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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可以说不!

作者: 张平

铜锣湾书店案当事人林荣基记者会震荡香港,舆论呼吁更多港人向中国内地强权说不。

香港《独立媒体》发表进步教师同盟就“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的声明,声明感谢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因为他勇敢站出来向强权说不,揭出了北京和香港政府以种种谎言遮盖的丑恶的真相。声明说,“在大陆政权强压之下,香港社会的法治、香港公民的自由,已被严重践踏,港人必须团结,向强权说不!”

进步教师同盟呼吁全港市民站出来,捍卫港人自由与人权。要求:1. 中共遵守宪法,不能剥夺人民自由和人权,立即释放铜锣湾书店员工;2. 特区政府依基本法办事,保护港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尤其是现在肯站出来说出真相的林荣基。

“在真实中生活是可能的”

香港《端传媒》发表评论《活在真实中——“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作者邓小桦说,林荣基的所为,恰如捷克前诗人总统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 力》中所描述的:“他撕开一切,而颠覆了权力的结构。他证明了活在谎言中,就是活在谎言中。他从高耸的正面直接打穿体制,让权力的真实基础脱然于世。”仅仅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可以动摇整个体制,因为“他向大家显示,在真实中生活是可能的。”

邓小桦认为,“香港人的痛苦,在于我们尚保有些许光明的记忆,而现正目击黑暗的覆临。官员长期指鹿为马,并用主流媒体与官方渠道去播放粗劣犯驳的谎 言,真实的声音常被淹没,你感觉到自己将要活在不义之中,然而身边好像还有许多人对此根本不闻不问”。因此,林荣基的形象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在这个分裂式 政治抬头的年代,“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发出一种跨世代、跨背景与跨政治阵营的吁求,指向了“共同的政治”。香港人得以用行动,再连结为一个希望的共同体。

香港人不应该放弃发声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我都可以,点解你唔可以?》,作者李怡说,林荣基说“我都可以”,显示他即使明知站出来“向强权说不”有很大风险,但他 仍然选择为了维护香港人的人身安全而发声。“点解你唔可以?”是针对许多香港人在涉及港人的人身安全和法律权利的底线时,选择沉默的反诘。“香港的沦落, 主要当然是中共的侵凌,特区政府的自宫,大批政商界向北跪拜,但众多香港人心中的‘我们可以说不吗?’却是自我放弃发声、放弃权益的主因”。

李怡说,林荣基挺身而出,维护了日后千千万万香港人的人身安全。“而他的挺身而出,正是因为看到有六千香港人为他们的事向强权说不,事实上,六千人的背后有更多人对铜锣湾五子表示深度关注”。

“内地强力部门严重违法”

香港《明报》发表评论《从林荣基证言看内地执法部门如何违法》,作者江关生反驳内地警方说,一个不熟悉内地法制、失去自由、孤立无援的香港人,有什 么“自身的原因,会主动要求不聘请律师、不通知家人”呢?强力部门显然一开始就不打算让林荣基与家人见面,甚至不准他通知家人,否则,为什么要千里迢迢, 跨省把他送到浙江宁波?林荣基所感所受,正和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规定的相反﹕“任何人不应遭到强迫失踪。”

江关生认为,强力部门处理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粗暴手段,完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破坏一国两制,打击港人对中港两地法治的信心,国际影 响亦极其恶劣,损害中国“依法治国”的观瞻,而且违法事实明显,情节十分严重。“此地的什么人代、政协,无论是惺惺作态,还是不表态,都是在侮辱港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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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英国脱离欧盟成功!向伟大的英国人民致敬!

作者:曹长青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382个投票所的统计刚刚完毕,主张留在欧盟派得票率48.11%,主张脱离欧盟派得票率51.89%,多数英国人民决定,脱离欧盟!

在整个欧盟成员都反对,在美国左派总统奥巴马反对,还有金融投机家索罗斯等左疯们的反对,英国和欧洲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全球左派的反对,还有背叛 撒切尔夫人保守主义原则理念(撒切尔夫人称建立欧盟是走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愚蠢的举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反对,更有英国左翼工党的反对(英国两大政党领袖 都反对的情况下),英国人民,那些普通的民众,那些强调和认同常识的人民,终于做出勇敢的选择,脱离欧盟,重新恢复英国的主权和自由!

英国不再听命于那个根本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欧洲议会和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而是自己做主,恢复英国人民的决定权!不仅政治上独立(强烈支持脱离欧盟 的英国独立党主席把公投胜利这一天称为英国的“独立日”!),经济上英国也不再必须每年向欧盟进贡116亿美元的会费,更重要的是安全上,脱离欧盟,英国 就可以加强边境安检,而不再按照欧盟的规定而开放边境,导致大量非法移民进入,更防止恐怖分子渗透。

英国人民用手里的选票,夺回了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洛克当年确立的人类自由的三原则:人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今天人们说西方文明,多是指英美代表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断头台)和德国(群体主义占上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那种文化传统。

今天美国的强大,成为世界唯一超强,是因为美国站在了英国思想家的肩膀上。英国对人类文明做出至少四点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一,早在中国宋朝的时候,英国人就制定了《大宪章》(1215年),限制君王的权利,强调司法公正。

第二,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进一步限制君王权力,而走向君主立宪。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 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等于从司法和经济两个层面限制君王,而把权力转向国会。这是议会政治的开端。甚至在今天美国激烈争论的枪支问题,英国 《权利法案》就规定,个人拥有枪支权。这比美国宪法早了一百年!

第三,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光荣革命期间,发表了对整个人类影响深远的《政府论》,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如果国家 政府剥夺这些权利,人民有权起来反抗,反抗暴政不仅是权利,更是一种义务。(权利可以放弃,义务不能放弃)

洛克的三大权利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说,只是把第三点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然,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没有个人幸福而言。后来麦迪森等起草的美国宪法,又恢复了洛克原有的三大权利说,第三点仍为“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根本精神就是洛克的权利说,可用两句话概括: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第四,整个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繁荣,都跟英国当年的那场工业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正是英国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等,开始了人类至今仍在发展 的飞机,电话,手机,电脑、博客、脸书、微信、line等等新科技。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解除禁忌,心灵解放,才有了人的想象力、创 造力的飞跃!

英国有这样悠久和伟大的传统,所以英国人,尤其是普通民众,才会有强大的心灵,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才有了今天这场即使冒着全世界(主要是左翼们)强烈反对的声浪,也要自己做主,投出了让整个世界跌破眼镜的结果——脱离欧盟,脱离束缚,脱离集权,脱离乌托邦!

英国的这场公投,实际上是人民大众战胜了精英主义,常识战胜了意识形态!

英国脱离欧盟,是欧盟这种乌托邦幻想开始破灭的开始,捷克是下一个也要公投的,结果可能也是脱离!欧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开始。

英国脱欧公投的胜利,是主权和自决权战胜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和群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胜利!是从英国的伟大思想家约翰洛克,大卫休谟,艾德蒙特伯克,亚当斯密等一路下来的支持资本主义,捍卫个人权利思想的胜利!

向伟大的英国人民致敬,向洛克的英国人民致敬!

2016年6月23日晚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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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恩来

作者: 赵越胜


问:对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争论,今天想听听你的看法。

答:这确实是个引发很多争论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两派观点可以从邓小平的一句话引出,大意是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还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同时如 果没有周总理,文革也不会搞这么久。我想邓的这话是在说,文革中,由于周的努力,减少了一些损失,但同样由于周的某些行为助长了毛的任意妄为,让文革更加 恶质化。对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派认为,周是力挽狂澜,阻止车掉下山崖,另一派认为,周在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而助纣为虐。其实从历史事实来看,这 两派都有评判的证据,关键是看具体事例。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是有详细的档案材料,本人的真实记录,如日记、工作笔记、著作等。但周在中共那个绞肉机 中,他是绝不会坦白道出他心中到底怎么想的。共产体制就有这个本事,让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成了谜。

问:但近几年,毕竟流出一些材料,更有大量当事人谈出很多亲身经历,那还是有可能作一些判断吧?

答:当然,关于周本人的文革历程,海外已有相当有份量的著作,比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著作,材料扎实、立论平实、分析入理。 我稍觉遗憾的是,高先生是厚道人,下笔相当敦厚,对周笔下留情,没有更犀利痛快地剖析周助纣为虐的阴暗心理。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 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 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 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 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 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 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问:周后来又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给调查报告签了字。

答:是啊,所以严格说,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知到列宁式政党在道德上的 彻底堕落。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 不怕手上沾血。这并不是说周本人是个天生恶棍,而是因为他献身于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反人性的。高文谦先生总说周“相忍为党”,这话没错,但更要 指出这个“党”其实就是独裁者本人,周不过是为丧失良心找到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行为辩护。我们上一次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周的作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要概括一下周对文革的态度,可以说是被动地发动,主动地投入。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 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它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 节”。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势利得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曾当面说周 “老奸巨猾”。

问:但文革中周仍然救助过一些人,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赞颂周是“大树参天护英华”。

答: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但千万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谁,放弃谁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章士钊,他对毛有恩,所以他受冲击,写信给毛求救,毛批示“送总 理斟处,应当予以保护”,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很可能想救护更多的人,但伸手还是不伸手,周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对毛下决心严办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颜色 的。高文谦先生曾接触过周亲自经办的一些专案材料,他说“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 爷的遗风”。其实我们不必幻想在列宁式政党内会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这类东西。我们知道,周对毛是怕得要死的,一辈子总在检讨。对毛的任何一点暗示 都诚惶诚恐。对毛小心翼翼,唯恐伺候不周,竟然能够跪在地上给毛讲解接见红卫兵的行车路线。堂堂一国总理,给毛写信,还要请毛身边的女人张玉凤在毛精神好 时念给毛听,口气之卑微几近下贱,让人不忍卒读。中共内部上下级的关系不如皇上与朝臣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没有人不敢犯颜直谏的。以周的禀赋,若在古 代,也可能是个欧阳修、范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产党体制内,竟连个奴才都不如。

问:但尽管周对毛处处小心,事事服从,但毛仍然放不过他。

答:确实如此。文革中周是紧跟毛的,但毛从没有真正信任过他。当然,毛是个偏执妄想狂人格,他一辈子恐怕没有信任过任何人。从心理学角度看文革,这 场浩劫就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偏执妄想狂患者发病。在心理学上,偏执妄想狂的主要症候是永远怀疑,极端自私,残忍而且狡诈,而且会从设计残忍行为的过程中 得到乐趣。他会经常臆想受到别人的伤害而伺机报复。在权力场中的偏执妄想狂会极端热衷于权力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有安全感。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尼禄, 当代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典型的偏执妄想狂人格。从毛对周的迫害、折磨中可以看出毛的冷酷。他时不时要拿出三十年代周曾反对过他这件事来恫吓,让 周不停检讨,又把所谓“伍豪事件”吊在那儿,引而不发,让周头上时刻悬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更歹毒的是在周查出早期膀胱癌之后,竟然以四不准来禁止周治 疗。在周病情恶化时,以评法批儒,评水浒来给周施加他无法承受的政治压力。目的只有一个,让周死在他前头,以免周秋后算账。尽管周检讨了一辈子,在文革中 又帮了毛大忙,甚至助纣为虐,但毛最终仍没有放过他。周年轻时也是个雄心勃勃的热血男儿,我还记得他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可一旦 上了共产党的贼船,便“反误了卿卿性命”。我想他若是当年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跟着蒋校长,断不至于活得如此难过。

问:不过,文革的失败,反抗“四人帮”的开始又和周有关。

答:对,这才真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黠”。民心有种“自然的正义”。我还记得周去世时,我们一群朋友狂饮恸哭的情景,更忘不了四五天安门广场人 潮如海,花圈如山的情景。老百姓并不知道周毛关系究竟如何,竟然能够感觉到毛欺负周,而周受了委屈。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直指毛是秦始皇,为周鸣冤的纸条虽然 并没有反映周在文革中的真实地位,却借周的形象传达出人民对毛和文革的愤怒。这也算是周的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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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质疑“中流砥柱”

作者: 何之如



中 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这样的口号早已响彻云霄,成为中共对全国百姓洗脑的常用工具。而媒体更是开动一切宣传机 器,特别是利用电影、电视制造了许多被称为“抗战神戏”的“作品”,说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如何大显神通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 水,才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幸好有共产党,不然的话,中国早就“八格牙路”了。

本人不才,又被洗脑,但是对于这个“中流砥柱”之说,总觉得许多地方有违常识,自己被当成三岁小儿给忽悠了。

其一,一场规模宏大的现代化战争,能够靠游击战取胜吗?谁都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不自一朝一夕始,而是蓄谋已久经过了几十年的长期准备。 等到侵华战争暴发之时,已经蓄集了兵员448万多人,包括:装备精良的陆军常备师团17个、海军190多万吨、空军2700架(陆军飞机1480架、海军 飞机1220架),还有大量的坦克、大炮、机枪、步枪、战马、装甲车、各种炮弹……甚至战场上使用的毒气。总之日本侵略军是一群用现代化军事装备武装到牙 齿,并接受过现代化军事训练的侵略者,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武装力量,其战斗力超过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全部国家军事力量的总和,而且敢于发动太平洋战争和 头号军事强国美国较量,直到1945年9月9日日本签字投降时,在华的(不包括东三省)侵略军仍然还有陆海空军128万3200人,以及许多飞机、军舰、 炸弹和以百万计的各种轻重武器(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请问,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化战争,这样强悍的武装力量,是土枪土炮甚至梭镖长矛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抵挡得住的吗?能够靠捉迷藏躲猫猫似的的游击 战,耗子钻洞似的地道战,儿童春节放鞭炮似的地雷战,吵吵闹闹的麻雀战取胜吗?如果说能,那么能不能将这些战斗的辉煌战绩向全国人民公布呢?例如游击战消 灭了多少鬼子,地雷战炸毁了多少坦克,地道战俘虏了多少敌人,麻雀战击落多少架飞机?……如果没有具体真实的战史记载,没有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战斗记录, 那么日本人的400多万武装力量是如何土崩瓦解的呢?难道这装备精良的400多万日本军队都是泥巴做的?没有真实,只是一味高唱“中流砥柱”,叫我们怎么 相信?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东一枪西一炮就“中流砥柱”了,就把鬼子赶走了,那么还要国军的几百万抗日部队干什么?还用得着国军200多位将军、320多万 将士为国捐躯吗?还用得着国军发动22次大战役、1000多次较大战役、3万多次战斗吗?这样的“中流砥柱”也太不把国人的智商当回事了吧?难道“我党” 真的把13亿中国人的颅腔洗净淘空,全部换成了豆腐渣?

其二、地方能够领导中央、部分能够领导整体、下级能够领导上级?说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当然是说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全国抗战力量的率 领、指挥、部署、调遣,这需要权力、实力。而当时的共产党割据政权,还是一个偏安陕北黄土高原一隅的延安“小朝庭”(毛泽东对丁玲语),不论其政治势力、 军事实力,还是财力物力,都远不能和国民政府相比。不管毛泽东如何心比天高,自比秦皇汉武成吉思罕,但还是力不从心,不得不委曲求全下“矮庄”,虽然内心 极不情愿,表面上还是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呼喊“蒋委员长万岁”,不敢再扯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巾幡,承认延安属中华民国。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作为中 华民国管辖的一个部分,你只有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份儿,你怎么反而“领导”中央,号令全国?这样的逻辑,大约神经正常的人也会清楚吧?

至于说到军事上的领导,大家都知道八路军(后来改成十八集团军)是第二战区的一部分,要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闫锡山的节制,新四军则在第三战区序 列,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管辖,而闫锡山、顾祝同又要接受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指挥。在部队的编制序列之中,八路军、新四军不过是最高 统率下的第三级指挥机构,理应接受委员长、战区司令长官的统辖、指挥、调度。虽然共产党处处“独立自主”我行我素,不接受,不服从战区司令长官和委员长的 命令,但是也只有在其武装割据区内发号司令,而没有能力号令全国、指挥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你不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也就罢了,你怎么反而“领导全 国”呢?难道地方能领导中央、部分能领导整体、下级能领导上级?这不成了屁股指挥脑袋?

第三、为什么日本飞机不像轰炸重庆那样轰炸延安?有人说日本飞机从来没有轰炸过延安。这话很恶毒,不但否定了我延安的抗日,还别有用心。虽然据网上 资料,日军战史对轰炸延安几乎没有提及,但从1938年11月至1941年8月,两年多时间,还是轰炸了延安17次,投弹1690枚,伤亡398人,炸毁 房屋一万多间。但是和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比起来,就不足挂齿了。资料表明,自1938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8月23日这5年6个月内,据不完全统计, 日本飞机无区别轰炸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投弹11500枚以上,炸死炸伤军民32829人,炸毁房屋超过17600幢(那是几十万间 呀!),重庆市几乎一片瓦砾,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如此残酷地、不惜血本地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因为日本人清楚,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抗日战争最高统率部所在地,是抗战的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抗日战争的精神堡垒,炸毁了陪都重庆,摧毁了抗日战争最高统率部,摧毁了中国人民心目的精神堡垒,也就征服了中国。日本人的飞机 炸弹知道,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而延安“小朝庭”(毛泽东对丁玲语)远非抗日中心,更非“中流砥柱”。日本人不屑于花更多的炸弹对付它。

所幸有国民政府在,所幸有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重庆没有被炸毁!国民政府没有被炸毁!抗日战争最高统率部巍然屹立!抗日战争的精神堡垒巍然屹立!中国人民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延安在做什么?共产党到达延安并建立政权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华东告 急、上海失守、南京失守、武汉失守……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奋起抗战,以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用鲜血和 生命与敌人殊死战斗,发动了淞沪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等一系列伟大的战役,用数百万人的牺牲争取民族解放!当此之时,多一人 参战则多一分力量,多一人上前线则多一分胜利的希望!那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啊!

这个时候延安在做什么?

——在发动宁夏战役,在派遣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日本人从东面打来,共产党向西边挺进。

——在跳舞,在唱歌,在演戏。领袖在窑洞抱着洋婆子、吴演员跳,跳得来皇帝娘娘都醋性大发。于是上行下效,高干跳,普干跳:军人跳,文人跳:教师 跳,学员跳:人人跳,整个延安跳舞成“疯”!每到周末,丝竹齐鸣,弦歌不绝,一双双,一对对,轻歌曼舞,一派升平,还有那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夕阳西下之 时,男女并肩,漫步絮语,柔情似水,配成了多少“革命侣伴”,也抛弃了多少半老徐娘——高干们不约而同地“换妻”,还有那四十多个剧团,争相献艺……正如 萧军日记所载“1940年到1945年,全国都在抗战,除了敌机轰炸过几次,延安基本未见硝烟,人们吃公粮,白天看戏,晚上跳舞。”“延安还在流行生孩子 和结婚的问题。”正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步莲,好一个世外桃源,人间天堂!不知此时前方将士正血染沙场,尸填沟壑!

——在论资排位座交椅。谁吃小灶,谁吃中灶,谁吃大灶,谁有资格结婚享受“性福”,封建等级制盛行。真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在种烟贩烟。南泥湾的罂粟花儿香。

——在内斗,在整肃。在硝烟弥漫民族危亡的岁月之中,伟大领袖对战争风云连天炮火不闻不问,心无旁骛专事权斗,从容不迫地开展“路线斗争”制服对 手:赶走了张国涛,斗垮了王明,臣服了周恩来,打击了博古、排挤了张闻天……驯服了所有老臣宿将,连本应上前线的总司令、副总司令也回来检讨认罪,被“日 了四十天娘”(彭德怀语)。扫清了权力路上的一切障碍,终于大权独揽君监天下,然后整肃全党:反对自由主义、清查小广播、交待历史、进行抢救运动互相揭 发、告密、坦白对革命半条心、两条心、审干、肃托、除奸、抓特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人过关,互相检举。一时间疲劳战、车轮战、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饿饭、假枪毙乃至真屠杀……“革命圣地”变成了集中营、看守所、审讯室。于是,当战场上血肉横飞前赴后继之时,在延安,“大救星”现身,“红太阳”升起, “中流砥柱”就这样铸成。

“中流砥柱”,原来是一济偷天换日欺世盗名的迷魂汤!

