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大王”,未掌握的命运
来源：中国周刊
1949年5月25日清晨，很多上海市民走出弄堂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群群穿着黄布军装的士兵齐刷刷地躺在人行道上，他们戴的并不是人们熟悉的美式钢盔，而是镶嵌着红五角星的军帽，脚上穿的也不是军靴，而是布鞋配绑腿。这是市民们未曾见过的装束。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了上海。
著名实业家刘鸿生的四子刘念智，这天正在家中养病，和很多人一样，清晨，他在家中听到了街上传来一片欢呼声，“上海解放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很快，他提起笔来，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寄往香港。在那里，他的父亲刘鸿生正在为接下来的人生选择举棋不定。
“不可得罪掌权者！”
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中，刘鸿生有着传奇般的致富经历。
1888年，刘鸿生出生于上海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36岁便早早去世，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带大。1905年，刘鸿生考入了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还依靠优异的成绩免除的全部学费。但是好景不长，当校方决定把他培养成牧师，让他去美国留学时，遭到了刘鸿生一口回绝，一怒之下，校方将他中途除名。
后来的事实证明，学业中断，成为了刘鸿生一生的转机。1908年，他经人介绍，进入英商所办的上海开平矿务局当推销员，在这里，他的经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半年之后，原本销路不畅的开平煤销遍全上海。刘鸿生乘胜追击，不仅将销煤业务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各主要工商业城(600306,股吧)市，还自己投资和经营煤矿，几年时间赚得盆满钵满，用他自己的话说，“短短几年间的推销煤炭的工作，使我突然从一个贫寒的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
但是，真正让刘鸿生名扬天下的，是火柴。
火柴在当时是生活必需品，不过长期以来国内市场都被“洋火”霸占着，中国人虽然也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1920年1月，刘鸿生的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成立后，不惜血本，以高薪聘用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经过反复试验研究，鸿生火柴的质量显著提高，在国内成为了抢手货，还一度打入南洋市场。1934年，刘鸿生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
鼎盛时期，刘鸿生斥巨资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层楼的办公大楼，将自己各行业的资产全部迁入。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层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他本人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帐房、刘氏其他的中小企业，七层是保险（放心保）公司、律师事务所等。
如此成功，刘鸿生依靠的，不仅仅是高超的商业头脑。善于结交权贵，是刘鸿生将企业做大的另一个秘诀。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十年代中期，刘鸿生试图统一全国火柴市场，他通过圣约翰大学校友宋子文及其弟弟宋子良，结识了孔祥熙。很快，他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向孔祥熙租房的合同，并开始支付房租，但刘从未使用过这间房子，实际上是变相的行贿。不到一年，刘鸿生最终得到了由孔祥熙签署的批准全国火柴统制的官方命令。
刘念智后来回忆道：“在刘氏企业里，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邀请一些有名望、有地位、有权势的名人来担任董事、董事长、顾问等职位，并致送优厚报酬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刘鸿生还曾经反复叮嘱儿子的一句话：“千万不可得罪人！尤其是掌握实权的人。”
一语成谶，刘鸿生的事业，很快被“掌握实权”的人搅动得天翻地覆。
“跟着国民党有什么出路？”
1937年，抗战爆发，沿海城市大量工商业迁往内地躲避战火。1940年12月，蒋介石亲自致电刘鸿生，邀请他赴重庆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并许诺提供一千万元，以补偿他在战争中的损失。
刘鸿生欣然领命，他立刻组织儿子偷拆陷于敌手的机器。500吨物资几经辗转，运抵四川时，刘鸿生早已没有钱让它们运转起来，他想起了蒋介石一千万元的承诺，派儿子于财政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银行等部门四处奔走，一无所获。无奈之中，他只得接受孔祥熙的提议，将自己的毛纺织厂和火柴原料厂由政府投资，且要职均由官僚资本的要人担任。
结果，刘鸿生发现，“每一次增资，刘家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这个总经理变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
抗战结束一年后，刘鸿生总算收回了自己在沦陷区的全部企业，彼时他早已元气大伤。然而，更大的冲击接踵降临，1948年8月，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蒋介石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并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赴上海督战。刘鸿生不幸成为了蒋经国的第一个目标，在军法制裁的威胁下，刘氏集团被迫共交出黄金800条，美钞230万元，银元几千元，兑换成了天天贬值的金圆券。刘鸿生企业立即陷入瘫痪。
