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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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 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 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 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 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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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 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 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 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 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 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 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 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 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 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 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 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 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 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 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 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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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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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者是北京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
2014年9月23日，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國家」案一審宣判，新疆烏魯木齊法院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土共在习皇帝领导下，越来越容不得别人的意见。 观点看法不一致，就给送进监狱，文革法西斯的手法令人发指。

呜呼，文革的极权统治又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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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同胞迎国庆香港：感受祖国的味道和成就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有关“港澳国庆喜气浓：感受祖国的味道和成就”的国庆特刊是在第7版，而且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其中香港部分还有一个副标题：“香港：感受祖国的味道和成就”。
　　有关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香港正在进行的占中示威，而且香港多处地方都被抗议示威者占据的情况，此外，报道所描述的香港气氛与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有天壤之别。

　　对此，一些中国网友在微博上留言，就《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发表评论。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这算谣言不，睁眼说瞎话。”

　　另一位网友则表示，“这叫欺诈，和朝鲜拿石头打卫星没两样，还在笑人家。”

　　其中一位网友调侃说，“没错啊，该欢度国庆的还在欢度，还有一部分孩子不上学在马路上开派对，欢欢笑笑得，就这群孩子能代表香港吗？”

　　另一位网友也语带讽刺地说，“今早将要升旗的金紫荆广场，人山人海！”

　　也有一位网友称，“我党就是幽默啊”

　　更有一位网友表示，“借个医学名词：部分视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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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乱：从广场到马路的72小时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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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占中行动影响远超预期，就连占中组织者都未曾料到。香港独立媒体人张洁平对此次香港占中事态的起因发展作出了梳理，向各界展现了这次行动发展的前72小时。全文如下。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打乱了所有严密布局的计划，无论是起事者的，还是管治者的。而一切又发生得太自然，像一场压抑已久的高烧，淋漓尽致。

　　香港人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占领全城的马路。争取民主普选是一场长达30年的谈判，而如果争取失败，则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抗命行动──这大概才是香港人做事的方式──在9月28日之前，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占领中环”运动酝酿了整整20个月。从去年一月，法学教授戴耀廷在报纸上提出构想开始，历经舆论预热、民主商讨、公民投票，先礼后兵，直到全国人大 真的否决了香港真普选的希望，才启动行动，预备要“占领中环”。如果行动按原计划进行，这恐怕会是世界历史上姿态最卑微的“公民抗命”：我们讲尽道理，不 得不“抗命”，“抗命”的方式，不是最初构想的“瘫痪金融中心”，而是选择在节假日，以对公共秩序影响最小为前提，坐在马路中间（这条马路节假日会被批准 为行人专用区），等待被捕，用自我牺牲，结束整场运动。

　　“占中”核心团队的成员曾私下告诉我，在人大决议给香港普选“落闸”之后，他们原本对行动本身已经非常悲观。“香港人太现实”，他说：“知道没用的事 情不会去做”。“占中”内部，对愿意走出来、坐在马路中间“自我牺牲”的人数预期是5000人，占领时间是最多两天。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期，形势逼他们只敢 做最坏的打算──他们把行动日定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因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在喜庆节日生血光之灾，便可能避免残酷镇压。

　　谁也没想到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全港学生大罢课之后，形势突变。

　　9月26日晚上10点30分，在结束了一个星期的罢课之后，连日集会的学生、市民正待散去，学民思潮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在短暂宣告后，突然带头翻 越围栏，冲入“公民广场”──这一块政府总部门前空地，是规划的公众集会用地，曾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成为最主要的抗议地标，并因此得名“公民广 场”，而在2014年7月17日，接近人大表决香港普选方案的日期，港府突然封闭这块用地，直至8月底再度开放时，四周已经满满修建起两米高的钢铁围栏， 实质性破坏了这块一千平米空地的集会效应。那一天晚上，在“重夺公民广场”的口号带领下，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岑敖晖等100 多名学生，不顾一切冲了进去。黄之锋很快被警察按倒在地，用胡椒喷雾制服，并直接拘捕，其他百余名学生则由赶来增援的警察团团围住，困在“公民广场”之 中。正在散去的人群汹涌起来，聚集在公民广场的铁栏杆外不肯离去，并有更多人赶来声援，人们整晚高喊口号：“释放学生！”“学生无罪！”“警察可耻！”

　　9月26日，据学联的估计，有数千名市民在政府总部四周的区域通宵留守。这片不规则的区域包括了政总建筑物旁侧的一条马路，一个圆形交通路岛，和立法 会后门旁的一小片空地，留守的人们开始把这里叫做“自由广场”。这一个夜晚，集会者第一次见识了胡椒喷雾──警方6度施放胡椒喷雾试图驱散集会，并曾动用 警棍，并无防备的学生则撑开雨伞抵挡胡椒喷雾，并搬动铁马在“广场”的各个入口设置路障，抵挡警方清场。附近天桥上围观的支持者也撑开雨伞掷下，让它们飘 落到集会者手中，在整晚紧张对峙的气氛中，定格了颇为浪漫的画面。

　　他们终没有能够阻挡警方。周永康、岑敖晖等闯入公民广场的学生在9月27日一早的清场行动中被带走。而集会者亦因此决定，死守这里不走，直到警方释放 所有学生为止。“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许多重要人士很快赶来到现场声援留守学生，到了夜晚，在新的“自由广场”── 恐怕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最不规则的广场──聚集起将近五万人。

　　学生们在马路上、天桥上、草地上、以及四周的工地上或坐或躺，并成立物资站、急救站，接纳市民源源不断送来的食物、水与抵挡胡椒喷雾的雨伞、口罩。他们还搭起了帐篷厕所，不过因为多数人觉得不够卫生，立法会外的公共厕所仍然排起长长的队伍。

　　9月28日凌晨1点40分，经过占中与学联的共同商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宣布，占中放弃原定的计划，决定即时、就地启动。仅仅十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声 明不会提前开始占中，也没有计划把占中地点转移到政府总部。但造势不如就势，这十几个小时里，现场人群的生动能量显然改变了他们的决定。

　　这个决定令不少支持占中的市民叫好，却也引起现场学生的争议。许多学生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场，他们说自己是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却没有打算要“占领中环”。但留下来守夜的年轻人，仍然接近万人。

　　仿佛对这一变化措手不及，尽管留守者进入高度警惕的防备状态，但这一个夜晚，警方没有任何行动。守了一夜的学生在白天疲乏离去。在“自由广场”人数最 少的时候，9月28日下午1点30分，警方宣布，开始清场。他们实施人群管制，封锁政府总部附近示威区的所有入口，只准出不准入，并称“任何公众人士强行 进入将被检控，场内人士将被拘捕”。学联及占中则立刻通过网络告急，呼吁市民前来支援，一起守住这里。

　　谁也没想到，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就聚集在进入政总示威区的各个通道上，不但对警方封锁线形成了反包围之势，更随著聚集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无法进入政总示威区，反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交通干道上。人们干脆坐下，就地在马路集会。

　　9月26日，从“公民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开拓“自由广场”，是抗争的第一次空间转化。9月28日，从“自由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占领马路则是第二次，这一次，也彻底地转变了抗争的性质。

　　到下午4点半，人们已经完全占领了金钟的车行主干道，并向东蔓延到湾仔，向西蔓延到中环。宽阔的车行路和起伏的高架桥上坐满了人。天桥上也挤满了人。 被封闭在“自由广场”内的学联同学们看到手机里转播的场外画面，泣不成声。占中三子也激动不已，这是近两年来承受著巨大压力的他们，不敢想像的画面──戴 耀廷当初在报纸上大胆构想，也只说“一万人占领中环”而已。

　　不过，作为行动最初的召集与组织者，他们还来不及对隔离在外的数万群众（不断增加中）做出呼应，警方的行动就已经令事态再次急转。

　　根据梁振英下午3点半记者会上的表态，警方会“果断依法适当”对付“占中”。当晚6点开始，警方突然对和平示威人群使用催泪弹，据后来警方公布的数 字，在9月28日夜晚到9月29日凌晨，香港警方共在9个地点，发出了87枚催泪弹。这是自1967年左派暴动以来，警察第一次对香港市民使用催泪弹 （2005年WTO在香港召开会议期间，警方曾对韩国示威者使用过催泪弹）。

　　所有人都震惊了。当天下午有家长带著孩童来参加集会，没有人想到两三个小时的集会就会引来催泪弹。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催泪弹并没有驱散人群。被激怒的 集会者回到原地坐下，有更多的人被电视直播画面或者网络图片震惊，决定出门前来声援，从6点警方抛出第一枚催泪弹开始，从中环到湾仔马路上的人群不减反 增，晚上更增加到是十数万人，更蔓延到九龙的旺角地区。

　　晚上10点20分，学联突然发布声明，称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指警方已经以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呼吁示威者全面撤离，“保留实力，择日再会”，占中也即 做出相似表态，“一旦开枪或启动音波炮，呼吁市民全面撤离”。然而，仍然有大批市民选择在马路上彻夜留守。一直到9月29日白天，人群依然没有散去，反而 越聚越多，在港岛从中环一直铺到铜锣湾，在九龙也从旺角蔓延至尖沙咀。

　　催泪弹变成一个有形而具体的“镇压标志”，不仅激化了局势，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来坐在马路上，也实际上加剧了运动性质的转化：这已经不是由几个领袖 人物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也不只是学联或者学民思潮发起的学生运动，而成了一场因为“敌人”团结起来的，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运动。

　　这个“敌人”，表面上是催泪弹，实际上是抗争者赋予它的政治含义──一个作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对香港过半数市民民主诉求的不承担，甚至协同打 压。这个时候，是否要遵循“占领中环”的理念和议程已经不重要了，每一个坐在马路上的人，都带著自己个体的愤怒和诉求，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恐怕只有那个人 大已经明确否决了的真普选。

　　被困在“自由广场”之内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为主台的意义。9月28日，占中三子、民主派大佬、学生领袖都坐在主台上，没有警察去拘捕他们，催泪弹都 瞄准了马路上的群众。9月29日，警察撤防，也没有群众再进入“自由广场”。3公里长的马路已经成了新的“广场”，而且无边无际，无人可以真正代表。

　　在这条马路上走一遍，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那种井然有序、令人惊叹的自组织，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浪漫的歌声和字条，周围店铺的友好，深夜里和 警察一起清扫垃圾的年轻学生。还有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全副武装向前推进的警察，扶起在烟雾中摔倒在地的市民，送到安全区。你知道这是不管多么愤怒，都没 有改变的香港，良好的公民社会根基，让自主和自律在绝大多数公民身上完美统一。

　　但你也知道，在对面的阴影里，还有一种力量，也不会改变。一旦“广场”无边无际，无人代言，无法收场，这也是真正的危险临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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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泪弹下谈一国两制是扯谈



习近平最近会见台湾代表团，强调一国两制，在对香港要求普选的学生，撒胡椒粉，放催泪弹的同时，谈一国两制，这是不是扯蛋，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扯淡， 是不是有损形象。谁把习近平置于这种处境，我们真的要研究研究。是他自己出这个丑，还是有人无能让他出这个丑，又或有人阴谋让他出这个丑。
一国两制是共产党的发明，允许他们心目中的属地实施不同的政制，这本来是一种进步。 人们于是拭目以待。实践这些年的结果，所谓的港人治港，不过是让港人在共产党提的候选人中二选其一。港人要求开放选举，被警方以暴力惩罚。

这说明未来台海的一国两制，在几千万台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可能是花钱买官上位的牛鬼蛇神，事实证明，如果不是王立军揭发出薄熙来周永康的政变阴谋，周永康的那班爪牙，已经在对人民政治迫害，经济压榨了。

不自由毋宁死，香港人的抗争是因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那些领导人凭什么上台，有什么能力，干出过什么政绩，必须让人民知道，这就是香港人要求竞选的理 由，不过是搭出一个公开讯息的舞台。中共不但不反省，还tonggb封网抓人，洒胡椒粉，放催泪弹去维持统治，还颜厚无耻地宣称自己代表了十三亿中国人民 •••••。

