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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17周年期间,美国中文报刊《世界日报》旗下《世界周刊》刊登李劼撰写的《六四惨案:邓小平有过,赵紫阳有错》一文。该文从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不同个性、不同历史遭遇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同领悟力为观察点,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六四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别是重划了责任的归属。
  在“六四”血案十七周年祭奠之际,有必要对此历史事件作一个文化的审视和历史的观照。虽然邓小平对此血案有着不可推诿的罪责,但当时最有可能阻止这场血案发生的赵紫阳,也同样犯有不可忽视的过错。赵紫阳当时的位置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他非但没有调解邓小平和学生可能发生的冲突,反而以官场上的圆滑不断地从中脱身,把学生运动推给了邓小平,同时也把邓小平推给了学生运动,导致了血案的发生。此外,从邓小平跟胡耀邦之间的那次历史性的谈话中可以得知,真正不愿退休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赵紫阳。邓小平原意是想通过他和胡耀邦、赵紫阳的带头退休,建立最高权力的退休制度,以防止毛泽东时代的独裁和家天下的复辟。可是,赵紫阳及其智囊却以“新权威主义”加以抵制,造成了上层最高权力的致命冲突,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学生运动以“六四”惨案告终。
  一、邓小平断然开枪,结果打掉了什么?
  以“猫论”著称的邓小平,安邦治国确实是只好猫;可是一旦面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就变成了一只坏猫,恶猫。
  长于治国,短于治人
  就共产党的领袖素质而言,邓小平长于治国,短于治人。邓小平具有曾国藩那样的改革开放能力,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文化高度和历史视野。毛泽东擅长运动群众,而邓小平却害怕群众运动。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显露出了厌恶群众运动的秉性。尽管邓小平曾经是一九七六年“四五”群众运动的最大获益者,但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的冲击、对他家人造成的伤害,却使他加深了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并且还因此成了他的一个心理情结。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之交,邓小平重新复出。上台伊始,他就宣布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曾经是毛泽东用来运动群众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民众籍以向政府表达意见的主要途径。一九七六年春天,邓小平从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中,听到过同情他和支持他的声音。但邓小平并不领情。
  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取缔了西单民主墙,不允许民众再以大字报的方式向党提意见。一九八七年初,邓小平以撤销胡耀邦总书记职务和点名批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方式,向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表明了势不两立的态度。
  邓小平一方面吸取了毛泽东的独裁教训,努力建立集体领导;一方面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党专制,既不容他党参政,也不容他人议政。邓小平通过退休制度的确立,成功地将共产党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党转变成了致力于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的执政党。同时,他又以默许子女经商,以身作则地开始了权力寻租、以权换钱的官僚资本主义。邓小平虽然不再重蹈毛泽东式的家天下和世袭制,让子女经商、而不是让他们准备接班;但邓小平又不肯放弃党天下的政治体制,横眉冷对民众的言论权利、信仰权利、议政权利和参政权利。可见,以“六四”开枪结束学生运动,并不是邓小平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的政治立场,也是他对群众运动长期抱有的敌意。
  邓小平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弹压,不仅忘记了五年前学生以“小平,您好!”的横幅向他表示的支持和友好,而且也忘记了中国民众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不惜流血牺牲向他表示的拥戴。文化大革命时军队支左,连枪都不敢带,只带毛泽东的语录。蒋介石面对汹涌澎湃的学生请愿,宁可下跪也不肯开枪。邓小平在面对民众时的高度,比不上毛泽东是可以理解的,但比不上蒋介石,却实在是矮得可以了。须知,正是当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肆意屠杀,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巨大的道义资源。
  邓小平的断然开枪,打掉了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这使许多老共产党人痛心疾首。当年的血,白流了;当年的牢房,也白坐了。线儿长,针儿密,不再用来绣红旗,而是用来编织裹尸布了。
  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
  邓小平的断然开枪,也打掉了人民军队的人民性,致使一些老将军气愤难平:人民的军队,竟然向人民开枪!
  邓小平的断然开枪,不要说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就是在列宁那里也行不通,尤其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更是因此哭笑不得。毛泽东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镇压群众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列宁会对邓小平说,本来还以为你又要搞一次十月革命,没想到你把中国的一九八九年变成了俄国的一九○五年!马克思会把邓小平定为千古罪人。因为邓小平的开枪,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整个一场共产主义,从巴黎公社开始,到“六四”惨案结束。一个直接的历史效应便是,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倒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不过打了个盹,醒来发现,《法兰西内战》里的梯也尔为成了邓小平。小平同志,真是玩笑开大了。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难道连《法兰西内战》都不曾读一读么?
  将近一百年前的慈禧太后,杀了几个书生,弄得灰头土脸,后来还差点被八国联军扯去听政的垂帘。一九八九年的邓小平杀了那么多的无辜百姓,竟然好意思慰问军队。当年周武王打下朝歌,恭恭敬敬地拜访殷商大贤箕子;还下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表示要与暴力革命一切两断。那还是两军交战,两国相争。而今,邓小平杀了手无寸铁的百姓,竟然都不知道说声对不起,硬生生地让那些孩子们的妈妈,变成了“天安门母亲”。
  毛泽东搞继续革命,确实是站在穷人的立场,站在陈胜吴广的立场。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选择的是富人的立场。邓小平不喜穷人,也不喜知识分子。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没读过大学,却始终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就算没有那个退休事件,胡耀邦也早晚会和邓小平分道扬镳。
