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20峰会见证了中国实力已赶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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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G20峰会见证了中国实力已赶超美国

作者: 熊飞骏

杭州G20峰会快过去一周了，可飞骏的心情依旧激动着。

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是繁荣富强，展出的富强成果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眼花缭乱。

欧美各国政要在杭州吃的、喝的、住的、玩的、看到的……应该是他们一生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连想一下的胆识都不曾有过的。

杭州G20峰会用用铁的事实雄辩证明了英、美、日、法、德、意、加、澳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富强都是彻头彻尾的谣言！是长他国志气灭我国威风的反革命言论。

请问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官员能玩出如此金碧辉煌富得流油的盛会么？

我敢说其余19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加在一起也玩不出这等级别的辉煌盛会！

你看美国总统奥巴马举办的一个什么大国领导人“盛会”，居然选择在自己的寒碜乡下别墅举行。那个抠门小家子气啊！连大中国光棍赤贫无产阶级熊飞骏都感到丢不起那个人。

杭州峰会用铁的事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全世界最发达富强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接下来的世纪不是美国世纪，而是中国世纪！

说到这里飞骏就奇了怪了，我们伟大祖国的贪官裸官们，究竟是哪根神经出了错乱？放着这么伟大文明富强的祖国不珍惜，偏偏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子女财产 转移到那些没能力玩出杭州峰会的美、加、澳等远比中国寒碜的万恶资主义国家去，不让自己的子女享受大中国的文明成果，这不整整是一个疯子傻子还能是什么？

还有更奇葩的事：能量差一点的中小贪官们，没条件把子女转移到美、加、澳，居然把穷巴西列为下一个移民目标？

你看这次巴西奥运会，那个抠门和穷酸相啊，连我国住在土谷祠里的阿Q都笑掉了大牙。对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贫富差距比阿Q和赵太爷还要大千倍。

难怪我国官媒一直在不停抱怨里约奥运会条件差饭难吃安保不到位连个安稳觉都没法睡好。

“国际主义精神”就更不用提了！中国运动员居然撞上了小偷？我们国家会发生这等级别的天方夜潭吗？

中国小偷只敢偷中国人，偷外国人借他们一百个胆也不敢！谁若偷了外国人，我们的专政铁拳也一定会砸乱他的狗头。

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可是响当当货真价实没一丝一毫水分的。巴西没得比！

没钱办奥运就别打肿脸充胖子嘛，让中国杭州办不就世界大同皆大欢喜了。

巴西人民的素质真低！自己把奥运盛会办得那么穷酸抠门，还反感我国官媒说三道四，在奥运会上狂热给中国奥运军团喝倒彩。

巴西人民说什么别国都没有抱怨他们条件差，就中国一国无止境抱怨他们“不够意思”，言下之意是我们“瘌痢不爱一屋，一屋不爱瘌痢”。

飞骏请问巴西人民：参加里约奥运的其余各国，能够办得出北京那种超高级别的奥运吗？欧美各国办奥运条件也比巴西好不了多少，上届英国奥运资金就捉襟 见肘里外一个“苦逼”；美国奥运自己不掏一分税款还借机赚外国人钱……它们有什么资格指责巴西奥运寒酸？只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个资格！

我们“有钱就任性”！骂你损你是瞧得起你，识相的赶快心服口服喊我们声大爷！“国际主义”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外援我们不差钱！

巴西还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援助了他们那么多钱，真是一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天意从来高难问，平时只认权钱不认道义不信天道的熊飞骏怎么也想不通：又穷又没素质的巴西人居然运气特别好，把这届奥运办得风生水起有颜有色？飞骏又失去了一次看笑话的机会。

难道权钱不是万能的啊？

杭州G20峰会虽然震撼万邦扬我国威，但我们也不能骄傲自满。比起1400年前大隋帝国的伟大领袖们，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公元605年，隋帝国的伟大领袖隋炀帝杨广在洛阳举办已知世界各国领导人盛会，繁华盛况就超过了今天的杭州G20峰会。那时各家临街商铺门前一律红毯铺地，全城的树木都裹上了五彩丝绸……

杭州西湖的树木可没都裹上丝绸啊！我们和古代的伟大领袖还存在不少差距。

我们的税收和行政开支虽然世界第一，但依旧没象隋炀帝那样豪阔“不差钱”。

炀帝初年我国国库的存粮够全国人民坐吃15年！

所以我们在成绩面前不能自鸣得意，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上一层楼，向伟大领袖隋炀帝看齐！

也许有人会问：隋炀帝既然那么富庶那么牛逼，干吗短短15年就玩完了呢？

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那时美国虽然还不存在，但他们的反动思想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流毒万邦祸乱世界颠覆各国政权。

我们的大秦帝国也是美国人的反动思想颠覆的！否则赢姓家族今天仍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陈胜、吴广一定拿了美国人的钱！

所以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阴谋！我们敬爱的领导干部们，请别再把子女财产争先恐后往美国送了。

…………

一个美女身上总难免有一颗难看的黑痣，大中国再繁荣富强，也难免有个别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美国一样穷。

甘肃康乐就有这个一个碍眼的地方：在万邦来朝的杭州G20盛会之际，农妇杨改兰因为家贫看不到希望，丧心病狂杀死4个亲生儿女后服毒自杀，丈夫随后也服毒身亡。一家六口跳出来疯狂给社会主义祖国抹黑。

