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埃及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尝试以政变和血流成河的悲剧收场之时，全球华人的目光不由得转向台湾。
台湾是华人世界里唯一一个民主社会，在目睹阿拉伯之春令人震撼的血腥和动乱之后，相信每一个人都理解了台湾民主何以是奇迹的论断。然而奇迹向来只是小概率的事件，极难复制。
台湾民主化的奇迹可归为十大因素：一是两蒋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二是均富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三是教育普及；四是人口规模适当、地理环境狭小；五是强势威权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推动；六是总体廉洁的社会，民怨和社会矛盾较为平和；七是美国的压力；八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两岸敌对的态势，为台湾解除戒严创造了外部条件；九是它的宪法和意识形态也即“三民主义”本身就有民主的设计。比如“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所以转型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十是特殊的历史偶然事件，即江南案，令蒋家长期培养的接班人蒋孝武淘汰出局。
可以说台湾的奇迹是建立在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上天的眷顾。然而，台湾民主化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到今天，虽然没有流血和政变，但它究竟结出什么果实？毕竟，台湾民众不会满足于和埃及比，就如同今天的大陆百姓也不会满足于和朝鲜比一样。一个制度避免流血动荡、保持稳定是最起码的标准，关键是能否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
2013年的台湾没有选举，但却依旧不平静。一个普通士兵之死竟然引发了全社会的抗争运动。这样的悲剧，在台湾实在平常不过了。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件却能引发全民运动，则必然和时代背景脱不了干系。这就如同，在本·阿里时代的突尼斯，几乎天天上演城管殴打小贩的事件，但只有2010年年底那一起，才能成为引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
这个背景可从台湾著名的媒体人南方朔的评论中找到答案。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南方朔是台湾的外省人，立场一向偏蓝。在蒋经国时期被党外人士视为御用文人。美国和大陆建交时，他放弃已经申请到的美国大学奖学金，拒绝出国留学，为此还得到了蒋经国的接见。民进党执政时，更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台独立场。应该说，这样的立场在评论今天国民党执政的台湾时，会就事论事，非常的客观。
他的这篇评论就是风传一时的《台湾之春的时间到了！》其开篇就以极具冲击力的语言描述了今天台湾现状：“当一个国家，无能、贪腐、滥权当道，国家已国不成国，军官已成了魔鬼，政府则成了土匪强盗，这时候，人民就有权挺身而出，将国家从毁灭边缘救回来。这乃是近代世界各国颜色革命和国家之春人民运动正当性的来源，而今天的台湾，台湾之春运动的时间应该已到了成熟的时刻，台湾已必须被拯救！”“今天的台湾正加速在退化，今天已退化到了戒严前，不久后还会退化回白色恐怖的时代”。“台湾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每况愈下，早已成了一种新的专制。”
南方朔进而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一是民主转型没有成功，是“选举出来的暴政”、“滥用执政便利侵害人民利益”。
二是媒体成了帮凶：“台湾的政府有庞大的宣传机器，会帮它硬扯硬拗，会帮它设定停损点，让一切事情都被有效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一旦逾越了安全范围，它所控制的媒体就会东拉西扯，将问题扯离焦点或将别人污名化。台湾宣传机器、媒体控制以及表演政治早已将台湾人民驯服化，当人们看到再大的不义也只是嘴巴上讦谯一下，当事情过了，一切又都船过水无痕。”
三是“台湾人民太过善良，太过忍耐怠惰，台湾人太容易统治，所以台湾的统治者才会最容易混，也永远可以软土深掘地得寸进尺，一直混下去。因此，台湾的无能、贪腐、滥权、反民主，愈来愈走回头路，人民自己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持类似观点的不仅仅是南方朔，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敖。李敖不仅学贯中西，更因抨击蒋介石独裁成为政治犯。在民主化时代，则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两岸统一，为此又成为泛蓝阵营的大将。他在微博里是这样点评士兵之死引发的社会抗争运动：“这政权彻底完了，说什么都没有人信了。”
不仅是台湾的学者，就是在台湾的陆生也有同感。近日《中国时报》刊登了一名在政治大学攻读法律博士的大陆学生的文章《台湾真到了治理不能的窘境吗？》。文章开篇就直抒胸意：“在台北这两年的生活，从满怀期待到爱恋欢喜，从全心投入，到爱恨交加、忧心忡忡”。他声称过去总是从台湾反思大陆，现在却是“越来越觉得我对台湾的忧心，远远超过了对大陆的反思”。他最后的结论则是：“在台湾这样的政党、媒体环境之中，政府无秩序地顺应‘民意’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被破坏的是整个民主制度。”