  成为先富起来的富人,虽然基于不公平的竞争,但也颇有黑格尔说的意思,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只是黑格尔没有说过,凡是合理的,就可以是没有底线的。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越过了底线。因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不可以杀死没有富起来的穷人。“六四”惨案的无辜死难者,绝大部分是可怜的穷苦人。就算是读上了大学的学子,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且不论“六四”是否平反,至少得给死了孩子的穷苦百姓一个说法,一点补偿。
  二、赵紫阳本来可以阻止惨案发生,可是他却抽身走开了
  倘若以戊戌变法来比较的话,那么赵紫阳的角色就像是重演了一次光绪皇帝。但赵紫阳并不真的是光绪。赵紫阳比光绪要聪明得多。光绪连自己的爱妃都保不住,可是赵紫阳却能够在一场惊涛骇浪里,带领着全家人平安度过,毫发无损。相比于邓小平的一身血污,赵紫阳干净得一尘不染。
  将来的历史家家,平心静气地面对历史时,他们会发现,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其实是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惨案发生的,那就是赵紫阳。也只有赵紫阳,可以化解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的过结。学生运动兴起之后,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让学生直接面对邓小平。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那股怒气和那种情结,赵紫阳不会不知道。而且,赵紫阳更为清楚的是,邓小平是真心实意想要以身作则地建立退休制度的。然而,赵紫阳不仅聪明绝顶地把学生运动推给了邓小平,而且有关邓小平通过胡耀邦向他透露的退休计划,他不仅极为世故地三缄其口,还借跟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机会向学生暗示,他们的命运,乃是握在邓小平手里,跟他赵紫阳无关。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普通人,赵紫阳完全有权利选择自保,就像在战场上,士兵有权利选择投降。放弃责任,也是一种自由。但问题在于,得把真相说清楚。邓小平确实不喜欢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但在建立退休制度上,邓小平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邓小平不肯退休,导致了上层最高权力的冲突,而是邓小平的退休计划被搁浅,造成了高层的动荡和不安。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赵紫阳似乎懂得这门艺术,可是却把自己的政治才智交付给了自私的聪明。邓小平的退休计划,先是被胡耀邦打乱,后是遭到了赵紫阳的抵制。赵紫阳的智囊们,以新权威主义的造势,把邓小平逼向死角。
  其实,邓小平是预感到赵紫阳不肯退休的。这可能也是他之所以把退休设想透露给胡耀邦,而不是直接告诉赵紫阳的原因之一。邓小平相信胡耀邦是肯退休的,但对于赵紫阳是否愿意退休,邓小平没有把握。
  在后来经网路广为流传的那次历史性的谈话中,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邓小平向胡耀邦如此交底,并非是故作姿态。早在一九八四年与金庸的一次会面中,邓小平就已经透露了自己不愿当主席的退休想法。邓小平虽然固执,但却实在,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玩欲擒故纵之类的游戏。
  三、胡太天真,赵太聪明
  问题是出在胡耀邦太天真。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天真的胡耀邦,混沌未开,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丝毫没有掂出邓小平上述一番话的份量。胡耀邦把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并且,还没有把话说清楚,说准确。有关高层退休的话题,传到后来,竟然变成了胡耀邦劝退邓小平,而不是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他有个退休的设想。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是中国式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与胡耀邦误在太天真不同,赵紫阳是错在太聪明。聪明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况且赵紫阳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所造就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邓小平介于传统文化和商业文明之间,胡耀邦是由于复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焕发,而赵紫阳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提前进入商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的聪明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领先于邓小平和胡耀邦。正是这样的领先,使他对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为然,也产生了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的冲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国历史从专制传统里解放出来,进入商业文明社会,此乃大势所趋。与邓小平代表着历史的可能性相比,赵紫阳代表了历史的趋势。赵紫阳很聪明地走到了邓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虽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产党的“五四”激情,充满青春活力,颇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明亮,但对于商业文明的思维和观念,却不无茫然。相比之下,赵紫阳领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识到的商业文明,在高尔夫球场充满自信地一杆杆击向未来。
  平心而论,以赵紫阳的聪明,在一个商业文明世界里,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剧在于,他所置身的却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仅天真会成为灾难,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按照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像胡耀邦这么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会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笔生意,是没什么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赵紫阳的反应就是这么现代的。赵紫阳的下意识里可能还会认为,像胡耀邦这么孩子气十足的人,早该让贤了。因此,赵紫阳非但没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还十分平静地、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似地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总书记的大权。
  赵紫阳显然不太知道,商业文明的聪明再现代,也及不上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赵紫阳和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左右手,无论谁遇难,都是唇亡齿寒。赵紫阳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间有什么成见,不管彼此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必须以同进共退、作为各自保护也是互相保护的前提。当邓小平准备废黜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赵紫阳。但这样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质朴,或者说愚钝。因为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尤其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聪明人。
