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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讨习,万言檄文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生 活在欧亚大陆东南部的所有居民,无论是否认同自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甚至是否认同中国人的身份,都天然地享有平等追求自由生活的权利,在慈爱、和 平、公正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有天赋的人权选择自己的个人命运、参与决定他们作为一部分的社区、国家和人类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手段。在个人自由意 志的前提下,各个民族、文化、宗教或政治共同体(例如汉族相对于藏族、维吾尔族等,香港、台湾相对于大陆等,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相对于无神论者 等等),都有自由珍惜保留传统,追求平等合作、融合共荣,并选择与其他伟大的东方文明一道最终建立民主的亚洲共同体、在实现亚洲文明复兴和进步的基础上,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演进做贡献。

大约十四亿人口的庞大人群,在21世纪有机会实现个人自由、族群自治和亚洲复兴的三重跳跃。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三重跳跃可能是人类可以想见的最伟大的社会进 步。但这个历史机遇和潜能却被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统治所阻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六十多年里,当亚欧大陆逐渐被民主国家花环映衬生辉时,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共的六十多年统治建立了一个居中夜叉国,不仅拒绝自由民主在共产党奴役的地区生根、开花、结果,阻挠那里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呼吸自由的空气, 而且,在一个崛起的专制大国的喧嚣下,从日本、韩国、台湾到东盟国家和印度,亚洲的民主都受到腐蚀和威胁。

在 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体现人类文明、和平、进步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遭受过三次全方位的挑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日本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等建立了轴心国联盟,对以“国联”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发起进攻。在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 美、英、法为领导的反法西斯同盟摧毁了德、意、日法西斯体系,挽救了人类文明。

紧 接着,冷战爆发。一个发迹早于法西斯而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暴发起来的苏联共产主义体系纠合它的卫星国(包括毛泽东刚建立的共产主义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 为首的反共国际体系展开了生死较量。尽管这场总体较量被称为“冷战”,但真枪实弹的热战并未停止,而且核战争的威胁从未消失。幸运的是,在共产主义政权自 身内耗和爱自由的人民和国家的双重努力下,欧洲的共产主义体系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分崩离析,人类再次避免了步入黑暗。但在东西方冷战中,因为它与苏联的冲 突,中国在美苏中世界大三角格局中不仅避免了受到西方的集中攻击,而且还得到发展空间,并借世界上的各种危机(例如,苏联崩溃、反恐战争、金融风暴等)迅速崛起。

中 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创造出了“中国奇迹”,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创造力得到解放、全体人民辛勤工作的结果。同时,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人才和技术的帮助,海外华人资本的参与,甚至在中国发展早期国际组织的援助,都是中国经济腾飞不可否认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贡献在于,在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务实领导人的推动下,它放弃了毛泽东疯狂激进的祸国殃民政策、弱化了共产党全知全能的救世主傲慢心态,回归常识,实事求是,不再 全面打击人民创造力、敌视民间智慧。这一中共执政史上的短暂“小阳春”本有可能赋予中国全面融入、参与创造世界文明的历史机会,但中共对权力的贪恋以及对 权力带来的贪腐特权的沉溺让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并以野蛮的暴力镇压方式,从天安门到雪域高原,从天山山麓到东海之滨,动用国防军、国内维稳武警、政府司 法暴力机器、准司法协警治安力量和黑社会组织,对中国人民开始了常态化的内战。中共维稳经费曾几度超过国防费用,就向世人宣示,中共政权的最大敌人就是中 国人民。中国偏离了人类的主流文明。

中共的维稳体系、其实的内战状态把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尊严、人权和幸福的可能冰冻了起来。民主自由人士被全面镇压,民间领袖人物遭拘禁或流放,公共舆论被消音,而且由党的喉舌鼓噪污染、充斥和垄断公共空间,非政府组织遭到全面阉割、封杀、禁止,国际公民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也被党国权力驱赶和污名,所有这一 切,为中共打造和控制的“党-国-军邪恶三位一体”自赋和扩充特权,滥施法外权力甚至淫威暴力,提供了空前绝后的机会。

在一个所谓的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人民共和国”,由世界历史上第一大专制政党、仰赖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攫取世界第一大居民体,建立了人 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寡头体系,一个“党有、党治和党享”的政权,一个“官有、官治和官享”的政府。中共政权和它的代理人无恶不作其极,贪污腐化盖世,骄奢淫 逸无度,但他们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把好话说尽,自欺欺人,欺世盗名,政权和官员的虚伪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 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共的“红二代”加“官二代”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却以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速度完成了寡头转型。在国民总收入所占的比 例,官需和官员消费已从一成上升到三成以上。与此相对照,民需和民众消费却从六成滑倒了三成以下,财富分配上“官进民退”的大趋势并无停止的迹象。中国普通的百姓以美国人均收入十分之一的收入却要支付高于美国的米价、肉价、车价、甚至房价。与官员特权阶层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大众不仅面临急剧加速的相对贫困 化,而且还正经历绝对贫困化的威胁。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所谓新常态,更会继续加剧城乡居民和工人、民工的困境,同时还在侵蚀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正如全国各地的大雾霾和天津的大爆炸暴露出来的,中产阶级的生命财产随时都有灰飞烟灭的危险。

面对日益显露的经济危机,中共政权不是采取放权让利来兴民富民、通过建立法治体系来保障服务经济、加快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来重振信心,而是在习近平一意孤行的权力意志指导下,走上了一条疯狂冒险的邪路。习近平在接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其言行举止、所思所想已经全面暴露出他错误的治国执政的总体路径,现在已有足 够的证据来做出判断,习近平以此道路走下去,不仅会给生活在中国的十四亿人(包括执政集团自身)带来灭顶之灾,而且还会对以自由民主体制、法治市场体系为 基石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德国、苏联前两次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挑战和冲击还发生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无论是热战还是冷 战,自由民主世界都可以清晰地界定和消灭它的敌人。今天,崛起的中共专制帝国利用全球化的便利和西方的接触政策,已经在西方内部控制了许多战略资源和平台,可以以西方经济和人民为人质进行要挟,所以危险更隐蔽、复杂和可怕。

我们在此有足够的理由说,习近平正在带领他的共产党、绑架上中国人民向以西方文明价值观为主体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发起挑战和进攻。我们有以下一系列证据来说明,习近平的危害,如不被制止,将是可以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东条英机的日本军国主义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的。

首先,习近平成长和发迹的历史预示着庸人制造极度邪恶的历史可能。

尽管习近平有清华大学的文凭,甚至还“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但知情的人都清楚,工农兵学员的大学教育和在任职期间请秘书下属代为操刀拿到的博士学位,都不能掩盖习近平真实的初中教育水平。作为那个疯狂而又封闭一代的代表人物,习近平的全面教育就是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的洗脑过程,以及在他的父亲遭到毛泽东清 洗后他在社会的江湖底层学会的生存法则。自卑与自狂的双重性格,恐惧猜疑和算计狡诈的处事方法,阿谀奉承的虚伪掩饰和小人得志的飞扬跋扈,都在习近平的言 行中暴露无遗。他一方面得利于中共专制体系下人事选拔制度中的逆向淘汰机制,所以以“老实厚道”、平庸无害而成为接班人;但另一方面,成功的接班使得他的自我无限膨胀,乐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无法广开言路,倾听专家能人意见,所以,有权就任性成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例如,他的阅兵行动就是在未征求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独断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当中共最高领导人进入权力傲慢和任性时,就是中国人民灾难之日。中共历史上的“左倾冒进主义”和毛泽东的“大跃进”、“文革”就是典型例 证。当中共领导能够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对自己的能力有点怀疑精神,对自己的永不犯错、“伟光正”不再迷信,中国人民就能生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步就是例证。今天,习近平认为自己就是“万民之父习大大”,中国人的衣食父母,千年盛世的明君,一个崛起大国的领袖。正如汉娜·阿伦 特在观察思考法西斯德国作恶时所说的,毫无魅力的平庸的人却经常可以造就极恶。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候选人。

第二,习近平的权力意志以法西斯专制哲学家为指引。

习 近平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词是“政治定力”。他自以为他和他领导的中共找到和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拥有了宇宙真理,所以,他有强 烈的权力意志,要去贯彻实施一项宏大的人类社会改造工程,完成他的“两个百年计划”,以具有征服全球的帝国心态实现他的所谓“大国复兴”、“大国崛起”和“中国梦”。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复兴计划”,可以发现他和他的御用文人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千年帝国”和法西斯头号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回 收了许多历史垃圾陈货。他们都以执掌权力为终极目的,把社会人群分割为“朋友”和“敌人”两大对立阵营,树立所谓“领袖”、“元首”人物的绝对“主权地 位”、“定夺权”和“紧急状态权力”,用法外权力超越、甚至取代宪法权力,抵毁和反对自由宪政和议会民主,在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独特主义指引下,企图征服世界,建立乌托邦的理想王国。在习近平那里,具体就是通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正如共产主义理论的祖先马克思所观察到的,人类历史经常出现类似的愚蠢事件,只不过第一次通常以悲剧而结束,而第二次却是以滑稽闹剧而散场。习近平就是在上演“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二场。例如,他经常说,他们有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但如果我们看看他展示他和他的党国自信的“9·3大阅 兵”,就可以看到他和他的党国的怯懦:在一个可以容纳百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广场天安门广场,仅仅有两万的观礼“群众”,而这些所谓的群众其实大多是各机关干 部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而可以容纳更多观众的整个东、西长安街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就实行隔离和清场。参加阅兵的两万不到的军人结果还要由80万的街道“义 务治安员”来保护。总之,与希特勒的阅兵相比,习近平展示的是没有广泛群众动员的法西斯运动;与毛泽东的天安门检阅相比,习近平树立的是没有狂热信徒的个人崇拜。

第三,习近平已经完成了一项宪法政变。

在经历自找、自造的“文化大革命”内戕后,中共领导人首先为了避免自己再遭“封建法西斯”的荼毒,在1982年制定了中共执政史上最为进步的宪法。尽管这部 《82宪法》并未消除中国灾难的根本之源,那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但与以前几部赤裸裸的专制宪法相比还是缓和了许多。但就是这么一部中共自己制定的根本大法,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几乎成为一张废纸。

例如,中共建制继承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委员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立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此权力构架下,国家主席是一个荣誉虚职,以总理为政府首脑和 他领导的国务院是国家真正的执行机关,总理对人大负责。当然,在党的领导的紧箍咒下,党总是行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但是,政府和党的分工过去还存在,政府的实权还未虚化。习近平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就通过毛泽东文革期间设立“文革小组”的方式,在国家主席之下、政府国务院之外建立了十几个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或组长。尽管习近平已经担任两个军委主席(党的军委和国家军委)的职位,但为了绕过国务院,强化自己亲手对内政安全的控制,在未经人大授权,也未修宪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国家内外安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网络空间和生态安全,统统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而协助他实现“权力事无巨细,统统收归中南海”的是没有在政府系统、甚至党务系统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的个人亲信。例如,栗战书是他的中办主任,王沪宁是他的外事和理论智囊,朱国峰是他的秘书文胆,李书磊曾是他的政治秘书、刘鹤是负责财经等事务的助理, 鲁玮作为国家互联网信息控制的掌门人。他们如此低调保密,有的名字甚至成了官方搜索引擎的敏感词。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集权色彩的“超级主席制”、“元首领袖体系”已经建成。政协更像群众团体,人大更像原来的政协,而政府几乎落为听拆跑腿的丫鬟。当然,所有党国的机器在百姓面前出现时,还足以让平民百姓发抖, 但有尚方宝剑护卫的马云和他的淘宝网主管就敢公开叫板国务院的工商管理总局。

