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Bugbus
- 发布时间 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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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其实让你看到了又能怎样？你难道不奇内裤里面是什么吗
蔣介石無法搶救出境的大師們，文革期間一個不剩
1948年底，國民黨輸掉大陸已成定局，只好佈局退守臺灣。國民政府發出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儘量搬遷，先以臺灣大學為基礎，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和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要人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並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
「搶救大陸學人」計畫
「搶救大陸學人」計畫由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制定，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 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
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畫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臺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於是，一份經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三人共同商議擬定的「搶救」的名單很快出爐了，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爭搶胡適
由於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共產黨方面也加緊了對他的統戰工作。早些時候已棄教職出走清華園，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適密談，勸他留在北大，不要跟著國民黨。
胡適回答：「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共產黨高層沒有放棄，改為直接向胡適喊話。據時任北大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季羨林回憶，「我到校長辦公室找胡適，商談什麼問題。忽然撞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昨夜裡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著國民黨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並派專機迎接。胡適臨行前，派人勸好友、輔仁大學校長、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師陳垣同機飛南京，陳垣不從。不但陳垣不從，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這一拒絕讓胡適夫婦大為吃驚。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國當大使的父親胡適進入美國學校讀書，1948年回國，成為北圖的一名職員。據胡適辦公室不掛名的秘書鄧廣銘回憶說：「當時胡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什麼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因事涉緊急，胡適無法也無力在短時間內做通兒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隨其自便了。（此節內容摘自《南渡北歸》一書）
由於胡適（左）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國、共兩黨亟欲拉攏，胡適最後選擇跟隨蔣介石飛赴南京、台灣。
「搶救大陸學人」計畫結局
被譽為南開大學之父的張伯苓沒有被忘記。1949年11月底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在重慶的張去臺灣或美國，費用不用操心。張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表示謝絕。實際上是周恩來早就托人傳來話，要他不要走。張伯苓是周恩來的恩師。1950年5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張伯苓夫婦搭乘飛機由重慶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人各有志，許多人不準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台，而是願意留在大陸。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才有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分機艙座位都被空閒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後的梅貽琦，當著蔣介石的面為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表示惋惜。
蔣介石為「搶救」學人費盡心機。據資料統計，因此，在國民政府1948年3月選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內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選擇留下來，只有22位選擇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臺灣，其餘遠走美歐等國，令蔣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就被列為「搶救」名單，但他沒有選擇離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來，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陳垣天真地認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餘人，到1956年底有2000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大概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大陸學人對「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以及後來大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放棄舒適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其原因很多。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產黨印象頗好，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麼，這種希望和幻想是從哪裡來的呢？
1947年1月，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正歡，《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慶祝了創刊9周年，也無人阻攔，郭沫若、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號角，民主喉舌」。《新華日報》，1939年創刊，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自創刊後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針對允許其自由辦報的國民黨政府，該報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堅持不懈地罵了近十年，公開號召工人和農民一起推翻國民黨，甚至公開號召國民黨軍隊站出來對政府反戈一擊。
留守大陸學人的結局
那麼那些留在大陸的學人們，等待他們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呢？限於文章篇幅，這裡只摘錄部分留在大陸知識份子的結局。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陳寅恪（左二）全家福。
曾昭掄及妻子晚年景況頗為悽慘，興盛百年的曾氏傳承至此香斷。
胡適全家福，胡適（右ㄧ）、江冬秀、胡祖望（左一）、胡思杜。
在一次批判大會上，高齡72歲的吳宓被勒令下跪逾兩小時。待批鬥會結束後，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
豐子愷遭嚴重迫害，最後含冤而終。
原為中國航空科學元勳的虞光裕被下放車間勞改，最後死於跌落的通風管道之下。
詹安泰享負「一代詞宗」盛譽，卻仍難逃文革批鬥之劫，多年文稿遭到燒毀。
＊作者為自由作家，本文轉自作者微信公號。
1948年底，國民黨輸掉大陸已成定局，只好佈局退守臺灣。國民政府發出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儘量搬遷，先以臺灣大學為基礎，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和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要人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並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