《黄花岗》2016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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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看中国何以由仰视变俯视

2016-06
作者: 歌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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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日两国民间感情不断恶化的现实已成为两国关系“新常态”。曾几何时,日本敬仰、憧憬的中国成了部分中国学者指出日本人“厌恶”与“恐惧”的对象。对于中国学者的看法,日本一些学者虽不全同意,但也不能否认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已从仰视变俯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为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写的序言,形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尤其是自甲 午战争(1894年,日本称日清战争)起,“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在‘仰视‘和‘俯视’之间两次交替,今天又出现了‘厌恶‘和‘恐惧’,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 特例,也是日本对外关系中的特例”。

两次交替论

王缉思指的两次“仰视”和“俯视”交替时期是甲午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在日本研究中国和中日关系的学者之间,认为日清战争是日本开始蔑视中国的转折点 也较常见,因为日清战争日本240616兵力战胜中国630000兵力,中国死伤35000人,日本战、病死伤17058人的记录连日本自己也由惊讶衍生 出对大清帝国的轻蔑,这是中国《汉书》记载公元前1世纪的倭国以来,近2000年双方交往史中,日本首次对文化源头的中国从仰视变成俯视的明显转折点。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说,仔细寻找依据后,可以发现其实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日本社会就有蔑视中国的痕迹。他说:“日清战争前,约在鸦片战争 后的明治时代印刷品中就能看到不少日本人称清国人为‘清国佬‘,‘佬’字就带有轻蔑意思。当时有日本武士到上海,看到上海落后的风貌后说‘原来清国只不过 如此,清国佬再没有值得日本学的东西了’”。

石井指出,日清战争结果是促使已开始学西洋科技与文化的日本,奠定了蔑视中国的意识。后来日本再取得日俄战争胜利,更是自信心大膨胀,以至于目空世界,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直至二战结束。

留学成果差异

另一方面,1860年至1870年期间,清朝伴随洋务运动也开始学西方,对外派遣留学生。日本同志社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872年起4年期间清 朝每年选送12岁至16岁的30名少年作为公费留学生去美国,是清朝最早对外派遣留学生的记录,当时被称为“幼童留美”;1875年清朝又开始向欧洲派遣 留学生,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送卞长胜等7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军事,甲午战争时北洋水师内也有留过学的军人。

但中国真正学到的西方科技有限,北洋水师的洋炮甚至在甲午战争中没打响。比较中日学生留学成果,1896年出生的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是日本 早期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他指出日本人留学后是把自己学到的科技带回国实践,乃至发扬光大;中国人则基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意识,回国后大部分为 官,甚至从未实践过。这是中日两国对官员和技匠的价值全然不同的概念,也导致中日学西方科技效果悬殊。

石井指出,明治时代日本已学得了西方科技和文化成果,清国人为了节省留学费用,流行留学日本,这也进一步奠定日本人对清朝、民国的人都要来学日本生出了优越感。即使在甲午战争后,清朝留学日本的人数也超过两万人。民国依旧,孙文、蒋介石、周恩来、鲁迅都留学过日本。

仰视战胜国

王缉思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印象》序言中说:“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日俄战争重创俄国之后,日本转而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同欧美 列强平起平坐,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永远成为过去,轻视乃至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侵略、奴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其时的日本不仅经济凋零,还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无权拥有正规军队。按理说,战后的日本 该仰视中国了。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又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

王缉思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主流的中国观再次对中国充满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这次的崇拜与憧憬不同于历史上日本人对作为日本文化 源头的中国文化长期抱有的崇拜与憧憬,而是一种对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新国家的向往,认为新中国的道路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他指出,日本意识到近代对中国 所犯的罪行,所以还存在多一层反省和赎罪意识。他认为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后来的几年让日本人再次对中国失望。而中日建交以后,日本更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实 力也远超中国,不少日本人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帮助中国改变落后状况,“结果是‘仰视’又变成‘俯视’”。

石井不认为二战后日本看中国的眼光有仰视变化,他说:“在日本眼里,美国才是战胜国,中国并没有战胜日本”。他也不认为二战后日本俯视中国的原因是文革,他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才影响了日本人审视中国的目光。

关键的事件

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同年起日本内阁府至今每年实施的“外交舆论调查”,都包含对中国的印象、感情等调查。该调查制作成图表明确显 示,1989年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民意大幅下滑,相反的情绪则大幅上升。经过几年接近的数字后,1996年没亲近感的民意首次超过有亲近感的民意,最大 原因是1995年起中国台海军演导致的“台海飞弹危机”。

石井还指出中日从建交起关系就不正常,“中日建交是中美改善关系的附属品,日本是美国的反共‘桥头堡’;而中国宽大地与日本建交,是急于针对苏联这 个头号敌人的外交需要。可是中国国民不满政府宽大,虽然当时不少经过战争的日本人被中国的宽大感动,重新拾起对中国崇敬和赎罪心,认为日本该用经济援助来 变相赔偿中国。但没经过战争的日本人并没赎罪意识,在老一代人逐渐淡出后,现代日本社会主流是把经济援助中国视为协助中国摆脱落后”。

石井也否定王缉思指日本人不是仰视便是俯视中国,从来没平等看待中国的论点。他说:“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制裁中国,日本不仅最早解除制裁,而 且1992年天皇访华,当时的宫泽喜一政权提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设想,就是倡导两国平等合作,后来海部俊树政权也继续这个设想,只是都没成功”。

交往生反感

石井对仰视变俯视的过程说:“古代日中隔了个难以逾越的浩瀚大海,大部分日本人只能凭想象憧憬中国,但鸦片战争后越看现实的中国越看出中国落后。现 代网络发达更容易了解中国,过去我订阅《人民日报》要等运到,现在网络上随时看;现代日中交往也广泛和密切,于是摩擦也就增加了,这不可避免,甚至很正 常。现代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合作友好,都要有利自己国家利益,有互利最好,但对立或许才正常,外交是怎么去化解对立”。

由交往中国人而生出反感印象的日本人也很常见,长年研究中国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对现代日本俯视中国的原因既有体会,也有分析。

部分中国学者指出,曾经敬仰、憧憬中国的日本人现在“厌恶”与“恐惧”中国。日本一些学者虽然不全同意中国学者的看法,但也不能否认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看中国确有从仰视变俯视的结果,而且近代的俯视似乎随着与中国交往越深、接触越多,越趋深刻与固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王秀丽、梁云祥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印象》一书中说:“自近代日本推行西化政策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民众的吸引力大大下 降,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也远远低于西方欧美文化。”对此为该书撰写序言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这样写道:“我们可以 把产生这一缺憾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因为绝大多数日本公众都只能从本国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而中国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进入日本社会。但 是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他们赞同仁、义、礼、孝这些价值观,……远高于他们眼中 的中国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是很低的’。”王缉思在序言里也提及日本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包括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对他的几位中国学生缺乏诚信的评论,都令人痛心。”

对王缉思的序言,天儿慧说:“这本中国书的书名比我的日文书《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怎样与中国交往)在中国译成中文版的书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多了‘印象’两个字,我不记得曾接受过王秀丽或梁云祥采访,我估计他们是引用我书中的记述。”

设了解障碍

天儿慧在他的日文书中记述了多个令他俯视中国人的案例。他的书第一章标题就是“相互理解的难-我的体验”,在第一节“讯息壁、政治壁”中,他说了这 么个故事:1975年约20名首批中国学生来到日本留学东京大学,他们都是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天儿慧当时已开始研究中国,本着有机会想理解中国人、学习 中国的愿望,天儿慧想加深与中国留学生们的交往,就请中国留学生一起吃饭或喝茶,但无论怎么邀请都遭拒绝。多年以后天儿慧与其中几人已成了朋友,有一次他 问:“你们当时是觉得我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警惕我吧?”对方暧昧地笑了,但没否定。天儿慧说:“事实上他们看来完全被中国驻日大使馆控制,禁止个人与日 本人接触”。他指出:“二战后,在普通交流完全被闭锁和极为有限的单方面讯息中,(中国人)没有客观理解日本人的可能,日本人也极难取得中国讯息。现在说 来难以令人置信,1970年代日本通常把中国的文革视为‘值得肯定’、‘辉煌成果’。”

在“向既得权益执着”一节中,天儿慧说了这样的故事:1986年至1988年,天儿慧在日本驻中国使馆工作,基于外务省中国课有聘请中国年轻研究人 员访日学术交流的机会,天儿慧推荐了几个人选,包括著书时任党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任海南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迟福林、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严家 其等,但这些人所在的国务院属下机构制造繁琐手续百般刁难,目的不是为了让儿子,便是让自己部下顶替,天儿慧眼见期限将过,气得另寻人选时,这些机构内部 传出消息说:“他们已给你贴上危险人物、间谍的标签”。

人格受质疑

令天儿慧鄙视的也不止是中国的方针和衙门机构里的贪欲,在“两股膏药性的人际关系方法”一节中,他又说了这样的故事:1988年天儿慧结束在北京的 工作,回冲绳琉球大学大学院任教。此前他刚好出了本书,这时有个留学冲绳国际大学的中国女生来访,说读了他的书很感动,希望他收作研究生。当时琉球大学大 学院考试已结束,但基于这位中国学生的热忱,天儿慧找了校方商量,最终作为“第二次募集”给了这位中国女生入学机会。谁知这位女生其实同时报考了其它大学 并获得入取,于是远走高飞。剩下进退尴尬的天儿慧才明白这个女生说感动等等的话全是谎言。天儿慧自责自己烂好人,几年后在东京又遭遇一次同样难堪。天儿慧 在书中写道:“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股膏药的问题。千保石等的调查研究也展示得很明确‘两股膏药指两面派、两张舌头’,(中国人里)两人中就有一个或更 多,……有社会的原因,人们不做两股膏药就不能生存,……严峻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中国人事实上常有第二好策略、第三好策略、第二坏策略在手中翻 弄。”

作为研究中国数十年的天儿慧并非靠日本媒体来了解中国,而是体会,但越了解、越深交,感慨越多、教训越多;天儿慧的体验其实也不独到,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几乎人人都遭遇过中国人谎言蒙骗、不守信用、忘恩负义、两面三刀等经历,只是说不说、写不写的分别而已。

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一般还是通过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认识的中国人,并非街头流痞。十多年前一名上海著名大学的退休教授委托日本人教授朋友替他的侄女疏 通进学渠道,这位平时学究型的中国教授面不改容地说,他的侄女考日本一桥大学成绩不大好,希望能找人疏通入学。听了这话的日本教授瞠目结舌,最终什么也没 答,只是从此便没与这位中国教授再来往。

天安门事件

最近,少数日本传媒也报道了中国出版《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印象》这本书,但整体来看日本主流社会不关心日本人什么时候、为什么看中国从仰视到俯视的变 化。东京大学教授石井明说:“这恐怕是个没人研究过的题目”,天儿慧说:“这个很难说,但至少二战后日本人对中国印象变坏,天安门事件是个关键的转折点。 中日建交到天安门事件前,基本上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好的,当然反华的人从来很多,可是就算有教科书等等历史纠纷,一般民众对中国印象还是好的。可是天安 门事件让日本人真的想‘这是什么国家呢’、‘原来中国就是这样的’。后来1992年中国核试验增加了日本人的恶感,但随后天皇访华,关系又有所改善;二十 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了,可是经济崛起的中国并没感谢日本援助和协助,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反而恩将仇报地在联合国打压日本。伴随军事崛起,中国更在东 中国海威胁日本,南中国海的行动也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加深了对中国的恶劣印象。”

中日关系肯定搞不好、中国人很麻烦的观念在日本已相当固定。石井明也指出,有些恶劣印象并非来自于日中纠纷,“例如中国毒食品,让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原来是这样’,是有轻蔑感”。

近年中日民间交往增加,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光来自传媒报道,更多的概念是通过身边的中国人行为确认。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以技术研修生名义到日 本打工的中国人、留学生、访日的中国游客可能谁都不曾想过自己的一举一动与民族和国家形象有关联,但事实上在日本,每个中国人的行为都影响着目睹的日本人 对中国的印象。王缉思认为“绝大多数日本公众都只能从本国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的概念至少过时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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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无功当代 有害千秋

作者: 莫干生 卡拉

中 国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希望以此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应对老龄化危机。而人口专家易富贤认为,这项政策力度太小,实施太晚。长期计划生育 政策导致的劳动力比例缩小和人口老化,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原因。想要改善中国人口现状,必须全面废止计划生育。

中国从未鼓励生育

易富贤认为,很多人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有误解,以为是五六十年代鼓励生育,之后为了避免人口激增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 鼓励生育。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与台湾、韩国、泰国、巴西和印度相同,都是6.0,也就是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六个孩子。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 口在七十年代开始下降,1973年刚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4.5,此时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会减少,但中国领导人并 没有意识到这个规律,还是坚持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

1978年,中国副总理陈慕华在陈云的支持下,提出了一胎化的设想,并在部分地区试点。1979年中国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建立了计划生育体系。但中国政府对实行一胎化政策还是心里没底,于是安排导弹专家宋健预测人口。

宋健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40亿。这在1980年人口只有10亿,还粮食短缺的中国,让当时的领导人感到很恐惧。于是中国政府开始心安理得地施行一胎化政策。

计划生育无功于当代 有害于千秋

易富贤认为,一胎化政策完全是错误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000年的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更只有1.18,这只有实现中国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3的一半。“也就是说,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了一半,这是很危险的。”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计划生育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反而导致消费者数量不够,内需不足等经济问题。他说:“我当时在08年就预测,2012年将是 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现在看果然是的。为什么?因为劳动力是经济的动力,老龄化是阻力。” 易富贤通过研究劳动力年龄结构及中位年龄等数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结论:当20-42岁年轻劳动力占20-64岁总劳动力的比例开始低于52%时,经济 将减速。“20-64岁的总劳动力在下降的前夕,经济将会出现衰退。” 因为在劳动力占比下降之前劳动力的结构就已经老化了。 日本和欧洲20-64岁人口分别在1998年和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在拐点前夕都出现经济危机。易富贤说,“中国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人口危机。”

改善人口现状 必须废止计划生育

易富贤认为,中国早该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政府2013年开放单独二孩,2015年通过开放全面二孩,还在一步一步来。但他也肯定中国本届政府在 人口问题上的观念已经有很大转变。他认为,相比起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控制人口的观点,习近平政府认为人口是中国的资源和优势。易富贤说,中国十八大前他向 内参报告,认为中国应该果断废止计划生育,但中国政府不敢采取他的观点。

这是因为中国卫计委预测,如果放开全面二孩,每年出生的人口将达到4700万人,2030年生育率达到1.8以上。“中国领导人又被他们吓坏了,” 易富贤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他预测全面二孩实施后,每年出生人口还是少于两千万人,生育率顶多是1.4到1.5。“全面二孩的理论基础就是错误 的。”

易富贤认为,目前中国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比较合适,这样可以保持人口、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主流家庭不愿意或者生不起三个孩子,那说明社会经济出了问题。“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很恐怖的,”易富贤说,“不允许丁克,不允许单身的社会也是很恐怖的。”

在中国鼓励生育困难重重

易富贤认为,“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目前虽然开放全面二孩,但这仍然是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把人口当成负担。另外在中国生养孩子的成本过 高,整个教育、医疗、经济模式都是为一胎化设计。在中国生两个孩子压力非常大,这打击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所以在中国鼓励生育难度很大。

此外,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中国20到29岁的育龄妇女数量在2011年达到1.15亿的顶峰,到2024年将只有六千多万。“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黄金年龄的育龄妇女下降40%,”易富贤说,中国人口在2023年左右就会开始减少,在2050年将低于12亿。

在政策方面,美国和欧洲在鼓励生育方面做过一些探索。比如美国的公共教育和儿童教育、福利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较高,家长抚养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另外美国房价和城市规划比较合理。中国可以借鉴外国经验,也需要探索自己的方法。

生孩子对母亲更为重要?

易富贤说:“计划生育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他提出,中国早有“多子多福”的说法,他认为生孩子的福更多是女性的福。女性是生育的承担者,也是受益 者。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6-7岁。男性退休后有妻子照顾,而女性需要小孩照顾,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将有多年在孤苦中生活。他说。“女性不愿意生孩 子是不应该的,男性不愿意生孩子是对妻子不负责任。”

易富贤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学院研究员。他从2000年开始研究中国人口政策,2007年,他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批评中国政府的 计划生育政策,该书被中国大陆列为禁书。2013年《大国空巢》解禁后,登上新华网十大好书榜。今年中国放松计划生育,开放全面二孩后,易富贤受邀参与博 鳌论坛,分享他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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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民主国家新病症:精英与民众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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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高克(右),总理默克尔(中)和街上行人(2015年10月3日)


6月19日,德国总理高克(Gauck)在德国电视一台ARD上说:“精英不是问题,民众是问题”。此论一出,一些德国人在社交媒体上标上“SOS”转发这句话,警示德国民主制进入危急状态。

高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说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不敢公开说的话,再考虑到欧洲现状与美国2016大选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说明由左派长期主导的西方民主政治,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审视,重构政治秩序是时势必需。

为了政治正确不择手段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确实暴露了西方社会许多积累已久的问题,为了“赢”而罔顾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公正(规则)是其中之一。英德两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证明。

欧盟大家庭构建之时,原则是进退自由,可以申请入盟,也可以退盟,但总有人不愿意按规则行事,输不起。英国退盟公投之前,德法两国政要已经猜到结 果,纷纷表示“走好不送”。但公投结果成了退盟之后,作为欧盟老大的德国因此少了一个重要的麾下成员,政要们心里不爽自是必然,默克尔发出尖厉批评之声也 可以理解。但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和绿党发起“欢迎英国难民”,提出要给英国难民在欧盟居住的许可,允许他们取得居住国国籍,让他们仍然能够保留欧盟公民身 份,则完全越界了。

话说公投与选举均是民主制下人民表达意愿的基本手段,结果总是有输的一方,但输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受到政治迫害,联合国也从没有人将公投与选举中的输 方当作受到了政治迫害。瑞士这些年来大事小事都采取公投,希望增加福利的一派几乎是屡投屡败,也不过是换个名目再来一次,没有要死要活称自己受到反增加福 利的一方迫害。美国总统大选,参选者总是先备好两份讲稿,赢了满面笑容,感谢美国人民选择了他,输了也只能表示“尊重人民所做的选择”,心中虽然有十分失 落,也得以绅士派头出现于公众场合。

但这次英国公投退欧之后,留欧派占多数的伦敦却发起要求第二次公投的游行,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死嗑派头,已经有点不守民主规则的作派。

德国则完全没有了绅士派头,擅自创设政治难民的新种类,将英国留欧派未达目的当作受到政治迫害。提出这种荒唐胡闹办法的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 (Gabriel),你就不想想,这种做法既破坏国际规则,又破坏民主制,是恶意干预其他民主国家内政之举,挑拨其他民主国家国民与国民的关系以及国民政 府的关系。如果开此恶例,是否今后在各民主国家选举中失利的一方都可以将自己当作受到了多数人的“民主暴政”迫害?你德国有那么大的国土容量,能够接收那 么多你认为的“政治难民”?作为政客,你难道就不想想本国纳税人的承受力?

今年5月奥地利总统选举当中,极右翼的自由党领导人霍弗(Hofer)以30863票,即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左翼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览 (Van der Bellen)。自由党在大选之后,以邮寄选票开票违法及媒体提前公布部分结果影响选情为由,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7月1日,奥地利宪法法院作出裁 决,523选举无效,总统选举将在今年秋天重新举行。奥地利宪法法院院长霍尔齐格尔(Holzinger)说,“这个决定只有一个目的:加强对法治国家和 民主的信任。”

精英与民众闹别扭成了民主病

民主政治是精英当家,但这些精英能够执政或者成为民众代言人,却是民众选出来的。西方政治用语中,Elite(精英)与People(人民)本是一 对互相依存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者喜欢群众运动,因此用“群众(Masses)”取代了“人民”,将这对概念变成Ruling Group(领导/统治集团)与Masses。西方左派在野时,喜欢用Grassroots(草根)与Elite对举,算是承认二者之间的本末关系。台湾 译得最妙,将Elite译成“菁英”。所谓“菁英”原意指草木之华(花朵),寓意菁英即草木之精华,无草木则无菁英。但德国被左派意识形态主导的时间太 长,加上德国政治格局早就成了多党联合执政,改变格局难,政治精英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草根提供营养(税收)滋养的菁华。

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无上限接收难民的政策,引发难民如潮水般涌进欧洲。她倒也知道此举永久地改变了德国,但却一厢情愿地希望德国人民毫无怨言地接受 这种改变了的格局,采用控制媒体、压制反对者、引导舆论的方法营造有利于本身的政治氛围。但因为难民制造的各种刑事犯罪案件不断、由混迹德国的难民在他国 制造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欧盟各国民众对难民政策的不满已经压制不住。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各国民众都反对欧盟(其实是欧盟老大德国)的难民政策。在接受调查的希腊、法国、西班牙、英国、波兰、匈 牙利、意大利、德国、瑞典、荷兰等10个欧盟主要成员国的1万余名民众中,对欧盟难民政策的不满正在上升,最高的是希腊,不满者多达94%;瑞士高达 88%,德国的不满度居第9位,也高达67%(去年有高达87%的民众欢迎难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张在欧洲越来越流行。不希望留在欧盟的比例接近一 半,而大家对于欧盟的好感维持近半年来的趋势,持续下滑。最能说明这一趋势的是民众对于欧盟的支持率下降。对比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法国和西班 牙出现超过10个百分点的下滑幅度,分别下滑17和16个百分点。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成员国同样不容乐观。欧盟政治精英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即“民族主义 对抗国际主义”正在蔚为潮流,在入盟之事上迟疑多年最后终于提交申请的瑞士,终于在6月中旬撤回入盟申请。

政客们本是民众选举出来的,议员们理论上是民意代表,但德国政界不仅不认为自己需要体察民意,反而认为这是愚民们的观念有问题。不仅高克总统说了本 文开头引述的“精英没问题,民众有问题”,其余的左派精英即“人民代表”现在也“进行谩骂民众艺术的竞赛”,对反对难民政策者使用的各种诬蔑语言公然在媒 体上满天飞,北威州社民党内政部长Jäger的骂法比较传统,称之为“穿西装的纳粹(Nazis in Nadelstreifen)”,其余的则是推陈出新:社民党副总理加布里尔骂之“痞子(Pack)”,萨克森州基民党内政部长Ulbig 称其为“硕鼠(Ratten)”,绿党主席Özdemir)呼之为“无赖(Mischpoke)”,社民党法务部长Maas则蔑视地认为反难民政策者是 “德国的耻辱(Schande für Deutschland)”。面对执政的政客们失态的辱骂,一些德国公民干脆发起“我们是痞子”的网上组合,对精英们的辱骂给予回击。

德国联邦军事大学教授Michael Wolffsohn在《公民的勇气》一书中不由得感叹:“我们的国家自称为国家,但它已不是国家了。”他陈述国家如何将公民弃之不管:1、政客、教会、工 会、企业行会或媒体都不给公民支撑。听任政客辱骂公民,比如副总理加布里尔骂反难民的公民是“痞子”;2、败落的国家使公民背向它,且不能再要求公民有勇 气:1989/1990年公民高呼“我们是人民”,推倒了柏林墙,现在“我们是痞子”。3.、德国的未来是黑暗的。

从左派的“政治正确”话语来看,以上这些,就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抬头,挑战国际主义的大逆不道之举。近两年左派们的“国际主义”,其实就是无条件地向中东难民开放国门。

人民与政府(欧盟)是水舟关系

西方左派的世界梦想一直是大同。马克思主义主张用暴力打碎旧秩序,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梦想在1989年以后已经破碎。如今通过各国自愿原 则建立起来的欧盟也问题丛生,难民政策遭受的反对使左派的世界大同理想严重受挫,高福利主义如今也因财政难以支持亟需要变革。以上这些其实是左派当政太久 形成的积弊,本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自由媒体得到矫正。但一向坚持政治正确的德国左派忍受不了失败,用这种政治极端不正确的方式与民众对抗,其结果是让自己 成为本国民主法治的最大破坏者(破坏法治请见拙文《德国的宪政、法治在弱化——写于德国统一25周年之际》)。

20世纪被西方左派称之为“人民的世纪”,因为这个世纪是人民的意志得到最大限度实现、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世纪。福山曾经论述过,民主社会存 在两种意识:“优越意识”和“平等意识”,两者都可能颠覆民主体制。但福山却未看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新病症:被选民推上台的政治精英与民意代表为了坚持自己 的政治正确,刻意与本国选民闹别扭并竟相辱骂不听话的选民为痞子。这个病如果不治愈,民主制可能连“最不坏的制度”这把交椅都难以坐稳,独裁国家不仅只是 目前这种死灰复燃的局面,独裁者俱乐部的规模还有可能回归上世纪70年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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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据报被调查

作者: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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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2016年7月1日)


海外媒体报道,近期“出事”消息不断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近日因本人和家人所涉及的问题接受当局调查,预计北戴河会议将商议对李源潮的处理方式,中共举行十八届六中全会前可能将作出处理决定。

近年报道中共高层反腐动向准确性颇高的海外博讯网7月4日发表独家消息称,共青团系统出身、曾任中组部部长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7月2号被限制在家,要求就其本人和家人所涉问题配合调查。

博闻社说,北京消息人士称,对李源潮的限制措施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六作出,与会的25位政治局委员,24人举手同意,李源潮本人表示服从组织 决定。消息人士表示,对李源潮的限制措施还没有达到“双规”,但事实上处于被“停职审查”的状态。根据中办安排,李源潮的秘书、司机和警卫已全部更换。