一向在统一问题上，态度暧昧的马英九，也就香港问题表了台，听说最近他希望在APEC峰会上与习近平晤面，上任以来第一次抛橄榄枝，竟然便被拒绝，他因而高调支持美国重返亚太。

中共对他的拒绝非常不智，正如他们以暴力对付要求普选的港人非常不智一样，高高在上，一不如意就封上了对话的大门。还说有事要好好商量。 在哪儿对话，以什么方式对话 变得比对话本身更重要了，还怎么好好商量。

中共不讲民主，不讲信用，人民就只能靠拢打着民主旗号的美帝国主义了。看来为了保卫自由民主的权利，为了不让子孙沦落在中共的监狱，港台人会不惜进入战争，中共的高官不是也在移民国外么？港台人为了生活的更好，投靠外国势力，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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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滨： 今天， 我们都是香港人




今天，我们都是香港人


香港的局势，有点像当年的八九六四了。 现在不是占领中环的问题了，而是占领全香港，而是罢课罢工的浪潮汹涌澎湃。

习近平如果稍微松口，哪怕答应学生们的部分要求，那么他在中共党内的对手，也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贪官污吏们，会立即对他发难，置他于死地，让他成为第二 个赵紫阳。 而学生们是没有退路的，如果他们这一次后退了，那么香港2017普选就成为一个笑话。 所谓的港人治港，不过是一张画饼。

双方都没有退路。

当年邓小平如果不对学生开枪，答应学生的部分要求，至少在政治局常委里是不会到太大麻烦的。 人家都得听他的，他掌握了枪杆子。 当年的总书记是赵紫阳，本来就是一个民主派。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邓小平对学生让步了，还不至于翻天。

今天的政治局常委里都是些什么人，都是谁安插进去的，这一目了然。 太上皇还没死，李鹏那老贼还在想法子护住他那两个革命接班人。 习近平之所以可以掌控住局面，这是因为他手里有每个贪官的把柄，他可以使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收拾那些政敌。 而那些政敌暂时还拿不到他的什么把柄。 但如果习近平对港人让步了，他那些政敌就可以联合起来，抓住这个把柄干掉他。 周永康还没定案，薄熙来还没死，曾庆红还红着呢。 中宣部还是在这些人手中。

如何收拾今天的这个局面呢？

武力清场，如果只使用非致命武器，学生们会再次上街，而且规模会越来越大。

如果使用致命武器，中共看来今后不想跟外国做生意了。 香港可不是北京，今天的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不是1989年时的水平了。 在经济制裁导致千百万工人失业，引来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后，问题可就不光在香港了。 在香港杀人后，还要不要台湾了？

是的，干脆出兵把香港戒严，顺便拿下台湾，岂不是一了百了？

可是今天中国既没有毛泽东，也没有邓小平了，当然更没有普京。 毛和邓都不敢做的事，今天这帮子人敢做？

再说了，那些个发号施令的高官和领兵打仗的将领们，要么他们的孩子孙子都跑到美国欧洲享福去了，要么他们的存款或房地产都在欧美。 NSA或中央情报局要是漏点风声出去……

现在，摆在政治局面前唯一的选项，就是和学生们谈判、妥协。 谁不同意妥协，就让谁去领兵镇压，血洗香港。

说实在的，在仔细阅读了那些学生娃子的诉求后，我发现他们不过只是要求进行一次真正的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为何不能让他们选？ 那些年轻人从未挑战大陆或者要求独立，他们只不过要求共产党不要管太多，不要总是替他们做主，不要太多地过问香港的普选。 这本来不就是“一国两制”的意思吗？ 为什么就不可以？

什么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就是允许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不光是私有制，更重要的就是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成员。 难道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来手把手教香港人如何去搞资本主义吗？

何况，今天的中国大陆，到底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人人心里都有一本帐。 您如果去香港仔细调查一下，您会发现香港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一定比中国大陆要多。 香港人不是要拒绝社会主义，而是要拒绝受贿主义。 香港，是中国除台湾之外的另一块政治净土。 就和一水之隔的广东老百姓奋起反抗环境污染项目那样，港人抗拒的是政治污染！

很多大陆评论员忿忿不平地说：香港移交回中国的时候没有普选这么一回事，凭什么移交后就要普选？ 这是因为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2017年香港特首由普选产生。香港回归时确实没有普选这么一回事。 但那个时候没有，为什么今天就不可以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是也没有改革开放这么一回事吗，后来不就有了？ 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是终身制的，后来不是叫邓小平给改为任期制了吗？ 中国大陆在前进，为什么香港就不可以前进？ 为什么香港就不可以先大陆一步，为全中国带个头，实现真正的普选？

很多大陆分析家振振有词地说，香港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香港，其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早已被大陆的一线甚至二线城市所取代，还有什么资格跟中央闹这闹那的？ 好！ 既然香港地位已经不重要了，那为何不放人家一马，要死死卡住那个不重要的城市？ 一个三线城市搞普选会让天塌下来吗？

自由选举是基本人权，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 而香港在今天还要流血去向中共争取这一基本人权。共产党一直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官员一直自称是公务员，“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共产党一个最响亮的 口号。 现在香港人民对仆人说：别烦我，让我自个儿管好自个儿的事情。 这有何不可？ 公务员们也该提供一点最基本的服务了吧。

过去65年，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死去了无数的敢讲真话的男儿，毁灭了无数中华志士仁人。如果说今天的国人还有一根脊梁骨的话，那这根脊梁骨现在就在香港。今天的香港，是中国的脊梁，是民族的希望！

香港死，则中国梦死。 香港活，则中国梦活！

香港的今天，就是全中国的明天。

今天，我们所有不愿做奴隶的华人都要站起来，支持香港！

今天，我们都是香港人！

2014 年 10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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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香：香港占中运动给北京十个启示

廖美香 香港自由撰稿人


香港年轻人手持雨伞静坐抗议示威


现今香港年轻人是被竉坏的一代，总乐于打游戏机、叹空调、吃喝玩乐 反占中者不理解学生为何愿意连日捱热浪、风雨之中坚持静坐，霸占天桥、马路？市民事忙，平日连约吃饭、见父母都不容易，时间就是金钱，居然纷纷冒着非法的风险去占中。
这场被西方命为“雨伞革命”的示威，竟然有数以万计港人去占中，连发起人都感到意料之外。这也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面对最大的一场 示威危机。连日来我走访占中多个据点，甚至通宵访谈，试图找出：究竟香港内部发生了甚么事？积怨何以这么深？为何触发规模这样巨大的抗争运动？以下我梳理 出对中国的十点反思：

一、中共一党专政，港人不愿由北京控制。

中共经常说内地有民主，以民主集中制施行；西方批评其一党专政，内地民主形式与国际相距甚远。本月5日《人民日报》表明：“内地和香港在普选问题 上也许会存在认识的不同，但在基本法框架下，这些不是民主与非民主之争，而不过是对民主实现形式与落实方式理解的不同。说到底，中央才是香港民主最有力的 支持者。”

但占中派强调，香港人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施行一个可具替换性的民主机制，当不满一个特首施政时，下届便可以更换，而不是由北京控制，不接受选来选去都是“梁振英模式”的特首。

因此占中派要求：未来特首选举必须容许公民提名，候选人不能经中央筛选才让港人投票，否则当选特首仍是向中央负责。“最恐怖是这种假普选一旦实 施，这个特首还说是港人认可的。”一名30岁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年轻人说。因而，北京须就未来香港特首选举方式，作重新评估，如何让特首更多向港人负责，以 缓和占中派(代表约半数港人)的忧虑。

二、言论空间堵塞，爆发难以预料的反政府示威。

不少占中人士认为，北京及香港政府冷漠，以堵塞交通的方式示威，一点儿都不觉得激进。“之前已采取种种游行、集会的方法表达，但当权者充耳不 闻。”一名28岁年轻人坐在轮椅前来支援，他并说，亲中或建制派因资源多、票数多，在议会内取得优势，泛民也无法成功反映他们的要求。再说，香港传媒愈来 愈不可靠，言论偏靠北京。

香港市民不满特首梁振英

占中派因而认为：“不惜以短暂的混乱，换来长远较好的民主机制，不是值得吗？”反观中国，民众不满贪污腐败，拆迁索赔、物价通胀、民族融不和 充斥着广泛怨气，内地已不时出现上访混乱、放炸弹事件。北京须汲取占中教训，及时放宽舒解渠道，以缓和民怨沸腾爆点，避免出现大规模暴乱而触及政权危机。

三、占中展示世界一场文明示威，中国暴力镇压不可取。

香港人文明、理性，在这次“公民抗命”的占中运动充分展示出来。西方媒体报导，这独特的示威只可以在香港发生。占中首天，警方向示威者发放催泪 弹，但没有出现暴力反抗，路旁商户也没有被摔过玻璃窗泄愤。期间，多个马路据点，恰似无政府状态，他们自设纠察维持秩序，自组人链避免冲突。

学生在场并非嬉戏，物资部表明不饿不吃，垃圾还讲究环保处理，于据点出入口又文明贴示。反而黑社会、反占中人士被指责挑衅造成袭警、非礼女学生、 伤害记者，甚至流血冲突。中国最害怕共这种公民抗命示威形式在内地传播，公民抗命主张打不还手，和平抗争。内地民众一旦模仿，将增添中国政府的管治困难。

四、中共官员霸气表达，讨好民众莫激化。

中共当年依赖群众运动起家，应懂得讨好广泛民众才能羸取支持。但面对这场被西方媒体喻为“雨伞革命”的占中运动，内地官方的言论令人感到有意挑起 矛盾。10月1日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出席国庆酒会后，当回应连日来占中运动观感时说道：“太阳照样升起”，有传媒批评其藐视态度，占中发起人陈健民反驳 说“有太阳亦不感温暖”。

《人民日报》至少连续七天发表文章批评，显得强硬、冰冷，没有周旋的余地。10月2日中共撰文抨击占中者实施所谓“真普选”，“是向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挑战”。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称，极少数人想通过香港进而在大陆内地搞“颜色革命”，那是白日做梦。当天占中学生团体学联便立即 澄清，“占中并非是革命”。

五、家长式管治落后，须重新认识新世代。

不少家长认同：如今香港，并非子女孝顺父母，而是家长孝顺子女。一名女示威者说：“子女要出夜街、大学念甚么学科，我已强硬不来。大陆也要适应新 时代，不能用传统僵化方式对待香港人。”现今八、九十后出生的新世代，别具个性，不害怕权威，愈施压、愈反抗。占中首天，警方在金钟施用催泪弹驱散，但年 轻人更为气愤，扩散到铜锣湾、旺角等遍地开花。

占中示威年轻人与反占中人士发生冲突


占中第六日，旺角黑夜打斗，黑帮介入，警方被指不执法、又放走疑犯，示威者义愤填膺，翌日占中者更多。新世代据理力争，不试过，不甘心。许多长者 认为：占中没有作用，不会成功的，何必非法集会；但年轻占中者认为：不占中死路一条，抗争还有机会。中国自八十年代实施一孩政策，新世代有其独特个性，政 府须重新了解他们的需要，才能予以有效管治。

六、追求政治空间，比经济利益更吸引。

“外面的人以中港经济效益来利诱我们不占中，但其实我们热爱和平与自由，这些无须金钱便可获得，何不追求呢？”一名浸会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说法，反 映了年轻人对民生、自由的热爱。至于中产人士，在满足经济生活之后，也必然向往宽松的政治生活。穷人缺乏金钱，更依赖良好的政制改善民生。可以想象，社会 上各阶层人士对政治理想都有追求，中共不能只以经济利益诱取支持，必须反思给予内地及香港更大的政治空间。