「搶救大陸學人」計畫
「搶救大陸學人」計畫由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制定，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 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
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畫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臺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於是，一份經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三人共同商議擬定的「搶救」的名單很快出爐了，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爭搶胡適
由於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共產黨方面也加緊了對他的統戰工作。早些時候已棄教職出走清華園，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適密談，勸他留在北大，不要跟著國民黨。
胡適回答：「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共產黨高層沒有放棄，改為直接向胡適喊話。據時任北大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季羨林回憶，「我到校長辦公室找胡適，商談什麼問題。忽然撞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昨夜裡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著國民黨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並派專機迎接。胡適臨行前，派人勸好友、輔仁大學校長、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師陳垣同機飛南京，陳垣不從。不但陳垣不從，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這一拒絕讓胡適夫婦大為吃驚。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國當大使的父親胡適進入美國學校讀書，1948年回國，成為北圖的一名職員。據胡適辦公室不掛名的秘書鄧廣銘回憶說：「當時胡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什麼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因事涉緊急，胡適無法也無力在短時間內做通兒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隨其自便了。（此節內容摘自《南渡北歸》一書）
由於胡適（左）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國、共兩黨亟欲拉攏，胡適最後選擇跟隨蔣介石飛赴南京、台灣。
「搶救大陸學人」計畫結局
被譽為南開大學之父的張伯苓沒有被忘記。1949年11月底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在重慶的張去臺灣或美國，費用不用操心。張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表示謝絕。實際上是周恩來早就托人傳來話，要他不要走。張伯苓是周恩來的恩師。1950年5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張伯苓夫婦搭乘飛機由重慶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人各有志，許多人不準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台，而是願意留在大陸。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才有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分機艙座位都被空閒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後的梅貽琦，當著蔣介石的面為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表示惋惜。
蔣介石為「搶救」學人費盡心機。據資料統計，因此，在國民政府1948年3月選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內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選擇留下來，只有22位選擇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臺灣，其餘遠走美歐等國，令蔣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就被列為「搶救」名單，但他沒有選擇離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來，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陳垣天真地認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餘人，到1956年底有2000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大概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大陸學人對「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以及後來大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放棄舒適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其原因很多。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產黨印象頗好，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麼，這種希望和幻想是從哪裡來的呢？
1947年1月，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正歡，《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慶祝了創刊9周年，也無人阻攔，郭沫若、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號角，民主喉舌」。《新華日報》，1939年創刊，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自創刊後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針對允許其自由辦報的國民黨政府，該報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堅持不懈地罵了近十年，公開號召工人和農民一起推翻國民黨，甚至公開號召國民黨軍隊站出來對政府反戈一擊。
留守大陸學人的結局
那麼那些留在大陸的學人們，等待他們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呢？限於文章篇幅，這裡只摘錄部分留在大陸知識份子的結局。
- 一代大師陳寅恪：他學貫中西，通曉十餘種語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稱為「中國最博學之人」；文革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臟病的他徹底崩潰。去世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要「口頭交代」，他說「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對牛衣」的詩句。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陳寅恪（左二）全家福。
- 曾昭掄：曾國藩侄重孫，與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國知名學者，1949年兩人滯留於香港，蔣介石欲搶救二人去臺灣，兩人斷然拒絕，歸來報國。文革時紅衛兵將俞大絪教授上衣剝除，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4個月後曾昭掄也被含冤折磨死，興盛百年的曾氏傳承，至此香斷。
曾昭掄及妻子晚年景況頗為悽慘，興盛百年的曾氏傳承至此香斷。
- 胡思杜：胡適幼子。北京淪陷前夕，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胡思杜不願隨行，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他們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1950年，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胡適全家福，胡適（右ㄧ）、江冬秀、胡祖望（左一）、胡思杜。
- 大師吳宓：1966年「文革」中，吳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牛棚」，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戴白紙高帽遊街示眾，接受造反派的打罵與侮辱。其間，大量日記、文稿、藏書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會上，已經72歲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兩個多小時。批鬥會結束後，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在一次批判大會上，高齡72歲的吳宓被勒令下跪逾兩小時。待批鬥會結束後，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
