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自成一派，这些说法在远志明《神州》中已有阐述。有些只是把假想当论据而已。就像船字右边是几口，说八口是因为以前写法似八口，但那时是“公”的写法，舟是小的，右边有“公众”一起乘的是大的，叫船。当然和圣经联系起来也是一种推测。
错误百出的传教片《神州》
。方舟子。
在八十年代末，政论电视片《河殇》因迎合了当时全面否定传统的社会潮流而风靡一时，但其为政治目的而伪造历史的学风也受到了激烈批评。不久五名撰稿人中，四位“走向蔚蓝色”到了美国，做为其思想的逻辑发展，其中的苏晓康堕入迷信，相信他遭遇车祸是因为在《河殇》中骂了龙的报应，而远志明和谢选骏则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远志明更是进入神学院受训成了传教士，到处传教、做见证，成了美国华人中著名的传教士。最近，由远志明执笔，神州传播公司推出了一部七集电视片《神州》，声称是《河殇》的续集。这部传教片，根据远志明本人的归纳，其主题是：
“一方面，这部片子以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中国不是一个立体世界，蔑视昊天上帝，没有真正的信仰。另一方面，这部片子打破了西方对上帝的垄断，上帝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自古也是中国的上帝。
当然，这部片子强烈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中国人2500年自相残杀自我虐待已经够了，爱、和平、宽恕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出路。“
胡编乱造的历史
不管《河殇》的其他撰稿人是否也承认《神州》是其续集，在充斥了历史常识错误这一点，二者倒是一脉相承。《神州》开头第一句话就已说错：“从炎黄算起，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历史。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意思是：上帝的土地。”后面更是推测说，大概在诺亚大洪水之后，“虔诚的中国祖先们就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事实上，“神州”一语出现得相当晚，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才首次出现。里面记载说，战国齐人邹衍认为天下分九洲，中国属赤县神州。
这不过是邹衍一人的胡诌，而非五千年来的共识，王充就批评过他是“匹夫而荧惑诸侯”。以后随着《史记》的流行，“赤县”或“神州”才成了中国的别称，那个“神”字，当是泛指神灵，并非“上帝”。在《史记》之前，没有“神州”的说法，即使从邹衍算起，也不过两千多年，远志明从哪里发现从炎黄时候起中国人就一直把中国叫做“上帝的土地”？
《神州》说：“一九六八年遗传学家发现，全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
远志明不明白，分子遗传学家虽然认为现代人类都来自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即所谓“非洲夏娃”学说，只不过是比喻，并不是说当时只有一男一女，而是指几千人的一群人（其中只有一位女性的线粒体基因传了下来）。但是《神州》却自欺欺人地将此做为《圣经》记载真实可靠的证据：
“希伯来《圣经》上说，上帝初造了一个男人，统管地上万物，女人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对人类始祖，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传为‘阿耽’和‘好娃’，中国祖先传为”安登“和”女娲“，希伯来《圣经》原文叫‘Adam’和‘Howwah’。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是谁叫安登做了统领大帝？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
《天问》原文为：“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多数学者认为，“登立为帝”是登位当帝王的意思，“立”通“位”。也有个别学者认为“登”是人名，指炎帝之母女登，亦名安登，如毛奇龄《天问补注》说：“登，女登也。亦名安登，炎帝之母也。”可见这位“安登”乃是女性，并非盘古，和亚当是扯不上关系的。
正是为了证明中国自古是“上帝的土地”，远志明才不惜如此编造历史。
这种“历史为我而编”的手法在《神州》之中随处可见。比如，为了说明中国人失去上帝之后是如何彼此敌视、相互仇杀的，远志明举了个例子：“成了夫差阶下囚的勾践，更以惊人的意志力，卧薪尝胆，以曲求伸，直到后来亲手杀死了夫差！”但是这样戏剧化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过。史籍明确记载了夫差是在兵败后自杀，而不是被勾践亲手杀死。
但还有比这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性错误。《神州》称：“赵匡胤宁肯军中无将，屡战屡败，向匈奴巨额进贡，也不让国中任何人有任何机会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于是，这莫须有的天理在赤裸裸的人欲面前，正像孕育了它的宋王朝在野蛮的匈奴面前一样，软弱无力，一败涂地。”粗知点宋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宋朝初期的强敌是契丹，而非匈奴。事实上，北匈奴在公元二世纪后就已下落不明，汉化的南匈奴在南北朝之后也已消失，到了宋朝，还到哪里去找匈奴巨额进贡？赵匡胤也未向异族巨额进贡，那是要等到宋真宗订下澶渊之盟之后才发生的事。
贻笑大方的拆字游戏
为了证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拜基督教的上帝，《神州》竟象测字先生一样玩起了拆字游戏，而完全无视汉字的造字规律。据它说，“有一些字，专门解释汉字起源的六书难以归类，根据上古神圣故事就能够应刃而解。”