  赵紫阳在很聪明地接过胡耀邦手中的权力时,同时也向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他赵紫阳是不会按照邓小平安排的计划主动退休的。此刻的赵紫阳,正值雄心勃勃之际。观念上的领先,使他产生了许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围的幕僚,以新权威主义作口号的造势,正在使他蒸蒸日上。电视片《河殇》轰轰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浇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边,只能悲悲切切地烧烧诗稿;一面却是赵紫阳好比薛宝钗似的,正准备欢天喜地的进入洞房。赵紫阳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想要避开的一只蛰伏在邓小平内心深处的猛虎,正在慢慢醒过来。
  如果说,胡耀邦的天真不过是让邓小平恨铁不成钢,那么赵紫阳的如日中天,却让邓小平感觉像被蛰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没有后来的“六四”学潮,赵紫阳早晚也会成为邓小平自断臂膊的下一个目标。就算邓小平并不嫉妒赵紫阳的日渐坐大,也会为赵紫阳不想按照他邓小平暗中定下的计划退休而不无恼意。正如赵紫阳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领先的,邓小平认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领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间,谁胜谁负,按照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但在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却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说赵紫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那也并不尽然。要不,就无法解释赵紫阳在学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赵紫阳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绝不主动出击。赵紫阳的第一避,就是借访问朝鲜的机会,扬长而去。假如仅从官场较量而言,赵紫阳此举无疑是聪明的,把难题留给他人,然后自己回来从从容容地收拾残局。但问题在于,赵紫阳面对的不只是一场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而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此时此刻,不要说访问朝鲜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即便是访问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赵紫阳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经燃遍全中国的学潮不管。
  赵紫阳虽然没有借学潮向邓小平发难,但他的甩手而去,却间接地给了邓小平一记闷拳。因为事情非常简单,必须要有人负责。赵紫阳不负责,那么只好请邓小平开口。邓小平一开口,就从嘴里跳出了那只醒过来了的专制猛虎。你们要闹事,好吧,我有三百万军队。学潮于是被定性为动乱。
  邓小平的恼怒,明里是针对勾起他文革回忆的学生运动,暗里是给赵紫阳甩手而去的一个回应。只是对学生运动的不满是可以明说的,而对赵紫阳的不快却是只能暗示的。赵紫阳当然不会不知道邓小平为何给学生运动作如此定性,他的回击是一下太极推手,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赵紫阳由此再一次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作了一次中国官场上的运作:你不是开口了么,那么就请你负责了。自此,一直身处后台的邓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并且作为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对立面,就像当年作为走资派面对红卫兵一样。
  本来是应该由赵紫阳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学潮。这样既保护了素来不喜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又消除了学生运动在激情之下的锋芒所向。因为要想保护学生,首先应该保护邓小平,不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像当年的红卫兵想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死死地挡在前面。因为周恩来知道,他保护的不啻是一个陈毅。同样道理,赵紫阳假如能够保护邓小平,那么他所保护的也远远不啻是一个邓小平,而是全体学生,而是所有卷入学潮的中国民众,而是由邓小平和他赵紫阳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开创的改革开放大局。
  但赵紫阳没有这样做。赵紫阳没有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邓小平的计划退休。从赵紫阳的一系列作为,包括他给邓小平写的那封对胡耀邦不无微词的长信来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来已经显得保守的邓小平退休,然后由他独掌大权。
  面对学生运动时,聪明的赵紫阳又聪明地以为,这可能是他借助学潮逼退邓小平的一个机会。他不知道他把学潮作为一个难题推给邓小平时,也给学生出了一个大难题。素有心理创伤的邓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决学潮这个难题。而学生也没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既能够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又能够解决学潮这个难题的,只有赵紫阳。赵紫阳应该知道个中三昧。但他自作聪明地从中抽身,听凭那二个难题彼此激烈冲撞。
  四、没有赢家,两败俱伤
  “六四”过后,人们很不理解邓家子女何以对赵紫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不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这是按照学术观念和道德标准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人们只知道把赵紫阳奉为英雄,把邓小平钉上耻辱柱。也许只有邓家的子女,才会深切地体味到,其父亲在下令开枪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就邓小平和学生运动而言,“六四”没有赢家,双方两败俱伤。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赵紫阳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胡耀邦下台时,赵紫阳没有以跟胡耀邦共进退来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经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学潮面前,赵紫阳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将学潮和邓小平同时置于死地。因为面对一九八九年的学潮,赵紫阳比邓小平更合适也更可能成为学潮面前的周恩来。不论周恩来的历史功过如何,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来的时刻。而且,最合适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就是赵紫阳。要让学生退回学校,要让邓小平收回那只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挡住学生,劝退学生。而要劝退学生,又必须让学生消除对邓小平的敌意。事实上,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敌对关系。学生对学校里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痛恨、对学校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负学生事件的积怨,远远超过对邓小平的不满。但是,愤怒就像爱情一样,总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个地方。就此而言,赵紫阳的一避再避,等于是一推再推,把邓小平毫无遮挡地推到了学潮面前。