上世纪七十年代，飞骏家乡有7个美少女因为穿不上遮羞衣服劳务不堪负荷，在大白天社会主义阳光普照之下相约投水库而死。

县委书记得到消息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生的糊涂！死的反动！

随后对7少女的家人展开社会主义大批判……

甘肃农妇杨改兰也是“生的糊涂死的反动”！

没对杨改兰的祖宗18代进行社会主义大批判我们已经够仁慈的了！可一小撮拿了美国政府钱的敌对势力抓住这件事不放，大肆污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官富民穷；量中华之物力结万国之欢心；对外象羊对内象狼……

如此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些敌对势力一样是“想得糊涂写得反动”！

我们中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我们领导干部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就算多吃多占多拿多玩了一点多泡了几个美女，也是为了有一个好身体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多活一年多健康一年就能为我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多鞠躬尽瘁一年！

如果领导干部的身心健康出了问题，美国人就会打进来把我们变成美国人，那时中国人民的损失可就大了。没有领导干部为我们鞠躬尽瘁，每四年还要亲自劳心费力投票选举领导人，多累多烦啊！

所以我们全国人民要与领导干部保持高度一致！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急。如果能象北朝鲜那样“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那就更好！那样的中国人民才是不可战胜的！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邪恶联盟]

崛起？像个女人一样，崛起的只是屁股吧？

 

[SUNNYDAY2016]

中国还有很多不要脸的轮子，外国都没有

 

[dragonsea movers]

还没到这种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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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兲朝內發表的，所以很多背景內容對于不關心中國時政的，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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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803700004432

廖偉棠: 扶貧何以無用? 螻蟻偷生的意義|端傳媒




甘肅農婦楊改蘭殺子女并自殺半個月之后，一篇《盛世中的螻蟻》刷爆了中國各階層的朋友圈，然而它的第一句是這樣的……

2016-09-13
題圖: 中國江蘇省農民在耕種。攝：China Photos/Getty

甘肅農婦楊改蘭殺子女并自殺半個月之后，一篇《盛世中的螻蟻》刷爆了中國各階層的朋友圈，然而它的第一句是這樣的：“看到楊改蘭的事件時，格隆真實感受到一種無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陣陣痙攣絞痛，隨后淚水不由自主溢滿眼眶。”主語不是楊改蘭，而是作者“格隆”。

寫作者的本能，讓我警惕一切以作者名，代替第一人稱“我”來進行的敘述。這敘述明明是非常主觀的敘述，用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是一種非常矯情的表白體，在私人領域使用尚可理解為賣萌，在公共領域使用，則意味著他擺好要鼓動和煽情的架勢。

更難以理喻的是，“格隆”并非一個個體作者，行內人都知道那是一個寫作團體。既然這樣，那“真實”感受到的窒息、絞痛和淚水，是怎樣在團體中分配的呢？在 文章一開頭就如此，接下來的論述還有幾分可信的？這里的淚水注定是媚俗的淚水，它不是被楊改蘭一家的命運打動了，而是被它自己觀看楊改蘭一家命運悲天憫人 的姿態打動了。


“螻蟻”是命定的嗎？
不過，這篇文章也許還有一點好處，是終于釋放了幾天前內地公眾被楊改蘭事件震撼的無語狀態，讓大家進入熱烈的討論氛圍。只有開放討論，才能讓我們的思維避免局限于，文章最后所給出的“不外乎兩條”的解決方法：

“一、改造社會階層流動與晉升、資源占有欲處理、財富創造與分配的機制，壓縮頂層，推動底層向中層演進，最終將我們的金字塔社會結構，改造成紡錘形社會結構；

二、默認并接受底層‘弱勢群體’的現狀無可更改，繼續固化社會結構，但對弱勢群體輸血，在福利上對他們大力度定向傾斜。”

“格隆”說第一點不可行，卻沒有解釋原因。其宣稱第二點可行，但據我們對現實的了解，第二點的難度實際上并不比第一點更少。格隆選擇第二點，或許是因為后者更便于煽情。

“螻蟻”是命定的嗎？在我們認可“盛世”與“螻蟻”的二元對立關系時，無意就接受了螻蟻的不可更改。俗語說螻蟻尚且偷生，如果我們用這句話去責備楊改蘭，無疑是輕易甚至無情的，因為我們沒有告訴她偷生之后，還能干什么。

外婆被搶的蕃薯
類似楊改蘭的絕境，今年我外婆去世的時候，聽我母親描述過。大概在1957、58年的時候，母親一家生活在粵西農村，以外公的小學教員工資為生。反右運動開始，外公因為在49年前接受過民國的師范教育，被任教的學校作為第一個右派推出，狠狠批斗、監視、停薪。

母親一家陷入困境，她8歲、我舅舅3歲，依靠外婆一人去“義務勞動”維生——為什么是義務呢？外婆干完一天的苦力（比如建水庫）后是不配得到報酬的，因為 她是“地主子女成分”，接受她參與勞動，已經是對她的恩賜，她只能看監工干部的心情，從工地上帶回一點別人不吃的剩食回家。

