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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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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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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3
谈文革现像的回归

作者: 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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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政治发展一直处在缓慢恶化的变动中,最近几个月,这个变动趋势突然急遽恶化。其集中表现就是,半个世纪前的文化大革命,今天又以某种方式回来了。

以某种方式回归的文革,有人称之为“准文革”(章立凡),有人叫作“习近平文革”(梁京),还有学者叫它“极权恐怖政策的复兴”(裴敏欣)。不管是哪种叫法,一些文革现像已经回归或正在回归,应是这些学者的共识。

最近发生的任志强事件和官媒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是冰山一角。在这次围剿中,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千龙网率先发难,随后,青年网、江苏网、上海党建 网、红色文化网和吉林网等和一些极左文人纷纷跟进。他们中有的主张把任志强开除出党,有的建议剥夺任的财产,还有人做出这种文革诗:“大快人心事,揪出任 志强!政治流氓商痞,狗头太猖狂……”,活脱脱一幅文革大批判的样子!

文革时的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也回归了。这些官媒、极左人士给任志强扣的帽子,跟文革时没什么两样。什么丑化党和国家形像,诋毁诬蔑习近平党中央,攻击习近平,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抹黑公有制,鼓吹私有制,鼓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解除党对军队的领导;鼓吹普世价值;为蒋介石翻案,鼓吹台湾政权合法,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做好舆论宣传,云云,不一而足。

文革罪名也回来了。反党罪是过去30多年久违的一项罪名,就连前一阵子被揪出的周永康、薄熙来等,当局也没有直接指控他们“反党”,而称他们搞“非 组织政治活动”。但在这次任志强事件中,“反党”这项罪名却被端了出来。指控任的人称,他长期发表反党言论,诋毁共产党“极权”、“不合法”,极力鼓吹多 党制,主张推翻党的领导。千龙网指,任志强散播“反党”思想,“妄图通过资本控制政权”,“最终实现资本长期坐庄”。据知情人士说,千龙网的指控文章系 “上级部门”交该网转发,并非该网的自选动作。

文革造神也回来了。这些官媒批判任志强,其实就是为了向习近平输诚。三大党媒的表态“绝对忠诚”就是新一轮的造神举动。类似的肉麻与阿谀之声,目前正充斥著中国。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最近说,习主席讲话精神是思想灯塔,就像当年的林彪吹捧毛泽东一样,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面对这些文革现像的回归,很多人仍然不相信中国还会再搞一次文革。这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第一,中共中央对文革有结论,即1981年的《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将文革定性为“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 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第二,文革造成了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革中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国民经济损失达八千亿人民币。

对这样一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相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个历史决议就会发现,它其实为今天毛泽东重回神坛埋 下了伏笔,也就为文革回归埋下了伏笔。不是吗?《决议》称,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共产党还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活 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看看今天习近平当局所作的,不就是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吗?既然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以毛的名义搞唱红 打黑式的文革,怎么就不会再来一次?薄熙来不就是在重庆搞得风生水起吗?重庆模式不是到现在也没被清算吗?

借树毛泽东来树自己,借掀起一场不同于毛泽东文革的文革,来达到极权统治的目的,走到这一步,习近平还有转圜的余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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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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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5
任志强事件

作者: 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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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出了一位大人物,叫做任志强。大人物必然和大事件有关,我们先来看看是什么大事件导致出了大人物。

前些日子习总书记视察了三家中国最大的媒体,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中心意思,被总结为党媒姓党。就是党的媒体应该和党是一家人,听党的话,为党说话;不得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翻译成现代国语,就是进一步收紧舆论尺度,严格限制言论自由。

于是乎大小媒体一哄而起,纷纷表态跟风。不仅是党的媒体,也包括假扮成民间媒体的披着羊皮的狼们,也跟着一窝蜂地哭着喊着要紧跟党中央不错步,坚决表态自己没有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很像文革时期的挥舞红宝书,紧跟最高指示,坚决打击各种反动派。

因此有人胆颤心惊地说,文革啦,运动啦。把现在的收紧言论和文革时期的开放言论混为一谈。文革时期老毛用开放言论,动员群众的方法打击官僚阶层,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现在是收紧言论,打击群众,让老百姓闭嘴。这和文革风马牛不相及,看上去都不像一回事。

为什么和文革不是一回事?因为大家都看透了所谓的反腐败只不过是借机党内洗牌。反正无官不腐败,看谁不顺眼就以腐败为名直接送进监狱里去。省去了按规矩党内斗争的麻烦,而且还胜负难料。至于习总的自己人呢,就算世人皆知的大贪大腐,也安然无恙。

这一套老毛做起来顺风顺水,炉火纯青。因为他在群众心目中有上帝一样的权威,神仙一样的信任度。他洗的牌老百姓都接受,官僚们也不敢有异议。习总洗牌就不行了,老百姓不满意,官僚们不服气。差的就是老毛的神主牌位。

于是乎就跳出来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叫做大嘴任志强。这厮的确勇敢,就像小孩揭发皇帝的新衣是光屁股裸体一样,说党媒姓党不合理,是黔驴技穷,是倒退。更恶毒的是揭发共产党花老百姓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媒体不姓民而姓党呢。按照我的说法,这就是揭发共产党结党营私。有一剑穿心的效果,指控整个共产党都有贪赃枉法的罪行。

六十多年来,除了我在民主墙时期指出过共产党花国家的钱不合法之外,不知道还有谁这么大胆,敢摸老虎的屁股。所以说任志强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管他以后如何表现,就现在的敢摸老虎栽赃屁股,给任先生鼓掌喝彩。

任先生何许人也。网上牛人们立刻给出了答案;标准的官僚资产阶级,根红苗正的红二代官商。按照港台媒体的分类,应该是和习总同属一个阶级或者集团。又据传和王岐山有师生之谊,几十年来互通音信,时不时半夜还打来电话,等等。

他站出来戳共产党的要害,这不是窝里反了吗?不符合港台庸俗政治学原理呀。确实不符合;确实窝里反了。到底是出于民主自由的理念;还是出于兔死狐悲的危机感,不好妄加评断,也都有可能。事实就是窝里反,让庸俗政治评论家们不知所措了。

其实红二代、太子党这些名词,都是共产党内斗炒作出来的。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一批平民出身的官僚,炒作民意打击同僚的内斗手法。起源于文革期间四人帮制造的舆论,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太子党。

文革中干部子弟中的一小部分人敢于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被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栽赃抹黑定为反动团体。现在舆论炒作的论据和对象,与当年颇为相似。而当年挑战毛泽东的那一批人,早已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拥有完全不同的利益和思想。

以任志强为例,他是所谓的红二代中少数进入官僚资产阶级行列的人。但以他一贯的言行来看,他又是属于为民请命的异议人士行列。英雄不论出身,这也算一例。我喜欢遇罗克,从来就反对出身论。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中,也不乏忧国忧民的明智人士。

对官僚资产阶级来说,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必将引发社会的大动乱。给人民多一些自由,以至于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避免动乱和平转型的唯一出路。这不但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也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不符合一大批有血债的顽固派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窝里斗的原因。

老百姓希望共享社会经济进步的成果;资产阶级也不想逼得老百姓造反,弄得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点上大家的利益一致,只有身负血债的罪犯们立场相反。习近平集团显然站在了罪犯们的立场。

自由是人人都需要的必需品,给别人自由并不能减少你的自由。但是在垄断了自由的体制下,需要用剥夺别人自由的方式来维护垄断的权利。这种剥夺别人自由的行为,就是一种犯罪。不但法制国家里这是一种犯罪,中国的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得剥夺人们的自由,除非针对犯罪。

而共产党的体制正在和一贯非法剥夺全民的自由。剥夺宪法给与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和其他许多的自由权利。这个体制就是一个大规模犯罪的体制,这个党已经沦为了大规模的犯罪团伙。任志强先生挑战犯罪团伙,必将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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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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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3
说说共和国

作者: 半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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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网友在看过我写的《说说联合国》后,都给我出了个《说说共和国》的题目要我写。这个题目很大,似乎不是我们草民应该评说的范畴。但盛情难却,我只好不自量力,聊当学生交作业。

按说评论“共和国”这等大事、大题目,跟我们民众没有什么相干。老百姓关心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共和国离我们太遥远。特别是在到处有敏感话题,到处是禁用、屏蔽词的现实中,人们关心、议论国家大事,就有点不安分,有点对现实不满的嫌疑。

这正是可怕和悲哀的地方。

国家是人民的,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哪个权力集团的。这个前提如果达不到共识,请你不要议论我的文章。当然,你可以不屑一顾。

共和国,顾名思义,即是这个国家为共和政治体制。共和政治体制的基本要义,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党派的。

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包括青少年,都知道“国”和“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国”和“政府”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问题,很多人并不清楚。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国家与政府混淆,甚至有些权威媒体,也直接将政府说成是国家。如,我们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时,很多权威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都有“庆祝祖国六十年”字样和语言。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政体混同与祖国,不知道是水平问题还是别有用心。

这种说法,一笔抹杀了我们祖国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把我们几千年华夏故国,说成只有六十年历史,不说在逻辑上的荒谬,起码在字面上,也一下子使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失去了祖国。

悲乎?乐乎?

细究起来,把政权说成是国家,是一切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惯用手段。

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与政府的一些法规、政策有关系,甚至这种关系还很密切。但和国家的关系,相去甚远。一般的市民百姓,只有在偷渡他国和潜逃他国的时候,这些个人才会和国家发生一些情感上的纠葛。

那些能把几十亿、几百亿资产非法转移到国外的官员,盗取国家资金比我们老百姓到银行取自己存款还容易的人,更不在乎什么叫“祖国”。国家,早被他们遗弃。附带说一句,在公开场合下,他们这些人最爱国。且表现的十分忠诚,很能感染别人。

国是国,家是家。在古代,只有国,没有“国家”这个词。如:齐楚燕秦韩赵魏。我不知道前人为什么要把国与家这两个字连起来用,“国家”一词,我也不知起源于何时。但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顾炎武说的,起码,他这句话是把“国”和“家”拴在了一起。

“国”原本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由于扩展为“国家”,一下子便使老百姓离不开了,使人有了具象的依赖感。“国”演变成“国家”,在人们的心里就多了一分温馨与依托。“国”字后面多了个“家”字,让人生出很多情怀。

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在“亡国”时慷慨以死“殉国”,事迹非常感人。但很少有人反思,那种“殉国”,实质是“殉君”、“殉帝”。他们“殉”的,是他所依赖并要为其尽忠的政权。

一句话,古人的“报效国家”思想,基本是指报效当时的封建皇室政权。

相传民族英雄岳飞,背上有其母针刺的“精忠报国”四字。假如此事属实,笔者断言,其背上的“国”字,也是指大宋王朝的赵家政权。

从尧舜殷商,到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清,历史上不尽兴亡多少事,改朝换代屡见不鲜,可咱们中国并没灭亡。灭亡的,只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家家的家天下。

按老百姓的说法,叫某家江山“气数已尽”,江山易主。新的真龙天子又要奉天承运,开辟新天下了。而中国,还是那个古老悠远的华夏。

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过程中,即将灭亡的那个政权,其政权的腐败无能,暴政的凶残程度,一定是达到了众叛亲离的水平。否则,手握重兵的政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推翻的。庄稼人种的庄稼尚不允许别人收割,况乎统治者的“江山”?

可以想象,江山易主的时候,老百姓必然是受够了压迫、剥削之苦,他们希望这个王朝垮台。

当然,老百姓也希望新的统治者能善待人民,实施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

可是,在非民主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取代旧政权的新政权,欺压百姓一点也不比旧政权手软。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封建暴政下,老百姓希望变天的思想,绝不是不爱国,而是不爱当时管理国家的那个政权。

农民或奴隶们起义了,逼上梁山的暴力革命成功后,他们自己一定会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权政治奉为经典,视天下为私有。有了“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对公器、公权的占有欲,自然而然,就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独裁。

新主登基,可能开始会比前朝的亡国之君对百姓仁慈一点。但别管封建君主如何“爱民如子”,实质上还是江山是“朕”的,你们百姓算个“屁”。

“爱民如子”是很好听,很动人,很有人情味,但一个“子”字,已经把他们自己定位在“老子”,是当家人的地位上。

每一个占有政权的统治者,都会把自己美化成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美化成人民救星。目的,是要将统治者的统治权威化、合法化。

此时,政权即国家的愚民宣传,便应运而生。政权,江山,国家,很快被统治者在概念上有意混淆。统治者用政权的权威宣传,使人民相信、认可王朝就是国家。然后再用爱国这个美好的字眼进一步实行教化,最后让人民忠于他的江山社稷。

在非民主社会,爱国,只能是爱那个政权,爱那个王朝,爱那个皇帝,爱那个政权的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人,一旦把政权当成国家来爱,这种爱会使人非常自信,爱起来也非常执着,且容易激动和自豪。其“爱国”情结,会使人走火入魔,深陷愚忠盲从而不能自拔。

就是在现代,这种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爱国宣传,掀起来的热情,也会使人失去或放弃对政权监督的责任。那些对国家与政府概念不分的爱“国”者,会把“仆人”当成“父母”,丧失基本公民意识,将自己主人的身份,自觉转换成任人驱使的奴隶。

所有专制者,都惧怕百姓有公民意识。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希望民众提高公民意识。

只有实现民主宪政,国家为全民所有,在全民当家的大环境下,政体才能代表国体,这个国家才是“你”的。

迈出这一步,国家才能体现出人民共和国的特质。

在共和政治下,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可继承,不可世袭,不可私定,必须是人民自由选举产生。

自由选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国家领导,必然是相对公正。

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共和政治,不在于它的国名是不是“共和国”,而是在于它的政体是否实行共和。英国保留了君主,并号称“王国”,但实际上却是实行共和体制国家。而有些名为“共和国”的国家,实际上却是君主专制。

以人权为原则,实行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国,都是用制度来制衡政府权力。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被三个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掌控,实现彼此约束。政府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牵制,被体制强化后,任何个人和任何部门,想篡夺其他部门的权力,都难以实现。

现代共和国,由国家大法的宪法,精细地规定由独立的司法机构,监督政府。禁止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国家主权”的旗号,侵犯、践踏法律和基本人权。

保障每个人的幸福,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基本保证。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有权利怀疑政府是否公正,有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撤换罢免。

现代共和国由民众选举产生官员,来自不同党派的人在一起议政、行政,能包容更多的党派和集团。这些党派和集团在相互牵制、监督的制度约束下,使每一个党派和集团,都必须和平竞争,难以形成一党独大,唯我独尊的局面。既不能欺负他人,也不易形成敌对。

现代共和政体诞生后,使人类和平民主的梦想,成为现实。

共和体制的国家既注重公共利益,也重视私人利益。政党向政府表达民意,组织民众议政、参政,监督政府。而政府同样能用部门机关的职能,监督、约束党派。这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十分有利。

调节社会矛盾的利器,就是公正的法律。

一切专制国家和独裁者,缺失的恰恰是法律公正。他们需要和追求的,是落后反动的人治,故最后的垮台在所难免。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的倒塌,也是命运必然。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同盟会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后革命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统治,三民主义提出以民为本的建国立体构思,其伟大深远的意义,至今仍然散发着诱人炫目的光彩。

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个时期。但孙中山英年早逝,他的这个建国设想,生前未能实现。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设 想,在统一中国后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组建了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也是孙中山构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 系。

但这个政体,把立法权和司法权放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与真正民主共和的“三权分立”相去甚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都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实质是把五权集中在国民党一党之下,何来“五权”?