  从官场运作的角度来说,赵紫阳太聪明了。避得不动声色,推得不动声色。即便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之际,赵紫阳依然十分聪明地跑到广场上去,向学生告老还乡。悲壮的告别,非但没有劝退学生,反而激怒了学生,使学生再也不可能离开广场。当善良的中国民众此后一遍又一遍地赞颂赵紫阳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赵紫阳的向学生道别,等于是把学生推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同时,赵紫阳也以背对邓小平的方式在向邓小平示威:想要开枪,那就开吧。反正子弹打不到老赵身上。
  在戒严令即将下达的晚上,赵紫阳如同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地来了个广场撒手。赵紫阳反对开枪,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赵紫阳既不想保护邓小平,也不怜惜学生。假设赵紫阳是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那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满清官员,他也许会跑到广场上就地坐下,与学生共进退。假如赵紫阳以此一面劝退学生,一面暗示邓小平:你要开枪,就先打死我。赵紫阳可能因此而在学生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同时又握有了与邓小平谈判的王牌。但赵紫阳并不想担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担当,赵紫阳都不愿意。赵紫阳骨子里并不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不过是个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自私自保的官员。赵紫阳说完,熘之大吉,扔下愤怒的学生,连同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听凭他们手无寸铁地面对同样愤怒的邓小平和即将开进城里的军队。此刻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心中有没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经变成了那只叫做专制的猛虎。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的这种小聪明,在某种意义上,不下于当年张学良在西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类事件要是犯到毛泽东头上,当事人可能与刘少奇一般下场。然而,事过之后,邓小平只是如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样地软禁了赵紫阳。这与其说是时代不同了,不如说邓小平确实与晚年毛泽东不太一样。邓小平不会不意识到,他将当年对红卫兵的痛恨,发泄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们头上。相比之下,赵紫阳当然轻松多了。这不是无官一身轻的轻,而是事不关己的轻。借用一个鲁迅的说法,则是一种做成了看客的轻。
  本来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后却凭借着官场上混出来的聪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观众席上。赵紫阳由此获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邓家子女一样做了生意的赵家公子。在学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赵紫阳没有被良心折磨得发疯。他可能还不无庆幸,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难过得多了。再说,从权力中心退出之后,官场上的聪明也就不再需要了。退休后的赵紫阳,单纯了许多。他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无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赵紫阳以这样的恪守,度过了他的晚年,最后得以善终。
  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六四”学潮是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闻和历史事件,但西方人却把和平奖颁给了跟“六四”毫无关系的达赖喇嘛。这与其说是对达赖的大声褒奖,不如说是对赵紫阳的无声批评。西方文明虽然与东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还没有笨到连赵紫阳的聪明都看不出来的地步。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六四”惨案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很无奈地抽身走开。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六四”惨案,也许是中国历史命中注定的一劫。十七年过去,依然让人感觉刺痛。假如说,历史的任何进展,都需要血祭,那么中国的民主前程,已经由“六四”一案,作了祭奠。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巴黎公社才走上了历史舞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因为蒋介石的屠杀,才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政治力量。从“六四”的血色中,应该看得见未来的中国了。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写于纽约,5月8日改毕,以此权作来美国旅居8周年纪念。
  附录:有关近日公开的赵紫阳一九九七年致中共中央一信的看法
  赵紫阳此信,一如我在《“六四”惨案》文章中所强调的,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此信表面上是为了平反“六四”,实际上是在伸张自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放弃了责任,接着又丢失了权力之后,赵紫阳最后剩下的,唯有人格的恪守,道德的底线。赵紫阳此信成功地塑造了其道义形象,同时又向新一代的继位者作了试探,至少是将了他们一军。须知,此信是写于邓小平过世之后。邓是唯一能够把赵如同毛泽东虐待刘少奇那样打入地狱的人。邓以后的领导人,防赵可能有余,但害赵之能力却远远不足。因此,在邓以后做出此举,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赵紫阳此举的聪明之处在于,以进为退,只赚不赔,从而自己给自己事先做好盖棺定论,使其善终结局立于不败之地。
  2006年6月2日应《世界日报》之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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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对晚年闲居的老赵的情况知道一二。 他身边有一些蒙事儿的庸才。其中一个原本是他的财经改革小组的成员, 老赵下台后他去到美国陪读3年, 天天在家煮饭, 后来回到国内, 重新进出赵府, 就跟蒙事儿江湖医生一样, 给老赵的老婆瞧病, 还天天接老太太的热线电话,搞些神神怪怪的易学八卦预测之类。很难想象身边聚集这样一些蠢材的老赵, 真有本领搞定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家伙。赵老人不坏, 有农民的踏实肯干, 有农民的善良老实,也有农民式的狡猾,还有农民式的糊涂 -- 不懂用人, 缺乏知人善用的基本功。
 