七、民生改善速度须跟上经济发展。

香港经济显得一片繁荣，但民间竟然怨声载道，为什么？占中者呼喊：“梁振英下台 !”指责其政绩上任后一直搞不好：西九迟缓发展、开发东北与涉及财团利益、拒向王维基发电视台牌照拟封锁言论自由、引入国民教育冀向学生洗脑、楼价高企涉地产霸权.。

年轻人担心楼价太高，未来生活无法改善；中产面对内地竞争，担心裁员减薪；长者缺乏退休保障，住笼屋呎价租金贵过亳宅，执纸皮每月才五百港元。 “我住在黄大仙，物价通胀，街坊对于餸菜加一元已感吃力。我自己则担心租金年年加，每月存不了多少钱，忧虑没有未来。”一名33岁音乐鼓手说。

不少市民批评，香港经济繁荣，最大得益者是地产商或上市公司，港人个体生活根本没有改善。同样道理，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谁是得益者？老百姓的 指控是贪官。因此，我们不能眼见表面的繁荣，更重要是找出看不见的困难户究竟有多少，还要看民生改善的步伐是否与经济发展成正比。

八、地方腐败及国民外游欠文明，须要加快改进。

不少港人感受到中央不断自我完善的努力，但是，占中者无法接受香港大陆化，担心香港文明受到腐蚀。“内地地方公安有案不查、报案不理睬，贪污腐败不堪，现在彻查的地方贪官只是冰山一角。”

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在旺角街头发牢颿说。地方法治不彰，恐怕要一代人去改变，香港年轻人怎能耐心等下去？“香港廉洁，我们不喜欢内地腐败的体制传 染过来；也不想内地游客及新移民搞乱香港。他们不排队、孩子随处便溺。”另一名从事设计的市民表示要捍卫香港文化及核心价值。“中国国力很强，能飞上月球 又能潜入深渊，但制造良好质量的奶粉就不行，地沟油又管不住，食品、药物假冒违劣奇多”总之，不少港人对内地管治不放心。

九、民间利用科技聚群，不逊中共传统组织力量。

现在信息科技发达，新一代利用社交媒体与友人沟通，一呼百应，集会迅速聚群。“我看手机，朋友群呼吁金钟告急，我便立即赶来。”一名男子在自发的流动论坛发言。新媒体也迅速传递信息，示威者能及时掌握及传播。

占中派系上黄丝带，这是一场“颜色革命”？


一名大学生说：“现在信息众多，我们懂得比较及分析。但我认为现在中学生更醒目，擅于搜寻更多信息，不要以为他们不懂判断是非。”北京尝试控制这 次占中的信息，但人们总有办法翻墙取得。可以预料，未来中国新一代掌握信息的能力更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于去年已大力打击互联网信息，长远能禁制下去吗？

十、中国经济走出去，“颜色革命”走进来？

占中派系上黄丝带，反占中派系上蓝丝带，黄蓝势成水火。北京强烈谴责香港这场“非法的”“颜色革命”，已动员官方喉舌连日发炮。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如此大规模的示威，不可能不获国际广泛关注。

中国外交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内政，外国不能支持占中。”但无论如何，欧美多国领导人已表关注，全球几十个城市集会支持。反观中国，内地人不能 支持占中，公安在中国多个城市拘留至少20人。据报导，北京宋庄艺术家丁酊、诗人王藏被捕；深圳市民汪龙9月28日因发布多条有关占中的帖子而被捕。

中国经济崛起，与国际政经脉搏相连；但北京最担心的是内部稳定，不要受境外政治思潮污染国民。“习近平在内地大力反贪已经四面受敌，反对派已伺机 反抗。如果香港这场运动处理失当，一旦蔓延内地，对习近平领导班子将很不利。”一名来自四川的围观者对占中后遗症感到忧虑，认为必须和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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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声：香港的公民抗争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息息相关


香港市民的“占中”争普选行动自9月28日开始，已经进行了十余天。毫无疑问，最近这段时间，“占中”已经成了海外媒体最为关注的话题，也是大陆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只不过，因为大陆的媒体均被官方严厉管制，使得“占中”所占有的版面并不多。即使有，也都是以反“占中”为立场的。

“占中”的提议其实早已有之，只是在今年才得以实施，全国人大在“占中”前的一个决定使得“占中”由设想变为了现实。香港市民群情激奋，纷纷走上街头，以占领中环的形式来要求中央政府践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实现名副其实的普选。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识就已经非常强烈，说香港社会早就步入了公民社会绝非夸大其词。香港人的素质，足以满足香港实现普选的要求，即使是在中共接管香港一开始，实行普选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普选在香港被一拖再拖，原以为香港在2012年就能实现普选的，可是，普选的时间被拖到了2017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所同意的“普选”实际上与真民主无关，因为对候选人的数额有严格限制，这就注定即使届时一人一票选特首，也只能是让亲共的候选人上台，与现任特首梁振英何异之有？

香港市民不是傻子，一下子就能看穿中央政府和全国人 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才万众一心争真普选，这不是在和中央政府叫板，而是在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践行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然而，大陆这边 的执政高层却并不认为“占中”是和平的公民行动、民主运动，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

中共当局为何不希望香港实行真普选？就是不希望香港 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标杆。一旦名副其实的普选在香港落地，那么，很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大陆人争取宪政民主。中共独裁专制惯了，虽然也常谈到民主，可是骨子里根 本就没有革故鼎新的意识，而是希望以民主为幌子和画饼来维持自己的专制政权。

习近平登上中共总书记大位之后，不少人认为，在习近 平时代，中国大陆将推行政治改革，可是，事实上，除了反腐败是在真刀真枪地干之外，在其它方面却乏善可陈，比如说人权状况，就有每况愈下的趋势。一个政权 如果真心实意地推行政治改革，那么一定也会千方百计地改善人权，像缅甸，在不断释放政治犯之后，国际舆论只能刮目相看。

此次香港市民“占中”在开始很多天内，都被中共当局 视为敏感话题，大陆官方媒体不报道，而民间也不许自由讨论。可是，在这个资讯传递一日千里的时代，这个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使得众所周知。最后，大陆媒体也 开始报道和评论了，只是，充满了暴力色彩，将“占中”说得一无是处，彷佛文革回归，诸如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这样的良心精英也被大陆媒体抹黑。

爱国主义是中共用来化解国内危机和矛盾的一大法宝，此次面对香港“占中”，这一法宝再次被祭出，“占中”的市民被官媒和御用文人认为是不爱国，是别有用心，可是，在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那里，这明显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还有官方人士以“占中”游行事先未获得警方批准为 由，认为“占中”违法。这种轮调看似在理，实际上却不堪一击。事实上，是中央政府和港府先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不兑现《中英联合声明》，才导致香港市民在万 般无奈的情况，只得以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普选权。只许自己背信弃义，不许香港市民上街争权，这是赤裸裸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有评论者称，中央不让香港实现真普选是担心香港失 控，如果属实，那么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香港人自己选特首，不管选得好与不好，香港人都能自己承担后果。在制度成熟的情况下，即使选出的特首素质不尽人 意，也不至于将香港带入死胡同，顶多是在其任期届满之后不再选他。有人甚至担忧香港实现真普选之后会寻求独立，这更是无稽之谈，不掌握军队的香港特首想要 让香港独立都无能为力。

香港是一个特例，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有法治和自由却 没有民主，而大陆则什么都没有。从社会状况和人的素质看，香港显然更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民主是世界和历史潮流，哪个国家和地区都无法阻挡，可以肯定，香 港迟早还是得实现真普选。不过，在这之前大陆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大陆的民主化只能在香港之后。所以，香港的民主进程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休戚与共，息息相 关。

大陆民间人士对香港“占中”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如 北京宋庄，接近十位独立艺术家因为声援“占中”被警方刑事拘留，其它地方因为声援“占中”而失去自由或者被威胁和警告的人士也是数不胜数。大陆人为何支持 “占中”？就是因为吃够了中共专制的苦，而且深知，大陆实现民主化的前提之一就是香港的民主化。

中共当局阻止香港实现真普选虽然借口多多，可是没有 一个站得住脚，他们只希望蒙住大陆的民众，达到继续稳控民众的目的。阻止香港的民主化其实也是在阻止大陆的民主化，所以，瓦解“占中”对于中共而言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这都是基于一党之私，如果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也能像蒋经国一样奉行天下为公，那么，香港“占中”根本就不会发生。

有人说，拒绝香港市民真普选并非习近平的旨意，因为 中共是七龙治水，政出多头，或许的确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资深媒体人高瑜因为撰写关于习近平的文章而身陷囹圄，难道习近平不知道？不可以亲自解救？中央 对香港的制度设计，绝不可能是个别人敲定，而是高层共同敲定的结果，香港乱象重生，中共高层需要反思，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调整对港政策。

香港“占中”比25年 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表现出了更理智的一面，比如说有时候适当让步，以退为进，非常值得大陆民众学习。“占中”可以说为大陆民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民主 课，相信在此影响下，大陆的公民社会会变得更加成熟和壮大，在香港实现真普选过后，大陆的民主化也不会太遥远，即使中共当局不情愿，到时候也必然在浩瀚的 民意面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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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香港公民争取真普选的抗争赢得世界尊敬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登上最新一期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

震惊西方的香港“占中”运动（也称“雨伞革命”）赢 得了世界的尊敬。之所以我只强调是震惊西方，而没有震惊中国内地，这是因为中国当局成功地屏蔽了所有有关香港这次“占中”运动一切新闻报道和同步信息。也 就是说，在中国的平面媒体乃至网媒、主流论坛上都是看不到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

从9月27日 开始，迄今已一周有余。除了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以评论的形式大肆批判这场运动外，所有媒介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既看不到传播真相的 图片，也没有反映现场集会的图片报道。不仅如此，连身处中国内地的异见人士只要被发现有公开站出来挺港占中的，都会被不由分说地先行拘押起来再说。

香港“占中”运动刚刚开始的9月28日，实际上就迅速触动了北京的敏感神经。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全面戒严。这显然是恐惧在内地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为当局最害怕的是上世纪89时期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广场效应。毫无疑问，不论是25年前的罗马尼亚中央广场，还是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虽相距遥远，但对这些年的北京统治者来说，都是令人恐惧的黑色记忆。

眼下看来，北京当局已经度过了虚惊一场的难熬一周。但正如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所指出的一样，香港人为争取全民普选而进行的大规模街头抗争，尽管并没有得到来自北京的正面回应，但“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两个历史性的任务：第一，不屈不挠地表达了香港选民要求真普选的神圣要求和坚强意志；第二，迫使人大常委自行露出了真相和本质。”

这个真相就是让全世界都明白，在人大常委的辞典里， 根本就没有真普选。只不过是这么多年来，大陆民众对人大的假选举，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因为中共玩这一套橡皮图章式的举手游戏，早已玩得烂熟于心了。但香港人却不买账。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港人享受的自由、资询和与世界的接轨程度与大陆内地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港人由于深受英式观念的影响，对信守契约精神有着商人似的执着。这次，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要求其实很低，只要你守约即可，但中央政府和人大常委会却以没有回旋余地的僵硬表态，彻底否决了当初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港人权利条约的约定。于是，港人当然就不干了。

大陆官员由于受毛式统治传统的熏染，对诚信这类虽然看起来比较虚的东西一向并不在意。这也是香港人为什么宁可服英国人而不服“中国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经过89“六四”之后，在港人心里，“中国人”只懂以暴力压服人。哪怕89之 后“中国人”的确出了大血本，给予香港大资本家很多的实惠和甜头，但香港的普通民众依旧在心理上不服。比如，港人觉得和英国人做生意，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会 不会赖账。而和中国人做生意，就不免会担心对方收货后会不会逃走。即便付了款，港人也还得每张拿到验钞机里去验钞。这就是因为对大陆官人的人品和信誉难以 托付的心理反应。