- 陳夢家：新月派詩人，後專心於史學，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曾任教於西南聯大、芝加哥大學、清華大學。1951年經歷思想改造運動，遭猛烈抨擊，1957年被劃為右派，是史學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殘酷批鬥，他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縊，年僅55歲。巫甯坤教授曾回憶，1951年，燕京大學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園裡的大喇叭廣播突然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淡淡說：「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
- 劉盼遂：北師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1928年畢業後執教於北京女師、清華大學、燕京、輔仁大學。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
- 王榮璸：潛艇專家、船舶工程專家，第一代潛艇研發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國學習，1949年積極參加「反搬運反疏散反破壞」鬥爭，留住了許多本想前往臺灣的技術人員，1969年被打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美蘇雙重特務，關入牛棚，遭殘酷批鬥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險從德國帶回國的潛艇資料底片也被抄走遺失。
- 漫畫大師豐子愷：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黑畫家」，遭嚴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一畫，被認為是歡迎蔣反攻大陸。「好風」者，好消息也。《炮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本宣導和平，結果被認為是迎合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
豐子愷遭嚴重迫害，最後含冤而終。
- 蕭光琰：化學家。建國後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國，讀了博士並工作。1949年，他花幾千美元購買翻印器材，花一年時間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認為祖國需要的資料，然後幾經波折回到國內，在文革中被關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身亡。三天後，其妻子和15歲的女兒自殺。
- 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電腦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抗日時曾冒著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樑，1945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後參與第一代電子電腦eniac的設計程式設計。1956年放棄一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階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上吊身亡。
- 周壽憲：1951年26歲時在美國獲博士學位，並留美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衝破阻撓回國，任職於清華，參與籌建電腦專業，是中國電腦科學的創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五七幹校，被長期摧殘後患上精神病，但軍宣隊員說他是裝的，常拳打腳踢謾駡侮辱，後因病情嚴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樓自殺
- 虞光裕：中國航空科學元勳，曾在美國和英國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1949年拒絕赴台，輾轉香港和南朝鮮，歷時三個月艱難回國。1956年成功主持研製中國第一台噴氣發動機，並主持建設中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車間勞改，拆卸舊鍋爐時被跌落的通風管道砸死。
原為中國航空科學元勳的虞光裕被下放車間勞改，最後死於跌落的通風管道之下。
- 錢晉：1944年畢業於北大，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膠粘結炸藥，為兩彈一星的研製作出巨大貢獻。文革時被打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虛烏有的「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問題。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錢晉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結果被活活打死。
- 詹安泰：古典文學家，書法家，詞學造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稱譽，任教於中大。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批鬥，多年文稿被燒毀，其子曾每天偷藏幾張手稿帶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數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復發，醫院不肯醫治，淒涼離世，家人隨後被中大趕至集體宿舍居住，其兩室藏書後被賤賣。
詹安泰享負「一代詞宗」盛譽，卻仍難逃文革批鬥之劫，多年文稿遭到燒毀。
- 董堅毅：哈佛大學博士，52年回國，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60年饑荒襲來，董亦不能倖免。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夾邊溝勞教人員2800多人，餓死2100多人，死難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綿延兩公里。
＊作者為自由作家，本文轉自作者微信公號。
胡適次子胡思杜的悲慘人生：力挺共產黨卻遭批鬥 36歲「畏罪上吊自殺」
胡適全家，胡適(右一)、江冬秀、長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1962年胡適因心臟病猝死台灣，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在大陸早已「畏罪上吊自殺」了。
胡適次子胡思杜的不幸人生：36歲「畏罪上吊自殺」
2013年07月09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一】
1917年，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回國，跟早已訂婚的同鄉女子江冬秀完婚。
胡適與江冬秀婚後育有3子。長子出生於1919年3月16日，離胡母馮順弟去世僅4 個月。為紀念寡母撫孤的鞠育和恩德，胡適便給長子取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女兒出生於1920年8月16日，取名素斐，有人說是為了紀念胡適在美國留學時 的情侶陳衡哲（暱名「莎菲」）。可惜這個被胡適夫婦寵愛的愛女，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夭。次子思杜，出生於1921年12月27日。這天是陰歷10月 17日，正好是胡適的生日，給孩子取此名是為了表示對恩師 ~ 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感激之情。因在孩子中排行第三，故此兒小名叫小三。
小三胡思杜少年時候，患有肺病，時讀時輟，所以胡適專門請家教對其進行輔導。其中有 一個家庭教師，就是胡適的高足，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羅爾綱。羅爾綱一直教了胡思杜5年，所以他對胡思杜比較了解，在羅爾綱先生的眼裡，胡思杜幼時雖很 頑皮，但卻是個十分可愛的優秀少年。羅爾綱先生在其晚年所著的《胡適瑣記》中說，胡思杜從小思想活躍且進步，比較愛國。
羅先生寫道：「他對老保姆楊媽、在他家做雜役的小二，親如家人」，一點也沒有闊少的 架子；天資聰慧，兩天能看完《水滸傳》，又唱得一口好京戲。羅先生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如果他不是生在胡適家，說不定京戲舞台上會多一個藝術家。羅先生還回 憶起胡思杜曾告訴過他一件人們並不知道的故事：胡思杜非常熱愛、尊崇魯迅。那是1932年冬天，魯迅返北平探母，曾往胡宅訪問。胡家向來不絕高朋貴客，但 少年胡思杜從來也沒有給哪位客人接大衣之類的恭敬，這回他卻「趕著去幫魯迅接大衣」了。
胡思杜堂兄胡恆立在回憶兒時的胡思杜時，說他的臉圓圓的，異常的活潑搞怪，常常妙語如珠，是大家的開心果。
然而胡思杜在成年後卻不怎麼好讀書，喜歡玩樂，好交朋友，什麼朋友都交。抗戰開始 後，胡適赴美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39年在西南聯大學習航空機械專業的胡祖望去美國留學，進入其父胡適曾就讀過的名校 ~ 康乃爾大學。胡思杜則隨母親江冬秀避難上海。胡適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
