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川普:中国在崩溃中(图)

TYTS

园友
2018-06-05
327
353
2018-09-14
#23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谴要是管用,辣淫类的历史奏成鸟一部超级英雄大片鸟。
一个国家要崩溃,一定是内部产生质变的腐烂,外力不过是催化剂导火索而已
中共不等同于纳粹,希特勒更无法跟邓小平相提并论。你以为天谴是雷公电母发个怒吗,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当然,五分们会说中国将来一定会崩溃,我只知道,预言是对人类智慧最大的考验
 

oldbei

知名园友
2010-05-13
12,373
11,047
2018-09-14
#24
一个国家要崩溃,一定是内部产生质变的腐烂,外力不过是催化剂导火索而已
中共不等同于纳粹,希特勒更无法跟邓小平相提并论。你以为天谴是雷公电母发个怒吗,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当然,五分们会说中国将来一定会崩溃,我只知道,预言是对人类智慧最大的考验
嗯,腐烂不腐烂取决于从神马角度看。
ratinbroth.jpg
 

tototo

知名园友
2005-11-10
6,457
6,216
2018-09-14
#25
一个国家要崩溃,一定是内部产生质变的腐烂,外力不过是催化剂导火索而已
中共不等同于纳粹,希特勒更无法跟邓小平相提并论。你以为天谴是雷公电母发个怒吗,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当然,五分们会说中国将来一定会崩溃,我只知道,预言是对人类智慧最大的考验
那是因为第三帝国完蛋了,要不谁比谁更伟大还不一定呢.
 

awander

知名园友
2013-06-10
7,803
9,637
2018-09-14
#30
就其屠杀犹太人的行径,玩不玩蛋都不存在伟大一说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0-12-01
418
467
2018-09-14
#31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出处在哪里?超过600万?照你看恐怕还活取器官了吧?(注:屠杀通常的含义为故意对人进行大量杀戮的行为)

你说你的观点我不反对,但是,意淫是该有个限度的,网络发言就可以胡诌八扯不负责任吗?
 

小雷音

知名园友
2015-08-04
14,500
13,862
2018-09-14
#32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个事情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刚才google了一下,吓死我了,杀婴儿都可以最后不负什么责任
 

小雷音

知名园友
2015-08-04
14,500
13,862
2018-09-14
#33
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出处在哪里?超过600万?照你看恐怕还活取器官了吧?(注:屠杀通常的含义为故意对人进行大量杀戮的行为)

你说你的观点我不反对,但是,意淫是该有个限度的,网络发言就可以胡诌八扯不负责任吗?
官方当然不说,其他出处你反正也不认,所以,一个都没杀
 

TYTS

园友
2018-06-05
327
353
2018-09-14
#34
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决不输给德国屠杀犹太人。 不相信? 德国法西斯从来也不敢有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公开屠杀十数个反革命婴儿而无人担责。

历史或迟或早会将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匪帮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家聊的是邓小平和希特勒类比,别没事老往文革上靠,邓小平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awander

知名园友
2013-06-10
7,803
9,637
2018-09-14
#37
纳粹屠杀犹太人约600万,请问“伟光正屠杀中国人”出处在哪里?超过600万?照你看恐怕还活取器官了吧?(注:屠杀通常的含义为故意对人进行大量杀戮的行为)

你说你的观点我不反对,但是,意淫是该有个限度的,网络发言就可以胡诌八扯不负责任吗?
叶剑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数:骇人听闻空前绝后(图)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斗、批斗、法外监禁和大规模屠杀造成的死亡, 根据目前的资料,死亡人数至少200万。大规模屠杀包括: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云南沙 甸事件。这些屠杀都是政府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组织实施的,这些大屠杀的死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云南 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清真教的回民。据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166][167]

国外有人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68]。仅广西一地,官方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官员私下承认的是15万人,民间观点则高达50万。

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169]
 

tototo

知名园友
2005-11-10
6,457
6,216
2018-09-14
#38
叶剑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数:骇人听闻空前绝后(图)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包括武斗、批斗、法外监禁和大规模屠杀造成的死亡, 根据目前的资料,死亡人数至少200万。大规模屠杀包括: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云南沙 甸事件。这些屠杀都是政府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组织实施的,这些大屠杀的死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云南 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清真教的回民。据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166][167]

国外有人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68]。仅广西一地,官方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官员私下承认的是15万人,民间观点则高达50万。

