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
1956年，在三门峡水电站兴建之时，在蓄水线以下的人们开始移民。
远离乡土的那天，天下着雨。首批远迁宁夏的5208名青壮年组成了先遣队，披红戴花，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冒雨出发。
先遣队员来自朝邑、大荔、华阴、潼关几县，都为当地的优秀分子，入选队员资格审查严格，先要在农业社讨论通过，再经乡政府审查、县政府批准。当时，先遣队是“光荣”的代名词，在“一家迁，万家安”的口号下，人人争先。
目的地虽是完全陌生的宁夏，但人人向往。之前，动员迁移的干部说，宁夏一切准备好了，条件比当地还要好。
5天的路程，移民们心情愉悦，当事人回忆：“政府安排得很好，沿途设有食宿站、水站，饭尽饱吃，连吃带拿，上路前每人带两个馍，晚上睡大通铺……”
然而，一到目的地，生活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人都傻眼了。义和村的先遣队有87人，迁徙的地点是宁夏平吉堡，靠贺兰山，沙漠边缘，半人高茅草遍布，荒滩上满是石头……在宁夏的另外两个安置点，陶乐县和贺兰县，数千移民四散住开，临时搭个草棚，开垦荒地。
陶乐县当地人的说法是，一年一场风，年头到年终。“满天黄沙刮得，一个大土包子一眨眼就飞到另一边去了”。这个“安置区”，播下种子，几十天不发芽，被老鼠吃光；关中的秦川牛不服水土，相继死去；唯一能种的庄稼是糜子。
此外，移民们还受当地人的歧视，为争水争地，大动干戈。更可怕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移民们饿得东倒西歪，有不少人死在宁夏。
建设三门峡水电站前，渭南是陕西最富饶的地区。不少移民回忆，搬迁之前，许多家庭都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小日子过得相当惬意，很多农民都有自行车，还是进口的。每年春天，渭河的“桃花汛”给田地注入了肥力，种啥长啥。当地有一句民谣，“三年一涨水，给狗都要寻媳妇。”强烈的反差之下，“逃”――成了移民最本能的选择。
返乡
1956年9月，朝邑县“部分移民返朝（邑）情况”称：该县首批迁往宁夏陶乐县的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途中拦回260人，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邑）想法”。
正常的返陕路线，必须东渡（宁夏境内的）黄河。当时，凡渡河、乘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的便只能偷渡了，趁黄河冰封，冒险渡过，常常有移民走到冰薄的地方，“咕咚”一声就没影了。这种一瞬间的生离死别并不少见。
有些人不过黄河渡口，就要从“北路”逃亡，穿越腾格里沙漠，绕道山西，再从潼关回到陕西。但沿途设有层层关卡，陕西还成立了搜捕队，对逃回来的移民五花大绑，遣送回安置区。
尽管如此，回乡人潮依旧涌动。从1956年到1958年，移民自行返回库区的事情从未间断过。
其时，移民工作尚在进行中，逃回者带来的后果是，无论干部怎么动员，即将迁徙的村民们再也不为所动了。于是，随后的移民动员就变得有些强制了。
不去宁夏，将房子大梁系上绳子、墙壁掏空，几个小伙子猛拉绳子，房子顿成一片废墟。移民躲到亲戚家，又被直接“押送”上火车。人们一上火车，呼天喊地，嚎啕大哭。
而回逃风潮愈演愈烈。陕西派干部去做安抚工作，他们来到那里，也被当地的贫困震惊了。但使命所在，干部们只能含泪大吼：“权当把你们都卖了壮丁。”
直到1962年，陕西、宁夏终于作出决定，愿意返陕的移民可以全部回迁，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消息传出后，许多移民聚到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抱头痛哭。
回去的车费由国家负担。在银川火车站，移民们背着铺盖（带去的东西都卖光了），拿上筷子碗，往车上挤，往车窗里钻……
争地
当时，因为宁夏无法安置大量移民，一些稍晚迁移的移民就被“省内安置”了――地点在陕西渭北的蒲城、白水、合阳和富平等县，比宁夏条件好一些。数据显示，前后迁移到宁夏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移民有28万人。
1962年移民允许回家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三门峡水库已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蓄水面积大大缩小，65万亩土地重新裸露。移民纷纷返回库区，准备再次创业。
但他们发现，家园已经被人“占领”了。
第一批“占领”者，是库区周围的社队。但这只是小打小闹，属于蚕食。真正大规模的“圈地者”，是农场和部队。鼎盛时期，库区有50多万亩“无主”土地归属了209个单位，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
于是，返回的移民开始和他们争地。起初，移民们采取“游击”战术，几人一组，在农场的空闲地里搭上草棚，埋锅造饭，偷割抢割，你来我躲。