1940年11月9日，這位竹姓朋友寫信給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 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在此之前，胡適每次在給妻子江冬秀的信中，總要不時提醒她少打牌，「盼望你能有多一點時候在家照管兒子。小兒子有一些壞 脾氣，我頗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兒子」。無奈，江冬秀整日一門心思沉湎在牌桌上，無時間也無精力去管教兒子，加之胡適又長期不在身邊，這樣就使 得無拘無束的胡思杜在上海這個「大染缸」裡免不了沾染上一些不良嗜好。
胡適在1941年5月托人將胡思杜帶去美國。胡思杜在國內學的文科，曾先後在上海大學、東吳大學讀社會科學。到美國後，胡適將他送進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歷史。
胡思杜在美國連續上了兩個大學，但均未畢業，只得於1948年夏隨胡適的一個朋友回到了北平，來到早已歸國的父親胡適身邊。回國的原因，據羅爾綱先生說，是因為在美國染上了吃喝的惡習而荒廢了學業，被學校驅逐。
胡思杜回國後，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子上，紛紛請他到他們的大學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 史系最為積極，但胡適皆以「思杜學業未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為由拒絕了所有的邀請。後來胡適安排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那可是個讀書長學問的好地方。他 果然一改常態，擺出一副老氣橫秋的埋頭讀書的樣子，也真應了那句「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古語。
【二】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催促北京大學 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飛來南京，並於12月14日派專機到北平「搶救」名流學者。胡適馬上聯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著名學者陳寅 恪等人。結果，不但陳垣不願意離開北平，就連胡適小兒子胡思杜也不願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胡適實在捨不下東廠胡同（即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幾大間屋的書籍，很想有人照 看這些被其視為生命的書，現在既然小三思杜不願走，那留下照看一陣子也不是不可以，因為在他看來有美國人撐腰的國民黨政權，遲早還會卷土重來。所以他只挑 選了他視為寶貝的一部16回殘本的《石頭記》抄本和《水經注》稿本隨身。而江冬秀不願意扔下小兒子，對骨肉分離感到非常難過，留下一箱細軟和金銀首飾，說 是讓思杜日後結婚用。
最終也只有梅貽琦、陳寅恪等少數知名學者隨胡適一起飛到了南京。哪知，幾個月後，竟翻天覆地，滄海變桑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北平和平解放後，胡思杜被分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研究院 二班七組學習。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社會，為了做一個脫胎換骨的為新政權所需要的幹部，他主動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財物，各方面表現得均很積極和進步， 並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他還將胡適留下的書籍裝進108個大木箱獻給新中國，這些書成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的「鎮庫寶物」。
學習期間，在組織的啟發下，他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了一份《思想匯 報》：《對我的父親 ~ 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他這種迫切要求進步的舉動，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讚賞，使他得以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結業後，作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鐵道 學院（現在的西南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又名馬列部）教歷史。胡思杜原來就是學社會科學的，現在學有所用了。
當初，中國共產黨對胡適採取的是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批他對國民黨「小罵大幫 忙」，另一方面又頻頻向他示好，希望他能為新社會服務。在胡適南飛前夕，中共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播出了「對胡適之先生廣播」，要求他不要離開北平，並許諾讓 他繼續做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不僅如此，還派潛伏在北大的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冒險去當面勸誡他。胡適的反應是微微一笑，說：「他們要我嗎？」結果胡 適南飛了。這樣，政策也就由拉攏而轉向批判了。
胡適到了南京後，被分崩離析的國民黨政府以非官方的民間使者的身份派往美國尋求援助。
胡適剛到美國不久，他的老友、歷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首先於1949年4月29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香港報紙也轉載了此文。文中說道：「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 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的勇氣， 你應該轉向人民。」在批評之後，便是勸喻：「我現在很誠懇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 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身在美國的胡適，看到統戰意向十分鮮明的陳垣這封籲請他回歸人民陣營的公開信後，公 開表示鄙夷。經過分析，他認定這是一封「偽書」，因為陳垣不會寫白話文，這肯定有人捉刀。於是他在1950年1月9日，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篇《共產黨統治 下沒有自由 ~ 跋所謂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以作為回應，對陳文逐條予以駁斥，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明確表示不可能和他在一條 路上相見。
5個月以後，即1949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又公開發表了胡思杜的文章《對我父親 ~ 胡適的批判》。
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革大」學習時寫的《思想匯報》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其中有 些文字是很傷人的：文章說，胡適「對反動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 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
文章還開列了他這位「戰犯」父親的種種罪狀，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 「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合」、「甘心為美國服務」等。他還表示，「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 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雖然「我以為在思想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確割開的地方」。
胡思杜的這篇文章，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許多媒體紛紛報道。為唐德剛《胡 適雜憶》作序的海外著名學者夏志清先生，讀了胡思杜放肆地嚴厲地公開斥責其父胡適的文章後，禁不住破口大罵其「不成器」！胡適本人所受的打擊那就可想而知 了。但他很快就從大為尷尬中平靜下來，他不相信這是兒子的真心話，和陳垣的公開信一樣，他都認為是捉刀之作，所以他未有表露心跡，只是平靜地把那篇文章剪 下來粘在日記上。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刊物上轉載，接踵而來的便是大陸方面 以此為契機，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當新中國需要開展對舊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時，胡適自然就成了一個靶子。隨著意識形態的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升級，這 種批判越來越嚴厲，幾乎所有胡適的舊友、弟子也都參加了這種不得不參加、不得不以此擺脫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其間許多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如湯用 彤、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而胡思杜的文章對大陸學人也起了「啟發」的作用，比如胡適的弟子羅爾綱先生，拜讀了胡思 杜的文章，「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即「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這個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