有一天，她的所得只有幾根小番薯，完工后回到自己村子天已漆黑，村口突然竄出幾個少年把她緊抱懷中的番薯搶走。外婆既沒有氣力也沒有勇氣去追這幾個少年，回到家徒四壁的茅屋，一家人已經一天沒有食物，母親的童年記憶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當著孩子們失聲痛哭。

不到30歲的外婆和外公說：我實在忍耐不下去了，我們一起死吧。

絕境中的相濡以沫
是什么讓外婆沒有選擇楊改蘭的命運？幸好我外公是一個心智清明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沒有對她曉以大義、寄望祖國未來之類，而是指著我母親和小舅舅對外婆說：“為了這對這么乖的兒女，我們再忍忍，熬過去吧”——亂世之中，相濡以沫是唯一的人性微力。

楊改蘭和她的孩子們沒有這么幸運，楊改蘭沒有任何一個支援者，她丈夫也沒有。從目前多個新聞的描述來看，楊改蘭起碼沒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在她舉起斧頭之前的那一個崁，只要有一個人來傾聽她一下、支援她一下，也許就過了。

精神上的隔絕比物質上的更可怕──雖然兩者密不可分。楊改蘭繁重的家務、農務勞動使她完全沒有時間和精力結識朋友、維持最基本的社交（這也導致了她被村里 孤立、失去“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她過早肩負的母親身份，使她不可能像她堂姑那樣，還能玩玩手機接觸鄉村以外的世界。換言之，她連虛擬的出 口都被堵截了。

鼓勵我外婆忍耐下去的，是她的母親身份；但刺激楊改蘭最后不能忍耐下去的，可能也是這種過早賦予、無力承擔的母親身份。

扶貧何以無用？
康樂縣景谷鎮是所謂“定點扶貧”之地，楊改蘭事件直截了當地揭示，這種扶貧方式的無用。

可笑的是，那篇大熱文章最后呼喚的依舊是“扶貧”——“既然是我們的社會機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勢群體，社會就有義務和責任去善待他們，至少，讓他們的 孩子有病能治，有書能讀……這實質就是給楊改蘭們留下一絲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給他們留下活下去的勇氣”。它所說的“善待”是楊改蘭們活下去的必要條 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這時我想起了十年前，還在中國農村大有作為的基層非政府團體（ NGO ）。基層 NGO 團體比扶貧辦更重要的是：它不止扶貧，受過現代公民教育的 NGO 人員都懂，得從心理和人格尊嚴的角度，去切入他面對的個案，去理解個案作為具體的人的存在狀況，而不只是構成政績的一串數字。康樂縣的扶貧機構給出的帳單 里，對楊改蘭一家經濟狀況的“掌握”，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那樣，但那絲毫改變不了楊改蘭在他們眼中的地位。

現代社會的錯綜復雜，反而造就了許多被遺忘在角落的邊緣人，楊改蘭并不算最邊緣的。但是一個成熟的社會理應存在的心理支援者，可能不止景谷鎮阿姑山村沒有，連整個康樂縣也沒有。從楊改蘭死后數天，她丈夫李克英也無人知曉地服毒自殺可以想見。

這個支援者的角色是不顯眼的，表面上看不出存在的必要，更和政績無關，甚至會惹惱相關的官方機構——比如扶貧機構會覺得他添麻煩、搶風頭，還會覺得他代表了外來的價值觀。但這個支援者是一個傾聽者，也是一個代言者，他起到的用處無形但熨貼，就像一首詩的用處。

偷生的意義
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十年前，我曾經以攝影師的身份，參與一個 NGO 機構對香港的準來港女性（與港人結婚但尚未取得香港身份證的女性）的口述史整理工作。其中接觸過一個絕望的案例——一個內地女子，剛剛與港人結婚生子不 久，在她未獲單程證來港期間，她的丈夫因病猝逝，荒謬的法律（需要配偶簽字）使她不能申請來港照顧年幼無依的兒子。我們和社工、NGO 員工費盡力氣，最終幫她取得例外“恩恤”，得到香港身份證。

幾年后的聚會上，她突然和我說，她在最絕望的時候，看到我在探訪她后為她寫的詩，感動大哭一場之后決定堅持下去。我猜是因為她覺得那首詩，把她的肺腑之言全部掏出來了，并且讓她想明白了是誰制造了她的困境，使她不再自責。

我的那首詩，叫做《不存在的女人》，描寫的是整個香港社會對她的視若無睹，可恰恰是這首詩的寫作，肯定了她的存在。這件事可以是一個隱喻，我們并非要每一 個人成為詩人，或者遇見一個代言的詩人，我們也不可能真正代言這些困境中的真實受難者，但是讓她們獲得發聲的機會、獲得一點哪怕微弱得只有“我知道你的苦 難，我明白你的艱難”這樣的共鳴，也許是她們堅持下去的決定性力量——

螻蟻偷生之后，必須知道偷生的意義何在，她們才能擺脫“螻蟻”這一被定義的身份。

（廖偉棠，詩人、作家、攝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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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工程要了隋炀帝的命

（电视学术评书节目推荐话题之二）



隋炀帝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意的历史人物。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但在他即皇帝位之前，其口碑却非常好，他的文章也写得漂亮。当他知道太子因为迷恋声色而失去父亲隋文帝的欢心，就故意在自己的 府第里将琴瑟弄得弦断尘满，有意让老皇帝看到。老皇帝果然中招，以为他不好享乐，从而对他产生好感，并转而将他立为皇太子。这说明他的智商并不低，与晋惠 帝司马衷之类的白痴型皇帝不一样。