1949年，内战接近尾声，刘鸿生开始为去与留纠结。结交“掌权者”，曾为刘鸿生带来丰厚收益，但“掌权者”的反咬一口，已经让刘鸿生对国民政府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需要我们的时候，甜言蜜语；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翻脸不认人。我已把他们看透了。”他曾对四子刘念智说道。
解放区的广播里，此时也已经放出话来：“要求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保证保护刘氏所有工商企业”—这一年春天，毛泽东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需的。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共产党争取资本家时喊出的一句口号。
可是对于共产党，刘鸿生素来印象不佳，私下里，他认为共产党不会和资本家“真正交朋友”。
直到上海解放前三天，刘鸿生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
国民政府实在等不及了。1949年5月24日，上海市社会局长陈保泰带着三名武装人员深夜造访刘公馆，告诉刘鸿生：“广州要开紧急会议，蒋委员长派专机来接你，时间紧迫，汤（恩伯）司令叫你立刻就走。”不由分说，推着刘鸿生出门，驱车走了。
刘鸿生行同被劫持般到了广州，不久，他趁人不注意，偷偷跑到了香港。
后来的一段时间，通过家书，他了解到了上海解放后的一些情况。在1949年6月的一封书信里，刘鸿生的二儿子，身为地下党员刘念义告诉他，首先，“上海总算未经受多大破坏而度过了危机。”更重要的一点是，“您的家乡肯定是在这里，在这里您才有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而您的才能将受到更好的尊重。”
“说实话，我当时是很想回去的。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当"白华"（流浪海外的华人），我的一片企业又都在国内。我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儿孙都盼我回去，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出路？”刘鸿生动心了。“我顾虑，因为我不知道共产党将会怎样对待我。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只要蒋介石统治中国，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无独有偶，著名纺织大亨荣德生，在上海解放前夕家人议论该怎么办时，也认为“跟国民党走有什么出路？共产党再坏也坏不过国民党！”
尽管对共产党并不完全放心，但想必不会有什么政权比国民党更坏了，这是1949年很多资本家共同的心态。抱着这种想法，刘鸿生决定赌一把。1949年10月中旬，刘鸿生在刘念义的陪护下搭乘轮船，离开香港，向天津进发。
“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
刘家父子一到天津，立即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电报，邀他们马上进京见面，会见当日，周恩来亲自出来迎接他们的汽车，随后还留他们吃了午饭。
“我们是了解你的，我们把你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甘心与人民为敌，他们的财产我们将全部没收，并剥夺他们的一切公民权。你和你的所有企业，将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告诉刘鸿生，他不必为将来担心。
听了这话，刘鸿生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在内战中被解放军占领的华东煤矿，能否还给他？周恩来表示，煤矿属于国家命脉，因此华东煤矿将军管，至于你的股份，在适当时期将公平合理地进行估价，全部发还。
这场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周恩来的态度给刘鸿生留下的印象很好，他后来回忆道：“老实说，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坦率已经使我开始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增长了我的信心。”
可是，一回上海，刘鸿生心立即凉了一截。
解放初，上海百废待兴，经济情况很不稳定，民间购买力很低，资本家们已经在蚀本做生意，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轰炸后，上海民族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但税收不减反增，3月份上海原定税额为5000亿元，实际税收高达5800亿。加上高额的认购公债任务，工商业几乎陷入绝境。有的资本家索性在门口写了一句话：“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
刘鸿生也支持不下去了。原本，他满脑子想很快将“一个工厂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但现实情况是，他连老本都要保不住了。他在给上海市长陈毅的信中写道：“我只有一点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这是刘鸿生第一次提出交出全部企业。
刘鸿生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中共内部已经存在一种声音—挤垮消灭资本家。在陈毅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个别税务干部就提出，要求彻查那些“赖账”、“哭穷”的资本家。一些人认为，“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的嘛！”
陈毅愤然说道：“这叫作过河拆桥，叫作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
这也是毛泽东的想法。1950年4月，针对一些干部提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批示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这种思路下，中共重新了调整了政策，在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方面向资本家倾斜。生产恢复，市场活跃，民族资产阶级也由疑惧转为兴奋，“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大，可是稳当。”
