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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4-06-02
邓朴方自杀跳楼致残真相仍不清晰
如果说秦始皇他老奶奶当年姓什么或者穿什么衣服这种历史问题难以搞清是因为历史久远的话，邓朴方致残并不太久，因为许多当事人都活着。然而这样一件简单的事至今仍不清晰，连其码的发生时间都纠缠不休。
邓朴方致残的混乱说法。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残疾的原因在文革后多年一直讳莫如深。由于中央在两案审判中只描述了“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当事人自己又不出面说明，给社会以极大的发挥想象空间。有说是被推下楼，有说是批斗时坠楼。有说是自杀的，有说是失误掉下楼的。包括发生的时间也有６８年５月说，６８年８月说和６８年９月说。
比较早的说法是石翔在《中国高干子弟沉浮录》（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４３页）一书中这样描述：１９６８年９月，北京大学一些红卫兵在聂元梓的唆使下，将邓朴方关进了一间有辐射性污染的实验室，并堵死了实验室的出口。邓朴方很快意识到不能在实验室继续呆下去，于是准备从窗口爬出去。但是，由于不慎失手，致使身体从窗户摔了下去。
后来大部分文章都提出邓朴方是被迫害致残，时间说成是１９６８年的５月。包括甘肃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每日甘肃）、余玮《 人民文摘 》（2011第1期）、《邓朴方互动百科》、阮次山《与世界领袖对话》、张俊以《邓朴方被谁逼迫坠楼真相》等等。
邓朴方及家人的统一说法。
一件发生在众目睽睽下的事件，在大部分当事人都在世的情况下，出现如此大的误差一定有其原因。
直到三十六年后的2004年12月4日，邓朴方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面对面》节目中，首次面对媒体披露了当时的情景。
按邓朴方自己的表述，在北京大学上大学四年级时，邓朴方和姐姐妹妹都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邓小平的罪证。邓朴方说：“（他们）说我攻击江青。我也不是攻击，就是江青在北大讲话时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造反派对邓朴方进行残酷的迫害，把他打成了反革命。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邓朴方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当时失去这种人格了。最主要是，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还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此后，王光美和邓家子女在采访和写的各种文章中，都采用了“自杀跳楼”的说法，时间也一致为１９６８年８月。邓榕在《“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中写道“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说到这儿，她已泣不成声。”
其实早在北京大学专案组调查时，邓朴方就回答：“是我自己跳下去的，当时想自杀：‘我绝望了，一念之差。’”
虽然当事人已经公开出面道出了“真相”，然而抱有不同目的的写手们却不买账，仍然坚持邓朴方是被推下楼或批判时坠楼致残，时间上也提前到１９６８年的５月。
《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一书仍然坚持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说法，假借邓林之口讲的比较详细。“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邓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这位编辑可能疏忽了一个问题，他提到了北大工宣队的王风梧师傅，却忘了北京大学工宣队进驻的时间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五月份那来的工宣队？
当然，自杀也可以有许多解释。
坚持信仰，决不妥协。因为邓朴方隶属于与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对立的井冈山派，这个井冈山派当时有北大校长周培源和文化名人季羡林，绝不会向“造反派”屈服的。这是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还可以像写手们讲的那样，跳楼是为了“守住党内上层的核心机密”。只不过这种说法暴露了邓小平和邓办公私不分，把党的核心机密告诉了儿子。
事实证明聂元梓不该负直接责任。
很多文章都提及邓小平对邓朴方的致残一直对聂元梓耿耿于怀，必欲杀之而后快。
（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起诉书中写到：“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七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籍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中、韩琴英、姜鹣鹣、俞藏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他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八月九日、十四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这份起诉书里有几个不清晰的地方。其一是对聂元梓指使某些人没有具体指向。二是没有讲明怎样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三是提出了１９６８年４月至７月的模糊概念，而对８月发生的事只以校文革涵盖，疏忽了此时发生的事与聂元梓无关的事实。显然，如果把邓朴方跳楼归结为自杀，或者把时间公开为１９６８年８月末的话，就无法追究聂元梓的责任。
聂元梓本人在口授回忆录中并不买账，她说：“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亲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
“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聂元梓至少有一点说对了，那就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校后，聂元梓自己也失去了权力和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邓朴方的治疗是北京大学负责的。