胡适在蒋介石训政约法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 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但当时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党外的人也可以一起民主。他们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害怕大权旁落,反对多党体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和支持,数年后失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个月后被国民政府收复。

举步维艰,步履艰难的国民党,在历经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伐战争,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即中原大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又和日本人进行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

经过四年内战,最后,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打败,国民政府只好偏安于台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宣告成立。

六十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共和国的国体虽然屹立在东方。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需要发展,需要改进。

在诸多的问题上,我以为首先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宪法。真正实施自己制定的大法,是第一要事。

如果神圣的宪法都不能兑现、执行、落实,去强调其他在宪法之下的那些规章制度,不是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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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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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9
胡少江: 毛泽东的1962和习近平的2016|自由亚洲

稍微有一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的人似乎都可以感受到,习近平在二零一六年的政治处境与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颇为相似。一九六二年,由于毛泽 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破产,在极为严重的困难环境下,高级官员们对毛的路线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像 征性地进行自我批评。此后,毛与他的战友们的关系越搞越僵,直到公开决裂,引发了为期十年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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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本周在北京落下了帷幕。与往年一样,作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和“政治花瓶”的政协,代表和委员们的发言都被预先导演,了无新意。但是 人们却在有形和无形之中感到了与往年有些不同的政治气氛。官员们空前的谨慎态度、网络上骤起的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现像的强烈不满、以及习近平本人显而易见的 沉重表情、与其他领导人在大会上鲜有互动的反常现像等等,这些使得中国当前的政治气氛似乎成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诡异的时刻。

稍微有一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的人似乎都可以感受到,习近平在二零一六年的政治处境与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颇为相似。一九六二年,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破产,中国的经济遭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困难环境下,当的高级官员们对毛的路线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在“七千 人大会上”像征性地进行自我批评。此后,毛与他的战友们的关系越搞越僵,直到公开决裂,引发了为期十年的“文化革命”。

二零一六年的习近平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虽然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与五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经济困难的复杂和顽固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当年。身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和他的经济顾问班子在中国宏观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引起人们的非议。他与负责日常经济管理工作的总 理李克强之间的责任不清和相互不满也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人物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由于李克强被普遍认为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权力最受限制的总理,人们将不满都理所当然地集中到了习近平身上。

除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遭受非议,以及选择性反腐所引起的党内其他派别的强烈不满,两会之前发生的一些社会和政治事件,也进一步将习近平推向风口浪尖。一 是中国官方倾力推动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浪潮,已经达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二是中国宣传系统对大嘴“红二代”商人任志强的思想围剿遭到了社会层面和一部分高级官员的愤怒反抗,三是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强行用僵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取代社会在节庆期间对传统娱乐的需求,这一在敏感时期对大众文化需求的公然蔑视激起 了举国上下的义愤。

实际上所有这些政治事件都是围绕着习近平展开的。个人崇拜被看作是投机者们投其所好;对任志强的围剿是因为任志强敢于挑战习近平关于“党媒姓党”的教义; 春节联欢活动的政治化更是与习近平近来对意识形态的加紧控制一脉相承。在很多人眼里,一个既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又无法统领党内不同派系同舟共济的领袖,却正在设法爬上让十四亿人顶礼膜拜的“政教合一”的神龛,由此引起的官僚系统的抵制和社会大众的不屑乃是人们预料之中的。

一个集权的领袖是依靠集权的政治体制生存的,当这个政治体制的精英们目标一致精诚团结的时候,他们有力量镇压社会大众的反抗,保护精英集团的利益。但是当 这个精英集团内部面临经济和政治困难开始互相推卸责任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集团的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安全感和对最高领导人失去信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分裂。这就是一九六二年的毛泽东和二零一六年的习近平所面对的共同的问题。

可以说,一九六二年的那场大会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执政党的精英对他的管理能力产生公开怀疑,他也在被迫进行政策调整之后,对那些背叛的精英感到极端愤 怒,直到最后不得发动了“文化革命”,开始了大规模地政治清洗。习近平对现实的遭遇将会采取什么对策呢?他目前似乎正在不得已地放缓个人崇拜的步伐,减轻 通过选择性反腐来打击政敌的力度,但是他会从挫折中吸取教训吗?抑或像毛泽东那样索性继续前行,在中国政坛掀起更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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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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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9
长平:贾葭失踪,睁眼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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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盲刺客》中,有一个寓意深刻的情节:赛克隆星球的萨基诺城,曾因奴隶的勤劳而辉煌。地毯编织是它的支柱产业,工人全是奴隶中的儿童,因为只有孩子的纤纤细手才能干出这般精致的活儿。由于长期凑近织物劳作,孩子们长到八九岁全都瞎了。于是他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只有瞎子才有自由。

中国知名媒体人贾葭,就因为眼睛没有瞎,失去了自由。在全国“两会”开幕日当天,他看见“姓党”的网媒无界网主页上,出现公开信《要求习近平同志辞 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感到十分惊讶,便告知了他的朋友、无界网执行总裁欧阳洪亮。贾葭和他的律师都多次表示,除此之外,他和这封信没有任何关系。

无界网迅速关闭,删除文章后恢复运行,相关人员都“正在接受调查”。没有假装睁眼瞎的贾葭,也被列入调查名单。先是他在陕西的亲人遭到警方问话,随后,3月15日,在从北京飞往香港出席讲座活动的途中,他神秘地失踪了。

秘密绑架与消息传播

包括警方和航空公司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拒绝查询或者回复有关贾葭行踪的信息。正因为如此“神秘”,事实真相路人皆知:他已被当局羁押。四天时间过去 了,没有法律手续,没有通知家属,更没有律师会面,甚至不知道办案单位。从法律上说,这是一起绑架案。比江湖黑社会绑架案更糟糕的是,报案后警方置之不理,而且公众不敢议论。

当局的野蛮给一些自我禁言者提供了借口,他们以“没有确切消息”为由拒绝发声。一些西方媒体也遇到困难: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把官方消息视为权威信 息源。其余信息源则须多方确认方可报道。官方一方面进行黑社会式绑架,一方面把公众治成装聋作哑睁眼瞎,“确切消息”实难寻觅。因此而举世沉默,正好坠入 当局挖的坑。

所幸舆论没有作茧自缚,包括纽约时报、CNN、路透社等世界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起“据传”的失踪案。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等权利组织也表达了关注。当局竭力掩饰的那封公开信,也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宫廷权斗与民间抗争

有关那封公开信的种种传闻,也因此而甚嚣尘上。公开信署名“忠诚的共产党员”,阐述习近平主政以来,独揽大权,热衷权斗,政治经济、内政外交全面倒 退,国家面临“文革”重来之虞。公开信要求习近平主动辞职,让位贤能,甚至提醒他考虑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诸多评论认为,这反映了中共高层的分裂与危机。不 少人期待内部权斗带来政治变革的契机。

贾葭曾经和我一起为香港《阳光时务》周刊工作。我们在编辑会上讨论过权斗与变革的关系。其后,我在“主编的话”中写道:“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 者,都对古老的权力倾轧——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几千年来,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今天还有人对中南海内幕津津 乐道,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旧时的说书人”,而应当“远离权力争斗,拒绝宫廷秘闻,关注个体权利,支持新型抗争”。

我并不是说,高层权斗对政治变革毫无意义。但是,在中国,这往往成了阻止民间抗争的理由。我写了二十多年时事观察,一直都有更“精通时事”的人劝告 我说,高层某派正在精密部署,最好静待佳音,勿要添乱。“某派”换了一茬又一茬,“佳音”从未幸临。事实上,无论南韩、台湾还是缅甸,从内部权斗到公开民 主,反对力量的“添乱”至关重要。更何况,习近平上台前后,权力倾轧可谓血雨腥风。“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进了牢房,“文革”幽灵却愈加逼近了。

我也看过贾葭的一些文章,相信他和我一样,对单纯的宫廷斗争不感兴趣,更不会去佯装“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为名,为“我党”的 未来操心——我不知道这种策略是否灵验,但知道使用和关心的人也太多了一点。中国缺乏的是堂堂正正的思想表达,直截了当的政治言说。

盲刺客与睁眼瞎

如此说来,贾葭是这场被夸大的权斗阴谋的“躺枪”(误伤)者吗?是,也不是。一方面,他显然不会介入这种事情;另一方面,每一位公民,都可能成为宫 廷权斗的直接受害者。因此,相对于那封公开信来说,我更关心贾葭作为一位媒体人、一位网民和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看见一个信息,转告给一个朋友,就会被秘 密绑架,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然而,这正是中国的政治现实。那封公开信的读者,一定不只贾葭一人。然而,绝大多数人一声不吭,赶紧躲闪。贾葭曾任职多家媒体,广有交游,尽识“思想大家”。失踪之后,旧雨新知亦多作睁眼瞎,依旧谈笑风生,甚至污名毁誉、落井下石。

真正的盲人因为想战胜黑暗,其他感知能力往往优于常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奴隶儿童眼盲之后,有的成为敏捷异常的刺客。然而,睁眼瞎不会生出这些本领,只会因恐惧和自欺而愚钝,丧失对基本权利的体悟。这正是专制政治延续下去的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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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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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3
再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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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古巴近在咫尺,但美国首脑访问这个看上去像自家后院的国家,却相隔了整整88年!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古巴的反美领袖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古巴的意识形态语系里,美国是邪恶世界的代名词,美国是古巴政权最大的敌人!

此时此刻,古巴首脑显然正在热情拥抱昔日的敌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少了一个?也是否意味着,古巴将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奔资本主义怀抱?实际上,对美国的憎恨,只是古巴革命后的统治阶层,古巴人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逃往美国实现美国梦!

在卡斯特罗执政时期,竟然有五分之一的古巴人逃往美国。截至2013年,约有200多万古巴人生活在美国,这一数字超过古巴人口的20%。1959 年,古巴发生革命,大批古巴人逃往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成为古巴人的流亡集中地。仅1965年,就有10万古巴人通过每天两次的“自由航班 (freedom flight)”从哈瓦那来到迈阿密。

这些难民由于出走仓促,往往只携带少量随身财物,在一片慌张中来到美国,有些难民往往身无分文,甚至不会说英语。1980年,古巴政权突然放开对马 里埃尔港的控制,让15万古巴人一次性偷渡抵达迈阿密,这批难民中不少是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妓女。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难民云集的迈阿密发展成为美国最有 活力最繁荣的地区,体制不同,结局也完全不一样。

当古巴人疯狂逃往美国时,反美英雄卡斯特罗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卡斯特罗同时代获得这一殊荣的,还有切·格瓦拉、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等等。如今,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其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去见马克思了。

1959年,古巴武装革命取得胜利,翌年,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来华访问,见到了神往己久的伟大偶像毛泽东。回到古巴,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号召古巴人民学习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为了支援古巴的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中国大量进口古巴糖,“古巴糖”也成为老一代中国人特有的记忆。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仍然勒紧裤带,慷慨保证 了古巴的粮食供应,2008年3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卡斯特罗中文版自传《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出版。卡斯特罗不顾自己还在病榻中,专为中文版撰 写序言《致中国人民》,其中写道:“革命使两国人民结成兄弟,肩并肩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推行土地改革,将耕地分配给农民,接着进行企业国有化,将原本由美国资本控制的公司全部没收。最后一次国有化在1968年完成,古巴一口气将余下的5800多个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连一些华侨经营的杂货店餐厅洗衣馆等也全部被充公。

从此,古巴再无私人企业、私人资本,法律也禁止任何雇佣关系。全古巴实行薪金等级制,这样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体制,导致效率低落、官僚颟顸、生产落 后、物资贫乏,古巴人的衣食住行一直实行计划经济,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数十年之久,直到苏联解体外援中断,古巴才不得不尝试改革。

当年哥伦布和他的船队横跨大西洋来到美洲,最先发现的,就是古巴和附近的一系列加勒比岛屿。西班牙人从那时起一直统治了古巴四百多年。1898年西美战争,古巴在美国的帮助下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才获得了独立。

独立之后的五六十年,古巴在政治经济上深受美国影响,加之宜人的气候,靠近北美大陆的地理位置,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几百年殖民统治留下的欧陆风情,古 巴成了美国人的后花园,繁荣的旅游业也让古巴成为加勒比沿岸最富有的国家。如今的哈瓦那,依然保留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繁华遗迹,徜徉在哈瓦那街头,依然可 以看到从繁复的巴洛克到简洁的新古典建筑,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风格的浪漫建筑。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一直对古巴采取敌视态度。1961年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后,美国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1962年,时任美国总 统约翰·肯尼迪签署法令,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从此开始,古巴走上了一条闭关锁国的道路,加勒比的繁华之都沦落成了贫民窟。

1995年5月,古美两国重新签署移民协议,两国关系有所缓和。1996年2月,古巴击落两架美籍古巴流亡组织的飞机,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同年3月,美国进一步对古巴实行报复性强化经济制裁,并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古巴提供任何贷款和金融支持。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政策,古巴领导人表示可以与奥巴马进行对话。2009年3月1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关于部分解 除美国对古巴制裁的议案,修正了极具争议的对古巴禁运法,放松对美籍古巴人和持有绿卡的古巴人回古探亲的限制,同时放松美国向古巴出口食品和药品的限制。