客观地说，在隋炀帝即位之初，他也曾试图有所作为。他曾经下诏免除了妇女的奴婢、部曲课役，结束了从北魏以来就实行的妇人授田服役制度；也曾经将男子成丁 的年龄从21岁调整到22岁，缩短服役时间。他还在其父隋文帝科举改革的基础上，设立了进士科，以便限制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更广泛地选拔人才。他的这一举 措完善了科举制度，对后代中国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从《隋书·炀帝纪》中可以发现，他对老百姓给以“给复”（免除徭役）优待的记载屡屡见于史籍。隋炀帝还 曾经下诏，对老年人进行特别优待：年满九十的，“版授”（“授予”之意）太守名衔；年满八十的，“版授”县令名衔，等等。用授予官爵来敬老，这的确极具创 意。这说明隋炀帝从一开始并不是“唾骂任由他去，享乐我自为之”的丧失起码道德感的大坏蛋，反而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非常希望博得一个好名声，成为一个 受人称赞的英明君主。


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成就了他作为一个残暴、昏庸、遭受千古唾骂的暴君典型，被载入史册。他在位十五年不到，就把他父亲二十年苦心经营的欣欣向荣的江山，彻底搞垮整烂，在人民遭受无尽痛苦的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隋炀帝死于兵变，是被用绳索勒死的，很惨。但掩卷长思，我们发现，真正要了他性命的，是他一直醉心的面子工程。


隋炀帝的面子工程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要明确什么是面子工程。面子工程是形象工程的一种。但凡重表不重里，不顾客观条件许可和实际效果，只管在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漂漂亮亮的大事情，均可以 称之为形象工程。其中，做给上司看，为的是求得上司肯定，从而争取提拔的，属政绩工程；而做给外人看，以求别人称赞艳羡，从而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为面子工 程。隋炀帝贵为天子，是普天之下的“NO1”，他做的大事情当然不存在政绩工程的问题，所以叫做面子工程。


隋炀帝这个人，极好面子，而且从登大宝之前“琴瑟弦断尘满”的面子操作中获得过巨大的好处，所以，很可能那种夸饰、浮华、皮相的运作原则已经深深植入他的潜意识，而最终导致他走火入魔。《大腕》里有句台词：“不求最好，只求最贵”，隋炀帝就具备这种心态。


那么，隋炀帝的面子工程有些什么内容？其危害又如何呢？


隋炀帝的面子工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规模、耗费等问题上为了面子而做得十分过份；一类是基本上没有积极意义，却又做得非常过分。但不管哪一类，后果都极为惨烈。


隋朝时期，中国呈现政治重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在南方的格局。隋炀帝于是考虑开凿大运河，以沟通南北。此举一来可以加强对南方的政治控制，二来可以把南方的 财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三来可以便利地巡游江都，到他发迹的地方找感觉，在繁华的江南去寻求享乐。如果只看前两项工程目标，这项工程倒也可以成为功在 当代、泽遗后世的利国利民好项目。但隋炀帝却不顾客观条件许可，猛发天子雄威，把这个项目的运行过程搞成了祸国殃民的大折腾。


隋炀帝于公元604年7月登上皇帝宝座，于次年开始了全面开凿大运河的工程。从公元605年动工，到公元610年完成，一共挖掘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 南河等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的大运河。这条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4000 余里，仅仅5年就完工。即便是在拥有现代工程机械的今天，这样规模的工程也是非常浩大的，这样的速度也是惊人的。隋炀帝通过对国力和民力掠夺性的使用，实 现了目标。开挖通济渠，征发河南诸郡民众百余万；凿邗沟，发淮南民众十余万；修永济渠，征调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类似记载，不绝于史书。


对国力和民力的滥用还不仅于此。先于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即位之初，就启动了扩建洛阳的工程。对于扩建洛阳的目的，隋炀帝有一番自我表白：“周代姬姓君主 拥有两个首都，这正是周武王的本意；商代首都先后搬迁五次，这成就了商代君主的霸业。……所以汉高祖说‘我到过天下许多地方，只有洛阳看得上眼’。自古以 来的帝王何尝不关注这个地方，之所以不在这里建都，是有其原因的。要么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要么由于国库捉襟见肘。所以修建洛阳为都城的计划，没机会提上 日程。”（“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雒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 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隋书·炀帝纪》）隋炀帝豪气冲天，成竹在胸。他认为隋朝目前已经具备了前人不具备的条件，所以要与前 代帝王比魄力、拼实力。于是下令扩建洛阳为东都。这既为了满足虚荣心，更为了今后到南方游玩能够方便地在靠近大运河的地方上船。


公元604年，隋炀帝匆匆来到洛阳，立即征发数十万民工，挖掘了一条绵延几千里的壕沟，作为洛阳的关防屏障。仅仅十多天后，又马不停蹄地正式下诏扩建洛 阳。整个扩建工程十分浩大，为了寻求顶级感觉，从全国各地征集奇材异石、佳草良木、珍禽异兽，送往洛阳供工程使用。从豫章（江西南昌）砍伐树木运到洛阳造 宫殿，从砍伐到运输，往往一根木料需要耗费数十万人工（“造乾阳殿，伐木于豫章，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洪迈《容斋续笔·秦隋之恶》）。这一工程不 但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仅人力一项，每月就动用200万青壮男丁。


