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美谍战升温 神秘国安委扮演何种角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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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称,自2010年起,美国在华遭遇数十年来最糟糕的情报损失,十几个线人被中国政府杀死或监禁。稍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2017年3月,6名日本男子在中国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并遭到拘留。
  分析认为,围绕中国的间谍案件于此时被曝光和聚焦,是近几年来中国内部间谍活跃和执政当局加强打击力度,特别是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国安委等制度性改革的结果。
  中共十八大后,先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即中央深改组、国安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三个关键领导小组。其中,中央深改组频繁定期开会,并且都能得到及时和公开报道,而国安委则是最神秘的一个。
  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升温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在华间谍活动一般很少见诸报端,此次其情报损失也是时隔多年后才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在过去几年里被中国当局发现的日本间谍数量同样十分可观,其处理过程却得到了相对及时的公开。
  此次日媒报道的6名日本男子年龄介乎20岁至70多岁,于2017年3月在山东和海南两省被拘留。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这6人不过是中国近年逮捕和起诉的诸多日本间谍中的一部分。例如,2015年5月至6月,就有4名日本男女分别在浙江、辽宁、上海等地被捕,之后被起诉。次年7月,被称为日本间谍之王的阿尾博政身份暴露被抓。他曾以日中友好交流团体干部的身份,在中国潜伏长达37年之久。
  分析人事称,在中国境内活动的间谍集中暴露,固然是中国反间谍行动的成果,其实反映了中国国内间谍活跃和国安形势严峻的现实状况,以及中国对外间谍与反间谍斗争局势的紧张。
  多家媒体在2014年9月报道称,中国驻冰岛大使马继生因涉嫌向日本方面泄露国家机密,于57岁生日前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逮捕。曾任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大使张卫东当月履职驻冰岛大使。
  对中国当局而言,更严重的危机是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和曾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等高级官员及其家属、朋友或团伙的反水泄密事件。
  王立军在2011年担任重庆公安局长之时,与顶头上司重庆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矛盾激化,携带指控薄熙来的资料,夜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发中国政局一系列连锁反应,险酿中美外交事故。
  周永康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之时,掌握公安、国安等机构,是负责中国国家安全的最高级别官员。但在2015年4月,他被官方指控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两个月后定罪。目前仍不确定周永康所泄露的国家秘密内容,也无法知晓哪些人或机构获得了这些秘密,以及这些秘密是否已经流传到美国等国家的情报部门之中。
  令计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多年,在2007年至2012年间担任中办主任之职,被称为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大管家。令计划在2015年7月被指控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其弟令完成携带大量中国机密文件出逃美国,被知情媒体认为将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
  另外在互联网领域,美国官方和媒体多次抨击中国对美黑客攻击行为,中方则断然否定了这些指控。
  2015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时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达成一项协议,试图避免旨在偷窃公司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以获取商业优势的网络攻击行为。2017年4月,习近平再访美国与新当选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会面时,合作建立网络安全对话机制。
  不过在不久前,恶意勒索型电脑病毒WannaCry席卷全球,重创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多国政府机构或私营企业。微软CEO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痛斥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指其是网络犯罪的帮凶。
  观察人士表示,该勒索病毒距离网络间谍攻击只有一步之遥,其发作和破坏只是互联网领域诸多无意的攻击行为或有意的间谍行为的其中一个案例。
  历史上,间谍行为一直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方式之一。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为间谍行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便利的条件。中国成为间谍大量输入或输出的相关国,则与其自身影响的增强和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存在较大联系。
  
  中美谍战风波发酵,信息安全再度成热门话题(图源:Reuters/VCG)
  国安委作用几何
  中共历史上曾经遭遇过多次严重的情报损失事件,比如1947年中共在北平(即今日北京)的地下电台被侦破,地下组织遭重创;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安部北美情报司司长俞强声逃美,潜伏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的中国间谍金无怠暴露;90年代,第三次台海危机中,中国少将刘连昆向台湾当局提供重要机密,美国知悉后派遣两艘航母到台湾海峡压阵,导致大陆陷入被动。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坛秩序紊乱、意识形态分歧、纪律制度松弛、特权腐败蔓延,再加上美日等国的战略对立和渗透,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和网络技术的支撑,针对中国的间谍行为虽然仍难量化,但其所造成的损失和威胁都更甚于以往。
  显然,间谍现象是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综合反应,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安全漏洞。没有国家能够接受针对本国的间谍行为。如果《纽约时报》报道属实,中国的反间谍行动可能是从2010年开始取得突出成效。当然,实质性的改变依赖于全方面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反间谍法律的更新和完善。中国全国人大在2014年11月更改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为《反间谍法》,明确突出反间谍的目的,在2017年5月审议了《国家情报法(草案)》。2017年4月,北京国安局制定地方性反间谍办法,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公民的反间谍行为可得到10万至50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的资金。
  其二,中国官场纪律的强化。中共十八大后,纪委系统的监督权力增强,监督范围扩大。官员受到严格的纪律和制度约束。其言谈举止,甚至是思想状态,都被提出更高要求,而且认识得到统一。
  其三,整合中国国安系统。这主要体现为国安委的成立。习近平担任国安委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仅次于习近平的李克强和张德江两人担任副主席。
  2014年5月15日,国安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这一安全机构的正式成立。国安委的具体定位、机构组成、运作方式至今没有明确的信息,但是许多分析认为,这将是中国最高的国家安全机构。
  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表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共高层近年来对国安情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整肃(图源:新华社)
  分析人士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指涉的上述安全领域,应该都是由国安委统筹决定。如此的话,中国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原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都将被置于国安委的领导之下。
  间谍行为所针对者基本被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全覆盖,也将是国安委的防范对象之一。近年来间谍行为在中国被接连曝光,极有可能正是国安委作用发挥的结果。
不管国安扮什么角色,肯定就有人管。你在中国当间谍就得小心,出来行,是要还的。就算那天给逮了,你也不能吭声。现在美国间谍在中国给逮了,还扮得像个受害者,真有点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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