刘鸿生的企业获得了贷款，很快渡过了难关。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里，刘鸿生曾感激地表示“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人民政府也不曾亏待我”，但私下里，刘鸿生对中共怎么看待民族资本家，态度始终有些疑虑，他曾几次对儿子说道：“我始终搞不通，为什么共产党硬要我们承认是工人养活我们，不是我们养活工人。没有我们的许多工矿企业，工人哪里会有饭吃？”
“哪个资本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管心态多么复杂，资本家们心里都明白，他们无力与新生政权讨价还价，紧跟形势、自觉改造，是唯一的出路。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运动爆发。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刘鸿生很不解，“美国是全世界的大老板。碰碰别人可以，为什么要去碰这位大老板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行为。”一天傍晚，他推开窗户看见灯火辉煌的上海，心想，恐怕这座城市“很快就要变成一片废墟，过去五十年的建设都会化为乌有。”
不久消息传来，联合国军竟然被志愿军打败了。刘鸿生起初还不相信，直到儿子刘念义从朝鲜回来，带回准确的消息，他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并对新政权的实力有了新认识。从那时起，他开始认真研究毛泽东著作，并且读了《西行漫记》。
另一方面，战争和社会的需求急剧增加，而行政权力又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导致了权钱交易的泛滥。为了制止这种行为，1951年冬天起，中共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由于运动中发现，一些资本家存在着偷税漏税，官商勾结、偷工减料等行为，转瞬间，“三反”运动就扩大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遭到大规模惩治。
运动高潮的时候，上海市几乎每天都有资本家跳楼。这一次，陈毅戏称这些人为“空降部队”。
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曾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酝酿过程：“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刘鸿生此时正在家养病，他的全部企业都受到了检查，这让刘鸿生胆战心惊。他对儿子们说：“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
资本家们发现，交代的“违法金额”越多，越容易“过关”，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荣氏集团的荣毅仁起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后来一路加码到2400亿。刘鸿生的企业交代的“赃款”数也有600亿之巨。所幸，“五反”中一些过火的迹象，在运动后期得到了控制，刘鸿生自认的600亿，最后核减定案为200亿。这些退赔几百亿的大户，终于被认定为“守法户”。
这个结果已经大大超乎刘鸿生的预料，乃至感激涕零，“我对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态度很服贴。”
1953年，中共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提上日程。刘鸿生对“公私合营”表现得十分积极，当年年底，上海市公布了首批十四个“公私合营”的工厂，刘鸿生发现其中没有他的企业，甚至表现得很焦急，这与其他资本家沉默、犹豫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个曾经幻想着“一生二、二生三”，铸就“托拉斯”之梦的资本家仿佛一夜间消失了。
1954年，刘鸿生代表刘氏企业集团正式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7月1日，他的章华毛纺织厂首先获得批准。这是全上海私营毛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也是公私合营的第一家，带动了整个毛纺织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接着，刘氏集团的各个企业都先后在企业所在地参加公私合营，至1956年，价值2000多万元的刘氏企业全部被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包括曾被刘鸿生引以为傲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两年后，大中华火柴公司被并入国营华光火柴厂，1966年更名为上海火柴厂，彻底不见了昔日的痕迹。
有人问刘鸿生，你舍得吗？刘鸿生意味深长地说：“在过去哪一个资本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即使他侥幸成功了，谁又知道他的子孙命运如何呢？”他表示，“现在公私合营了，可以由国家派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掌握大权，不是更好吗？”
1956年，刘鸿生病重，他特别嘱咐子女，公私合营后国家发的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9月30日晚，弥留之际的刘鸿生把四子念智叫到床前说道：“我生平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离开你们了！”。
第二天一早，刘念智正以工商界代表身份参加国庆节游行，忽然听到广播里喊：“刘念智，鸿老刚刚去世，你赶快回去吧！”
这天，刘鸿生撒手人寰。
刘念智急忙赶回了家。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彭德怀元帅登临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一年来，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都的国庆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业主，他们举着“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标语牌，冒着滂沱大雨，鱼贯通过天安门广场。