近期中国出现的股市大崩盘和天津大爆炸,全面暴露出习式体制的低能无效。本来中国经济危机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随着人们对中国政府和未来政策信心丧 失,股市的波动也是必然的。然而,中共认识不到事物的本源,而是任性胡搞、暴力救市,一手破坏了法治建设,例如,公安部工作组进驻证券委,在全国大肆逮捕 证券公司主管,等等;另一手破坏了市场经济,例如,停止和取消市场交易,践踏商业契约精神,把习近平自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马上抛在脑后。而这两者都是中共宪法宣誓要发展和完善的原则。结果,习近平把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点进步也全盘抛弃了。同时,作为新设 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天津大爆炸”后从未发声、担当责任,爆炸现场更未见他的身影。可见,习近平只是一个贪权恋位而不愿担当负责的野心家。

第四,习近平通过“自己政变”的方式,甚至推翻了中共自己的所谓“党内民主”规则和程序。

尽管中共的党国体制基本上是一个人治的体系,其架构运作可以随着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而调试。但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愿接受共产党自身“党内民主生活准则”的限制, 尤其是在中共特殊的选拔制下由前代领导人安排的人事布局成为习近平为所欲为的障碍,所以,他甚至试图摆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领导的工作程序,倚重“习办” 打理朝政。

如果对照一下中共自己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可以看清习近平实行的是践踏党国自己政治规矩、大树个人权威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若干准则》是中 共在经历多次自戕之后幡然醒悟、集体反思的结果,是在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历史性文献。在里面有专章讨论“坚持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专断”,并这样写道:“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 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 不主义’。” “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 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核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制度和程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但习近平通过毛泽东“文革”时期建立小组的揽权方式建立了十多个小组,而自己身兼全部领导职 务,包括传统上应由总理负责的事务,例如,财经工作小组、深化改革工作小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等等。尤其是囊括外事、内政、国防、治安、经济、金融、通 讯、文化、环境所有领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是在既没有人大授权、又没有进行修宪的情况下由习近平滥用党权一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搞出一个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不仅强调中央对各级纪检工作的直接“统一领导”,而且还把这一党的生杀予夺大权全面扩展到政协、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和事业单 位,再一次强化党对权力的集中。更为荒谬的是,中共还制定了《领导能上能下若干准则》,在反腐手段以外,又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任意整肃官员队伍的习式规矩。

总之,在习近平把所有权力都关进自己的笼子里的任性胡为下,中共传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近的“八荣八耻”、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党员的八项权利”都被彻底忘却,习近平带领贪腐成性、兽欲横流的共产党集体堕落成了“忘八党”。

第五,习近平的所谓反腐就是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大清洗。

习近平当下在中国还有一群“粉丝”,他们倒并非全是“脑残”、“五毛”,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习近平有魄力,有望解决共产党的腐败固疾。习近平知道、也很善于利用民间的期盼和左右民间的情绪,所以,在习-王反腐体制下,习近平展开了大规模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运动。冷静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习式反腐的几个特征:(1) 习近平家族尽管也是富可敌国,在香港和海外都有上亿资产,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习式家族、他的内圈人物、甚至在他工作的地方会成为反腐的目标。(2) 目前被拉下马或投入大牢的官员,要么是习近平接班过程中的政敌,要么是寒门子弟,“红二代”和“官二代”的腐败官员还在腐败。(3) 抓“大老虎”到周永康似乎已经到底,在“9·3大阅兵”上“老老虎”和“大老虎”集体亮相,预示反腐运动已是虎头蛇尾。(4) 因为中共的腐败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还是根植于官员整体邪恶本性,所以,腐败是中共体制运作的前提和结果。反腐带来的官心不稳、甚至狗急跳墙,使得习近平也不敢严惩“大老虎”,那些罪该万死的贪官、恶官却能获得罪不容诛的待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对律师、记者、出版人、人权活动人士却是置之死地而后 快,以致仅仅是行使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两位七旬老人记者高瑜女士和香港晨钟书局出版商姚文田都被投入大牢、忍受七年和十之久的恶判。我们可以说,习式反 腐就是为了抓到和集中大权而进行的派系权力争斗,对中共官员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大清洗;对老百姓来说,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忽悠和骗局。

第六,权力集中的习近平会更进一步围剿中国公民社会力量、绞杀任何民主化的可能。

习近平的体内流淌的是毛泽东的血液,所以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他在做的是要消灭社会的党国全权主义。他控制和吞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全面绞杀中国出现的公民社会的萌芽。他提出的所谓“七个不讲”,就是要反对普世价值、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历史真相,就是要掩盖中共的历史罪错,就是要保护党国新寡头和他们的权贵资本利益。

在这样的反动纲领指导下,习近平大肆抓捕记者、作家、律师,全面镇压访民,残酷迫害信仰团体(尤其是基督教家庭教会)。如果人们认为,胡锦涛“和谐社会” (横行霸道的“河蟹社会”)的十年时期已经给中国造成十年的停顿,那么,习近平在掌权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其残酷镇压公民社会的程度、抓捕民主自由人士的数量就早已超过整个“和谐十年”。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被抓捕、拘禁的律师就已经达到两百多人。这种趋势再往前行一步,就会进入到毛泽东砸烂“公检法”、废除律师制度的无法无天状态。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有心废除独立的法院和消灭中立的律师,但也会有意强化作为“刀把子”的公安和整个暴力专政机器。

为了建立他的没有社会的国家主义,习近平近几个月来通过了一系列的恶法, 例如,《国家安全法》(2015年七月)、《反恐怖主义法》(2015年二月第二稿)、《网络安全法(草案)》(2015年九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 法》(2015年六月第二次审议稿)。简单说来,所有这些法律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为了他的所谓“政体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习近平用极端主义的毛式意识形态、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来把社会撕裂为相互提防、猜疑、告密和毒害的敌我矛盾体,制造和加深社会原子化状态,让中国人接受 “阴谋论”仇视外部世界,让汉人相信“野蛮论”鄙夷少数民族,不断在大陆渲染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充耳不闻港、台等地的本土诉求,最终结果将会加剧各方的离心主义,把中国引向全面的分裂主义。

第七,习近平完成了类似于朱元璋、毛泽东的个人权力集中过程,带来了中共政权的杂种化,制造出一个类似超级病毒的专制政体和红太阳帝国。

习近平内心里是没有任何政治定力的,他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口头上他高喊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现实中没有一点平等博爱、正义公平,而无非是“红二代”联合“官二代”组成的新兴寡头集团以共产为名掠夺十四亿人民的财富罢了。对习近平和他的整个中共来说,马列的教导反倒成为他们 对人民专政的灵感源泉,例如,如何用血与火积累资本,如何把议会变成空谈馆,如何在当下中国实行波拿巴主义,如何把维稳体制建设成管理寡头公共事务的执行委员会,等等,他们运用起来都驾轻就熟。对中共来说,马列外套更是反穿的画皮。

与此同时,习近平受到一群新权威主义者(例如王沪宁)、新法西斯主义者包围,所以在他人生如戏的表演中,可以模仿法西斯的宏大和荣耀。但与希特勒、墨索里尼 相比,他又缺乏二者的口才、蛊惑力和表演天才,所以一场劳民伤财的阅兵被他的十来次左手行礼坍台。习近平还试图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中找到灵感。一方面,政治儒家思想中的等级、专制、忠孝等规范被他看重,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全面模仿朱元璋废相集权、朝纲总揽。总之,在习近平矛盾、杂乱、碎片化的思维和行动中,我们无法找到内在一贯的因果逻辑,而是集东方皇权专制主义、大陆欧洲法西斯思潮、二战前东洋日本军国主义、马列和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的封闭主义和冒险 主义为杂烩炖出的一锅红烧肉。他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个人、个性和个人主义,敌视公民社会、世界主义和全球共同体。

因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吸纳了人类东、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垃圾和厚黑权术,所以今天的崛起专制中国成为威胁世界的超级病毒。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好了预防药 和治疗术,红太阳帝国颠覆世界的威胁就变得非常恐怖。但纵观人类历史,自由和仁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奴役和仇恨,只要热爱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能够认 清现实、鼓足勇气、相互团结,21世纪的历史也不会例外。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认为,习近平的红太阳帝国作为一头杂种骡子,可能忍耐力胜过马,爆发力胜过驴, 但它是没有繁殖和再生的能力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的灭亡将是历史的宿命。

最后,习近平试图建立国际流氓国家的反动统一战线,并已经向全球普世价值开战,对全球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开展全方位的破坏和颠覆,并准备以台湾、日本和东盟国家为目标,用热战的方式来颠覆全球秩序,建立中共的全球霸业。

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显示他要走联俄抗美的道路。他选择俄国作为他接班后的首访国家就具有地缘政治目的。他依赖上海合作组织为腹地,打造中-俄-伊朗的邪恶轴心,在全球支持流氓国家,例如北朝鲜、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等,挑战民主自由为主流的国际秩序。我们在“9·3大阅兵”就看到这种“新冷战”的 对垒。不仅西方七大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体缺席,抵制习近平耀武扬威,而且,“金砖五国”中的最大民主国家印度也未派出总理或总统到场。在一场孤立的政 治自恋游戏中,中共大肆矮化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国家美国,继续毒化中日双边关系从而妨碍和平的最终巩固,而且毫不掩饰地向自己的人民发出恫吓。习近平 所宣称的,“和平必胜!正义必胜!人民必胜!”恰似正话反说。

习近平时常把美丽的词藻挂在嘴边,不是因为他有诚心诚意要去践行,而是对他来说这些美丽辞藻廉价,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如果我们读一下习氏选集《习近平论治国 理政》,就可以看到,在树立个人崇拜上不仅与毛、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与金家封建王朝同流合污,把他的经过百般修饰过的标准像放在书的封面,而且他 的写手还故弄风雅,从中西、古今典籍中引用名言佳句,来包裹习近平毫无思想的平庸言论。他们自己也知道里面的许多东西见不得人,尤其是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接 受普世价值的检审,所以,在英文版中又再一次漂白美容,试图瞒天过海。例如,“宣传”在英文中变成了“公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英文中删掉了“绝对”,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是“相一致的”翻译成为“相联系的”,等等。今天,习近平在美国访问途中又释放出“良风”和“善意”,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事实上,习近平在过去三年,中共在过去三十年都给香港、台湾、西藏和世界信誓旦旦地许过很多诺言,中共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里也给中国人民发过许多誓言。到今天,他们全都只是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在加入世贸组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前的对世界承诺也都未兑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全民普选、民主体制,也从未认真在西藏和香港实现过“一国两制”,也从来没有在国内认真一贯执行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也从来没有真正拥抱过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如果华人和世人还对习近平和中共抱有幻想,那我们就必须牢记智慧的告诫:第一次受骗我们可以说是骗子的错,第二次还上同样的骗子的当,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自己的错。

习近平已经全面暴露出他的平庸无能、好大喜功。他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而只会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把中华民族带向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无底深 渊,同时破坏世界和平和危害人类文明。现在,全世界必须集体醒悟,认清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所有坚持正义的人民和维护自由民主的国家携起手来,一 道解决习近平这个世界性问题。

习近平就是习泽东。习近平就是习特勒。习近平就是丧心病狂的权力野心家。

普天之下,长城内外,同心协力,讨伐独夫民贼习近平!