最后编辑: 201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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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对晚年闲居的老赵的情况知道一二。 他身边有一些蒙事儿的庸才。其中一个原本是他的财经改革小组的成员, 老赵下台后他去到美国陪读3年, 天天在家煮饭, 后来回到国内, 重新进出赵府, 就跟蒙事儿江湖医生一样, 给老赵的老婆瞧病, 还天天接老太太的热线电话,搞些神神怪怪的易学八卦预测之类。很难想象身边聚集这样一些蠢材的老赵, 真有本领搞定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家伙。赵老人不坏, 有农民的踏实肯干, 有农民的善良老实,也有农民式的狡猾,还有农民式的糊涂 -- 不懂用人, 缺乏知人善用的基本功。
他的智囊看来水平还是不行,嚎?像新权威主义之类的,只能做不能说啊
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后来赵死了以后还出了一本回忆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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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受改革开放的鼓舞很佩服邓小平。现在看来,在邓小平主政期间搞强制计划生育,实行强迫堕胎,惨无人道的成批杀死无数腹中胎儿,地土接受了未出生婴儿的血,这些未出生的胎儿也会向上帝痛哭哀号。发展到现在刚出生的婴儿就被剥夺口粮,父母被征收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完全的赤贫,户口教育权都被暗中剥夺。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面临历史上从未有的灭族危机。这与邓小平的短视思维不无关系,不图政治改革,一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靠GDP投机获得认同,一直摸着石头过河,不修桥规划,一旦遇到洪水急流漩涡,还是又懒又犟又贪,还是低头弯腰摸石头,就会一命呜呼。腐败、水污染、雾霾,堕胎一直在发展的口号下得不到纠正,中华民族历史以来没有遇到如此严重、迫在眉睫的亡族灭族之祸。
从这个意义上,我反思以前被灌输的什么邓小平-春天的故事,展望未来,感受的是严酷冬天临近的瑟瑟寒意,和没有希望的灰色萧条。
每个有良心的人士,都需及时警醒,发出呐喊,为悲苦的汉族逃脱灭族之祸发声。
 