這場批判從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為「三反運動」而被暫時擱置。 1954年，兩個「小人物」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因為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所以風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適卷來。在這場批判中，胡適被扣上了許多罵名，如「異族 胡適」、「文化漢奸」、「胡適這個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這場批判風潮持續了10個月，範圍廣力度大，徹底地把 胡適批透了。
因為胡思杜以「大義滅親」的方式痛罵「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有功， 一度受到學校領導的表揚。此時的胡思杜思想開朗，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反動的父親「贖罪」，同時也強烈地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是組織上一直處於考驗之 中，加上全國上下正在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使他受到連累，夢想遲遲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幾年。胡思杜這才知道，作為「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兒 子，他的壓力有多大！
胡思杜曾有一個女朋友，在貴州，但後來這個女朋友不知何故跟他分手了。因為出身不 好，以後胡思杜一直沒交上女朋友，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就不同意了。但他一直努力工作，盡量樂觀，不讓人覺察他背有沉重的思 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的向黨組織靠攏，按照組織上的要求，積極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三】
時間到了1957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各級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 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歡迎大家「鳴」「放」，以幫助黨整風。胡思杜認為對黨作出新貢獻的機會來了，於是就響應號召，一馬當先的積 極主動地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所提的意見，立即遭到反右積極分子們的迎頭痛擊。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 評》為題，發表「本報訊」，報道唐山鐵道學院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教師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文中特別注明某部分內容是「胡適兒子胡 思杜所說的」。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胡思杜則在劫難逃，多次被拉出來接受革命群眾 批鬥，未久便被學院定為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突遭重創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和父親 劃清了界線，為何此時又把自己與這位「人民公敵」的父親捆綁在一起而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精神徹底崩潰了，於1957年9月 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四】
胡思杜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唯一的親人是他遠房堂兄胡思孟，其他在北京的親戚如堂兄胡恆立、堂舅父江澤涵等，身份都是民盟盟員。胡思杜怕連累他們，不常往來，而胡思孟則是個工人，目不識丁，沒什麼可怕的。
唐山鐵道學院給跟胡思杜來往最多的胡思孟打了電報，讓他速來唐山。後來胡思孟回憶 道：他到唐山鐵道學院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胡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跟思杜在一個系工作的一位黨員教師告訴我，思杜死前曾給我留 了一封遺書，寫好後壓在了他的枕頭下。組織上也告訴我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我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我要帶走遺書，但單位的人不肯，只給我抄了一 份」。
遺書滿紙辛酸，多年以後，粗識幾個大字的胡思孟，在接受讀者採訪時還能一字不漏地將 它背下來：「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 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表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 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料理完胡思杜的後事後，胡思孟便把他的書籍和衣物托運回北京，其中《新華月刊》就有 一大箱子，還有許多外文書。胡思孟講，「後來，由於家裡沒有多餘的房子放他的書刊，我就把大部分當廢品賣掉了，現在只剩有十幾本外文書了」。因為有胡適的 社會關係，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成了「黑幫分子」，被趕出鐵道部北京印刷廠，押送到寶雞去修鐵路。至於胡思杜那個浸滿血淚的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 思孟嚇得撕掉了，只保留下殘存的一角，那上面還可以依稀地看到這樣的話，（希望你們努力）「工作，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8年3月，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東方學術」座談會，偶爾從「泛亞社」 香港來電獲悉：胡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職下放勞動。此時的胡適心中雖犯嘀咕，但並沒有向最壞處想，只是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他這個不幸的兒子。到了這年的5 月初，胡適回台灣作關於「五四」運動的廣播講話，還是從「泛亞社」香港來電中看到胡思杜已於「去年8月自縊身死」的消息。胡適先是一驚，差點一頭栽倒地 下。但待鎮定下來又將信將疑，且從心理上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予以排斥，猜想可能是一種有惡意的謠言，因為按照他小兒子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性格是不可能自殺 的。而事實上，胡思杜真的死了，且已死去了8個多月。
胡適一直不相信他的小兒子會先他而去。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國紐約預立遺囑時還在第六條裡寫道：「去世之後，如果留下遺產，留給夫人江冬秀女士，如女士先行去世，則留給兩子胡祖望、胡思杜……如兩子均已去世，則留給孫子。」
1962年胡適因心臟病猝死台灣，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在大陸早已「畏罪上吊自殺」了。
「文革」後期，胡祖望從美國給在大陸的堂舅父江澤涵夫婦寫信，了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胡思杜是否還活著？
被人譽為數學泰斗的江澤涵（1902—1994）在北大執教幾十 年，桃李滿天下，享譽海內外，但因與胡適的社會關係，在「文革」中被整得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貿然給胡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而 惹出新的禍端來。於是就把胡祖望給他的這封信交給學校領導，徵求領導意見；學校領導卻一直沒有明確回覆江教授夫婦；這樣他也就不敢回信告訴實情。後來胡祖 望終於托人（陶孟和之女陶維達）打聽到了實情。生活在美國的胡祖望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後23年，他才被組織上重新審查，平反昭雪。一個時代的悲劇就這樣結束了。
胡適長子胡祖望先生於2005年3月12日病逝於美國，享年86歲，遺妻子曾淑昭和獨子胡復。
胡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
胡適全家，胡適(右一)、江冬秀、長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1962年胡適因心臟病猝死台灣，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在大陸早已「畏罪上吊自殺」了。
胡適次子胡思杜的不幸人生：36歲「畏罪上吊自殺」
2013年07月09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一】
1917年，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回國，跟早已訂婚的同鄉女子江冬秀完婚。
