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德国大使馆,我,一个中国人感受到了绝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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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总是抱怨官僚机构办事不力,弄一个证要跑遍大半个城,像集龙珠一样集齐各种章;
以为西方国家就是天堂?错。在国外,官僚依旧是每个人咬牙切齿的对象。
所有的地方都是长队,两层厚玻璃,办事人员冰冷的脸,以及办事不成的时候感到的那种深深的恼怒、焦虑、甚至绝望。
为什么我们和国家机器的较量,总是如此让人恼火?
我在牛津的朋友晓宇,在和德国大使馆对峙三回合之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连续三次,我五点半起床,登上牛津开往伦敦的列车,赶往德国大使馆解决签证问题。
七点半,我准时到达伦敦,和通勤的上班族一起迈进公交,昏昏沉沉地经过大理石拱门,海德公园和希尔顿酒店。下车后,还需快步二十分钟,这样勉强能在约定的时间达到使馆。
德国人只开放早上 8 点到 10 点的时段,且没有英国人允许五分钟迟到的宽容。
我不能直接进入使馆。所有赴约的人在大门对面的人行道排队,由安保人员招呼依次进门。

安保人员是印度裔。事实上,使馆所有的安保人员都是印度裔。站在门外,控制人流的印度小哥裹得十分严实。「Next, please!」 他每隔一分钟的宣言喘出白气。头顶上方,有两盏橘红色的取暖灯。
过了安检,锁上随身的手机,就正式进入德国的国家空间。唯一的电子屏幕上显示排号信息和滚动新闻。无声的新闻每隔三分钟重复一次,直到下一次更新。这像是中转飞机时漫长的等待,我没有耐心等它更新。
剥夺了电子产品后,剩下的是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的哭闹。总有一群孩子,在等待解决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德国大使馆的建筑喜欢用玻璃,在北京也是;你抬头就能看到他们在二楼的办公室间穿行。
但这一层玻璃很厚,厚到我需要借助麦克风才能听到那边人说话。到我了,柜台那边的人同我用英文交流。
「你有这个文件的公证吗?」 她问。
「公证?我有德国签发的版本。」 我从窗口下递过去。
她看了一眼,「不行,我们还需要你英国版本的公证。」
「德国签发的时候不已经认证英国的了?要不然怎么签发?」
「不行,我们还需要你英国版本的公证。不能证明英国版本的真假。」她头也没抬,把话重复了一遍。
「你听我说了吗?我说……」
她用摊摊手的姿势打断我。
「去年已经在你们这公证过了。就是你们的公证处,他们还保留了文件。」 我尝试另一种途径。
「那是公证部门,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
公证处和她坐的地方隔了两个窗口,不到五米的距离。
我再说什么,她也只是侧过身子摊摊手,然后默默地按下叫号器。
「Next, please.」
我愤愤地离开了大使馆。令我措手不及的是,八天后如此的场景又发生了一遍。另一封官方文件的真假需要另一封文件来证明。这次我清晰躁动的声量吸引来了两位工作人员和四只摊开的手。

▲ 使馆区的贝尔格雷夫广场,一个不大的广场。

跺脚走出大使馆,我怒冲冲地围着使馆区的广场打转,萌生了对沮丧(frustration)一词的深刻理解。不是愤怒,也不是精疲力竭,而是满身情绪找不到发泄的目标。
我希望认识德国大使,在晚饭的餐桌上抱怨一番,用放之四海皆准的「关系」来解决问题。这难道不是渴望越权,寻求精英,诉诸非制度的想法吗?好像在讽刺一名平日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学生。
也无所谓,反正我也不认识德国大使。
就在我的怒气还没在广场上消散时,Anis Amri 的面孔浮现了出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念头。Amri 是突尼斯人,比我小一岁。去年圣诞节,他开着大卡车冲入柏林的圣诞市场,造成超过六十人的死伤。四天后,他在意大利被击毙,前一天刚过了二十四岁的生日。
他是一名被德国官方拒绝的难民。一个「忘恩负义」,恼羞成怒的难民。