争地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地方史志上记载：1981年移民返库两次，计500多人；1982年1000多人次，1983年2000多人次。而移民们表示，实际人数数倍于此。
移民中间还产生了“四大司令”，带领各路移民，占据一方。在这些“司令”的带领下，移民们不仅仅抢种土地，还分配宅基、打井垒墙、分田到户……为争地而发生的斗殴事件不断。
结局
1984年11月，中央派来了联合调查组，组长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
孙岳下飞机后，一脸严峻，第一句话就对迎接的陕西官员说：“你这地方政府不做工作。”那位官员顿时面红耳赤。
尽管陕西方面做了周密安排，移民们仍然对调查组如影随形，眼巴巴地请求“到我们村也看看”。
“四大司令”之一的王福义见到了孙岳。他说，当年为了争地，自己带着移民住在某部的猪圈里，“猪吃大米饭，我们移民连喝水都要分瓢瓢，半年糠菜粮……”孙岳听完，大为震惊。
一天，在村口，孙岳对着全村移民双手抱拳作揖，声音哽咽道：“政府对不起你们……”在晚上的座谈会上，他再次流泪，“国家确实没把移民安排好……”
后来在调查组的报告中，孙岳称“移民要求返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安置区比库区生产条件差，生活有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
有移民形容这份报告为“足足迟了二十多年的奏折”。
1985年5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中办29号文”，从库区国有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8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用于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
划地、分地，又是几番波折。
重新分到土地后，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此时，移民们大多已成老人，一生在贫苦中度过，搬过两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家。对他们而言，只要有块地，不管好不好，就这么过下去了。
而昔日肥沃的土地，被水库淹过一遍后，已经盐碱化了。
据《周末》
1956年，在三门峡水电站兴建之时，在蓄水线以下的人们开始移民。
远离乡土的那天，天下着雨。首批远迁宁夏的5208名青壮年组成了先遣队，披红戴花，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冒雨出发。
先遣队员来自朝邑、大荔、华阴、潼关几县，都为当地的优秀分子，入选队员资格审查严格，先要在农业社讨论通过，再经乡政府审查、县政府批准。当时，先遣队是“光荣”的代名词，在“一家迁，万家安”的口号下，人人争先。
目的地虽是完全陌生的宁夏，但人人向往。之前，动员迁移的干部说，宁夏一切准备好了，条件比当地还要好。
5天的路程，移民们心情愉悦，当事人回忆：“政府安排得很好，沿途设有食宿站、水站，饭尽饱吃，连吃带拿，上路前每人带两个馍，晚上睡大通铺……”
然而，一到目的地，生活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人都傻眼了。义和村的先遣队有87人，迁徙的地点是宁夏平吉堡，靠贺兰山，沙漠边缘，半人高茅草遍布，荒滩上满是石头……在宁夏的另外两个安置点，陶乐县和贺兰县，数千移民四散住开，临时搭个草棚，开垦荒地。
陶乐县当地人的说法是，一年一场风，年头到年终。“满天黄沙刮得，一个大土包子一眨眼就飞到另一边去了”。这个“安置区”，播下种子，几十天不发芽，被老鼠吃光；关中的秦川牛不服水土，相继死去；唯一能种的庄稼是糜子。
此外，移民们还受当地人的歧视，为争水争地，大动干戈。更可怕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移民们饿得东倒西歪，有不少人死在宁夏。
建设三门峡水电站前，渭南是陕西最富饶的地区。不少移民回忆，搬迁之前，许多家庭都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小日子过得相当惬意，很多农民都有自行车，还是进口的。每年春天，渭河的“桃花汛”给田地注入了肥力，种啥长啥。当地有一句民谣，“三年一涨水，给狗都要寻媳妇。”强烈的反差之下，“逃”――成了移民最本能的选择。
返乡
1956年9月，朝邑县“部分移民返朝（邑）情况”称：该县首批迁往宁夏陶乐县的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途中拦回260人，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邑）想法”。
正常的返陕路线，必须东渡（宁夏境内的）黄河。当时，凡渡河、乘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的便只能偷渡了，趁黄河冰封，冒险渡过，常常有移民走到冰薄的地方，“咕咚”一声就没影了。这种一瞬间的生离死别并不少见。
