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雁北的农村非常穷，年底几乎家家户户向队里交缺粮款。记得有一年，五舅年底分红只分了五分钱。当队长高喊五舅的名字时，同时大声报出：分配五分钱！满场爆发出哄叫欢呼。五舅起身，颤巍巍地从队长手中接过当天唯一分配的五分硬币，那枚硬币在他手中竟然闪了一道银光。
那时的农民，一年到头连一分钱现金也见不到。没有现金，家庭的日常开支包括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铅笔、课本、学费、照明用的煤油都成了问题。
那时，农民现金的唯一来源就是鸡屁股。三颗鸡蛋能换1斤盐，四颗鸡蛋能换1斤煤油。一个家庭能有三只生蛋的母鸡，就能应付基本的日常开销。如果不巧，家中的母鸡被黄鼠狼给咬死了，如同你存款的银行倒闭，立马就断了现金来源，出现家庭经济危机，全家人都要伤心好几天。
那时，中国农村，一只生蛋母鸡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决不亚于一个男劳动力。原因就是一个农村家庭的日常支出几乎全靠鸡屁股，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它命名为“鸡屁股银行”。
母鸡产蛋的过程是这样的：她腹中有了生蛋的感觉，会慢慢踱步到鸡栏前，然后奋翅一飞，爬上鸡窝。蹲下来、伏着，或睁眼四处打量、或闭目养精蓄锐，期间还不时发出“咯咯”声。当母鸡张开翅膀，跳下鸡栏、飞跑出去，口中“咯咯”声不绝，说明蛋已产出。走近鸡窝，将蛋掏出，搁在手心，是热乎的。
我亲眼看过这样一幕：一个老太太，60多岁，临近中午要做饭发现没有盐。端着小黑碗来到鸡窝边，耐心等候鸡屁股尽快下出一颗蛋来。鸡使劲，老太太也攥着拳头为鸡加油。鸡蛋终于下出来了，还冒着热气。那只鸡刚想卧下偎一会儿，老太太伸出颤动的手抓起那颗鸡蛋就往村供销社换盐去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篇文章——《谷峪的悲剧人生》，里面有一个细节也与此雷同。说的是作家谷峪在被打为右派的日子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也是仗着“鸡屁股银行”过日子。有一次，为了给老伴买止咳药，需要十颗鸡蛋去供销社换钱。可当时只有九颗，还差一颗，他只好等着鸡下蛋。偏偏那鸡偎窝，眼睛憋得通红，就是下不出来。谷峪在一旁急得冒汗，却无可奈何。这个情节使我始终念念不忘。
儿时，母鸡下完蛋，姥姥会抓些许米来犒劳它。时间久了，母鸡也会骗米吃。下蛋的症候齐备，就是窝里没蛋。这时，姥姥会用一个老法子惩戒，即把它的头摁在水里浸淹，它以后就再也不敢了。
有时，母鸡还会丢蛋，把蛋下在野外草丛中甚或别人家的窝中。这时，就需要主人寻迹去找。如何知道丢蛋了？每天早晨姥姥将母鸡从鸡窝里放出来时，会逐一进行检查。检查的办法是，将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拢，伸进母鸡的肛门探查。如果确定有蛋而今日没见下出来，必定是失落了。
记的有一次，表弟早晨背着书包，手握一颗鸡蛋，到供销社去换练习本。那时鸡蛋七分钱一颗，练习本也恰好是七分钱一本。当他跑到供销社门口，眼看快到上课的时间了，慌忙中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蛋打本飞，表弟难过地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还有一次，我路过舅舅邻居的院子。听到母鸡的叫声，抬眼望去，一只母鸡刚从下蛋的窝里出来。我四顾无人，就从窝里掏出那颗热乎乎的鸡蛋。因为肚子太饿了，顺手打开，一口气就喝了。唉，那个大娘的几两盐钱没啦。
那时，在天黑之前把鸡窝封好，是一件大事。鸡窝门要用石板顶好，省的晚上有黄鼬来拉鸡。封鸡窝的时候，一看鸡不全，大人们就会着急万分：“还不赶紧去寻！”寻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犄角旮旯到处都要查看。有时候为了找它，不知要跑多少路、费多少劲。到了晚上，全家人都睡得迷迷糊糊的，只要听见鸡叫得厉害，全家人马上就会惊醒，赶紧穿衣起床，出门查看，生怕鸡被黄鼬拉了去。
