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告诉你:为什么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糟糕的空想"

200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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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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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俄国史专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产主义实录》一书。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励: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時,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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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和计划生育都害人
2008-04-07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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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前
#4
据今天广州电视台南方经视拍案惊奇报道:外国人在我国福利院收养儿童由上级分配输出名额。每个孩子都是明码标价,命曰“赞助费”,3-5万美元,由相关单位分配。最后这些钱流向那里,谁也不知道。于是,健康的孩子成了福利院的抢手货,一些派出所也把走失儿童尽快地送到福利院。




领养人需向福利院「捐」3.5万元 福利院「卖孩」催生「产业链」
中国涉外收养已有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送养国之一。日前湖南邵阳福利院将超生婴儿送养海外,再次引发公众对涉外收养的关注。媒体透露,涉外收养为孤儿弃婴创造更好环境的同时,也成为个别福利院的「创收」手段,监管亟待规范。

涉外收养究竟有哪些利益可图,导致个别福利院的爱心变味?在收养的过程中,收养家庭须向福利院捐款已是「协定」内容。捐赠款客观上刺激了一些福利院送养孩子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涉外收养涉及各个环节的收费服务,是否存在利益驱动下的「扩大生产」?
《新京报》报道,5月23日,从江西南昌市收养中心走出四五十名外国人,他们怀中抱着一岁左右的中国婴儿。那天是星期一,收养仲介多会选择这一天为外国人办理领养登记,剩下的公证、护照等程式,也将在这一周内完成。

要缴「捐赠费」 形同「卖小孩」

「我们只做不说。」南昌市收养中心主任傅月蝉拒绝提供涉外收养的资讯。他说上级有规定禁止宣传,「涉外收养争议很大,虽是公益项目,但总遭到指责,被误认为『卖小孩』。」傅月蝉说,国际领养确实有领养人向福利院缴纳「捐赠费」,但这个款项是双方协商而定。
当天20多名中国儿童被领养,每份协定都有「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35000元」的字样。5月20日,一名从事国际领养工作的人士说,如今国际领养捐款已由两年前的3000美元涨为35000元人民币(以目前汇率约5400美元)。
除此之外,国际领养过程中,公证费、材料费、服务费、证件费以及旅行费用繁多,这个过程下来,每领养一名中国儿童约花费3万美元。这个利益在一些地方催生产业链条,积极推动儿童涉外收养的同时,违法违规案件也逐渐增多。

收养程式简便 外国人纷至

中国被遗弃的女婴数量多并多数健康,加上收养程式简便,吸引了很多外国家庭在张雯看来,孤儿弃婴能被外国家庭领养,也是一种幸运。张雯是国际儿童希望组织发起人之一,中国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她属于中国最早一批接触涉外收养的人士。
1992年,中国颁布《收养法》后,张雯帮助一对外国夫妇到江苏领养了女孩「莲莲」,那是她第一次在中国国内办理涉外收养。回忆1992年第一次进入福利院的情景,张雯说,还没走近就能闻到屋子臭烘烘的。那时条件很差,小孩的健康会受到很大影响。她认为,相比之下,外国人领养是一项充满爱心的事业。
中国第一次明确国外领养规范,是1992年4月1日实施的《收养法》。1993年5月29日,中国又加入了《有关保护儿童和跨国领养合作的海牙公约》。《海牙公约》明确了被领养儿童的身分确认程式。如果发现有拐卖或是其他非法途径的儿童被送养,将会关闭其送养国资格。
根据《海牙公约》,外国人要领养中国儿童需要在本国向政府提出申请,而后由涉外收养组织帮助他们到中国收养中心(今年3月更名为中国福利与领养中心)递交材料。材料审核后开始等待配对。
在中国,因为人们有重男轻女观念等原因,被遗弃的女婴数量较多,并多数健康。而收养程式比较简便,也吸引了很多国外夫妇领养。
中国继韩国之后,成为国际儿童领养最大的送养国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已与17个国家有领养关系,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儿童送养国。从1992年以来,共计有12万中国儿童被美国人领养。高峰期间每年有一万名儿童进入美国,近年数量下降,每年有4000名。