可北京的意图很明显，你这里整出来的地方特首，一定要是一个很听话的人。就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前几天的9月19号， 对香港新民党代表团所说的一段话。他在提到关于普选对爱国爱港的定义时露出了北京的底线之调：“行政长官一定要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你不能反对共产党， 不能反对一党执政的制度”。既然定下了这个基调，那就意味着，港人的普选已被预设了前提条件。这样一来，港人便清楚他们不论怎么选，选择余地都是很有限的 了。

这就像笑星赵本山首倡出来的流行词——“忽悠”一 样，香港人明星感觉自己的期待被北京忽悠了。人大常委会对原先承诺的普选由全体港人做主的约定，一下忽悠成了“大的框架先由我做主，小的选举权限则由你按 照我的意图照着办”。这当然不是港人想要的真普选，而是与前几任特首产生的过程换汤不换药的假普选。

这次港人“争普选”的“占中”运动，便是对北京政权极端不信任下才会发生的愤怒反应。由于此前港人通过正常的途径多次呼吁，多次上访，都丝毫得不到松动的回应，所以这次他们就不得不用“占中”这种激烈的方式来争取民主了。这无疑反映出港人在绝望下的深度悲哀。

这种悲哀，对海峡对岸的台湾来说，也是一种示范性的警醒。换句话说，这次香港的“占中”事件，虽然看起来是北京险胜了一局，但却大大地失分于那些仍旧对大陆政府心存侥幸且处于观望心理的台湾人。

曾经在香港大学担任过驻校作家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她于香港占中运动发起的第三天即9月29日，就公开发表了声援香港市民的讲话。她强调，“缺乏文明的力量，北京不可能得到香港人和台湾人的心”。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也紧接着针对香港的“占中”抗议明确表态。他说，对于香港人民要求普选，“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虽然北京方面9月26日刚刚对马英九“温情喊话”，希望通过“一国两制”制度统一台湾。但面对眼下香港的现状，只会让台湾坚决拒绝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提议。因为道理很简单，隔岸观火的台湾人自然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今日香港，不就是明日台湾吗？

通过这次香港的占中运动，可以再次验证出，香港人的 “争普选”，其实已经触及了中共的底线——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执政地位决不能受到任何威胁。北京十分清楚，一旦大陆在这一点上作出退让，就会殃及自身的统治 基础。所以他们对此不可能作出任何妥协。非但如此，经过这次港人大规模的抗争事件，中共今后对香港不但不会放宽管制，而且反而还会在各方面增加对香港社会 的控制。

因此，从目前一波三折的“占中”运动看来，香港的普选特首之路，仍非短期之功，未来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抗争之路需要不断跋涉。

在下一步的争普选抗争行动方面，港人不应急于提出过 激的目标，也不宜采取任何违拗非暴力不合作的行动原则，否则只会给野蛮的镇压提供千载难逢的合理借口。抗争运动的组织者应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 而且应尽可能赢得香港草根民众的最大理解和普遍支持，此外，也要尽可能得到内地已经习惯了没有普选的普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虽然内地的异见人士都对港人的 抗争显示出持支持的态度，但毕竟从人口比例上看，还是少得不成对比。如果香港的任何大的动静都能及时得到大陆内地的充分理解和及时呼应，那么，今天港岛一 地的热闹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形同一片冰火两重天似的无援孤岛。

滕彪博 士在《从占领中环到伞花革命》中写道：“这场运动所反映的，是两种根本制度的冲突。专制之下，不会允许自由制度的存在。让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选，就是允许专 制堤坝出现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将会导致专制的崩溃。其实在在波澜壮阔的运动背后，随处可见香港人的悲情和无力感。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不需要催泪弹， 我们已经在哭了。”香港人感动了全世界，香港人也需要全世界。无论是媒体、政府、人权机构还是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关注，每一个信息传递，每一个签名，都 在参与这这场激动人心的较量。防止专制政权屠杀和平民众，是世界公民的责任。”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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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佔中：不可承受的革命之重

滕彪


让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选，就是允许专制堤坝出现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将会导致专制的崩溃。

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从开始不久就被西方媒体称作umbrella revolution，中文的名字好几个：雨伞革命，伞花革命，花伞革命，遮打革命，雨遮革命，缩骨遮革命，不管「伞」字如何翻新，「革命」是跑不掉的。

但「革命」二字恰恰是学生领袖和运动发起人最不愿意 听到的。他们希望被称作「运动」或「抗议」，不想被贴上「革命」的标签。革命太可怕了，颠覆国家政权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香港人只想要香港的普选，只想把 香港已经有的民主制度推向一个新水平。至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这个目标太高了，太远了，太难了。雨伞革命解决不了，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香港人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付出了不知多少努力。远的不说，1989年 天安门民主运动，如果没有香港的支持，面貌一定大不相同。无论是物质、金钱，还是运动经验、信息传播、媒体报导，还是屠杀之后的黄雀行动以及每年的六四烛 光纪念晚会。此后，从支联会到维权律师关注组、良心之友，一次一次的游行示威，捐款捐物、新闻发布会、国际救援行动，高智晟、陈光诚、胡佳、刘晓波、艾未 未、许志永、赵连海、曹顺利、李旺阳，没有港人对中国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支持，中国民间社会根本无法达到今天的水平。退一万步说，如果香港算是中国的一 部分，那争取香港民主本身，就是争取中国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革命」二字实在不能不引起香港人的担心。香港和 中共专制政权相比，从经济、资源、军事实力、国际地位等等主要方面，都不在一个重量级。温文尔雅、守规矩的香港，面对的是一个出尔反尔，一个悍然使用坦克 碾轧学生市民的政权。国际媒体虽然对这次抗争不惜笔墨，但真正愿意放弃经济利益和其它利益而得罪中国的国家几乎没有。美国一个颇受欢迎的脱口秀主持人「扣 扣熊」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道：「你（北京）可以碾碎这次行运动，也可以把权利还给香港人，全世界都在看着，做决定时要小心——但不管做出什么选择，美国都 会继续和你们做生意。」相当幽默，也是实情。中共专横如此，各国政府功利短视如此。

黄之锋在集会上说要争取香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 真普选」，「我们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在共产主义控制下国家里实现普选的政治改革奇迹」，这实在是无奈之举。以大红大紫的黄之锋的思想水平和斗争经验，他不可 能认识不到中共一党制下不可能有香港的真普选。人们心里清楚，自下而上的、以大规模占领方式来要求改变既有的关于行政首长（和立法代表）的政治安排，只能 是革命。但是香港的抗争者，实在无力改变中共根本政治制度，从而一劳永逸、踏踏实实地享受香港民主。这并非跪着造反，而只是出于运动继续发展的话语策略。

中共不但不会允许香港民主，而且根据历史档案的研究表明，从50年代开始，毛周就以武力相威胁，使英国无法在香港推行民主。对于后来的中英谈判，有人指责英国背叛了香港，虽然不无道理，是事实要复杂得多。但中共仅控制香港饮水一项，就使英国缺少足够的筹码。

极权的本质是要控制一切，极权专制之下，不会允许自由制度的存在。让 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选，就是允许专制堤坝出现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将会导致专制的崩溃。香港若失去控制，中共把香港作为转移财产和洗钱基地的犯罪行为就会暴露 在阳光之下。香港若有真正民主，必将辐射全国，必将激励其它地方的大规模抗争，必将继续发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桥头堡和根据地的作用。因此这场运动所反映 的，是两种根本制度的冲突。或者说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必然蕴含这场危机。

香港和大陆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如果不从1997年五星红旗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升起的那一天开始算的话，最晚也要从今年「831决 定」开始。中共要把香港变成北京或重庆一样的大陆城市，已是司马昭之心。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次运动，无论你如何称呼它，早已被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中南海贴 上了「颠覆」、「分裂」和「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党的香港喉舌报就写道，「『雨伞革命』企图夺取政权，不过是非法政变的代名词。」并称「美国的政治 代理人」黎智英「低估了中央政府雷霆万钧遏止颜色革命的威力。」不想被称作革命的革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革命老手那里，当然是革命。

有意思的是，中共倒行逆施的举措，对参与革命运动的动员效果，超过了香港政坛任何一位活动家或民主派领袖。2003年的企图在香港设立文字狱的23条，导致50万人上街。今年「610」白皮书，导致民间公投有接近80万人参加（占中三子曾担心投票人数达不到十万），随后的七一游行又有51万人上街。「831」人大常委会决定，导致922大罢课，而千呼万唤的占领中环，终于提前启动并且迅速扩大成占领香港旺角、尖沙咀、湾仔、铜锣湾的伞花革命，最多时候有20万人参加公民抗命，小小的香港在公民抗争的历史上一再书写奇迹。在运动形势低迷，抗争者受伤、劳顿、失望并出现分歧，坚守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林郑突然取消预定中的对话，又立刻导致10万人走上街头。难道是玩「无间道」？中央和港府一再刺激、危机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连明里暗里内斗不断的泛民各政党也逐渐放下分歧、形成同仇敌忾之气。

香港不经意间成为阿拉伯之春之后世界民主化风暴的中 心，万众瞩目。香港人不单是为香港争民主，在客观上也是在为中国争民主。对于本土意识逐渐增强、希望去中国化的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事实。出于 政治、文化、历史等等因素，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处于一个动态的、相当复杂的状态；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不仅仅是中共）的认同度已经越来越低。但是无 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没有中国的民主，就没有香港的民主。中国大陆的觉醒者和行动者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民主的努力，他们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去往监狱的 路上，在严酷的环境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香港人承担了不可承受的革命之重，香港人为越来越不认同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来争取民主，而那些人民中的 大部分并没有觉醒，并对占领香港街头的斗士们冷嘲热讽、谩骂攻击，而这，也许是这场运动的心灵深处最让人纠结、让人感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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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香港公民抗争使北京当局现出专制原形




对香港因选举引起罢课与占中的抗争问题如何解决，北 京至今主要形成了两种公开对峙的观点。其一、认为香港抗争为敌对势力参与搅局，港人图谋脱离，甚至香港可能成为威胁颠覆中央政权基地，而以阶级斗争与对敌 专政的一贯思维，将抗争上纲上线定性为“颜色革命”，选择采取强硬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来平息香港抗争。持此观点者就是立足于阶级专政思维，沿袭 人治与专制意识的所谓取消“一国两制”派，简称“取消派”；其二、认为香港一些民众在选举上有不同意见，此也本属正常，那种指望一致拥护的想法，原本就不 现实，至于起来抗争，固然对香港经济造成影响，但本质上这仍然是个公民权利问题，而不是个国家政权问题，与大陆千千万万起民众争取权利的群体事件本质上没 有什么两样，不应该过度解读而上纲上线，港府与民众应在民主与法制的平台上，通过和平协商对话途径，来解决分歧，求得共识，使“一国两制”得到深化。持此 观点者属立足于民主与法治原则下的深化“一国两制”派，简称“深化派”。

北京对香港近来抗争问题处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实隐含着中国今日发展路径的分歧及交锋，从一定程度来说，香港问题是北京问题的外化，是北京矛盾的香港表述，事关中国未来是沿续在阶级专政与敌对思维下的人治与专制，还是走向现代文明的法治与民主的根本问题。

中国是在阶级斗争与对敌专政下的人治与专制中前行，还是在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下发展？这个问题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近四十年来，在几次偶然 性历史事件中，中华民族被一再推到不得不明确作出抉择的关口。 1976年后出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交 锋，本质上就是推行民主与法治跟坚持阶级专政旗号下的人治与专制的交锋；1989年 春夏之交，由纪念胡耀邦而演化成以“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为诉求的爱国民主运动，体制内以赵紫阳为代表提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民主对 话与法制原则上解决学生与市民的问题。与此同时，体制内也出现了“我们没有退路了”，进而将运动定性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 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最后断然调动正规军进城镇压。

针对八九民主运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实质也 是一个采取民主与法治途径还是坚持人治与专制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的问题。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体制内的一批改革势力明确规划出了中国反腐败、依法治国与 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但是体制内不时涌现反宪政、七不讲与阶级专政学说，事实是祭起阶级专政大旗而坚守人治与专制路径。最近，针对香港民众为普选起来抗 争，体制内持民主与法治原则的深化“一国两制”派与持人治与专政意识的取消“一国两制”派再度对决。香港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事实上再次被置于历史的 十字路口。