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竟然沦落至此，确实出乎所有信仰西方民主群体的意料。如果说各种条件都欠缺的埃及非要“民主大跃进”导致悲剧，世人或多或少还都有心理准备的话，拥有如此之多得天独厚条件的台湾走到这一步则更令人触目惊心。海内外华人都不由得要打一个问号：被小布什封为亚洲民主灯塔的台湾，怎么就成了行将沉没的危舟？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台独势力崛起，导致民粹主义盛行。不仅严重威胁到两岸和平，更令台湾的民主恶质化。政党之间并没有民主社会中常见的正常竞争关系，之间的分歧不是具体的政策而是根本原则，双方形同水火。以致于国民党执政时，民进党拒绝参加双十节庆典。民进党执政时，国民党也同样如此。选举时就搞族群对立和“割喉战”，权力移交也被称为“主权移交”。由于族群对立、国家认同迥异而导致的社会对抗和动荡，使台湾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事实上也形成了“台北（认同‘中华民国’）、台南（认同‘台湾国’）”“一边一国”的现象。
台独思潮产生的根源非常复杂，这包括后去的中国人（国民党代表的外省人）对早去的中国人（本省人）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二二八事件、日本殖民等。但这种思潮能够坐大成为左右台湾命运的一股力量则要拜民主所赐。
民主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潮的自由化、多元化，这也给各种极端主义打开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极端主义是赢得选票最廉价、最有效的方式。在民主社会要想赢得选举，一是诉诸利益，这就是各政党纷纷许诺提高福利的原因。一是诉诸仇恨和悲情。极端主义则往往成功地扮演这种角色。
纵观各国，尤以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最大。前南斯拉夫在民主化前，各民族安居乐业、相互通婚，早将几个世纪的仇恨淡忘。然而走向民主化后，包括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塞族都要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煽动历史仇恨，寻找所谓真相，以此凝聚支持者和捞取甚至是骗取选票。结果国家在相互仇视、血腥屠杀中解体。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后起的民主国家如非洲的马里共和国就从宪法上禁止基于民族、宗教信仰、地区或性别而成立的党派。
台湾本来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单一民族为主的社会，却仍然由于种种的原因产生了国家认同的分裂，形成“统一”和“独立”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个过程中，民主不但无法有效应对极端主义思潮的冲击，相反成了台独发展壮大的催化剂乃至最重要的力量，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台独。
台湾民主化后的高度政治对立，给台湾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反过来又打击了台湾民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在全球都在抢搭大陆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之时，台湾要么搞“南进”、“东进”，要么搞“锁台”，要么干脆频频挑衅大陆，危及台海稳定。结果民主化二十多年，不仅无法有效分离大陆经济发展成果，更致岛内资金和海外资大量抽逃。结果台湾经济也从民主化前的亚洲四小龙之首降为之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经济总量曾占大陆的45%，几乎达到半壁江山，但民主化二十年后，却只有区区的2%。
可以说，经济的持续恶化已成为台湾民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毕竟衡量一个制度的标准还是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与提高，而无论哪个国家和社会，一旦经济停滞和恶化，必然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当然，台湾经济的停滞还和各政党选举时竞相不负责任的许诺有关。尽管整个台湾除了连江、金门两县外，都负债累累，其中直辖市高雄以负债2136亿新台币高冠全岛，但不管哪一方选举时根本不顾财政能力，极度慷慨，对社会福利竞相加价、加码。这也是民主社会的通病，台湾只是也不能免俗罢了。
台湾的经济如何其实无需多少数据，只要到台湾走一下就一眼明了。它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比大陆要落后二十年。大致相当于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用连战的话讲，来到台湾如同到了第三世界。其次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的影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在其专著《中国政治的精神：对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一种心理文化研究》中提出：各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对本国的政治有决定性影响，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传承至今的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沉淀为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方式。
