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是有，但问题也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前面做的更好。1976年，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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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1976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1978年10月当邓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到，邓小平正是后来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作者。随着时光流转，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1953年至1957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正在当政的人们当时曾是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
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席的幽灵开展了报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极左的“主观主义”，“乌托帮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毛泽东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们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即使是按照邓小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统计表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带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们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导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
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
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
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