2012年7月13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起航、满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安娜·塞西莉亚”号货船抵达哈瓦那港,标志着古美中断50多年的海 上货运得到恢复。2013年7月3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方自8月1日起把针对古巴游客的非移民签证有效期从目前6个月延长到5年,以促进两国民间交 流。2014年12月,两国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2015年7月,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决定互开使馆。

奥巴马此次访问古巴前夕,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3月15日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古巴的封锁政策,方便美国人赴古巴旅行,允许古巴人在美国银行开设账户、接 受美国国内汇款回古巴,允许在美国工作的古巴人获得薪水或补偿,允许以人文教育为目的的美国人以个人身份赴古巴旅行。政策还允许美国金融机构处理涉及古巴 政府或古巴公民利益、流经美国金融体系的交易,此前由于美国禁止本国银行处理上述交易,古巴在国际上买卖商品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在与美国长达50多年的对抗中,古巴人民付出了完全不必要的惨痛代价。一直对美国持强硬立场的古巴现在放下身段同美国讲和,关键原因还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卡斯特罗坚持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实在走不下去了,务实的劳尔·卡斯特罗改弦易辙,走上了开放改革之路,而初尝开放滋味的古巴人民再也不愿回到贫穷封 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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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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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5
习近平保卫战
吴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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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一封公开信

一篇敦促习近平辞职的网文,在中国掀起波澜。这篇文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西部官方网站无界网,这家网站的负责人欧阳洪亮,执行主编黄志杰,以及公司的 网络安全技术人员已经被警方传唤并失联,而与此文涉嫌关联的旅居香港的媒体人贾葭(腾讯网《大家》专栏前主编),也被警方拘禁(3月15日)。有海外网站 的消息说,此案已被列入中国当局大案,由中共政法委书记亲自指令公安部一位副部长牵头负责调查。

如果网文是敦促李克强或者是敦促王岐山辞职呢?我想,可能也就是一删了事,更不会牵连如此多的人员。因为习近平是中共第一领导人,最近又有多省市书 记宣称向其看齐,要以他为中共的领导核心,所以此时一篇网文促习下台,而且发表在官方背景的网站上,习的核心团队不会袖手旁观,定会一查到底,看看到底是 谁在幕后操持网文,是不是有体制内的人卷入“重大政治阴谋”。

这封公开信里写了什么呢,或者为什么有人公开要求习近平辞职呢?

这封公开信是以“忠诚的共产党员”名义写的,信中肯定了习近平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与成绩,但认为习的集权,导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造 成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危机”。譬如政治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共传统,集多个小组组长于一身,走向极权;外交上,“抛弃了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的一贯方 针,盲目出手”,导致周边国家间关系恶化,中美在南中国海也开始形成冲突之势,“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以非正常方式把香港书商带回内地,对”一国两制“构 成了直接的伤害”;经济上,通过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直接参与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导致了中国股市楼市的巨幅动荡,老百姓数以十万计的财富化为乌 有,哀鸿遍野。大量外币投入“一带一路”,无法回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还有,在思想文化上,强调“媒体姓党”,而无视媒体的人民 性,举国愕然。

这封公开信更是指习近平在搞历史倒退:你这些纵容个人崇拜,不许“妄议中央”,搞“一言党”的做法,让我们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不禁暗自揪心——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再也经不起新的十年浩劫!

不允许批评习近平?

面对这样一封公开信,习中央的核心团队应该通过网络的方式“反击”或回应,要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使公众或中共忠诚的党员们相信,习近平三年来 的重大举措,有着深谋远虑,非一般人可以想象。显然,习核心团队没有这份耐心,也无意于做出解释,只是用了专政机关最擅长的方式,动用警察力量,将相关人 员抓捕;不是自己找理由,而是要找出公开信后面的敌对势力。

现在后果显示出来了,更多的人在谈论这封公开信,应验了一句中国成语“欲盖弥彰”。人们更多地在思考,这封公开信所谈的问题,是不是存在?无论是政 治上还是经济上,习中央的决策,是不是出了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而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只会使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决策错误越陷越深,最终会出现灾 难性的后果。

我们看到,为了保卫习近平,有关方面正在无所不用其极,也不怕突破任何法治的底线,包括不怕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

我本人也有切身的体会。我2014年度为香港媒体《东方日报》网站写专栏,2015年元旦之际,当我看到习近平被全国人民点赞的报道后,写了一篇 《我无法为习近平点赞》。为什么我无法为其点赞呢?文章开篇就有解释:“因为我被大陆网站全网封杀。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网站对我说明封杀的原因,打开 我曾经注册的网站微博或博客页面,得到的结果是,你的账号存在风险,暂时不能登陆,或者是:你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遭删除。”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人发表在香港媒体《东方日报》网站上批评刘云山的文章,内地有关部门也能令其删除,而无法为习近平点赞的文章,却导致我在香港媒体的专栏被取消(至今没有恢复)。一国两制,香港有限的媒体自由,在习时代,就这样被化为泡影。

当一个政权第一步能轻易做到封杀声音之时,第二步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能做到禁锢生命自由,甚至杀人于无形。现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是,为了保卫习 近平的形象不受损,香港出版人既有从香港被大陆警方拘捕到大陆(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李波被挟持到大陆密审),又有香港书商桂民海在泰国被跨国拘捕回大陆, 并被迫到中央电视台坦白认罪。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国际媒体广泛关注与报道。这样的恶性案例,是给习中央添光增彩,还是给习核心涂污抹黑?似乎没有人考虑这 些,他们要做的,只是保卫习近平。

习核心团队应该改变思维

习的核心团队应该知道,有容乃大;习近平自己也信誓旦旦地说过,中共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相反:对不同的声音或批评,不宽容,更不允许有尖锐的批评存在;不仅在大陆如此,只要中共触角能伸展到的地方,都要穷尽力量,予以控制。

习核心团队一手要造势,将习做成毛式的领袖,从集权到极权,从各领导小组组长,到中共领导核心,另一手,则要封杀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批评习近平的言论,置批评者于禁言或被封杀的境地。

在网络与自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尽管中国还没有言论自由,但想完全封杀批评的声音,就像在大海边建栅栏,不让所有的人下海。具体到公开信让习近平下 台,所写的问题均客观存在,习近平核心团队应该正视,应该让习近平看到别人对他的真诚的批评,并尽可能修复错误,引领国家走向正道。

政治上,你可以树立威权,但威权应该在党内树立,并致力于将中共引向文明与正常状态。如果威权成为极权,为维护一个核心极权不顾法律底线,侵犯人权,这样的威权,就是祸害,不仅害了国家民族,最终也会祸害自己与自己的团队。

经济上,党的经济领导小组不应该取代国务院;如果一定要取代,那么应该公开取代,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譬如股灾与下岗潮,国务院之上的经济领导小组应该公开自己的经济政策,甚至要公开自己的具体措施,如果经济领域责权不分,出了问题只是寻找替罪羊,最后必然以宫斗收场。

外交上,不应该在南海上与美国冲突,投入巨资填海造岛,引发南海周边国家与美国形成合力,包围中国;在和平时代制造战争效果,只会贻误中国发展机 遇,使中国陷于外交孤立。而对不发达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大饼画得美好,但巨大的美元资本投入之后,如何回收,欠发达国家政治动荡或无经济回报,谁来 负责?当然,如何决策的过程,是不是通过全国人大财经委与经济、外交专家共同研究并达成共识,也无人知晓。

由此可见,滥用公权保卫习近平的形象,毫无意义;习团队需要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协助习近平完成其文明人格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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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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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30
古德明:近平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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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年一度人大政協京劇落幕,全劇最矚目的,是演老生的習近平和唱末腳的李克強同坐,卻視之如無物。李克強唸政府工作報告,場上響起四十五次掌聲,習近 平卻手掌都不動一下。他的前任胡錦濤,待其副貳溫家寶唸白之後,會趨前握手;習近平則不但懶得給李克強這點面子,甚至話都不跟他說一句。

而李克強名義上固然是總理,實際上已淪為伴食宰相,連經濟決策權都給習近平奪去。同時,習近平大舉起用舊交、舊部,例如王岐山文革期間曾和他同牀共被,現 在做了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隨時可用「貪污」罪名翦除異己;習近平同鄉趙樂際、同學陳希,則一個做了中央組織部長,一個做了常務副部長,黨內黜陟保證 非親不用;他的舊部更紛紛加官晉爵:宋濤升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長,陳敏爾升任貴州省書記,巴音朝魯升任吉林省書記,劉賜貴升任海南省長,應勇升任上海市副書 記等等。

舊中國君主為政之道,有與習近平迥不相同者。唐太宗用人唯才,其舊部所得官職,往往不如從前和他對敵的東宮、齊府舊人,於是相對嗟怨說:「吾屬(我們)奉 事左右,幾何(若干)年矣。今除官(所獲官職),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正告他們說:「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 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資治通鑑》卷一九二)」所以太宗貞觀之治,震古爍今。

又《次柳氏舊聞》載:唐玄宗即位,「體貌(待之以禮)大臣,賓禮故老,尤注意於(宰相)姚崇、宋璟,引見便殿(正殿以外的宮殿),皆為之興(會起立相迎),去則臨軒以送(一直送到殿前)。」玄宗不會視宰相為無物,所以開元之治幾乎媲美貞觀。

當然,對習近平來說,傳播界要姓黨,軍隊要姓黨,全國一切都姓黨。而他身為黨「核心」,姓黨等於姓習。然則他怎會像唐太宗那樣,說甚麼「朕與卿輩,日所衣 食,皆取諸民」,施政更怎會「以為民也」。中共常說的,是「我們令全國十三億人民得到溫飽」;習近平對黨員說的,是「假如我們的黨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績 還有甚麼意義?」他努力攬權自重,務求做毛二世,以天下奉一人一黨,就是這個道理。人大主席台上,習近平連斟茶都有專人服侍,其他政治局委員則沒有,於此 可見其餘。

舊中國沒有民主,君權不受制度束縛,以致歷代治亂相尋。但是,從前的君主,多少都受儒學熏陶,多少會講講道理。今天,中國變成中共之國,亘六十六年,卻連 一年半載太平盛世都沒有,有的只是大躍進、文革、六四以及六四之後無日無之的民變,每年所謂維穩費動輒以千億元計。我不是說舊中國好,但看見習近平所作所 為,不禁又「憶昔開元全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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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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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31
网络大字报与倒习神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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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名忠诚党员的“告全党全国书”,在明镜博客上如流星划过长空,转瞬即逝。但白丁竟然是从国内朋友那儿才得知有这封“告全党全国书”。可见故意的“出口转内销”过程之神速。

无论人们现在对这封“网络大字报”有多少质疑,多少反对,只要你在讨论它,你就在扩散它,你就在助长倒习的声势。所以《美国之音》很聪明地赶紧做了个节目,让急于撇清干系的何频,嘚吧嘚说了一大通,一边澄清,一边炒作。

我相信明镜博客是没责任的,作者达到了“闪登”“闪传”的目的后,“闪删”,不给明镜网找麻烦,可以理解。但中共当局是不是这么想,就不知道了。他们连抓 长平和北风的父母这种事都干得出来,内心的恐慌和无奈可想而知。按他们的错乱逻辑,“告全党全国书”既然从明镜网借道,就不能排除与明镜网共谋的嫌疑。国 内的“忠诚党员”尚且捣乱,何况境外的反共媒体?

何频说一)在目前形势下171人联署很难,二)没有一个人使用自己真实的名字,“所以我们觉得这不是很严肃的,不是能够求证的 公开信。作为新闻媒体来讲,不太合适把它发表”,既然是人家自己发表,自己删除,与你无关,你这样的表白岂不多余?你是没把它做成消息,挂上头版,可是 《美国之音》对你的采访挂了,而网络是没有疆界的,责任也就没疆界了。还没等你把这次的责任撇清,第三篇“网络大字报”可能又出来了,人家早忘了你的无 辜。

白丁想说的意思是,在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全球一体化、互联网化的形势下,中国人反抗暴政,争取民主,捍卫人权的方式,自然和以前也就不一样了。1991年“8.19”,民众的动员是由于前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电视上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扣押戈尔巴乔夫;2010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青年学生用手机短信发动街头抗争;《08宪章》还是通过e-mail传播;今天呢,人们用微信临时组个倒习朋友圈,讨论一篇文章,讨论如何发表,应该不是难事。

为什么是171人,不是71人或271人?我倾向于认为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虚拟团体。不署名就没有公信力吗?那你还讨论个什么劲?你要能把它那五条都驳倒了,才能证明它没有公信力,你有。171人都署真名,让中共抓了,你有新闻可炒作了,人家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说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就是做人的良心,你能面对吗?

这样的“无头帖子”,从来都是王朝末日的征象,应该感到焦心的是当权派,不是被借道的明镜。对统治者来说,现在更讨厌的是,网络大字报无远弗届,一旦流入浩渺幽深的网络世界,10亿 以上的手机电脑,你就是再把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也搞不了红色恐怖了。抓和公开信浑身不搭界的长平、北风的父母,只能被天下人斥骂,阻吓不了什么。让 明镜网的老板忽悠大家说,出这种帖子说明制度不好,而制度不好,只有等习近平集了权,然后天良发现,搞政改。要知道集权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日趋反动的过 程,就是社会言论日趋被控制的过程,就是自由人权日趋被践踏的过程,所以习必被抵制。于是大家问:习要是集不了权怎么办?集了权不天良发现怎么办?——老 板说,那就在专制之下接着等呗,怎么过不都是一辈子吗?