消息称,李源潮的妻子高建进也被要求配合调查,她在中央音乐学院负责的课程暂时由其他教师替代。消息人士判断,马上要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可能要商议对李源潮的处理方法,估计今年秋天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前,要作出处理决定。

博讯网和博闻社的负责人韦石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几个月前就听到李源潮被中纪委秘密调查,这次他被限制要求配合调查的消息应当是准确的。

他说:“他被限制是比较确切的,是准的,但是我觉得一些细节不重要。就等于不让他出来了,应当不会再让他公开露面了,我相信。几月份呀,那时我已经听说就是,像他们中纪委秘密地在调查他。那种调查就是要搞他。大家都知道他已经不行了。”

同时,海外明镜新闻网7月5日也报道称,根据来自中南海的消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将于1到2个月内被立案调查,仕途进入倒计时。报道表示,北京政界 人士7月2日披露,目前身陷严重政治危机的李源潮被查涉嫌一笔3亿人民币的贿赂案,出面接受这笔巨款的是李源潮的妻弟高全健,为是给国企和江苏官员上位提 供便利。

此前,明镜邮报6月27日曾报道,李源潮因涉嫌一系列案件,他的姓赵的心腹大秘上星期被从中南海带走。明镜邮报6月28日又称,李源潮的妻子高建进被监视居住,司机也被带走接受调查。

博闻社6月28日也报道称,李源潮一名秘书,两周前已失去自由,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尽管李源潮的妻子高建进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正常上班。

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军队作家辛子陵星期二表示,他听到有关李源潮被软禁的消息,但是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他说:“我现在听到的情况就是他好像是被软禁了,不过进一步的情况我说不准。李源潮发生问题,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出问题是一点也不意外。有时候这种情况官方它也不会宣布,传着传着事实就是这样。”

包括明镜、博讯等在内的海外媒体,在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落马后,对李源潮有过不少披露,主要是他涉及到前中央书记处书记、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一案,曾与令计划结成同盟。官方媒体7月4日公布,令计划因受贿、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滥用职权三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近两年,李源潮的一些“江苏帮”政治盟友和亲信相继因腐败被习近平和王岐山拉下马,其中包括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麟,以及李源潮主政江苏时的省委秘书长、前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

随着中共十九大的临近,李源潮在江苏的头号亲信、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今年6月29日被免职,由来自浙江的习近平亲信、前浙江省长李强取代。罗志军则转任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调动更让外界认为李源潮的处境不妙,仕途末日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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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参议院通过对台湾六项保证决议案

作者: 钟辰芳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晚间无异议通过3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

继众议院5月16日通过相同内容的88号决议案后,参议院再度通过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提出的共同决议案,完成国会的法律程序将六项保证诉诸文字,以书面形式表述里根总统1982年对台湾提出的口头保证。

参议院的38号共同决议案表达参众两院共同意见,一是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两者皆为美台关系的基石,二是敦促美国总统及国务卿,“公开、主动并始终如一地确认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共同决议案旨在表达国会立场,无须总统签署生效,也不具备法律拘束力。

台湾外交部、台湾驻美代表处都对参议院通过这个挺台决议案表示欢迎与感谢。

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也对此发表声明,会长陈正义说,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参众两院首次以提案方式将一直以来的口头保证诉诸文字,“为六项保证提供了极大的份量和势头,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陈正义指出,FAPA的任务及台裔美国公民的梦想就是要确保美国国会和全世界,在想到美台关系时第一个联想就是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他说,现在正是把过时且不实际的一中政策及美中3个联合公报“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最佳时机。

参议院在38号共同决议案的内容里将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背景做了清楚的描述。

六项保证是1982年7月14日,当美国与中国在协商一个联合公报中有关美国对台军售的文字时,由美国总统里根指示当时派驻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洁明(James Lilley),以口头方式向台湾总统蒋经国传达的一套保证。

1982年8月17日美中联合公报发表后,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的何志立(John Holdridge)在国会参、众两院听证会提出的证词提到,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商中:

1. 美国并未同意为对台军售设下终止日期;

2. 美国不会在台湾与中国之间扮演调停角色;

3. 美国不会试图对台湾施压去和中国谈判;

4. 美国对台湾主权议题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

5. 美国没有计划改动台湾关系法;

6. 八一七公报的内容不应被认为美国同意就对台军售与北京事先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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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公然阻止兲朝武力入侵臺灣,并且對臺軍售打開了綠燈。
習皇帝似乎被嚇傻打暈了,居然一聲不吭,唯一考慮就是保護愛國SB的效忠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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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評習近平的反腐豪言

習近平“反腐”已是強弩之末
不久前,習近平剛剛以譏諷的口吻指責中共官場愛說假話、套話、空話、大話,并嚴厲警告“空談誤國”;不久后,在中紀委二次全會上,他自己一本正經地說了一番舉國譁然的大話,即所謂“有案必查,有腐必懲”,“蒼蠅老虎一起打”。

也許習近平的本意并非故作驚人之論,是想認真表態,并打算真抓實干。他的話聽起來也不錯,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一樣,很好 聽。但類似的反腐敗豪言壯語人們已經聽了不少,并不覺得新鮮,包括“亡黨亡國”的動情忠告,“九十九口棺材”的惡言要挾,還有什么“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的賭咒發誓……,諸如此類,也全都很動聽,但全都說了跟沒說一樣,有時比沒說更糟,除了拿來當笑料,毫無正面意義可言。與這些豪言壯語結伴而行的,是腐敗 的處處泛濫和步步升級,直至登峰造極.鄧時代初期,王守信貪污五十萬,讓國人目瞪口呆、不敢置信,以“建國以來最大貪污犯”之名而遭槍斃。如今,隨便揪出 一個小小貪官,愛房的動輒幾十套房產,好色的動輒上百個情婦,好寶的則鉆石碧玉、古玩字畫不計其數。腐敗形式已花樣翻新,涉案金額如天文數字。一人在中國 做官,全家在海外洗錢的現象蔚然成風.而面對這一切,人們早就見慣不驚.“無官不貪”是當今時代最真實、最殘酷的“中國特色”之一。清官已瀕臨滅絕,比大 熊貓還要珍貴,若干年后,人們大概只有到童話故事里才能找到清官這類角色。

獨裁制度出貪官,反不勝反
中國有那么多的人爭著入黨提干,難道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有那么多的人搶著報考公務員,難道是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其實大家心照不宣,就 是奔著腐敗去的。腐敗正是入黨、做官的基本價值所在,是中共官場的生存法則,是權力游戲的金科玉律,也是“黨的領導”題中應有之義.腐敗是統治集團內部的 感情聯絡機制:上司提攜下屬,便給他一個肥缺;下屬孝敬上司,便送他一份收益。腐敗是組織系統對其成員“政治正確”的獎賞,是對優良“政績”的激勵。沒有 腐敗,就不可能獲得干部對黨的忠誠.沒有腐敗,現行體制甚至根本無法運轉.套一句習近平的話來說,腐敗就是中共官場的“中國夢”。

做共產黨的官,做到了一定的級別,你幾乎沒有可能不貪腐,財源滾滾,美女上門,受之無愧,卻之不恭,簡直沒有辦法拒絕.你甚至都不好意思不貪腐:那會讓你 的下屬瞧不起你,感到跟著你干沒有面子,也沒有前途;會讓你的同僚疏遠你、討厭你,背后罵你“裝B”,是個沒法共事、不可理喻的二百五;會讓你的上司夜里 睡不好覺,他會認為你舉止反常、居心叵測,是一顆必須排除的定時炸彈;甚至會讓你的親戚朋友、老婆孩子大失所望、心生怨憤,他們疼你愛你、幫你扶你,陪你 吃苦、跟你受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你熬出了頭,眼看著其他常委、委員的親戚朋友一個個人模狗樣,張家的入了乾股,李家的當了CEO,趙家的做了 產業大亨,滿門的榮華富貴,你要是不趕緊帶著自己的親戚朋友去收穫屬於你的那一份不義之財,怎么對得起這些親人啊!──所以,這個黨,這個制度,事實上只 能出貪官,只配出貪官。

中紀委已異化成權斗的利器
反腐敗說說容易,做起來太難.習近平、王岐山如今正處在“三把火”的上任興奮期,說一點大話,也正常。假以時日,未必還有今日這股雄心和干勁。若真要做到 “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別說習、王二人沒有這么大的本事,就是江澤民、朱鎔基披褂上陣,毛澤東、鄧小平死而復生,也辦不到。以前有過一個笑話段子,說江 澤民到毛主席紀念堂里匯報反腐,毛很生氣,從水晶棺里坐了起來,對江說:不如你過來躺著,我出去整他們。中國的左派和民粹們也未免夸大了毛澤東三反五反運 動的反腐效率,那種不講法律、只講政治的運動式反腐,充其量也就是一陣風而已。面對當今官場極其普遍、極端嚴重、深入骨髓的惡性腐敗,毛澤東那一套辦法也 已經無能為力。我們大可以說,除非反對黨上台、共產黨下台,否則,所謂“有腐必懲”,只能是一句不折不扣的大話。

習近平還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從字面意義上理解,這當然也是一句好話,但放在中紀委的語境下,也就變成了一句空話。中紀委本在憲法和法律之 外活動,它本身就是反憲法、反法治的非制度化的產物,是以黨代政、以權代法、一把手專政的產物,同政法委一樣,紀委是行政中立、司法獨立的對立面。紀委是 一個“無法無天”的機構,它可以採用監視竊聽、非法拘禁(即所謂“雙規”)、刑訊逼供等非正常手段對付黨員和公民,卻除了同級黨委一把手之外,并沒有相應 的機構和權威對它進行有效的約束。所以,在實際運作中,各級紀委在查對手、查政敵時往往很賣力、也很高效;而在查上司、查親信、查同僚方面,卻毫無作用, 一事無成。納稅人養著如此龐大的反腐機構,竟然比不上眼尖的網友和翻臉的二奶,人民才是冤大頭.以反腐為主要功能的紀委系統早就異化成了權力斗爭的利器、 反腐敗的贅疣。

本次中紀委全會并未設計、打造出任何一只真實的“制度籠子”,包括近來風聲很響、似乎呼之欲出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也置之不提,變成了什么“將抽查領導干 部個人事項報告”。誰抽查,怎么抽查,抽查誰?當然是黨內抽查,紀委去查,選擇性查,查一把手不喜歡的人。殊不知,“陽光財產法案”作為一項在其他國家行 之有效的廉政制度,申報和抽查只是基本程序,其要害則不在申報,也不在抽查,而在公開.若官員財產不向全社會公開,則制度何在,“籠子”何在?由此可見, 習近平的反腐豪言即使在最有可能落實為制度的地方,也依然沒有向制度邁進的實際行動,難道這就是所謂“實干興邦”嗎?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80370000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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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在央視“认罪”的西人达林 揭23天黑牢经历

作者: 苏智敏

五月,彼得·达林在泰国清迈(纽约时报图片)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在有“台词”和“导演”的安排下,35岁的瑞典籍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成了首位在官媒央视前“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视频在今年1月19日播出,达林在镜头前说:“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伤害 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

2009年达林与维权律师王全璋在香港共同创办“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该协会关注中国维权运动,并在北京营运非政府组织“中国紧急行动工作组”,为反对侵害人权的维权人士及律师提供培训和支持。

达林在镜头前“承认”,他们撰写的报告“并不能反映真实全面的情况”,又说该组织培训的律师及活动人士“插手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案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纠纷”。

“认罪”后,达林被驱逐出境。他早前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首次披露在中国被拘23天的经历。

同事受酷刑

今年1月3日,在他打算离开中国办理延长签证事宜的几小时之前,十几名安全官员带着授权令来到他和他的女友、中国公民潘金玲(音)位于北京一条胡同 的家中,抓走他们。屋内的计算机、手机、硬盘、银行卡、收据、一个保险柜、17.5万元人民币现金,以及达林每天需要服用的、控制罕见的肾上腺疾病的药物 等,皆被安全人员没收。

他们立刻被送到一处位在机场附近,没有标志的看守所。这类被称为黑监狱的地方,如同香港书商林荣基所说,关押的房间内有防止自杀的设施,达林被送进墙上都有厚垫子的房间。达林判断,他和女友潘金玲以及至少三名同事都被关押在同个看守所,只是都被隔离。

达林每天被提审,且通常是晚上他疲倦的时候,在一间有刺眼灯光的房间对他审讯好几个小时。审讯人员虽没打过他,却以其他方式向他施压,例如试图不让他睡觉,整夜都不关他牢里的日光灯。等达林对一位女主管指出,根据国际公约,这等于酷刑后,该做法很快就停止。

不过达林受到的酷刑算“温柔”,他曾听到楼上传来很大声响,听起来像是审讯人员对某人大打出手,且持续打了好几天。达林说,他几乎可肯定那是一名同事,他事后得知,受害者确实是同事,但在专访中并没有透露是谁。

这让人想起,“709大抓捕”那些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这些中国藉的人们至今仍是音讯全无,外界始终担心他们受到酷刑对待。

追问境外NGO组织

对于审讯的内容,达林表示,审讯者一直想把他和他的组织,与中国南方活动人士苏昌兰在2014年举办的一次支持香港亲民主示威活动的聚会联系起来,也曾试图把他的组织与709被捕律师王宇的16岁儿子包卓轩偷渡缅甸一事联系起来。

达林皆否认上述指控,最终审讯人员聚焦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和香港的行动,特别是国际组织与国内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纽约时报》指出,审讯人员似乎意在搜集受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组织信息。

为了能从达林口中得到有用消息及增加压力,当局向他展示了在中国与他的组织共事过的几乎每一位律师的名字,还有该组织员工近期的往来邮件,甚至是一份只能出现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最上层董事会里的文件

该文件为“人权衞士紧急救援协会”过去五年如何获得非营利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以及机构项目的详细内容。达林极为惊讶,当下意识到这一定是通过某种方法直接从该基金会取得,他过去从未见过这份文件。

事后,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声明表示,尚未确定达林看到的文件源头,也不清楚中国当局如何获得那份拷贝文件。

不过达林认为,审讯人员似乎对NGO组织与国际基金会如何运作、资金如何转移,及项目计划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主要是透过了解这个领域,以便采取针对性措施。

被安排“认罪”

在监禁两周后,达林被要求坐在镜头前,对央视记者说出已写好的讲稿内容。达林表示同意配合“认罪”的原因,是当局已表明会将他驱逐出境,他想快点出去,也想让女友尽快获释,但他拒绝按安全人员的要求,将另三名同事指为“罪犯”。

认罪画面播出两天后,他获准保外就医,将被送回国。警方归还没收的大部份物品,除了约3500美元的资金。警方向他表示,这些钱用于寄养达林的猫与他飞往斯德哥尔摩的单程机票。

1月25日,达林被蒙上眼睛,由车队护送到机场,一名官方人员向他宣读禁止在之后十年进入中国境内的指令。遣返当日,中国外交部表示,达林涉嫌“资助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同一天,女友潘金玲也被释放。

现在,达林已出来将近半年,但和他合作的王全璋律师在去年7月10日被抓走后,于今年1月被以涉“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关押至今。而他的3岁 儿子泉泉一年以来,陪着母亲李文足去看守所、律协、检察院找爸爸。他日前对着《苹果日报》的镜头说:“我的爸爸是帮助别人的律师,但给怪兽抓走了,我们就 去找爸爸,可是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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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历史与丑陋现实


中共九十五年的历史是肮脏的历史,也是当下丑陋现实的根源。在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中共近百年的历史,实在是一件令人锥心的事。这个宗法专制 与马克思暴力学说相结合的怪胎,既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更是宗法专制的余孽。它之所以在共产主义运动崩溃的今天依然活着,就在于“秦政”这个百 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无论怎样,中华民族的复兴,最终是以告别“秦政治”为标志,这历史最黑暗的一页终将翻过。

众所周知,中共诞生于一九二一年春夏之交,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支部,它是苏俄远东战略的一个棋子,也是苏俄在中国扶持的一个代理人。可以 说,没有苏俄的远东战略就没有中共。正是这个原因,注定了这个党从政纲、宗旨到组织形态的列宁主义的原教旨基因。“共产主义运动”与德意法西斯主义、日本 军国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两大祸根,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极少数人的疯狂,利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神话,欺骗奴役绝大多数民众,制造 种族灭绝、分类洗脑、血腥专政的罪恶。

中共的发家史与德意法西斯主义异曲同工,自成立之初,就散布并传销爱国反帝、劳工平等、减租反霸的人间神话。中共的先驱者以其平均不过二十三岁的愤 青年龄,在苏共的指使下,四处建立工运、农运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闹土改,又利用日本侵华战争扩充实力。从流寇到国军,再到夺取 政权走完了第一个三十年(一九二〇——一九四九)。

中共建政后的三十年(一九五〇——一九八〇),按照“共产主义运动”的原教旨逻辑,从消灭地主阶级到公私合营再到人民公社,以计划经济把持整个社会 的经济生活,最终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饥荒。他们把持教育、把持舆论、控制思想,从院系调整到思想改造运动直到反右,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 流放、劳改甚至杀害。即使在中共内部,他们继承了大清洗的共运传统,在党内大搞路线斗争剪除异己,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前后六十年,用毛自己的话是“赶走蒋介石与发动文革”的六十年,也是造成八千万无辜生命陪葬的六十年。

再看一九八〇至二〇一〇年中共改革开放这后三十年,经济改革如何?政治改革又如何?中国自四九年以后的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其实就是中共的问题, 所谓“党天下”是也。而这个问题万万说不得,你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他说你拿几千万人头来解决;结果还是讲的“秦政治”,哪里会有真政改?你看他要搞土地承 包搞市场经济,是因为计划体制完败无归;他要开放国门,是因为闭关锁国走入死胡同;他说要依法治国,其实是要维护权贵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把人大政协玩弄于股掌,要“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命一人,连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都形同虚设。正如陈晓农所说的那样:“革命不过是换了一批人发财”,况且,几乎所有的经济成就,不过是之前历史大倒退的止损红利。老百姓贫困依旧,权贵们仍然在台上“走正路”。“坚持党的领导”其实是摆出一副流氓嘴脸:“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着?”

二十世纪两大毒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继成为历史,带给人类的是灾难的记忆和痛苦的教训,作为二十世纪这两大灾难的主要责任人,尚未接受历史审判 的也就只有中共了。其中缘由,大概就是它至今还未崩盘。这并非是历史有意留下这个怪胎,而是我们这里还有“秦政”存活的土壤。两千多年历代统治者的精心打 造,“秦政”的统治术已嵌合在我们这个社会之中,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不过,这个以控制他人、控制社会为己任,处处与人民为敌的“秦政”,通过中共这几十 年的发扬光大,并非就能涅盘更新,最多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既然如此,这个转不出宗法专制丑陋的“后秦政”,历史对他们的审判还会远么?

《动向》201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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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抬头 美国亲中派休矣

苹果日报 安裕



南 海仲裁美国支持的一方先拔头筹,中共必将全力追赶免再有失;事到如今,底牌已出,脸已半翻,中美难再自称战略伙伴,各式场合交锋机会大增。至于一度视中共为伙伴的奥巴马,经过南海刀来剑往这两年,已然改弦易辙成为美国泛亚派政策主帅。今年11月大选,希拉莉或特朗普上台,以美日关系为主体的泛亚派东亚政策定必延续,得领风骚多年的亲中派官员从此可以休矣。

美国的中共政策是在韩战爆发后诞生。在此之前的对华方略,介乎传教士式的悲天悯人扶助盟友、与二战期间希望中国拖垮轴心国集团之间的中道。1950 年,中共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战,华府惊觉延安土八路的国际主义版图急速扩张,当时美国东亚战略重心放在日本,图以牵制中苏。六十年代中共自制原子弹,美国遂不得不正视,从此扭转重欧轻亚思维,智库及大学开设研究中共科目如雨后春笋。有台湾留美学生曾言,当年台大校友“包办东亚研究所”;作家张爱玲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研究当代中国辞汇,从大陆杂志书籍搜集词组字句,助学者研究当中讯息变化。

于战后西太平洋战略而言,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以泛亚派为主轴,即东亚以盟友日本为主,区内战略通过日本推行。这一情状到六十年代末尼克逊上台之后 出现变化,面对越战压力有增无减,白宫与国务院内亲中派抬头,理念是“做好对中共关系,亚洲就好办”。最为人知是尼克逊访华,日本在白宫宣布行程前一刻才获通知,首相佐藤荣作感到被美国出卖,阵脚大乱,种下其后田中角荣上台仅81天即访华,要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共建交的背景。

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段时期美国外交政策部门是亲中派天下。1972年尼克逊访华会晤毛泽东,泛亚派的国务卿罗杰斯竟无缘参加,反而基辛格与老毛言笑晏晏。卡特当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当中,学者出身的国安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虽非中国问题专家,但支持美中建交制衡苏联;有推动建交甚力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六四屠城之后,同年10月尼克逊访华晤邓小平,同行的就是奥克森伯格。奥的老师是极负盛名的鲍大可(Doak Barnett),鲍是来华传教士之子,生于上海,幼时目睹国民党治下状况,深痛恶绝。已归道山的鲍大可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当年虽被认为是倾向中共的学者,但远未至于具体操作外交策略的官员般亲中。卡特之后的列根虽然极端反共,其下的国务卿海格(Al Haig)则是国务院亲中派之首,原因与布热津斯基相同:对苏联的痛恨,亟欲促成“联中制苏”。

美国外交决策圈对中共策略的“亲中”与“泛亚”两条路线之争多年未息,但有三条分界线是亲中派势衰分野。一是六四屠杀,美国核心价值受到巨大冲击, 亲中派难言支持中共;另一是1996年台湾首次民选总统前夕,解放军大规模军演,导弹落在高雄及基隆外海,美国视为对其在西太平洋地盘的挑战,派出两个航 母战斗群进入相关海域,其中“尼米兹号”沿台海中线南下;第三就是当前的南海危机。

与美国利益极大抵触

上述三事,因与美国利益极大抵触,亲中派官员难以说服舆论继续支持以中共为重心的美国亚太政策。再者,苏联倒台,尼克逊的美中反苏联盟无存在价值。 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一度延续亲中政策,然而东海南海攸关美国重大利益,东海有盟友日本南韩,南海是海上生命线,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根据地。二战年间美国在 菲律宾海与日本恶战,以大量兵员舰船代价建立海上王国至今,不可能拱手相让。原则、现实、历史三大诱因,注定美国在西太平洋强硬面对中共。

