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不为人知的人大副委员长：上台两年半锒铛入狱》的相关评论
姚连蔚说：“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么点儿见识和能力，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一举一动都可能载入史册，简直如坐针毡。但是不说话，不点头，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撑。好在那时40岁出头，精力充沛，常常两天两夜不睡觉看材料，了解要处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中央对与他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姚连蔚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1959年的四级工资。每月元。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个工人，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四人帮”倒台后，他开始走下坡路。当了两年半的人大副委员长，又当了两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姚连蔚开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说：“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两年半的关押以后，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姚连蔚让夫人打开抽屉，取出一份《免予起诉书》，上面写着：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西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新西机”（即今昆化机械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与武斗的口供。其间，有一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到后，未予制止，以致那人伤重死亡。姚连蔚又召开会议，统一口径，编造死因，企图欺骗群众，逃避罪责。这触犯了刑法143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连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未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姚连蔚说，他被捕时，国家刑法刚刚公布，执法人员比较注重事实，他在关押中也没有受皮肉之苦。这样，他当了两年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又当了两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1984年，姚连蔚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
姚连蔚说，他对当官并无兴趣，只想回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工厂继续开车床，但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后来多次调整工资，同姚连蔚一起进厂的师傅们的月工资已提到130多元，姚连蔚的妻子也升为110元，而姚连蔚仍旧是58元多。昆化机械厂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姚连蔚多年没有上班，发那么多钱已经算照顾了。姚连蔚在54岁时已申请退休。厂长则认为，对历史问题应放得宽松一些。两位厂领导人对姚连蔚的妻子都有极好的评价：处事不惊，贤妻良母。她并不因丈夫的显赫而不可一世，也不因丈夫锒铛入狱而万念俱灰。她叫王桂兰，是山西汾阳人，比姚连蔚小4岁，与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班组工作，又是同一天加入中国。姚连蔚说，他能够活下来，多亏了贤惠的妻子。
出狱后，姚连蔚成为家庭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的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是炼钢工人，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可以说是个工人之家。姚连蔚说：“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姚连蔚在老家长安还有两间平房，他不时回去看看乡亲，种花养草，爬山钓鱼，寻求晚年之乐。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得了中心网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物体。但他每天还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主要是读中医书。他学医起先的动机，是因为不能报销医疗费。
谈到中医学，他滔滔不绝地说起阴阳辩证，五行相克相生。对王叔和脉学的一些章节背诵如流。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金元四大家、清代的《医家金鉴》等经典都通读了。
最后，姚连蔚说：“我可不愿意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我已是失意落魄、无欲无求的闲人，惟愿在无声中消失。”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本该无声过去的，却让他上天入地走了一遭；本该医人的，却让他去医国。
文章没完呢，帮着续一下：
姚连蔚说：“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么点儿见识和能力，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一举一动都可能载入史册，简直如坐针毡。但是不说话，不点头，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撑。好在那时40岁出头，精力充沛，常常两天两夜不睡觉看材料，了解要处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中央对与他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姚连蔚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1959年的四级工资。每月元。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个工人，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四人帮”倒台后，他开始走下坡路。当了两年半的人大副委员长，又当了两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姚连蔚开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说：“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两年半的关押以后，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姚连蔚让夫人打开抽屉，取出一份《免予起诉书》，上面写着：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西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新西机”（即今昆化机械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与武斗的口供。其间，有一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到后，未予制止，以致那人伤重死亡。姚连蔚又召开会议，统一口径，编造死因，企图欺骗群众，逃避罪责。这触犯了刑法143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连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未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姚连蔚说，他被捕时，国家刑法刚刚公布，执法人员比较注重事实，他在关押中也没有受皮肉之苦。这样，他当了两年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又当了两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1984年，姚连蔚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
姚连蔚说，他对当官并无兴趣，只想回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工厂继续开车床，但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后来多次调整工资，同姚连蔚一起进厂的师傅们的月工资已提到130多元，姚连蔚的妻子也升为110元，而姚连蔚仍旧是58元多。昆化机械厂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姚连蔚多年没有上班，发那么多钱已经算照顾了。姚连蔚在54岁时已申请退休。厂长则认为，对历史问题应放得宽松一些。两位厂领导人对姚连蔚的妻子都有极好的评价：处事不惊，贤妻良母。她并不因丈夫的显赫而不可一世，也不因丈夫锒铛入狱而万念俱灰。她叫王桂兰，是山西汾阳人，比姚连蔚小4岁，与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班组工作，又是同一天加入中国。姚连蔚说，他能够活下来，多亏了贤惠的妻子。
出狱后，姚连蔚成为家庭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的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是炼钢工人，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可以说是个工人之家。姚连蔚说：“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姚连蔚在老家长安还有两间平房，他不时回去看看乡亲，种花养草，爬山钓鱼，寻求晚年之乐。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得了中心网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物体。但他每天还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主要是读中医书。他学医起先的动机，是因为不能报销医疗费。
谈到中医学，他滔滔不绝地说起阴阳辩证，五行相克相生。对王叔和脉学的一些章节背诵如流。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金元四大家、清代的《医家金鉴》等经典都通读了。
最后，姚连蔚说：“我可不愿意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我已是失意落魄、无欲无求的闲人，惟愿在无声中消失。”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本该无声过去的，却让他上天入地走了一遭；本该医人的，却让他去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