自由必胜!民主必胜!真理必胜!人权必胜!

2015年九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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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相对野蛮落后的文化击败比较文明先进的文化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中国历史上汉族的明朝在文化上比还处于农奴时代满清要先进,经济也更发达,但最后的结局却是清朝的少数民族统治击败了取代了明朝。

在西方历史上,实行民主制度的古罗马帝国由于内斗内耗,最终被各种专制野蛮的文化所取代;英国依靠海盗掠袭当时经济发达的西班牙的商船最终取而代之,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所以,简单的认为“民主必胜”、“自由无敌”,和中国文革时“正义必胜”的宣传口号一样,都是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表现。

甚至把西方在世界近代史上两次战争,二战和冷战,的胜利归结于“民主必胜”、“自由无敌”也是很勉强的。

首先,我们简单看一下二战的地图的话,就会发现,由于同盟国包括了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其综合实力比轴心国大得多,这本身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如果没有美苏两国参与,二战的结局恐怕是欧洲纳粹化。

其次,二战的结局除了美国崛起外,还有苏联的崛起。如果我们不按“同盟国”、“轴心国”的标准来划分,而是按“民主”与“专制”来划分世界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专制”一方的实力二战后变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再看冷战。许多“民主斗士”只看到苏联败了美国胜了而欢欣鼓舞,却没有看到美国为了击败苏联,在冷战后期采取联合中国的策略,结果导致俄国死而不僵,中国反而乘势崛起。其实现在中俄加上一帮伊斯兰圣战派的实力,对西方的威胁要远大于冷战时苏联的威胁。

冷战时苏联的威胁,二战时德国的威胁主要是在军事领域的。而现在中国对西方的威胁,除了军事领域,更严重的还有经济领域,比前苏联要严重得多。更别提现又冒出一帮不要命的“圣战者”。从这点看,很难说西方对“专制制度”赢得了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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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已经不能放心走进中国人群


在习近平到达西雅图后,印度总理莫迪也到了硅谷进行了两天36小时旋风式的访问,除了访问一系列高科技公司外,还在硅谷进行万人集会演讲。据说报名参加的有5万人。很受印度人欢迎。

莫迪最先造访的是特斯拉,后又进苹果家。刚刚傍晚时分,他的硅谷行渐入高潮,列队接见的就是高科技领域的其他大拿,包括MicroSoft`s Satya Nadella, Google`s Sundar Pichai, Qualcomm`s Paul Jacobs, Cisco`s John Chambers, Adobe`s Shantanu Narayen and TiE`s Venk Shukla。

周日莫迪先去拜访扎克伯格,Facebook总部召开盛大的市民大会欢迎莫迪,小札亲自主持问答环节。莫迪说:“社交媒体可以告诉政府你做错了什 么,这是民主的新力量”。(你对比一下脸书在中国的待遇。)小札面对知音也是蛮拼的,将自己Facebook账号的个人头像也改为以印度三色旗为背景,以 示对数字印度计划的支持。小札父母还出来陪同莫迪散步。

从Facebook出来,莫迪就直奔谷歌而去。而除谷歌印度裔CEO“劈柴”先生(Sunder Pichai)出来迎接之外,董事长施密特也来了。更出人意料的是,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也出场了。谷歌虽然在印度也遭遇反垄断调查等不愉快的经历,但 是,毕竟没有出现因反对接受审查愤而退出中国市场这样激进的行为。周日下午莫迪在硅谷与可汉学院创始人萨尔曼会谈。萨尔曼老爸来出孟加拉国,老妈来自印 度。

莫迪宣布成立印美创投基金 BHARAT Fund。Linkedin创始人等一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以及一批孵化器负责人前来助阵。莫迪说,创业公司最贴近他的内心。这次莫迪全方位搅动硅谷,搞起了 一场40家印度裔创业公司的产品大展,展示印度创业生力军,顺便也在硅谷集中推销这些公司。

莫迪硅谷36小时的最高潮开始了!真正摇滚乐般的狂欢。圣何塞SAP中心将挤满1万8千人(报名人五万多),聆听莫迪演讲。让人惊呼:硅谷要成印度 主场了!印度著名歌手Kailash Kher先暖场,18000印度人今夜将硅谷变成摇滚舞台。莫迪说,在这里找到了力量。今天印度人全面占领硅谷,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几大巨头的CEO都陆 续由印度人执掌了。老莫在硅谷的主场感觉非常爽啊!

老莫通过他1520万粉丝的推特账号直播了整个行程,印度全国网民与他任意互动。当然,最根本的,老莫是为印度摇旗呐喊而来。

对比莫迪,习胖子在西雅图显得拘谨呆板。除了使馆组织的,很少自发欢迎,自发抗议的倒是不少。到哪里都严密保安,处处防范大众,在大众与自己之间精 心构造一个缓冲隔离区,防止大众找到接触到自己,连行程都要事先保密。即使这样,仍有访民冲破警察阻拦,成功截住习车队。国内截访,导致国外截访的奇观, 实在应该让中共反省。而反观人家莫迪,全程网上直播,网民任意与之互动,专门有团队处理网民意见。专制与民主,对待人民的态度,高下立下。无论在国内国际 用多么高的声音,宣扬自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但在这样冷酷的现实下,很难让人相信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对比西雅图企业界接待二国首脑的态度,美国人民的民心向背已经如冰火一样二重天地。一个满嘴正义理想的高调,对内经济上残酷剥削中产,漠视底层贫 困,政治上剥夺人民权力,压迫敢于抗争的人,对外处处献媚,用金钱买承认,用经济绑架道德,是不可能得到民主国家人民的认同。虽然,这一趟美国访问花费中国人民无数血汗钱(比较一下,莫迪只订购30亿美元的飞机),但是,美国媒体对习访问的冷淡的程度,仍然大出人们的意料。不得已,中共只能出钱让媒体刋登 习访美新闻。令人难堪的是,连这样的收费新闻报道,美国媒体都是打出这是广告,以求撇清与中共关系。在美国媒体对莫迪访问的大量报道的背景映衬下,暴露出 在中共明知失去民心的焦虑心情下处处应对失据的窘态。

从访民国外截访领导人,从国内几十万访民长年上访,从维稳费超过军费,从国内频发的暴力事件,中共领导人如今已经不能放心走进中国人群。美国社会上 有1亿枪枝,中国大城市买菜刀都要实名制,从理论上说,中国社会要比美国社会安全得多。中国社会问题很多,解决好的标准很难用一句二句话概括,但是,要求 中国领导人能够安心在中国人群中散步,中国人民可以随意与之交谈,这样的要求对于莫迪奥巴马来说无疑是低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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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中国领导人能够安心在中国人群中散步

安心散步中国人就别奢望了。到目前为止中国人连皇上的泽明公主长得什么样,人在那里,是不是叫这个名字,甚至地球上有没有这个人都不知道...

一个大国的皇上,鬼鬼祟祟好似黑社会似的.....我们家后院的小老鼠都比他们“正大光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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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官员与台湾官员十大不同


有学者在网络上写下大陆官员与台湾官员十大不同,转载如下:


第一个不同,是新闻监督尺寸不同。

打开台湾电视,每晚都可看到台湾官员被电视名嘴们评头 论足。从马英九到任何级别的官员,概莫例外。官员一旦违法违纪,媒体就可曝光,无论职务高低。不像大陆官员,违法乱纪甚至违法犯罪,首先是党纪,然后才是 国法。媒体更不敢轻率曝光,有时只能装聋作哑,甚至受制于权力,昧着良知“抬轿子”“吹喇叭”。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前,痛哭流涕:“假如江西新闻媒体,能像 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导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第二个不同,是官员讲话风度不同。

去台湾,如果遇到台湾官员出席,讲话一般不用讲话稿, 而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大陆官员则总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一脸严肃。在致辞发言等环节,台湾官员和嘉宾,无论职务、年龄高低,身体强弱,即使是被年轻 人搀扶上台、步履颤颤巍巍的老先生,首先是双腿紧闭,两臂垂直,深深地向台下弯腰敬礼,然后才开始讲话。他们无论是否带着稿纸,讲话都用自己的语言,而不 是照本宣科,得体融洽,听起来亲切自然,又与当时氛围十分妥帖。而在大陆官场,大凡在重要、敏感场合,敢脱稿讲话的领导几乎绝迹,都习惯念秘书起草的稿 子,有些地方官员文化底子不扎实,就经常闹出“领导冒号”的喜剧。一些官员出席会议,非要等众人皆就座以后,才仰首走进主席台,这样才显得有官威。拿着稿 子发表一通大话、套话、空话后,就提前离场,毫无交流互动,人们想在会上表达什么意见,根本不在意。领导到场,就是一种代表“高度重视”的姿态语言。


第三个不同,是公款消费手笔不同。

台湾官员不敢用公款去酒店、歌厅、洗浴等场所,哪怕是普通公务员,随便进那些场所也要丢饭碗。大陆官员则是公款消费成风,相关数据显示,每年的“三公”消费可建三个三峡工程。去台湾,除非商界人士宴请,很难有在大陆常见的满汉全席排场,更不要说动辄茅台、大小拉菲助兴。


第四个不同,是视察工作待遇不同。

台湾官员到下级地方走透透,或单位检查指导工作,都是 轻车简从,而且下级官员不请吃饭,官员“无奈”只好自掏腰包。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警车开道、前呼后拥,下级无微不至,招待丰盛,有时还得奉送土特产、红 包等。如果遇到像朱镕基这样的廉政总理,每到一处,不吃请,不拿要,不题词,听汇报希望官员直言要点,不听套话、空话,陪同接待的地方官就会惶恐不安,非 常不习惯。


第五个不同,是节庆讨好对象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每逢过年过节,都要上街给老百姓派发红 包。每逢过年,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跑遍全岛各地,点头哈腰,向民众祝贺过年并发放红包,感谢民众一路相挺。民进党天王、各大城市行政首长也是如此,手拿红 包,恭恭敬敬,遇到老人,亲切喊声“阿公阿妈”,遇到年轻人,热情道声“吉祥幸福”。而大陆官员逢年过节,也要送红包,但从不会送给民众,而是送更大的 官。一些官员除了跑部钱进,也安坐家里,送礼品、红包、礼金的下级或百姓纷至沓来,各有所需,眉开眼笑。


第六个不同,是家庭财产透明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如同在玻璃罩里做官,有几处房产、有多少 存款、有什么金银财宝,统统公开,民众一清二楚。而大陆官员财产,如同魔术师披着黑幕的箱子,总是不打开,让民众“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一旦揭开官员财产 的黑幕,总能爆出贪腐新闻。广东一个副处级芝麻官被誉为“房叔”,网友举报他拥有21处房产,价值 4000多万元人民币,“房叔”矢口否认。纪委介入,一查,居然有22套,比网友举报还多了一套。他本人名下只有一套,看起来是两袖清风的“孔繁森”。其 实另外所有挂在亲属名下的房产,统统也是他的,他实际是个贪腐成性的“王宝森”。陕西著名的“微笑局长”,网友盯住他的名贵手表、皮带,纪委介入一查,又 揪出一个官场硕鼠。