捐赠潜在「刺激」福利院搜寻婴儿
多向外送养一个婴儿,就多一笔捐赠收入,这在客观上刺激着个别福利院设法搜寻婴儿,个别福利院收购被拐卖儿童,个别地方将超生儿童抱走送到福利院当成弃婴送养。从事收养工作的业内人士认为,捐赠款的收取,让公益项目有些变味,一些福利院看到经济利润,推动这项工作。
南昌市收养中心主任傅月蝉说,捐赠收费是根据《海牙公约》,送养国和收养国之间达成的协定。捐赠款的数额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而定。这笔款项,被质疑是福利院「卖婴」。以往见诸报端的福利院黑幕多数跟捐赠款相关。媒体分析,多向境外输送一个婴儿,就多一笔收入,客观上刺激个别福利院搜寻婴儿。
《南方都市报》报道,湖南衡阳的福利院曾下达任务:一个职工一年内抱回3个孩子,即算完成当年工作任务,薪资可以得到全额发放,年终还有奖金。还有媒体报道,福利院给送婴人报酬,逐渐发展成个别福利院通过一些人贩子「收购」。

民政部一手包揽监督乏力
民政部门几乎包揽了整个涉外收养,集送养人与审核机构于一身,收养过程缺乏有力监督。
为防止福利院逐利举动,1996年7月,中共公安部就曾下发通知,明确规定核查被收养儿童出国护照的审批、被收养儿童身分来历。同年8月,司法部向全国各公证处转发公安部通知,规定凡外国人在华收养中国儿童的,除办理有关公证外,必须办理儿童来源公证。公证处应出具实体性公证书。但这些制约性规定,被个别福利院化解。
《凤凰周刊》称,2005年,衡阳6家福利院给买来的婴儿伪造虚假资料,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谎称婴儿是捡到的,得到派出所开具的弃婴证明,并顺利通过儿童来源公证,取得护照。
1996年成立的中国收养中心属于民政部门,有悖相互制约的法治原则。1996年中国收养中心成立前,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争夺涉外收养项目。后来中央规定涉外收养统一归民政部管辖,收养人的公证仍在司法系统做。公证费为每笔500美元。
依照中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弃婴的监护人只能是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在涉外收养中既是送养人又是登记审核人,集送养人与跨国收养审查机关于一身。
 
2016-06-24
450
122
12 天前
#5
以下摘自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俄国史专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产主义实录》一书。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励: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時,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中国为什么没有失败?还越来越好了?
 

故里

活跃园友
2013-04-13
2,067
1,163
12 天前
#11
改革开放那天后就不是共产主义了,向资本主义妥协了。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然后就是共产主义。我估计,人工智能普及后,机器人大量代替人工,社会生产主要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完成,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物质也将会极大丰富。那时候,实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就有了物质基础。
 

BMO99

园友
2017-07-31
589
500
12 天前
#12
就業是國家安定的基礎,機器人取代血汗工人後,億萬失業人口沒收入沒有免費餐沒有免費住房,露宿街頭喝西北風會讓社會動盪不安的,共產主義者將捲土重來,血腥鬥爭就難免了。
 

bingshankou

活跃园友
2006-10-24
4,873
2,524
12 天前
#13
土地私有化也是扣了个帽子而已,交钱就是你的,不交钱就被收了,换个人来继续交钱。
 

ccyyyycc

知名园友
2012-01-31
6,766
5,457
12 天前
#14
就業是國家安定的基礎,機器人取代血汗工人後,億萬失業人口沒收入沒有免費餐沒有免費住房,露宿街頭喝西北風會讓社會動盪不安的,共產主義者將捲土重來,血腥鬥爭就難免了。
拿着锄头棍子可以打败秦朝时的政府军,拿着小米步枪再加地下党可以打败民国时期的政府军,想打败人工雷脖时期的政府军,只能靠技术人员反水了。所以到时候一定要把同弱势的脑力工作者都看管起来。
 

BMO99

园友
2017-07-31
589
500
12 天前
#15
拿著鋤頭棍子可以打敗秦朝時的政府軍,拿著小米步槍再加地下黨可以打敗民國時期的政府軍,想打敗人工雷脖時期的政府軍,只能靠技術人員反水了。所以到時候一定要把同弱勢的腦力工作者都看管起來。
當機器人取代血汗工人時,訂單就會回流歐美,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就沒飯吃,血汗工人雖然乖巧,但沒飯吃時是會造反的,億萬人造反是管不住的。這也是習大大忍辱負重對美帝投降的原因之一,和以優惠政策吸引萬惡資本家繼續投資中國,以保就業和經濟成長。
 