应该说，北京方面目前针对香港选举抗争而持相互对立 观点的两方均在通过各自途径影响香港。那种沿袭过往几十年阶级专政意识，坚持人治与专制思维的“取消派”，将香港争普选权冠以颠覆政权的“颜色革命”，将 民众自发罢课、占中称为敌对势力从中渗透、操控，将香港的法治与民主传统称为是威胁颠覆中国制度的桥头堡，进而采取宣传抹黑，流氓骚扰，暴力袭击等等。如 此种种表面以恐吓、威胁来平息事端的手段，但实质是激化矛盾，挑起民愤，意在引起对抗，形成冲突，制造动乱，为实施暴力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提供借口，进而 绑架整个权力集团走向对暴力的依赖与对专政工具的倚重，为中国沿袭过往人治专制之路提供保障。认同人类主流文明，致力推进民主法治的“深化派”，认为香港 民众争取普选权，是公民一种权利要求，目标上是正当的，是爱国爱港的，方式方法上应该遵循法制途径，避免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解决的途径应该是协商对话，通 过对话，寻求共识，化解分歧，解决问题。

从社会平稳持续发展角度，从人民长远福祉角度，民主 与法治当然是最好的选项。但是，从权力集团来看，专制与人治是他们最得心应手、最随心所欲、最为所欲为的统治方式。从一定程度来说，人类的一切权力都有走 向人治与专制及逃避法治与民主的本能冲动，所以，至今世界上那些成熟的民主政体，也依然需要经常警惕权力向专制的反动。在此情况下，一个政体要想告别人治 与专制是极为艰难的，必须得付出极大代价。从人类过往专制人治向民主法治转型的历史来看，当一个社会因为某种历史契机，在一些事件上被逼走到民主法治与专 制人治抉择的关口时，权力体制内致力走向法治民主的力量常常是弱小于坚持人治专制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很少完全依靠权力自身力量而实现告别专制 人治历史，而绝大多社会都是在民间努力推动，体制内开明改革力量顺应大势，最后实现民间与体制内认同法治民主力量的融合，最终达成社会和平转型。

由于人治专制的顽固性特点，现实中经常出现披挂民主 法治外衣而行专制人治之实的国家，这需要人们高度警惕，认真识别，小心提防。而这种假扮的民主法治，当历史性的事件到来时，就会暴露出其人治专制的本色。 当然，历史中也存在为了躲开专制人治顽固反动势力阻扰，而在某些时候与某些事上假借专制人治的形式，而推行民主法治的实质。这种迫于形势而假借人治专制外 衣的民主法治，在历史的关口同样也会决然亮出自己的本色。香港今日争普选类同1989年春夏争反腐败争民主运动，都将中国时局摆上了无可回避的必需作出抉择的历史性十字路口，迫使权力集团中各派势力亮明自己的观点，直逼权力集团是坚持人治专制还是法治民主的本质。

当然，在处理香港为普选抗争问题上，中共权力体制内 分歧甚至对峙的两派最后也可能在为了维护权力稳固的条件下达成妥协，进而互相利用，终至对香港形成软硬与表里不同的两手，出现强硬镇压与安抚性对话的错综 复杂局面，使香港问题在哄骗、威吓、打压、安抚、分化瓦解、拖延消耗中解决。但是，就算真能如此化解，但中国走向民主法治还是延续专制人治的问题依然无法 掩盖、绕越，体制内顽固坚持人治专制势力会利用一切机会制造社会事端，阻扰中国法治与民主建设。所以，香港普选抗争问题要么是意图让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 “深化派”突破顽固势力的契机，要么可能成为坚持人治专制的“取消派”反攻倒算之地。

香港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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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開習近平「尊憲」的華麗外衣
牟傳珩

「依憲執政」即堅持黨的領導

　　九月五日，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發表講話，被不少海外媒體炒作，其中《習近平的講話被中宣部弱化、外界忽視》 文章，煞有介事，誤導輿論。特別是習講話提到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一語，更令一些人 又開始想入非非，大做習大大的「憲政夢」。甚至連香港學者都在一篇研究報告說，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數次講到「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但是，這樣的講 話，中宣部卻把住媒體大門不能過。還有海外媒體異想天開地說，中宣部這種做法，引起習近平「震怒」，「後果很嚴重」。這似乎就是兩年前《南周》發表「憲政 夢」社論被篡改時，有人荒唐炒作「劉雲山被習近平斥責」的又一次翻版。

　　然而，仔細研究習近平上述講話不難得出，他在講話中刻意妖魔化多黨政治為「黨爭紛沓、相互傾軋」，始終強調的依然是必須「堅持黨的領 導，堅持民主集中制」。這才是習近平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講話的主旨。在中共建制史上，從來就不允許有「多黨競爭」形成分享民意的政治格 局；也從來就沒有主張彼此制約的「政治協商」圓桌會議。更何況百年中國的憲政夢，一直被封殺至今。近來，中共黨喉舌一再刊文澄清習近平的「中國夢」不是西 方憲政夢，不是普世價值夢，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夢。

習為何只提憲法禁提憲政

不少人被習近平提及「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尊重憲法的華麗外衣所迷惑。其實，習執政以來，亦真亦假，一面高捧人民，一面神化中共；一面高談憲法，一面禁言憲政；一面高調反腐，一面闊論自信；高言權力監督，卻不權力分立；提倡「權力籠子」，卻不黨政分開。習近平以黨性建設，迴避憲政建設；以轉變黨風，取代轉變制度；面子上反對特權，實質上加緊個人專權。

　　那麼習近平為何只提憲法，禁提憲政？其實，中國現行的憲法，不論經過幾次修訂，有什麼變化，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始終不變，社會主 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始終沒變。憲法至今規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 長期存在和發展。因此可以肯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至今都是中共要守護這部憲法精神的根本原因。習近平的依憲治國、依法執政的實質，就是以黨治國，一黨 執政。這也正是習近平要「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堅決捍衛到骨子裡的東西。

　　《欽定憲法大綱》的「兩不變」

　　一百多年來，中國先後炮製了十多部憲法，卻是「立憲法容易行憲政難」，「憲法」與「憲政」一字之差，卻相隔千里，百年難合。從一九○八 年後的一百年來，全國範圍內具有法律效力的憲法（包括憲法性文件）有：一九○八年欽定憲法大綱、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九一四年中華民國約法、一 九二三年「賄選憲法」、一九三一年訓政時期約法、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中共建制後的一九四九年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 七八年、一九八二年憲法至二○○四年又經過四次三十一條修正。世界上恐怕再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有如此頻繁的立憲、修憲了。中國如此反復立憲與修憲的結局就只 有六個字：「有憲法、無憲政」。

　　今日習近平主導的所謂改革，猶如百年前陷於重重執政危機的滿清皇權，也是打著改革之名，搞出個《欽定憲法大綱》，其中君主大權竟有十四 條之多，囊括了立法、行政、司法各權，不僅確立了皇帝至高無上、永世不可撼動的地位，也確定了專制政府的屬性。其核心兩條，可為今天的一面鏡子：「一、皇 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這兩條就是想把皇帝的絕對尊嚴和地位用憲法條文確定下來的「兩不變」。這種在國家權 力結構中，皇權處於如此毫無制約的地位，直接破壞了憲政的分權與制衡這兩大「憲政主義操作原則」。滿清末年的所謂「君主立憲」，不過是借助「立法」來堅持 無限皇權永世不變而已。去年七月十一日下午，習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稱紅色政權「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發出「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著名「兩不變」宣言，這與他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講話強調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一 樣，都和《欽定憲法大綱》一脈相承，依然宣示了不可動搖的兩條：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永遠不變；二是一黨獨尊，享有絕對領導權的地位永遠不變。剝 開習近平「尊憲」華麗外衣的實質，就是堅持「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共產黨永遠執政」。

　　習認為「憲政」否定黨的領導

　　網上有親歷者披露，今年春節後，習近平有一個針對省部級幹部的重要講話，作為中共黨內文件傳達到廳局級。在此講話中，習近平明確否定西 方「三權分立」式民主，否定一人一票式選舉，對李源潮擔任中組部長時代推行的「公推公選」、民主測評提出強烈批評（其實，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習近平 就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堅決制止簡單以票取人的做法」），其中專門談到當時社會上熱議的「憲政」問題，明確否定知識界、輿論界的「憲政」主 張。習認為，被某些人熱炒的「憲政」，其本質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企圖在中國推行多黨輪流執政。

　　回首中國從推行「改革開放」至今，對毛的「兩個凡是」尚未絕版，對鄧的「兩個凡是」又炮製出台。反思文革，批判愚昧主義和個人迷信尚未 到位，中南海又要強調「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論」和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國人剛剛開始嚮往普世價值，中南海又緊緊推出「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近兩年來，中共官方如此惡劣地拒絕和平演變，大動干戈發動全面意識形態鬥爭，是又一次對中華百年追求憲政道路的反動，所展示的正是中國 現代化民主轉型的艱難痛苦歷程。當此之時，一些海外媒體至今還一再曲解習近平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是「憲政夢」，實在令人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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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不怕分裂？
施化


在中国提起美国的霸气，上至高官显贵，下到升斗小民，无不恨得牙根发痒，同时又嫉妒得眼红出血。前几天网上流传一个视频，一群水牛，也就是狮子的食物，竟然群起把一头狮子踩死了，这无疑给了他们丰富的想象空间。不约而同地在心里说，“哼，美国也会有这一天。”不过想象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巨大差异。

老实说，本人不是美粉，我更喜欢加拿大，如果暂时不是中国大陆的话。加拿大人的平和，友善，不爱竞争，都符合我的性格。刚到加拿大的第一个星期，加拿大姨妈请客接风，席间问了一句，“你出国想赚钱呢，还是想过日子？”“当然是过日子"我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你来加拿大就对了，否则去美国。”到现在为止，我既不羡慕美国一些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也不喜欢那里巨大的贫富差距。没想到这些年来，被视美国为敌对势力的中国原套照搬。不论城市还是乡下，中国一样物欲横流，贫富差距竟然比美国还大。不知是祸是福。

不过中国存在另一巨大隐患美国却没有，这就是分裂。中国很怕分裂， 美国却不，很令人不解。美国虽然走到了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内外交困，世界上的反美力量风起云涌，最近又加入了中俄联盟，霸权地位一落千丈，说话越来越不 灵，可却看不到有什么分裂的迹象。美国人不怕分裂，也不宣扬反分裂。美国的州比如夏威夷，阿拉斯加，比中国的新疆西藏还要远，也没有听说过要独立。当年美 国南北战争，打得死去活来，比中国的国共内战毫不逊色。但是仗打完就完了，南北还是兄弟。不像中国大陆和民国台湾，打了三年，统一的日子永无尽头。

最近发生的香港街头抗争，又成了忧国忧民中国人的一大心病。原先好 好的一国两制，马照跑，舞照跳，没过多久人心就散了。香港人虽还没有打出独立旗号，但大陆对其独立的指责已经纷纷扬扬，搞不好弄假成真。表面看香港尚没有 同大陆决裂，但实质上，香港已经自己先分裂了，分裂成占中和反占中。或迟或早，香港要打内战。香港的变局，别的影响倒不大，反正无关于大陆的GDP，但今后最重大的影响是对台湾。台湾人看香港的心情是唇亡齿寒，把多年来大陆对台修好的努力一次性倒入东海。统一更加遥遥无期。

中美两国相比，都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第二的大国，国土都很辽阔，但 中国制定了反分裂法，用三分之一的军费维稳，所有的媒体一致地动员爱国，却仍然无法收拢人心。美国没有反对分裂的立法，在教材里加入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人反 对，国家没有统一调度的维稳军力，日子照样过得很舒坦，不担心会分裂。美国有外部威胁，比如冷战时的共产主义，现在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分子，但内部高枕无 忧。中国没有立刻受外部攻击的威胁，全球都争着跟中国人做生意，可是内部的不稳，一日都没有消除。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凡是有头脑的人都想问个为什么。