所以白丁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在权贵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网络化的形势下,专制主义的威势已大大减退,老百姓争取民主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你看第一封公开信的“巨大阴谋”还没侦破,“告 全党全国书”又接踵而至。你若还是一筹莫展,准还会有第三第四…第N篇网络大字报上网,成了倒习游击战、麻雀战、神经战。而且你越抓狂,越逼下面去干不靠 谱的事,威信越低,越集不了权。集不了权也要干?只好先和党内反对派妥协,再和社会上的反对派妥协,渐渐形成走向政改的节奏。你若说你没有搞政治的天分, 不会妥协,只会强硬,那就为了全党辞职,换一个既会强硬、也会妥协、能团结全党的领袖。

习现在还在国外,国内留守的常委局委无关痛痒,等你回来处置。这事让王岐山的纪委管,党纪面太窄,只能由国安小组当威胁“政治安全”的案件抓。对下面的办 案人员来说,不满是全社会的,但能抓的人太有限。红二代不能抓,境外的人不能抓,国内只听不说人不能抓,表达其他诉求的访民、讨薪农民工不能抓,网络下载 和转发的人呢?那可几乎是半个中国的人喽。那搞大批判行不行?你说这“生活糜烂玷污党国”,怎么辩的清嘛!发动习粉来歌颂习,抵消习黑?“个人崇拜”又不 让搞了。真有点一筹莫展啊…

白丁在上篇博文中说,中共的真正解套,是让习走人。网络大字报和习的抓狂所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正在把形势往这个方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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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名中国共产党员:
就立即罢免习近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


我们是171名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员,来自党政军群等各个机关部门。鉴于因习近平同志个人独裁及个人崇拜而导致的当前极不正常的党内组织生活的严酷现状,我们暂不署名地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发布这一公开信。

我们以这份公开信的形式,表达我们对党和人民事业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危机的深切担忧,同时要求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召开紧急 会 议,就习近平大肆推行个人崇拜、破坏法治实施个人独裁、不顾国内民生大肆外援、祸乱军队自毁长城、个人生活糜烂玷污党和国家形象等严重问题展开讨论,并立 即罢免习近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以挽救党和人的事业。

习近平同志自十八大执政以来,虽在反腐败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连续不断地犯下严重错误已经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构成了巨大威胁,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习近平同志的严重错误有以下五点:

一、公然违反党章,纵容、支持对其个人崇拜。

《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十条(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纵观为习近平歌功颂德流传网络的数十首歌曲,什么《要做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习主席寄语》、《习大大爱着彭麻麻》、《跟着领袖习近平》、《要嫁 就嫁习 大大这样的人》、《东方又红》等等,歌词肉麻不堪,甚至在《东方又红》中有“东方又红,太阳又升,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这样完全不顾党的历史的歌词。这种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歌曲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和习近平自身的纵容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而更为严重的是,湖南卫视推出了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并公然将这首对习近平颂扬的歌曲搬上电视这一主流传媒。而在两会期间习近平听着湖南省委书记就此歌曲对其谗佞的吹捧时,习近平竟然欣然接受。

而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今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竟然让习近平爱人彭丽媛的妹妹出任制片主任,把今年的春晚办成了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宣传晚会。今年春晚亿万人民唾骂,而只有CCTV等喉舌仍不顾事实地大肆吹捧。

习近平任其吹鼓手称其为“习大大”(大大即是父亲),对比一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面对社会对其颂扬时,谦逊地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习近平妄称“大大”是何等的狂妄,是何等地悖逆党内伦理。

习近平扶持的吹鼓手花千芳近期竟然写文章公开鼓吹“现在应该实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这更是令党内同志忧心忡忡。难道习近平想做一个晚年的毛主席吗?

习近平一天到晚要求党内同志遵守政治规矩,而其自身却在公然践踏《党章》这一党内最大的政治规矩!

二、破坏法治实施个人独裁。

习近平抛弃了党的以民主集主制为核心的常委会集体领导原则,大肆揽权。习近平设立了各种中央领导小组,自任组长,严重破坏了将现行党、政行政体制的运作,破坏了法治精神。

“文革领导小组”的前车之鉴仍历历在目,习近平的“小组长”治国又在泛滥。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等同志的合法职权受到了很大影响和制约。各级党政干部无所适从。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法治环境,遭到习近平个人权力欲望的肆意践踏。

三、不顾国内民生大肆外援。

习近平执政以来,不顾国内民生大肆外援,令国内民众怨声载道、骂声不断,甚至给其起了个“大撒币”的外号。

面对我国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失学儿童、面对上百万复员军人生活穷困潦倒无以为继、数百万领不到工资的钢铁煤矿工人、面对上千万个贫困家庭,在中国老百 姓治不 起病、养不了老、买不起房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习近平为了获取其在国际上的虚伪声望,竟然不经党中央全会讨论、不经全国人大批准,大肆外援、任意免除 国家债务,以至于民怨沸腾。一篇恳求习近平两口子别再出国撒钱的文章风靡网络,人民形容习近平的访问的特点是:“背书单、秀恩爱、大撒币”。

对比习近平要求退休人员缴纳医疗保险金、延长公务人员退休年限等搜刮自己同胞的荒诞政策,习近平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美金的外援是不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四、祸乱军队自毁长城。

习近平同志为了个人掌握军权,竟然不顾军队的现状、历史,不经党中央全会讨论,擅自废除七大军区,改设五大战区。军队乃是国家稳定的保障,军队改革必须经过中央全会的充分讨论和批准!

而习近平一意孤行,造成目前军队内部军心涣散,军内同志矛盾重重的现实。与军队经历的徐才厚、郭伯雄的十年祸乱相比,此次习近平的军改所导致的问题更为严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不是习近平的私人武装,不是习家军。习近平以军队改革为名任人唯亲,随意任免。近期竟然将在军队反腐败中立下大功的刘源同志强行退役,军内同志已经不知道军队干部任免、升迁到底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五、个人生活糜烂玷污党和国家的形象。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和福州电视台主持人梦雪的亲密关系是福州当地几乎路人皆知的事情。这本是其个人私生活的事情,但其因香港书店出版《习近 平和他 的六个女人》一书,竟然动用国家公安机关将香港书店所有股东、员工跨境绑架,其中两人还有英国、瑞典国籍,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国际社会纷纷指责我国政府践 踏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并引起外交纠纷。而香港亲我们的各个政治团体也感到颜面无光。习近平因其个人糜烂的生活玷污党和国家形象,令人不能容忍!

综上,我们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就习近平上述五大严重错误予以讨论,并罢免其党政军的所有职务。

最后,我们声明:鉴于党内现有制度导致习近平这种无德无才无能的人成为总书记的严重教训,十九大必须实现8000多万党员一人一票选举总书记、党中 央、党 代表,8000多万党员民主权利不能被永远剥夺。不经8000万党员直接选举的总书记、党中央将不再具有任何的合法性。我们不承认任何不经8000万党员 直接选举的党中央。

171名中国共产党员。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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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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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2
习版新文革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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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当邓小平、胡耀邦、叶剑英、陈云们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并宣布“彻底否定”——因为不肯否定毛,也不敢否定毛式极权主义和文革 体制赖以立足的一党专制政权,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徒有其名——的时候,人们大概不会想到,三十年之后,在山城重庆将掀起一场以文革为样板的“唱红打黑” 运动;而在重庆事件以闹剧收场仅仅两年之后,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另一场充满个人崇拜意味、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运动:该运动以恶搞网络大V、恐吓文艺工作者、驱逐涉外NGO、抓捕维权律师、清洗“姓党”机构、全面管控新媒体为主要内容,并以所谓“十日文革”——即发动官方媒体围攻批判胆敢质疑新版“最高指示”的任志强先生——而达到高潮。

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发动这两场具有文革化倾向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并不是毛家后裔或“四人帮”传人,而是文革受害者薄一波、习仲勋的亲生儿子(习仲勋虽早在文革之前的八届十中全会就被毛泽东、刘少奇、康生联手打倒,但其遭受人身羞辱最多、政治迫害最烈亦在文革时期)。薄、习两位老先生在毛时代分别 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习贾刘反党集团”的头目,薄一波被毛派视为刘少奇线上的人,习仲勋则被视为高岗的死党、彭德怀的同情者(亦有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一说)。二人在文革中不仅被批斗、殴打、游街、罚跪、罚背语录,亦曾被未经司法审判而长期在恶劣条件下非法监禁(习仲勋曾长年戴着脚镣坐监)。二人没有被整死,并不是毛泽东仁慈,而是林彪之死换来了监禁条件的改善,毛泽东归天才终于时来运转。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毛体制是什么状况、文革是什么 涵义,往往需要参照东邻朝鲜的金氏体制才能触类旁通,有所恢复历史记忆,但薄熙来、习近平则不至于、更不应该把父辈九死一生、本人痛彻心扉的政治苦难忘得那么快,忘得那么干净。这也是人们对薄熙来、习近平居然奉毛泽东为神明,居然大搞毛时代盛行的政治挂帅、思想斗争、整人运动、个人崇拜那一套而感到大惑不 解的原因之一。

而比起薄熙来,习近平的文革化言行更加令人费解。其一,从家庭背景讲,习父习仲勋远比薄父薄一波更加宽厚、仁慈,是中共难得一见的贤德之人。进书记处之后,习仲勋是胡耀邦最忠诚的政治盟友,是党内极其稀有的开明改革派成员。其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用以防范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再现,防止文革那样的坏事再度发生。习近平很喜欢讲“红色基因”,按理说,他本人的“基因”应该比薄熙来有更强大的文革抗体,可是,如今的习近平何以在政治 方向上走到了其父的反面?

其二,薄熙来之倾向于文革化,尚有可解之处,因为十七大之后,薄熙来自知问鼎无望而心有不甘,且远离中枢,处于政治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要无可争议当上常委,甚或梦想争大位,就只能放大招、下险棋、走捷径,而薄熙来的个性与作风,显然也比习近平更具个人魅力,更擅长操纵群众和舆论,更善于粉饰和神化自 己,因而也就更适合采取虽冒天下之大不韪却有可能对自己争名夺利有益的文革化行动。而习近平的政治处境与薄完全不同,十八大之后习已平安即位,且大权在 握,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出与薄熙来类似的机会主义行动。除非他是比薄熙来更难缠、更糟糕的文革原教旨主义者,而那就只能证明中共所谓“禅让”制度彻底失败,当年推举习近平上台的江泽民、曾庆红是老眼昏花看错了人,而那些曾经相信(有些人至今仍信)习近平是“做左倾假动作”、是为了“下一盘很大的棋”的人们则是一相情愿自欺欺人。

其三,四年前倒薄,习近平作为倒薄阵营里除胡温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不可能不了解,薄熙来之所以受老婆和部下的牵连而身败名裂,当然不是因为他 过于贪腐——事实上薄熙来那点儿案值还不如秦皇岛一个科级官员贪腐的零头多——而惹人憎厌导致墙倒众人推,而是因为“唱红打黑”过于招摇,文革遗风让人反 感,让人不安,也让人后怕。虽然中华民族是一个事过境迁就忘乎所以,因而经常不辨香臭、不知好歹的民族,但毕竟文革天怒人怨,且相去未远,复兴文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共产主义信仰”太执着,还是权力太迷人,使人变愚蠢?

十八大之前貌似谨慎、低调、平实、稳重的习近平,被人叫了几天“习大大”之后,莫非他真的以为自己天纵英明、无所不能、“战无不胜”?像《东方又红》所唱的那样,把自己当成了呼风唤雨、翻天覆地的毛泽东第二?不然,何以要步薄熙来后尘,做薄熙来想做而做不成的那些个蠢事?殊不知,文革化言行虽于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有利,却于“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更糟糕的是,亦有全面开罪官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从而间接促成“反习大联 盟”之巨大政治风险。像毛泽东那样集政治威权、领袖魅力、“丰功伟绩”、“绝对真理”于一身的“开国领袖”,十年文革尚且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还把老婆、侄子也坑进了班房;以薄熙来那样的俊朗形象、过人口才和颇为雄厚的民粹基础,“唱红打黑”只落得个唱到妻离子散、打到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可见文革之 路乃是不祥之路,是不折不扣的险路、错路、邪路、死路。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一些涵义很好、价值观很正、颇有时代感、让人听着还比较顺耳的话,比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听起来像一位民生主义者;“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在于实施”,听起来像一位宪政主义者或有限政府论者;“要容得下尖锐批 评”,听起来则像一位开明专制者——如果不是专制统治者而只是宪政体制下普通的民选领导人,则根本不存在容不容得下尖锐批评的问题,盖因批评权在宪法保护 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他容不下也不得不容,不然又能怎么样呢。至于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常也与“强国梦,强军梦”混为一谈,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论调。但无论如何,“中国梦”虽然未必一定是美梦,也只是具有右翼军国主义色彩的普通言论,而非毛式极左论调。

但近两年多来,习近平的政治思路与话语风格却越来越毛化、极左化、文革化。诸如“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七不讲”,“毛泽东思想须臾不能丢, 丢了就会丧失根本”,“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对西方价值观要寸步不让”,“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等 等。有些话比薄熙来说得还要过分。而针对网络、媒体、高校、教会、NGO、律师的政治整肃行动,以及召开新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等照猫画虎的“追梦”行径,在回归毛泽东体制的邪路、死路上,习近平俨然比薄熙来更极端、更激进,以至于有些毛左人士为习薄两位政治上的同路人没有机会成为中南海的好搭档、新文革之路上的好帮手,却一个高居九重、一个身陷囹圄而痛惜不已。

也有人说,习近平其实并没有那么左,他是被人“高级黑”,被人“极左化”了。此话当然不可信。一时一事被人“高级黑”倒也正常,但持续两年多,重大 政治举措几乎事事被人“高级黑”,这就太不正常了。习近平年富力强,智商虽然不高,知识虽然欠缺,但还不至于如此昏聩,眼睁睁被手下人塑造成了薄熙来的师弟、毛泽东的徒孙,竟无动于衷,甚至不以为丑、反以为美,被人卖了还喜滋滋替人数钱,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习近平对中宣部所塑造的毛派独裁者形象不太满意,如果他对“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东方又红”、“习主席寄语”(令笔者感到十分厌恶的是,我儿子所在的小学课间操去年起从广播体操更换成了令人肉麻的《习主席寄语》手语操)、“跟着领袖习主席”、“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 你”、“习主席万岁”这些低级无聊、贻笑大方的政治噪音听着别扭,感到不舒服,他其实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彻底禁止。且此事只能由习近平亲自叫停,若由别的常 委出面制止,则有冒犯之嫌,倒真不一定合适。

像“媒体姓党,魂归大海”、“中国最后领导人”之类邓江胡时代已基本绝迹的文革式文字狱近期又重新出现,不禁让人想起文革时大学刚毕业的毛泽东、江 青的女儿李讷的一则轶事。李讷化名肖力到《解放军报》领导文革,主持工作,其唯一的“政绩”就是发明了一种透视镜,专门检视报纸上凡出现毛主席三字的地 方,其他版面的相同地方是否出现了贬义词——若出现就是“政治事件”。目前以绑架(包括跨境绑架)、“瓜蔓抄”、株连十族的野蛮方式侦破“反对习主席”的 所谓“重大政治案件”的事件频频发生,也让人想起文革时代“专案组”颇具特色的办案方式。这些专门向最高领导人献忠心的事件,其实只需习近平一个电话,就 可以通通制止。一本八卦书,一封“公开信”,原本没什么大不了,并不值得大发雷霆,大动干戈,其对习近平政治形象的伤害,反而远远比不上有关当局文革专案组式办案方式对习近平的伤害更大。这些事件未必都由习近平本人或其亲信所指使或授意,但习若不出面制止,也就等于变相纵容和鼓励。