亲中派外交策略在美国自身利益面前无以绕过决策制定者,况且随着新一代官员抬头,他们一无年代久远的广义中国情怀,二无布热津斯基及尼克逊的反苏情 结,其所追求的是现实战略利益,渐露与前不同的思维。另一方面,七、八十年代对中共态度友好的自由派官员与学者,经历六四及台海危机后对中共幻想破灭,取而代之是反对中共声音趋烈,尤其传媒狠批中国人权恶化,自由派大报《纽约时报》一马当先走在前头。40年间态势一来一回,美国的东亚外交政策无法回到从前,亲中派从此偃旗息鼓,淡出历史角色。

如今美国置日本、南韩于东亚核心的战略清晰,对日本有硬有软,硬的是冲绳基地不撤军,软的是奥巴马打破战后美国总统不访广岛的潜规则,两者传递同一 讯息:日本至上。对南韩是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说是防北韩突袭,实是针对俄罗斯与中共,客观效果是拆散立场倾向北京的朴槿惠联中构想。东南亚方面,东盟成 立时的本质就是反共,绝不亲中;如今南海起波涛,成员须在中美之间作出抉择,谁去谁留,关系到南海未来。岔开一提,东盟诸国以新加坡军力最强,西太平洋仅三个美国忠实盟友获售F15战机,就是新加坡与日本、南韩。新加坡位处南海与马六甲海峡南端出入口,地缘战略位置对任何区内区外大国来说,何止险要,简直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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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2016-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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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慈禧哪有什么义和团运动


作者: 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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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被立枷处死的义和团拳民

义和团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深刻反思过义和团运动,许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百年前的黑暗时代,我们的教科书依旧把“义和团事件”誉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导致长期以来国人对西方世界不分青红皂白的敌视。

义和团实际上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说是仇西洋文明,所谓民心是可以被利用的,义和团原来叫义和 拳,宣称刀枪不入忠君爱国,因而深得慈禧赏识,有了太后支持,义和团奉旨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仅斩杀外国使 节、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义和团不要挑起国家争端,就被拉下马来,立即处死。

没有慈禧的赏识庇护纵容,就不会有义和团的疯狂!正是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才导致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当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那 里只有不到400 名卫兵,既没重武器也无坚固的防卫工事,可用克虏伯重炮武装起来的十多万“团勇”和正规军用了五十多天的时间也无法攻破。

西什库教堂只有区区四十多杆步枪,在“清军围困万千重”的险境下一样坚守五十多天直到援军前来解围。西方仓促组建起来的八国联军战斗力有限,可义和 团与之接仗却一触即溃,像山崩一样败下阵来,远没有当初屠杀自己人时的“英勇无畏”,临危之际没有几个人想到要“为国赴死”,而是从事逃跑比赛,边逃边对 自家人实施烧杀抢掠。

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代价是高昂的:北中国成了尸山血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东北三省则落入了北极熊张开的血盆大口。随后与列强签订的“庚子事变议定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摊上一两。

如果不是被义和团骂为“大汉奸卖国贼”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事先“不从乱命”事后与列强曲意周旋,挑动列强内斗以夷制夷;不是美国适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坚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将被列强彻底瓜分。

现在,如果我们愿意回过头去省视一下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变的年代,无疑会对当代有所启示,并且发现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五十年前发生的一场 革命运动,岂不是也是由皇上鼓动操纵起来的,当权者如果一昧地纵容这种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必然会导致一个国家失去理性,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的全民浩 劫。

百年前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而义和团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教会和教民。教会在中国吸纳教民引起了一些暴民的强烈不满,这里面固然有传教士良莠不齐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还是暴民基因和排洋仇外在作崇。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文化冲突。中国君主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

比如通过自己的想像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 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 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庚子记事》中说,“(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 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 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令当时的人们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以攻打教堂,反洋教为诉求。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 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被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利用, 就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

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 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得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 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刀枪不入。

当时京城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 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对西方国家宣战。后 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

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 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 的,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义和团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滥杀无辜疯狂抢劫。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

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李鸿章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下旨让李鸿章全权负责收拾残局才返京。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 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6月12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18日,八国联军陷天津。20日,八 国联军侵入北京。21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4亿5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趁机占领了 东北。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历史已经反覆证明,爱国主义护卫下的暴民在真正的国难当头是不敢也不会与外敌抗争的,其邪恶的劣根性会顺势改变自己的风向,真正走向敌人刺刀的恰恰 是那些平日里温和理性的人。当年的义和团一见到真正的外国军队马上作鸟兽散,而针对无辜的外国教民及其自己的同胞则是残忍无比。

五四时期被革命者称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坚决不当汉奸,相反的是那位叱吒风云的爱国主义抗日青年梅思平,恰恰出任了日伪政府的组织部长和内政部长。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成了世界强国,人人都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好处,可悲的是,慈禧还在,梅思平并未走远,义和团还很活跃,这种邪恶的幽灵始终在这块土地上伺机而动,善良的人们今天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7/没有慈禧哪有什么义和团运动.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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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为你羞耻


西湖景区行政执法局G20女子巡逻队4月30日亮相。使人想起薄熙来曾在大连和重庆组建的美女巡逻队


今年没有去过美丽的杭州,但常常听到杭州的新闻。要举办G20峰会了,所有街道全部翻建了,屋顶全部亮化了,商店全部美化了。还有更加惊人的,政府给会场周边每户一万元,叫他们会议期间都出去旅游;想必周边单位一律放假,学校一律停课。

消息不断传来。有在杭州做生意的老乡,回家了,因为会场周边所有商场市场都要关门,方圆几十公里的企业工厂都早早停工。全省各地大量的警力于7月初 就调集到杭州,听说每个参加保卫的警察会补贴十万元,简直不敢相信。当然,杭州是不能随便进去了。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杭州真漂亮,漂亮得满城脂粉,浓妆艳抹, 挤眉弄眼。中国有钱,有钱得让人零度心寒,让人要破口大骂。据说一共预算1600亿元,而2015年杭州市财政收入仅有2238.75亿元,浙江省也只有 4810亿元。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为这几天的会议,花去杭州市一年财政收入的70%,是否值得,是否应该?

特权,在中国从来不是新鲜事。但大家在习以为常的同时,总是心存质疑。全国节假日放假一天,都要国务院发文件,春节也只放三天,现在倒好,一放就是 十天左右。一有巨大灾难,便要全国各地捐款,还要设立5.15慈善日,每年强制性捐款,现在倒好,一掷几千亿元。中国为官者一向花公款如流水,这次更加堂 而皇之,变本加厉。听说为了赶进度,好多项目完全抛弃了招投标的法律程序,这是多么草率,简直是不负责任,胡作非为,这将滋生多大的贪污腐败,是否有人在 担心秋后算帐?谁有这样的特权,谁赋予了如此特权,任意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无视纳税人的存在?

为什么就不能办一场常态的大会?非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倾其所有?本届国家领导人不是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吗?杭州这种做法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杭 州到底怕什么?求什么?又掩盖什么?好比一个纯情秀丽的女子,好端端被整成了搔首弄姿的风尘女郎;一个人声鼎沸的繁华都市,好端端被整成了一座空城。素颜 怎么了?杭州的素颜,人间天堂,举世无双,是全国人的骄傲,难道还不够美吗?还不够自信吗?实在是小题大作,弄巧成拙。

杭州一片崭新,是好事吗?看到的,只是人为恶俗矫情的修饰;失去的,恰恰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装扮的,只是肤浅的媚俗;丢掉的,恰恰是深厚的底 蕴。周边好大范围都人去屋空,冷清寂寥,只有一批一批的警察,老外会不会被吓到?世界会不会惊讶?如果国际友人想逛一下商场,买一件精美礼物,尝一回特色 小吃,和中国百姓聊一聊天,如何才能实现愿望?

都说为了形象,形象如果没有真实,失去自然,还有意义吗?都说为了安全,难道周边居民和商家都是恐怖分子的嫌疑吗?有的地方学校里每个教室都要安上监控,这和G20有一毛关系吗?社会治安有这么恐怖吗?执政者就这么不踏实吗?

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地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 会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有一句从小教育的话,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实这句话隐含了另一句,即平民的利益一文不值。这是一个城市的悲哀,更是一个国家 的悲哀。

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在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

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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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州纪委的文件,7月20日(浙江省委書記夏宝龙批示后),椒江区监察局对郭恩平重新立案调查。7月21日,椒江区公安分局以郭恩平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的刑事犯罪,将其“刑事拘留”。
7月21日,椒江区监察局根据区公安局意见,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建议椒江区政府处分郭恩平,并在当天,即经椒江区政府区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开除郭恩平公职。
台州市椒江区作家协会以其会员郭恩平“造谣攻击g20峰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撤销郭恩平理事职务,并开除其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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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浙江体制内公务员,有一定的消息来源,数据出入不会太大,文章只对当局的财政行为作了一些温和的批评,谈不上任何的违法,竟然落到被开除公职,锒铛下狱的下场,现朝文字狱甚至厉于清代!人民已被压迫到忍不可忍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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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2016-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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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垂亮: 中國的皇帝和帝國的覆滅|民報
時間:2016-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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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只有一家全國性的大報《The Australian》(澳洲人報), 屬于傳媒大亨Rupert Murdoch (梅鐸) 的傳家之寶,品質很好,影響力很大;但也和老板一樣,保守的資本主義,論點常讓我蠻感冒的。
不過,因為它的全國性影響力,過去多年,我們的台灣在澳協會和澳洲台僑團體聯合會,為了支持台灣進入UN、WTO、WHO、反對中國制訂《反分裂國家 法》,曾在該報登過多次廣告,花了不少錢。我也曾為它寫過文章,和它的兩位最有名的政論家Paul Kelly和Greg Sheridan見過面、談過話。

可欽佩的政論家

尤其對Sheridan,特別印象深刻。我認為在國際事務分析、評論上,他是澳洲最權威的政論家。他曾當過中國特派員,觀察中國政治多年,見證過六四天安 門;也到台灣訪問過,和前總統陳水扁與馬英九都有深入訪談,寫過長篇深刻的論述。基本上,他嚴厲批判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認同、贊揚台灣30年 來民主化的成功經驗。

Sheridan之后,接手的該報亞洲事務主編、目前駐北京特派員Rowan Callick。此人雖是后起之秀,但政經學識造詣深厚,寫出的報導、評論都非常深入、扎實、可讀。

7月12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聲索爭議做出裁決后,Sheridan大聲疾呼:澳洲應呼應美國,根據國際法,派遣艦隊去南海中國非法聲索的“領海”執 行在國際公海freedom of navigation(自由通航)的權利、任務。這讓澳洲政府一個頭兩個大,因為目前騰博(Malcolm Turnbull)政府雖肯定仲裁法庭的裁決,但還是不敢觸怒中國,不敢跟在美國后面派軍艦去南海耀武揚威。

7月17、18日,Sheridan 在《Weekend Australian》發表論述〈China's Emperor at the Crossroads–Defiant and Confident, Xi Jinping Seems to be Steering toward One-Man Rule〉(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皇帝──自信、挑釁性的習近平似乎駛向個人獨裁)。一周后(7月23、24日),Callick在同報專文報導 〈Coming Soon: Great Fall of China〉(快要來了:中國的大跌落)。兩篇文章立論正確,取證嚴謹、充實。

快要跌落的帝國

前文指出,在今日中國,習近平已變成和毛澤東一樣,甚至超越毛澤東的獨裁領導人,是秦始皇以來一脈相承的中國皇帝,不再是鄧小平之后共黨中央政治局常委集 體領導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后文指出,20多年來高速成長、超越日本、直追美國的中國經濟崛起已明確衰退,泡沫經濟快速成形。比2007-2008金融海 嘯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未來幾年內不僅可能、甚至必然發生。

兩論既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獨特創見;雖不是老生常談,但也是我們長期觀察、研究中國問題的台灣和天安門后流亡歐美的中國學者,早就發現、認定的看法。

20年來,我一直這樣論定:專制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快速成長,如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但缺乏自由民主人權的文化、價值、政經體制,必然不可能發揮人的終極創造力、生產力,讓高度經濟發展不斷創新提升,永續經營。最后還常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都是夢里的烏托邦

既使是習皇帝的復興大唐盛世的“中國夢”,和希特勒的Mein Kampf(我的奮斗)的德國夢、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夢、毛澤東天翻地覆的無產階級革命夢一樣,都是癡人、狂人作夢,背離基本人性的烏托邦。

所以我認為,除非改弦易轍,推翻專制,推動自由化、現代化、民主化,中國的整體國力不可能超越美國。

因此,我讀Sheridan和Callick的大作,雖滿欣賞的,卻也認為他們后知后覺,比我這個笨頭笨腦的台灣書呆子,還要后知后覺20年。

Sheridan說的習皇帝一手掌握黨政軍、情治國安大權、反貪鏟除政敵、鎮壓異議人士和言論自由、盲目鼓吹民族主義,專制獨裁程度超越鄧小平、直追毛澤東,破壞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建立的分權集體領導制度,制造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我們都早已耳熟能詳,看得清清楚楚。

他質疑,習近平是否會兩任10年后破壞后鄧領導體制,不下台,繼續當皇帝?他雖大權在握,但是否外強中干,真能掌握、控制龐大的黨政軍國安機制,安然當他 的皇帝、做他的“中國夢”?在今日錯綜復雜、千頭萬緒的中國政經社會,他真能像60年前老毛一樣一手遮天,造反有理,唯我獨尊,專制獨裁,胡作非為,把崛起的中國搞得天翻地覆?

前面是Sheridan的理性疑問,后面是我加油添醋的詮釋。我問得辛辣但也有道理,因為Callick的專文數字會說話,指出中國經濟可能崩潰,鐵證如山。我同意Callick的數字,理由之一就是Sheridan指出的習皇帝專制獨裁必然阻礙、傷害今日快速現代化、全球化的中國經濟理性順暢推動。兩者必然互為因果、相互影響。

數字說出泡沫必破

我的經濟學只有小學程度,對Callick滿篇的數字和專家學者的論點,不完全懂。在此短文只舉出一些淺顯例子為證。

他的第一句話是:所有頂尖經濟學家都同意,中國有debt crisis(債務危機),如無policy renewal(政策革新),必有recession(衰退)之虞, 而且可能是sharp(尖銳)、calamitous(災難性)的衰退。

多年來,中國負債超過GDP,每年快速增加。為了應付一再增加的債務,政府必須以債養債,債上加債,大肆增加stimulus(刺激,印鈔票),以達到 GDP 6-7%成長的政策目標。目前中國的負債(國內、外借的錢)是GDP的200%, 比2008年增加1倍,約35兆美元,比日本大4倍多,甚至比美國大32%(美國GDP比中國幾乎大1倍)。其泡沫化程度,比引爆2007年世界金融海嘯 的美國subprime bubble(次級房貸泡沫)還要嚴重。

我同意Callick的看法,多年來,西方政經界菁英很多對中國崛起一廂情愿,認為鄧小平的“黑白貓”論法力無邊,老鄧到習皇帝都是該論高手,能把中國經濟搞得虎嘯風生,可以長期兩位數字成長下去,超越美國指日可待。其實我們看懂中國真情實況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是膨風造假騙人專家。他們吹出來的數 字,我們都要打半折扣看待。

還有,老鄧到老習等中共專制獨裁領導人,都是秦始皇的傳人,愛當皇帝;既沒有現代自由民主人權觀念,也沒有現代企業科技發展管理素養能力。在今日急速知識化、科技化、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里,他們要和日本、德國、美國等先進國家一爭長短,還真不自量力、夜郎自大。

腐敗政權必亡

Callick 舉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貪污案為例,周是中國經濟起飛引擎石油工業的godfather(教父),貪污200億美元,分配給300個家人和朋友。習皇帝把周永康判處無期徒刑。問題是他個人獨裁的專制政治,必然權力腐敗,從而不斷產生更多的周永康。

Callick 引一位財經專家的話:The communist party isn't compatible with the future of China.(共產黨和中國的前途不搭配),言簡意賅,點出了問題所在。

所以很多人認為,在習皇帝的個人獨裁領導下,要中國經濟不衰退,中共政權不崩潰,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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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杨飞:为什么我们不能访问谷歌?

前言:这篇三万字长文可 能是互联网上关于谷歌撤出中国叙述最为详尽的一篇,它通过事件回顾、原因分析和未来展望,辅以诸多案例,全景式再现了谷歌事件的真实面貌,驳斥了所谓的 “为人民屏蔽互联网”的谎言,指出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假公济私才是谷歌和YouTube等世界知名网站被封锁的真正原因。本文亦穿插回顾了中国 新闻出版和互联网管制的历史和现状, 并提出了四点个人建议,希望对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正常化有所帮助。

目 录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状况综述

一,谷歌篇

1,大鳄翻脸

2,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

3,过滤与审查(为什么中国没有新闻法)

4,内外有别

5,分歧何在?(审查的内容)

6,真理部指示

7,网络屏蔽案例分析

8,分歧何在?(审查的方式)

9,秘密法律

10,审查与暗杀

11,意大利汽车和巴拿马香蕉

12,谁是“老干部”?

13,不作恶

14,真的不作恶?

15,谷歌产品封锁情况分析

16,重返中国?

17,四点建议

18,尾声:为人民屏蔽互联网?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状况综述


先说个小事。我的外甥女每次从新加坡回中国度假都要抱怨上网难。我家是光纤到户,网速如飞,当然她抱怨的不是速度,而是很多网站不可访问,尤其是她做作业要用的谷歌Google以及联系同学用的脸书Facebook。

在 中国大陆无法正常访问的网站很多,除了世界最大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世界最大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还有世界最大的财 经网彭博社Bloomberg、世界最大视频网YouTube、世界最大图片分享平台Instagram、世界著名大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时断时续(部分屏蔽)的还有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世界著名电台BBC中文网,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 日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在两千个以上,维基百科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封锁网站”就列出了数百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邮 箱、图片、视频、云存储等等方面,涉及国际互联网几乎所有门类,而且主要是业内领先的大型网站。

谷歌发表声明后,有网民在谷歌中国总部“非法献花”

很多海龟以及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对此很抓瞎,这么多大型网站和手机app都不能用,来到中国就像来到了国际互联网的孤岛,立马与世界失去联系,无奈只得翻墙。翻墙是一件闹心的事,一是网速严重减慢,二是VPN等工具得时时更新,费力费钱。

抓 瞎的不止老外,所有需要从被封网站获取信息的国人,包括教师、学生、记者、科研人员、外贸和金融从业人员等等,都被逼天天操练翻墙大法,工作和生活严重受 阻。中国大陆对网络的封锁还在逐渐升级,2014年对谷歌邮箱Gmail的彻底封锁导致上千万中国账户无法收发邮件,用户一片哀嚎,尤其是外贸从业人员和 申请读国外学校的孩子们。

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全中国有超过4亿人使用(谷歌开发的)安卓Android智能手机,但中国政府封锁了谷歌的手机应用商店Google Play,导致全国几亿智能手机用户无法安装官方认证软件,加剧了盗版软件和手机病毒的泛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应该说,中国的网络封锁已经严重影响了 国民生产和人民生活。

奇 怪的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些网站被封锁的具体原因。以谷歌为例,被封锁了这么多年,我既找不到法院判决书也找不到行政执法通知书。中国政府发言人只是笼统 地说这是“依法管理互联网”,但是网站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以及是如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律无可奉告。无奈我只得自己找原因。被屏蔽的网站太多, 让我们先从几个大的说起。

一,谷歌篇

首先说Google谷歌,地球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其搜索、视频、地图、邮箱等业务量均为世界第一,全球70%以上的智能手机使用谷歌开发的安卓操作系统。这是一头真正的网络大鳄。

1,大鳄翻脸


谷 歌是2006年正式进入中国的,到2009年底,谷歌已经占据了中国互联网搜索流量的三分之一,赚得盆满钵满。然而2010年1月12日,谷歌突 然在官方博客发表声明 ,题为“针对中国的新策略”《A New Approach to China》,称遭到黑客攻击(并暗指黑客来自中国政府),公司决定从即日起,不再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对搜索结果进行审查。

谷歌官方声明截图

声 明原文翻译:“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标是入侵中国人权活动者的Gmail邮箱。。。这些未经报道的攻击和监视,以及过去几年来政府试图进 一步限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已使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重新审视在中国的业务运营。我们已决定将不再继续审查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并有可能关闭 我们设在中国的办公部门。”

以 上文字相当醒目,这等于是公开与中国政府翻脸。在跨国公司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一家商业公司以措辞严厉的声明与一个大国政府公开决裂,此种 情形相当罕见。一个以赚钱为目标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居然要放弃地球上互联网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放弃一年几十亿的收入,这让各路财经评论家们眼镜掉了一地。

我刚听到这个新闻也是一头雾水。因为遭到黑客攻击,所以撤出中国?这是什么逻辑?黑客攻击乃是常事,各国政府、网络公司以及民间高手都精于此道,如果一遭到黑客攻击就撤,那谷歌早该死了多少回了。论技术实力,谷歌也不至于轻易输给黑客吧?

赶紧找来谷歌的官方声明仔细阅读,其中有这么几段:“我们对一些搜索结果将受到审查而感到不适”,“我们将与中国政府就是否可以依法运营一个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展开讨论”,但“中国政府在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十分明确地表示,自我审查是一个不可谈判的法律要求。”

这些文字就很直白了,再结合双方的态度以及世界媒体的评论,不难发现黑客攻击只是个导火索,谷歌与中国政府翻脸的真正原因是:自2006年以来,谷歌和中国政府在搜索结果过滤(敏感词审查)这个问题上始终谈不拢。

2,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

谷歌这边唱起了高调,但中国官方对网络封锁却按惯例保持沉默。尽管如此,还是有官员有意无意透露了谷歌事件的情况。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兼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李伟2010年1月的一个讲话原文如下:

“同 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公开特殊 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架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 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我们这边的原则: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 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 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 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同志简历

“特殊字符限制”听起来文绉绉的,其实就是敏感内容审查。对谷歌等搜索引擎来说,就是对某些词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的这段谈话相当雷人: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典型的人治吧,哪里有一点依法治国的影子?