关于邓朴方的治疗问题，邓榕在《“文革”岁月》一书中讲的比较矛盾。一方面讲跳楼后没有人管，另一方面却一直强调要北京大学造反派负责。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做出了决定，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
这一段说明邓朴方自杀跳楼后的治疗一直是北京大学负责的。
邓朴方的不幸与幸运。
显然，无论是遮蔽邓朴方自杀真相还是混淆时间的目的，都是为了给聂元梓栽赃。强化这件事的悲剧效果，为给聂元梓定罪提供证据。
文革后对北京大学的派性斗争全部怪罪到拥护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是北大革委会主任，没有加入新北大），没有追究对立面“井冈山”组织的行为。事实上北京大学１９６８年３月开始展开的武斗双方都有责任，这个责任在加入“井冈山”派的周培源担任北大校长后被说成是“正义”的反抗。而邓朴方自文革开始后，一直积极加入了派性斗争，并成为革委会委员。
邓朴方的身体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了治疗，美国骨科协会会长马昆亲自联络，据说要花费５０多万美元。在马昆先生的游说下，1980年邓朴方来到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加拿大政府为这次手术支付了全部费用(此事未经官方证实，但以他家当时的经济能力是承受不起的)。其中有没有政治交易外界很难清楚。结果是明显的，中国出了位残联主席和国家领导人邓朴方。
邓朴方是不幸的，作为高干子弟理应是“天之骄子”。遇到文化大革命这种反特权的运动，使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挫折。他又是幸运的，邓小平的重新出山让他直达庙堂。他没有赶上邓小平前面的两起两落，却在第三次起落中摔倒又爬起。作为干部子弟，父母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真相仍不清晰。
邓朴方的自杀致残虽然在时间和大过程上比较清楚，但细节不一定如此简单。比如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他是否真的被关押？他跳楼的房子是宿舍还是关押地？当时有没有对他的逼迫行为？他自杀前究竟有没有留遗书？他是自杀跳楼还是失误坠楼？邓小平（此时住在中南海）何时知道邓朴方跳楼？采取了那些措施？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目击者和当事人的作证。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被演义的太多，各种人站在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价值观书写着自己心中的文化大革命史。连邓朴方跳楼自杀这种当事人出面澄清的问题都坚持不相信，后人还能相信什么！2014.2.20
如果说秦始皇他老奶奶当年姓什么或者穿什么衣服这种历史问题难以搞清是因为历史久远的话，邓朴方致残并不太久，因为许多当事人都活着。然而这样一件简单的事至今仍不清晰，连其码的发生时间都纠缠不休。
邓朴方致残的混乱说法。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残疾的原因在文革后多年一直讳莫如深。由于中央在两案审判中只描述了“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当事人自己又不出面说明，给社会以极大的发挥想象空间。有说是被推下楼，有说是批斗时坠楼。有说是自杀的，有说是失误掉下楼的。包括发生的时间也有６８年５月说，６８年８月说和６８年９月说。
比较早的说法是石翔在《中国高干子弟沉浮录》（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４３页）一书中这样描述：１９６８年９月，北京大学一些红卫兵在聂元梓的唆使下，将邓朴方关进了一间有辐射性污染的实验室，并堵死了实验室的出口。邓朴方很快意识到不能在实验室继续呆下去，于是准备从窗口爬出去。但是，由于不慎失手，致使身体从窗户摔了下去。
后来大部分文章都提出邓朴方是被迫害致残，时间说成是１９６８年的５月。包括甘肃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每日甘肃）、余玮《 人民文摘 》（2011第1期）、《邓朴方互动百科》、阮次山《与世界领袖对话》、张俊以《邓朴方被谁逼迫坠楼真相》等等。
邓朴方及家人的统一说法。
一件发生在众目睽睽下的事件，在大部分当事人都在世的情况下，出现如此大的误差一定有其原因。
直到三十六年后的2004年12月4日，邓朴方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面对面》节目中，首次面对媒体披露了当时的情景。
按邓朴方自己的表述，在北京大学上大学四年级时，邓朴方和姐姐妹妹都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邓小平的罪证。邓朴方说：“（他们）说我攻击江青。我也不是攻击，就是江青在北大讲话时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造反派对邓朴方进行残酷的迫害，把他打成了反革命。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邓朴方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当时失去这种人格了。最主要是，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还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此后，王光美和邓家子女在采访和写的各种文章中，都采用了“自杀跳楼”的说法，时间也一致为１９６８年８月。邓榕在《“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中写道“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说到这儿，她已泣不成声。”
其实早在北京大学专案组调查时，邓朴方就回答：“是我自己跳下去的，当时想自杀：‘我绝望了，一念之差。’”
虽然当事人已经公开出面道出了“真相”，然而抱有不同目的的写手们却不买账，仍然坚持邓朴方是被推下楼或批判时坠楼致残，时间上也提前到１９６８年的５月。
《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一书仍然坚持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说法，假借邓林之口讲的比较详细。“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邓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这位编辑可能疏忽了一个问题，他提到了北大工宣队的王风梧师傅，却忘了北京大学工宣队进驻的时间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五月份那来的工宣队？
当然，自杀也可以有许多解释。