最后编辑: 201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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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解决问题的法宝吗?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贫困归结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这是一种理论,就像马克思理论一样,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实际和假设往往不同,所以靠理论治国的人是机器人,是教条主义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假设前提是人的肉体寿命是无限长不会死的,植物动物的繁殖模式是和人不一样的级数增长,是繁殖能力弱的线性增长,人体不会根据食物丰裕欠缺自我调整生育,饥荒时仍然几何繁殖,人和动物一样,只以生育为使命的低级动物,不会自愿采取人性的节育措施,资源不可以循环回收利用,显然这些假设不符合实际。
从耶和华神的启示来看,人类的罪恶是来源于人背弃了神,不愿悔改,不接受耶稣的救恩。为了金钱,为了GDP竞赛,通过计划生育大规模的强制堕胎杀死胎儿,这是上帝最为痛恨的做法。迦南人将童男童女献祭给假神,将儿女用火焚烧,所以触动上帝的愤怒,命令摩西灭绝迦南七族。
我们应该从GDP崇拜中清醒过来,悔改归向至高的神。这几年人口是控制住了,GDP是增加了,可是资源却更为匮乏了,企业也没有多少竞争力,因为婚姻计划外的中国乔布斯被堕了,所以中国没有苹果那样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企业,只能粗放式发展,乞食于国际大邦,受勒索和孤立。原先清澈的河水被污染了,空中是雾霾,癌症村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铁矿石几乎采光了,很多原材料只能依赖进口,在国内粗加工污染环境后,再廉价出口到国外供应给外国人消费,这就是强制堕胎,控制人口怕消耗资源,却供应资源给国外人口的结果吗?
各省开展了GDP竞赛,当官的都想着往上爬,于是一面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一面建了拆,拆了建,美其名曰增加GDP。再过几十年,一面是人口崩溃,老无所养,人才精英纷纷外流,产业萧条,大学生无业可就。一面是大面积的空置楼房,宽敞的高速路上跑着几辆汽车,由于缺少人消费,矿场资源转化成了垃圾,田地荒芜。那时我们才会清醒,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口数不是问题的根源,罪和失败的政策,错误的理论才是罪恶的源头。
希望掌权者、盲人摸象的本本主义、一些造假学者,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要玩单独二胎的自欺欺人政策,全面遵守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取消荒唐恐怖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否则,追求GDP是捕风,留下的是一堆荒场。
希望全体人民从崇拜GDP的假神中觉悟过来,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单单依靠上帝。平衡发展,约束自己的贪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爱邻如己,关爱自然和生命,对强制堕胎、高额罚款胁迫堕胎等野蛮行为开展非暴力不合作,不举报,不配合, 不支持,不理解,不..................坚定的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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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计划的灾难
计划经济造成中国经济灾难,计划生育将造成人口灾难,因为学者、掌权的都是人,都是有限的,让有限的虛谎的人来计划,而不是让神来操控按规律运行,结果只会是毁灭。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了娇养的一代,农村的年轻人不会下地耕种(种田也是技术活,需要懂灌溉,除草,除虫,育苗,留种),中国将来只能乞食于国际,城市的大学生邮寄脏衣服回家,这样的下一代怎能打仗保护国家?
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养肥了一个移居国外炫富的阶层,还有留在国内被剥夺生存权、教育权的黑户赤贫阶层,国内难以稳定。
计划生育造成主体民族的羸弱,民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恐怖分裂势力突起。由于侵犯儿童权利,将遭国际孤立,被堕胎、被巨额罚款的人内心怨毒,国内怨言载道,高压收费终有一天会造成火山爆发。
这种让家庭破产,让父母不能抚育出生婴儿的荒唐人头税——巨额社会抚养费,只会让社会精英纷纷外流,中国将来只剩下这些人—子女在国外、儿女不受计划生育限制、在国内掌权的当权者、既得利益者,黑户的赤贫阶层,恐怖分裂势力,纷纷在做打算移居国外逃避计划生育的中产阶层,技术和投资移民。这样一直推演下去,中国只剩下贫困受宰割的阶层,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以及少数高高在上的殖民者(他们子女在国外可以通过团聚移民接父母到国外)。
必须废止计划生育,必须废止一胎的不合自然、不受限制、荒唐的巨额人头税政策。
"在波士顿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有这么一段话:当纳粹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话了。"
是的,当我们嫉妒张艺谋超生,为他的罚款有点窃喜的时候,哪知道天价荒唐的社会抚养费就会落在你我的后代身上。因为,总有那么一天,你,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你的后代,总有一天会因为没有计划好怀孕而被逮到,落在永远还不清的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的“债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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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obao.sohu.com/20140514/n399529025.shtml
 今年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4个孩子的父亲,用美工刀片割腕自杀身亡,因为交不起22500元“超生罚款”。此事迅速引发关注,舆论的矛头指向被计生政策捆绑的义务教育。当地很快辟谣,称王光荣之死与“超生罚款”无关,4个孩子均已在当天入学。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之法”的现象并不罕见。

