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党人以前把自己的反清行为称作“造反”、“起事”、“光复”,孙中山流亡日本看到当地报纸称:“革命党首孙逸仙抵日”,顿觉眼前一亮,从此采用了“革命”一词并在党人中推广使用,瞬间就有了高大上的感觉,国民革命时代这个词在全国得以普及。
其实,“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这个词已在中国人生活中消失,日本人采用此词对应英语的“Revolution”并赋予现代意义,将其用活。
中国知识分子曾尝试过自创新词以对抗,但在与日源外来词的角逐中,几乎全面败下阵来,尤其是日本人意译自西语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词,简直所向披靡。
梁启超起初坚决反对用日语新义的“革命”一词,而主张翻译成“变革”,但他本人声望再高,却也斗不过时尚,只得妥协,最终他自己还写了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研究》。
国民党的知识份子较早密集关注西方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宋教仁曾用“富绅”,朱执信曾用“豪右”一词翻译过“Bourgeois(资产阶级)”,但都普及不开;朱执信还反对用当时的日语词“绅士阀”来翻译“Capitalist(资本家)”;最终还是日语词“资本家”和日语组词组合而来的“资产阶级”胜出。
中国人用“格物学”或“格致学”来翻译“Physics”,最终却败在了日语词“物理学”的手下。更典型的案例就是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曾用“德谟克拉西”翻译“Deemocracy”,用“赛因斯”翻译“Science”,即我们所熟悉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中国人自创的音译词并未普及开来,如同昙花一现,很快被日本人创造的日语词“民主”和“科学”所代替。
陈望道应戴季陶的邀约,从日文版翻译了首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伴随着这类文献的传播,中国人早期所使用的“集产主义”或“均产主义”,“集产党”或“均产党”也被日语词“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