在民力非常吃紧的情况下，隋炀帝又同时下令修筑从榆林到紫河（内蒙古和林格尔）的长城，征发民工百余万。


隋炀帝虚荣心极重，而想象力又极为丰富。用今天的话来形容，这个人点子多、策划能力强。他策划过一些令古今人士都为之瞠目的名堂。


公元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朝见隋炀帝，为摆排场，隋炀帝下令在西苑积翠池畔大演百戏，以后形成惯例，年年正月都要搞百戏汇演。演出期间，戏场连绵8里，演员超过3万，表演服饰极尽华丽，为置办演出服装，导致东都、西都储存高档丝织品的库存告罄。


公元610年上元日，由于诸国首领、使节和商贾云集东都，隋炀帝再次提高百戏汇演档次，命令在端门外大街设下规模空前的百戏场，演出百戏，演奏各国音乐。 其中，仅奏乐者就达到1万8千人，乐声响彻云霄，传到几十里之外。为营造氛围，他还命人遍街安排明亮火炬，用彩帛将行道树逐一包裹。所有商人都按规定，事 先囤积各类珍奇货物在这期间集中售卖，以壮声势。所有商人按规定一律穿着华美衣服，连摆摊卖菜的小贩都必须用贵重的龙须席铺地摆菜。外国商人从酒店饭馆门 前经过，老板必须争相邀请入坐，酒食款待，并且不收分文。他们按照官府颁布的统一口径告诉外国人，隋朝太富饶，酒食照例都不要钱，令这些外国人惊骇不已。


中国古代有“兵凶战危”一说，战争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用之。实在要采取军事行动，也必须严格按军事规律办事。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杰出的军事著作。但在隋炀帝那里，可以因面子的原因发动战争，可以遵循照顾面子的原则去行军打仗。


征伐高丽的战争是隋炀帝在位期间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对外战争，前后进行了三次，第四次进行了策划，但因隋炀帝身死国灭而作罢。战争的起因是这样的：公元 607年，隋炀帝向北巡游到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无意中见到高丽王国派到突厥汗国的使节，于是，隋炀帝对那位使节说，他将于611年巡游涿郡（北京），命 高丽国王高元亲自到涿郡朝见。公元611年，隋炀帝果然巡游到涿郡，而高丽王国仅仅派遣特使朝见，高元本人没有到场。这下隋炀帝认为大大扫了他的面子。于 是决定讨伐高丽。


隋炀帝下达战争动员令，命令全国的士兵往涿郡集结，军械粮草等后勤物质则集中于辽西郡（河北义县），并责令火速打造战船。一时间，全国卷入疯狂状态。开拔 的军队和运送作战物质的百姓，每天至少有十多万人奔波于道。到第二年即公元612年，集中在涿郡的军队已经达到113万，号称200万，运送粮草的民工则 超过200万，一共动用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达300万至400万。队伍向战区开拔，尘土飞扬，旌旗猎猎，绵延千里，炫耀招摇。从前锋队伍出发，到殿后的军 队动身，一共走了40多天才开拔完毕。（ “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沉醉在这辉煌的场景之中，更无视军事行动的规律，发布诏令，要求下属不得搞奇兵突袭等小动作，所有作战行动都要光明磊落，并必须向他报告获批准后才 能执行，不得自行其是。隋炀帝沉浸在绝对统帅的良好感觉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但战争自有它铁的规律，这规律给了隋炀帝当头一棒。


在攻打辽东（辽宁辽阳）的过程中，军士勇猛攻城，摧毁一段城墙，守军抵挡不住，乞求投降。但攻城指挥官不敢接受，只得休战派人到后方请示隋炀帝，等得到指 示，对方已经堵住缺口，恢复抵抗。如此居然一连三次，辽东城依然攻取不下。最后，第一次对高丽的征伐以隋军大败告终。这一次隋朝军队直接损失30万人。


第二次对高丽的征伐因杨玄感的叛变而草草收场。第三次征伐于614年启动，这一次高丽被迫求和，但当隋炀帝回到东都之后，征召高元入朝，高元还是不到。隋炀帝大怒，准备筹备第四次东征，但这时已经天下大乱，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古代中国帝王把江山看作是自己家族的私有财产，所以，拼命追求享受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一些较为清醒的君主，他们能够较好地把握个人享乐与江山承 受能力之间的关系，为了自己的江山长治久安，他们能够一定程度地主动约束自己的欲望，使自己追求享乐的短期目标与皇图永固的长远目标较好地结合起来。作为 隋炀帝可以借鉴的榜样，远的不说，就是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隋文帝在位20年，深知江山来之不易，深知奢靡对巩固政权的危害。所以，他一直提倡节俭的生活。据记载，在他称帝之后，除宴会之外，他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他禁止后宫嫔妃服饰过分华丽，自己也保留了一些当年的衣物，时时观看“以自警戒”。


但皇位传到隋炀帝这里，他却完全颠覆了父亲的传统，他对享乐的追求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陷入疯狂享乐和最大限度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泥淖不能自拔，留下千古骂名。