  报名需带“计生证明”

  王光荣有4个孩子,长女和次女在万屯读初一,三女儿和儿子在村子里的下坝小学读小学。开学前,这个不识字的农民听说他家属于“严重超生”,跑到万屯计生站去打听,回来后告诉妻子,罚款一共是22500元。

  万屯镇计划生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吴万斌介绍,王光荣超生的两个孩子,合计应缴纳“社会抚养费”18000元;王的第二个孩子要缴纳“超怀费、无证生育费”4500元,两者合计22500元。

  大约开学前一周,下坝小学大门前贴出通知,告知家长开学的时间和报名所要携带的材料,其中包括缴清罚款的“计生证明”。

  这笔“超生罚款”让王光荣一筹莫展,他又去计生站问了一次。据吴金敏回忆,丈夫带回的原话是:“至少要交18000元,一手干(即一次缴清)”。丈夫还告诉她,听说报名前未缴清的,过期将会加倍罚款。

  随后的几天,吴金敏发现丈夫变得沉默了很多,偶尔会在她面前感叹:“娃娃读不成书,以后就和我们一样(是文盲)了。”一向不喜欢求人的王光荣开始给熟人打电话,但愿望往往落空。

  开学当天割腕自杀

  村民唐永江说,许多家庭都是举债或者卖掉牲口凑钱。但王光荣没有可以变卖的家产,3间老旧的房子还是借钱从邻居家买过来的,即使卖掉家里的1头猪和5只鸡,也无法凑齐18000元这个“天文数字”。

  3日是孩子们报名的时间。吴金敏发现丈夫醒了,但并没有起床。10岁的三女儿向父亲要生活费,他说没有,“找你妈要”。女儿说要带“计生证明”,他也说没有。三女儿回忆,她曾向父亲要过几次“计生证明”,“感觉他好像要烦了”。

  孩子们7点左右跟着

  爷爷出门。8点多,大哥王甫过来,王光荣说他腿疼,王甫掏出500元钱丢到床上。王甫说,王光荣陆陆续续欠他4000多元,多半都是他看不过去,主动给的。

  9点多,老母刘会香亲自过来看儿子,给了他100元钱。“我说先拿去交一点,但他就是不要,还说我不懂。”

  吴金敏出门时将近11点,正碰到邻村的幺舅李万华来串门。李万华说,两人喝了些酒,他试探着问王光荣有没有钱借,王回答:“两个娃娃可能都读不成书了,村子里到处都在借钱。”