最后编辑: 12 天前

hechun

活跃园友
2016-12-18
1,881
2,493
12 天前
#16
  • 恶的起源(左倾向性意识形态)
  • 大天使和天使长的骄傲与堕落
  • 造物主最早创造的第一个天使长,路西法(helel ben-shachar ) 是堕落以前 的 撒旦作为 天使长的名字。
    路西法helel 就堕落 成为 hell 地狱的代名词。 失去了光明, 成为了对于其他生命体和他人的黑暗 和地狱。最初起源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希伯来原文字为“הילל בן שחר”(helel ben-shachar )读作赫莱尔 本 沙哈尔,意思为照耀(发光)的星,黎明之子。其中的“הילל”(helel)即是“明亮之星”这个词的最初形态。路西法是如何走向堕落的呢?路西法是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个生命体,上帝倾注大量的爱,精力和宠与她们(这个左旋的火“龙”魔鬼,专门从事”毁灭,破坏与指控”,还有与左旋的水“水性杨花,泛爱滥爱溺爱(与在知识智慧中,因材施爱不同),就是巴比伦的大淫妇”,左旋的木“假先知”,”假知识,根据人的喜好 花言巧语投其所好”),这些成为堕落的三分之一天使兵团,他们的数都是666)。撒旦的堕落与上帝太宠爱(宠=宀+龙)有关系。造物主不仅仅创造一个天使长,随之上帝创造很多的天使,天使长,上帝当然也公平等同地爱所有天使,天使长。路西法只是他们中的第一个,他开始嫉妒了,上帝与路西法的关系(做一个比喻)非常有一点点像一个丈夫和妻子(宠妻,或者长子)的关系。 造物主是唯一的,不可能专情于路西法仅一个天使长。上帝是平等地,公正,公平地爱所有祂的创造物(不仅仅如此而且,上帝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想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路西法不愿意了,她(它)想成为造物主,上帝与所有被造物的唯一途径(专宠通道),她(它)是司令!?他想成为垄断者。在上帝创造天使,天使长的早期,确实路西法也给与造物主许多帮助,在《约伯记》中我们知道,路西法的作用是不是就有一点像司令了? 他在地上审视和监查人心,然后到上帝面前谴责和指控人(例如,约伯就是其中之一),上帝就根据他(她它)的谴责和指控,打击人(地上的人们)!
《约伯记》第一章6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8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9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10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约伯记》2.1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2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3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4撒但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我们从中看到撒旦对上帝说话的口气,一副懒懒散散满不在乎的样子(骄傲哦)!上帝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我们可以想象造物主创造了万物,而且管理他们,哺育,教育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在作为。然而,长此以往,撒旦就像一个家庭里面被丈夫(上帝)宠坏的妻子(或者长子)一样,越来越任性,开始忘记她(它)自己的位份,和自己是被创造物的事实。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司令!与造物主等同,并且指挥上帝,颠倒秩序(完完全全就像犹太人在西奈山旷野的行为一模一样,顽梗固执,任性,要这要那,不满意就使性子?到底谁是主?),说明这些天使长生命体仍然不成熟。就像一个婴儿(儿童)对生养他的父母要这样要那样一样?所以,上帝用“土”创造了“人”,让人与这些堕落的天使相互构成为镜子(敌人),彼此认识自己,学习知识与智慧,从而真正认识造物主上帝。

所有被创造的生命,都存在很多不足和幼稚。一旦与上帝同在,得到了上帝的爱与恩赐,恩宠以后就会不同程度骄傲,忘记自己的份位,总是潜意识的想位置颠倒,权力反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造物应该特别注意培养和训练的方面。例如:即使摩西都犯同样的错误。上帝赐与摩西权杖,告诉摩西如何使用权杖(用权杖吩咐磐石出水)。而摩西任性(认为自己是司令,权杖在自己手中可以为所欲为,“我的身体我作主”)而用权杖击打磐石。与我们人类在物质世界一样,上帝恩典与恩赐我们很多权柄,身体,自由意志,人权,人人平等,博爱(就像摩西的权杖一样)。。。希望我们按照天道自然法则,法律,天理人伦合理的利用为我们自己服务。但是,我们人类常常随了我们人自己的性子(自私,贪婪,非理性和暴力)行事,“我的身体我作主,想用来干什么就干什么”。满足我们的一己私欲,或者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理想,一步登天(成为神,建设天堂)。而不按照上帝制定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天道和天理,基本人伦行使我们的权力,而是糟蹋和滥用我们的各种天赋,身体,自由意志,性,力量,聪明,和知识!