来源：中国周刊
1949年5月25日清晨，很多上海市民走出弄堂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群群穿着黄布军装的士兵齐刷刷地躺在人行道上，他们戴的并不是人们熟悉的美式钢盔，而是镶嵌着红五角星的军帽，脚上穿的也不是军靴，而是布鞋配绑腿。这是市民们未曾见过的装束。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了上海。
著名实业家刘鸿生的四子刘念智，这天正在家中养病，和很多人一样，清晨，他在家中听到了街上传来一片欢呼声，“上海解放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很快，他提起笔来，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寄往香港。在那里，他的父亲刘鸿生正在为接下来的人生选择举棋不定。
“不可得罪掌权者！”
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中，刘鸿生有着传奇般的致富经历。
1888年，刘鸿生出生于上海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36岁便早早去世，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带大。1905年，刘鸿生考入了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还依靠优异的成绩免除的全部学费。但是好景不长，当校方决定把他培养成牧师，让他去美国留学时，遭到了刘鸿生一口回绝，一怒之下，校方将他中途除名。
后来的事实证明，学业中断，成为了刘鸿生一生的转机。1908年，他经人介绍，进入英商所办的上海开平矿务局当推销员，在这里，他的经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半年之后，原本销路不畅的开平煤销遍全上海。刘鸿生乘胜追击，不仅将销煤业务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各主要工商业城(600306,股吧)市，还自己投资和经营煤矿，几年时间赚得盆满钵满，用他自己的话说，“短短几年间的推销煤炭的工作，使我突然从一个贫寒的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
但是，真正让刘鸿生名扬天下的，是火柴。
火柴在当时是生活必需品，不过长期以来国内市场都被“洋火”霸占着，中国人虽然也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1920年1月，刘鸿生的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成立后，不惜血本，以高薪聘用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经过反复试验研究，鸿生火柴的质量显著提高，在国内成为了抢手货，还一度打入南洋市场。1934年，刘鸿生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
鼎盛时期，刘鸿生斥巨资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层楼的办公大楼，将自己各行业的资产全部迁入。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层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他本人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帐房、刘氏其他的中小企业，七层是保险（放心保）公司、律师事务所等。
如此成功，刘鸿生依靠的，不仅仅是高超的商业头脑。善于结交权贵，是刘鸿生将企业做大的另一个秘诀。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十年代中期，刘鸿生试图统一全国火柴市场，他通过圣约翰大学校友宋子文及其弟弟宋子良，结识了孔祥熙。很快，他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向孔祥熙租房的合同，并开始支付房租，但刘从未使用过这间房子，实际上是变相的行贿。不到一年，刘鸿生最终得到了由孔祥熙签署的批准全国火柴统制的官方命令。
刘念智后来回忆道：“在刘氏企业里，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邀请一些有名望、有地位、有权势的名人来担任董事、董事长、顾问等职位，并致送优厚报酬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刘鸿生还曾经反复叮嘱儿子的一句话：“千万不可得罪人！尤其是掌握实权的人。”
一语成谶，刘鸿生的事业，很快被“掌握实权”的人搅动得天翻地覆。
“跟着国民党有什么出路？”
1937年，抗战爆发，沿海城市大量工商业迁往内地躲避战火。1940年12月，蒋介石亲自致电刘鸿生，邀请他赴重庆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并许诺提供一千万元，以补偿他在战争中的损失。
刘鸿生欣然领命，他立刻组织儿子偷拆陷于敌手的机器。500吨物资几经辗转，运抵四川时，刘鸿生早已没有钱让它们运转起来，他想起了蒋介石一千万元的承诺，派儿子于财政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银行等部门四处奔走，一无所获。无奈之中，他只得接受孔祥熙的提议，将自己的毛纺织厂和火柴原料厂由政府投资，且要职均由官僚资本的要人担任。
结果，刘鸿生发现，“每一次增资，刘家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这个总经理变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
抗战结束一年后，刘鸿生总算收回了自己在沦陷区的全部企业，彼时他早已元气大伤。然而，更大的冲击接踵降临，1948年8月，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蒋介石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并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赴上海督战。刘鸿生不幸成为了蒋经国的第一个目标，在军法制裁的威胁下，刘氏集团被迫共交出黄金800条，美钞230万元，银元几千元，兑换成了天天贬值的金圆券。刘鸿生企业立即陷入瘫痪。