李 秘书长口气这么大,当然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中国的传媒管理,最大的老板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公安等政府部门,而是党的下属机构 – 中宣部,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它掌握着全国最高话语权。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站等等,无论线上线下,都必须听其指令,否 则就请关门大吉。

谷 歌对这种中国特色的网络管制当然是了解的,只是后来越来越不适应。后文我们将看到,中国政府的秘密互联网管制方式和谷歌“不作恶”的公司文化有相 当严重的冲突。但谷歌那时既然决定了要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就必须服管。半推半就最后的情况就是:自2006年以来,谷歌虽然也执行中国官方的审查令,但执 行得不够积极,时有漏网和过滤不及时。

中 宣部对此相当恼火,又不便公开指责,于是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对其多次进行警告和敲打,谷歌中国因此陷入了各种“门”,如2006年2月的 牌照门,2007年7月流氓软件门,2008年3月漏税门,2008年6月泄密门,2009年1月低俗门,2009年6月涉黄门等。

谷 歌这种网络大鳄,店大欺客、野蛮并购、不顾用户反对随意撤并产品等龌蹉事干过不少,但要说谷歌是个涉黄流氓,老杨认为有点冤枉。在过滤黄色内容方 面,谷歌还是比较努力的,比如谷歌的简体中文搜索(Google.cn)默认开启严格过滤,少有黄色图片漏网,而美国谷歌(Google.com)默认的 是中等强度过滤。当然,如果需要,用户也可以自己选择严格过滤Strict filtering,就像这样的:

谷歌可能不是很明白,为啥我已经很严格了,但是中央电视台还是猛烈炮轰我为黄色流氓?同样的搜索机制,为啥在别的国家都没事?我想谷歌的高管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语言,比如敲山震虎、指桑骂槐等成语。

中央电视台说用谷歌搜索“儿子”,首页出现了母子乱伦的内容,于是证明谷歌是个涉黄流氓。这个逻辑其实并不完备。有极客论坛爆料,在央视新闻播出的前两周,谷歌服务器收到了大量包含“儿子”一词的搜索请求,用户随后专门点击不伦链接,而这些流量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谷歌搜索主要按点击量排名,在突发大量“儿子”搜索点击黄色链接的情况下,黄色图片排名靠前是自然的。谷歌涉黄事件,其背后可能另有推手,不能排除栽赃的可能性。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逻辑有问题,但谷歌也没有就此翻脸。

涉黄门只是一个例子。总而言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2006到2009年,谷歌公司和中国政府多次交锋,积怨已久。所以,2009年12月遭到(来自中国官方的)黑客攻击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堆稻草里,最扎人的就是搜索过滤这根。

3,过滤与审查(中国为什么没有新闻法)

要探究互联网过滤的源头,我们得先回顾一下传统的出版审查,或称出版管制。简而言之,管制就是不让你看某些东西。这事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在干。焚书坑儒告诉人们:总有些东西政府不让你看,如果你一定要看就砍掉你的头。

中 国几千年来都是皇上说禁什么就禁什么,到了近代才慢慢走上法制轨道。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出版法是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后来还有1908年 大清报律、1914年出版法、1937年修正出版法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但中国大陆 至今没有专门的《出版法》和《新闻法》。这在世界各国中是非常罕见的。

为 什么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也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不能连满清政府也不如吧?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如果制定《新闻 法》,新闻和出版自由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任何法律都不能违宪。但如果《新闻法》确定新闻自由,那中宣部就无法命令各大媒体了。中共中央不会容许这种情 况出现。

中国新闻立 法推动人之一的孙旭培教授曾在《新闻立法之路》一文中引述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一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 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 怎样控制。”陈云的谈话反映了中央高层一部分人对新闻立法的态度。

当然,也可以制定一个中国特色的《新闻法》,规定一切媒体听党指挥。理论上这么做没问题,但在全世界都推崇新闻自由、保障媒体监督的时候,中国推出这样一个反潮流的《新闻法》,在国际上岂不贻笑大方?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我 们都知道,新闻和出版法事关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国际法律界素有“第二宪法”之称。但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新闻法》和《出版法》在 中国难产了几十年,短期之内也看不到制定这两部法律的希望。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制定不是,不制定也不是,干脆就拖着吧。2016年3月10日,在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新闻法立法有无具体的议程”,发言人干脆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既 然“第二宪法”没指望,那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宪法,它明文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宣部对媒体(包括个人微博)管得那么死,岂不是违反宪法?令计划下令全国媒体不准报 导法拉利事件,岂不是也违反宪法?理论上确实如此,但中国的宪法基本只是摆看的,它不具备可诉性。

中 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全国人大是宪法唯一的监督机构。全国人大有一堆委员会,教科文卫委、财经委等等,唯独没有最重要的宪法委员会。我们中国也没有宪 法法院。所以,当出现违宪案件,比如中央禁止报导法拉利事件,如果哪位记者发飙了要起诉,他会发现无处可告,没有任何法院或机构受理违宪案件。我们既没有 《新闻法》也没有《出版法》,加之《宪法》也被架空,所以新闻和出版自由在中国就只是一句空话。

虽 然没有任何正式立法,但是出版相关的规章和通知却有好几十个。中国大陆的出版审查之严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里禁止私人出版和私人办报,印刷业 属于严格监管的特种行业。每个出版社都有专职审查人员, 每年枪毙N多书稿。举个例子,鄙人曾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滇藏星空》,责任编辑都通过了,但还是过不了审查,最后我被迫删了好几千字才得以付印。

在一大堆出版规章中,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是最重要的一个,但这个条例也都是些大框框,没有具体的审查标准。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个“出版审查100条”,业内人士都知道,但我没查到是那个部门颁布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出版审查100条明细第80-87条

也许你要问,谈谷歌扯这么多印刷出版干啥?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传媒的管理政策是一样的,无论线上线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某资讯不允许实体印刷,政府也不会允许它在互联网上出现,反之亦然。

自1994年以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出版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网络言论(出版)的自由度很大,论坛、博客以及手机app都是免费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任何东西,信息量急剧增加,传播速度极快。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出版和宣传管理构成了新的挑战。

先说明一下,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有很多种不同的叫法,互联网管制、互联网审查、互联网管理、互联网过滤等等,都大同小异,本文主要用“互联网管制”这个词。

总 的来说,互联网管制有两种方式: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所谓内容管制,简单地说就是有些内容政府不想让大家看,旋即命令网站删除。这事说着容易,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滴水不漏地审查互联网所有的内容难度很大。本文草稿征求意见的时候,有人问为啥政府一定要和谷歌耗上呢,不就是个搜索工具吗?这话说 得也没错,政府只要控制了互联网的内容,就不怕你搜,随便你用什么搜索引擎。但是全面内容控制的工作量太大了(后面我们有案例分析)。

相 比内容控制的吃力不讨好,控制搜索引擎(实施关键词屏蔽和搜索结果过滤)可谓四两拨千斤,效率高多了。打个比方,某图书馆有一百万本书,其中有一 万本政府不想让大家看,有两个方法可以做到这点,一是一本一本地下架,二是在图书馆的电脑索引中删除这些书目,让读者找不到这些书。你觉得哪种方法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一般是双管齐下,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步进行。后文令计划与法拉利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4,内外有别

上面讨论的都是本国网站,请问对外国网站要怎么办?这也很简单,既然管不了,那就屏蔽之。请注意,屏蔽只在中国境内有效,外国人照玩不误。听着有点像网络版“中国人与狗不得入”?

2014 年10月30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为什么中国要关闭Facebook等国外网站,中宣部副部长鲁炜一语惊 人:“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你的网站在你家里,我怎么可能跑到你家去关你家的网站呢?”鲁炜其实说的并没错,任何国家都没有治外法权,中国政 府对某些外国网站(以及服务器在外国的中国网站)无法关闭,只能屏蔽。

鲁炜答记者问

需 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中国在审查互联网,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公司都在干这事,比如新加坡和美国等很多国家就屏蔽儿童色情网站,Facebook和 Twitter就删除了大量涉及恐怖主义的 内容。在某些伊斯兰国家,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容一律非法(但这些内容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均为合法)。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邪教,政府不允许它在互联网上 存在,但它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都是合法的。

有 没有一些东西是全球公认应该禁止的?很遗憾目前并没有一个互联网全球管理准则。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生命,命都没了则一切无意义。这是 普世第一原则。所以,凡是不利于人类生存的东西都应该群起而诛之。 有些东西堪称人类公敌,几乎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欲除之而后快,这包括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谷歌在铲除这些内容方面和中国政府应该是 一致的。2012年7月的时候,谷歌智库Google Ideas还主持召集了全球性会议,商讨如何在网络上铲除这些犯罪行为。

不 难理解,谷歌在全球都在执行某种程度的搜索和内容审查。我这里有一篇哈佛法学院的报告,《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 Exclusions》,这份报告详细研究了113个网站在德国和法国被谷歌搜索部分屏蔽的情况,即同样的词汇,谷歌法国google.fr、谷歌德国 google.de的搜索结果与谷歌美国google.com的搜索结果不一样。这个报告指出,在德国和法国移除的搜索结果大多是白人民族主义 (White nationalism)、反犹太主义、纳粹主义以及伊斯兰教激进派网站,因为这些内容违反了所在国的法律。这个案例还说明,谷歌(根据当地的法律)在欧 洲施行了比美国更严格的搜索审查。

政 府审查在地球上普遍存在,谷歌自己也有内部审查。双方都审查,为啥谷歌和中国政府就谈不拢呢?一般认为,他们的冲突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审查的内 容有冲突,即某些内容中国政府要管制而谷歌认为不妥;第二,审查的方式冲突,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制多为秘密通知,而谷歌倾向于公开和透明化。本文将重点探 讨这两点。

5,分歧何在:审查的内容

先 来谈审查的内容。谷歌和中国政府的分歧具体何在?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要找确切的答案却难似登天。中国官方没有任何资料可查,各级政府对网络审查 的具体内容连一星半点说明都没有(除了依法管理之类的几句大话)。奇怪的是,谷歌虽然不惜公开翻脸,但它也不把话说具体,它并不公布哪些审查令它无法接 受,也从不举例说明是哪些敏感词引起了争执。

不 但谷歌,我在网上挖地三尺也同样很难找到其他互联网公司进行审查的具体情况,比如哪些词汇要过滤、哪些文章要删除以及哪些网站要屏蔽。我百思不得 其解,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靠口头通知?但事实基本就是如此。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文章, 《中共钳制媒体揭秘 – 从公开到隐蔽,由宏观及微观》,作者是前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这篇文章原发表在《新政治家》杂志2012年10月号,部分摘抄如下:

“2001 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声称来自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陌生电话,要我撤掉南方都市报将于第二天见报的一篇稿件。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编 辑,我经常接到中共各机关类似的电话。不过这次来电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借机表达不满,就很不客气地答复:“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不能确定这就是来自部 领导的指示;为防止有人冒充宣传部领导对报纸发号施令,麻烦你传真书面文件给本报,否则无凭无据难以执行。”

“江 泽民统治的后期,丁关根领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宣传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郑重其事地下发文件或明传 电报,对媒体发号施令,要求总编辑执行;而主要采取电话口头传达或手机短信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总编辑或具体负责人。原因在于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书面行文需要层层报批,过于繁琐,也来不及应付紧急状况。而电话口头传达和手机短信通知,手续简化,效率高、见效快。”

“应 该是对自身行动的不正义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实心知肚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在胡锦涛时代开始进入地下秘密状态。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是,打电话给媒体 传达禁令的宣传部门官员,通常都会在挂机之前强调:“不得做书面记录,不得留任何字据,不得透露下达了什么禁令,不得透露是什么部门下达的禁令,更不得透 露下达禁令领导的姓名。”中共宣传部的禁令,就这样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贯彻执行。”

程益中现任乐视体育香港公司总裁

读到这里诸位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谷歌撤出中国的调子唱得很高,但却不把话说具体,因为谷歌手上可能并没有多少书面字据。电话录音或记录有吗?这个我不好确定,得问谷歌公司有关人士。

虽然谷歌和中国政府双方都在打哑谜,但我们还是有办法推断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哪些互联网内容被管制了)。总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方法,一是维基百科法,二是“消息灵通人士”法,三是比较法。下面我们逐一来看。

A, 维基百科法

维基百科Wikipedia号称地球最大知识库。假如一个问题在维基百科都找不到蛛丝马迹,那它的答案在地球上也基本上无处可寻了。所以,想知道中国有哪些管制内容,有哪些敏感词,第一个方法就是去维基找答案。

维 基百科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审查词汇”列出了一大堆敏感词,从单字到组合词,比如:胡、刘、李、吴、温、习、贺、贾、令、计划、法拉利、胡 锦、hujin、月\月\鸟、泽民、太上皇、蛤蟆、康师傅、27亿、真理部、纽约时报、阿\波\罗\新闻、红\太\阳\的\陨\落\等等。

上面这些词是截止2013年初的。应该指出的是,敏感词经常在变化,每个省区的敏感词也可能不一样,并且有时候昨天的敏感词今天就不再敏感,比如令、计划+法拉利、(周永)康师傅等等,现在都可以自由搜索。

敏 感词汇表是中国政府和谷歌搜索的主要分歧之一。虽然中国政府从不公布这个词汇表,但敏感词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它存在于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 论坛灌水,在博客发文,常会遭遇“内容包含不当或违法词汇,请返回修改”诸如此类的提示,但具体哪些词有问题,对不起无可奉告。这让网民们很抓狂,所以有 人专门开发了敏感词检测软件,比如“百度贴吧和谐测试器”等等。这类软件是中国独特的互联网审查环境下的奇葩之一。

防和谐软件截图,该软件收录敏感词9378个

中 国大陆互联网过滤的内容之多,敏感词变化之莫名,让网民无所适从。比如某段时间不可搜索胡+温,这勉强可以理解,但某些带“胡”的词在谷歌都不准 搜索,比如说胡萝卜,就让人抓瞎了。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虽然我对作家韩寒并不感冒,但他2010年5月有篇博客曾被广为传播,这里引用一下:

“事 实上,我一点都不怀念谷歌。谷歌就像一个姑娘,有一天她跑过来说,我要离开你。我说,不要这样亲爱的。让人伤心的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是我 发现,其实当我想上她的时候,我还是随时能上她。唯一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时候能从她身上搜出胡萝卜,但是现在,我问她,胡萝卜呢,她就嗖一下不见 了。”

外国人看这段可能不知所云。要理解这种文字,得对中国大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网络审查环境有深刻理解才行。

用 维基百科查敏感词要补充一点,维基百科本身在中国大陆也时常遭到屏蔽,访问时断时续,若想畅通无阻请适时爬墙。2013年8月,维基百科联合创始 人威尔斯对记者表示,他宁愿放弃在中国开展业务,也不愿接受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互联网审查。这和谷歌的做法如出一辙。看来维基百科被彻底屏蔽也是迟早的 事。

保持好奇,获取知识,此乃人类本性。因为有几个词条的解释与政府的不一致,所以要阻止民众访问全球最大的知识库,这种做法堪称反人类。因为饭里有几粒沙子,从此以后就不吃饭,还不准全国人民吃,此逻辑令人惊诧。

B, 消息灵通人士法

这是指内部人士有意无意走漏了风声。本文开头引述的中宣部李伟的谈话就是一例,他透露了谷歌和中国政府谈判的情况。网络审查和敏感词也是一样,虽然官方三缄其口,但免不了有知情人士透了口风。

我查到的资料里有一个名叫张贾龙的博客作者,他是前腾讯财经频道的小编,后来被开除,原因是“泄露商业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张贾龙透露的管制内容有“习\特\勒”、“讲话\精神\研究\中心”、“谁让\我们\成了\无产\阶级”等等。

我试了一下,张贾龙透露的信息基本准确,谷歌搜索“习\特\勒”有一万多条结果,而百度则基本无法搜索这个词(除了几张希特勒相关的照片)。

2015年10月5日百度搜索习/特/勒的结果

以下是同时用谷歌搜索的结果:

C, 比较法

上面这两张图也基本说明了什么是比较法:现在的谷歌不受中国政府管制,假若你怀疑哪个词是敏感词,就用谷歌和百度对比一下,如果搜索结果大相径庭,这个词十有八九是被审查了。

如果说习/特/勒这种词有欺君犯上之嫌,应该屏蔽的话,有些词被审查则让人莫名其妙。举个例子,“章贡区网宣办”,以下是谷歌搜索的结果:

2015年9月7日谷歌搜索“章/贡/区/网/宣/办”

江 西小城赣州的一个区的一个办公室,居然有超过30万条搜索结果,一个小小办公室也能这么火?原来是这样,2014年12月,一名黑客破解了赣州市 章/贡/区/网/宣/办的工作邮箱,将整个信箱内容公布在网盘上。此文件很大,诸位可以自己下载慢慢读,体会基层宣传工作者的艰辛。在网络时代,宣传管理 工作比传统印刷时代要艰苦多了,信息量巨大,传播速度极快,经常需要加班,24小时待命。

作为对比,下面我们用百度来搜这个词:

2015年9月7日百度搜索“章/贡/区/网/宣办”

同 样是搜索“章/贡/区网/宣/办”,百度只有3,040条结果,是谷歌的1%不到。百度再怎么烂,搜索数量差这么多是不可思议的。再来看其首页, 内容也与谷歌完全不同。这里面有搜索引擎内部机制的原因,比如百度著名的竞价排名(交钱多的排首页)。另外一个原因大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词在中国 遭到了审查,百度按照官方要求过滤了搜索结果。

章贡是个小地方,但只要是在中国,地方无论大小,管制无所不在。比如天安门这个无人不知的大地方,百度和谷歌搜索的首页分别如下:

2015年7月20日百度搜索天安门的首页

作为对比,下面是同一时间谷歌搜索的结果:

用百度和谷歌分别搜索天安门,首页的结果完全不同,而且谷歌排前三名的网页在百度里根本就找不到。很显然天安门这个词在百度被审查了,某些网址被屏蔽。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为什么谷歌在中国得关门,那个3小时纪录片《六\四\天\安\门》是官方禁片,谷歌不遵守官方禁令,岂能容你?顺便说下,这个3小时纪录片(以及类似的涉及中国政治的视频)也是全球最大视频网YouTube被禁止访问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比较法最好是直接比较谷歌搜索(在管制和无管制状态下)的结果。以下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例子:



上面这两张是中文谷歌和英文谷歌的图片搜索结果对比,可以看出“天安门”这个词在中国确实是被严格管制的。英文搜索的结果表明了谷歌公司的态度:这个词不应该被管制,而谷歌的简体中文搜索那时候只得遵从中国政府的命令。

6,真理部指示

通过维基百科法、比较法和“消息灵通人士法”,我们大致知道了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情况。但这都是间接分析。有没有来自官方的互联网管制具体资料?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据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过,通过维基解密我还是找到了一份相关资料 。

下 图是维基解密发布的一份某省网宣办文件(请注意,网宣办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党的机构)。这份文件列举了互联网上哪些舆论要引导,如何引导,规定得 非常细致,有删除、推荐、置顶、沉帖、压至后台以及请网评员出马等等,时限规定清楚,责任落实到人。这份文件超长,有时间的读者可搜关键词“真理部指示 2008年4月-8月”,自行阅读。

“真理部指示2008年4月-8月” 部分截图

维 基解密的资料是否真实,这里不做评论。我个人观点,这样一个超长表格,造假难度很大。这个表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内容控制工作之细致。这和奥威 尔的小说《1984》描绘的场景很相似。它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你的眼睛,因为你能看到什么,都是由一位“老大哥”决定的。在互联网时代也是一样,博 客、论坛、门户网站新闻等等,尽在“老大哥”掌控之下。

最后举个例子。汶川地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次死伤惨烈的地震中,各路记者冲锋陷阵,给人的印象是媒体都放开了报导,但根据维基解密透露的这份文件,汶川地震期间的互联网管制也同样严格,继续截图看下:

这 表格看得头晕眼花?也许有人要问:这是内容管制吧?这篇文章谈的是谷歌搜索,对于搜索管制,有没有类似的汇总表格?很遗憾维基解密没有这方面的资 料。不过,根据内容管制来推导搜索管制的大致情况并不难。如果某个内容被删除,相关词汇的搜索也常常会被过滤,这两者通常是同时进行的。 请参见后文《炎黄春秋》停刊的案例。

到 这里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一下中国政府互联网管制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不允许大量出现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这并非我的个人观点,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就 是这么做的,官方很早以前就这么说过。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2000年8月接受美国CBS记者迈克•华莱士专访时曾有如下对话:

华莱士:“主席先生,你为什么封锁网站,包括 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理由何在?你不信任人民从网上取得信息及学习吗?”