第七个不同,是司法监督力度不同。

台湾官员无论大小,无论台上台下,检查部门都可以有举 报必查处。陈水扁还在“总统”任上,朝野各种监督力量对他家庭的贪腐调查,已经锐不可挡。一下台,就锒铛入狱了。国民党前副主席、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贪腐 了一千多万人民币,被媒体曝光,司法介入,立马被羁押法办。没有任何长官敢打招呼关照,没有任何势力敢冒犯法律尊严。而大陆官员违法犯罪,上级领导不批 示,纪检、检察不能随意查处。党员和各级人大代表,在未被开除党籍和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前,不能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更不能进行司法审判。党权、特权之后,才 是司法权。


第八个不同,是面对监督心态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最怕民意代表(议员)和老百 姓,有时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唯唯诺诺,反躬自省。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老百姓怕官,连人大代表都怕官。网民议政,有可能跨省追捕;人大代表不畏强权,坚 持公道,有可能从此寸步难行;而企业家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不敢造次。沿海地区企业家从政热情很高,想竞选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干扰了一些地方的组 织安排。组织就安排税务、银行、公安、技监等部门,集体找企业家谈话。企业家一看,众罗汉怒目圆睁,那个罗汉都得罪不起,不选了。


第九个不同,官场进退姿态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能上能下,今天是市长,明天可能就是平民 百姓。一旦犯罪,即被法办。一旦犯大错,要引咎辞职。即便是施政不当,也要诚惶诚恐,谦卑自省。而大陆官员则是上去就下不来,党政两大体系官员都由纳税人 辛勤供养。官员的级别,不但代表社会地位,也代表相应的终身待遇。一些官员在官场混一辈子,平庸无为,就是为了混一个括号,享受括号里的“XX 级别”待遇。当官关键是站对队,跟对人。除非受强权排挤和打压,或被举报重大犯罪,一般不会丢官。而一些受上级器重、培养的官员,即便犯了大错,也能从问 责的旋转门里,轻松转一圈,转到异地为官了。甚至有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官员,出狱后居然还能领官禄,更令人匪夷所思。


第十个不同,权力赋予方式不同。

这是两岸官场生态不同的根源。台湾地区官员,无论领导人还是县市长、乡镇长都是直选的。官员今天胡作非为,胡言乱语,明天选民就用选票教训你,叫你歇菜。而大陆官员是上级任命,或组织考察认可再通过人大投票通过。上级提拔我,我能不肝脑涂地为上级效劳吗?面对媒体监督,官员敢说:“你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面对愤怒民众,官员敢说:“有本事你去告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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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没有老虎?

1、州长、市长没有市政建设和办公物品采购的决定权,涉及财政支出的有项目均由州、市议会集体讨论、审议和决定。州长、市长只所有执行权而没有拍板权,他想腐败也没条件,这就在制度上彻底堵死了他们以权谋私的门路。

2、美国实行司法独立,法院不被任何政党或政府负责人所领导,任何人贪污受贿,均没有任何“保护伞”。克林顿总统搞了莱温斯基(不属于以权谋私,仅是不道德的婚外情),同样要被检察官揪出来!

3、美国政府官员整天被媒体监控着,只要一碰“高压线”,马上身败名裂,谁也不想因小失大。

世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在本质上,美国人并不比中国优秀 半分,美国的官员并非不想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并非不想殴打小商小贩……其实,他们也很想,但他们不敢。美国的开国元老们深刻地洞察了人性的贪 婪和美好并存,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套政治制度来扼杀人性的丑陋,张扬人性的美好。

既然人皆一样,为什么我们贪官遍地?相形之下,原因一 目了然,制度设计。我们的官员权力太大,难以约束,任何一个落马的贪官无不抱怨这个落后的制度要了他们的——命!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他们本来是可以享受 天伦之乐,颐养天年的。我们的司法不独立,如何判案要看上级官员的脸色。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与社会和老百姓一点联系也没有,只要有实权的说提拔谁就提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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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什么没有贪官把钱存到中国来?

近日由美国媒体主动爆料称,中国向美方开出“贪官外逃名单”已超过1000人。引起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据估计,中国贪官从国内卷走的资金近一万亿元。

每一个贪官都喜欢把子女送到美国,每一个贪官外逃的首选目标都是美国。慎坤说,这个问题常人显然很难回答,恐怕只有《环球时报》抑或司马南之流才能回答。

既然这个问题难回答,我们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美国不制造一些贪官把钱存到中国的银行里来呢?中国的银行雇用很多推销员,拉存款,他们很需要这些钱。

这个问题是不是好回答一点点呢?中国人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中国贪官都把钱存到美国去。

贪污需要一定的条件,贪官需要生存的土壤,一片适合贪官生长的肥沃土壤,它为什么不出大量的贪官呢?

美国人虽然富有,但贪官的土壤是那样的贫瘠,他们或者没有机会贪污,或者贪污了,也不会像中国这块土壤所产生的贪官那么茁壮,那么肥硕。不会是千把万,个把亿,十几亿,几十亿。这么大的漏洞怎么会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出现呢?

中国贪官不仅仅是把钱存到美国,他们还存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瑞士银行。

中国人到了美国,他们的后代在美国做官,没有发现贪污那么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官,却到处贪污,说明了什么,说明你的制度适合贪官的成长。中国人应当反思。

无独有偶,俄罗斯的现象和中国有些差不多,安德鲁说,一般人误认为俄国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生活的很好,表面上好像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俄国富人比中国富人更依赖西方金融市场,有权有势的人都把财富放到西方,却把吸管捅入俄国资源宝藏。这和中国的贪官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中国,乌克兰,俄罗斯都一样,为什么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不一样,中国人想过这些吗?为什么不愿意向他们学一学,而是对他们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呢?

首先,美国的反腐不受地方政府控制。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将反腐败的任务主要由联邦调查局(FBl)承担。FBI直属白宫,在各地的分部不受当地政府管辖,可以调查任何人。其反腐败的绝招叫“sting”,就是故意派人去腐败你,看你上不上钩,上当就抓。翻译成中文,那就是可以“钓鱼反腐”。

其次,美国是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公 司。各种账目都是公开的,人们可以查阅账目,举报问题,获得奖励。很多会计师事物所就是通过查账生存的。这种动员全社会力量来监督权力的做法,既节省了纳 税人的钱财,又大大提高了监督力度。中国的官员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在害怕什么?

其实,美国反腐出发点与我们中国差不多,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下(FBI受白宫管辖),走群众路线(鼓励公民揭露腐败)。如今中国的中央政府是明白的,但是地方政府太任性。

总之:

美国没有组织部,所以没有买官卖官;没有国土部,所以没有强拆;没有科技部,所以科技发达;没有国家民委,所以民族相处和睦;没有宗教局,所以宗教能济世利民;美国还没有发改委,所以物价比中国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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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包子访英,小三儿拜正房

习包子访美,做了两件事儿:

一是承认中国是“老二儿”(自作多情),要与美国共同做“中华民族复兴梦”;

二是干做美国经济发展的“二道贩子”,300架飞机买断美国的“飞机制造业”,还要将飞机返销给美国。据中国SB专家分析,此举相当于“用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买美国的飞机,让美帝 国主义不战自乱”,起到挑拨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之间的关系的作用。您瞧这个习包子有多聪明,把倒爷技术发挥到“淋漓尽致”。当然,飞机只是诸多订单中的一 项。说实话,没有订单、不出钱,中国连个屁都算不上。

至于国内的宣传,那还不是想怎么说怎么说。无非是说美国快完蛋啦,全仗着中国习大大美国才能生存下去………

访问英国,再来这一套就不行啦。英国又不是什么老大!欧盟加在一起都不足以和美国抗衡。欧盟,说白了就是美国老大明媒正娶的太太。美国与欧盟,那才叫“夫妻恩爱”、有始有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夫妻之间断不了吵架、翻脸。不过那也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觉一个枕头”。

美国与英国、欧盟的关系是有历史渊源的。美国就是从英国分离出来、独立的。法国、西班牙语系国家,都是美国的老祖宗。这种关系,如同“娃娃亲”一样,牢不可破。所以,说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如同正式夫妻,一点儿都不过分。

中国呢?只能做小三儿啦。没事儿跟美国犯贱,非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便有了又如何?还不就是个小三儿?

习包子访英就是小三儿拜访正室夫人!当然得带礼物喽?英国女王夫人也不是吃素滴。什么礼物涅?

中国的中广核与中核集团,即将与法国电力集团一道投资建设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总造价高达240亿英镑。英媒预计,习近平访英期间,各方将敲定协议,中企将占30-40%股份。

有人问:为什么非要与法国合作呢?中国小三儿回答:“你们有资金吗?你们有技术吗?你们有专家吗?如果你们这些都有,那我们就会像对待法国人一样,与你们合作。你知道法国人的核设施。他们有技术,所以我们才和法国合作,英国其他领域很强,核电技术不如法国。”

您瞧这个倒爷做的,中国出钱,也就是所谓“干股”,法国出技术,英国坐享其成。中国大概还得出劳力,一边干、一边向法国偷学“核电技术”。

英国女王又不是SB,有这么殷勤、可爱的小三儿,豁出去啦,即便跟美国“闹翻”(当然那是不可能滴),也在所不惜!借中国小三儿之力,让美国知道知道我正室夫人的厉害。

中国呢,当然以为,又一次“挑拨离间”成功,让美国老大与正室夫人矛盾重重,中国小三儿就可以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啦!甭管怎么说,英国女王的王宫先逛逛、红地毯先走一走,气派气派再说。中国这些SB二大爷“战略家”,连“疏不间亲”的道理都不懂,胡抡。

诸位,打算投资基础设施、靠投资基础设施赚钱的倒爷,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一家。再不会有第二个SB国家做这种生意。(据说投资印尼的高铁所以中标,是因为投资不要印尼的“国家担保”,等于白送)更何况还是“核电站”。

中国以习包子为首的红基因、红后代倒爷集团,在国内搞房地产、搞基础设施搞上瘾啦,在国内好说,反正是红基因打着国家旗号儿,把“公有土地”卖给中国屁民,明抢暗夺,大把捞钱,不费吹灰之力。

这种“土匪流氓”经验,用在国家之间,中国的东北SB都知道“不好使”诶!无非是大把撒钱给外国佬儿,花钱买个体面,红二代与“世界接轨”而已。如同把脖子套进绞索、中国驴又多戴一个嚼子。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只有做驴的份儿,老老实实、闭嘴拉磨吧。别再瞎吹牛啦!什么崛起,是中国驴屁股撅起,等着挨鞭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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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比皇帝还霸道
历时14个月,重修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昨日正式发布。新条例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列入违反政治纪律“负面清单”,规定该 类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看到这个新闻,我啼笑皆非。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种说法?比帝王时代都戒备森严、草木皆兵!封建王朝,女主不得干政、藩王不得妄议朝 政,现在是“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以前是可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现在是“中央大政方针不得议论”。各位臣妾,还不赶紧磕头谢恩!笑死 人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事天下人议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人之天下,凭什么中央的大政方针,国人就不能议论!凭什么国人只能俯首帖耳、谨遵御旨而 不能提出批评!中央的大政方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都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制定者都不是人是神?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要议论中央的狗屁大政方针!计划生 育,我反对;延迟退休,我反对;雇佣五毛与“熊猫”,我强烈反对!我就妄议了!怎么着?把我开除“民籍”吧!