想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统帅华盛顿将军收到了得力部下刘易斯·尼古拉上校建议他谋求担任美利坚国王的劝进信。在当时全世界各大国均实行君主制的情况 下,这种主张其实十分“普世”,至少一点儿也不“反动”。但华盛顿将军却视此信为对自己的公然凌辱,因而痛心疾首,十分愤怒。他毫不客气地斥责尼古拉上校 “极其可恶”,并以自责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坚拒个人崇拜的伟大胸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出如此要求”。但是, 在当今中国,人们在电视上亲眼所见,当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首歌颂习近平的马屁歌曲当作政治上行贿的超级礼物当面向习近平献媚邀宠之时, 习近平却连装模作样的回避或谦虚也没有表示一下,而是怡然自得,欣然笑纳。这岂是“高级黑”能达到的效果?——如果说极左化、毛化习近平是江泽民或刘云山们的“阴谋”,还不如说这就是习本人所追求的“正能量”效果。



有人说,习近平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让学生上街、让工农闹事,他永远也不敢搞真正的文革;也有人说,不用担心,时代变了,人心变了,在网络时代的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即便真的敢搞文革,也必定半途而废,永远搞不成功。这是当然,毛泽东、薄熙来做不成的事情,习近平自然也做不成,他非要做,只能是大败而归。而毛泽东之后,谁也搞不成原汁原味的文革,而只能搞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新文革——比如当今以“姓党”媒体宵小之徒的大批判代替“革命群众”大字报的 大批判,以“五毛”、“自干五”代替红卫兵、造反派,以“政治规矩”代替“公安六条”,以电视认罪代替文革批斗会。

但是,不彻底的“彻底否定”不是真否定,不达标、不成功、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新文革却依然是灾难,甚至也有可能是“浩劫”。在文革五十年之际面临 重返文革的危境,这是习近平和中共的悲剧,更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的确有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误以为只要整垮了“黑五类”和“走资派”,只要毁掉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落后”文化和古代文物,把这些人和事批倒批臭,使其永无翻案之日、复辟之时,就可以一蹴而就通往“光辉灿烂的新 世界”,然而今天,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文革是一件不该搞、不能搞、也搞不成的荒唐事,却苦于没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制度性办法阻止有人搞新文革。极端荒谬的文革化言行得以在中共庙堂登堂入室,同一个地方摔三次跟头,对中华民族、泱泱中国而言,难道这还不是大悲剧?

2016/3/29
 
最后编辑: 201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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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4
何频: “文革”回潮: 中共政治基因病变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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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擔心個人崇拜和「文革」重新回來,是因中國政治體制在毛澤東之後並沒有根本改變。中共這一代領導人心智形成於文革時代,張狂的基因深植在他們的 思維深處,他們掌權後,這種基因很容易跳出來變異成政治價值,那些曾激動人心的革命口號,也就理所當然被虛妄為新的政治動力和目標。

然而,中國社會基礎已演化,民智部分已開,大多數人很難真正有熱情參與文革遊戲,內心難以再接受個人崇拜。那些官家推出的毛式宣傳,只是徒增坊間笑話,無異使中共領導人個人受辱,也使政府的行為淪為笑料,故而謂之「高級黑」。

文革結束了,政治體制還在繼續

毛澤東死後,中共黨內做出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最關鍵的是:徹底否定文革。隨即,中共卻將文革放進不准討論、不准提及的禁區。這是因為中共幾乎所有 領導人,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者,也極少沒有推動、參與文革,他們被打倒時被揭露的問題,例如生活腐敗、醜陋歷史,並非全是造反派構陷,以致他們每個人都難 以經得起深究。

更重要的是,文革之後,官僚體制只是做了若干調整和檢修,當局所運用的政治邏輯、價值和語言系統,與文革期間沒有本質差別,政治體制的核心原則、構件沒有改變,還是共產黨領導一切、控制一切,仍然不接受任何監督。

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更糟糕,毛澤東的文革是無法無天,百姓也有造反的機會。文革後的所謂「法制建設」,則以法的名義,打壓民眾的一切反抗,即使是針對地方官商惡行的抗議,也被當局調用公安、司法工具鎮壓。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就高度警惕地劃下一條警戒線: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如果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中共這個特權集團就沒辦法延續下去,它既沒有信心讓人民自由選舉,也沒有膽量接受法律和輿論監督。

因為中共全部的政治邏輯,都是基於中國的一切都由它說了算。強權邏輯的脆弱性也在這裡,只要它打開任何一扇文明之門,無論是公開選舉,還是新聞自由、司法獨 立,它所有一切都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崩潰,亡黨是必然的。這一點中共倒不忌諱說出來,只是它毫無根據地綁架式加上:亡國。

這種剛性政治並沒有因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而柔化,反而因為過程中的不公平、貪污腐敗(尤其是合法性腐敗,即體制公然給予黨政軍官僚階層的特權)使官民矛盾更難 以調和。同時,這種用不公平、不計後果的方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力量,使政治體制獲得了強硬的支柱,更加有理由拒絕政治體制改革。

即使如此,中共卻沒辦法為今天中國政治生態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論,從「摸著石頭過河」、「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到「中國夢」,都是沒有文明內涵的空洞口號,整個社會的價值混亂也就是必然的結果。

趕上這個時候,心智定型於文革的紅衛兵一代,掌握了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資源。深藏在他們靈魂中的張狂基因,正好與經濟力量進行接種,從而使他們相信:毛澤東還是中國人最能接受的政治圖騰,文革式的口號才是最能蠱惑的力量。

所以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很自然被習近平接了過來。然而,薄熙來垮台,也許直接原因是他掉入了政治陷阱,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人們懷疑他、防備他在重燃文革; 同理,習近平上台後便遇到極大危機,一封偽托要求他辭職的公開信能引起巨大迴響,深層原因同樣也是很多人擔憂他是毛澤東再世。

「文革」的兩大條件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50年前那樣的文革,是無法重新再來一遍的。因為那樣的文革與毛式統治,至少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

第一,人們確實期望、確實追求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公正、更平等的理想社會,這種期望和追求,具有歷史的合理性、進步性,不會因為斯大林和毛澤東等人打著這樣的旗號而犯下滔天罪惡而簡單論定。

歷史演進過程已證明,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確實已經和可能失控,造成很多社會矛盾,産生很多人間悲劇,而文革有改變這一切的理想追求在 內——這種衝動,不僅在中國發生,在當時東西方許多國家不同程度地發生。文革是這種社會不滿和變革現實要求的升級版,雖然文革最終以悲劇結束,但起源於人們這一精神追求。

第二,多數人在當時缺乏國際比較的條件,在封閉式環境中受到官方灌輸的宣傳,被喚起、被要求牢記對舊體制不 滿的殘留記憶,在群體效應中產生出從眾行為。而那個時候的社會主義,還有某種活力,這種活力所形成的情緒、意識形態,用一種敵意對待外部不可知的世界,真的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自己則是從事「崇高的事業」,享受「甜蜜的生活」。

然而,當改革開放大門一 打開,兩個條件立即崩潰。人們發現資產主義不只是比社會主義富裕,且更自由、更人道、更有公平的規則,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的進化,尤其是在二戰以來,西方本 身有了很多改造,社會主義者的一些價值理念,其實已被資本主義所吸收了,至少在社會保障體系上如此。某些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北歐諸國,就常被人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家。

這樣一來,讓與之競爭的社會主義國家,失去在平等公正方面的「政治優勢、「道德優勢」。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垮台或改幟,只剩下了中國還打著社會主義旗號、顯出強有力的生命力——如前面所說的,是因為它用(原始的)資本主義的力量,支撐了社會主義的框架。

同時,科技進步使全球信息流通更容易,雖然中共一直試圖阻止人們了解真實的世界,但這種努力除了暴露中共對自己缺乏基本信心,卻無法做到使中國人與世界隔絕開來。越來越多人接受許多現代(其中有不少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

中 國雖然還有些唐·吉珂德式的「毛左」,還有在改革開放過程被邊緣化、甚至被這個進程所遺忘、拋棄的底層民眾,但他們也是現行體制的受害者,並不真心支持現行政府;尤其精英階層:商人、知識分子、官員,有了獨立思想能力、獨立判斷能力,非常清楚地知道,就政治層面而言,中國與世界相比,就是野蠻與文明相比。

可以說,中國社會的主流,不會容忍文革再重新回來。那些喊文革口號的,主要是中共宣傳、社會科學研究系統,他們在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時間,都扮演反改革、 反文明的角色,而正是這個系統人為地製造、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他們將中共高層領導人塑造成一個個沒有人性、穿著黑西裝的政治機器,更將習近平捧為 「毛二世」。

即便在新聞管制下,中共的各種宣傳都成為網民嘲弄對象。這幾年,對習近平和夫人的吹捧,為什麼被人視作「高級 黑」?不管製作者是出於真心崇敬,還是遵命盡職,或是出自私利投機,要用拍馬屁來升官、來自保……不管哪種動機,都無一例外地引起人們厭惡、反感和嘲弄。 習近平到北京一家包子鋪吃包子,本是件平常事,卻被官方媒體塑造成為一個「偉大領袖」的「親民活動」,反彈的網民們因此給習起了諷刺性綽號:「包子」!我想,習近平一定為包子之行而懊惱不迭。

今天這樣的中國,習近平還能成為「毛澤東第二」?當然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又為什麼將他塑造成毛澤東式的人物?是自作自受的「高級黑」,還是遭人暗算的「高級黑」?這就是一個政治黑洞。

文革除了領袖獨裁之外,另一個因素,是獨裁者可煽動人民群眾狂熱地參與運動。而現在的領袖,既沒有毛澤東那樣的獨裁權威,更沒有能量煽起一場人民群眾運動。 真要煽動,將魔鬼從瓶子裡放出來,連毛澤東當年要收回來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現在的領袖就更沒有本事控制造反的矛頭,無法保證其不會轉過來對準他自己了。

簡言之,儘管毛澤東的政治體制還存在,一些經過文革的人可能將那個荒唐歲月夢憶為浪漫年代,但時代不同了,中國已沒有文革的社會基礎了,人們不會允許任何野 心家來發動文革!既然文革不能回來,宣傳系統卻將社會輿論弄成文革般,就是中共傳統體制與現代文明不適應的病毒反應,是中共政治基因病變所產生的虛妄,不但不能使中共凝集力量,反而將中國社會弄得一片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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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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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7
曹长青: 共产党喊反腐证明气数已到

人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且不说同时代的当年苏联和原东欧共产国家,只是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首先我们看皇朝历史。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史,历朝历代其实都是有“反腐”的,但哪个也没有解决问题。例如中国皇朝最大的贪官是乾隆年间的和珅,从他家搜出的赃款珠宝等,价值八亿银两,超过了清朝政府1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被乾隆皇帝宠爱、权倾一时的和珅,成为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富可敌国,是“贪官之最”。但乾隆皇帝当时也是反贪腐的,他几次微服出访,包括下江南等等,遍查民情,发现贪官就惩处,要杀一儆百,制止腐败。

中国前几年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用喜剧手法揭示这段历史,清廉的大学士纪晓岚,对付大贪官和珅,皇帝很多时候不得不站在纪晓岚一边, 因为他想保住社稷江山,当然也不会纵容贪腐。但无论乾隆怎样微服出访,怎样为保大清而励精图治、鞠躬尽瘁,结果到他驾崩,也没能制止住和珅们的贪腐。

直到乾隆死后,继位的嘉庆皇帝才拿下和珅(赐死),同时大力肃贪,结果也是没能制住朝廷的腐败。最后大清王朝的驾崩,就来自内部的腐烂。中国辛亥革命代价很小(爆发时没怎么死人),就因为清王朝已烂透,没有活气了,只是原来没有报丧而已。

我们再看清朝之前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出名的反腐皇帝,他鼓励天下百姓举报贪官,甚至允许百姓自行闯入官府捉拿劣迹官员。1392年明朝立法,官员贪污60两以上,要斩首示众,还要剥皮。

朱元璋反腐甚至不避亲,其女婿因私贩茶叶,罪不至死,结果也被赐自尽。谁贪就杀谁,朱元璋成为杀贪官最多的皇帝,杀了一万多人。

为杀一儆百,强势肃贪,朱元璋杀掉贪官后,还把人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放在官府示众。官员们看到这张“人皮”都心惊胆战。在人人自危中,官员上朝前要跟家人话别,如回不来就得安排后事。回来了全家就庆祝多活了一天。如此严酷反腐,最后明朝还是毁在腐败之中。

为什么明朝、清朝等最后仍是腐败而亡?因为他们没有挖掉腐败的根源——皇朝制度。不解决制度问题,靠皇帝抓杀贪官,根本无法杜绝腐败。朱元璋恨贪官恨到剥他们的皮,但他没明白,他本人和那个皇朝制度(不受监督)才是腐败之根。可他能反自己吗?

我们再来看自称结束了王朝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的共产党,这个红色政权从一开始,也有反贪腐。早在1952年初(中共建政才三年),毛泽东就大张旗鼓地 下令把贪污公款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给枪决了。天津是中国的重镇,地位仅次于首都,天津市一把手地位显赫,得是中共要员,而且这两人确实是打 江山的元勋,十几岁就加入共产党。

当时毛批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可是毛泽东通令全国、公开枪毙了这两个贪官,也根本没有解决各级共产党官员的腐败问题。后来毛发动文革,也有想一揽子解决官员贪腐官僚的意图在内,结果文革也没解决贪腐,反而情况更糟。

到了邓小平时代,官员贪腐更普遍,因为经济开放同时又政治专制的“双轨制”给了权力者大捞一把的绝佳机会。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都主张 “反腐”,可三十多年来,腐败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中国到处是和珅”的地步了。县市省级官员,甚至政治局一级,随便抓一个就是贪官。

但是今天的中共贪官跟清朝时的和珅们不同,他们被抓到却不服气,认为“不公平”——到处是“和珅”,怎么单要处罚我?