1949年，内战接近尾声，刘鸿生开始为去与留纠结。结交“掌权者”，曾为刘鸿生带来丰厚收益，但“掌权者”的反咬一口，已经让刘鸿生对国民政府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需要我们的时候，甜言蜜语；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翻脸不认人。我已把他们看透了。”他曾对四子刘念智说道。
解放区的广播里，此时也已经放出话来：“要求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保证保护刘氏所有工商企业”—这一年春天，毛泽东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需的。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共产党争取资本家时喊出的一句口号。
可是对于共产党，刘鸿生素来印象不佳，私下里，他认为共产党不会和资本家“真正交朋友”。
直到上海解放前三天，刘鸿生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
国民政府实在等不及了。1949年5月24日，上海市社会局长陈保泰带着三名武装人员深夜造访刘公馆，告诉刘鸿生：“广州要开紧急会议，蒋委员长派专机来接你，时间紧迫，汤（恩伯）司令叫你立刻就走。”不由分说，推着刘鸿生出门，驱车走了。
刘鸿生行同被劫持般到了广州，不久，他趁人不注意，偷偷跑到了香港。
后来的一段时间，通过家书，他了解到了上海解放后的一些情况。在1949年6月的一封书信里，刘鸿生的二儿子，身为地下党员刘念义告诉他，首先，“上海总算未经受多大破坏而度过了危机。”更重要的一点是，“您的家乡肯定是在这里，在这里您才有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而您的才能将受到更好的尊重。”
“说实话，我当时是很想回去的。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当"白华"（流浪海外的华人），我的一片企业又都在国内。我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儿孙都盼我回去，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出路？”刘鸿生动心了。“我顾虑，因为我不知道共产党将会怎样对待我。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只要蒋介石统治中国，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无独有偶，著名纺织大亨荣德生，在上海解放前夕家人议论该怎么办时，也认为“跟国民党走有什么出路？共产党再坏也坏不过国民党！”
尽管对共产党并不完全放心，但想必不会有什么政权比国民党更坏了，这是1949年很多资本家共同的心态。抱着这种想法，刘鸿生决定赌一把。1949年10月中旬，刘鸿生在刘念义的陪护下搭乘轮船，离开香港，向天津进发。
“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
刘家父子一到天津，立即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电报，邀他们马上进京见面，会见当日，周恩来亲自出来迎接他们的汽车，随后还留他们吃了午饭。
“我们是了解你的，我们把你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甘心与人民为敌，他们的财产我们将全部没收，并剥夺他们的一切公民权。你和你的所有企业，将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告诉刘鸿生，他不必为将来担心。
听了这话，刘鸿生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在内战中被解放军占领的华东煤矿，能否还给他？周恩来表示，煤矿属于国家命脉，因此华东煤矿将军管，至于你的股份，在适当时期将公平合理地进行估价，全部发还。
这场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周恩来的态度给刘鸿生留下的印象很好，他后来回忆道：“老实说，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坦率已经使我开始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增长了我的信心。”
可是，一回上海，刘鸿生心立即凉了一截。
解放初，上海百废待兴，经济情况很不稳定，民间购买力很低，资本家们已经在蚀本做生意，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轰炸后，上海民族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但税收不减反增，3月份上海原定税额为5000亿元，实际税收高达5800亿。加上高额的认购公债任务，工商业几乎陷入绝境。有的资本家索性在门口写了一句话：“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
刘鸿生也支持不下去了。原本，他满脑子想很快将“一个工厂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但现实情况是，他连老本都要保不住了。他在给上海市长陈毅的信中写道：“我只有一点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这是刘鸿生第一次提出交出全部企业。
刘鸿生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中共内部已经存在一种声音—挤垮消灭资本家。在陈毅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个别税务干部就提出，要求彻查那些“赖账”、“哭穷”的资本家。一些人认为，“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的嘛！”
陈毅愤然说道：“这叫作过河拆桥，叫作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
这也是毛泽东的想法。1950年4月，针对一些干部提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批示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这种思路下，中共重新了调整了政策，在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方面向资本家倾斜。生产恢复，市场活跃，民族资产阶级也由疑惧转为兴奋，“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大，可是稳当。”