胡適與江冬秀婚後育有3子。長子出生於1919年3月16日，離胡母馮順弟去世僅4 個月。為紀念寡母撫孤的鞠育和恩德，胡適便給長子取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女兒出生於1920年8月16日，取名素斐，有人說是為了紀念胡適在美國留學時 的情侶陳衡哲（暱名「莎菲」）。可惜這個被胡適夫婦寵愛的愛女，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夭。次子思杜，出生於1921年12月27日。這天是陰歷10月 17日，正好是胡適的生日，給孩子取此名是為了表示對恩師 ~ 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感激之情。因在孩子中排行第三，故此兒小名叫小三。
小三胡思杜少年時候，患有肺病，時讀時輟，所以胡適專門請家教對其進行輔導。其中有 一個家庭教師，就是胡適的高足，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羅爾綱。羅爾綱一直教了胡思杜5年，所以他對胡思杜比較了解，在羅爾綱先生的眼裡，胡思杜幼時雖很 頑皮，但卻是個十分可愛的優秀少年。羅爾綱先生在其晚年所著的《胡適瑣記》中說，胡思杜從小思想活躍且進步，比較愛國。
羅先生寫道：「他對老保姆楊媽、在他家做雜役的小二，親如家人」，一點也沒有闊少的 架子；天資聰慧，兩天能看完《水滸傳》，又唱得一口好京戲。羅先生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如果他不是生在胡適家，說不定京戲舞台上會多一個藝術家。羅先生還回 憶起胡思杜曾告訴過他一件人們並不知道的故事：胡思杜非常熱愛、尊崇魯迅。那是1932年冬天，魯迅返北平探母，曾往胡宅訪問。胡家向來不絕高朋貴客，但 少年胡思杜從來也沒有給哪位客人接大衣之類的恭敬，這回他卻「趕著去幫魯迅接大衣」了。
胡思杜堂兄胡恆立在回憶兒時的胡思杜時，說他的臉圓圓的，異常的活潑搞怪，常常妙語如珠，是大家的開心果。
然而胡思杜在成年後卻不怎麼好讀書，喜歡玩樂，好交朋友，什麼朋友都交。抗戰開始 後，胡適赴美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39年在西南聯大學習航空機械專業的胡祖望去美國留學，進入其父胡適曾就讀過的名校 ~ 康乃爾大學。胡思杜則隨母親江冬秀避難上海。胡適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
1940年11月9日，這位竹姓朋友寫信給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 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在此之前，胡適每次在給妻子江冬秀的信中，總要不時提醒她少打牌，「盼望你能有多一點時候在家照管兒子。小兒子有一些壞 脾氣，我頗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兒子」。無奈，江冬秀整日一門心思沉湎在牌桌上，無時間也無精力去管教兒子，加之胡適又長期不在身邊，這樣就使 得無拘無束的胡思杜在上海這個「大染缸」裡免不了沾染上一些不良嗜好。
胡適在1941年5月托人將胡思杜帶去美國。胡思杜在國內學的文科，曾先後在上海大學、東吳大學讀社會科學。到美國後，胡適將他送進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歷史。
胡思杜在美國連續上了兩個大學，但均未畢業，只得於1948年夏隨胡適的一個朋友回到了北平，來到早已歸國的父親胡適身邊。回國的原因，據羅爾綱先生說，是因為在美國染上了吃喝的惡習而荒廢了學業，被學校驅逐。
胡思杜回國後，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子上，紛紛請他到他們的大學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 史系最為積極，但胡適皆以「思杜學業未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為由拒絕了所有的邀請。後來胡適安排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那可是個讀書長學問的好地方。他 果然一改常態，擺出一副老氣橫秋的埋頭讀書的樣子，也真應了那句「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古語。
【二】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催促北京大學 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飛來南京，並於12月14日派專機到北平「搶救」名流學者。胡適馬上聯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著名學者陳寅 恪等人。結果，不但陳垣不願意離開北平，就連胡適小兒子胡思杜也不願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胡適實在捨不下東廠胡同（即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幾大間屋的書籍，很想有人照 看這些被其視為生命的書，現在既然小三思杜不願走，那留下照看一陣子也不是不可以，因為在他看來有美國人撐腰的國民黨政權，遲早還會卷土重來。所以他只挑 選了他視為寶貝的一部16回殘本的《石頭記》抄本和《水經注》稿本隨身。而江冬秀不願意扔下小兒子，對骨肉分離感到非常難過，留下一箱細軟和金銀首飾，說 是讓思杜日後結婚用。
最終也只有梅貽琦、陳寅恪等少數知名學者隨胡適一起飛到了南京。哪知，幾個月後，竟翻天覆地，滄海變桑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北平和平解放後，胡思杜被分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研究院 二班七組學習。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社會，為了做一個脫胎換骨的為新政權所需要的幹部，他主動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財物，各方面表現得均很積極和進步， 並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他還將胡適留下的書籍裝進108個大木箱獻給新中國，這些書成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的「鎮庫寶物」。
學習期間，在組織的啟發下，他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了一份《思想匯 報》：《對我的父親 ~ 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他這種迫切要求進步的舉動，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讚賞，使他得以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結業後，作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鐵道 學院（現在的西南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又名馬列部）教歷史。胡思杜原來就是學社會科學的，現在學有所用了。
當初，中國共產黨對胡適採取的是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批他對國民黨「小罵大幫 忙」，另一方面又頻頻向他示好，希望他能為新社會服務。在胡適南飛前夕，中共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播出了「對胡適之先生廣播」，要求他不要離開北平，並許諾讓 他繼續做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不僅如此，還派潛伏在北大的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冒險去當面勸誡他。胡適的反應是微微一笑，說：「他們要我嗎？」結果胡 適南飛了。這樣，政策也就由拉攏而轉向批判了。
胡適到了南京後，被分崩離析的國民黨政府以非官方的民間使者的身份派往美國尋求援助。
胡適剛到美國不久，他的老友、歷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首先於1949年4月29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香港報紙也轉載了此文。文中說道：「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 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的勇氣， 你應該轉向人民。」在批評之後，便是勸喻：「我現在很誠懇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 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身在美國的胡適，看到統戰意向十分鮮明的陳垣這封籲請他回歸人民陣營的公開信後，公 開表示鄙夷。經過分析，他認定這是一封「偽書」，因為陳垣不會寫白話文，這肯定有人捉刀。於是他在1950年1月9日，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篇《共產黨統治 下沒有自由 ~ 跋所謂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以作為回應，對陳文逐條予以駁斥，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明確表示不可能和他在一條 路上相見。
5個月以後，即1949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又公開發表了胡思杜的文章《對我父親 ~ 胡適的批判》。
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革大」學習時寫的《思想匯報》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其中有 些文字是很傷人的：文章說，胡適「對反動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 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