比如，“婪”字是“二木之下一女择果”，表示夏娃受蛇的诱骗偷吃禁果；“禁”字也相仿，当初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船”则是“舟加八口”，表示运载了诺亚一家八口的方舟。这种游戏玩起来或许很有趣，在学术上却不过是笑话。从《说文解字》以来的解释字源的著作对这几个字的归类从来就没有感到困难：它们都属于“六书”中的形声字，“婪”和“禁”中的“林”，“船”中的“八口”，都是没有意义的、表示读音的声旁，而不是表示树木、八口人。
《神州》还考证了“义”字的起源说：
“大洪水之后，挪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后来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中国祖先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义字，竟维妙维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精意见证了出来。”
这也完全是牵强附会。“义”是“仪”的古字，本义是“威仪”，引申为“容貌”、“适宜”，跟献祭、信神扯不上关系。“义”的繁体字从羊从我，因羊性温和、肉味鲜明，所以在造字时用羊旁表示美好、善良，除了“义”字，“美”、“善”都是如此。
牵强附会胡解老子
远志明以《老子》专家自居，自称研究《老子》与《圣经》的比较，从中发现了老子的“道”就是上帝，“圣人”就是耶稣，云云。在《神州》中，他说：
“倒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论证说：老子的道就是上帝。老子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夷希微’，就是‘耶微’即耶和华的相似音，这个相似音在非洲、希腊、希伯来和中国，都是指上帝。”
黑格尔的确认为《老子》中的“夷希微”和“耶和华（Jehovah）”读音相近，也许就是神的名字。但是他在十九世纪初如此主张时，还不知道三点事实：
第一，“耶和华”实际上并不是神的名字，是被基督徒叫错了。希伯来文往往只写辅音，省去元音，在希伯来语圣经中，神的名字拉丁化后写做YHVH.中世纪的神学家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时，不知道该如何念神的名字（犹太人不敢读出上帝的名字），错误地将它拼成了Jehovah，即耶和华。
现代的圣经学者一致认为，正确的读法应是Yahveh（亚维），只剩了两个音节，无法再跟“夷希微”三个音节相比了。
第二，《老子》中这三个字出现的次序未必就是“夷、希、微”。实际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中，这三个字出现的次序是“微、希、夷”。
第三，最关键的，是这种比较是以“夷希微”的现代汉语读音（黑格尔写做I-hi-wei）为基础的，但是汉语读音是变化的，古音与今音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语言学家王力的拟音，这三个字的古音如果用英文发音近似表示，“夷”
读做yiei，“希”读做hiei，“微”差别更大，为miuei，不论将这三个字如何排列，其读音都跟Yahveh或Jehovah相差很远。
如果不靠生搬硬套，《老子》是无论如何和《圣经》扯不上关系的。《老子》的第一句就与《圣经》无法调和：
“道可道，非常道。”
这一句，历来被解释为：“说得出的道，不是永恒的道。”但是在基督徒看来，上帝之道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说得出来的，要到处宣扬的。为了硬把《老子》和《圣经》揉在一起，远志明把“常”解释成“通常”而不是“永恒”，别出心裁地将之翻译成“道可以说，但不是通常所说的道”（见远志明著《老子与圣经》）。他显然不知道，在帛书《老子》中，这一句是写做“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按任继愈的说法，是后来为了避汉文帝的讳，才把“恒”字改写成了“常”。远志明对《老子》的解释，恰与老子原意大相径庭。
基督教能否救中国
显然，远志明如此胡编乱造、牵强附会，是因为对基督教信仰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其用意就是为了证明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在两千五百年前被抛弃了，所以才导致了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自相残杀自我虐待，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中国重新捡回基督教信仰。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两千年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样是一直在自相残杀自我虐待，其惨烈程度，比起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信奉基督教最为虔诚的中世纪的欧洲，上演了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幕。
当远志明声称“在基督教国家都尊重人权，而在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人权记录一般说来都很糟糕”时，他也忘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南美洲、非洲国家都是比欧洲、北美洲国家更虔诚的基督教国家，而他们的人权记录，一般说来都很糟糕。
史实告诉人们，欧洲近代的进步，并非拜基督教（或任何宗教）之赐，而恰恰相反，是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科学发展，冲破了宗教的桎梏，使人性得到解放。别人好不容易摆脱掉了的，我们何苦去要？
2000.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