台湾是以西方为榜样建立的民主制度，但这种以不同政治力量对抗、竞争为特点，强调程序而不是政治责任和结果的模式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种差异，也导致民主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台湾和法国都是实行双首长制，最高领导人也都是直选，也都拥有对总理（“行政院长”）的任命权。但当在野党在国会占据多数时，虽然宪法没有任何规定，法国往往会任命在野党人士出任总理，无论左右政党都是如此，从而确保整个体制的顺利运行。但在台湾则相反，民进党执政八年，除上任之初短暂的任命国民党人唐飞担任“行政院长”外，都是民进党垄断。这也是整个八年府、院对抗、整个体制空转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法律不可能规定所有，其空白处就要由文化来承担。台湾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显然缺乏西方文明色彩的妥协和宽容精神。
同样的例子还有俄罗斯。这就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但法国宪法几年前才进行修改，对总统任期做了限制。但在此前，也没有一个总统会连任超过两次，也没有一位总统卸任后，再抓住宪法漏洞再度出山。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在美国的声望不次于普京在俄罗斯，而且卸任后也同样是年富力强。但却不会再度出山。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政治现象。
再有，法国和台湾是国际社会少见的时常举行公投的民主社会，但在法国公投一旦失败，必然有人承担政治责任。戴高乐就由于公投失败而彻底告别政坛。2005后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当时的总理拉法兰也是引咎辞职。但在台湾，所办公投没有一次成功，却从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为此负责。特别是2004年公投绑大选，陈水扁已经声称宁可“总统”不当，也要公投过关。结果公投失败，他却凭借有争议的两颗子弹继续连任。而台湾社会居然也安然接受（国民党抗议的是两颗子弹，而不是公投失败）。
台湾是华人世界里唯一一个民主社会，在目睹阿拉伯之春令人震撼的血腥和动乱之后，相信每一个人都理解了台湾民主何以是奇迹的论断。然而奇迹向来只是小概率的事件，极难复制。
台湾民主化的奇迹可归为十大因素：一是两蒋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二是均富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三是教育普及；四是人口规模适当、地理环境狭小；五是强势威权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推动；六是总体廉洁的社会，民怨和社会矛盾较为平和；七是美国的压力；八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两岸敌对的态势，为台湾解除戒严创造了外部条件；九是它的宪法和意识形态也即“三民主义”本身就有民主的设计。比如“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所以转型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十是特殊的历史偶然事件，即江南案，令蒋家长期培养的接班人蒋孝武淘汰出局。
可以说台湾的奇迹是建立在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上天的眷顾。然而，台湾民主化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到今天，虽然没有流血和政变，但它究竟结出什么果实？毕竟，台湾民众不会满足于和埃及比，就如同今天的大陆百姓也不会满足于和朝鲜比一样。一个制度避免流血动荡、保持稳定是最起码的标准，关键是能否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
2013年的台湾没有选举，但却依旧不平静。一个普通士兵之死竟然引发了全社会的抗争运动。这样的悲剧，在台湾实在平常不过了。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件却能引发全民运动，则必然和时代背景脱不了干系。这就如同，在本·阿里时代的突尼斯，几乎天天上演城管殴打小贩的事件，但只有2010年年底那一起，才能成为引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
这个背景可从台湾著名的媒体人南方朔的评论中找到答案。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南方朔是台湾的外省人，立场一向偏蓝。在蒋经国时期被党外人士视为御用文人。美国和大陆建交时，他放弃已经申请到的美国大学奖学金，拒绝出国留学，为此还得到了蒋经国的接见。民进党执政时，更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台独立场。应该说，这样的立场在评论今天国民党执政的台湾时，会就事论事，非常的客观。