江泽民:“我希望人们将从网上学习很多有用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网上有时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网上的色情内容,对我们的年轻人伤害很大。”

华莱士:“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没有色情的东西。”

江泽民:“它们被禁可能是因为有些政治消息的报导,我们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

江泽民和华莱士北戴河访谈

根 据我查到的资料,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就网络审查公开表态。“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这个表述很抽象,实际的情况是,哪些信息对中国的发展 无用其实全凭上头一句话。后面的案例我们将看到中国的网络管制基本都是人治,和法制很难挂上边。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的那句话“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 这和江总书记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李伟说得更直接一些。

7,网络屏蔽案例分析

这篇文章之所以不遗余力讲案例,乃是因为如果事情不说具体,我们就无从辨别中国网络审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就无法对谷歌和中国政府的争执给予基本的判断。

总 的来说,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没有一点放松的迹象。前面的《六/四/天/安/门》纪录片就是 一例,只要这个片子还出现在YouTube里面,YouTube在中国大陆就别想正常访问。同理也适用于Facebook和Twitter,只要中国政府 不满的内容在上面传播,这些社交网站就别想在中国运行。

让 我们来看最近的几个案例。2014年10月21日,中国政府突然封杀了方舟子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一夜之间方舟子就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上消失了。中国政府这次封杀方舟子,和以前封杀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等人的手法一样,既不通知也不审判,而是偷偷干掉,全 国整齐划一,行动非常迅速。

方 舟子突然被屏蔽,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他批评了一个名叫周小平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先写了一篇文章《梦碎美利坚》,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不是。 这篇文章有诸多硬伤,有些证据纯属捏造。曾在美国读博的方舟子看不下去了,于是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网络作家”梦游美利坚》,指出周小平的诸多错误。

文 人之间的论战我们见得多了,为什么这次国家机器要参与其中呢?其原因就在方舟子被封杀的前几天,2014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了72位文艺界名人参加,周小平和花千芳作为网络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座谈。座谈会结束时,习 主席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举手者)

周小平是中国官方树立的网络文艺典范。方舟子不知好歹,撰文批评官方作家,结果立马被缝嘴。这次还不是简单删帖,而是全面销号。除了抓人,这应该是最严厉的互联网内容管理手段了。

方舟子被彻底屏蔽,说明了中国政府互联网管理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发表文章可以,但是观点不得与官方有异,更不得广泛传播。用宣传部门的语言,那就是全国上下都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删你没商量。

最 新的案例还有纪录片《穹顶之下》。这几年中国雾霾围城, 民众颇有怨言。2015年2月28日,有个叫柴静的小妹上传了一个她自己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讲述她本人对雾霾的看法。这个片子创下了全国纪录,一周 之内点击播放超过一亿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2015年3月7日晚上开始,全国所有的视频网站统一下架了《穹顶之下》,现在中国人要看这个片子只能翻墙 去国外网站。

和 往常一样,中国政府对此保持沉默。我个人估计,《穹顶之下》提起了公众对雾霾的重视,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该片被广泛传播之后,公众自然会追究雾霾 围城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管理不力。中国政府最怕自己被广泛质疑,因为这有可能动摇其执政的基础。《穹顶之下》被封杀还说明了一件事: 对这个政府来说,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当然,也不是说在中国大陆就不允许批评政府。在饭桌上私下侃侃可以,在公众场合就要注意了,借助网络广泛传播更是被严格禁止,相关言论会立马被掐断和查封,相关人士会遭到各种处理和封杀。近期案例请搜关键词“毕福剑”以及“德国雷克”。

有 一点要说明,无论互联网怎么严格监管,还是能搜到一些批评政府的言论,有的尺度还相当大。原因之一是因为互联网的内容浩如烟海,纵有百亿维稳资金 也不可能每一页都人工审查,只能挑重要的来,先管好门户网站、大型论坛和主流社交工具,比如博客、微博和微信。单就微博来说,重点管好那些上万粉丝的大V 即可,至于那些没几个粉丝的普通账号,随便他们发表什么言论好了,起不了什么风波。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你在微博小户上(以及互联网上)能找到一些尖锐的言 论,但是在大V微博里却找不到。

小 账户和微博大V的社会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有些文章在微博小号上存在得好好的,一经大V转发就立马被屏蔽。举个例子,鄙人的文章《和大学生 朋友们谈谈我对毛主席的个人看法》在我的微博上几年都 没事。2015年1月11日,拥有三千万粉丝的任志强将此文转到他微博上,不到两小时就有三千多次转发,然后立马被屏蔽。

当 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对平头百姓的言论就完全放任自流。我本人的其他文章也经常被屏蔽,《蛋炒饭与白眼狼-老杨再谈朝鲜战争》、《老杨再谈徐纯 合之死》等等,这些文章无论是在微博还是微信都发不出去。有时换掉某些敏感词发出去了,第二天人工审核照例删除。这些文章 都是鄙人原创,既不涉毒也不涉黄,一句骂人的话也没有,被删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鄙人的观点与官方有异。

对 谷歌来说,互联网(内容和搜索)审查要和中国政府保持100%一致确实勉为其难。《谷歌透明度报告》有一句话,说明了为啥谷歌对政府的屏蔽要求有 时不予执行:“···某些要求可能不够明确,我们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有时我们不遵从相关要求是因为这些要求不是通过适当渠道提出的。要求必须以书面 形式提出,不能是口头说明。有时政府机构提供的书面信函效力不足,必须另行申请法院命令。”

谷 歌这种死脑筋,凡事都要搞得那么正规,删除的要求必须是书面通知,不行还得走法律程序,这和中国政府的做事方式完全对不上号。后文的案例我们将会 看到,令计划的儿子开法拉利玩双飞死了,官方第二天就禁止搜索法拉利系列词汇,没有哪个法院有如此高效的判决,这只能紧急电话通知。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 少。谷歌在中国水土不服,与中国政府冲突不断,最后彻底翻脸,应该可以理解吧。

8,分歧何在:审查的方式

为什么谷歌死在中国,上面我们讨论了第一点原因,审查的内容有分歧。但还有一点更重要:审查的方式有分歧: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多是秘密进行,而谷歌倾向于公开和透明。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答记者问

2014年10月,有记者问为什么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被屏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按惯例答道:中国政府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虽然依法管理这个词时常被中国政府官员挂在嘴边,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屏蔽网站还是划定敏感词亦或删除文章,没有一个是依据法庭的判决。

就我所查阅的资料,互联网审查在世界多数国家是一个法律问题,删除或屏蔽在欧美多以法院的判决为准,而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从来没有法院什么事,它们是各级政府(和党委)自行决定,以上级指示甚至口头通知的形式下达,黑箱操作,不予解释。

这 就是中国网络审查方式的最大特点:秘密审查,秘密执行。公众无从知晓审查的程序和依据,官方也从不发布任何公告。小的案例就不说了,就谷歌系列产 品来说,上亿人在使用谷歌的商店、搜索、地图和各种服务,屏蔽谷歌这么大的事,即便不审判也不新闻联播,起码也该在报上登个启事吧?中国政府偷偷干掉谷 歌,此种行为就好像半夜把桥炸了却不在桥头立个牌子,相当缺德。

中 国的敏感词过滤,其官方说法是“特殊字符限制”,民间则有各种说辞。以微软的Bing为例,它的搜索页面最下方有时候会出现一行小字:“为回应符合本地法 律要求的通知,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一行小字就是微软的Bing搜索(以及百度、搜狗、好搜和以前的谷歌在内的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搜索引 擎)活下来的秘诀。我很想看看这些通知的实例,但是挖遍互联网也没找到一个。它们全都是国家机密?

Bing搜索的最后一行小字

微软公司对这行字是这么解释的:“如果政府机构要求删除显示的搜索结果与我们联系,我们需要政府机构提供适用法律和权利的证明,以及官方的删除要求申请。。。那么我们可以履行删除申请。如果要求我们必须实施申请,我们将有限地实施申请。”

微软说得很委婉,“有限地实施申请”?哪位能举个例子说说它什么时候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删除要求?微软Bing搜索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屏蔽要求,还依然能在中国运行,难道中国政府对谷歌和微软执行了不同的标准?

9,秘密法律


请注意“为回应符合本地法律要求的通知”这句话,乍听起来这些“通知”都是法律的产物。但必须提醒一下,法律有一个重要特征:必须公开。

公开性是法律的天然属性,它有两个含义,一是法律条文不得保密(这是废话),第二,法律程序应该公开。即便少数时候可以秘密审判,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秘密宣判(和秘密执行)。

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互联网屏蔽和敏感词过滤是依法管理,则那些“通知”可以看作是简易审判之后的判决书,但是它们却从来没有公开过。

联 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任何判决都应公开宣 布。”这也符合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公布不公开的理由。所有的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判,判决一律公开宣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秘密审判,还加上秘密执行,那街头就会有人突然消失,人间蒸发,且原因不明,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国家。所以,虽然某些涉及机密的案件可以秘密审判,如周永康案,还有军事法庭负责的谷俊山案等等,但审判的结果都必须公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三段论:
(1)凡是符合法律的,其判决和执行必定公开;反言之,凡是秘密判决和执行的,必定不符合法律。
(2)中国互联网审查从不公开,等同于秘密判决并秘密执行;
(3)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不符合法律要求。

由 此可见,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称的“依法管理互联网”其实是一句谎言。现在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情况是:大多数被审查的网页和网站都是莫名其妙突然消 失,没有审判,没有公告,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只能用“依法管理”这样的大话来搪塞,他们从不告诉你被屏蔽的网站具体 违反了哪一条法律,也不告诉你下达通知的具体是哪个机构。中国的很多事都是如此,官方不敢说具体,一说具体全是违法的,但是官方偏偏都打着依法治国的幌 子。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2016年2月26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公告,依法关闭一堆微博,包括@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罗亚蒙、@大鹏看天下等大V账号。

我 看到报导顿时愣住了,这公告原文是这么写的:“。。少数网络名人无视社会责任,滥用自身影响力,在网上多次发布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损害国 家荣誉和利益。。”网信办判定公民违宪?这真是一个雷人的公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明文规定了由全国人大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 施。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之外,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解释违宪事件。网信办判决公民违宪,我真是被雷到了。谁才是真正的违宪?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大法,必须严肃对待。在今天的地球上,由国务院(行政院)下属的一个办公室来判决和公告违宪案件,恐怕除了中国别无二家。

话说回来,这次网信办敢于站出来公告,这本身是一个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是秘而不宣的,与暗杀类似。

10,审查与暗杀


关于与暗杀类似的中国互联网秘密审查,我在这里补充一个最新案例。这是我本人的亲身经历。

2016年7月18日晚我发了一条微博,没有一个字,只是分享一张图片,然而此微博半小时之后就被管理员禁止转发(随后被删)。接着我就被禁言,无法发布、回帖和互粉。 到7月20日晚,我的微博依然无法使用,于是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我的微博已被禁言,不能发布、回复和互粉。新浪称我违反了微博社区规则。鄙人正在和新浪小秘书交涉,争取早日恢复正常。我仔细翻看,可能是因为一张图片。这张图是我发的最后一条微博。此图如此敏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条朋友圈并附上了这张图片。奇怪的是,发出两个小时之后,没有一个赞也没有任何留言。经过和几位微信好友截图沟通,确认我这条朋友圈已被管理员屏蔽,只有我自己能看到,朋友们都看不到。

经过朋友们的反复验证,我们最后确认:不论是微信还是微博,只要内容包含有这张图片,或者包含有“炎黄春秋停刊”这几个字,均会被屏蔽或删除。

也许你要问,什么图片这么敏感,遭至这么严厉的封杀?其实也没啥,就是下面这张,《炎黄春秋》停刊声明:

对 “炎黄春秋”事件的消息管制我感觉是空前绝后的严厉(可能不会绝后吧)。著名杂志被迫停刊,同行理应唇亡齿寒,但中国所有的媒体都对此事保持沉默,没有任 何报导。微博和微信等个人社交工具也被严格审查,连图片识别技术都用上了,发布消息者一律屏蔽、销号或禁言。除了抓人,这应该是最严厉的言论管 控手段了。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对搜索引擎进行了严格管制。截图举个例:

2016年7月21日谷歌搜索“炎黄春秋停刊”

谷歌搜索有129,000条结果。不难看到,虽然国内鸦雀无声,但《炎黄春秋》停刊事件在海外中文媒体上都炸了锅了。

2016年7月21日百度搜索“炎黄春秋停刊”

相比谷歌的十几万条结果,百度搜索总共只有18个结果,而且没有一个和该杂志停刊有关系。由此可见,为了集团的利益,中宣部开足了马力,在内容管制方面连个人通讯工具都不放过,搜索引擎也被彻底管死。

某 杂志停刊发一个公告,并不是什么大事,为什么政府此次如临大敌呢?鄙人愚见,原因有二。一是《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有点特殊。创刊25年以来,这本 杂志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派最重要的理论阵地,订户近二十万,有全国性影响。该刊曾发文深挖中共历史上的错误,也曾连续发文肯定前总理赵紫阳的贡 献。该杂志的前副社长杨继绳还出版有《墓碑》一书,对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的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和深入论证(这本书2008年在香港出版,随 即被大陆官方列为禁书)。可以这么说,炎黄春秋这个摊子对当权派来说如鲠在喉,须除之而后快。

《炎 黄春秋》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它的法人代表杜导正是全国人大代表、前《光明日报》总编,并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曾经给炎黄春秋题有八个 大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虽然如此,这本杂志还是被迫停刊了。由此看来,在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之后,保守派已经全面获胜。他们并可借此警告全国媒体:若 敢再不听指挥,胡言乱语,尚方宝剑也保不了你。

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此图来源网络

第 二,杂志突然宣布被迫停刊,这种方式相当惨烈。海外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于政府最后采取强行进入的流氓手段,亦有媒体形容为 “图穷匕见”。《炎黄春秋》是7月17日宣布停刊的,7月19日,杜导正接受海外媒体电话采访时说:“我抗议,我愤怒。。。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共产党 员,实在觉得没有办法理喻。这么像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难道我们共产党又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吗?”

杜导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就来了造反派,宣布你是走资派,你是反革命,你的权已经被我们夺了,请你离开这个地方。。。整个报社被他们占领了。这次给我的感觉有点那个味道。”

鄙 人观点,杜导正接受采访说话还是很克制的。按文化大革命那搞法,人家红卫兵占领报社,那是明火执仗。这次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强行占领,随后严格封锁 消息,性质当属暗杀。所谓暗杀,就是说我干掉你,但我不让人知道。 使用暗杀手段,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见不得人。

暗 杀作为一种非正常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出此下策。原因很简单,一旦败露,可能满盘皆输。古今中外这种案例很多。近的来说,1946年7月闻 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没多久国民党 在大陆就树倒猢狲散,教训实属深刻。这次炎黄春秋之死,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不得广泛传播,无论是互联网出版还是印刷出版。

11,意大利汽车和巴拿马香蕉

2014 年10月30日,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朝日电视台记者问:西方一些网站比如说Facebook在中国无法访问,请问中国为什么要关闭这 些网站?中宣部副部长鲁炜回答说:“我没有用过这些网站,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关闭,但是我想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管理都是按照中 国的法律进行,我们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互联网安全和中国消费者的权益。”

鲁玮的调子唱得很高,但后文的案例诸位将会明白,中国政府强力屏蔽国外著名网站,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小集团和“老干部”们的利益,而国家声誉以及人民的利益,以及屏蔽的手段是否合法,他们暂时顾不着。

中 国的互联网屏蔽,有时候是某个“老干部”当天出事,马上就屏蔽,十万火急,立即执行。学法律的同学都知道,任何事若要走法律程序,其过程是冗长 的,审判和上诉长达几个月是常事。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互联网屏蔽不太可能走法律程序。本文附件有篇文章,《审查机器,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互联网》,里面叙述 了作者作为网站负责人的时候,半夜接到河北省新闻办的电话,要求立即删除某网页。这种夜半鸡叫似的口头通知紧急行动,我不少网管朋友都有类似经历。此类行 动经常发生,比较著名的一次是2012年3月的法拉利事件。

意大利出产一种很贵的汽车名叫法拉利,它动不动就是四五百万一辆,这注定了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穷人只能看图意淫。2012年3月19日,很多中国网友突然发现无法搜索“法拉利”相关词汇。大家都很诧异。直到前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令计划落马,大家才明白出了什么事。

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北京市北四环保福寺桥发生了一起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一辆黑色法拉利跑车猛撞围墙,驾驶员当场身亡,车身基本解体并甩出了两个“衣衫不整”的女子,一死一重伤,据说一个半裸,一个全裸。

天 价名车,死伤惨烈,一男二女,还衣衫不整,这当然是新闻的好材料。第二天北京晚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都有报导,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也开始疯传,车上 那两个女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其中一个还是活佛的女儿。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这一切戛然而止,网络上有关此次事故的帖子全被删除,网站的新闻报道被撤稿,百 度搜索屏蔽了“法拉利事件”,新浪微博也同时屏蔽了“法拉利”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多个关键词。这就是典型的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时进行。

黑色法拉利车毁人亡现场(网页截图)

两年多之后,2014年12月,随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被隔离审查,法拉利事件又重新可以搜索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那辆黑色法拉利的驾驶员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

24 岁的令谷是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他这辆价值超过五百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从何而来呢?这事要追溯开来,令计划当然会受牵连。所以,令计划在车祸当晚 即动用了中央警卫局封锁事故现场,第二天又利用职权禁止媒体报导,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互联网进行全面屏蔽,包括“法拉利”在内的诸多词汇立即变成了敏感词。

党的高级干部一个电话就能号令全国媒体和互联网,禁止访问和搜索,这难道就是外交部发言人声称的“依法管理互联网”?这难道就是中宣部副部长鲁炜所说的“维护中国的互联网安全和中国消费者的权益”?

下 面我们来看一个最新案例。2016年4月6日,有中国网友又惊讶地发现,巴拿马系列词汇突然无法搜索。巴拿马是个弹丸小国,除了运河,它唯一拿得 出手的东西就是香蕉了。这么一个小不点国家被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当局重点关照,这都怪2016年4月3日突然被外国媒体曝光的巴拿马系列文件。

巴拿马的实体经济基本只有香蕉,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撒手锏名震全球,那就是离岸金融服务。它是全球著名的避税天堂,全球很多富人和大公司都慕名而来,把现金存在这里,因为巴拿马对个人存款和公司资料严格保密。

这 些富人和大公司本来以为钱存在巴拿马就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有一个匿名者向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以及数家西方媒体爆料,他提供了 2.6TB的数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家名叫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马律师事务所的电脑资料。这家事务所专门协助顾客开办空壳公司,通过离岸空壳公司洗钱。其顾客名单有数万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 友、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父亲、冰岛总理夫妇等等,还有中国的几位现任和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人和朋友。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的涉及者有这样一些名人:

2016年4月5日,在中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追问对巴拿马文件有何看法,发言人洪磊说,“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作评论”。当天的环球时报还发表评论,题目是《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指责西方媒体一贯抹黑中国。

本 来这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4月5日晚上风云突变,冰岛总理因为涉嫌隐匿海外资产,突然宣布辞职。这明摆着就是说那些巴/拿/马/文/件基本 属实嘛。环球时报当场被打脸,那篇评论立马撤柜。中国互联网管理当局也紧急行动起来,就像2012年屏蔽法拉利一样,巴拿马系列词汇 从2016年4月6日开始无法搜索。新浪微博更是奇葩,连“冰岛总理辞职”都无法搜索。



以上三张图片是百度、Bing和Google在2016年4月6日搜索“巴/拿/马/文/件”的结果

按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包括内容删除和搜索过滤)都是依法管理,那么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法拉利和巴拿马系列词汇的屏蔽是根据哪一条法律?

事实很明显,为了一己私利,有高级公务员(老干部)在利用职权屏蔽互联网,屏蔽和自己有关的负面事件。假如谷歌的简体中文搜索现在还在中国运转的话,按照谷歌公司的惯常做法,紧急屏蔽“法拉利事件”和“巴/拿/马/文/件”显然是其不能接受的。

12,谁是“老干部”?

谈到这里我们回头来看看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的那段话,他强调了中国互联网审查的两个原则:“。。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哪些人是李伟所谓的“老干部”呢?令计划当然是其中一个,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等显然都在其列。有人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根子就在主席台的前三排,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在互联网管理方面尤其如此,因为只有主席台就座的高级官员才有屏蔽互联网的权力。

现在的问题是,像令计划和周永康这样利用职权屏蔽互联网的“老干部”们到底有多少?按照中纪委和监察部的说法,贪赃枉法的官员是少数,但我个人认为应该占大多数,尤以高级官员为甚。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过,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要亡党亡国的程度。

人 性本恶,要论贪污腐败,共产党人比起一般人一点都不差,由共产党人执掌的中国政府贪腐程度在地球上名列前茅。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4年全球 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丹麦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得分92分,总分100),而中国排在第100位,得分为36分,离及格都还差好远。

2014政府清廉指数,中国名列第100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排名,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4年12月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自有人民群众的公正客观的评价,不会以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为标准。

中国政府天天喊反腐,但从不承认出现结构性腐败,如果有谁胆敢说中国出现大面积腐败,政府就会让它闭嘴。到今天(2016年4月12日),透明国际的网站 www.transparency.org 在中国大陆依然不可访问。

这 个世界上没有神仙,每个人都会有缺点,都会做错事,无论他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高级公务员,亦或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中国的政治舞台却有大批完全没有负 面新闻的神仙。在中国,县处级干部还有可能在网上搜出一些负面新闻,厅级干部一般就没啥负面消息,副省级或者候补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就更不用说了,个个都 高大完美。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京东的老板刘强东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曾说:“如果一个人在网上一点负面没有的话,他一定是骗子。”

在苏荣、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查处之前,他们都和令计划一样,互联网上找不到他们的负面消息。虽然他们一贯贪赃枉法,生活糜烂,但是他们在台面上的形象永远高大光辉,没有任何缺点。

毫 无疑问,中国官方屏蔽了“老干部”们的负面新闻。国内的网络媒体不敢抗命,但国外的网站中国政府鞭长莫及,唯一能做的就是屏蔽这些网站。这种屏蔽 当然只能秘密执行,否则老干部们的脸往哪搁?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纽约时报》被屏蔽就是因为刊登了一篇报导,分析了中国前总理的家产。因为篇幅这里就 不细说了,请诸位自己搜索David Barboza和2013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关于纽约时报事件,我将有另外一篇文章详谈。

一个人是不可能有效地自己监督自己的,一个政党或政府也是如此,所以新闻媒体的监督是一个清廉政府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府的做法则正好与此相反,谁敢报导政府高级官员的负面新闻就屏蔽谁。缺少了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有效监督,中国的“老干部”得以为所欲为 。

前 文说过,互联网上有些内容是人类公敌,如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中国政府公开屏蔽这些网站的细节不会有问题,但因为有令计 划这样的“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中夹带私货,屏蔽自己的丑闻,使得中国的的互联网管理全都被迫秘密进行,没有任何机构敢站出来公布被屏蔽的网站名单或者 被过滤的敏感词汇表。

为了维护少数“老干部”们的利益,中国政府采用黑箱操作的手段进行互联网管制,这种行为损害了法律的名声,干扰了人民的生活,阻断了信息传播,损害了企业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

一个政府管理互联网,出发点不是国计民生,而是维护“老干部们”的声誉。他们利用职权控制互联网舆论,禁止报导他们的丑闻,对搜索引擎进行敏感词过滤,并屏蔽相关国外网站。至于这么做对老百姓的生活以及企业的经营有啥冲击,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不仅如此,他们还动用司法权严厉打击有不敬言辞的老百姓,有时就连私下说说也不行。2011年5月,重庆涪陵区林业局职工方洪被判处一年劳教,只是因为他发了一条微博说李庄案是一坨屎,暗讽了王立军和薄熙来。

这 种情况在很多西方国家是完全相反的。在日本,很多网站和报纸专门以曝光各级官僚来吸引眼球,如果你能搞到首相的独家丑闻,该报就可能发财。在英 国,媒体为了搞材料甚至对国会议员进行钓鱼采访。在美国,你可以随意骂总统或任何官员(除了不能以死亡威胁)。并且,你骂的官员级别越高,言辞的自由度反 而更大。

举个例 子,2009年2月,《纽约邮报》刊登漫画,以黑猩猩暗讽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白宫最后也只是谴责它搞种族歧视,该报并没有受到屏蔽或者停业 整顿之类的处理。我们都知道,如果骂某普通美国黑人为黑猩猩,很可能会被告上法庭,赔得倾家荡产,还可能坐牢,因为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严重违法行为。

谷歌作为一家典型的西方公司,它可能认为监督政府官员,尤其是监督政府高级官员,是新闻界、企业界乃至任何公民的基本职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球通用原则,它哪里知道中国政府不吃这一套呢。

13,不作恶

2014年9月,在退出中国近5年之后,前谷歌CEO施密特(Eric Schmidt)出版了一本书《How Google Works》,其中一章回顾了谷歌撤出中国那几天的决策过程。

施 密特是谷歌最初进入中国的推动者,但谷歌的创始人之一布林(Sergey Brin)并不赞成公司进入中国。作为前苏联的移民,他一向反感共产主义集权国家。但是谷歌的另一位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当时站在施密特一边,于是谷歌就开始拓展中国业务,并于2006年正式运行Google.cn。

谷歌同意遵守中国大陆的搜索审查,后来却发现许多要过滤的内容不知违反了什么具体法规,比如线上爆出来的一些名词,说央视大楼像大裤衩,谷歌就得对大裤衩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

2009 年12月,谷歌发现遭到不一样的黑客攻击。这批黑客除了想获取谷歌内网代码,还试图检查某些Gmail邮箱(这些用户主要是中国的持不同政 见者)。佩奇以前站在施密特这边,但此次黑客事件让佩奇觉得这是“作恶”,于是转而站在布林一边。施密特虽然坚持留在中国有益,但面对两大创始人的反对, 他无能无力。

到2010年1月10日下午四点,谷歌对黑客攻击的技术分析出来了,确认其来自中国无误,旋即开始讨论应对措施(包括是否撤出中国)。在谷歌总部,很多人都站在布林和佩奇一边。施密特最后建议投票表决。

当晚9点的投票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谷歌发表正式文告《A New Approach to China》。公布之后,谷歌的北京办公室接到了好几个中国官方的电话,问谷歌这个公告是不是开玩笑,没有其他公司这样做过,他们要离开也是悄悄的。

谷歌是商业公司,但这个公司也不完全金钱至上,它有一条著名的“不作恶”原则,源自该公司两位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开募股时发表的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不作恶宣言》:

“不 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我们放弃一些短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原文是:Don’t be evil.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 by 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 short term gains)

所以,谷歌最后决定放弃在中国的业务,损失每年几十亿的收入,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重返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现政府还在台),部分应该源自其“不作恶”的公司文化。

14,真的不作恶?