有些人不过黄河渡口，就要从“北路”逃亡，穿越腾格里沙漠，绕道山西，再从潼关回到陕西。但沿途设有层层关卡，陕西还成立了搜捕队，对逃回来的移民五花大绑，遣送回安置区。
尽管如此，回乡人潮依旧涌动。从1956年到1958年，移民自行返回库区的事情从未间断过。
其时，移民工作尚在进行中，逃回者带来的后果是，无论干部怎么动员，即将迁徙的村民们再也不为所动了。于是，随后的移民动员就变得有些强制了。
不去宁夏，将房子大梁系上绳子、墙壁掏空，几个小伙子猛拉绳子，房子顿成一片废墟。移民躲到亲戚家，又被直接“押送”上火车。人们一上火车，呼天喊地，嚎啕大哭。
而回逃风潮愈演愈烈。陕西派干部去做安抚工作，他们来到那里，也被当地的贫困震惊了。但使命所在，干部们只能含泪大吼：“权当把你们都卖了壮丁。”
直到1962年，陕西、宁夏终于作出决定，愿意返陕的移民可以全部回迁，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消息传出后，许多移民聚到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抱头痛哭。
回去的车费由国家负担。在银川火车站，移民们背着铺盖（带去的东西都卖光了），拿上筷子碗，往车上挤，往车窗里钻……
争地
当时，因为宁夏无法安置大量移民，一些稍晚迁移的移民就被“省内安置”了――地点在陕西渭北的蒲城、白水、合阳和富平等县，比宁夏条件好一些。数据显示，前后迁移到宁夏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移民有28万人。
1962年移民允许回家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三门峡水库已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蓄水面积大大缩小，65万亩土地重新裸露。移民纷纷返回库区，准备再次创业。
但他们发现，家园已经被人“占领”了。
第一批“占领”者，是库区周围的社队。但这只是小打小闹，属于蚕食。真正大规模的“圈地者”，是农场和部队。鼎盛时期，库区有50多万亩“无主”土地归属了209个单位，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
于是，返回的移民开始和他们争地。起初，移民们采取“游击”战术，几人一组，在农场的空闲地里搭上草棚，埋锅造饭，偷割抢割，你来我躲。
争地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地方史志上记载：1981年移民返库两次，计500多人；1982年1000多人次，1983年2000多人次。而移民们表示，实际人数数倍于此。
移民中间还产生了“四大司令”，带领各路移民，占据一方。在这些“司令”的带领下，移民们不仅仅抢种土地，还分配宅基、打井垒墙、分田到户……为争地而发生的斗殴事件不断。
结局
1984年11月，中央派来了联合调查组，组长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
孙岳下飞机后，一脸严峻，第一句话就对迎接的陕西官员说：“你这地方政府不做工作。”那位官员顿时面红耳赤。
尽管陕西方面做了周密安排，移民们仍然对调查组如影随形，眼巴巴地请求“到我们村也看看”。
“四大司令”之一的王福义见到了孙岳。他说，当年为了争地，自己带着移民住在某部的猪圈里，“猪吃大米饭，我们移民连喝水都要分瓢瓢，半年糠菜粮……”孙岳听完，大为震惊。
一天，在村口，孙岳对着全村移民双手抱拳作揖，声音哽咽道：“政府对不起你们……”在晚上的座谈会上，他再次流泪，“国家确实没把移民安排好……”
后来在调查组的报告中，孙岳称“移民要求返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安置区比库区生产条件差，生活有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
有移民形容这份报告为“足足迟了二十多年的奏折”。
1985年5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中办29号文”，从库区国有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8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用于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
划地、分地，又是几番波折。
重新分到土地后，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此时，移民们大多已成老人，一生在贫苦中度过，搬过两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家。对他们而言，只要有块地，不管好不好，就这么过下去了。
而昔日肥沃的土地，被水库淹过一遍后，已经盐碱化了。
据《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