▲ Anis Amri
但他的面孔在此时此刻的浮现,是因为我在可怕的一刹那,竟然感同身受了这位恐怖分子的「frustration」。Amri 到欧洲是为了逃离一场「不公正」的牢狱之灾。在没出庭的情况下,他因偷卡车被突尼斯法院判刑五年。沿着北非难民的传统迁徙路线,他乘船飘过地中海,落脚意大利。同时出发的另一艘偷渡船沉没,无人生还。
在意大利,Amri 因为偷抢做了几年牢,出狱后去了德国,是百万难民中向德国当局提交庇护申请的一位。一年后,他接到避难申请被拒的通知,他将被驱逐出境。这时候离他发动袭击还有半年。
Amri 不能被直接遣返回国。突尼斯起初不承认他是本国人,因为没有任何手头的文件证明。而在 Amri 没有拿到临时护照之前,德国也没有办法把他驱逐出境。德国和突尼斯政府的你去我来又耗了半年。
在此期间,Amri 是没有任何身份和庇护的人。在国家系统里,他不存在,除了监视他的安全部门——安全部门最终认定此人无害,但万没料到之后的发展。他绝望地给残障的父母亲通话,希望他们和突尼斯的警察沟通,让他能有正经的律师帮他处理此事,早日回到突尼斯。
在一场看似绝望的等待中,Amri 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在冬夜里开着卡车,冲向人潮汹涌的集市。
二天后,他的突尼斯临时护照寄到了。

▲ 来源:Damien Glez,Worldpolicy.org

我不是同情一位恐怖分子,也不认为已成的悲剧能以什么方式避免。但我在贝尔格雷夫广场如无头苍蝇乱转的那一刻,明白地体会到了一位难民的无奈。在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他们需要面对成堆的表格,不存在的文件证明,和一个面无表情的庞大的官僚体系。
他们感觉被欺骗了,这和默克尔「开放」的官方政策不同,这和在火车站欢迎他们的鲜花和笑脸不同,但这一遍遍地走手续和一天天的等待才是他们的日常。
极端化可能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没有任何对抗官僚体系的和平手段。
这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困境:无论政策理念如何合情合理,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日常政治体验。我们不是从几百年的历史或是官方白皮书来感受国家的存在,我们通过每天和公共机构打交道来体验一个国家的政治。
无论愿意不愿意,我们接触的官僚代理了国家的权威。
韦伯笔下理想的官僚是中立理性的,不能通过一张脸或是一句话来信任别人。相反,要相信程序,纸质文件,证明和章戳。官僚系统打量着每一个在它面前的人,这种审查甚至不是出于官僚的本意。在官僚指定的空间内,人们必须遵循高度理性和文件化的交流,这是公共权威的流露,是无形坚硬的壁垒,是一个不愿跨越五米距离的国家。
韦伯提醒过理性铁笼的危险,密尔和莫顿也担心人际关系的消失和腐儒群体的滋生。深受其苦的卡夫卡不惜用城堡和审判两本小说来讽刺它。

官僚的危险,不仅是把人变成面无表情的官僚,消磨了和官僚打交道的主体本身的人性。人要么归顺,要么以暴力混乱的方式来反对。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势力的和平主义者,我只能收回谢谢二字,以作是弱者的反对。
回到家,我一脸沮丧地看着安娜(妻子安娜一半德国籍):「你的国家不欢迎我。」
安娜笑着回答,「怎么就上升到国家高度去了」。

即便上升到国家高度,也于事无补,无非是拿一套理论来解释,让自己的遭遇成了别人的事,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由而解脱,在智力上大获全胜。

我打电话给一位德国朋友 Lisa,抱怨她的国家。没想到的是,Lisa 对自己母国意见更大。
「我男人的访问签证都申请不了。」 Lisa 的男友是土耳其籍。非但如此,他还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当局闹别扭。导师是一位顽固的自由主义者,刚被政府从大学里清洗。他正完成在英国一年的访学,还不知道回去后的形势。
「我被德国领事馆折腾得要命,结果他比我还烦。」 Lisa 说男友受不了被当作是潜在罪犯的「审问」,一天到晚喊着不申算了。
「我让他申请难民得了。德国最喜欢不就是他这样的嘛,自由左翼,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各项栏目都能打勾。」
「结果呢?」 我问。
「结果他更生气了。说宁愿马上回土耳其献身革命。」
「The man has his pride.」 (这人有他自己的骨气)我这么评价道。
宗主国恨不得来的难民都是根正苗红,独立自主的人才,可这样的人会去申请难民吗?一个为了在人群中选出他们建立的官僚体系,反而在第一轮挡住了他们。