照我的分析，总体不外乎这么四个原因。

一，在文化源头上，中国人没有和平并存的理念。中国地缘辽阔，民族繁多，差异和不同是绝对的，但只有在春秋的时候并存过一段。孔夫子周游列国，始终认为很正常，没有惊呼分裂。到了秦统一，并存文化就来了一个根本性逆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是皇帝自己说的，久而久之，个个中国人都把自己当皇帝，也要求一切归自己。连别人说方言也看不惯，规定要讲普通话。美国建立的基础是谈判，各个分散的殖民州自愿加入，条约上写明了允许退出。这种包容文化没有把人赶走，反而吸引了世界各地最大量的人才。

中国的歧视文化也根深蒂固。歧视就是不平等，看不上一切不如自己的 人，当官的看不上小百姓，知识人看不上大老粗，城里人看不上乡下人，大城市看不上小城市。就拿香港来说，早先香港有钱的时候，看不上内地表叔，歧视很明 显。没想到一报还一报，现在大陆人有钱了，反过来嘲笑香港人穷酸。近日所有大陆媒体对香港的大批判，加深了歧视裂痕，令今后两地的平民更难和睦相处。要问 写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你不能把语气写得温馨一点吗？不能，我没那个文化。

二，意识形态的敌对思维。一个不可无视的现实是，中国人至少两代以 上，是从阶级斗争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中熏陶出来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的脑海里，除了敌对思维，就不知道如何 应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表面看掩盖了敌对思维，但地火并没有熄灭。不久前，已经式微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又被高调提出来。9月23日，中共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提出“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引得舆论哗然。10月11日，该刊又连续刊发两篇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其中提到当务之急，是将“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以回应舆论的反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看似太平和谐的天下，被这种异军突起式的搅局搅几下，不想乱也得乱。

美国也有过一段意识形态的麦卡锡主义，好在后来被制止了。美国的学 者一般不写文章论证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工人和资本家要进行阶级斗争。好像宪法不允许，写了违法。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问题多大，就用多大 力。问题解决了，分裂也没有了。这样简化的方式，好像在中国行不通。现在香港内部究竟有什么矛盾，人们并不关心，关心的是，怎样把你批臭压倒，以显示我的 正确。然后宣布胜利，普天同庆。

三，大一统的行政结构。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当然地认为，制止分裂的最 有效办法是大一统。用很多道钢缆把不同物体捆得死死的，就再也不会分裂了。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这不错，可是对人来说就错了。人心不会被捆绑制服，人心只能融 合。刚性的行政命令式管理，只有短暂效果，没有长远效果。人心只有靠将心比心，体谅调整，才能渐渐融到一块。

但是大一统的行政结构是刚而脆的，这种结构的基本机制靠行政命令和 武力压制，不允许民主协商，因为开一个松动的小口，整体立刻垮掉。换一种思路，假如是松散的各地自治的结构，某个局部做某些调整让步，以适应当地的需要， 不会影响到其余。一统就没有这么轻松容易。现在香港人要求真普选，话说是一国两制，但当局害怕万一内地人也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普选？局面将无法应付。所 以现在要死死堵住一切缺口，绝不容许松动，宁可不要一国两制，不要国际形象，也要把港人的要求压制掉。这样天天压制，能压多久？不累吗？可为了大一统，在 所不惜。

美国的行政结构本来就是分散的。独立战争以后，美国各地各自为政， 过了一段日子，大家都感到不方便，于是坐到一起商讨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各地代表坐在一个大厅里，谁都不想吃掉谁。庆幸美国没有出秦始皇，大家商讨后的决定 是建立美利坚合众国，遵循一个宪法，但每个州以自治为主，同时支持中央政府。这个行之有效的行政结构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分裂的后顾之忧。

四，没有泄气阀门的高压政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美国政治有让 人出气的机制，而中国目前没有。美国的制度给了美国人赶领导人下台的权力，不喜欢这个党就选掉它。在美国不可能出现“永远与共和党保持一致”，“坚决拥护 民主党领导”这种怪事。要是两党都不喜欢，就再建一个茶党。平时有不满，立刻在媒体上发表出来，不过瘾的话就占领华尔街。外面看起来很不安定，但这等于设 了许多阀门泄气，随时把不满泄发掉。不论哪个国家什么制度，社会矛盾天天都有，每天有新的，不可能消失。一时无法解决矛盾，先要找个出气口让人把气放掉， 而不是积压在那里。积压的好处是外表很好看，一片莺歌燕舞。坏处是，积压久了，要么不发，一旦发作，山崩地裂。不信这个，只要看看我党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维 稳就懂了。


20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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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的精神病

兰冠云


香港人占中争普选，既没有打死人，也没有打砸抢烧，只不过阻碍了小部分地区的交通。我身边国内国外的华人朋友们,一个个愤慨了。应该说，他们比许多香港人还要愤慨。

不少朋友，平日斯斯文文地，说话平和耐心。刘 晓波入狱、刘霞被软禁、刘霞她弟被判刑，他们不生气；马三家女劳教员受性虐做奴工，他们不生气；高智晟律师被刑虐摧残，他们不生气；法轮功被关精神病院， 他们不生气；访民被强暴、囚禁、殴打、送精神病院，他们不生气；藏人痛楚自焚，他们不生气…… 但是，香港人占领中环，他们怒不可遏。有基督徒朋友，对温州强拆教堂，他们不生气；对神学院搞军训，他们不生气；对守望教会被禁绝户外敬拜，他们不生气；对一些牧师信徒被捕，他们不生气… 香港人占中，他们生气了。

生气的朋友，富有战略眼光：“民主很好，但不紧迫。中国现在崛起势头这么好，等崛起以后再谈民主。”有人富大局观：“现在习总正打老虎，不能让占中干扰了打虎。”更多的人都是孙悟空洞烛其“奸”：“这事绝对有黑手”，“有人利用学生”，“这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部分”，“美国领事发钱给占中学生”，“国际金融炒家做空的操控”，“黎智英已经从股市大跌获利xxx”，“学生领袖目的为获得美国庇护绿卡”……

阴谋论种类之繁多，如热带雨林的奇葩，一夜间 绽放在各党刊党报媒体互联网平台上。只要你相信了其中任一种，不由得你不生气，对占中的港人视若寇仇。如果你想说服一个反占中的朋友，试图把层出不穷的阴 谋论一一驳斥过去，你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累都最后，只能骂两个字：“傻X，爱信你信去吧”。

阴谋论之盛行，固然出于有心人士的刻意炮制，转移舆论焦点混淆是非。阴谋论的流行，恐怕也吻合一个缺乏诚信好猜忌的民族性格。相信阴谋论的人，内心有一份生怕他国火中取栗的爱国心切。让人看着可怜又可悲。


（威武雄壮的国庆阅兵式和气派恢宏的体育盛典，一直是培养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怀的良好素材）


新皇习氏登基以来，晚上搂着丽媛带领中国人集体做“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强国梦。怎 么个强法？就是没人敢惹俺。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到印度每一个都是欠揍的；收复钓鱼岛，收复南海诸岛，统一台湾，枚平东京．．．．．．　怎么 个强法？就是美国不敢干涉中国内政外交，我要关刘晓波就关、我要刑虐高智晟就刑虐、我要圈起西藏新疆打分裂就圈起来．．．．．．这些统统是我的内政，容不 得美国和其他国家说三道四。他们心目中的友好美国应该是跟中国只是称兄道弟，大家一起发财。如果有一天，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如是说：“美国政府珍惜与中国政府的传统友谊。人权问题、刘晓波高智晟许志永的案件，属于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予以完全尊重概不评论。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中国的爱国人民就喜欢美国了。

海监船到钓鱼岛外围绕几圈、石油公司在西沙搭个临时钻井平台，这都令中华爱国儿女热泪盈眶；更甭提GDP有望回到晚清在世界的地位了。海外华人一样有“中国梦”，一个强大的中国是支撑我们在黑人白人面前挺直腰板儿的马甲。反正，自打全民做起中国梦以来，梦呓的人更多了。

眼下这节骨眼，美英帝国衰落了、中东搞不定了、乌克兰搞不定了，崛起的中国正朝着世界首强冲刺，要当世界老大了，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占中、新疆骚乱、藏人自焚、法轮功抗议…… 这些都是中国朝世界首强冲刺路上的绊路石，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使的绊子。恶莫甚焉！难怪，香港占中分子可恶得如同汉奸卖国贼，一向不关心政治的家庭煮妇、基督徒也会发出愤怒的谴责。

中 国一贯不缺“爱国”人士，或者说自以为爱国的人士。但中国人的事，坏都坏在了“爱国”两字。镇压反革命，他们以为“爱国”；助纣为虐打韩战，他们以为“爱 国”；抓阶级敌人闹文革，他们以为“爱国”；打越战救红色高棉，他们以为“爱国”；周永康煽动反日游行砸日货，他们以为“爱国”；把余杰剥光了打，他们以 为“爱国”；打盲人陈光诚，他们以为“爱国”…… 中国人的事，有几件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帜？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真以为自己爱国，其实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知道什么是“国”。“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庇护所”，在中国人的历史和今天，每天都在上演。

国家是什么？不外乎就是一块土地、居住其上的 人民、和代表人民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爱国，究竟应该爱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道理两千多年前的孟 子就说得明明白白。爱国的本质是爱民，爱国是为了爱民。在这个天天讲“爱国主义”的国家，偏偏就没人讲“爱民主义”。我们听了太多的“强国梦”，从来没听 说过“强民梦”。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日，７个福建访民在美国大使馆前服毒自杀；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４个河南老妇在美国大使馆前裸体鸣冤）

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不远处，常有中国访民抗 议请愿，还有服毒自杀、裸体喊冤的。他们不是朝美国政府抗议，是向美国人控诉中国政府没有公义，乞望美国人帮他们主持公道。世界上的任何文明国家，不可能 见到幼年乞丐。家长对小孩有赡养的义务，如果没有尽其义务，是犯罪，孩子交由福利局接管。在今天强大的中国，大小城市仍然不乏幼年乞丐，他们大多是人口拐 卖的受害者，受了各种割舍断腿的摧残折磨。我们国家的警察，可以监控任一在网络发表不同政治意见的公民，对于童丐幼乞现象几十年无能为力…… 这一切都无法激起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国民是善于体谅政府的国民。即使是面对动辄肆虐神州大地的十面霾伏，中国人默默地购买空气净化器、用各种微信搞笑段子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同时抓紧规划孩子的移民之路。他们是最“爱国”的。

中国的统治者至古以来用《商君书》的弱民术来 治国，从来不谈强民。民强了，君就弱了，政府就不好管了。弱民就是奴民、愚民、没有独立思维任由统治者煽动使唤的行尸走肉。中国人经常讲民族孽根性、讲一 盘散沙，其实病源都是统治者几千年弱民术造就的精神病。强民不仅富有，而且精神独立、人格独立、富有共义心、不畏强权。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许多海外华人，也天天做强国梦，幻想中国强大了，他们在海外的社会地位也会提升。中毒匪浅！“没有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是纳粹戈培尔的忽悠。你的尊严来自你自身，不是来自你的祖国。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精神，你到哪都可以赢得你的尊严。如果自身猥琐，臭熏熏地排队抢iPhone等, 你为祖国抢得再多iPhone，也是遭人白眼。

在那一片天天喊爱国的土地上，国家的“主人”，既不能选“仆人”，也不能监督“仆人”。“仆人”需要杀人立威的时候，定个比例把“主人”打入另册；需要农奴的时候，用户口把农民主人拴在农村；需 要民工的时候，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往城里赶；需要你的土地房子的时候，武工队镇暴警察上前没商量…… 在这个国家，仆人天天搧主人的脸，领土是仆人可以与外人私相授受的，唯独政府的颜面和权力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说它代表了人民，时刻用“爱国主义”来号召主人。古代的奸雄，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妙用；今天的党和政府，懂得“挟爱国以令屁民”。“爱国主义”是一面美妙而神奇的旗帜，轻轻舞动，就可以牵扯奴民爱党之所爱、恶党之所恶。