刘鸿生的企业获得了贷款，很快渡过了难关。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里，刘鸿生曾感激地表示“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人民政府也不曾亏待我”，但私下里，刘鸿生对中共怎么看待民族资本家，态度始终有些疑虑，他曾几次对儿子说道：“我始终搞不通，为什么共产党硬要我们承认是工人养活我们，不是我们养活工人。没有我们的许多工矿企业，工人哪里会有饭吃？”
“哪个资本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管心态多么复杂，资本家们心里都明白，他们无力与新生政权讨价还价，紧跟形势、自觉改造，是唯一的出路。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运动爆发。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刘鸿生很不解，“美国是全世界的大老板。碰碰别人可以，为什么要去碰这位大老板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行为。”一天傍晚，他推开窗户看见灯火辉煌的上海，心想，恐怕这座城市“很快就要变成一片废墟，过去五十年的建设都会化为乌有。”
不久消息传来，联合国军竟然被志愿军打败了。刘鸿生起初还不相信，直到儿子刘念义从朝鲜回来，带回准确的消息，他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并对新政权的实力有了新认识。从那时起，他开始认真研究毛泽东著作，并且读了《西行漫记》。
另一方面，战争和社会的需求急剧增加，而行政权力又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导致了权钱交易的泛滥。为了制止这种行为，1951年冬天起，中共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由于运动中发现，一些资本家存在着偷税漏税，官商勾结、偷工减料等行为，转瞬间，“三反”运动就扩大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遭到大规模惩治。
运动高潮的时候，上海市几乎每天都有资本家跳楼。这一次，陈毅戏称这些人为“空降部队”。
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曾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酝酿过程：“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刘鸿生此时正在家养病，他的全部企业都受到了检查，这让刘鸿生胆战心惊。他对儿子们说：“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
资本家们发现，交代的“违法金额”越多，越容易“过关”，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荣氏集团的荣毅仁起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后来一路加码到2400亿。刘鸿生的企业交代的“赃款”数也有600亿之巨。所幸，“五反”中一些过火的迹象，在运动后期得到了控制，刘鸿生自认的600亿，最后核减定案为200亿。这些退赔几百亿的大户，终于被认定为“守法户”。
这个结果已经大大超乎刘鸿生的预料，乃至感激涕零，“我对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态度很服贴。”
1953年，中共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提上日程。刘鸿生对“公私合营”表现得十分积极，当年年底，上海市公布了首批十四个“公私合营”的工厂，刘鸿生发现其中没有他的企业，甚至表现得很焦急，这与其他资本家沉默、犹豫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个曾经幻想着“一生二、二生三”，铸就“托拉斯”之梦的资本家仿佛一夜间消失了。
1954年，刘鸿生代表刘氏企业集团正式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7月1日，他的章华毛纺织厂首先获得批准。这是全上海私营毛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也是公私合营的第一家，带动了整个毛纺织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接着，刘氏集团的各个企业都先后在企业所在地参加公私合营，至1956年，价值2000多万元的刘氏企业全部被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包括曾被刘鸿生引以为傲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两年后，大中华火柴公司被并入国营华光火柴厂，1966年更名为上海火柴厂，彻底不见了昔日的痕迹。
有人问刘鸿生，你舍得吗？刘鸿生意味深长地说：“在过去哪一个资本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即使他侥幸成功了，谁又知道他的子孙命运如何呢？”他表示，“现在公私合营了，可以由国家派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掌握大权，不是更好吗？”
1956年，刘鸿生病重，他特别嘱咐子女，公私合营后国家发的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9月30日晚，弥留之际的刘鸿生把四子念智叫到床前说道：“我生平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离开你们了！”。
第二天一早，刘念智正以工商界代表身份参加国庆节游行，忽然听到广播里喊：“刘念智，鸿老刚刚去世，你赶快回去吧！”
这天，刘鸿生撒手人寰。
刘念智急忙赶回了家。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彭德怀元帅登临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一年来，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都的国庆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业主，他们举着“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标语牌，冒着滂沱大雨，鱼贯通过天安门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