他的这篇评论就是风传一时的《台湾之春的时间到了！》其开篇就以极具冲击力的语言描述了今天台湾现状：“当一个国家，无能、贪腐、滥权当道，国家已国不成国，军官已成了魔鬼，政府则成了土匪强盗，这时候，人民就有权挺身而出，将国家从毁灭边缘救回来。这乃是近代世界各国颜色革命和国家之春人民运动正当性的来源，而今天的台湾，台湾之春运动的时间应该已到了成熟的时刻，台湾已必须被拯救！”“今天的台湾正加速在退化，今天已退化到了戒严前，不久后还会退化回白色恐怖的时代”。“台湾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每况愈下，早已成了一种新的专制。”
南方朔进而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一是民主转型没有成功，是“选举出来的暴政”、“滥用执政便利侵害人民利益”。
二是媒体成了帮凶：“台湾的政府有庞大的宣传机器，会帮它硬扯硬拗，会帮它设定停损点，让一切事情都被有效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一旦逾越了安全范围，它所控制的媒体就会东拉西扯，将问题扯离焦点或将别人污名化。台湾宣传机器、媒体控制以及表演政治早已将台湾人民驯服化，当人们看到再大的不义也只是嘴巴上讦谯一下，当事情过了，一切又都船过水无痕。”
三是“台湾人民太过善良，太过忍耐怠惰，台湾人太容易统治，所以台湾的统治者才会最容易混，也永远可以软土深掘地得寸进尺，一直混下去。因此，台湾的无能、贪腐、滥权、反民主，愈来愈走回头路，人民自己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持类似观点的不仅仅是南方朔，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敖。李敖不仅学贯中西，更因抨击蒋介石独裁成为政治犯。在民主化时代，则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两岸统一，为此又成为泛蓝阵营的大将。他在微博里是这样点评士兵之死引发的社会抗争运动：“这政权彻底完了，说什么都没有人信了。”
不仅是台湾的学者，就是在台湾的陆生也有同感。近日《中国时报》刊登了一名在政治大学攻读法律博士的大陆学生的文章《台湾真到了治理不能的窘境吗？》。文章开篇就直抒胸意：“在台北这两年的生活，从满怀期待到爱恋欢喜，从全心投入，到爱恨交加、忧心忡忡”。他声称过去总是从台湾反思大陆，现在却是“越来越觉得我对台湾的忧心，远远超过了对大陆的反思”。他最后的结论则是：“在台湾这样的政党、媒体环境之中，政府无秩序地顺应‘民意’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被破坏的是整个民主制度。”
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竟然沦落至此，确实出乎所有信仰西方民主群体的意料。如果说各种条件都欠缺的埃及非要“民主大跃进”导致悲剧，世人或多或少还都有心理准备的话，拥有如此之多得天独厚条件的台湾走到这一步则更令人触目惊心。海内外华人都不由得要打一个问号：被小布什封为亚洲民主灯塔的台湾，怎么就成了行将沉没的危舟？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台独势力崛起，导致民粹主义盛行。不仅严重威胁到两岸和平，更令台湾的民主恶质化。政党之间并没有民主社会中常见的正常竞争关系，之间的分歧不是具体的政策而是根本原则，双方形同水火。以致于国民党执政时，民进党拒绝参加双十节庆典。民进党执政时，国民党也同样如此。选举时就搞族群对立和“割喉战”，权力移交也被称为“主权移交”。由于族群对立、国家认同迥异而导致的社会对抗和动荡，使台湾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事实上也形成了“台北（认同‘中华民国’）、台南（认同‘台湾国’）”“一边一国”的现象。
台独思潮产生的根源非常复杂，这包括后去的中国人（国民党代表的外省人）对早去的中国人（本省人）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二二八事件、日本殖民等。但这种思潮能够坐大成为左右台湾命运的一股力量则要拜民主所赐。
民主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潮的自由化、多元化，这也给各种极端主义打开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极端主义是赢得选票最廉价、最有效的方式。在民主社会要想赢得选举，一是诉诸利益，这就是各政党纷纷许诺提高福利的原因。一是诉诸仇恨和悲情。极端主义则往往成功地扮演这种角色。
纵观各国，尤以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最大。前南斯拉夫在民主化前，各民族安居乐业、相互通婚，早将几个世纪的仇恨淡忘。然而走向民主化后，包括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塞族都要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煽动历史仇恨，寻找所谓真相，以此凝聚支持者和捞取甚至是骗取选票。结果国家在相互仇视、血腥屠杀中解体。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后起的民主国家如非洲的马里共和国就从宪法上禁止基于民族、宗教信仰、地区或性别而成立的党派。