政府本来就该由人民来选举的，没有人民的投票 认可，这政府怎么代表人民？道理本应如此。可惜人类从亘古的蛮荒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是在丛林法则下诞生的。一拨豪强用屠刀征服一片土地上的居民，逼他们 屈膝下跪交粮纳税，这就成为一个国家了。从中国历史的王朝兴替到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别无例外。所幸人类渐渐由丛林走向文明，懂得政府必须民有民选这个 基本道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普选了。但是，文明古国的政府警告人们：“搞民主必乱；要民主的香港人是要乱港反中”。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华民族 分子，逢乱必反，应声唱和，视香港学生如同土匪汉奸。

“奴隶之所以成其为奴隶，在于其以主人的荣耀当作自身的荣耀”。从来没有选举权的国民、无从行使监督权的百姓，颐指气使地吆喝着政府的旨意。“英国人统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争民主呀？”“你们甘当西方的走卒”“汉奸港独反华”“开坦克上去，看他们敢嚣张！”…… 他们个个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是“爱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确实担心一个普选就搞乱香港、搞乱中国、中了美国的圈套、导致中国错失崛起超越美国的机会。

有些人，即使曾经憧憬过一个民主的中国，如今 为了中国梦，也笑起了民主梦，对着维吾尔人藏人台湾人说：“搞分裂，杀无赦”。有一天，奴隶多分了一碗肉，垫饱了肚子，想起自己曾经逃跑做自由人的念头， 觉得愚蠢可笑。他们仇恨其他要逃跑的奴隶，“为什么不一起捍卫主人的荣耀？”

奇特的是，中国人越爱国，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苦 难就越麻木，他们相信每个人理所当然都应该为国家去牺牲、当炮灰、作肥料。国共内战死伤几百万人建立一个政权，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无端端打一场朝鲜战争， 死伤百万人，祸害朝鲜民族，他们说值得，还没脸没皮地每年搞纪念。一场场政治运动和文革，罄竹难书的苦难，在一声改革开放下，连道歉都不要求也不允许要 求。藏人想独立分裂（其实人家只是要求名符其实的自治和宗教自由），自焚就自焚去吧！维吾尔族人闹事，我管你什么朝拜念经的自由，狠狠杀一批镇一镇！镇不 住？杀得再很一点！“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裂的领土。“法轮功”在海外天天抹黑我们政府，这种神经病就该被打击。他们对于法轮功的恨意，远远 超过刑虐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他们愤恨民运人士，民运人士揭露中国政府的专制黑暗是“抹黑”中国形象；他们却不愤恨主导那些野蛮的人权侵犯事件的中国政府官 员。假如将来，满口缺牙的高智晟律师流亡来美，等待他的不乏一片谴责嘲笑：“看，美国的走狗！”，“他就是为了拿政治庇护的”，“抹黑中国，要领美钞嘛”…… “爱国主义”如此深入人心，渗入骨髓。为追求“民治、民有、民享”而得罪了政府的人，活该挨枪子、不值同情。

如果还有人不明白香港人为什么要普选的话，看看香港和中国政府连日来打击香港学生的下三滥手段：勾结黑帮向文明学生挑衅、组织大陆人到香港反占中、警察假扮黑帮、警察假扮学生、收买假商家上电视谴责学生、找特技演员搞假跳楼谴责占中、收买暴民阻碍《苹果日报》的发行…… 香港警察已经堕落成专制政府的护卫队了，香港人还有理由不争民主不珍惜自由？香港人争普选，是非分明，正当性毫无疑义。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正当吁求，招致这么多的中国人仇恨，只能说这个民族真地病了，病得不轻。




（2008年藏人抗议中国主办奥运会极大激怒海外“爱国”华人，杜克大学学生王千源试图让中国学生和藏人团体冷静对话，却成为爱国华人的仇恨对象）


“爱国主义”如此牵扯着民族敏感的神经，爱得不分青红皂白，爱得轻重倒置，爱得不讲正义，爱得霸道没有人性，爱得无可理喻，爱得视人命如草芥，爱得仇视吁求普选的香港人…… 爱国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道理！“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的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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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香港，心絞肺裂

張三一言

人在香港心不由己，人在香港心絞肺裂。

眼見耳聞香港人，尤其是抗命不認命的占中天的年青人在拼搏，讓我得到鼓舞和安慰。但是，香港人為爭取普世價值拼搏，普世價值世界只是不痛不癢地給予 廉價的關注。在外來強權+土產買港賊+黑社會夾攻下，香港人的抗爭突顯悲壯、悲憤、悲慘。強權高壓+心緒低壓令我心絞肺裂。這種心緒把我僅有的鼓舞和安慰 滌蕩無存。

有朋友安慰我說：人在做天在看，惡必有惡報。八十多年的人生經驗告訴我，善有喜報惡有惡報只是自我安慰，還是無能者無奈的自我安慰。天，一直沒有管 人間是非黑白方圓曲直，所以天下有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事，而且多得很。我相信，只有人，有正義感和有良心的人在爭取人心中自賦自定的天理。這讓我知道 了，只能爭取人理，只能靠人爭人理，不能等待天理，不能靠天賜天理。同時，我也清醒地看到，爭取魔理的也大有鬼在；黨鬼、港鬼、狼鬼，彰彰明甚。就今天香 港來看，人弱魔強，魔在攻、人在抗；這就是我這個老香港、香港佬“人在香港心不由己，人在香港心絞肺裂”的因由。

全世界人民、傳媒都聚焦於香港，他們叫做雨傘革命；習自巋然不動、惡狼公然抗民、黑邦無無縫配合。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相信占中和認同占中的港人都知道、都同感同受我的心情。

這種外來權力高壓、心緒低壓下，逼迫着我思索香港的出路；苦思的結果只有一條艱辛危險又不確定的香港獨立之路；除此，看不到它途。當然還有我不願見到的它途；這它途是忍受暴政，甘心為奴，甘心為黨奴。可惜，我的血裡沒有了願為奴的基因，因此，在我心中不存在它途。

現在是兩條思想意志之路任我揀：作黨奴，做一個獨立香港的公民！我的天啊，我雖然不是生在香港，但是，長居於港，早就心在港、唯港是家。是甚麼硬迫着我朝向港獨？港獨的出路本身又是一個讓人心絞肺裂的要素。

香港正處於高度鐵血暴政壓制下，真理部、喉舌、御用文人、五毛不斷發射出含有麻醉成分的“習近平搞民主”煙幕彈。它們給世人描繪出一副習近平在香上演用殺民主手段推動民主的民主圖像！還要給民主血屍披上民主華衣！這怎能不讓我心絞肺裂？

20141016 HK

真相告訴你：甚麼是港獨
港獨是共產黨對香港人高壓的產品；沒有共產黨高壓，沒有共產黨剝奪港人自由、人權、權利和爭取民主的權利，就不會有港獨，起碼港獨不彰顯、不成為問題。
現在的港獨實質是香港人要獨立於共產黨北京政權之外(未必是中國之外)。以前香人對北京是反感，經大石砸死蟹高壓的落閘引發占中事件後，現在香港人對北京是敵意。反感會萌生隔離，隔離會引發獨立意識，敵意強化港獨意志，敵意促使港獨顯化、強化、行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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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海外华文媒体缘何心向北京


最近，北京反香港占中运动的一大手笔，是通过142家海外中文媒体齐声谴责占中，表达了“海外华人的心愿”。本文准备分析这142家海外华文媒体为何能在极短时间内采取集体行动，及时配合北京的反占中宣传。

海外华文媒体：中共“海外统战三宝”之一

中共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 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鼓励成立各种华人社团，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海 外统战三宝”。扶持海外华文媒体，塑造中国政府的好形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2008年开始全力推行的“大外宣计划”， 重点转移到英文及其它语种。本文主要陈述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为了将华文媒体“做大做强”，北京支持海外华文媒体跨国合作合并。2007年1月，香港 《明报》集团宣布与马来西亚最大的两家华文媒体――星洲媒体及南洋报业合并，交易涉及金额约34亿港元。《明报》大股东张晓卿表示，合并仅是第一步，其后 将进军大陆及全球媒体市场。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在国内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些华文媒体合并之后，将发展成全球最大华文印刷媒体平台之一，于北美洲、东南 亚及大中华地区各主要城市拥有超过5份报章(约15个版本)，每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以及29份杂志刊物。“爱国侨领”熊德龙在美国主办的《国际日 报》，发行到泰国、印尼;法国《欧洲时报》与上海《新民晚报》合作，在法国共同出版《欧洲联合时报》，并在奥地利、德国、希腊、葡萄牙合作推出各个语种的 版本。

意大利《欧联时报》2007年与中新社浙江分社合作，达成共同出版发行《欧联时报》的 “战略协议”，随后《欧联时报》又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该报的编辑中心设在浙江省杭州市，发表的各种报道堪称《人民日报》的翻 版。比如“海外华文媒体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真实的西藏”、“中国西藏政策必会凭自信赢得国际认同”。这些文章被中共官方用引述“外媒”的方式转载于中国国内 网站上。如今该报已成为海外华文媒体争相仿效的样板。

海外华文媒体到中国接受培训

中国政府既然要实现“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这一政治愿望，仅有各种直接间接投资是不够 的，还得通过一些组织活动形成向心力，既让海外华文媒体感到有“组织”可依靠，还有“组织”给定的工作原则与目标，并用这些原则来约束规范媒体报道。自 21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对海外华文媒体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多管齐下，为世界各国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负责与海外华 文媒体联系的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侨办、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中国新闻社等机构。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的名誉主席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 马来西亚常青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出任。

目前北京与海外华文媒体的“指导交流”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几种模式：

1、开办专门为海外华文媒体服务的研究中心、网站、杂志

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 与中国专事对外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经常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 究”，为配合两年一次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编纂出版《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

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 (即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王威在“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一 文中指出，要“充分利用美国华文传媒的作用”，“影响美国主流社会”;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兼发行人张大卫表态更直接：“大力宣传和努力推动反独 促统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力陈海外华文媒体优势：“由于具有非官方、非政治、非政党的色彩，发表的消息和言论比较更有亲和力和说服 力”，“通过与当地主流社会的接触和对主流媒体的了解，可以有的放矢地通过各种方法推动反独促统，做好主流人士的工作”。

这种“经验”已经不是办媒体的经验，而是如何更好地充当宣传工具的工作体会。

2、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规训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

在形式各异的研修班当中，目标比较固定而且密集举行的是“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这 一研修班的主办者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有时亦邀约中国新闻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充任共同主办机构。从2006年1月开办第1期以来，至2014年 一共举办了12期，参加者是北京认为在媒体所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华文媒体负责人及采编人员。今年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2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 修班于9月25日在北京开班，“来自五大洲34个国家、65家华文媒体的70多位社长、总编、采编负责人”及国内涉侨媒体记者为学员。

参加“研修”者的任务是“听课”，讲课者多为中国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与侨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官方认为政治可靠的“新闻业务专家学者”，讲授“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采编业务、媒体管理、中国国情与经济形势、中华文化等课程，并组织学员与中国新闻媒体展开交流。

这类研修班有时根据北京政府的政治需要作专题“研修”。比如2010年8月29日开办的第6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主题为“新疆和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参加者有来自23个国家的40家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及代表。

3、定期举办会议

这类会议有好几种，其中北京最为重视且定期举办的会议是“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由中国新闻社每两年主办一届，自2001年开办首届之后，已先后在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举办过六届。