例如中共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受贿16亿)就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被抓后大惑不解:“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我要揭发。”

安徽副省长王怀忠说出官员潜规则:“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台上大谈廉,台下死要钱”。

其实习近平的反贪决心还不如朱元璋。朱皇帝还动真格的,抓了自己女婿赐死。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随了母亲姓的齐桥桥的丈夫)、妹夫吴龙(齐安安的丈夫)等都靠权势发财,美国彭博社曾报道说,习家资产高达3.7亿美元(22亿人民币)。

最近巴拿马文件展示出的世界各国政要和富豪在被称为“避税天堂”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藏款资料,就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李鹏的女儿李小琳等名字

可习近平却指示全党:“管好你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和下级,发誓不用权力来谋私利。”这跟乾隆、嘉庆们一样,都是把皇帝自己(及家族)排除在外的。

更不要说,《纽约时报》证据确凿地报道,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资产高达27亿美元(160多亿人民币),是清朝最大贪官和珅(8亿银两)的三倍以上。和珅被赐死,温家宝还是“人民的好总理”。

还有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涉中国最大金融丑闻“上海招沽案”等,涉贪额是天文数字),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卷入纳米比亚贪污行贿案)等,全都没事。

既然从明朝到清朝、再到中共的红色王朝,中国两千年来的“反腐”都不灵,习近平为何还要大张旗鼓地反腐?因他想至少获得三个好处:

一是建立个人威信。习当年没有通过考试进的大学,没有真才实学,但很虚荣,弄了个假博士,还找人代笔写了十多本书。他上台后拿不出真正治国方略,所以用“反贪腐”收买人心。连不少中国知识人都信了,何况芸芸众生了。

二是用反腐打击政敌。中国官员无官不贪,刚上台的习近平想巩固权力,铲除政敌,就抓他贪腐,每打必中。其实这是中国皇帝们的政争老皇历了,当年嘉庆皇帝登 基五天,就抓了前朝元老和珅,说是反贪腐,实为铲除威胁,因和珅的权力太大。朱元璋也如此,对不满的朝臣就用“反腐”之名干掉。这是历来统治者喜欢的工 具,既打掉政敌,又迎合百姓的肃贪心理,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维护共产党统治。通过大张旗鼓反腐(国家垄断媒体下)而营造一种声势和舆论,政府还是反贪倡廉的,错在贪官,皇帝还是英明的,党还是在正确方向的。

但习近平的反贪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明白人看出来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不在反贪,而是意在上述他自己要获得的三点利益。

那么中国难道就没有制止贪腐的根本办法吗?当然有!榜样就在眼前:西方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日意加)也是七大民主国,从来没有什么“反腐运动”,而是靠宪 政制度制约:一是新闻自由(揭露腐败),二是独立司法(政府也可是被告),三是定期选举(多党制)。这里最重要的是定期选举,因没有选举,新闻再揭露也不 起根本性作用。投票,等于是人民可用选票淘汰贪官,甚至贪官所属的整个政党。民主选举(政党轮替)是制约贪腐的最强大武器。

但令人悲哀的是,很多中国文化人(甚至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和媒体)不去致力介绍西方民主宪政制约腐败的制度方案,反而跟着党媒调子歌颂习近平反腐,寄望习近 平是好皇帝。这令人想起1908年溥仪登基的场面,当时小皇帝才三岁(还尿床呢),下面一大片翰林学士就都跪下了。一百多年过去,中国知识人还在期待和相 信好皇帝,实在可怜得够呛。

但习近平的反腐也有正面意义:朱元璋反贪,结果其后人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因明朝已腐败殆尽。满清皇帝反腐,最后清廷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而崩溃。今天习近平反贪,可能也是个信号,红色王朝气数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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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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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9
美国把中国“防火长城”首次列为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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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臭名昭著的網絡控制長期以來受到人權團體、企業和中國網民的批評,但是現在,它們又從美國政府那裏贏得一個新的標籤:貿易壁壘。美國貿易官員首次將中共互聯網過濾和屏蔽制度——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長城防火牆」,添加到貿易壁壘年度名單裡面。

中共嚴密控制互聯網 隨意屏蔽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在3月31日發布的這份報告中說,在過去十年裡,長城防火牆對外國供應商構成一個顯著負擔,損害了網站和用戶。

報告說,在過去一年裡,「網站被徹底屏蔽的現象似乎有所惡化」,在全球最受歡迎的25個網站當中,有8個在中國被屏蔽。

報告說,很多屏蔽似乎是隨心所欲的;比如,美國一家大型家居裝修網站,它似乎應該是完全無害的,卻被長城防火牆攔截。

《紐約時報》報導說,中共在互聯網上攔截一些最大的公司品牌,包括谷歌、臉書和推特。不論是通過屏蔽網站還是通過封鎖Gmail電子郵件,它損害了外國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能力。中共也屏蔽越來越多的外國新聞媒體,包括《紐約時報》網站。

在最近幾年,中共和美國就科技領域的貿易發生衝突。去年,奧巴馬政府應美國企業團體的要求,反對中共的反恐法律。美國公司說該法律的目的是要將它們排擠出中國。中共隨後作出一些妥協。

但是《紐約時報》報導說,美國勸說中共減少互聯網審查的任何努力很可能都是徒勞的。中共政府把嚴密控制互聯網言論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大事,擔憂互聯網具有協助組織抗議和傳播異議的巨大能量。因此,中共對審查問題極少給予通融,它傾向於封殺任何它無法完全掌控的互聯網媒體。

華府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管司考特•肯尼迪說,美國貿易辦公室的舉動展示了中共和美國政府之間治國態度的鴻溝。他說,中共不願意把商業和國家安全擔憂區分開來。這種做法上的分歧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不管美國如何強調這個問題。

將中共審查作為貿易談判的核心問題

《紐約時報》報導說,中共的網絡過濾製造了一個將中國跟世界其他地方隔絕的互聯網,違背了互聯網作為全球人類溝通渠道的基本理念。批評者說,這種做法是反競爭的,阻止言論自由,並最終會通過限制獲取信息而損害中國經濟增長。

美國貿易官員在過去也曾經審查長城防火牆。在2011年,美國貿易辦公室說,中共的互聯網過濾器是一個商業壁壘,損害美國小企業。美國當時通過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交給中國一些正式問題,涉及甚麼樣的法規決定了商業網站在中國的可用性,而這一論斷是其中之一。

美國一些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和外貿團體長期以來遊說美國政府把中共的審查制度作為貿易問題來對待。比如在2008年,谷歌副總法律顧問在參議院作證時說,美國政府應該將中共審查作為貿易談判的核心問題。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把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政策添加到其年度《貿易評估報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中。全文於3月31日發布。行業刊物《美國貿易內情》(U.S. Trade)在4月1日報導了這個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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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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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0
宋任穷揭周恩来大饥荒中所为:几千万人命的罪魁

作者:宋任穷

一、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的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在线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

信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周恩来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 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随即在4、5月份,中央组织部副 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 作详细的汇报。

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 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整整一夜没合眼。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 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一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情节: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 死亡的切实行动。

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 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 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

1961年10月5日晚,中共总理周恩来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 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 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 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什么还要增加?

在 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 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宋任穷还回忆到,当时他派了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查黑龙江省的情况,写了不少报告。周恩来就看了19篇。但是这并不影响周恩来在1962年继续从黑龙江征收大量粮食。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回忆: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 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和我参加的。会上,总理向我提 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我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结果却是黑龙江饿死了19万 多人!

真的拿出粮食来帮助其它省了?还是出口了?此问题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对于粮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彻,在此, 笔者仅引用当时的库存粮来说明问题。对于当时(1960-1962)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据不 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但是从这些谈话和 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 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

1961 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 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周恩来无需说什么大话,只要下令开仓放粮就可以 了!而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而导致本县死亡人数大大低于邻县!就连信阳那么死亡严重的地方,都没有运粮进来!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 决的!而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吴之圃在67年因病去世时,周恩来竟然还提出要为他举行追悼会!可见当官和老百姓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为了调粮到中央,为了出口,为了其它,但不是为了救人命,周恩来谎言说尽!

二、周恩来仍然决定卖粮食换黄金

应当说,当时很多的决策是毛泽东或者当时的体制决定,周恩来并无太多主动权。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饥荒原因之一就在与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据杨继绳先生 在《墓碑》一书的记载,地方官员根据1959年3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饥荒日益严重,百姓逃荒事件剧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来头上是不公平的。但是并 非说明周恩来手里毫无一张牌可打!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 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 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 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 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 还是如此买进!

1961年发生了什么?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 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钜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 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讽刺!

从中共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 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所谓“自然灾害”,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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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1
邵明: “新四人帮”无缘巴拿马密件, 习近平家族跃然榜首|北京之春

北春編者按語:巴拿馬文件讓習很難看,被打的“四人幫”到是無人上榜,自己反到豁然在列。雖然大多數中國人并不知情,但黨內如何交待。昭明的文章認為,老江高規格的新聞報導意味不同尋常,可能再度出山,收拾亂局。上篇昭明文章指出黨內規矩,只要人在核心在,已有所指。

2016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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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官僚幾乎沒有不貪腐的,所不同的是貪多貪少的問題,輕則數百萬,中則數千萬、上億,高者數十億、百億,如果只收受好處幾十萬的,那要算廉潔奉公的優 秀守法干部了。黨的干部貪腐受賄的錢財往哪里存放,這是一個考驗黨員干部智慧的大問題。搞得好,搞得隱秘,可以繼續升官掌權悶聲大發財,甚至成為黨的接班 人,變身“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人物。搞不好,被黨內對手抓住,就又是一場黃粱夢,妻離子散,囚身秦城,享受終身免費食宿待遇,以及獄方的技術性折 磨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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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象習近平這樣黨內一號權貴的支持,萬達王健林會在短短三年內,超越李嘉誠,躥升為世界華人首富嗎?習家能沒從王健林處撈到好處嗎? 習家獲得王健林的好處后會把灰黑色財富留在國內讓政治對手抓把柄嗎?習家把財富藏匿海外,中共公檢法勢力鞭長莫及,還敢放在徐再生名下代持嗎?這是為什么 人們在巴拿馬密件上發現習近平姐夫鄧家貴名字躍然紙上的原因。

黨的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已經沒有人傻到需自己親自出面斂財,并用自己的真名存放財富,都是找白手套斂財,并另找人代持財富。財富的藏匿,分為國內與海 外兩種。能轉移的浮財現金,需存放到海外,轉不走的企業股權,則只能留在國內。國內隱匿財富,可以找非親朋友代持。不怕代持財富的朋友變節侵吞,因為黨的 干部手里有權有勢力,只要在偉大祖國的版圖內,借他一萬個膽子也不敢背叛。但在海外隱匿財富,則必須放在自己姻親、兒女、孫兒女名下,因為中共司法管轄權 管不到海外,找個非親朋友海外代持,容易變節背叛侵吞。比如習近平家族,在國內斂財基本通過白手套王健林們在各省市基本免費拿地搞商業房地產,通過白手套 聚斂來的財富,則轉在老當差徐再生名下國內代持。最近公布的巴拿馬密件顯示,2009年9月,習近平的家姐齊橋橋的丈夫鄧家貴以自己真實姓名注冊,出任兩 家英屬維京群島殼公司「Best Effect Enterprises」及「Wealth M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唯一董事及股東。因為在海外放在他人非親朋友名下不放心,所以必須要習近平姐夫親自出面注冊,“姐夫”二字也因此成了2016年國內網 絡熱門搜索詞。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原本藏富海外是為了不為人知,但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文件泄密,竟將中共一眾政治局常委、委員近乎一網打盡,大名鼎 鼎的習近平家族躍然中共海外藏富榜首。

令人諷刺的是:

  1. 習近平上台以來大喊“中國夢”、“三個自信”,但習近平姐夫通過巴拿馬離岸公司轉移藏匿財富、偷逃稅款、洗白黑錢,表明習近平家族骨子里做的是“外國 夢”,是對中共道路、理論、制度的極不自信。誰都知道,習仲勛不在之后,習家拿主意做決定的就是習近平姐姐齊橋橋,所以習近平脫不了干系。
  2. 習近平上台以來以反腐敗為名,在黨內發起大規模權力斗爭,炮制了根本不存在的“新四人幫”陰謀政變集團,未能出示任何政變陰謀證據,僅以貪腐名義先后拿下 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蘇榮,并欲牽連“新四人幫”第五核心李源潮。但今次巴拿馬密件的曝光,顯示上述被習近平打倒的新四人幫成員無一人上榜, 倒是自詡為打虎英雄的習近平家族榜上有名,且大名鼎鼎,如雷貫耳。這不能不說是對習近平發起的反腐敗運動的巨大諷刺吧,原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郭伯 雄、蘇榮、李源潮等這些人都是中老虎、小老虎,而自詡為武松的習近平才是貨真價實的的大老虎。巴拿馬密件曝光,說明上述所謂的眾多“新四人幫”成員,他們 的貪腐規模太小,最多也就幾百萬、上千萬人民幣而已,根本用不著通過設立離岸公司轉移藏匿財富,連巴拿馬律師行都他們因金額規模太小而嫌丟人。莫薩克馮賽 卡律師行在中國的九家辦事處,竟無一家去為“新四人幫”成員登門服務。
  3. “新四人幫”成員,唯一榜上有名的是薄熙來的老婆谷開來。但薄熙來不是習近平打倒的(胡、溫打倒的),但卻是習近平重判的。薄熙來倒台時,尚未有“新四人 幫”之說,習近平上台后發明了“新四人幫”,并追封薄熙來是主謀。習近平重判薄熙來后,又變更加封令計劃是“新四人幫”主謀。谷開來是因為藏匿法國海邊別 墅才在巴拿馬律師行注冊離岸公司,薄熙來否認知情,但因為薄、谷是夫妻關系,同睡一張床,所以習近平當局還是把這個離岸公司名下的別墅記在薄熙來貪腐的賬 下。按照習近平當局“夫妻共謀”的政治推斷,這麻煩大了,鄧家貴是齊橋橋的丈夫,鄧、齊二人是夫妻關系,且同睡一張床,鄧家貴設立離岸公司轉移藏匿財富、 偷逃稅款、洗白黑錢,習近平姐姐齊橋橋必然知情,所以是共犯,甚至是主犯。
  4. 習近平在打倒周永康、令計劃時,大搞親屬株連,把周斌、周峰、令政策、王健康、令完成、谷源旭等兒女、兄弟、姐妹所犯事項都歸罪周永康、令計劃名下,根據習近平這個直系血緣親屬株連理論,習近平親姐姐姐夫齊橋橋、鄧家貴犯事,習近平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也應該負刑事責任。