谷歌的不作恶原则多年来被各方称赞,2010年初与中国政府公开翻脸更是被很多西方媒体赞扬。然而2013年6月,一个名叫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29岁美国程序员差点让谷歌等多家著名公司阴沟里翻船。

根 据斯诺登提供的情报,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一个代号为“棱镜(PRISM)”的监视项目。《卫报》文章的标题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监控谷歌、苹果等公司的用户数据(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刊登了爆料文章,标题是:U.S., British intelligence mining data from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in broad secret program.

斯诺登其人

斯 诺登此人高中未曾毕业,服过短期兵役,后来为多家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他提供的机密文件表明,数百家美国公司参与了棱镜项目,其中包括谷歌、雅虎、 微软和苹果等知名公司。通过该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可以获取这些公司的用户数据,分析音频、视频、照片、电邮、文件和连接日志等信息,跟踪用户 的一举一动。

棱镜项目不但跟踪普通人的电话和网络信息,还跟踪著名人物,包括外国领导人,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欧盟各国领导人大发雷霆,指责美国人背信弃义,连盟友都不放过。一个小小程序员让美国陷入了一场外交危机。

棱 镜项目的前身是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批准的恐怖分子监听计划(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奥巴马总统将其发扬光大。棱镜项目正式开始于2007年,参加该项目的大公司和加入时间如下:微软(2007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年)、Facebook(2009年)、Paltalk(2009年)、YouTube(2010年)、Skype(2011年)、 美国在线(2011年)以及苹果公司(2012年)。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社交网推特Twitter不在此列。

面 对铺天盖地的指责,2013年6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辩护说:“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还拥有100%隐私和100%便 利。”奥巴马说得不错,但他没法举证棱镜计划到底帮美国抓到了多少恐怖子。美国人民失去了隐私,但是按美国现在的情况,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英国卫报图片:棱镜项目代号“US-984XN”

斯 诺登到底是叛徒还是英雄,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如果你认为个人隐私重要,那他就是英雄。如果你认为反恐重要,那他就是叛徒。棱镜曝光的反响这么大, 我个人觉得很惊讶。美国监视德国和中国,中国和法国也在监视美国,世界大国都在互相监听,此事自古如此。这点事还互相指责,某些政客显得太矫情。情报机构 对个人和公司进行监视,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

我个人觉得斯诺登最大的功劳并不是曝光了情报机构的工作,而是揭露了美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秘密,那就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简称FISC)。

FISC 其实也不算秘密,至少在表面上它是公开以及合法的。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情报监视法》,FISC正是根据这个法律而成立的。该 法案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实施监控之前,必须先向FISC提交申请。但实际执行的情况是,从1979年到2004年,FISC批准了18761次监控授权,只 拒绝了5次。FISC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橡皮图章,美国情报机构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想监听谁就监听谁。尤其要指出的是,FISC是独立运行的,美国最高法院 管不了它。这简直就是法外之法。

意 料之中的,被斯诺登点名的各大网络公司都说自己冤枉。雅虎公司发表文告说,雅虎本来不想与美国政府合作,但是美国情报机构采取威胁手段,说若不合 作将被FISC判罚,罚款可能高达每天25万美元。雅虎只得服从。谷歌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德拉蒙德也立马发表公开信,强调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能直接访问谷歌的 服务器,并且对美国政府的要求谷歌也不是每次都照办。

按照谷歌公司每半年发布一次的《透明度报告》,情况确实如此。美国政府2012年下半年共向谷歌提出了8438次数据要求,涉及账户14791个,88%的要求被执行了,无论是请求数和执行数都排名第一。中国政府的请求数为0,原因就不必说了吧?

谷歌透明度报告截图

有不少中国愤怒青年上网骂谷歌,说谷歌公司高调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但它转身就与美国政府合作,执行双重标准,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网络作家周小平就是中国愤怒青年的代表人物,他有一篇名为《请不要辜负了今天这一切》的文章,这里摘抄一段:

“再 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网上大部分声音都是在恶骂中国,却还说中国舆论不自由,美国才自由。可是你难道不知 道斯诺登因为在网上曝光美国通过google监控全球用户的消息就被通缉了吗?你难道不知道维基网的阿桑奇因为曝光了一些美国的内幕消息就也通缉了吗?你 是否还记得当年google公司在中国到处宣传自己“不作恶”时,那些信以为真的天真糊涂蛋们表现出来的激动劲儿?可现实是根据解密资料显 示:google不仅纵容卖假药的诈骗信息泛滥,而且还安装有后门监控中国网民的网络账户密码以及信用卡信息。”

周 小平这段文字相当雷人。指责谷歌卖假药?要说纵容卖假药,地球上的网络公司有谁比得过百度?周小平对谷歌撤出中国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前面我们分 析了一万多字,谷歌和中国政府翻脸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审查等问题争执不下,包括网站屏蔽、搜索过滤以及敏感词审查等等。而谷歌与美国政府合作主要是提供用户 数据以供反恐之用。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假如谷歌屏蔽了与美国政府立场不一致的纪录片,比如《华氏911》;又或者谷歌屏蔽了美国总统或参议员的丑 闻,就像中国政府屏蔽令计划+法拉利那样的,才能证明谷歌当婊子又立牌坊。棱镜计划的内容显然不能证明这一点。

实 际上,以反恐为由,中国政府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比美国政府还要厉害。2015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十八条原文如下:“电 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

很 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条的重大意义,它实际上直接授权公安机关以反恐的名义进入任何电信和网络公司的主机,而且不需经过法庭的批准,其潜台词就是 说:政府的每一项监视和审查决定都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好歹还有FISC特别法庭这块遮羞布,而中国政府现在是直接裸奔。也许有人要说,中国公安几十年来不 都是这么做的吗?确实是这样。但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所以就专门制订了《反恐怖主义法》。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5,谷歌产品封锁情况分析

根据谷歌透明度报告,到2016年3月,地球上还有四个国家屏蔽谷歌服务,它们是:伊朗、刚果(布)、塔吉克斯坦和中国大陆。我不知道为啥北朝鲜不在其中,可能谷歌认为北朝鲜没有互联网。下图是这四个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红色):

下图是这四个国家屏蔽谷歌产品的具体项目(谷歌透明度报告截图):

此图可见,在封锁谷歌的程度上,中国排名世界第一,几乎所有的谷歌产品和服务都不可用(除了谷歌翻译和网页版谷歌地图)。同时封锁谷歌搜索、YouTube和Gmail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为什么要全面封锁谷歌,中国政府并没有给出答案,下面我分产品谈谈个人观点。

A,谷歌搜索。这个不用多说了,前面我们已经花了一万多字来讨论这个问题。谷歌搜索被封锁主要是两点原因,一是审查的内容谈不拢,二是审查的方式谷歌无法接受。

B, 谷歌学术,也就是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是全球科研成果集中营,也是科研人员和大学师生查资料写论文的必备工具。很多人不明白为啥一个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工具会被封锁,我 认为这和谷歌搜索被封锁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学术界也有很多话题涉及政治。只要是涉及政治的选题,就可能出现与中国政府立场不一致的内容,尤其是人文与社 会科学研究。

举个例子,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王友琴博士,她长期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这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博士还是“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的创办人,而这个网站早在2002年3月就被中国政府屏蔽。

根据《中国出版审查一百条明细》第18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选题是必须审查备案的。王友琴在美国从事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在中国官方备案。

关 于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有“宜粗不宜细”的重要指示。文革冤死了很多人,至少数百万,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官方不允许过于详细的研究(具 体到人的民间悼念也不被允许,即便是网上悼念也不行)。王友琴的研究具体到人,还有被害的详细时间和地点,这显然不符合官方的指示。

学术研究被屏蔽的情况并不止于中国现代史选题。清华大学社会学郭于华教授,还有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等学者,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在中国大陆也都是被禁止传播的。 郭于华和张千帆的微博已被销号。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政府要求学术界必须百分之百听从官方的指示,否则相关研究成果将被屏蔽,无论网上网下。对谷歌来说,如果谷歌学术不删除王友琴、郭于华、张千帆等人的研究成果,它就不能在中国运行。

但是,政治相关的学术研究只占所有学术选题很小一部分,尤其是敏感的政治选题,应该占整个学术资料的1%都不到吧?为了这1%就得屏蔽剩下的99%?这不是把全国的研究人员都坑了吗?那些物理、化学、医学、计算机等等研究人员,都跟着一起抓瞎?

情况确实是如此,中国政府在政治方向上有洁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至于封杀谷歌学术对中国科研的影响,那远没有政治方向重要。

C,谷歌邮箱Gmail。邮箱业务是2010年初中国政府和谷歌翻脸的导火索。中国政府要检查某些异见人士的邮箱,但是谷歌不肯,于是中国政府组织黑客攻击谷歌邮箱服务器,强行检查。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政 府机构是否能随时检查公民的邮箱和信件,这个问题在谷歌2010年撤出中国的时候还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谷歌和政府吵起来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 明确的答案。根据2015年12月刚刚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法》,所有在中国做网络生意的公司都要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公安、国安等)留后门,官 方的说法是 “提供技术接口”。

简而言之,在今日之中国,任何互联网邮箱都必须无条件开放给政府部门检查。谷歌的Gmail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不能在中国大陆运行。

对 不能访问谷歌这件事来说,也确实有愣头青采取过法律行动。2014年9月,深圳居民汪龙起诉中国联通,理由是其宽带、手机无法访问Google、 Gmail等网站。此案被称为“封锁Google全球第一案”。2014年9月28日,汪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

D,谷歌商店(Google Play)

关 于谷歌商店不可访问,我只想陈述一个事实:中国境内所有的合法手机应用商店都很难找到翻墙软件,包括简体中文的中国区苹果App Store,但香港的苹果App store里面各色翻墙软件应有尽有,包括ArkVPN和网际直通车等。这些App在中国大陆都被政府和谐了。当然,不排除有个别漏网之鱼,但随着下载次 数的增加,这些翻墙App随即会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和谐。

当你打开谷歌商店Google Play,各种翻墙app比比皆是,很多还是免费的。如果中国人人都可以自由访问Google Play,个个都会翻墙,那网络封锁还有什么意义?

E,谷歌图书(Google Books)

谷歌图书被封锁的理由在我看来很简单,它收录了一些未经中国大陆政府同意出版并且观点与政府有异的书籍。

F,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视频网,也是谷歌旗下网站(2008年10月谷歌以16.5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YouTube在中国首次被封大约是在2007年中,此后时断时续。2009年开始完全不可访问,至今没有解封。

YouTube 被封锁的理由在我看来也很简单,它收录了一些中国大陆政府坚持应该删除的视频。比如上文提到的柴静所拍《穹顶之下》、美国纪录片《六 /四/天/安/门》等等。别说大中型制作,在中国就连个人发布的视频都管得很严。2014年有一个德国小伙子雷克用手机拍了一些个人点评视频都被各大网站 屏蔽,因为有部分涉及时政。雷克的新浪微博也已被销号。我本人拍摄的纪录片《老杨的川藏线》,因为对藏传佛教说了几句闲话,也被优酷屏蔽,最后我只得重新 剪辑,弄了两个版本。

双 版本也是很多影视公司对付中国政府审查的手段。所以,有些片子即使能在中国看到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中国版和原版差异甚大。2009年的某一 天,我看到书云导演的纪录片A Year In Tibet《西藏一年》即将在央视播出,当时我很惊讶,因为这部片子在BBC首播的时候,它在国内被屏蔽得严严实实,我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找到国外的资 源。后来看了看央视播出的《西藏一年》,果然是特制普通话版,很多我印象深刻的经典镜头 和解说词都不见了。

中 国政府对视频和影视资源的管理比其他媒介都要严格,比如我个人很喜欢的娄烨电影《颐和园》就无法在中国大陆的视频网站上找到。中国政府不但严格管 理影视和视频,甚至连影视评论也一起管了,有段时间连著名的电影数据库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也打不开。IMDB是英文的,它在中国基本没有几个人看,封这个我一直没想通,直到发现电影《建党伟业》在IMDB上的一些评论我才明 白,其中有一条评论是这么写的:

“Ironically, from the movie we know that before the CCP, Chinese students could protest in Tiananmen Square without being massacred, and before CCP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rights to form a party without being banned and persecuted.

When watching this so-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I believe most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would like see “The End” of it.”

简单翻译如下,“可笑的是,从这部电影里我们得知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学生可以在/天/安/门抗议而不会遭到屠杀;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人有权成立政党而不会遭到禁止和迫害。当观看这部所谓的“建党伟业”时,我相信大多数中国观众都想看到这个党早日终结。”

IMDB现在又可以访问了。当然,这条评论(以及很多类似评论)现在IMDB上已经找不到了。不过,IMDB好歹还留下了二十几条评论,而在中国的电影评论网豆瓣上,《建党伟业》是唯一不可评论的电影,七万多条评论都被删光了。

本篇谈的是谷歌视频产品,聊这么多电影貌似有点跑题,但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让大家明白中国政府对所有视频(以及相关产品)的态度。这个态度很明确:不得出现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内容,也不得对党和政府提出任何实质性质疑,否则删帖封网。

有 了这个态度,YouTube在中国被封得严严实实就是自然的了,它上面有很多中国政府不乐意见到的视频。话说回来,这些异见视频虽然不少,但总体 来说也不算多。到去年底为止,YouTube上总计有超过五千万条视频,我个人估计中国政府不满意的视频应该不超过五千条。我不是中宣部的,这个数字很难 估计,但顶了天也不会超过五万条,不到YouTube视频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一。为了这0.1%,就得屏蔽剩下的99.9%?

很 遗憾这确实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现状。中国政府对异见内容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YouTube就是这么死在中国的。只因为极少 的政治异见视频,所有的影视、音乐、科技、娱乐、传记和动物世界等等视频资源全都看不到。作为多年的摄影发烧友,国外的器材视频评测我现在全都看不了;作 为音乐发烧友,全球最全的钢琴和交响乐视频现在也都和我无缘。应该说,封锁YouTube给我的个人工作和生活制造了很大的困扰,搞得我有时只想飙脏话。

应 该要指出,对YouTube不满的并不止中国政府。由于YouTube上的内容问题,该网站至少在全球十几个国家曾经受到过审查,包括巴西、印 尼、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泰国和阿联酋等,但绝大部分国家已经解封。在泰国,据说是有人上传了抨击国王的视频,这在泰国是违法 的。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对真主不敬的视频也是违法的。

这 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谷歌自己也在进行内容审查。从2009年开始,谷歌每年都发布两次《透明度报告》,公布各国政府和法院要求屏蔽和删除 部分内容的情况。根据这个报告,2013 年下半年,世界各国政府共要求谷歌从 YouTube 中移除 2199 项内容。谷歌移除了其中的 973 项 – 其中735 项是因为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另外238 项是因为违反了YouTube 的社区准则。

但是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当局的网络审查令没有一个是来自法院的判决,而且很多并非书面通知,他们有时会半夜打个电话要你过滤或删除某些内容。更重要的,这些审查命令都得100%完全执行,而且是立即执行,否则就让你网站关门。

那么问题来了。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谷歌并没有完全执行政府和法院的指令,为什么谷歌没有被封锁?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落后的非洲以及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为什么他们都能对谷歌求同存异,而中国做不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么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YouTube看视频,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上网搜索,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地图给汽车导航,如果政府强行屏蔽谷歌,那这界政府(某党)可能是不想再干下一届了。

但是在中国,目前貌似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6,重返中国?

自 打谷歌2010年退出中国以来,有关其重返中国的报导都快成月经贴了,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新的传闻。这些消息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谷歌虽然不满中 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公开与中国政府翻脸,但它依然是留有余地的。比如敏感词过滤,谷歌至今没有公布当时与中国政府吵架的到底是哪些词汇。这应该也是给中 国政府留面子。谷歌手里并不是完全没有证据。前CEO施密特在书中就提到过“大裤衩”需要过滤的例子 。

从 中国政府方面来看,虽然它对谷歌一肚子火,但也并没有彻底成仇。有的谷歌产品比如谷歌翻译,在中国依然可用。2014年12月,中美互联网论坛在 华盛顿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还参观了几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引人注目的是,鲁炜居然跑去参观了谷歌总部。在CEO施密特的陪同 下,鲁炜试乘了谷歌引以为傲的无人驾驶汽车,成为了第一个乘坐谷歌汽车的中国官员。

鲁炜在美国试乘谷歌汽车

由此可见,谷歌和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并没有断,它重返中国并非天方夜谭,一切皆有可能嘛。但是,为啥谷歌重返中国这事几年来只打雷不下雨呢?我想原因是双方面的。

首先,谷歌并没有很强烈的愿望要重返中国。这个公司根本就不缺钱,作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它现金多得用不完,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幻项目每年烧钱几百亿都不在乎;二是因为谷歌的独特公司文化,它有一点理想化,“不作恶”是其准则之一 。

中 国政府方面也同样不着急,谷歌是否回来它都稳坐钓鱼台。手中有枪,心中不慌。原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2010年4月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个事情(指 Google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你无论怎样做,他都 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至于我们,再强调一下,网络监管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表态的程序。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 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志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虽 然中国政府不怕被说不自由,但情况正在起变化。2010年的时候,封锁谷歌的还有那么十来个国家,后来随着越南和缅甸解封Google和 Facebook,以及2016年古巴也即将解禁等等,现在全世界封锁谷歌国家就只剩下四个了,那三个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国。在世界大国中,除了中国,一个 封锁谷歌的也没有。孤家寡人的味道应该不好受吧。 如果北朝鲜不算在内的话,会不会弄到有一天,全世界屏蔽谷歌的国家只剩下中国一个?

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谷歌重返中国的可能性。这个逻辑是:既然谷歌退出中国是因为和政府吵架,那只要有一方肯让步,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先看看中国政府方面是否可能改变。我个人观点,目前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没有任何趋向宽松的迹象,整体趋势是越来越严,不但政治相关内容,现在连娱乐内容都管死了。

但 是,目前无法改变并不代表永远不变。想当年在台湾,一贯独裁的蒋经国总统突然下令解除报禁和党禁,让台湾走向了民主社会。当然,有人说蒋经国并不 是突发善心,而是被形势所逼。现在中国大陆舆情凶猛,政府四处忙着删帖禁评,形势之险恶比当时的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搞不好也有被形势所逼的一天。

前 苏联是1991年解体的,就在其寿终正寝前几个月,它都显得那么强大,谁会想到只一两个月就突然死亡呢。前苏联长期采取高压政策,严格管制媒体, 压制人民的呼声。虽然它表面看起来如同一个坚不可摧的钢铁高压锅,但随着内部压力的上升,它随时可能最后爆炸。当然,这个“随时”可能就在下个月,也可能 长达几十年。

目前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改变,但谷歌自己却起了变局。2015年8月,谷歌宣布公司重组,成立Alphabet集团,Google变成了旗下子公司,其领导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新的CEO。

谷歌重组后的公司架构示意图

印度裔的皮查伊是一个务实的技术派,他上任之后,有关谷歌重返中国的传闻明显多了,连Google Play大陆版的截图都放了出来,谷歌中国也开始招聘新的职员。现在的问题不是谷歌是否会重返中国,而是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方式。

谷 歌产品要全线重返中国,除非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像1991年前苏联政府那样突然死亡。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谷歌的产品是一个一个死在中国的,它 要重返中国也只能一个个的来。我个人观点,谷歌搜索目前不太可能重返中国。要谷歌重新遵守中国政府无法无天的搜索审查,这等于是自己打脸。即便谷歌新任 CEO皮查伊愿意,他的老板施密特和布林也不会同意,这两位才是公司真正的掌舵人,也是2010年初谷歌撤出中国的决策者。

如 果谷歌搜索不改变,那它的其他产品比如谷歌学术、谷歌邮箱Gmail以及YouTube视频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谷歌要重返中国,突破口应 该是安卓手机应用商店Google Play。这个产品并没有历史包袱,2009年底谷歌准备撤出中国的时候,安卓手机系统才刚诞生一年多,没人想到这个满身bug的东西几年就席卷了全球手 机市场。

谷歌现在的赚钱大户之一Google Play是2012年3月才正式上线的。Google Play被中国政府屏蔽,主要原因在那些翻墙app。下架科学上网app并不算什么大事,苹果中国的应用商店App store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谷歌商店下架少数几个手机app来换取进入中国的突破口,这是目前看来最可能的重返中国的方式。至于谷歌搜索和YouTube等传统产品再入中国,我们还得耐心点,等待环境慢慢蜕变,或者突然爆炸。

17,四点建议

这篇文章已经拖得太长了。这里最后总结一下,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管制目前有以下四个特点:

A, 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不得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B, 从社交网络到公共媒体,全面禁止报导高级官员的负面新闻,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负面新闻。
C, 在管制方式上坚持秘密审查、秘密执行,不公布敏感词,不公布删除令,公众无从知晓被屏蔽的网站和网页具体违反了哪一条法律。
D, 虽然政府一直声称依法管理互联网,但没有一个屏蔽令或审查令是来自法院判决,多数时候连书面通知都没有,只有电话和口头命令。

以上四点每一点都与谷歌的传统与公司文化相冲突。谷歌坚持政府的删除申请必须是书面通知,不行还得走法律程序(起诉和上诉)。谷歌坚持自己有权驳回政府的请求,但中国政府要求网络公司无条件执行所有的审查令,包括内容删除和搜索屏蔽。

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认为,监督政府官员,尤其是监督政府高级官员,乃是新闻界、企业界和任何公民的基本职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球通用原则。屏蔽腐败高官的丑闻也违反了谷歌的“不作恶”原则。但中国政府不吃这一套,谁敢曝光我就屏蔽谁,以秘密的手段。

针 对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屏蔽请求,从2009年开始,谷歌每半年都发布一次《透明度报告》,将收到的各国请求数和部分实例公之于众。这和中国政府秘密 审查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总而言之,谷歌退出中国表面上是遭受黑客攻击,实际是因为网络审查问题和中国政府严重冲突,从网站内容到审查方式全面冲突。

凡是秘密审判并秘密执行的,均不是法律行为。中国政府声称的所谓依法管理互联网乃是一句谎言。它们既没有法院审判也没有执行公告,有时一个电话就要删除网页、屏蔽关键词或网站,完全的黑箱操作,不予解释。

这 种不透明的秘密管理方式,方便了中国的“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中以权谋私,屏蔽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和报导,比如2012年3月突然屏蔽令+法拉 利,2016年4月突然屏蔽巴/拿/马/文/件等等,性质都是一样的。他们打着依法管理和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实际上是动用公权力为自己服务。

前 文说过,互联网上有些内容是人类公敌,如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中国政府公开屏蔽这些网站的细节不会有问题,但因为有 “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中夹带私货,使得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全都被迫秘密进行,这种黑箱操作的方式损害了法律的名声,干扰了人民的生活,隔断了信息传播, 阻滞了企业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

国 家行政和司法的公开和透明化是世界趋势。潮流浩荡,顺之者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真正依法管理的互联网,既要有效过滤违法信息,保障公民获取资讯的 权利,还要杜绝少数“老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做到这样,必须抛弃秘密管制方式,保障互联网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对此我本人有 以下四点建议:

A, 确立只有法院和相关政府机构才有权进行互联网审查。任何个人或群众性组织(包括党派及其下属机构),都无权进行互联网审查。

B, 所有的互联网审查,包括敏感词库、搜索过滤、屏蔽网站和删除网页(含社交网络账号),均不得口头通知。要严格以法院的判决书和政府的行政公文为准。

C, 法院的判决书应予以公开,行政机关的相关公文应予以公示。

D, 屏蔽对国民经济、人民生活以及国家声誉有重大影响的网站,比如谷歌和Facebook等,应该广泛召开听证会,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

18,尾声:为人民屏蔽互联网?