钳制言论的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了!外国人批评你,你说“干涉中国内政”;党员评论,你说“妄议中央大政”;群众批评你,你说“寻衅滋事”“山洞癫妇”。千 方百计不让人说话,你想把所有的人的嘴都堵上吗?不让所有人批评你,目的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的教训你不知道吗?周厉王 派人监视“妄议国事”的国人,格杀勿论,国人“乃不敢言”、“道路以目”,国人忍无可忍、冲进王宫,周厉王逃亡。

天下之恶一也!你如果做得不对,谁都可以提出批评,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无论党员还是群众,无论中央大政方针还是地方政策法规。怎么可以出台如此荒唐的 法规、将批评意见视之为洪水猛兽、一律拒之门外呢?唐太宗纳谏如流,终成贞观之治;齐威王重金求谏,终成强国霸业;你拒绝“妄议大政”,必将千古遗羞、重 蹈周厉王覆辙。

文革、大跃进、三反五反---血的历史教训证明,中央大政方针错误的还少吗?不批评、不“妄议”,怎么拨乱反正?怎么调整?难道任由它们害人不浅?我建 议,把这条规定改成:欢迎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央的大政方针畅所欲言,提出广泛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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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越南为何不怕被TPP“颠覆”?


对“走正路”的国家而言,TPP的一些条款是十分“阴险恶毒”的,例如遵守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智慧财产权、保护环境资源、资讯自由等条款,事实上等于规定其成员国必须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尤其是保护劳工权益和资讯自由,对“走正路”国家而言,如果接受了这些条款,就非“走邪路”不可了。

为何这样说? ——只要稍懂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国家要真正做到保护劳工权益,就必须允许工人、农民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业协会。例如工会、农会。有了独立于政 府的工会、农会等行业组织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工人有罢工的权利。而农民也有类似罢工的权利。而一个国家一旦允许独立的工会、农会存在,允许罢工自由,这个 国家离民主也就只有半步之遥了。

而资讯自由就更阴险恶毒,因为资讯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一个国家一旦允许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就意味着半只脚已踏进了民主的门槛。

对“走正路”的国家而言,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国企私有化,则意味着政府角色从领导者、管理者变为服务者。果真如此,不但人民公仆们的灰色收入将极大减少,政府规模、政府权力大大萎缩,而领导政府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党呢?也必然随之从渐渐从绝对领导者角色向民间团体角色回归。

上述,就是TPP的“阴险恶毒”所在。这也就难怪有人痛斥TPP是美帝的“颠覆”工具。

然而,TPP成员国中,“走正路”国家——越南的大名却赫然在其中。而且,它是2010年便宣布加入的。有人或许会问:越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上述TPP条款意味着什么吗?就不怕颠覆吗?

答案当然是“NO!”

那么,明知加入TPP有“颠覆”之危,越南为什么还要加入其中呢?这得从越南近三十多年的变化谈起:

黎笋于1986年7月10日去世后,思想开明的长征被推选为越共总书记。随之他力主变革开放。就任总书记后不到一年,就以年事已高为由主动请辞,让位给较年轻的改革派人物阮文灵。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民主制度架构开始在党内和国家层面缓慢地建立。近三十年间未曾出现过反复。

越共党内民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央委员会对重大事项享有决策权。中央的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计划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这一制度使得中央委员会能够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起到制衡与监督作用。

(2)、实行中央委员会质询制度。2002年开始,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提出集体质询,直至得到满意答覆为止。此举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

(3)、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实行差额选举,选举人的资讯公开化——选举前,将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位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

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的产生,均需有一定的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4)、总书记由差额选举产生。越共的十大上,首次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大会推出总书记农德孟和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两位候选人。4月24日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总书记,投票结果农德孟获得900票,占76·6%,再次当选总书记。

在国家层面,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越共九大之后,最高领导层形成“四驾马车”制,即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越共总书记不兼任国家主席和军队最高统帅;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会主席领导立法和司法;政府总理掌管行政。这样一来,党权、军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得到分立并形成制衡关系。近20年来,上述四位高层领导人的更替,基本每五年更换一次。

越南的党权、军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权制衡并非玩虚的,2013 年现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对越南公众发表电话讲话,当他谈及未能对现任总理阮晋勇作出谴责时留下了眼泪。同年,越南全国代表大会对现任越南党政最高领导人 进行首次信任投票,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阮富仲没有受到指责,他的政治对手阮晋勇却受到了批评,其内阁成员也受到强烈批评——而且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

越南的“人大常委会”(国会)也非橡皮图章——由于国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选的精英分子,越南国会的改革气氛最为活跃,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主动力。越南国会代表共计498人,由各省、直辖市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中,专职代表占25%。

越南国会代表的直接选举,极大地增强了公民的参政意识,也巨大地增强了国会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越南国会代表审议法律草案时,绝不搞“全体鼓掌一致通过”那一套,不符合民意的条款通常遭到否决。例如2012年6月初,国会在审议劳动法修正案时,多数代表对草案中禁止工人罢~工的条款提出强烈反对。代表们指出:工人罢工都是由于工厂主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所引发的,许多代表轮番论证罢工的正当性:

“罢工是工人阶级成熟的表现,是劳资关系中的积极要素”; “若视争取权利而罢工的活动是违法,就相当于夺走了劳动者的最后斗争武器”;“罢工本身促进了生产关系沿着日益平等的方向发展,给劳动者带来利益,同时罢 工也是自然选择进程中的部分之一,可以淘汰弱小的企业”;“应当允许工人为争取权利而罢~工,并且办理罢工的手续要简单!”

由于大多数代表的坚持,“禁止罢工”条款最终没有获得通过。

还有,越南的国会代表有权就某一问题质询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一位政府成员,质询场面向全国直播。每次国会会议总有一些部长受到质询,质询非常尖锐,不留情面。例如2012年6月16日,越南国会代表接连几天反复就交通部这一集体渎职案件质询总理潘文凯,指责他作为总理没能履行好职责,也应为交通部发生的腐败问题承担责任。6月24日上午潘文凯向国会递交辞呈,下午国会便投票通过——如此事件,在某兄弟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从上述中可看出:越南目前虽不是民主国家,但与一些兄弟国家相比,它的民主程度大大超前的。而且,它的民主基础也是相对比较扎实的。

越南民主化程度较高,极大程度上得益于阮文灵任总书记之后,民主制度架构便开始在越南党内和国家层面缓慢地建立。而且,近三十年时间里没有出现大的反复。正因为得益于民主程度化较高,所以三十年的“变革开放”过程中,它没有像某国一样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权力腐败现象也远远没有某国那样严重。正因为如此,越南的制度转型所遭遇的阻力远远不像一些兄弟国家那样大。这,也就不难想像越南为何早在2010年就宣布加入TPP——虽然明知加入TPP意味着什么。

越共的渐进式主动转型,尤其是以“过河卒子”决心加入TPP, 体现了越南政治精英高度的勇气、智慧、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越共自身的前途而言,此举也是智慧的选择:因为主动转型既赢得了民心,也为越共重塑自身、进 行现代化政党改造和作好第一次大选准备赢得宝贵的时间。凭藉主动转型和掌握行政资源的优势,有理由相信,在五至十年内可能到来的第一次大选中,它极可能像 国民党那样名正言顺赢得政权。甚至接连执政。——这,就是越南为何不怕被TPP“颠覆”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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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的博客: 政权进入倒台前奏曲


五中全会失手,人事安排泡汤。

上周四结束的备受瞩目的五中全会落幕,这次会议成为中共高层权斗的主要战场的延伸。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等中共政治元老相继露面表态站队,中共内斗较量进入白热化。而在会议结束后,传言已久的有力于习近平19大人事安排流产,刘源,张又侠军界夺权失败,政治盟友王岐山留任失手,习氏旧部上位篡权泡汤,习近平19大人事安排遭遇重创,习近平19大后将成为孤家寡人,习近平政权进入倒台前奏曲。

美国南海踢馆,个人威望丢光。

上周二,美国海军军舰驶入中国南沙群岛的12海 里以内巡航公开挑战中共的主权,而习近平却并未成为他自己所谓真正的男儿,而是继续采用鸵鸟政策成为国人嘲笑的目标和笑柄,习近平在民众中的个人威望已经荡然无存。众所周知,习近平对南沙诸岛的主权声索一直呈强硬态度,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军方却与习完全的唱反调,公开打脸习近平。军方甚至罕见的发表声明,中 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表示,即使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也决不轻言武力,力避擦枪走火。而且近期中美两军交流继续热络,所有的一切表明习近平远远 尚未控制住中共的枪杆子。

白手套现身美国,家族腐败再曝光。

而更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习氏家族白手套的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则在美国公开承认习近平的姐姐,姐夫控股的公司曾控股万达商业地产数亿美元。作为中国的首富,红顶御用商人,在商界摔爬滚打数十年的政治低调,被称为商场上的老狐狸的王健林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可能性为零。王健林这种故意自爆家丑,公开自己和习近平家族的金钱往来这是十分罕见和令人遐想的,这所有所有的一切,已经变相表明习近平政权已经摇摇欲坠,缺得只不过是压倒他最后的一枚稻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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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皇帝到处给撒钱的下场:

新华社:习近平在辞职中说……



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从印刷到网络的各家媒体,刊登的这条习近平对非洲的“十大合作计划”,是不是会让所有读者惊呆:“习近平在辞职中说,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

怎么回事?看看上下文,人们或许会明白,这是文字错误而已,“辞职”其实应该是“致辞”。习近平的权位坐得稳稳当当,绝未冒访问非洲就得“辞职”的风险。

问题是,为什么所有媒体无一例外地都犯同样的文字错误?

错误是文字错误,根子却是体制痼疾——由于官方要求转载新华社的新闻稿时,必须要全文转载,不得“断章取义”,各媒体也就省得麻烦,收到新华社的电传稿后,直接刊载,网络媒体更是“复制”“黏贴”,懒得操心。于是就发生这种极其荒谬又可悲的“全国同错一个字”的现象。

全国舆论一律,错字都一律,中国女学者资中筠早就说过:中国有好多报纸,其实只有一张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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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032000001362





【梁京評論】 :

習近平的認知障礙和中國的大革命風險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越來越多的人對習近平的言行感到困惑。許多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他究竟想幹什麼?他要把中國和世界帶到哪裡去?

