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多伦多9旬华裔老妇风烛残年 4子女上庭争产业》的相关评论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可要是遇上了亲戚由于家事而引起的法律官司，法官也得硬着头皮去审理。近日，加拿大安省法院就断一桩四名子女对簿公堂争产业的案子。
据安省法院官网披露的资料，现年89岁、原籍香港的多伦多居民黄女士同丈夫育有三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尽管这家人移民了加拿大，但是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习惯，对小儿子特别关爱，而且黄女士和丈夫也只将家庭财产状况告诉了儿子，女儿们毫不知情。
在1998年，黄女士返回中国家乡想要落叶归根。临走之前，她将儿子立为自己房产和银行账户的共有人。几个女儿都对此知情，而且还帮助处理此事。
黄女士在中国住了10年，身体状况不佳。为了获得更好的照顾，再加上家人一直劝说，她就回到了加拿大。在回加之前，她又将自己在香港的两处房产，也转给了小儿子。
小儿子当时已移居美国加州了，不能同母亲同住并照料她、替她做饭，于是就给她请了一位住家护工。他也同护工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母亲的状况。每当护工拿年假时，他就从美国过来陪母亲住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黄女士的二女儿也经常来看她，为她去买菜和购物，三女儿则在周日来一次，带她出去走走。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4年，黄女士的大女儿随着年龄渐长、身体欠佳，于是搬来同母亲一起住，这样就不用自己做饭了，而且还有护工照顾。
大女儿发现，护工并没有尽职地照顾母亲，不但曾打过老人，而且还克扣伙食费拿去赌博。她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两个妹妹，三姐妹又一起向弟弟反映了这个事情。不过她们并不打算解雇护工，因为很难再找一个能说粤语的住家护工了。
当年夏天，黄女士的小儿子回到多伦多，处理母亲的事务，替她申请轮候养老院。院方要求提供住家护工的个人资料和SIN卡号码，但是护工坚决不给，并以辞职相威胁。
小儿子同意了护工辞职，但是她的姐姐们不干了，双方当着护工的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闹到警察上门才收场。
从那以后，小儿子搬了进来，同母亲还有大姐一起住，几个星期以后，他又找到了一名新的护工。
二女儿和三女儿仍不肯罢休，轮流上门同弟弟吵架，而且又把警察引来。最后，双方拟定了一个探望母亲的时间表，以避免争吵。
可是，从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的一年间，二女儿和三女儿以“不愿再与弟弟吵架”为由，没有再来看望母亲。在2015年12月之后，她们又来了，但是探访的时间却只有约定时间表的五分之一。
时间的过去并没有让黄女士的女儿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减少。不久之后，她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就将小儿子、大女儿、公共监护和信托人办公室(Public Guardian and Trustee)等人和机构告上法庭，要求成为母亲的监护人，而且还要求知道母亲名下的财产数目，以及这些财产处置权。
二女儿和三女儿表示，她们的弟弟享尽了独得家产的好处，却没有尽责地照顾重病不能自理的母亲，不适合做母亲的监护人。她们还声称，弟弟是趁老母神志不清而把房产骗到了手，而且还从母亲的基金中挪用了数十万元。
两人更声称母亲没有被适当地照料，她本应该多去步行锻炼，但却被限制坐在轮椅上。
小儿子则表示，他每月在母亲身上的花销，多达6000元，而且母亲在中国的时候，他也负担了一部分开销。至于母亲离开香港前转移给他的两套房产，本是他的父亲(目前人还在香港，年逾九旬)买下，写了母亲的名字。经父亲同意，母亲将房子转给他，以垫付日后照料的开销。
至于二女儿和三女儿所声称的“弟弟趁老母神志不清而把房产骗到了手”，法官发现，从黄女士去中国前将儿子立为自己房产和银行账户的共有人，到回加拿大之前将香港的房产转给儿子，都有律师的经手。法官相信，律师不可能在没有确定老人的真实意图之前，就让她签字。
来自医生的证词显示，黄女士已经走不了路了，所以坐轮椅乃是必要之举。
公共监护和信托人办公室(Public Guardian and Trustee)方面则表示，黄水花老人被照顾得很好，而且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也愿意接受提高看护质量的建议。为了监督护工，小儿子不仅每天打电话，而且还在母亲的房间内安装了多个摄像头。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尽职的儿子。
法官经过听证，根据双方证词和证据，驳回了二女儿和三女儿的诉求。他在判词中写道，尽管这起案件名义上是子女争母亲的监护前，但是更像一场家产争夺战。小儿子住在美国，显然不是监护母亲的最佳人选，但是这是老人自己的选择，而且一切文件都是通过律师办理、有法律效应的。二女儿和三女儿一方面想取得母亲财产处置权，一方面又拿不出更好的看护方案，所以无法获得监护权。
为了避免双方继续争吵，法官还判二女儿和三女儿再去探望母亲之前，要通过电子邮件同弟弟沟通，以便留下证据。同时，小儿子和大女儿如果要出售母亲的房产，或者是要把母亲搬去别处，需要提前30天通报二女儿和三女儿;如果她被送去急救，也要在12小时之内用电子邮件通报她们。
最后，二女儿和三女儿还要向小儿子和大女儿支付2.5万元的诉讼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