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169]
30万,50万的对天朝来说实在不算啥。五毛会来告诉你美帝死的更多。
 

tototo

知名园友
2005-11-10
6,457
6,216
2018-09-14
#39
骇人听闻的屠杀孩童事件
(2012-01-02 15:03:17)
转载

标签: 文革
历史
道县
武斗
屠杀
强奸
群众
运动
文化
分类: 历史参考
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广西武宣、宾阳等县大规模分吃“阶级敌人”事件等惨绝人寰的血案,都有很多无辜的孩童成为受害者。
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大辛庄在1966年8月31日一个晚上就杀了一百多个无辜生命,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孩童,最小的才38天?对婴幼儿手段尤其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把一个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两半……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文革重灾区湖南道县大屠杀灾难中的屠幼惨案:
1967年夏末,湘西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道县大屠杀真相开始曝光: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
…………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按成分来划分:五类分子3576人,五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
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有个大队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12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很多五类分子的家庭被杀绝。
第一个被杀绝灭门的是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家。她是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罪名是“企图组织反革命暴动”?为首凶犯原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
用锄头棍棒打死钟佩英后,红色凶手想到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不如“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活活打死。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每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区政府所在地蚣坝公社公社就杀了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命令民兵将21个“阶级敌人”押到葫芦洞岩洞口边,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屠杀完青壮年后,接下来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蚣坝公社党委书记下达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
于是三十多个孩童在棍棒驱赶下上了路,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在行凶之前,何兴盛向31个孩童进行了革命训话:“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就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小的才56天……
顺便说说这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6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4人!
那天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此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37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56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
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
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然后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桥头乡桥头村生产队周队长在收工时,指挥十几个壮劳力把正在田间弯腰劳作的周文楝、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一家三口推进了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然后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
解决完一家三口后,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楝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赶回村抓来8岁的周大妹和两岁的周小弟。周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当晚,周文楝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1967年8月26日深夜,道县蚣坝中心小学女教师周军如带着三个孩子睡了,半夜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她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
她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他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这批“阶级敌人”在当晚将踏上死亡之路。
临行前,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于是又转回去把蒋汉镇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拖来了。
那晚天黑的不见锅底,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周军如的手被绑着,她那6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8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
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
接下来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这群“死刑犯”。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周军如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她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然后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她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她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她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6岁小女孩的哀求……
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
接下来的七天,周军如的三个孩子都在饥渴上悲惨地死去。
林海死前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
一个8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五内俱焚啊!
9月1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周军如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9月3日,周军如被她的学生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所救。
贫下中家不仅仅屠杀孩童,甚至于连腹中未出世的生命也不放过?
下蒋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七八个汉子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陈高肖的父亲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在迎接解放军进城时立过功,)乱棍打死。贫农出身的妻子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
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后,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实施轮奸。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
女人当时身怀六甲,为了保护腹中的小生命,她屈从了这群民兵的兽欲,只是央求:“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
这群号称清一色贫下中农的禽兽名单如下: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当女人满足完那些衣冠禽兽的兽欲时,腹中的小生命很快就流产了。
19岁的唐水兰再过一周就要做母亲了。因为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押送她的两个民兵在半途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
二十多岁的张天沙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接下来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人是公社的基干民兵;女人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上过中学,能歌善舞。
1967年8月26日,女人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然后被送回家中接受审判。
贫下中农出身的丈夫竟然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
女人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
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
一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他叫胡茂昌,一个臭名昭著的泼皮无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瞧不起。
可他在那疯狂的年月成为人敬人畏的“革命英雄”?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自告奋勇充当刽子手。
刚开始民兵对乡里乡亲的熟人不忍下手,胡茂昌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
胡茂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胡茂昌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
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还没等书记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
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没气了。
胡茂昌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5元。
…………
屠杀孩童的不仅仅是道县,整个零陵地区在1967年夏末都成了无辜生命的屠场。
1967年8月18日,宁远县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随后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窝里的弯子里村瞬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
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
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
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
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孩童一个不留。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下面看看文革凶手的屠杀逻辑:
1967年8月17日上午,蚣坝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在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向从全区各赶来的生产队上上干部训话: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
“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
…………
那些制造策划屠杀的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忏悔过认罪过,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一抔黄土。
当今中国相当一部分普通国民误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斗官杀官”?各位搜索一下道县大屠杀的死难亡灵,看看他们当中有几个是官?大屠杀惨案中的绝大多数死难者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五类分子等弱势群体和有点正义感勇于说真话的贫下中农。
 

tototo

知名园友
200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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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4
#40
1966年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
导读: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一、大兴县大屠杀的背景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把有 “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暴力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831”事件:杀尽“黑五类”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 “831事件”。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这天。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而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 “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三、“革命行动”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 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暴力主张,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谎言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 “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杀!霸占“黑五类”的妇女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计98人。98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2000年3月20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 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

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和“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 “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他说,67年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付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49 至63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63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绝对逃脱不了厄运。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55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为的是能不还。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结束语

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逐步解开这个迷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