传 说在沙漠里,鸵鸟遇到敌情的时候就会把脑袋埋进沙子里,以为别人就看不到它了。鄙人观点,中国政府屏蔽谷歌等世界知名网站就是一种典型的鸵鸟行 为。 我们都知道,贪官污吏的“动人事迹”被屏蔽了,但是人家老外照看不误。现在国际交流这么频繁,出国旅游的人这么多,再加之经常翻墙的人在千万以上,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些被屏蔽的内容是瞬间秒传啊。

中 国还有一句俗话: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屏蔽,越是被人怀疑。我不知道中宣部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大规模屏蔽乃是下下之策。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 世,凡事总有公开面对的一天。要从根本上控制互联网舆论,唯有掐断海底光缆,并禁止人员出国。如果做不到这样,屏蔽谷歌等著名网站就等于是自寻死路。不是 不报,时候未到。

在 探讨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管制政策的时候,常有人引用一句话:“我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这句话出自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他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互联网大管家。2014年10月30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有记者问为啥Facebook等境外网站在国内无法 登陆,鲁炜道出了上面这句名言。他表示,中国欢迎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底线:第一就是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第二就是不得伤 害中国消费者权益。

按 照鲁炜先生的说法,中国政府屏蔽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彭博社Bloomberg、YouTube和维基 百科Wikipedia等上千家网站,都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和“国家的利益”。但是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中国的互联网之所以会 变成世界最大的局域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工作中夹带私货,为了小集团和个人利益不惜屏蔽世界著名网站,损毁国家名誉,也损害了企 业和老百姓的利益。

按 照鲁炜先生的说法,这些被屏蔽的网站都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所以不欢迎它们到中国来。鲁先生言下之意是他代表了中国人民。我不知道鲁炜先生代表的 人民都是哪些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 认识的的朋友和学生好几百个,绝大部分都对屏蔽谷歌这件事怨声载道,尤其是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同事们,人人都在骂娘。没有谷歌学术,写论文难似登天。

还有一件事鲁炜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防火墙技术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2013年除夕发微博向大家拜年,短短两天收到两万多条“滚”字回复,成为新浪微博一大盛事,最后方校长只得关闭了微博评论。不知道这两万多位留言的微博用户,是否也被鲁炜先生代表了呢?

方校长的拜年帖和“两万个滚”

自 诩为人民代表是一件危险的事。2011年12月的文史参考刊登了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的一篇文章,《苏联崩溃因人民未成为国家主人》。左凤荣的观点 是:苏联共产党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苏共妄自尊大,自诩为真理,害惨了俄国人民,最后 也葬送了自己。苏联倒台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但秘密审查的教训都是一样的。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它离毁灭也就不 远了。

“我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鲁炜先生说得不错。但是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老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改变不了你,但是他们最终将有权利选择谁是他们的代表。

谷歌篇就到这里吧。改稿仓促,未免错漏,请诸位朋友指正。

杨飞,
2015/2/20新加坡初稿,
2016/7/25改于湖南长沙

部分参考资料:

1,《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 exclusions》,by Jonathan Zittrain and Benjamin Edelman, http://cyber.law.harvard.edu/filtering/google/ 哈佛法学院论文
2,《Google Censorship – How It Works》http://www.sethf.com/anticensorware/general/google-censorship.php
3,《谷歌透明度报告》,http://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hl=zh-CN
4,《审查机器—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互联网》https://kenengba.com/post/2812.html
5,《中美网络审查对比》,http://www.geekpark.net/zhuanti/wtf/
6,《我所知道的关于Google退出中国的真相》,阑夕,http://lanxi.blog.techweb.com.cn/archives/235
7,《Google退出中国大陆事件》,by Wikipedia 维基百科
8,《A New Approach to China》,谷歌官方声明
9,《中共钳制媒体揭秘-从公开到隐蔽,由宏观及微观》,程益中
10,《苏联崩溃因人民未成为国家主人》,左凤荣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页截图或谷歌图片搜索,一时难以寻找作者,若有版权异议请联系我。谢谢。

请期待老杨调查报告之二:《为什么我们不能访问Facebook和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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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有多远 自古有多古

作者: 孔捷生


历 代封建王朝没有不想“千秋万代”的,世上却无帝国可万岁。习近平对千秋万代和世世代代词语的使用率高于胡江两朝,亦即永远执政的意思。须知习从红色基因上 就是嫡传,邓之后红色谱系金枝玉叶从政年资尚浅,在鳞甲斑斓之龙的传人看来,江胡只是过渡的临时管家。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对顶头上司吴仪不假辞色,对胡温 也不甚恭敬。

习近平早在储君未登极之时,就曾以“神隐”多日不入朝堂不理政事,以逼时日无多的看守政治局就范,足见是厉害角色。亲政之后超级强人头角峥嵘,霸气 沛然,眼见不足4年,朝官固然抓了成堆,却无一开国红色氏族。他要给全党“立规矩”,即不许妄议和绝对忠诚。这一铁律也适用于老百姓,颠覆、危害、扰乱罪 名满天飞,薄抓了李庄律师还没逼他上电视认罪示众,习一抓就是两百个!《炎黄春秋》被灭,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出来维权,竟被警察驱逐出杂志社,试问刘云山没 有最高手令,谁敢?孰能料习家后代不去触动有公仇私仇的毛家,而是打压有恩于己的胡家。原来红色世族不是不能动,谁妄议和有异心就拿谁祭刀。

外交也四处出击,把“管得住就是硬道理”扩展到国际舞台。南海仲裁最大挫折,是整个九段线被否定,其法理依据恰恰是中国当年签署的《联合国国际海洋 公约》。本来前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尚可将主权问题模糊化,美国也持消极中立的不介入姿态,但习上台后把“核心利益”涵盖到南海,惹起众怒,等于为美 国重返亚洲造势。美国也转为积极中立,即不介入主权争端,却出动航母维护航海自由。

奥巴马用典型奥氏语言称:“中国对南海的一些主权宣称也许合法,人们会承认它,但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证明。”现在法律证明了,习近平的语言还是“自 古以来”和“寸土不让”。自古以来有多古?宋朝商船还是明朝郑和下西洋,问题在中国对那些岛礁没有形成独立和连续性的管治。仲裁已输,中方欲和菲律宾双边 对谈再也行不通,东盟关于南海的共同宣言,已经使之国际化。东海钓鱼岛与台湾和日本石垣岛距离差不多,比起南海岛礁,钓鱼岛归属权至少在两可之间。但按国 际惯例50年管治权,钓鱼岛还差8年就届满,除非你现在就登岛强占,否则钓鱼岛也将不保。

未出手已输掉国际舆论

党媒和军方喊打喊杀的煽情,真是不说不知道,知道吓一跳。红色中国是世界上和邻国打仗最多的国家,朝鲜、印度、苏联、越南,打遍东南西北,堪称举世 无匹。要说这些战争都是人家挑衅,极难服人,当然爱国至上的“小粉红”不在此例。试看勇武的大天朝还有几个朋友?北京宣称有60个国家支持中国南海立场, 请列出来让大家看看。还有骇人事实,有最多核武邻国的还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还要算上拥有核子技术的日韩。如此国际环境还要武力恫吓东 盟诸国?

按说中共立国之初尚敢打韩战,大饥荒时敢打印度,文革时敢和苏联打,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时敢打越南,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不敢打的。但时代不同了,当下 还未出手已输掉了国际舆论。美日欧盟和东盟都承认仲裁结果,还怎么打?要真打也可,正如网民所言:打赢了有南海诸岛,打输了有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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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停刊

2016-08-02
作者: 傅申奇




《炎黄春秋》杂志社由体制内一批良心未眠,良知尚存的老人创办。他们到了老年却发现这个党,这个政权与他们年轻时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或相去甚远。但他们又有脱不开的血缘关系。于是秉持“市场经济,民主法制”这八个字来救党,救国。

在江、胡两朝,《炎黄春秋》安然无恙的生存,有一点影响力,但终究只是点缀中共开明给世界观赏的橱窗。但习大帝不在乎世界的观感,立志要成为顶天立 地的“男儿”,开创“红朝”中国的新纪元,把中国方案塞给文明世界。他成了真理的标准,他成了历史的判官。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是“妄议中央”或“妄议历 史”。他说不好就是不好,老爹说好也没用。

于是救党被看作是干扰,最终习当局用下三滥的手段逼迫《炎黄春秋》停刊。鲍彤先生认为此举有违中共中央已经发布的“依法治国”的决定。认定当局“唯 一的正道,只能是撤销针对《炎黄春秋》的非法决定。”尽管诉讼和抗争还在继续,但在我看来,除非习近平放弃了成为习大帝的念想,或习近平成为习大帝的道路 被堵死了!最后结果几乎毫无悬念,原来意义上的《炎黄春秋》将走进历史。如果还有《炎黄春秋》那一定是向习宣誓“姓党”的《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的停刊是一个明显的里程碑,标志着体制内外寄望于好党,好领袖的救党努力已经到了尽头,对习的任何期待,对平稳实现民主转型的任何期待 都已经化作烟云。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制约,没有民众的有效监督和取舍,任何领袖和政党即便是好的,也是一时,一事的好,不会有长久的好,真正的好。因此民 众有效选择和社会切实制衡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这个党不放弃一党专制的立场,任何拯救方案都是无用的。因此革命性的变化才是未来中国唯一的正道,这革 命性的变化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共回归到抗战时期的立场,实施中共当年和各党派共同制定的47年宪法,与两岸三地各党派共商国是,实行公平、公正、透明的 选举。盼望体制内外的救党人士改变思路,丢掉幻想,拥抱革命,救中共的唯一途径就是推动中共回归民主共和政制,在大陆重建中华民国。否则习近平一言九鼎的 帝王梦即便做成了,也是一瞬即逝的黄粱美梦!中共只能继续腐烂直至崩溃,被民众和历史彻底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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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子民,命若垃圾

——杨猛《陌生的中国人》

作者: 余杰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在中国公开出版了,但迅速成为“和谐社会”的“和谐对象”,因为它的若干内容不太“和谐”。作者杨猛揭露说:“这本书出版后被评为内容敏 感,替我出版的编辑,被禁止再编时政类书籍,出版社也被宣传部批评了。”杨猛对于什么是“大国崛起”的看法与习近平迥异,他在自序中写道:“中国成为一个 一流国家还缺少什么?如果人民无法享受到其中的快乐,这种崛起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书中的主人公们,绝大多数欠缺快乐及幸福的感觉。

变化多端的中国让外来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也很陌生。杨猛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中国的心脏与边陲,以“陌生”作为对祖国的 第一个形容词。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再也没有林语堂《吾国吾民》中的乐观、从容与自信,相反,幽暗的心灵、摇摆的信仰、荒芜的田园、惨烈的天灾人 祸、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统……这一切让作者和读者产生了陌生、焦虑、厌恶乃至恐惧的共鸣。《陌生的中国人》让人想起柏杨写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我和杨猛 都是被《丑陋的中国人》所启蒙的一代人。在杨猛小时候,父亲买了本《丑陋的中国人》给他看,他对柏杨以“酱缸”形容中国非常深刻。如今,丑陋的特质没变, 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从报告文学的线索来追溯,杨猛和很多服务于南方报系的写作者一样,传承了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忧思传统”。刘宾雁的《人妖之 间》和苏晓康的《乌托邦祭》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新闻及历史写作的典范。然而,这些本来绕不开的经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血泊之后,偏偏被刻意绕开、强迫 消失。优秀的记者和作家、《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给研究生做讲座,九零后的新闻专业学生居然不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中共有让历史消 失、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本领。杨猛以一种更加平民化、更加写实的手法,复原了刘宾雁和苏晓康的精神气质。由此,生机勃勃的八零年代与星光点点的二零一零年代 终于接轨了。

如果从历史写作的线索来梳理,杨猛师法的对象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写十七世纪山东省郯城县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史景迁写:“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 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这正是杨猛写《陌生的中国人》的初衷:为底层的无名者立传。比如,他写汶川地震,一个字不提影帝温家宝的倾情演出,而 写被夺去左臂的九岁小女孩周玉烨——作为幸存者的周玉烨用剩下的手臂画出记忆:“这是我被埋在废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头下面都长着轮子,这样我就能出 来了。”再比如,杨猛写作家莫言的家乡及其小说的背景山东省高密县,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岁的拆迁户宫先生的故事结尾——因为上访多次遭到软禁、拘留,这个失 去家园的可怜人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喜欢抄写毛主席语录的莫言能帮这个忙吗?当然不能,即便有诺 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也不能。杨猛评论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杰出的想象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弃婴?

书中的十九篇报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兰考好人”袁厉害女士和她收养的有残疾的弃婴们。袁厉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样的圣 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块遮羞布,医院和警方发现的弃婴都送到她那里,她从民政局领取弃儿的生活费。袁厉害收养弃婴成名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借助兰 考这座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她跟合伙人从农民手中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自己家也盖起了气派的两层小楼。她的原始资本来自于民政局委托她收养弃婴 的生活费。

袁厉害富起来,她收养的孩子没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场边上的破房子里,那里充斥着老鼠、垃圾、臭虫。杨猛去探访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的小儿麻痹症 和小脑发育不全的袁申负责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变黑的馒头,他们就像爬行动物一样只是活着而已。袁厉害承认,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样被处理掉,前后有三十 个,也许四十个。那些残疾的、被遗弃的孩子的生命,卑贱如草、如蚂蚁、如垃圾。杨猛评论说:“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没来得及取名字,自然也无人过问。在一 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严格乃是世界之最,这套方法从商鞅变法的时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 便独裁者对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统治者需要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和官吏从不吝啬投入智慧和资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杨猛前去采访当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门为何失职。浑身酒气的民政局 社救股股长冯杰从午后的饭局中匆匆赶来,面对兰考为何不修建孤儿院的问题,其回答有如外交部发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 划之内。”人们很难将这些肥胖的基层官员跟共产党曾经大肆宣扬的模范官员、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禄联系起来。焦裕禄那样的官员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现,冯 杰那样的官员则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对象。

就在杨猛离开六个月之后,他看到一则报道:孤儿们生活的位于垃圾场旁边的房舍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见过的袁申和另 外几个婴幼儿。然后,中国常见的善后措施一定是处罚一群替罪羊:多名兰考的地方官员被免职,其中包括杨猛访问过的名叫冯杰的股长。袁厉害则免于追究其监护 失职责任,慈善与爱心光环成为“兰考好人”最后的护身符。袁厉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没有袁厉害,会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那 么,袁厉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作者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让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思考并判断。存在并非合理,质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为什么中国的弃婴那么多?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靠种田勉强维生的农民家庭,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有残疾的孩子,抛弃有残疾的婴孩是所剩不多的选择之 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职责,还竭力压制民间社团的组织和自救行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许民间自己做。否 则,NGO机构岂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让中国人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动物性层面,所谓“宁为太平 犬,不做乱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换的生命体。所以,堕胎和弃婴在中国司空见惯,当事人在陈述此类事件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过海”是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杨猛用这个词语作为题目,写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的故事。他们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获得合法身份,然后从打工仔熬成大老板或小老板。

杨猛描写了作为成功者的郑建茂的经历,堪称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地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的势头从事中欧贸 易,形成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三十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隐秘王国。杨猛的写法一点都没有“励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实描述了移民在发财致富 背后的困惑、挫败与痛苦。

有趣的是,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向中国“回流”。中国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 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作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当然,双方都刻意掩饰尴尬的过往和曾经的偷渡者的身份。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成为偷渡客,这个国 家的荣耀当然值得怀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为母国的座上宾:有西班牙华人富豪和侨领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旅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然而, 他们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国。对第二代移民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异国他乡”。

这是一个由偷渡客组成的“小世界”,就连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的牧师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家教会从一百人发展到四千人,成为社区的信仰和文化中心。从教会的爆炸性增长中,可以看出华人移民社会快速发展的轨迹。

流动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福建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但他们仍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已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上层建筑 中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领域。而中国移民中的不少人尽管实现了腰缠万贯的梦想,却并未成为当地社会的有机成分。他们一般都生活在封闭的华人社群内部, 对于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肯定毫无兴趣。他们更不可能像当年“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创建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更是“动物凶猛”。杨猛写道:“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 的规则。……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

导游出身的苏振宇摇身一变成了加纳的一家大型金矿的矿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商业投资 自然要求回报。苏振宇坚信“金钱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游戏中,投资支持某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毫不在乎工厂对当地环境的毁灭性 破坏,对于像驱使奴隶一样驱使当地劳工和中国劳工去淘金没有负罪感,反倒认为自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群中国的金矿主永远都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 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已有数千万,他们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对于官员、富豪和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移民是因为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以及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教育 机会。而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青田人、温州人和广西上林人来说,移居国外则是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物质需求的驱动。钱是惟一的动因,他们不是为了享有民主、自 由和人权保障而“用脚步投票”。只要能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勤劳工作固然对移居地做出一定贡献,但血汗工厂、污染企业等等,又给移居地带来层出不穷 的社会问题。他们扭曲、荒诞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使得华人成为移居国的最不忠诚的少数族裔。

为什么国家是人民的敌人?

中国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制造无数“国家的敌人”,“敌人意识”使中共当局成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国家的敌人”一节写的是一度 被判处死刑的“民间借贷”的操作者吴英,后来在各界的呼吁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国严厉的金融管控制度,让民营企业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于是民间借贷 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吴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牺牲品,她的对手楼氏家族几年后也因为后台的垮台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国家的敌人”是在网路社交媒体上组织 “性派对”的大学教授马晓梅,他被以“聚众淫乱罪”逮捕并判刑入狱。虽然执政党的大小官僚都包养情妇,但官僚做的事情,民众却不能做,“中国仍然依靠严刑 峻法对私人领域实施着精确的控制”。其实,吴英和马晓梅都算不上“国家的敌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与国家的纷争之中。真正的“国家的敌人”是主动的反抗 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儿》一书中所描写的她的哥哥查建国那样的政治反对派。

中共将那些并没有推翻它的意图的民众看成潜在的敌人,每天都在制造不计其数的人权案件。本书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惨遭遇:这个智力有些 迟缓的农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门广场上访。那个铜墙铁壁的地方,哪会有民女伸冤的机会?她没有清朝时候告御状的小白菜那么幸运,当即被警察带走,发配给她 家乡的地方政府驻北京的“截访人员”,然后被送到“黑监狱”之中。当年,滕彪和许志永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让收容遣送制度进入历史,但比收容遣送制 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监狱”随即应运而生。为了“维稳”,当局总能花样翻新,让法律的进步瞬间归零。

管理“黑监狱”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吴建将李田田当众奸污,血染床单。李田田的高呼惊动旁人,与她一起被关押 的访民奋起抗震、破门而出。然后,这一事件广传网络,有记者赶来拍下少女与床单相片,震撼一时。当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层面处理此事。

数月后,该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强奸犯吴建获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获得两千三百元人民币赔偿。本案中谁雇用了吴建并没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对 的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幕后的凶手就是共产党,法院也是共产党开的,怎么可能给李田田以公平正义呢?杨猛评论说:“对一个遭到当众强奸的被害人,判令侵 权责任人两千三百元赔偿无异于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习近平也有女儿,他的女儿习明泽比李田田小不了几岁,倘若他的女儿遭到强奸,得到这样的赔偿,作为父 亲的习近平会心满意足吗?李田田贫穷的父母连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费都借不到。习近平与习明泽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则是被践踏、被侮 辱的奴隶。父亲与父亲,女儿与女儿,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过。杨猛举重若轻地写道:“北京对于李田田太不现实。她还记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 雀跃,以及后来将一切吞噬的无助。她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还写到了某些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相当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是罗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没 有去过。这个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两个台湾)的中国最大的镇级行政区,却没有一个常住人口,因而没有一个户籍警察。随着巨大的钾盐工业基地 隆隆动工,这片孕育过楼兰古国的土地,又迎来一群怀抱发财梦的流动人口。而在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作者采访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国商人——用一包长白 山香烟就能进入朝鲜境内,甚至可以换到冰毒。然而,彼岸那个更加野蛮的国家,不会遵循以物易物的贸易准则,一言不合,就掏枪杀人——大国崛起的中国政府, 却又不愿出面捍卫本国被害公民的权益。

让我最感动的是报道是《赞美诗》。在怒江边上的小城六库,不是基督徒的杨猛发现了山头矗立的一间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们在教堂里练习四声部的赞美 诗。在这本让读者始终沉重而压抑的报告文学集中,终于出现了惟一的一抹亮色:当《哈利路亚》的混声大合唱从这些没有受过正式音乐训练的妇女口中唱出,冲破 雨雾,在怒江上空激荡,她们的脸上也露出杨猛在中国的土地上极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国家的强大及个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惟有那来 自天上的恩典与救赎,才能让陌生人彼此成为兄弟姊妹并爱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声中、在阳光下,呈现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贵与荣耀。另外一名旅 行者、《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写过一本名为《寻路中国》的游记,我想,如果真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杨猛的这篇《赞美诗》或许就是一个醒目的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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