  吃完午饭将近12点,吴金敏去邻居家帮忙了。临走时,王光荣说他觉得冷,想到床上躺会儿再过去。

  12点50分左右,邻居告诉吴金敏,说听见他们家有“砰砰”的响声,吴赶紧跑回家,发现王光荣跪在床边,头栽倒在地上的一块土坑里,已经浑身冰凉,“土坑里都流满了血”。随后,她在丈夫身边找到了割腕用的刀片。

  吴金敏回忆,丈夫在自杀前几天叨念孩子报名的事,这在以前很少有过。“他经常说要让娃娃多读点书,不要长大像我们一样。”

  超生父亲贫病交加

  2000年,吴金敏生下了大女儿,两年后又诞下二女儿,意味着这对夫妻合法生育权利的终结。

  王光荣兄弟四人,重男思想较重,加之大哥王甫膝下也没儿子,作为老二他觉得一定要为家族增添一名男丁。在二女儿两岁时,王光荣和妻子来到邻镇郑屯,打打零工,做点小生意。但第三胎又是个女儿。王光荣的妻子再次怀孕后,他更加勤奋,还开了一个做蜂窝煤的小厂。

  据王家人的讲述,2004年,一个朋友借了王光荣100元钱,后王光荣缺钱前去讨要,对方不给,还威胁要打他。双方发生冲突,王光荣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伤了对方。出事后王光荣一家从郑屯搬到了兴义,他去一个隧道做工,但没多久就遭遇塌方,腰部损伤,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不久,又查出膀胱结石。

  据当地人讲述,受伤男子住院一段时间后就回家了,但王光荣2006年被关进了监狱,2010年才出狱。

  出狱时儿子已经4岁了,还债成了王光荣的主要工作。由于既无文化又无技能,只能找些体力活儿打零工。就在自杀前段时间,他还去昆明做水泥工。吴金敏说,家里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至今还欠下银行3万元的贷款,贷款也是为了还债。

  当地否认与罚款有关

  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附近村民称,凶案发生后,计生站的执法明显柔和了很多。相关部门也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即人们在计生政策上出现违规,办理其他事项将受到限制。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至少在2011年,兴义市就开始将义务教育绑定在计生政策上。

  不过,一位匿名人士告诉记者,教育系统对计生单位的要求并不满意,“义务教育也是国家政策”,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

  王光荣死后,当地迅速辟谣称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无关,其死因“正在调查”。4个孩子均已在当天入学。与此同时,吴金敏获得了6万元的安葬费以及政府帮助其建房的承诺。但吴金敏告诉记者,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

  巧合的是,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3月3日,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桑维亮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作废”。

  记者查询发现,这也是贵州唯一一个地区,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

  据《东方早报》

  延伸阅读:

  "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悲剧

  将计生与义务教育“捆绑”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所有的计生“捆绑式执法”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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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这种狠心黑心无情的人才支持拥护这种杀胎政策,你自己最好也受这个无人性的政策折磨一下才知道痛苦。


你痛苦了不反思自己跑这来跟我撒疯有用吗?

你别是全能神教吧, 不信你的人都有罪, 不赞同你的人都得死。

你反对计划生育政策, 别人就不能拥护计划生育政策?你家有人犯罪被判死刑了, 全世界人都必须跟你一样反对死刑? 想什么呐。有那跟不相干的人吵架的功夫, 好好反思自己 - 不违反计生政策就不会受罚, 不犯死罪就不会被判死刑。凭什么别人只生一个你有权生一窝呐, 不罚你罚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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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赞同谋杀恐怖那是你的自私,你内心的黑暗人家也可以评说,难道你要大家都一样的黑心自私撒谎为谋杀恐怖叫好?

违反计生政策超生, 就是谋杀自己孩子的杀人犯。别人只生一个, 你非要多生几个, 别人一个老婆,你非要三妻四妾, 作的时候贪得无厌, 付出代价的时候就喊冤, 早干嘛去了?不敢承担后果的事儿别干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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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这在中国法律上也是承认的。你看,你的思想畸形到什么地步了。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生育权是在尊重国家基本政策的前提之下的人权, 不是无限制的滥权。中国的人口过剩资源紧缺,控制人口是为了大家都能有足够的资源生存。 别人只能生一个, 你非要多生几个,已经抢夺了他人的生存资源妨碍了他人的基本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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