魔鬼撒旦就是这样,忘记自己的份位,不切实际的想权力反转,从而滋生骄傲(想高于其他人,优于其他人,统治,奴役其他人),嫉妒(想专宠,想专权,想垄断),仇恨(达不到目的就嫉恨,不满),贪婪和理想化(脱离现实的完美主义,对现实总是不满,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这就是恶的起源和源头。所以,人性与生俱来的等级,优劣意识,自私,贪婪,非理性和暴力本质与魔鬼撒旦的属性方面是完全的一致性。人性与邪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hechun

活跃园友
20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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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前
#17
(2)左倾思维的理想化(贪婪):凡是具有左倾思维的人类群体,都不同程度存在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思维和倾向性。例如,共产主义乌托邦,单一种族的法西斯国家主义,全球化单一宗教的宗教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理想化都是人性脱离现实贪婪的体现。在物质世界,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和人性。很多事情就像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有其得,必然也有其失。脱离现实和历史条件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就是人性贪婪的表现!例如:

从历史: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法老的奴役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知道了他们的苦情。就派遣使者摩西领他们出埃及,去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在去迦南的路上遇到暂时性困难,他们就怨声载道,怨天尤人说:这地方不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没有肉吃,怀念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人不可能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坏处排除,把埃及的好处和出埃及的好处都放到一起。所以,有所得,必有所失。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十全十美的。我们人类在物质世界就是如此。知足者常乐~! 否则,人的贪婪与欲望(理想化,完美主义),很难得到都满足。
 

hechun

活跃园友
20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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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前
#18
再例如:南美洲,非洲难民为了自由,幸福生活从南美洲,非洲通过各种途径达到美国。但是,他们不少人在美国并不珍惜在美国的人文环境,自由和物质丰富。而他们看到的是美国贫富悬殊,地位差别怨声载道,怨天尤人,仇恨美国说,美国存在种族歧视(仇富心理作祟)。又想把委内瑞拉,南非,津巴布韦的大锅饭,不劳而获,社会主义搬到美国来。美国之所以不是非洲和南美洲就是因为美国鼓励个体积极努力,创造财富,而不是通过平均主义的均贫富实现不劳而获,打砸抢偷(把别人的好东西据为己有)。美国鼓励劳动者,创造者的积极性而产生社会动力,生命力。这些左派他们满脑子想的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急功近利一夜致富(投机取巧)的打土豪分田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眼前利益。而不尊重价值规律,市场规律,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去为社会,为自己创造财富,做贡献。全都是热衷于搞政治,拉选票!搞逼迫,打砸抢偷,一哭二闹三上吊和恐怖手段,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实人,纳税人大出血。养活他们,让他们多生育,多选票。这就是左派的最普遍的思维模式。

当然,美国应该对于富人持有的特权(过度消费,浪费),违法乱纪,偷税漏税,要坚决打击! 像CEO 那一种掠夺性赢者通吃的工资比例,对于投机性,赌博性质的手段盈利也应该限制。积极鼓励和提倡 努力工作,努力经营,努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富人只要是不浪费资源,没有特权,不通过违法乱纪,偷税漏税,赌博和掠夺的手段。只要他们努力工作,努力经营,努力创造社会财富,他们的富裕就理所当然,应该受到社会尊重和认可。

再例如:家庭中追求完美的妻子。在寻找丈夫的时候,帅哥,人品,金钱,权势,专宠方方面面的条件需要根据自己需要有所取舍。一个男人是不可能所有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结婚以后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不能够整天唠唠叨叨,比来比去,没完没了对于丈夫进行改造,埋怨声不停,追求完美。女性总体来说,对于环境比较敏感,卫生要求苛刻,物质条件高(可能是因为要哺乳下一代需要)?不要无限度追求金钱和财富,荣华富贵和虚荣心,与此同时又要求丈夫足够多的时间专宠自己和自己消磨时光,等等。适可而止,知足者常乐!《圣经. 箴言》第21章18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第 25 章 第 24 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很多家庭关系处不好,就是妻子唠唠叨叨,追求一个方方面面都完美的丈夫。脱离现实的理想化,追求完美就是贪婪!
 