習近平上台以來,一方面大喊“凡腐必反”、“除惡務盡”、“蒼蠅、老虎一起打”、“上不封頂”、“不定指標”、“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猛藥去 疴”、“重典治亂”、“不留暗門”、“不開天窗”、 “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沒有鐵帽子王”、“永遠在路上”、“零容忍”、“常和長”,大話說盡說絕;另一方面,習近平家族公開透過白手套王健林斂 財,通過家姐的離岸公司藏富偷稅洗錢,這是一副什么嘴臉?這是黨內大偽君子的典型!黨內其他人,沒有講這些個大話,人們也不好要求他們怎么樣,習近平親口 講過這些話,那黨內就會對習近平多一些期盼,希望習近平對自己的家族,照照鏡子,正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斷斷腕,刮刮毒,去去苛,治治亂,……,不好 再以“妄議中央”的名義去簡單殘酷地鎮壓黨內持不同意見者。
在巴拿馬密件曝光后,人們沒有發現江澤民家族的名字,在“雙核”黨中央內爆發“核心”爭霸戰之際,作為第三代核心的江澤民已經占了上風。4月8日,《新京 報》、《網易新聞》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一條關于江澤民給母校上海交大發賀信的新聞,突出了江澤民的真學歷,反襯了習近平作為工農兵學員出身的假博士學歷, 這是老江再度出山,出手收拾局面的政治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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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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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百年辫子栓中国
作者: 半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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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民国建立。

这一个“朝”字与一个“国”字,差别大矣。辛亥革命不仅是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的国家。它的深远意义在于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 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一直是家天下。几千年封建皇权,国家或姓李或姓赵或姓朱或姓爱新觉罗。国家,或者叫天下、叫江山,属他们私有。辛亥革命打破了这个封建独裁的政体格局,天下为公,国家属于全国人民所有——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几千年传统的“打天下、坐天下”家天下观念,被历史抛弃,被人民否定。人们终于明白,国家者,非一家一党一集团所有,归全体人民所有也。

这是历史进程里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当时,我们六安童谣曰:宣统二年半,遇到革命来捣蛋。清军八旗冲霄汉,打不过一个孙中山。

这个童谣,首先在学校传播。

学生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学堂里维新革命思潮普遍,许多在社会上视为难以接受事物,在学堂里已习以为常。

当时,社会上的民众,谁也不敢私下剪去辫子,但剪辫子在学堂里并不稀罕。只是剪去发辫的学生在外出办事时须戴上假辫子,以免被人指点滋事。

南京提督张勋,人称“辨帅”,对诸多学堂学生剪辫子一事,严令“剪辫者杀无赦”,竟然杀了好几个剪辫子的学生!

清人入关时,逼汉人剃发蓄辩,违则以违制杀!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

汉人因蓄发不剃而获祸者多人。

时有锦州知府金文淳,对清兵要剃他头发,以禀明府尹后方可剃发推诿。事情传到清廷,帝大怒,立命正法。刑部尚书代为说情,亦触帝怒,几乎牵连被斩。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起事蓄发,称为发匪。今到光绪、宣统年间,若有人剪发易服,又会被怀疑为革命党。

历经三百年奴化统治,剪辩子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历史的车轮还有很大惯性。

汉人由拒绝剃发,不知觉中,竟然非常惜护起头上的那根猪尾巴了。

宣统年间,某南京人在学堂求学,跟随众同学一起剪去发辫。此人放假回乡,与岳丈在街上不期而遇。老丈人见他剪掉辫子,恼恨异常。回家后对媒人说: “吾女决不能配这个秃驴,没说的,退婚。”但其女却钟情未婚夫,见父命退婚,愤而剪去头发,发誓要出家为尼。其父心痛爱女,大窘无奈,便再次央求媒者复为 撮合。婚庆时,一贺客以“彼此间无发可结,却做成结发夫妻”戏之。

自一九一一年结束“吾皇万岁”,近四十年万岁一词在我国绝迹。不料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个被打倒的封建“万岁”,却堂而皇之又重现在国庆大典。

继而叩拜之声传遍普及全国。

奇怪的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几十年后,我中华全国革命精英与百姓,对此并没有异议。

可见,人们并没有“解放”,不仅没有“站起来”,而且心怀恐惧。否则,为何要高呼“万岁”?

须知,即使在封建时代,呼颂皇帝“万岁”,也是庙堂大臣的礼仪,与百姓是不相干的,即使帝王出巡,老百姓在旁边看热闹,也不须山呼“万岁”。

直到这个“万岁”寿终正寝,皇娘锒铛入狱,山呼“万岁”的奴性之呼喊,才再次偃旗息鼓。

后来有一个著名的“小平您好”标语,名扬天下。感恩戴德之心,溢于言表。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有人看出端倪,都好不到那里去。于是就有人在“小平您好”的后面,加了一个“狠”字,以示愤怒。

你愤怒你的,我发财我的,好在“万岁”是没人喊了。

但国人不长记性,喜欢发飙。二锅头半两就能把人变成二青头。西红柿一上市,好家伙,死翘翘的尸体是不能还魂了,可僵尸的思想居然被红歌激发的又“万岁”起来。

“文革”和个人崇拜的味道,竟越来越浓烈。

可见,长在头上的辫子好剪,长在心上的辫子总是挥之不去。

心中的辫子,其实比头上的辫子更可怕。头上的辫子,是淫威下的无奈。心中辫子,则是自甘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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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清末看历史(一)
2016年3月14日

微博:蒋祖权评论

发表于:2016-03-14 20:04

清末,慈禧反对戊戌变法,是怕变法动摇大清的统治。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主动变法改革,预备立宪,也是为保大清的统治。
慈禧变法改革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保住大清的统治地位。
古今中外,那些为保住统治地位的改革最后都没成功,法国路易十六,俄国尼古拉二世,大清慈禧,这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历史嘛,都是恶人之间的博弈,古今中外都一样,不是恶人也抢不到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如今西方社会有了一套控制恶人的规矩,中国什么也没有。
中国老百姓总是恶人博弈中的受害者,受害者还最爱看恶人博弈的热闹,并不在乎身前身后的深受其害,或者根本就想不明白。
近代中国百年,唯一在恶人博弈历史中受益的,目前只有幸运的台湾观众。
对比今天看清末,当时的朝廷开放报禁,满清皇权预备立宪,武昌清军起义,各省纷 纷独立,孙中山能让大总统,袁世凯能劝满清退位,清政府能签字同意。清末的那个时代,还残存些许人性与良知。慈禧太后的变法,不论这个女人是何种动机目 的,这个女人能做到开放报禁,和预备立宪这两件事,至今无人超越。
我曾经写过几段清末往事,也有人说我美化清末。清末实行新政,开放报禁,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公布九年立宪时间表,各省设咨议局,选举议员。
——这些不是美化,而是后来人始终不及。
另外清末官场腐败,世人皆知,也无法美化,只因为如今官场比清末更加腐败不堪,才显得清末还有一些良知和理智。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官费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并鼓励民间自费到日本学习。在经受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及日本战胜俄国等事件之后,清政府派遣大臣赴日本及欧美考察宪政,并决定预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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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清政府在《钦定宪法大纲》里明文规定[臣民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 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第一次在具有国家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明确作出了赋予民众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大清报律》改传统官方对民间办报 的一律禁绝和批准制为注册登记加保证金制,只要[年满二十岁以上]且[未经处监禁以上刑的本国人],就可以充任报刊的[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者],彻底 放开了报禁和新闻自由。
一百多年前,一个骑马射箭的少数民族都能做到这一步,今天的中国,能否超越清末的气度与胸怀?——很显然,还不能。
一百多年来,有哪个男人超过慈禧太后打开中国的能力和力度?——很显然,真没有。
站在今天,回首百年,中国人注定要辜负那个变革的时代,注定要自找一百多年苦吃。
1911年10月10日晚,满清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纷纷响应,一夜之间三千多人起义,几个月后满清政府垮台。
自持有兵在的满清政府,反转了军队只能对外用兵的职能,频频用在对付老百姓身上,最后也终于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
1911年10月10日晚,旗兵和武昌四大满姓家族统统被杀,武昌起义的第二天 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总督衙门,附近的街道也堆满了满人尸体。随后,西安2万多满人,有1万多人被杀。广州满族宣布和清政府脱离,一样大量被杀。杭州, 河南等地满人也同样被杀。满清错失了转型的机遇,满人群体也遭遇了被屠杀的厄运。立宪慢了一拍,历史误了百年。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传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情,走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漫长历史。
读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章,反复遭遇宁可大家一起死,谁也不想先出头的屠杀。
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篇,重复事不关己,默默旁观的世代人生。
在高大上的文化表象下面,遗传着决定中国历史恶循环的潜规则信仰。
还有一个千古不变的秘密,就是每个奴性的心底,都存着一套皇帝的模式,省长有省长的一套,村长有村长的一套,个体也有个体的一套。
所以推翻了满清,中国也没走上宪政之路。推翻了民国,中国也没走上民主之路。
一百多年之间,发明了太平天国土改文革,自相残杀死伤无数,自己把自己国家打砸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一个公正公平的生存方式。
一百多年之间,一直无法打破愚昧体系做出理性选择,不断从一个疯狂走向下一个疯狂。
基督教传进来,中国人读罢了《劝世良言》,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把上帝改编成了太平天国,打杀砸抢了半个中国。
马列传进来,中国人挥霍了几个年代,就腐败得比清末还要疯狂了。
不好的东西传进来能坏得变本加厉,好的东西传进来也能变得面目全非,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反复被中国人错解的悲哀命题。
那些靠侵吞国有资产,掠夺民间血汗暴富起来的少数人,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去解决多数人关心的生存问题,他们只会制造问题,转移赃款。
当今中国公正丧失,唯利是图,官场腐败,社会沉沦等问题都是来自集权与极权的人 治模式,和世代传承的奴性文化,与外来病毒思想结合的[三体]体系。单单破除和改善其中一项,是无法改变整体状态的。在这个体系里,都是受害者。外加遇到 像崇祯皇帝那样的无能末代管理者,就算一小节雪上加霜的插曲吧。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认为历史上的战乱和灾祸都是少数人造成的,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后来疑问少数人怎么可能左右几千年的历史恶循环呢?少数人只是邪恶的代表而已,大多数人旁观容忍,才是邪恶和灾祸不断发生的基础根源和千年支撑。明亡怨崇祯,清亡恨慈禧,历史一次次把责任推给少数人,少数人是无法对多数人负责的,少数人负责历史只有集权和极权。
未来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取决于[是否还是少数人先站出来,而多数人继续跟风]。
如果还是这样的习惯状态,即使实行民主,即使一人一票,还能选出洪秀全,或者一人一票,带你去文革。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有毒,加上近代外来病毒思想的侵蚀,所以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文革一直连续毒发。
从义和团爱国,到红卫兵爱国,从五毛爱国到贪官也爱国,终于把这个国家爱成现在这个样子。编造历史去肯定这些人是爱国的,这个国家将什么也不是。
二百多年前的乾隆皇帝,知道远隔万里的路易十六被砍了头,也读不懂大革命的含义。
他的接班人嘉庆皇帝,看着比自己小九岁的拿破仑横扫欧洲,也看不懂世界的风起云涌。
一直等到1840年被炮火打开国门,从那一刻中国掀开了被外部世界影响的历史。
历史没有回头路,不是主动跟着走,就是要被赶着走。
但是近代史说明,单凭英法等国的几发炮击,和日俄刺刀的几年占领,还无法提醒和改变一个奴性痴迷的民族。
千百年以来,能改变这样民族的,除了蒙古杀人无数的弯刀,满清残酷屠城的马刀,还有就是那把镰刀。到目前为止,能改变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一直是屠夫。
千百年以来,不管是蒙古人,汉人还是满人,靠屠杀就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如果除了多杀人,还能多撒谎,那就更上一层楼了。
不仅可以高枕无忧地统治这样的国家,还能名正言顺地掏空这样的国家。
只是千年兴亡,总是依靠腐败以毒攻毒,未必每次都能起死回生。
历史上的中国,要么忍,剃发易服为奴,听从强权安排,任由少数人宰割。
要么乱,你死我活内斗,自相残杀成匪。
历史上的中国人,要么在专制之下变态生活,要么在动乱之中扭曲人性,从来没有理性选择过国家的命运。
曾经几次亡国都依然不肯变革的国家,注定要走到一次变革都有可能亡国的地步。
就连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都可能要用一种毁灭的方式去解决。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近百年来,文人学者也好,房地产商人也好,知名主持人也好,真愚蠢和假装愚蠢也好,总是愿意去找放火的人商量救火的事,也真是醉了。
文/蒋祖权
公众号:jiangzuqua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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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4
新华社政法委皆传达中央通知:禁用“习大大”称呼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时间 23-0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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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称呼习大大的中国主席习近平 路透社照片

昨日(4月22日),香港《明报》刊发独家消息,称中共中央近日下达到各地的一份中央文件,对各地领导人提出新要求,要求对“权威”表述要全面、准确、规范,并不得使用“习大大”这样的称呼。

本台(法广)得知, 中央政法委至少在4月20日之前,就对旗下媒体传达了上述通知,当时,政法系媒体人透露,“接上级指示,政法系统各媒体包括新媒体,不要再称呼总书记为习大大”。

此外,本台得知,昨天新华社系统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其中也明确提出,不得再使用“习大大”这样的称呼。

据《明报》的这篇报道,各地方媒体已陆续接到中宣部指令,要求今后在报道中不再称呼习近平为“习大大”,但记者询问了多家地方媒体,均称尚未接到类似的通知,可能与层层传达需要时间有关。

《明报》报道说,中共中央这份文件提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等官方说法不得随意增加、更改,对“核心”的用法不要泛化,要按照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民主生活会公开报道的通稿表述。

去年12月28日、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话题是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情况————所谓“三严三实”是指习近平提出的“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当时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则要求政治局成员“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明报》强调,通稿中并无“权威”、“核心”等提法。

随后的1月11日,以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公开讲话为首,多个省份在传达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讲话时,提出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随后跟进的有安徽王学军、广西彭清华、湖北李鸿忠、西藏陈全国、内蒙王君、江苏罗志军、海南罗保铭等至少九名省委书记在公开会议上拥护习“核心”。

1月26日,《星岛日报》发表题为《重现核心 十九大分晓》的文章,称习近平“权势跨越江胡,直逼毛邓,已被视为‘不是核心的核心’”,只差“正名”而已。

所谓“习大大”,最早是在半官方背景的微信公号“学习粉丝团”开始使用,随后又有“彭麻麻”的说法,很快,人民日报的官方微信公号、甚至新华社的报道中都经常可见这一称呼。

“大大”在中国西北和华北地区,一般是对父亲或者比父亲年长的长辈如伯父的称呼,加上“彭麻麻”作为对应,似乎只能理解为父亲。

中共前领袖邓小平曾有“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自述,官方媒体把新任政治领袖习近平称为中国人民的“父亲”,颇有辈分错乱之感,不少中国网友觉得不适,斥之为“五行缺爹”。

官方此番自我修正,背后有多少博弈不得而知,但仍可赞其为政治伦理的些许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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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M: 一個齷齪的品牌倒掉了
 
最后编辑: 201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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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4
中共從娘胎裡帶來的絕症能治嗎?