隋炀帝在位15年，真正在京师留驻的时间不到1年，其余时间都在巡游中度过。隋炀帝的巡游，与顶级享受、顶级排场之类的概念紧密相联。


为了从运河走水路到江都（江苏扬州），隋炀帝下令在江南造数万艘船舶。其中，供皇室成员乘坐的大船就有几千艘。隋炀帝本人乘坐的龙舟，高达四层；另有高三 层的“浮景水殿”9艘；其余大船数千艘。每次出巡，这几千艘大船不用桨橹，用八万人拉纤。另有几千艘战船随行护航。岸上两边还有为数不少的骑兵护卫。上万 艘船舶首尾相接，长达100多公里，伴着猎猎旌旗，万马奔腾，排场惊天动地。隋炀帝陶醉在这样的感觉里。


公元607年，隋炀帝又开始了向北方的巡游。这一次无船可乘，于是改为乘车。这车很特别，跟船一般大，却不安轮子，而用人肩扛着走。供巡游的御道当然也是 特地修建的。这一次出巡，与巡游江都时一样，皇家人员和文武百官全体随行。护驾的士兵有步兵50万，骑兵10万，共60万人。整个出巡队伍望不到头，前后 蜿蜒500多公里。


每一次巡游，隋炀帝都要准备大量的仪仗器物，仅在江都就有10余万人专门负责制作仪仗、舆服之类，耗费“金银钱帛巨亿计”。制作仪仗需要大量鸟羽，于是， 官员向民间大肆摊派，捕鸟的罗网遍布各处，凡有羽毛者几乎捕杀殆尽。（“太尉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州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 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酷好女色。每次巡游，随行美女有1000多人；而分布在东都、江都等各处行宫的美女，数以万计。据统计，全国各处行宫供隋炀帝一人享用的美女总数在15万以上。


每一次巡游，随行的上十万人马的饮食供应，全部由沿途250公里之内的地方官供奉，极尽精美，吃不完临行前一概抛弃。


在扩建东都的时候，隋炀帝曾下令建造显仁宫和西苑花园供自己享用。其中，西苑花园面积有300平方公里，内有人工湖，周长10里。又挖凿龙鳞渠将人工湖与 洛水相通，渠畔设皇宫16所，称为“16院”；每院住美女200人至300人；各院殿堂楼观穷极华丽。例如，当秋冬之际，树木凋落，便派人剪彩绫为花叶， 挂满枝头，颜色稍有败坏，随时更换，以保证环境四季如春。


隋炀帝喜欢这种顶级感觉，谁要是败了他的兴，他就觉得没有面子，从而对败其兴者施以严厉的惩罚（“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隋书·炀帝 纪》）；而对于顺从他，对他的面子顶礼膜拜的官员，他便给以大大的好处。他曾经直言不讳地对大臣们说：“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 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公元614年，隋炀帝召集百官商量再次征伐高丽一事，一连几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发表 意见。（“诏百寮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隋书·炀帝纪》）公元616年，此时已经是天下大乱，官员崔民象、王爱仁因报告了“盗贼”蜂起的真实情 况，建议不要再继续巡游，而被杀掉。（“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 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隋书·炀帝纪》）开国老臣高颕、贺若弼私下议论朝廷过分奢侈，隋炀帝听人告密而获悉，将二人扣上诽谤朝政的 帽子后处死。


公元607年，隋炀帝向北方巡游，所过之处大都是西北贫瘠之地，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路过雁门时，太守丘和搜刮百姓，准备了大量精美的食物敬献；而抵达马邑 时，太守杨廓无法筹集精美食物因而没有献食。隋炀帝对前者满意而对后者非常不满。作为奖励，隋炀帝把丘和从贫瘠的边郡调往内地的博陵任太守，同时命令杨廓 到博陵学习丘和的先进经验，对杨廓进行羞辱。


公元613年，隋炀帝在巡游过程中，车驾在上谷停留，因为饮食等物质供应不丰富，一怒之下将太守虞何等人免官。（“车驾次上谷，以供费不给，上大怒，免太守虞何等官。”——《隋书·炀帝纪》）


公元616年，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隋炀帝却继续沉浸在他的享乐之中。这年五月，他忽发奇想，再做大事：在景华宫收集了大量萤火虫，晚上游山 时放出，让漫山遍野都闪烁着荧光。（“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隋书·炀帝纪》）这一年隋炀帝最后一次到江都，此时局 面已经不可收拾。可隋炀帝并不考虑如何挽救危局，见到官员后，仍然只关心他们所献珠宝美食多少。献得多的就升官，献得少的就降级。


借助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所有官员都看清楚了，在隋炀帝手下的官场应该怎样混。于是，官员们竞相攀比，刀口向下，残害万民以满足皇帝的疯狂欲望，从而保住自己的帽子，求得升官发财。人民在这样的官僚系统压榨之下，生活在极其悲惨的境地。