我的看法是,習近平最大的問題不是他想要做什麼,而是他存在非常嚴重的認知障礙。由於習近平掌握了巨大的權力,由於中國存在著全面的、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再加上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體製本身的嚴重缺陷,習的認知障礙,正在急劇地增加中國發生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大革命風險。

什麼是認知障礙?認知障礙(cognitive disorders)是一個認知心理學概念,它指的是人的認知過程出了問題。雖然認知障礙是一種病態,但一個社會的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在認知過程的某些方面存在問題。至於政治家或處於權力地位的人,有認知障礙則更為普遍。這是因為權力和權力博弈對有認知障礙的人更有吸引力,在一般情況下也更容易加劇認知障礙。

對搞政治的人來說,最容易出現的認知障礙,就是不自量力,從而在思維、判斷和語言方面出現系統性的錯誤,造成事與願違的嚴重後果。習近平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困惑,其根本原因,首先不在於他想幹壞事,而在於他要幹的事與他的能力,尤其是與他的認知能力完全不匹配。這一點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他搞個人權力集中到了荒唐的程度,並且越來越不加掩飾地搞個人崇拜。

最高領導人發生嚴重的認知障礙,後果往往會非常嚴重。即便是在民主政體下也是這樣。美國打伊拉克之戰,就是現代歷史上一個突出的例子。在中國,很多人曾以為,類似文革那樣的荒唐政治已不會再發生,但今天許多人卻發現,他們在自己工作的單位,正不得不面對荒唐政治之風與日俱烈的現實。對突然失去飯碗、職位乃至財產和家人的恐懼,正在迫使許多人講違心的話,搞毫無疑義的形式主義,並開始危及維持正常秩序的起碼信任。對於這種極不正常的現像,習近平的反應是繼續加大摧毀社會信任的壓力。其最危險的結果,就是衝擊到了現代社會信任極重要的基礎,基於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信任關係。

這意味著什麼呢?有一定判斷能力的人都明白,這個趨勢最終是無法持續的。問題是,這個趨勢會以什麼方式被終結?隨後又會發生什麼?這些問題正在令中國的權貴和精英們十分糾結。如果習近平不回頭,中國的上層社會有能力逼他回頭嗎?有可能發生一場來自上層的政治革命嗎?

眾人皆知,習近平能如此集中權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和精英們幾乎人人屁股上有屎。因此,他們很容易被各個擊破,而不可能聯合起來抵抗,更沒有道德號召力發動政治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如果有足夠的認知能力,理論上他反而有機會發動一場“光榮革命”,推動法治和憲政民主。但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完全不可能。因為他的中國夢,更類似於傳統的帝王夢,與現代政治文明毫不相干。

沿著這個邏輯,如果習近平徹底摧毀了中國上層社會和精英階層的抵抗意志,又全面動搖了本來就十分脆弱的專業主義信任機制,那他就只能依靠一支完全信奉奴才主義的官僚和管理隊伍。這樣的隊伍或許可以支撐一個類似北朝鮮那樣的管制經濟,卻不可能維繫一個建立了複雜分工體系,並且與世界經濟高度整合的大型市場經濟。

於是,隨著美國和其它發達經濟去中國化,中國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必然爆發。雖然很難預料這個過程會有多長,但可以預見的是,一個基層社會不能自治,上層社會無力自主的中國,不會有蘇聯解體那樣的平靜,唯一可能發生的,就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破壞性極大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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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夫婦狂撒錢 網民發文:別出訪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日再宣布,中國將在今後三年資助非洲600億美元。與此同時,受到嚴格監控的中國微信社交平台罕見流傳一篇帖文,要求習近平夫婦不要再出訪撒錢,把中國的貧困、環境、房價、醫療、教育等問題先確實解決。

習近平當日在非洲表示,儘管中國自身的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將加大對面向非洲出口的產業的投資,並幫助在非洲修建道路、港口和鐵路等基礎設施。


中國領導人出訪外國大手筆簽訂經濟援助合作協議似乎不再引起中國人因慷慨解囊或朋友遍天下的自豪感,相反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對內任憑民眾困苦而對外慷慨捐贈。

在網路被瘋轉的一篇帖文,公開要求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不要再出訪外國了」,理由是他們每次外訪都大手筆捐贈數以百億、千億的國家財富來平衡外交。微妙的是,該帖文未被刪除,並有相當高的轉載率。帖文中以「老大」指習近平,以「彭教授」指彭麗媛。

這則題為「求你夫妻倆別再出去了」的微信短文說:老大兩口子,您倆能不能不出去訪問了?不去送錢,不去背書名,不去熱臉貼冷屁股,不去讓民眾感到憤怒傷心難過?

文章稱,彭教授在美國發言非常好:讓全世界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請問:中國失學兒童的數目是多少?中國孩子,是不是孩子?要不要接受良好教育?老大 說的就更好了: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請問:中國政府首先是為誰負責?中國人民吃毒食,吸毒氣,幹世界最苦最累的活,買世界最貴最次的商品,拿世界最低 最少的工資,養世界最多最富的官員。誰來為這些負責?

文章懇求「老大夫婦」不要再出國了,「一去,幾百億幾千億就不見了。而老百姓吃個雞蛋吃口肉,都要下決心。一去,老大信口開河博覽群書。而老百姓除了上學其他時候哪有看書的心情和時間。一去,老大說進步談發展信心滿滿,而老百姓在房價學費醫療費面前瑟瑟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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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病毒制度決定:共產黨把中國四代人道德摧毀殆盡

閻淮(旅美學者):

我還在加州的時候,高伐林和陳小平通知我開個會,說要討論翁寒松的新著和何頻的“中國式病毒”。我說,翁的新著沒有來得及細讀啊,關於腐敗我倒是有話要說。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我和中心的主管共同舉辦了“六四”兩週年學術研討會。何頻憑藉論文入選與會,當時才25週歲,在我們眼裡就 是一個小孩,如今他50歲了。我們在夏威夷初見相識,在新加坡再見相知,隨後在紐約三見相交,近年他屢次工作訪問洛杉磯,我們成為諍友。他的文章我大都 看,每篇重要文章,皆有精神的火花,思想的閃電;但是從來沒有這次的力度和深度。今天第一次當面誇你,說個隆重的詞:震撼!說個平實的詞:認同——你願意 認領哪個詞都行。

國內學者對中國腐敗有各種角度的診斷,我比較認同的有孫立平、吳思、秦暉,他們對國內的弊端看得深刻、準確,提出“社會潰敗”“潛規則”等,但他們都只是 著眼中國本身的問題。何頻的“中國式病毒”除了描述中國的腐敗,還提出了對世界精神健康的威脅;這一點,與前面三位國內有獨立思想學者的看法不太一樣。過 去中國異議人士到美國國會作證,總是呼籲:“你們救救中國被整肅的人吧,救救中國吧!”

何頻這次到國會是說:“你們救救美國吧,救救世界文明吧!”——我這是通俗膚淺地復述概括……。(何頻:我當時是說:在這裡發一個警報。)民陣當年在巴 黎,也與當地政要頻繁接觸,見了法國參眾兩院的議員、總統的外交顧問等等,講了許多話,都是一個意思:“救救中國”。現在,何頻重新說了一句話:“該救救 你們自己啦!”我感到這一點,特好!

關於腐敗問題,20年前我在新加坡政府研究所,應李光耀之命,撰寫論述中國腐敗的文章,為新加坡高層參考。兩萬字、一百多個註解,最後部分提出對中國的政策建議。即:經濟改革健全制度——不能貪;政治改革健全法制——不敢貪;適當高薪——不必貪;道德教育——不想貪。

據說新加坡把此建議提供中國政府,結果不得而知,可想而知!當時,我論文中認為腐敗已經很嚴重了,新加坡方面認為已經危險到不可忍受了。當然跟現在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中國五個政權層級,中央,省,市,縣,鄉,再加個政權之下的村,層層腐敗!在政府內部五個行政級別,國家、部、局、處,科,還有不帶長的科員,級級腐敗! 兩個“五加一”,可怕呀!平頭百姓看不到高層腐敗,他們親身體會基層的腐敗;下面那些不算“官”了,只是吏和僚,百姓幾乎天天受那些小吏小僚們腐敗的氣。 但是,人人恨腐敗,人人想腐敗。誰若認識個什麼小官,都想走關係撈點兒好處。

威權社會 必然腐敗

這裡有軍濤等政治學的博士後,也有胡平、勝平幾位理論家“博士前”,我這個學士前,請教啦!政治學上講,有三種統制形態:極權社會,威權社會,民主社會。我膚淺通俗地說:

一、極權社會:把政治經濟全管制了,腐敗不容易發生;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產品經濟是無價調撥,政治權力不易轉化成為經濟利益。40年前我是廠長,經濟效 益再好,我大學畢業生不轉正的工資46元,不能多得一分錢,最多評個模範。我這個“八路軍”的廠長沒必要、也沒可能賄賂共產黨的官員。

二、民主社會:政治經濟全部放開,不易腐敗;有點小腐敗,容易糾正。

三、威權社會:政治管住,經濟放開。政治權力,必然要尋租經濟利益,因此腐敗蔓延。例如民主化前的亞洲諸國:中華民國,在大陸和台灣,腐敗都很嚴重;南韓 前總統,有一個算一個,沒有不腐敗的,都可以或已經被判死刑;印尼的蘇哈托家族腐敗到什麼程度?菲律賓的馬科斯夫婦大家更了解。南美的軍政權也腐敗得了 得。所以我認為,是威權社會造成了中國的腐敗不可避免性。目前的中國社會是威權社會,必然腐敗。經濟放開了——基本放開了吧,即使沒放開的由國家壟斷的那 些企業,主管享受部級、局級待遇,拿著幾百萬、上千萬的工資和賄賂,缺少政府官員表面上還受到的一點“監督”,所以更加腐敗。

但是,南韓、菲律賓、中華民國等,國家太小了,他們當年也可能產生“南韓病毒”“菲律賓病毒”“中華民國病毒”,但影響太小了。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軍事實力也名列前茅,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廠和世界最大的市場,世界500強,基本都進入中國。我的朋友曾在美中貿易協會任職,美國幾百個最大企業都是會 員,中國許多領袖都到那裡演說過。這些企業,整天找關係、避規則、鑽空子。我認識很多高幹子女,都在中國給他們當買辦。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啊。我要是想到中 國辦個企業,也會去找幾個哥們兒。這是世界性普遍問題,哪個國家都有;但太小的國家像菲律賓,你說,最多能影響到哪兒啊?就是東南亞吧,亞洲都出不去。而 中國,這麼大,沒辦法。經濟學的劣幣驅逐良幣;也就是勝平總結的,關係比規矩好使。

另外,談談人性。我覺得“中國式病毒”主要是制度決定的,不同意說是人性決定的。人性我總結三句話:趨利避害,善惡並存,千古不變。人類文明近萬年,中華 文明五千年——更準確地說,有記載的是3700年,人性沒有本質的變化,沒有飛躍提高。人是越變越聰明了,但未越變越善。斯坦福大學著名的囚徒實驗,最近 拍成電影了:大學教授和研究生們,一半做囚徒,一半做獄卒,一段時間後,教授發現獄卒橫了,囚徒乖了。教授太太去探視,感覺“監獄長”教授本人也“變壞 了”。實驗中止,結論已出!

還有電擊試驗:參加試驗者分成兩撥人,一半人被授予電擊另一半人的權力。如他問一道題,答錯了,就電擊你——他不知道被電擊者發出的痛苦呻吟是模擬的。過一段時間,你沒答錯,但答慢了,也電擊你;再過一段時間,你答得對,答得快,也電擊你!權力就是這樣腐蝕人!