hechun

活跃园友
20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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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前
#19
(2) 左倾思维的目的导向性行为:左倾思维的人,一般性会根据自己的感性和理想,制定一个自己的目标(功名利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百年计划)。然后选择和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接近目标(暴力夺取政权,打砸抢偷,违法乱纪,偷税漏税,贪污腐败,玩弄政治,谎言欺骗,人为制造泡沫),使之成为“现实”(事实上虚假的海市蜃楼)例如:开放边境,全球化(左倾之火)!!!然后,再通过吞噬正常生命体(火的燃烧与扩展)和组织(纳税人,私人企业)来维系自己的存在。直至他所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正常组织和肌体被同化,转变,消耗殆尽。然后同归于尽! 他们的行为模式,不可能退缩,不可能收敛,不可能妥协。因为,他们的潜意识知道,一旦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就是死亡。所以,这一种庞氏骗局必须进行下去。拖一天是一天!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人,共产主义者,纳粹法西斯,宗教法西斯的行为模式! 对于这一种类型的人,如果不能够提高他们的认识,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防火防盗的最好办法,就是设置隔离带)

(3) 然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问题上,不同时间段都可能存在综合化的左倾向的思维形式(不切实际的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有反省自己。当然,一个人要有梦想和理想,但是,必须要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遵纪守法的去从实际出发去努力。
 

