济援助。至8月29日，已有98户家庭撤离污染区，46户准备撤离，另有91户尚未动身。在吉布斯等人的努力下，卡特总统又在1980年签署了转移附近地区900户居民的命令。
爱河事件在美国国内造成了重大影响，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均对其做了报道。[10]虎克化学的母公司西方石油公司为清除污染物、撤离居民等事项支付了1.8亿多美元。1980年，在爱河事件的促进作用下，联邦政府通过了超级基金法案（Superfund act），该法案强迫污染者付费清除被抛弃废弃物的垃圾场和他们制造的新废弃物。2004年3月18日，在总计投入了4亿多美元和24年的时间之后，爱河地区的污染物清除工作总算宣告完成。如今又有260户家庭和一些轻工业业主迁入到了这一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