尽管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机构是中国国务院侨办与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等，协办者是 会议举办地的地方政府，如成都、上海等地的市政府，中国的宣传还是很坦然地宣称，“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被誉为“民办华文传媒之家”。按中共官方总结，这个 论坛有四大特点：规模大;传媒类别齐全;层次高，与会者均为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等;地区分布广泛。例如2011年9月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 文传媒论坛规模号称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余位华文媒体总编与会。

北京花费如此之大的精力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其目的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 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慨，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 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受中共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

本次发表反占中联合声明的那142家海外华文媒体，其负责人先后参加过上述培训班与会议。

华文媒体为北京的“大外宣”效力

海外华文媒体为报效北京的支持与重视，除了日常报道必须心向北京之外，在北京政府眼中的 重大事件当中，都需要配合北京的宣传计划。比如中共的重大活动如每年的“两会”及中共中央的历次代表大会，海外华文媒体都需要大篇幅地正面报道。这次反占 中签名，只不过是其“配合祖国宣传”的表现之一。

这样办出来的华文报纸究竟是什么面貌?2011年9月，在“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 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多年的重要统战对象、新加坡《联合报》前总编林任君表达了他对这种拙劣制式外宣产品的不满：“这些海外华文报，有很多是以 ‘侨报’(注：中国国务院侨办在世界各国发行的中文报纸)的身份存在，以‘侨报’模式经营的;有些连效忠的对象也是中国，而不是所在的国家。在资源方面， 包括报社的资金和人力，新闻来源等，则相当依赖中国国内的支持。由于它们的新闻主要由中国的媒体提供，甚至整个新闻版面都由国内媒体直接承包传送，其内容 受到很大的局限，即使本地新闻也仅仅报道当地的华社活动。不但新闻如此，连言论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国的，有时甚至与中共官方的口径相当一致。这种现象， 使这些报章在客观上形成了‘部分中国化’的倾向，与其说它们是“海外华文报”，不如说是中国报章的海外延伸版。”林不是反对北京支持海外华人办华文媒体， 只是希望这些华文报纸向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学习，即使与中国关系密切，也必须外表上像独立媒体，才能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毛泽东当年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宏愿，他在世 时未能通过政治影响力达成，但终于在他逝世几十年后由其政治继承人运用金钱影响力达成。但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这类媒体的继续再生产不是依靠市 场，其受众也主要是年龄偏大、对互联网生疏的60岁以上人群。再过十年左右，这一赠阅群体自然消亡之后，这些报纸也将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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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玩残的几个词汇

似玉


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写文章表达观点用恰当而优美的语言词汇来表述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尽管有些词汇本来的含意很不错，但被某些人，某些政客，某些政党使用之 后，就失去其原有的含义，产生新的内容，赋予新的解释。这个时候一个褒义词可以变成贬义词，就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一个良家妇女被流氓强奸，令人可惜。 下面是几个被中共玩残的词汇。

一，中国特色
这个词本来的意义不错。中国的文化习俗，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在世界上都很有特色。用中国特色来描述与其他国家民族间的差异非常贴切和自然。可惜中共把它用 在政治上，为说明自己搞得那一套也是民主法制，只是由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不同而有别于其他的民主国家，就用中国特色来形容和包装。结果中国特色成了专制的 代名词，成了强占民田，强拆民宅，贪污腐败，裸官，二奶，雾霾等等的专用注解。一提到上述丑恶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就用一句中国特色来概括， 使一个好端端的中国特色现在沦落为贬义词。

二，爱国
爱国一词的正面意义无可非议。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催人泪下也令人振奋。可是爱一个国家和爱一个国家的执政当局却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

中共执政后，把爱国和爱党等同，党国不分。爱国教育成为爱党教育。发展到有人可以无耻地把党比作母亲传唱。不爱还不行。现在外来的马列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了，搬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支柱，用忠君爱国的陈腐观念继续宣扬党国不分的爱国教育。

忠于君主，忠于国家，这对处于封建社会的人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人们不再盲目的忠君爱国。现代人追求的是民生，民主，民权，捍卫 的是自由，人权，法制和尊严。这也是为何许多香港的学生和市民可以为争取真普选，公民抗命坚持睡大街一个月的原因。有些人不理解，许多人指责港人不爱国， 其实他们不爱的是中共，是中共的那一套腐朽制度。而那些爱党人士有意无意地拿爱国大旗作虎皮。他们或许真不懂，一个国家的执政当局如果不是由公民普选产 生，人民是有权力不去接受，不去爱的。由于爱国成为爱中共的同义词，成为一党专制的挡箭牌。爱国一词也就失去它原有的正面意义，并产生一个新词汇——爱国 贼，专门用于形容那些滥用爱国的爱党人士。

三，正能量
正能量是近期中国民间和官方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原意是自信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自从今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周小平和花千芳两位网络 写手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正能量一词开始发霉变味。看看两位网络写手的杰作：周小平的《十问李开复》，《你的中国你的党》，《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花千芳的《我们的末日》，《是 谁扭曲了你的信仰》和《击溃抹黑中国的这条战线》。原来所谓的正能量就是将谎言做证据，把无知当道理，将愚昧为先进，把批评视为毒药，加上无耻地吹捧一党 专制。以后这类作品大概要强奸正能量，使正能量一词成为正义反用的一个典型。

四，网络评论员和城管
这是二个词，也是二种职业。可惜前者被中共雇佣，成为舆论打手俗称五毛，后者执法违法，仗势欺负城乡弱势群体成为暴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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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座谈，愚民手段


一、 文艺需要座谈会吗?


文艺座谈会，听起来像茶话会，可是事实上绝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轻松闲扯无结果的茶话会，而是严肃的政治会议。这算绝对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形式。观世界近200个 国家，除了朝鲜和中国、前苏联之外，我还没见一个国家领导人这么关心文艺的，而且还这么喜欢开会，还要外行指导内行。怪哉否？怪哉！中国的确有特色，写文 章当官、画画当官、演戏唱歌当官，不仅仅当官，还当将军，还能搞腐败。事实上，国家需要成立这么些协会吗？还需要养着一群废物吗？表面上说是民间组织，事 实上有是拿着政府俸禄，享受着官衔品级的，哪有一个中国民间组织有官衔的？这也算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民间官员，与民主集中倒是蛮一致的。这都是中国叙事中 一贯的强盗逻辑和诡辩术。文艺是因为人有精神需求，由大众自动选择的那些从业者才叫文艺家，而不是官方指定的。如果你承认这是专制和强权的政府，那么，这 样的指定和座谈会才是成立，因为你怕文艺家说真话，唤醒那些愚昧的百姓。不然，你养着他们做什么？你又凭什么一个外行还是对内行指手画脚？在我看来，真正 的艺术家是不需要加入什么协会的，也不需要谁来搞座谈会。我身边就有很多艺术家都没有加入任何协会，照样写诗画画，同样是艺术家，是文艺界的。很简单，政 府、文联、作协、美协不承认我，老子压根也不承认什么狗屁座谈会和文联、美协。



二、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诗词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可以说是文革渠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一帮吹鼓手聚集在一 起，极端的宣扬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严格说倡导马列和宣扬共产主义并不一定坏事，但坏就坏在只准讲马列，全部讲马列，共产唯一，其实这和汉代“独尊儒术” 的本质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一样的极端的行为，偏废偏导，所以致使整个社会偏听偏信，最后才走向极端盲目与混乱的文革。说白了，1942的文艺座谈会，就是让文艺服从于政治，让文艺成为政治的棋子与工具，成为政党的吹鼓手和传声筒，原本应该独立自由的文艺家也就成了犬儒，也就是说那些体制内的文艺家就此沦为了一条看门狗的下场，就算是狗，文革也没有被少打。


有些说毛泽东是诗人，诗写得好得不得了。是否是诗人不重要，只要写诗的人就可以称为诗 人，你要说毛泽东诗写得好，我就不承认了。好在哪里？换作庶民百姓写成这样，就可能被人批成一无是处了。假大空，虚浮，狂妄。政治家首先是人，诗人都可以 写诗，政治家写诗的大有人在，比如项羽、刘邦、曹操、李煜、武则天，很多都写诗。诗人首先是人，写的诗首先是有人性的，你看曹操的《短歌行》“忧从中来， 不可断绝。”“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还有李后主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写得都是真情实感，有悲欢喜 乐，有惆怅苦闷，这才是人性的。而毛泽东诗词，我可以说除了修辞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都是不着边际的高调，没有任何人性的承载，我可以说，毛泽东的诗绝没 有真诚人性的诗意。他仅仅只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套子虚乌有的气势，用恰当的修辞技术表现了一番，感觉就像打了鸡血，亢奋入云，不可捉摸，根本没有人性的 冷暖，仅此而已。这也算是一种假大空，被一些犬儒奉为“革命主义”精神，什么是革命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反动的成功就叫革命。其实就是造反精神。其文革一 桩，罪孽千古，此处不论，留待以后专文讨论。


总之，毛泽东的诗并不是什么是好的诗歌作品，只因他是党首，有着权利所以诗就被一帮奴性 不改的国人和犬儒们追捧成好的了。按这道路，希特勒要是不倒台，那他的画可能就是欧洲的精品了。至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是把中国辛亥以来仅有的理性 和自由萌芽完全掐断，所以直接导致了文革期间3000多万人死于非命的惨剧



三、 习近平文艺座谈会及拜毛、中国梦


从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欣赏来说，我倒是觉得习近平先生说话中气足，人也蛮有型，挺讨人喜 欢。他上任拜毛开始我才逐渐认识，此人是红色专制的铁杆继承人。打老虎赢得很多叫好声，我却冷眼相看？中国愚蠢的人多得数不过来，腐败的原因不在于道德问 题，而在于体制设计，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不是人品问题。打了周永康还会有刘永康、王永康，一党专制权力集中是造成贪腐的根源，不改变体制就打 贪官，这叫什么？叫权力斗争，和老毛时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官员的贪腐就是以个人权利，职务之便损公肥私，也就是借公权利为个人谋利益，按这个说法，中国 的公务员，连一个小片警都是贪腐的。既然都是贪腐的，为何打这个，不打那个？那说明反腐只是借口，权利斗争才是本质。


反腐一阵，现在又来搞文艺座谈会，说什么文艺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要求文艺家不要有铜臭 气。明白人都知道，文艺一定要市场化才会有自由和独立精神，可以说文艺绝对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但有可能成为专制的帮凶。钱没有什么不好，铜也没有臭味， 那些说铜臭都是士大夫们虚伪的假面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才是一个人正常的。


借此文章，我还要说说中国梦，美国梦大概提了有一百多年，人家建立在《独立宣言》之上 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和平等。有兴趣考证的可以去查查美国梦，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事实上是一种精神。人家都说了一百年了，我们稍作修改就来了个中国梦， 我在新浪微博发帖就说：“以前说空谈误国，现在是做梦兴邦。空谈好歹是醒着的，做梦却是浑噩的。中国什么都是山寨的，连做个鸟梦都是山寨的。”结果微博被 删除。想想，就中共那帮所谓智囊团，实则就是酒囊饭袋。现在又来谈文艺？他习近平懂文艺吗？中国真奇怪，一当国家领导人，在哪方面都成了导师，无所不能。 事实上，还是因为专制和强权，有了专制和强权，人才可以无耻而无畏。



四、 中国的犬儒们和精神太监


从学院、教育体系、文联的美协、作协、曲艺家协会、书法家协会，往里凑的绝大多数都是些 见利忘义之徒，不是文痞，就是党棍，清一色的机会主义者。就说或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吧，那种黑色的自嘲，拿着奖金，领着作协的工资，赚着版税，还当文联主 席。这也是典型的犬儒精神。中国的智识阶层，有志之士，有平等自由与独立人格精神的文艺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坚持市场化，从市场里去获取生存资源和成就感， 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往那些协会官路去钻的，只是写鸡鸣狗盗之辈，总有一天历史会唾弃这群功利的精神太监。我不在乎依靠这个体制去讨生活，哪怕是饿死，字画 烂在书房，那也总比自宫去当狗强。


2014/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