時間:2016-04-24 訂閱《明鏡郵報》 《明鏡新聞》

毛澤東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高伐林

中共創始人之一、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指出:中國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壞的,因為“黨”字就是“尚黑”。

中國大陸的民眾面對簡體字的“党”,是否想到用拆字法觸及這個“尚黑”的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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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中國的另類禍害


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們如飢似渴地“拿來”西方許多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概念。但是和許 多舶來品一樣,概念一到了中國,往往就變了味——中華文化中的已有詞彙無法準確對應那些舶來概念,只能儘量用一些意義近似的字。而當時又往往為“多快好 省”而從日文“轉口貿易”,經過西轉日、日轉中兩次變形,就更是南橘北枳。這些舶來概念的原始翻譯、用詞,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國人對舶來概念的理解。其 中最事關重大的,就是英文單詞party。

談起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殃,我們腦海中首先浮現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實驗;卻沒有意識到日人還在無意中給中國造成一樁影響深遠的另類危害,那就是將英文中本意是“團體”“聚會”的party翻譯成“黨”,被中國人拿來。

在西方,“political party”指政治見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結合而成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對成員並無控制力,成員對團體亦無依附性,更談不上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和效忠黨魁。

而“黨”在中國文化中絕不是個好字眼。“狐群狗黨”、“黨羽”“黨錮”、“黨禍”“黨爭” “死黨”“閹黨”……無一不具負面色彩,孔子早就告誡:“君子不黨。”中國史籍上所記載的“黨”,與西方現代社會的political party不可同日而語,都只是專制政治下的朋黨、會黨,“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甚至還要咬破中指,滴血入酒,一飲而盡,立 下“保守機密”“永不叛黨”的死誓。

這個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外表上改頭換面,成了“党”;然而其內涵卻並沒有脫胎換骨,還是“尚黑”。中國政治折騰了一個世紀還上不了正軌,與這一翻譯大有關係!

流氓當了總書記

“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國這兩個關於“黨”的著名成語,正好點明了其兩個特徵。由蘇俄派人來,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克隆的中國共產黨,將紅色塗在旗幟上,骨子裡還是“尚黑”,從一創立,就先天帶有“營私”與“伐異”的流氓氣。

這樣說,是否侮辱了無數英勇的先烈和勤勉的黨員呢?不幸,這卻是史實,玷污他們的另有人在——

中共首任並連任五屆的總書記陳獨秀,先是與妻妹私奔同居,在當了堂堂北大教授、文科學長 (相當於系主任)之後,依然流連於煙花之地,據說他很多昂揚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某張床上完成的。1919年,報紙刊登了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 新聞,北大只好將他開除。這些都發生在他參與創辦中共之前。被主流精英擯斥,可想而知,刺激陳獨秀進一步左轉,難怪人們調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陳獨秀嫖妓就沒有共產黨”。

陳獨秀在上流—風流—下流之間遊走,他在歷史、在文化上的貢獻無可抹殺,但這些流氓行徑又怎可諱言?

共產國際認爲,既然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理應工人當頭,於是向忠發脫穎而出。陳獨秀只是 有“流氓行為”,而向忠發則是如假包換的流氓。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羅章龍曾有《黨史上的向忠發及其集團》(見《羅章龍回憶錄》,溪流出版社),回憶說,這 個集團就是個流氓集團,向是武漢碼頭工人的幫派頭目,“手下帶徒弟多人專門坐茶館,擺抬子,敲詐勒索找外快,酗酒罵街打群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他的 日常工作,因此負傷多次,右手食指殘廢,臉有傷痕。他結識一些無賴、潑皮自組成幫,好勇鬥狠,平日不務正業。好賭博,進出賭場,師法趙匡胤,輸賴贏要,仗 勢欺人,獨霸一方,人人說他是漢口的一個大流氓,望而避之。”

碼頭工會多數黨員一致抵制他入黨:“如果要他入黨,我們就全體退出。”但後來向忠發不僅拿 到黨票,而且由斯大林欽定為總書記!他一步登天,雖然中共還處在地下狀態,他已忘乎所以。向“為人酗酒好色,平日每日不離酒,每喝必醉,醉後胡言亂語罵 街,又酷好嫖賭……當選中委後,利用職權,調戲女秘書黃木蘭,黃不從,向糾纏不休,黃不堪其擾。”匪夷所思的是,後來竟然經組織討論,幫他納妾——其妾 “原屬妓女,患有性病,不數月後,向身染病,渾身潰爛”……

向忠發被捕後叛變,要求見蔣介石,自稱“老子冒了火,發誓要把那夥狗日的雜種們(指中共)全部掃除乾淨,一個不留”!

顧順章與許世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羅章龍、鄭超麟等人的回憶錄對中共秘密機關中的要員及家人有詳細描寫,實在駭人聽聞。不排除羅、鄭出於自己的私憤或偏見有添油加醋,但也有若干荒淫無恥、貪財好貨例如搶妻換妻的事例,是被其他黨員的回憶甚至黨的文件所證實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候補委員)顧順章,也是個流氓。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揭露顧吸鴉片,玩 妓女,打老婆;陳賡大將“發現顧順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亂搞女人,抽鴉片煙”……顧順章掌握中共最多黨內機密,但其本質上毫無政治信念,如果黨組織規勸 甚至懲戒他的吃喝嫖賭,他會立即與革命“拜拜”。這個流氓的叛變,極大地改變了中共黨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不得不從上海遷往江西中央蘇區。在他叛變 前,要把中央機關遷往農村是不可想象的。

學者王彬彬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提出一個意深味長的問題:“假如顧順章沒有被捕”(見《同舟共進》2008年第4期)。

歷史其實早已做出了回答:假如他沒有被捕,只要他沒冒犯領袖,他就是開國功臣,不僅過去的穢行暴行一風吹,他更可憑藉權力,鬧出任何醜聞都會被包裹得嚴嚴實實。

這裡就有一個現成例子:學了一身少林武功的許世友上將,參加革命前就有幾條人命:16歲放 牛吃了人家莊稼,人家罵了他,他幾拳把人打死;第二次是在賭場上揮棍打死一個賭徒;第三次是在國民革命軍兵營,他一腳把責備他內務整理得不好的老兵踢死; 直到投身共產黨臨走還把和他有積怨的連司務長給殺了……

許世友深獲毛澤東寵愛,稱其“厚重少文”,當上大軍區司令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 任。“少文”是真,“厚重”為假。前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老人告訴我,他當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與許世友共事,許世友三天兩頭把這些省革委會副主任邀到 他家團團圍坐,令勤務員在每人面前砰一聲放下一瓶茅台酒,“誰也不許裝熊!”誰不喝,他就翻臉撒潑罵人。60年代一瓶茅台四、五元,今天看來簡直太便宜 了,但這一頓筵席光是茅台就要喝掉當時工人一月工資,農民一年分紅。

其他黨內軍內榮獲“花帥”、“百雞王”等等名號者大有人在,不知有多少欺男霸女的惡行罪行,都看政治上是否站對了隊“一俊遮百醜”。難怪老百姓說:“不揭,都是孔繁森;一揭,都是王寶森!”

流氓實為革命最堅決者?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岡山紅軍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毛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 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 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說一件小事吧:

1973年2月17日半夜,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突然建議,送給美國“數千”女人,後來又將人數驟增至“一千萬”。跟中共打了幾次交道也沾染了流氣的基辛格,居然湊趣說:“美國對中國女人不存在‘配額’和‘關稅’”!

黨魁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與將帥們集流氓土匪的行徑話語之大成,流傳的故事洋洋大 觀:在中央全會上,彭德懷對著毛澤東破口大罵:“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現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在中央黨校大會上,王震放言:“我就是關雲長廟裡 的那個周倉,我手裡就是有那麼一把大刀,你們不是有三百萬大學生嗎?我們有三百萬軍隊,我就是要砍他的腦袋!”70年代江青屢次大鬧政治局會議,1987 年元月逼迫胡耀邦下台的政治局生活會,1989年老人們商量於密室決定清場……不都是流氓政治的寫照!

讓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共官方媒體和許多民眾對這些故事津津樂道,傳為“佳話”,這深刻說明,流氓意識不僅腐蝕了這個黨,更浸透了全社會成員的內心,成爲集體心理的一部分。

“現在土匪在當官”


就算中共從娘胎裡帶來流氓基因,轉爲執政的身分不是已有65年、告別毛時代不是也有38年了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轉型,後天的學習訓練,在擺脫“尚黑”上做得如何?
網上有個段子說:“從前土匪在深山,現在土匪在當官”。

縱觀中國大陸土地拆遷案件,威脅、強拆、流氓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無不官、商、匪三位一體: 刑訊逼供、顛倒黑白、長官意志、公報私仇,相當一部分警察或其他官員本身就是黑社會頭子,文強和王立軍,就是兩個活生生的例証。而城管、計劃生育和信訪辦 等幾支隊伍,更流氓成分極高:城管把安分守己的底層民眾視為寇仇、視為魚肉,動輒勒索,動輒威嚇;計生工作者強制墮胎、強制結紮、非法關押、濫施酷刑,流 氓氣焰都噴灑在牆上:“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該紮不紮,見了就抓”;“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而信訪辦則大肆綁架、非法遣送、開設黑監獄關押訪 民。每逢兩會、黨代會、重大節日之類所謂“敏感時期”,越是交通要道、公眾場所查禁越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生怕人民接觸到“公僕”和“人民代表”;異議 人士、維權人士都被當作“重點維穩對象”,被旅遊、被軟禁、被喝茶……最出奇的還有中共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下達屏蔽、撤稿指令,自知理虧,只用電話指 示、口頭傳達,不敢正大光明,不留白紙黑字。不是政權在手,軍隊在手,媒體在手嗎?不是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嗎?何以竟心虛膽怯到如此地步!

維權律師滕彪有一段話一針見血:“最體現匪性的,還是國保、610、國安這些秘密警察。他們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一系列違法犯罪構成的:監聽、威脅、跟蹤、軟禁、遣返、綁架、酷刑、強迫失蹤、騷擾家屬、作偽證、構陷入獄,等等等等。”

流氓化還會愈演愈烈嗎?尚黑之風還會愈刮愈厲嗎?

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曾有“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指手畫腳”;“絕不允許這 類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等等痞氣未脫的話,讓人放不下心來。好在他在上任之初和今年兩次強調“依憲治國”,他主持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 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180條之多,讓人期盼,令人振奮。

然而,卻來了當頭一棒!習近平親自拉拔不學無術的小混混周小平登上大雅之堂,而後動員全國官方媒體為其評功擺好、保駕護航;對提出質疑的人士格封勿論沒商量。以政治劃線站隊,蠻橫做法令人嘆為觀止,將全黨全民又推到了“反右”前夕、“文革”前夜!

周小平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現身,成了我們判斷習近平的試金石:這個黨,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是目的正確,不擇手段;“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還是墻上的畫餅,還是狗肉鋪掛出的羊頭。

(《新史記》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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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M: 除了共匪俺真是沒法找到第二個合適描述去稱呼這個黑社會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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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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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30
美学者:中共进入漫长衰落期

作者: 林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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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约一年前提出中共统治已进入残局(endgame)的观点后,又有一名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提出,中共统治已进入一个漫长的 衰落期,中国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变革,但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未来10-15年后,“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将终结中共的一党专政。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4月28日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研讨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在此之前,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Mike Forsythe)独家专访时就表示,一党专制在中国将难以永久维持下去。

裴敏欣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向民主化转型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未来10-15年后这些条件只会更加成熟。以人均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500美元,正好处于发生政治转型范围(7500-25000美元)的中值。

另一个要素是成人的文化程度。按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计算,中国目前成年人受教育时间平均为7年半,也恰好处于转型范围的中值。十年后,这一数字也将提高到8年半,而且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学扩招使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要远远高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有可比性的国家,即地处亚洲、中等收入或共产党执政在达到同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向民主的转型。

裴敏欣表示,在民主转型条件不断成熟的同时,中共的政权体系已经开始衰落。他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执政者通过压迫(repression)和恩 惠(patronage)建立起一个脆弱的体系来维持统治,但这个体系现在已经瓦解。政治精英间的团结被打破,最明显的例证就是2012年对原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审判。“我认为,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执政精英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感到困惑、担忧、恐惧和愤世嫉俗。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他 们(精英们)迷失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他说。

裴敏欣认为,未来中国发生政治转型将会有三个选项:改革、革命或二者结合,即他所说的“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他说,中国进行自上 而下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改革的窗口正在关闭或者说已经关闭,而且时不再来。但再次发生像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几率也不大, 因为那样的运动很容易被镇压。

他说:“我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是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想象一下,到2025年或2030年,(中国经济)在长期停滞后,执政精英在 绝望之下推出一个改革者,希望他(她)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一条路。这最终导致统治精英的分化,但在这个短暂的时期,社会的力量得到解放并被动员起来。想象一 下,那和1989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差点就发生了(close call)。”

裴敏欣表示,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是10-15年。“如果你要我去准确地说出中共衰落的起始点的话,我认为是2012年。薄熙来案是 个标志,这恰逢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衰落并非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并非来自于经济,而是政体。”他说。

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4月28日主办的这次研讨会上,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强调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说:“我们都要知道,列宁主义国家政体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会是一个瞬时的内部爆 炸,而是长期的、漫长的衰落。苏联的衰落大概始于1964年。从它开始衰落到最终解体耗时了27年。”

沈大伟2015年3月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进入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