台湾本来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单一民族为主的社会，却仍然由于种种的原因产生了国家认同的分裂，形成“统一”和“独立”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个过程中，民主不但无法有效应对极端主义思潮的冲击，相反成了台独发展壮大的催化剂乃至最重要的力量，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台独。
台湾民主化后的高度政治对立，给台湾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反过来又打击了台湾民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在全球都在抢搭大陆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之时，台湾要么搞“南进”、“东进”，要么搞“锁台”，要么干脆频频挑衅大陆，危及台海稳定。结果民主化二十多年，不仅无法有效分离大陆经济发展成果，更致岛内资金和海外资大量抽逃。结果台湾经济也从民主化前的亚洲四小龙之首降为之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经济总量曾占大陆的45%，几乎达到半壁江山，但民主化二十年后，却只有区区的2%。
可以说，经济的持续恶化已成为台湾民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毕竟衡量一个制度的标准还是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与提高，而无论哪个国家和社会，一旦经济停滞和恶化，必然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当然，台湾经济的停滞还和各政党选举时竞相不负责任的许诺有关。尽管整个台湾除了连江、金门两县外，都负债累累，其中直辖市高雄以负债2136亿新台币高冠全岛，但不管哪一方选举时根本不顾财政能力，极度慷慨，对社会福利竞相加价、加码。这也是民主社会的通病，台湾只是也不能免俗罢了。
台湾的经济如何其实无需多少数据，只要到台湾走一下就一眼明了。它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比大陆要落后二十年。大致相当于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用连战的话讲，来到台湾如同到了第三世界。其次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的影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在其专著《中国政治的精神：对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一种心理文化研究》中提出：各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对本国的政治有决定性影响，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传承至今的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沉淀为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方式。
台湾是以西方为榜样建立的民主制度，但这种以不同政治力量对抗、竞争为特点，强调程序而不是政治责任和结果的模式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种差异，也导致民主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台湾和法国都是实行双首长制，最高领导人也都是直选，也都拥有对总理（“行政院长”）的任命权。但当在野党在国会占据多数时，虽然宪法没有任何规定，法国往往会任命在野党人士出任总理，无论左右政党都是如此，从而确保整个体制的顺利运行。但在台湾则相反，民进党执政八年，除上任之初短暂的任命国民党人唐飞担任“行政院长”外，都是民进党垄断。这也是整个八年府、院对抗、整个体制空转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法律不可能规定所有，其空白处就要由文化来承担。台湾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显然缺乏西方文明色彩的妥协和宽容精神。
同样的例子还有俄罗斯。这就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但法国宪法几年前才进行修改，对总统任期做了限制。但在此前，也没有一个总统会连任超过两次，也没有一位总统卸任后，再抓住宪法漏洞再度出山。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在美国的声望不次于普京在俄罗斯，而且卸任后也同样是年富力强。但却不会再度出山。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政治现象。
再有，法国和台湾是国际社会少见的时常举行公投的民主社会，但在法国公投一旦失败，必然有人承担政治责任。戴高乐就由于公投失败而彻底告别政坛。2005后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当时的总理拉法兰也是引咎辞职。但在台湾，所办公投没有一次成功，却从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为此负责。特别是2004年公投绑大选，陈水扁已经声称宁可“总统”不当，也要公投过关。结果公投失败，他却凭借有争议的两颗子弹继续连任。而台湾社会居然也安然接受（国民党抗议的是两颗子弹，而不是公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