所以我說,腐敗、病毒,是制度決定的。當年的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幹下種種惡行。但是二戰結束二三十年後,德國和日本,還是同一代人,當年的納粹士兵 和日本皇軍,20歲左右,到了40歲50歲,大部分成了守規矩的公民、良民。所以我認為,這就是制度決定。在制度面前,人性,說句粗話,神馬也不是。我在 新加坡工作過,75%的華人;多次考察香港,95%的華人;制度一變,都是良民。而中國,不時就出現刁民和暴民。我不是只指中國的制度,全世界的共產制度 都一樣,產生歌德、黑格爾的德國,在共產黨統治下,士兵就可以對攀越柏林牆的人開槍;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是No 1;齊奧賽斯娃是No 2;兒子小齊奧賽斯庫,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所有的共產國家,歐洲、亞洲都如此,浪漫的美洲國家古巴也一樣,都是終身制,幹到死;世襲制,兒子不行,給他 弟弟。就是這種制度嘛。

何頻提出“中國式病毒”的意義就在這裡:病毒正在侵蝕我們大家賴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套用北京奧運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病毒。雖然美國百姓沒有關注這 個問題,但是500強的企業家、有良知的思想家、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應該重視。美國三大報紙的主要讀者:《紐約時報》是知識分子,《華爾街日報》是企業 家,《華盛頓郵報》是政治家;他們在引領美國、影響世界。要讓他們知道,當今,就是要將“中國式病毒”的威力看得重一些。不是需要他們救救中國了,而是要 救救美國自己,救救世界、救救普世價值了。

這個普世價值,在中國蕩然無存了。過去,我不恨共產黨;現在,我有點恨了。恨什麼呢?恨他們把中國三代人四代人全部的道德摧毀殆盡:從老太太“碰瓷詐倒”——“壞人變老了”,到天真幼童——你問他“長大幹嘛”?“我想當貪官!”

虛偽、撒謊更滲透幼小心靈。幼兒園的小孩週末回家,到星期一了,抱著媽媽腿苦求:“不去幼兒園”;但是一到幼兒園了,小臉一變:“阿姨,我想死你了!”中 國已經找不到一片綠洲了!本應該是最正直、最善良、最純潔的那些人,像象牙塔裡的科學院院士,“心靈的工程師”教師, “白衣天使”醫生護士,都被污染得面目全非。難怪兒童作家鄭淵潔不讓自己的孩子上學了——上學就學壞,只會拍馬屁,說假話。

這才是這個制度對中國造成的最大禍害:13億,幾代人!德國、日本搞軍國主義,搞納粹,那還好辦,就一代人麼,變壞了,制度一改,還容易再變好;但像中國幾代人人心變壞,還要繼續壞下去,還要壞到世界上去,要挽回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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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看《南华早报》好多年

作者: 王药师

为江湖上赫赫有名的“BAT”组合之一员,阿里巴巴正愈发显露出其“拱卫政权力量”的真实面目。最新的动作是,上周五(12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收购《南华早报》以及南华早报集团旗下的其他媒体资产,打造一个让英语世界了解中国的优质窗口。

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海外媒体收购的这“第一单”,各方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不仅《南华早报》前任和现任的许多员工纷纷呛声,担心阿里巴巴入主后会影响 该报的编辑自主,就连香港记者协会都为此发表声明,坦言此举或令香港的新闻自由空间进一步收窄。当然,对于众多生活在墙内的内地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压根就 没听说过这家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英文报纸,原因和facebook、twitter一样,没见过!

《南华早报》不是第一家被陆资或倾中资本染指的港媒,注定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同样的,香港也不是唯一一个被“老大哥”觊觎并发誓要夺取的外宣阵地。 虽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早已沦为一句笑话,但实现“舆论一律”的雄心壮志显然从未泯灭。伴随着传说中的400亿外宣“大撒币”,这些年,从香港到台 湾,从华人地区到欧美国家,当局或是让代理人收购,或是借助白手套入股,有时甚至自己赤膊上阵,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而目的只有一个,即阿里巴巴高管口 中的所谓“改善中国形象,提供一种与西方媒体带有偏见的报道所不同的视角”——尽管多数时候,这种“改善”是内向性的,糊弄的只是墙内的普通民众。

所以,正如《纽约时报》在评论此事时所说的,“尽管阿里巴巴表示中国政府在这次收购中并未扮演任何角色,但其立场与共产党高度一致。中共对西方新闻 机构报道中国的方式越来越不满”。这话好理解,因为即便是昔日上海滩上的地痞瘪三、青帮老大,也不希望成天被人揭老底、戳洋相。真正令我好奇的是,这种简 单粗暴的“买买买战略”,真的能够实现权力所希冀的“重塑中国的媒体形象”的目的吗?

别忘了,这可是个自媒体野蛮生长的时代,还有几个人在埋头读报纸,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还剩下多少,就算收庄包圆了又能怎样?更何况,这世上比《南华早 报》历史更悠久、影响力更大的报纸媒体多的去了,难道也一家家都收购了?即便郎有情,妹也未必有意,陈光标同志“收购”《纽约时报》的闹剧总还没有忘记 吧?

借助于社交媒体和新技术的帮助,过去几年,我陆陆续续也看过不少《南华早报》的报道。印象中,《南华早报》虽然不乏独家采访斯诺登这样令人眼前一 亮、击节叫好的作品,也发生过刘怡采访马云这样的冲突性事件,但其中文网上涉及内地时政方面的报道评论,就可读性来说总体上与《纽约时报》、《金融时报》 等相比还是有所不及。以至于“南早中文”的微信公号,我都许久没有点开了,自然也并不特别在意《南华早报》这一城一报的得失。反正生活早已教会我们,《人 民日报》要倒过来读。大不了,以后《南华早报》上涉及中国内地的时政文章,我们也倒过来读就得了。

反倒是实施此次收购的阿里巴巴及其掌门人,在徐明死、徐翔关、李嘉诚跑路、郭广昌失联的大背景下,处境和前途更引人关注。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 “在中国,一个商人一旦有了平天下的虚妄时,离作死也不远了”。虽然马云比郭广昌牛,但终究还是“郭广昌”。现阶段,权力或许正在利用他下一盘很大的棋, 但等到棋下完了,恐怕同样难逃兔死狗烹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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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美国没有雾霾?
作者: 郑义

在网上看见一个帖子,题目叫《为什么美国没有雾霾》,立即意识到这种比较简单的提法可能会引起激烈反驳。点开一看,果不其然,而且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意见。

有个跟帖写道:“谁说美国没有雾霾?美国有雾霾。只是没有中国雾霾严重。”然后贴出当天中美两国的PM2.5统计。这是两张地图,以数字和颜色标示 中等以上城市的污染程度。50以下是绿色,50到100之间是黄色,100至150是橙色,150至200是红色,200至300是紫色,300以上是褐 色。有颜色很好,形象。简单地说,一目了然地说,美国一片绿色,中国是满堂红。中国也不是没有绿色,海南岛、东北林区也有寥寥几块。美国也不是没有红色, 五大湖边上的工业城市克里夫兰163,夺得了唯一的一块红牌。这两张图其实并没有支持这位贴图者的观点:“谁说美国没有雾霾?美国有雾霾。只是没有中国雾 霾严重。”——一片绿和一片红可谓天渊之别,岂止是“没有中国严重”而已。

另一枚跟帖首先列举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的几个案例,比如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伦敦雾、德国鲁尔区雾霾、日本汞中毒引起的水俣病等等,然后雄辩地写 道:“我们现在走的路在很大程度上会重复五十年前别人走的路,这是没错的。还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所有婴儿在学会奔跑弹跳前都会摔跤。……把这个上升到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高度那就简直混蛋。以后你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你记得准备好,一摔你就可以开骂了:‘邻居家小孩前几个月摔的时候你不看见了吗?观察那么 久!你看了还摔!’”——这个比喻似乎有点机智,但文不对题。我早就提出一个观点:民主国家的污染,是知识型污染,是不知道工业废气废水的厉害,等吃亏 了,明白了,开始治理了,很快就会见成效。而中国则是制度性污染,再厉害也治不住,不仅治不住,还要加速恶化。这就跟腐败无法遏制一样,是制度性的。如果 一定要用孩子学步来比喻,摔一阵就学会走路,那是人家的孩子。咱们的孩子被政治绑住了双腿,摔残摔死了也迈不开步。我总也想不明白这些网友,为什么不谈谈 民主国家早期那几个著名污染案例是如何治理的呢?为什么总自居于为当局辩护的“自干五”的位置呢?(自干五是个网上的新名词,我也是最近才明白其含义,就 是“自带乾粮的五毛”)

民主国家所发生的那几个重大污染事件,如前面已经谈到的洛杉矶烟雾、伦敦雾、德国鲁尔区雾霾、日本水俣病,再加上比利时马斯河谷雾霾、美国宾州多诺 拉镇雾霾等等等等,无一不是灾难发生之后立即发生转折,并且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彻底治理。可以说,这些污染事件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民众与政府认 为污染是工业化的自然后果,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在此之后,知道了厉害,认识发生根本转变,决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拒绝污染,并拿出有效的办法。以英国伦敦 大雾为例,不仅没有“五毛”和“自干五”为政府辩护,相反,民主的社会制度开始发生作用。媒体穷追不舍,揭示真相,民众抗议,纷纷建立起民间环保组织。在 伦敦大雾发生的1952年,英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但伦敦大雾催生民间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这些环保组织可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看眼色行事 NGO,他们不光是散发材料,还召开集会,举行示威游行。在1970年代,英国“地球之友”就组织过33次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大量环保组织的活跃,还催生 了绿党的前身“英国生态党”,直接参政。在强大的不可阻挡的民意推动下,政府迅速立法,以法律手段遏制污染。此后8年间,伦敦的废气排放总量下降了 37%,冬季日照时间增加了70%。在一个很短时段里,“伦敦大雾”成为历史。

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自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很多的确是没办法的事,是有没有技术和有没有预算的事。而且要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规模之大,史无前 例。单唐山这一个地方,其钢产量是欧盟钢产量之和。(河北乾安县一个地区的产量就超过了德国,唐山地区钢产量超过了欧洲,不止是欧盟。2013年中国钢产 量779.0(百万吨),欧盟165(百万吨)。2012年底唐山产能就接近145(百万吨)。你以为‘世界工厂’这名字怎么来的?他们现在没污染一大原 因是他们不生产这些工业品了。”——如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就想问一句:既然发达到了“史无前例”,一个县超全德国,一个地区超全欧洲,怎么会 “没有办法”?怎么会没有“技术”和“预算”?依我看,这种宇宙真理其实也是不难攻破的,解决之道是在不存在政治恐吓下的真正自由的讨论。一旦失去刺刀, 谎言难以坚守。在没有恐惧的自由讨论中,问题很快就会逼近统治者的核心秘密:谁是污染的受益者?谁是国家的主人?钱到哪里去了?法律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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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膊上阵拒绝民主,公然宣扬丛林法则

——驳所谓能有效治理便是“合法政府”

作者: 林傲霜


一 个靠枪杆子夺得国柄而上台的政权,在台上赖着不走,“恋栈”六十多年以后,“摸着石头”已不想“过河”了。为了维持这个“新常态”,于是机关用尽,煞费苦 心给自己找必须永远“领导”这个国家的“理由”,以前还扯着-张遮羞布。说民主、全民普选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只是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中国民众素质 低,一实行民主、普选,天下就要大乱。为此还有官方豢养的御用学者“发明”了什么“民主无度”论。总之认为民主、普选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而是“不服”中国 的“水土”所以万万不可实行。