每一次大的工程，官员们完全无视百姓的生理极限，为了完成上司极为苛酷的工期和工程规模要求，残酷地役使民工，造成大量伤亡。


在扩建东都的时候，由于工程监督严苛峻急，役丁死亡率高达十分之四、五。东至城皋、北至河阳，东西百余里、南北近百里，运载民工尸体的车辆相望于道。


为了从江南向东都运送修建宫殿的大木，征发大量江南男丁，每2000人拽拉一根木料，沿途不断有人丧命。


公元607年修筑长城，百万民工中，十天之内死亡十分之五、六。


在开挖运河的过程中，死亡人数也相当惊人。唐朝《开河记》记载，在挖凿通济渠和邗沟的过程中，征发民工360万人，等到运河挖到徐州附近的时候，已经少了150万人。沿河工地上“死尸满野”。到开挖永济渠的时候，竟出现了男丁不足、征发妇女服役的严重局面。


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除了死于战场的几十万人之外，准备期间也大量出现因劳役而死亡的情况。据《隋书·元弘嗣传》记载，为了打造战船，大小官吏威逼民工昼夜浸泡在海水中施工，一刻也不让休息，民工们腰部以下生满蛆虫，死亡者占十分之三、四。


全国运送军需物质的民工，自备干粮、自备牛车或手推车，在严急的军令督责之下，千里迢迢，拼命赶往辽西。一路上病死饿死大半。无人收尸，数百公里路途尸体随处可见。


隋炀帝启动大的项目，动辄役使上百万民工，而据记载，隋朝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过4000余万。由于男性青壮年被大量征用和死亡，农业生产停顿，经济陷于崩 溃。再加之官员无穷无尽的搜刮，百姓一贫如洗，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隋炀帝后期，短短十二、三年的工夫，就耗光了隋文帝20年奠定的基础，社会一片凋敝。在 富庶的长江、淮河流域，百姓生计断绝，大面积出现民众采树皮、草根、泥土为食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人相食”。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只能选择铤而走险，聚众造反。


隋炀帝时代首次大规模民众造反发生在公元611年。这一年隋炀帝下令进行征伐高丽的战争准备。邹平（山东邹平）人王簿在长白山（山东章丘）聚众造反。接 着，清河郡人孙祖安因全家被大水淹没，妻子饿死，仍被征召入伍。他被县官指责报到误期而遭受鞭打。一怒之下，他杀掉县官，聚众造反。从那时起，直到公元 628年最后一起民变被唐朝镇压下去，18年中，各种民众造反、兵变和宫廷政变达136起；其中，集结兵力在15万以上者达50多起。真正出现了天下大乱 的局面。


对民变蜂起的原因，北宋司马光分析得非常透彻：隋炀帝自从去年筹划征伐高丽，诏令山东设置专门机构，下令养马作军用。又征发民工运送粮食，囤积在泸河、怀 远两地。车辆和役牛往往有去无回。士兵死亡超过半数，农业生产无法按时进行，农田大量荒芜。又遭遇饥荒，粮食价格上涨厉害；东北边疆更为严重，一斗米值数 百铜钱。运送到目的地的粮米有的质量粗劣，就命令老百姓以好米换走劣米。又征发手推车夫六十余万，两人推一辆车，载米三石。路途险隘遥远，所运送的三石米 还不够路途口粮之用。到达目的地后，没有粮食交纳，于是民工纷纷惧怕治罪而逃亡。加之官员贪虐残暴，以各种堂皇的借口和名义搭车搜刮盘剥。百姓困窘贫穷， 家财和力量都被榨干了。老老实实做顺民则不免挨冻受饿，死亡近在眼前；打家劫舍或许还可以延长性命。于是才开始聚集在一起成为“强盗”。（原文见《资治通 鉴·隋纪五》）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隋炀帝内心充满矛盾和胆怯，他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现实。但局势的恶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隋炀帝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最后的代价。


隋炀帝随驾军队中，有所谓骁果（骁勇果敢）者，也就是禁卫军，都是关中人。隋炀帝自公元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因北方 “盗贼”遍地，不敢返回东都洛阳，便在江都长住下来。随驾士兵思乡心切，于是密谋发动兵变后返乡。骁果统帅司马德戡得到消息后，与另一位随驾武将元礼和直 阁官裴虔通商量。司马德戡说道：目前陛下的架势是不会回东都了。我所率领的骁果，人人都想返乡，个个都在私下议论，谋划着叛变逃亡。我本来想向陛下直言， 但陛下忌讳听到这些不利消息，所以我担心事情还没发生我就成了刀下鬼。但现在我了解到实情而不报告，其后真要出事，又会屠戮我九族。进也是被杀，退也是被 杀，怎么办呢？——司马德戡的担忧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骁果准备叛变的消息也被一位宫女得知，她把隋炀帝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报告他后，立刻遭到炀帝杀害。 ——司马德戡与二人商量，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于是决定发动兵变。并准备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主脑，共同举事。（原文见《隋书· 宇文化及传》）


宇文化及秉性本来非常驽钝怯懦，几个人将密谋内容告诉他后，“初闻大惧，色动，流汗，久之乃定”。公元618年，司马德戡率领士兵迎接宇文化及，随即进入 宫中。隋炀帝逃到一间小房间躲藏起来，被一位恨透了他的宫女将他指出。士兵们将炀帝搜出。死期临近，这个不可一世的暴君还一副无辜的样子，可怜巴巴地发 问：“我有什么罪呀，对我如此？”叛变士兵没有理会，将他押往江都门外示众，随后押回宫中，命令令狐行达将其绞死。隋炀帝时年五十岁，在位十五年。