坚持信仰，决不妥协。因为邓朴方隶属于与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对立的井冈山派，这个井冈山派当时有北大校长周培源和文化名人季羡林，绝不会向“造反派”屈服的。这是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还可以像写手们讲的那样，跳楼是为了“守住党内上层的核心机密”。只不过这种说法暴露了邓小平和邓办公私不分，把党的核心机密告诉了儿子。
事实证明聂元梓不该负直接责任。
很多文章都提及邓小平对邓朴方的致残一直对聂元梓耿耿于怀，必欲杀之而后快。
（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起诉书中写到：“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七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籍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中、韩琴英、姜鹣鹣、俞藏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他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八月九日、十四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这份起诉书里有几个不清晰的地方。其一是对聂元梓指使某些人没有具体指向。二是没有讲明怎样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三是提出了１９６８年４月至７月的模糊概念，而对８月发生的事只以校文革涵盖，疏忽了此时发生的事与聂元梓无关的事实。显然，如果把邓朴方跳楼归结为自杀，或者把时间公开为１９６８年８月末的话，就无法追究聂元梓的责任。
聂元梓本人在口授回忆录中并不买账，她说：“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亲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
“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聂元梓至少有一点说对了，那就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校后，聂元梓自己也失去了权力和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邓朴方的治疗是北京大学负责的。
关于邓朴方的治疗问题，邓榕在《“文革”岁月》一书中讲的比较矛盾。一方面讲跳楼后没有人管，另一方面却一直强调要北京大学造反派负责。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做出了决定，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
这一段说明邓朴方自杀跳楼后的治疗一直是北京大学负责的。
邓朴方的不幸与幸运。
显然，无论是遮蔽邓朴方自杀真相还是混淆时间的目的，都是为了给聂元梓栽赃。强化这件事的悲剧效果，为给聂元梓定罪提供证据。
文革后对北京大学的派性斗争全部怪罪到拥护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是北大革委会主任，没有加入新北大），没有追究对立面“井冈山”组织的行为。事实上北京大学１９６８年３月开始展开的武斗双方都有责任，这个责任在加入“井冈山”派的周培源担任北大校长后被说成是“正义”的反抗。而邓朴方自文革开始后，一直积极加入了派性斗争，并成为革委会委员。
邓朴方的身体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了治疗，美国骨科协会会长马昆亲自联络，据说要花费５０多万美元。在马昆先生的游说下，1980年邓朴方来到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加拿大政府为这次手术支付了全部费用(此事未经官方证实，但以他家当时的经济能力是承受不起的)。其中有没有政治交易外界很难清楚。结果是明显的，中国出了位残联主席和国家领导人邓朴方。
邓朴方是不幸的，作为高干子弟理应是“天之骄子”。遇到文化大革命这种反特权的运动，使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挫折。他又是幸运的，邓小平的重新出山让他直达庙堂。他没有赶上邓小平前面的两起两落，却在第三次起落中摔倒又爬起。作为干部子弟，父母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真相仍不清晰。
邓朴方的自杀致残虽然在时间和大过程上比较清楚，但细节不一定如此简单。比如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他是否真的被关押？他跳楼的房子是宿舍还是关押地？当时有没有对他的逼迫行为？他自杀前究竟有没有留遗书？他是自杀跳楼还是失误坠楼？邓小平（此时住在中南海）何时知道邓朴方跳楼？采取了那些措施？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目击者和当事人的作证。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被演义的太多，各种人站在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价值观书写着自己心中的文化大革命史。连邓朴方跳楼自杀这种当事人出面澄清的问题都坚持不相信，后人还能相信什么！2014.2.20
andiodman天天来这里找抽，在“抽”中得到久违了10几年的快感。不过老娘我恰恰是虎狼之年，片刻消停之后，又会将硕大的臀部猛砸到椅子上，然后聚集起满脸的横肉，密布鱼尾纹的三角眼中欲火喷发，虎视眈眈地盯上了屏幕........
这是你的自画像吗？
你这骚B奇痒难耐，你家墙角都不够你蹭的， 你家黄瓜不够你用的，跑到论坛来嘴炮，两张嘴都烂的流黄汤。
邓很聪明，但远远谈不上伟大，什么半下全下都是扯淡，都是在人治框架内寻求一个平衡。在权力面前是不会有人愿意主动放手滴，这个不可能有例外，否则他就不是人了。真牛逼就跳出人治，改制度。
不能把问题理解得这么简单，我年少不更事的时候也双手赞成土共的计生政策，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很幼稚。计划生育不仅剥夺了人民的生育的权利，也造成了人口的减少和人口结构的恶化，更可怕的是造成了生育观念的改变，这种观念的改变几乎注定了一个民族的衰亡。如果你知道计生执行的过程中惨死了多少幼小的生命，计生造成百万之多的失独家庭，如果你能意识到计划生育会造成的未来中国人口的变化，你恐怕就不会这样说了。
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口多，是各种不合理，农村里是越来越少的无人照看如野草般生长的留守儿童，城市里是百般溺爱养尊处优的所谓的小公主小皇帝，这个社会还能和谐得了？
哪来的16亿？实际人口恐怕也就16亿的一半。不要看城市里人满为患节假日出行困难，农村没什么人了，尤其是没有年轻人了，中华民族几成无源之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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