这些歪理邪论一唱又是二、三十年。对拖延和妨碍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蛊惑扰乱人心,确实为当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随着世界上选择民主,实行普选的 国家越来越多。不仅战后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以及非洲诸多文盲众多,经济穷困的国家都纷纷实行民主普选。近日又有被军人独裁长期统治的缅甸,也由民主 普选产生合法政府。特别是同为中国人的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年被中共骂为“蒋匪帮黑暗统治”的地方,其民主普选,政党轮替有声有色,受到世界广泛赞誉。因而 什么国情特殊,不服水土,中国人素质低等等欺人之谈,在全世界大量铁的事实面前,已是百孔千疮,不堪一驳。

正是在这块“遮羞布”已无法遮羞,再骗、再拖已无词可托的情况下,当局豢养的御用文人们,近来干脆脱下伪装,赤膊上阵。从根本上对民主制度进行否 定。不再说民主适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是说中国根本就不能要民主,或者说,民主本来就不是个好制度。御用文人们在官媒“北京日报”(2015年12月2日) 上公然宣称:“选举授权”的民主是“一种争议最大的概念”。同时更称,民主普选是从西方“舶来”中国的“冷战政治学”的产物。在近来当局大肆煽动仇外情绪 的语境下,给民主普选贴上“舶来”的标签,让民主成为带有资产阶级“原罪”的西方产品,当然不失为骗人的高招。更外加“冷战政治学”的大帽子,民主也就成 了“反共”的同义词了。大概以为这样就可将民主普选彻底加以否定。

不过这帮御用文人们却忘了,你们的马列主义不但是从西方“舶来”的,而且更是从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弹上“送”过来的。至于说民主普选竟然是“冷战 政治学”的产物,则更不免令人感到这帮人完全是“数典忘祖”。人们并非都患了健忘症,当年你中共在延安是怎么称颂民主与普选的,不妨先来看看下面这些高论 吧: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诸如上述这些呼吁“实行普选”,“结束党治”,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结论,在当年中共的党报上可谓俯拾即是。可见它是土生土长来自中国的政治 诉求。只缘那时的中共还未掌权,还在台下。而现在的中共掌了权,-翻脸,就把它当年视为天经地义的政治主张不但贴上“舶来品”的标签,更将其称为“冷战政 治学”的产物。不但脸变得太快,而且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众所周知,所谓“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抗中才出现的新概念。而中共当年的这些 政治观念与诉求还在“二战”结束之前。莫非当时的中共就“先知先觉”运用起“冷战政治学”来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吗?可见这帮御用文人已经到了何种不 顾起码历史常识,只要能替主子辩护、效劳,竟不惜玩起指鹿为马的下流伎俩!

接下来,这帮人为了否认通过民主普选,产生合法政府这个根本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中共御用文人、-向反民主宪政的急先锋,现任职于所谓“中国人民大 学”的教授杨光斌,更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题为《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的文章。竟宣称,“选举出来的政府如果不能提供公共秩序,不但不具有合法 性,而且还是不道德的,因为政府的职能就是治理,而不能履行其治理职能的政府自然是不道德的。”这位“叫兽”(网民对此君的戏称)先用了“如果不能提供公 共秩序”这个假设来对民主普选进行“预防性”抹黒。接下来便以他的“大胆假设”为依据,悍然断定民主普选“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而且还是不道德的”。按杨 “叫兽”这一逻辑,共党政府每年花高于国防预算的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来作“维稳”经费,但群众抗议示威的所谓“群体性事件”仍高达十万起以上,贵党提供给 民众的公共秩序如此糟糕,岂不是更不合法,更不道徳了?但它仍然自封“伟光正”,赖在台上好官“我”自当之。谁也拿它没奈何,难道民众也就只能做这种政府 与体制的囚徒吗?

其实民主普选虽然不能保证每次选出的政府与领导人都是杰出的好官,民主普选不是“万灵药”,也不能包医百病。民主选举有时也可能选错人,出现杨光斌 所谓的“不能提供公共秩序”或其它问题的政府与官员。但是,民主普选有“后悔药”可买,即可以给民众下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执政党或其领导人政绩不佳,其 表现令人失望,那么在下届选举时,民众可以撤换这个党,叫它成为在野党。甚至在其任期内便可罢免或迫使其下台。只要遵照民主宪法或相关的法律程序行事,这 在民主国度里是完全合法的行为。没有谁敢定你是什么“煽动颠覆政府罪”、“寻衅滋事罪”。在野党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弹劾、“颠覆”政府。

而不通过民主普选、靠枪杆子上台的独裁专制的政权,只要它一上了台,靠着枪杆子和印把子,民众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了。纵使它把一个国家弄 得饿殍遍地,三千多万人活活饿死,全国搞“武斗”打内战,无法无天迫害人,乱杀人。人家仍然说“形势一片大好”,本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谁敢说半个不 字,立马打你成“现行反革命”。人家甚至可以公开告诉你,要一世、二世而万世地把这个“政”给“执”下去。要千秋万代永保什么“红色江山”,永远“领导” 这个国家,并将这些赤裸裸的狂言写进宪法。毛“老人家”还未寿终X寝,就把接班人的名字都写进党章里去了。这时别说采取什么行动“颠覆”政府,哪怕一点言 论,几篇文章,甚至稍有触犯龙颜之语,对父母官不敬之词,轻则牢狱之灾,重则斩首弃世。远则如林昭,冯元春,李九莲,遇罗克……近则有刘晓波、浦志强、许 志永、郭飞雄、高瑜以及数以百计尽忠职守的律师……这些事在民主普选授权的国家中,翻遍《天方夜谭》,《拍案惊奇》也“搜索”不出来。而在未经民主普选的 专制政府统治下,几乎天天都可能出现。所以,这世上如果没有独裁专制,民主普选也许就是个坏东西;但正因为世上还有那么些人想当暴君,要想一党专制独裁, 因而民主普选就肯定是个好东西了。

所谓民主,即“主权在民”。这是民主的核心,所以只有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选产生的政府方具有合法性。正体现出民主——主权在民的这-个核心价值。即民 众是这个国家当然的主人。但不可能所有的民众都去参加国家管理,于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即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选,把这些民众当然拥有的权利,部份地委托给 某—些人,即某个政党或集团。于是这个政党或集团,便拥有了民众“出让”出来的这一部份“权利”,化为其当政、执政的政府的“权力”。——只有这样授权产 生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用这-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证明了当时国民党-党专政、揽权的不合法。

可是六十多年后,这帮也名叫“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家”却来了个-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认为民主普选,这样的授权,已无必要。原因则是:“如果 (请注意,仅仅是假设的”如果“)不能提供公共秩序,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而且还是不道德的”。于是这帮人便公然主张:“有效治理的政府,就是合法的政 府”。把这话直白地说出来就是:当年“我党”要造反,要夺权,所以我们强调必须通过民主普选授权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以此否定当时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国国民 政府的合法性,以利于“我党”造反夺权。而现在权已到手,不但“有效”地统治了这个国家,而且“我党”还要永远“领导”这个国家。自然民主普选,合法授 权,不但是多余的,而且妨碍“我党”-党揽权,永远专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什么民主?什么普选?见鬼去吧!

说穿了,这个“有效治理的政府,就是合法的政府”不过就是将弱肉强食,胜则为王的丛林法则,从生物界搬到人类社会上来的“活学活用”之典范——但只 不过是个卑鄙的典范!换言之,只要把尔等屁民有效地控制得住,统治得了,这个政府就是“合法”的。所以从商纣、夏桀到斯大林到毛泽东,从萨达姆到波尔布特 这些杀人魔王都是“合法”的。因为他们能“有效”治理。

由此不难看出,这帮反民主的“理论家”,实则已堕落成为一帮反对人性,宣扬兽性的反人类的吹鼓手了!

2015年12月6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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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进击的赵家人,热闹的看客们

万科是只大肥猪,原来的主人(华润)看不住了。另外的大佬(安邦)派人来按市价买走,看猪栏的王石说对猪感情好,不愿放手。

宝能收购万科,是舆论第一大件事,尽管王石在内部谈话中将中小股东引为基本盘,但外界的所有解读都认为这是他的个人之战,是王的生死存亡。而在分析人士看来,万科股票持有者遭到宝能鲸吞,从65万人骤减为30多万人,基本盘似乎并不决定此战走向。

此事之所以吸睛,是因为它具备了一场大戏的所有要素。第一流的企业及其确立的地产势力面临最大变数,在奢华界盘踞既久的王石从娱乐休闲版面拉回阴谋四起的财经战,金融角力背后隐约显现的政治家族……它比政治更财经,比财经更八卦,比血腥更多变。

作为一场年末的大戏,王石与潮汕帮的对决,还具有宽纳一切看客、一切猜测的气质。所有人都能无碍地进场观战,微博微信提供了参与的便利,不断呈现的文章供应刺激看客神经,祖上的荣光故事、现实的残酷格斗,将全部能出现的中国故事熔冶一炉。

也正是因为此,所有人都可参与,变成了绝大部分人无法真正参与。此话怎讲?实际上可以看到,看客的代入感特别薄弱,你就觉得这个不是你自己的事,跟你毫无关系,豪族的金钱杀伐,与你一个贩夫走卒有何关系?所以这事纯粹是露天的低俗剧目。

王石那个被精心释放出来的内部讲话,弘扬的是企业精神,是普世价值,是替弱者挡子弹的情怀。相信很多人会为其感动,从而以为王石是为荣誉而战,而这荣誉与你我共享。但迅速地,看客们这个幻觉被一句偈语当头棒喝:呸,你也配姓赵!

大戏转场了,主题被挑明是赵家人的冲杀,街头低俗感动剧目变成了提线木偶的皮影戏。那些刚刚被王石抓住的粉丝们还没站稳脚跟,就被这个局面弄醒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了,自以为义称别人为“野蛮人”,自认文明这个事,只往上追溯到祖辈,显然摇荡。

看客们不只是个人,还包括那些机构媒体。这场宝能冲击王石阵营的戏码,特别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展现,或者说,新媒体时代的阅听人场景,掀动了一场在旧媒体时代无法实现的看客体验。机构媒体只能做壁上观,战斗也似乎早早地切断了与机构媒体的联系。

这种舆论只能被动跟随,看客只靠远观,楚河汉界之外只能遥看皮影戏的现象,以前会出现在品质强烈的政治戏码中,比如这个家族的审判,那个家族的传奇等等。但现在政治剧目对大众的拒斥,开始出现在财经题材的权贵竞争中,看客丰富了眼界,占便宜了。

要说这不是阶层分化,恐怕没多少信服。就好似赵家人在战斗,你只能用赵家人来描述他们,而且特别适合阴谋论。现在的情况是,已经不是恶猜公权力了,而是善猜赵家人,还是因为阶级低下,够不上。所谓国中有国,人上有人,别以为给个红袖章,就是人民群众了。

这种状况会让过去许多引以为平民的价值,一一粉碎,变得一钱不值。其中就包括诉诸正义,正义先是被权力而后被豪门定义了。很多年前,看客还不只是看客的时候,会把自个想象成“炮”,此后历经炮灰不断的人生,只剩下看客二字。任别人魔性,看客遭了墨刑。

所以,王石最后是被围猎绞杀,还是两下各自劫掠散去,或者以第三条道路实现和解,都会有隐秘埋下,也都没看客什么事。许多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的,无外乎是梭子型多一点或金字塔型少一点,翻来覆去。实际看是剧场型的,他们演你们看,只许看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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