从隋炀帝的作派可以看出，他的虚荣心和由此而来的面子观念象梦魇一样攫住了他的灵魂，帝国的任何措施，都可以作为满足虚荣心的要素而被纳入面子工程的范畴。在他即位之前，他对自己的粉饰和包装成功骗取了父亲的信任，从而使他得登大宝。这初试锋芒所得到的完全超值的回报令他着魔。当他登上皇位，开始享受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作为自然人可能仅仅是性格弱点的虚荣心强和好面子，便成为真正的催生灾难的动力。在他看来，只要他想做一件大事情，皇权赋予他的力量就 使他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过程极为方便，如同现代人使用水龙头那样容易：逆时针拧一下，水就流出；反向一拧，水流停止。于是，他便随心所欲地拧开一系列水龙 头：扩建东都、挖凿运河、修筑长城、征伐高丽、大造龙舟、巡游无度、穷奢极欲，等等。但国家治理显然不是拧水龙头，支撑极度奢靡的生活也不仅仅象拧水龙头 那样容易。国家的民力、财力、物力是有限度的，隋炀帝那被虚荣心和绝对权力冲昏了的头脑，却并不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可以想见，隋炀帝的种种疯狂决定在实 施过程中肯定阻力重重。于是，他通过严刑峻法和树立“正反”两方面的榜样，来要求全体官员按他的要求行动。这样，所有不同的意见都被压制下去，他听到的只 是他所希望的一片赞扬之声。同时，他追求顶级享乐，他受畸形的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支配，把是否满足他的享乐需求，作为忠诚与否的判别标准，并据此决定官员的 提拔或贬黜。这样，在整个帝国官僚系统中，就催生了上下一心残酷压榨、疯狂盘剥老百姓，一门心思迎合皇帝的政治游戏规则。而盘踞在官场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们，又在执行各种荒唐的皇帝命令的同时，夹带私心，搭车盘剥老百姓，从而导致帝国政治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使各种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压在作为社会最底层的 老百姓身上，民力、财力、物力被过度使用而突破极限，人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农业生产全面停顿、社会生活陷于凋敝，等等，恶果接踵而至，加上天灾频仍，促使 各种矛盾总爆发，最终导致王朝彻底崩溃。

（作者：冉光泽，成都电视台高级编辑）

 

[liveInMiss]

你们这些5分真不应景，好不容易咱泱泱大国硬了一把，多不容易啊，你们就不知道配合一下么。。。

这都超英赶美排世界第一了，啥时候全民中秋派发月饼也行啊

 

[家园小千]

整篇文章就是高级黑，抹黑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

 

[FCWR2014]

邪教轮子瞎捣乱,浪费国库很多银子.

 

[Feat]

每天酸酸。

 

[stevenxu1522]

楼主，原创吗？人才啊！这样的文章只登家园的话，可惜了。

 

[3com]

楼主，原创吗？人才啊！这样的文章只登家园的话，可惜了。

熊飞骏，中国民间知名人文历史学者，湖北红安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来自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偏远乡村，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曾自费只身一人游历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探险过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山。
在省市级刊物发表过散文、诗歌、小说，出版过中篇小说集《天涯孤旅》和综合人文历史著作《历史在这里哭泣》。《历史在这里哭泣》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熊飞骏经典语录

大 陆教育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台湾教育法： “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 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大中国的脑残时代已经快到尽头。今天仍强迫儿女埋头于课本题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谎言书，把“考高分”视为唯一成功标志的家长，就和1910年仍残忍折断女儿脚骨包裹“三寸金莲”者一样愚不可及。

 

[nelson0040]

楼主明显是吃饭砸锅的反贼

 

[全新马甲]

理智上讲我支持中国G20这样的做法。中国政府是一党制， 经济上山寨，盗版没有诚信。 这些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差。用G20这样的方式给世界一个热情， 好客和努力的形象，有助于中国。其实我觉得这倒是中国TG政府一个聪明的做法， 花小钱树立一个正面形象。 相当有效。

 

[行走天下]

哈哈哈哈~~~~给你这个“生的糊涂、活的反动”的熊飞骏点个赞！！！

 

[tinyhuhulp]

中国还有很多不要脸的轮子，外国都没有

外国肯定有阿，不是经常游行、在中国驻外大使馆门前蹲点吗？另外还有很多公知，美分。国内呆的不爽跑到国外的也很多。

 

[ansell000]

超了，绝对超了。

 

[娃娃的妈妈123]

吃完你的珍馐美食，该咋看你咋看你。洋鬼子如果能用这些假排场糊弄住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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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现严重倒退。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国发动了十年来最 严厉的一波打压，对批评政府人士采取“毫不容忍”态度。中国近来在高调反腐的同时，大力强调依法治国，但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实际上中国 正在‘依法治国’道路上迅速倒退，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已达十年来最糟地步。报告中提及的具体事例包括中国著名律师浦志强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捕，以及维族经 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等。此外，报告还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详情不明的冲突中，中国的安全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动用致命武力。

报告还对中共的所谓“双规”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种“法外拘押制度”，而中共正是利用这一制度以贪腐罪名调查并拘押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

人权观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人权组织之一，其年度报告涵盖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