hechun

活跃园友
20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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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前
#20
  • 左派和右派认识和理解问题的机制不同
  • 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成的起源:生命意识的最原始分化,左手性(左旋)和右手性(右旋)的产生。 当上帝从第十维度(基督意识),下降维度到第九维度的时候,就产生了意识的分化。独一上帝的完整,完全对称(无手性),全能意识,被分化成为十个九维度意识,五个右手性(右旋)的(金木水火土)和 五个左手性(左旋)的(土火水木金),也就是右手性(右旋)的万字符, 和左手性(左旋)的万字符(也就是在梵天“六维度以上”生命体的形态中,释迦摩尼脚底 就看得见这一类符号意识), 构成为十大天使长意识(其中 魔鬼撒旦 带领 三分之一天使堕落),现在有七大天使 在各个维度,各个层次意识 维系秩序(米迦勒Michael,加百列Gabriel ,乌列Uriel,沙利尔Sabrael,拉贵尔Raguel,拉斐尔Raphael…)。在宇宙中,如果从生命体内部观察出去 就是旋转的光体(银河系, 星系, 等等 旋转和运动的万字符,形态看是符号,实际上是意识 )肉眼看得见,或者肉眼看不到。如果从生命体外部(从更高的维度去)观察, 或者就能够看到生命体外部形态,就是龙,熊,象,鹰,人,蛇,狮子。。。, 或者他们形态的组合体, 完全取决于生命体所在的维度。维度越低,形态就越来越分化成为简单和单一形态的生命体。而在高维度则可能是一个组合的生命体(如基路伯)可以同时有鹰的脸,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 龙也可以同时牛的脸, 蛇的身,鹰的爪子,鱼的鳞。。。。进一步可以是人首,蛇身(例如,伏羲,女蜗),等等。。。。。不一而举。
  • 由于第十维度以下的生命体,意识手性的划分和差别, 因而产生对于环境信息收集,关注和处理的不对称性。
  • 左手性相对强(左派), 往往从环境整体出发,感性,关注于最终结果,答案。目标导向(理想化, 完美), 敢于冒险。
  • 右手性相对强(右派),往往从个体(感受,自我),短视(现实性),比较关注具体过程,相对保守, 程序导向(强调逻辑性,常识,实用性,事实和合理性)。
  • 所以,这样就造成表达能力,关注要点,信息处理先后秩序彼此的差别与障碍。 下面我提供几个实例说明这个问题:
  • 在建墙的整体考虑方面:左派考虑人类未来的理想大同社会,应该建桥,彼此交流与沟通, 而不是建墙,彼此隔离。佩洛西对于美国建墙之所以反对,她认为建墙使得美国丧失领导人类未来的道德制高点。建墙意味着把美国与世界隔离和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建墙意味着美国主动放弃世界领导权。佩洛西天天在想领导世界,随时随地触手全世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她一刻都不能够放弃对于世界的领导权。所以,她马不停蹄地立法想把北约,台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事实上墙与门是不可能阻止人类任何形式的交流与沟通。根本上阻止人类彼此交流与沟通的是意识!是个体差异的思维能力,思维模式和局限性!而不是墙,也不是门,更别说大海,或者高山了?中美两国相隔太平洋能够阻止物资与人员交流吗?川普与你都在华盛顿,你们能够合作吗?能够形成共识吗?事实证明你们两个彼此不能够沟通,而且拒绝协商讨论。墙与门最多只能够构建一种社会形态和秩序,仅此而已!墙与门对于今天的人类既不能帮助,也不能够隔离人们彼此交流与沟通。
  • 在建墙具体方面: 右派的诉求是从现实出发,强调移民的法律程序,边境秩序和管理。建墙是一个基础性的出发点,有墙总是比没有墙进一步(例如,前几天有一个视频,一个一百人的移民队伍翻墙进入美国,右派看到有了一堵墙,非法移民单人入境的难度增加,需要团体活动和工具帮助,这样过境目标增大,时间长,因此给高科技仪器和边境巡逻提供时间和发现的机会。但左派看到墙不解决问题,非法移民仍然可以入境)所以,当右派讨论问题的时候,是考虑是否有进步,有希望?而左派讨论问题的时候,要的是最终结果,理想答案。所以,他们看到墙不是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拒绝,说你看,有了墙仍然不能够阻止偷渡。所以,墙没有意义!
  • 所以,很多时候左派与右派讨论问题,相当于鸡同鸭讲道理,对牛弹琴的感觉?因为,出发点,关注点和预期答案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右派说,关于墙我给你讲事实,佩洛西说我不关心“你的事实”!!!她只关心结果,理想和目标。 而且,她已经一口认定这个“事实”是属于“你的”。根本不存在客观“事实”。这已经成为他们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和潜意识了。就像她们举报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性骚扰的“事实”一样。 世界上所有事实都是属于“你的”或者“我的”。她的意思是说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世界上一切(包括“事实”)都是为了目标,和理想服务的。根本不存在唯一的客观事实。
  • 所以,左派认为目标,答案和理想是唯一重要的,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成王败寇!只有胜负,没有对错,和是非。所以,他们从目标出发,从理想出发! 以最快的手段, 最短的路径达到目的,接近目标,越快越好,越省事越好, 也就是多快好省。至于副作用,后果,以及对于人文环境长期的破坏和影响,都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重点。 最典型的实例就是 用均贫富,大锅饭,高税收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铲除私有制)。用暴力夺取政权,用谎言粉饰太平,编织数据和制做民意。
  • 左派的竞选口号非常简单(YES, 或者NO),而且激动人心,都是高大上,大公无私,宏伟蓝图,敢于冒险,本身具有相当的蛊惑性, 煽动性,让人热血沸腾,因为他们的东西非常接近理想,接近目标。而右派往往自私自利,目光短浅,道德水准低(他们的方案“大实话”,提议,都距离目标, 理想太遥远)。所以,右派很多事情只能够做,而不能够说。说出来了就让人不齿,运气不好会受到群起而攻之。右派为了有一定的蛊惑性,煽动性只能够采取撒谎(例如,川普,否则他必须采用很大的篇幅,长篇大论,事无巨细,这种东西的陈诉没有谁有耐心,或者需要大量实践和数据?如果一提问,他就无言以对)
  • 例如,川普说让墨西哥出钱建边境墙。他必须信心满满,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结果(单纯的人以为他已经有秘密武器,但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他撒谎)。否则他说“我们可以通过重新谈判北美贸易协定,改善与墨西哥贸易,减少今天的贸易赤字,从中而获得建边境墙经费”?这种诚实话,有蛊惑性,煽动性吗? 都是可能?可以?大家想北美贸易协定谈都没有谈,八字都没一撇!?
  • 左派和右派只有在一件问题上能够 形成共识! 那就是科学。 因为,科学是可以重复性试验。如果有怀疑,可以从初始条件出发一步一步把结果证明出来。左派思维的人是能够看到结果的,无可置疑。 理想和事实的一致性是可以被证伪。而人类历史往往没有如果!? 一个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没有人的生命可以重复性试验。当结果出来,已经没有后悔药吃。很多重大历史关头,生存与灭亡?选择只有一次!
所以,造物主往往把人类不同族裔,信仰,肤色分开,在不同的进化路径,方向和结果与区别。让我们学习分辨路径,是非,善恶和最终结果和代价。例如,共产主义,经过前后一个多世纪,几十个国家,地区,不同族群的实践。否则,仅仅从理论探讨,从短期行为,是不可能判断好与坏的。只有相当长期的历史检验,谎言和欺骗才能够最终原形毕露。但是,今天仍然有无数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心存幻想!不甘心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