人在得知有共同受难的同胞时,才能咬牙再多坚持一会儿,像在地主农庄劳作时集体的合唱。于是我第三次,在五点半起床,到了德国大使馆。
「你是第三次来了。」 她一板一眼地说。
「对。」
「这个方面」,她指指翻过的一叠文件,「你还有其它的详细文件吗?」
「没有。」
我能听到这个字被玻璃弹落,滚荡在国家空间里的回声。
她看看我。我微笑着,一言不发地看回去。
浪游者 | 晓宇
牛津政治学博士在读
hehe,加拿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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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理解笔者的感受,好在上帝没给所有人能力,要不然那些剥夺他人基本生活权力的妖孽们断子绝孙的就太多了!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是被他人或者团伙剥夺的!上帝似乎默认这种作孽,又似乎限制人们反抗,想想每人都能造出原子弹会是什么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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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者还是个什么在读的博士,不知道是不是念书念傻了,还是在“真空”里一直生活开着,以至于是非不分到如此地步,没签下来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自己文件准备的有问题,可看文章的观点却是因为“全世界”都在跟作者做对,看作者的名字应该是个男性,可通篇都像是一个矫性的怨妇在发牢骚。

遇到事情他不是研究怎么按规定程序去解决,而是希望“德国人能够向英国人一样能允许迟到5分钟”、“希望能认识个大使来拉个关系”、…

另外,除了一些娇生惯养的小屁孩儿之外,我想不会还有谁对于特殊场所禁用电子设备会表现出如此的不适应,看作者的表现则完全是一个烦躁症的患者。而对于办事员跟作者这种“疯子”之间隔着两层“需要用麦克风才能讲话的玻璃”这点,我认为完全是一种明智之举。

而当他跟工作人员说“「你听我说了吗?我说……」”的时候,这个作者又完全不考虑如果真“听他说”的话,后面恐怕又要有许多人在外面多冻上一阵子了。

最可气的是,在因为同样原因跑了几趟之后,他不想的是“为什么一个坑他会反复的往里掉”,而是想到了一个恐怖分子!我看作者这人应该是已经疯掉了,德国能够把这种偏执+偏激的人拒之门外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再加上一段儿:
“Lisa 说男友受不了被当作是潜在罪犯的「审问」,一天到晚喊着不申算了。
「我让他申请难民得了。德国最喜欢不就是他这样的嘛,自由左翼,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各项栏目都能打勾。」
「结果呢?」 我问。
「结果他更生气了。说宁愿马上回土耳其献身革命。」
「The man has his pride.」 (这人有他自己的骨气)我这么评价道。”

我倒是想问问作者,这个家伙撤回申请回土耳其了么?你管这么一个只能靠着女友拿身份,又光会打嘴炮的货叫“有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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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很烦申根签证的繁琐,但是两次德国申根都很顺利,照着要求准备好材料就行。这作者跑三次还准备不好材料,他听签证官说什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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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者还是个什么在读的博士,不知道是不是念书念傻了,还是在“真空”里一直生活开着,以至于是非不分到如此地步,没签下来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自己文件准备的有问题,可看文章的观点却是因为“全世界”都在跟作者做对,看作者的名字应该是个男性,可通篇都像是一个矫性的怨妇在发牢骚。

遇到事情他不是研究怎么按规定程序去解决,而是希望“德国人能够向英国人一样能允许迟到5分钟”、“希望能认识个大使来拉个关系”、…

另外,除了一些娇生惯养的小屁孩儿之外,我想不会还有谁对于特殊场所禁用电子设备会表现出如此的不适应,看作者的表现则完全是一个烦躁症的患者。而对于办事员跟作者这种“疯子”之间隔着两层“需要用麦克风才能讲话的玻璃”这点,我认为完全是一种明智之举。

而当他跟工作人员说“「你听我说了吗?我说……」”的时候,这个作者又完全不考虑如果真“听他说”的话,后面恐怕又要有许多人在外面多冻上一阵子了。

最可气的是,在因为同样原因跑了几趟之后,他不想的是“为什么一个坑他会反复的往里掉”,而是想到了一个恐怖分子!我看作者这人应该是已经疯掉了,德国能够把这种偏执+偏激的人拒之门外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再加上一段儿:
“Lisa 说男友受不了被当作是潜在罪犯的「审问」,一天到晚喊着不申算了。
「我让他申请难民得了。德国最喜欢不就是他这样的嘛,自由左翼,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各项栏目都能打勾。」
「结果呢?」 我问。
「结果他更生气了。说宁愿马上回土耳其献身革命。」
「The man has his pride.」 (这人有他自己的骨气)我这么评价道。”

我倒是想问问作者,这个家伙撤回申请回土耳其了么?你管这么一个只能靠着女友拿身份,又光会打嘴炮的货叫“有骨气”???!

为神马对一篇爱国文章如此吹毛求疵?俺只读鸟该文的前几句话,便明白鸟这篇文章重大的教育意义。:wd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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