文章還開列了他這位「戰犯」父親的種種罪狀，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 「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合」、「甘心為美國服務」等。他還表示，「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 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雖然「我以為在思想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確割開的地方」。
胡思杜的這篇文章，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許多媒體紛紛報道。為唐德剛《胡 適雜憶》作序的海外著名學者夏志清先生，讀了胡思杜放肆地嚴厲地公開斥責其父胡適的文章後，禁不住破口大罵其「不成器」！胡適本人所受的打擊那就可想而知 了。但他很快就從大為尷尬中平靜下來，他不相信這是兒子的真心話，和陳垣的公開信一樣，他都認為是捉刀之作，所以他未有表露心跡，只是平靜地把那篇文章剪 下來粘在日記上。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刊物上轉載，接踵而來的便是大陸方面 以此為契機，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當新中國需要開展對舊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時，胡適自然就成了一個靶子。隨著意識形態的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升級，這 種批判越來越嚴厲，幾乎所有胡適的舊友、弟子也都參加了這種不得不參加、不得不以此擺脫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其間許多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如湯用 彤、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而胡思杜的文章對大陸學人也起了「啟發」的作用，比如胡適的弟子羅爾綱先生，拜讀了胡思 杜的文章，「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即「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這個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
這場批判從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為「三反運動」而被暫時擱置。 1954年，兩個「小人物」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因為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所以風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適卷來。在這場批判中，胡適被扣上了許多罵名，如「異族 胡適」、「文化漢奸」、「胡適這個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這場批判風潮持續了10個月，範圍廣力度大，徹底地把 胡適批透了。
因為胡思杜以「大義滅親」的方式痛罵「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有功， 一度受到學校領導的表揚。此時的胡思杜思想開朗，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反動的父親「贖罪」，同時也強烈地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是組織上一直處於考驗之 中，加上全國上下正在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使他受到連累，夢想遲遲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幾年。胡思杜這才知道，作為「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兒 子，他的壓力有多大！
胡思杜曾有一個女朋友，在貴州，但後來這個女朋友不知何故跟他分手了。因為出身不 好，以後胡思杜一直沒交上女朋友，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就不同意了。但他一直努力工作，盡量樂觀，不讓人覺察他背有沉重的思 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的向黨組織靠攏，按照組織上的要求，積極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三】
時間到了1957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各級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 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歡迎大家「鳴」「放」，以幫助黨整風。胡思杜認為對黨作出新貢獻的機會來了，於是就響應號召，一馬當先的積 極主動地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所提的意見，立即遭到反右積極分子們的迎頭痛擊。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 評》為題，發表「本報訊」，報道唐山鐵道學院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教師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文中特別注明某部分內容是「胡適兒子胡 思杜所說的」。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胡思杜則在劫難逃，多次被拉出來接受革命群眾 批鬥，未久便被學院定為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突遭重創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和父親 劃清了界線，為何此時又把自己與這位「人民公敵」的父親捆綁在一起而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精神徹底崩潰了，於1957年9月 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四】
胡思杜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唯一的親人是他遠房堂兄胡思孟，其他在北京的親戚如堂兄胡恆立、堂舅父江澤涵等，身份都是民盟盟員。胡思杜怕連累他們，不常往來，而胡思孟則是個工人，目不識丁，沒什麼可怕的。
唐山鐵道學院給跟胡思杜來往最多的胡思孟打了電報，讓他速來唐山。後來胡思孟回憶 道：他到唐山鐵道學院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胡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跟思杜在一個系工作的一位黨員教師告訴我，思杜死前曾給我留 了一封遺書，寫好後壓在了他的枕頭下。組織上也告訴我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我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我要帶走遺書，但單位的人不肯，只給我抄了一 份」。
遺書滿紙辛酸，多年以後，粗識幾個大字的胡思孟，在接受讀者採訪時還能一字不漏地將 它背下來：「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 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表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 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料理完胡思杜的後事後，胡思孟便把他的書籍和衣物托運回北京，其中《新華月刊》就有 一大箱子，還有許多外文書。胡思孟講，「後來，由於家裡沒有多餘的房子放他的書刊，我就把大部分當廢品賣掉了，現在只剩有十幾本外文書了」。因為有胡適的 社會關係，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成了「黑幫分子」，被趕出鐵道部北京印刷廠，押送到寶雞去修鐵路。至於胡思杜那個浸滿血淚的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 思孟嚇得撕掉了，只保留下殘存的一角，那上面還可以依稀地看到這樣的話，（希望你們努力）「工作，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8年3月，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東方學術」座談會，偶爾從「泛亞社」 香港來電獲悉：胡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職下放勞動。此時的胡適心中雖犯嘀咕，但並沒有向最壞處想，只是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他這個不幸的兒子。到了這年的5 月初，胡適回台灣作關於「五四」運動的廣播講話，還是從「泛亞社」香港來電中看到胡思杜已於「去年8月自縊身死」的消息。胡適先是一驚，差點一頭栽倒地 下。但待鎮定下來又將信將疑，且從心理上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予以排斥，猜想可能是一種有惡意的謠言，因為按照他小兒子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性格是不可能自殺 的。而事實上，胡思杜真的死了，且已死去了8個多月。
胡適一直不相信他的小兒子會先他而去。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國紐約預立遺囑時還在第六條裡寫道：「去世之後，如果留下遺產，留給夫人江冬秀女士，如女士先行去世，則留給兩子胡祖望、胡思杜……如兩子均已去世，則留給孫子。」
1962年胡適因心臟病猝死台灣，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在大陸早已「畏罪上吊自殺」了。
「文革」後期，胡祖望從美國給在大陸的堂舅父江澤涵夫婦寫信，了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胡思杜是否還活著？
被人譽為數學泰斗的江澤涵（1902—1994）在北大執教幾十 年，桃李滿天下，享譽海內外，但因與胡適的社會關係，在「文革」中被整得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貿然給胡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而 惹出新的禍端來。於是就把胡祖望給他的這封信交給學校領導，徵求領導意見；學校領導卻一直沒有明確回覆江教授夫婦；這樣他也就不敢回信告訴實情。後來胡祖 望終於托人（陶孟和之女陶維達）打聽到了實情。生活在美國的胡祖望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後23年，他才被組織上重新審查，平反昭雪。一個時代的悲劇就這樣結束了。
胡適長子胡祖望先生於2005年3月12日病逝於美國，享年86歲，遺妻子曾淑昭和獨子胡復。
胡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是什么？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 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 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 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 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然而，这些青年们迟 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 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 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 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 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 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 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 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 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 “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就这 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 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 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 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 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 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 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 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官方从来没有公认过利用上山下乡运动把危险分子逐出城市，不过报刊上不断地宣讲该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 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巩固毛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防止“刘少奇之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回笼。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的问 题。下乡运动当然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因此不可忽视。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 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 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青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 无须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毛因而确定了文化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他也更加确定了“他的”威权。
正像Lucien Bianco指出的，毛执著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他向他的政治对 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HannaArendt曾经这样写道：“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 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原则上说，下放几百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扎根一辈子”，毫无疑问，那就是“运动”中国社会的绝好办法。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本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加强他的魅力领袖式威权这一动机呢？很难说。他的威权作风在某 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然而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 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革命划上了句 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 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 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 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 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 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然而，这些青年们迟 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 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 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 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 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 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 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 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 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 “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就这 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 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 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 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 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 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 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 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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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革命划上了句 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 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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