那时的母鸡真可怜，都骨瘦如柴。人穷，鸡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正经粮食舍不得给它吃，只能喂些谷糠秕子之类，有时候也会将人不吃的老菜帮子用刀剁碎了喂它。每有人家扔掉的骨头，人们捡回来捣碎喂它，就是它的盛大节日。即便如此艰苦，母鸡也总是在努力地报答着人们对它们的厚望与期待。
“鸡屁股银行”支撑了农民的生活几十年。尽管这“银行”经常闹“金融危机”、时时银根紧缩，但毕竟它是庄稼人唯一的指望啊！不能设想，当年如果没有这“鸡屁股银行”，庄稼人的日子会过成啥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流行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时一个农户最多只允许养两只鸡，“四人帮”把老百姓最后的一点财路也给堵了。为啥两个鸡屁股就是社会主义，三个鸡屁股就是资本主义？如何推算出来的，不得而知。
有人说，猪也是银行。但喂一头猪从买来猪崽，到出圈换钱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鸡屁股银行属于活期，猪悟能就是零存整取了。
那时的农民，一年到头连一分钱现金也见不到。没有现金，家庭的日常开支包括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铅笔、课本、学费、照明用的煤油都成了问题。
那时，农民现金的唯一来源就是鸡屁股。三颗鸡蛋能换1斤盐，四颗鸡蛋能换1斤煤油。一个家庭能有三只生蛋的母鸡，就能应付基本的日常开销。如果不巧，家中的母鸡被黄鼠狼给咬死了，如同你存款的银行倒闭，立马就断了现金来源，出现家庭经济危机，全家人都要伤心好几天。
那时，中国农村，一只生蛋母鸡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决不亚于一个男劳动力。原因就是一个农村家庭的日常支出几乎全靠鸡屁股，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它命名为“鸡屁股银行”。
母鸡产蛋的过程是这样的：她腹中有了生蛋的感觉，会慢慢踱步到鸡栏前，然后奋翅一飞，爬上鸡窝。蹲下来、伏着，或睁眼四处打量、或闭目养精蓄锐，期间还不时发出“咯咯”声。当母鸡张开翅膀，跳下鸡栏、飞跑出去，口中“咯咯”声不绝，说明蛋已产出。走近鸡窝，将蛋掏出，搁在手心，是热乎的。
我亲眼看过这样一幕：一个老太太，60多岁，临近中午要做饭发现没有盐。端着小黑碗来到鸡窝边，耐心等候鸡屁股尽快下出一颗蛋来。鸡使劲，老太太也攥着拳头为鸡加油。鸡蛋终于下出来了，还冒着热气。那只鸡刚想卧下偎一会儿，老太太伸出颤动的手抓起那颗鸡蛋就往村供销社换盐去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篇文章——《谷峪的悲剧人生》，里面有一个细节也与此雷同。说的是作家谷峪在被打为右派的日子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也是仗着“鸡屁股银行”过日子。有一次，为了给老伴买止咳药，需要十颗鸡蛋去供销社换钱。可当时只有九颗，还差一颗，他只好等着鸡下蛋。偏偏那鸡偎窝，眼睛憋得通红，就是下不出来。谷峪在一旁急得冒汗，却无可奈何。这个情节使我始终念念不忘。
儿时，母鸡下完蛋，姥姥会抓些许米来犒劳它。时间久了，母鸡也会骗米吃。下蛋的症候齐备，就是窝里没蛋。这时，姥姥会用一个老法子惩戒，即把它的头摁在水里浸淹，它以后就再也不敢了。
有时，母鸡还会丢蛋，把蛋下在野外草丛中甚或别人家的窝中。这时，就需要主人寻迹去找。如何知道丢蛋了？每天早晨姥姥将母鸡从鸡窝里放出来时，会逐一进行检查。检查的办法是，将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拢，伸进母鸡的肛门探查。如果确定有蛋而今日没见下出来，必定是失落了。
记的有一次，表弟早晨背着书包，手握一颗鸡蛋，到供销社去换练习本。那时鸡蛋七分钱一颗，练习本也恰好是七分钱一本。当他跑到供销社门口，眼看快到上课的时间了，慌忙中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蛋打本飞，表弟难过地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还有一次，我路过舅舅邻居的院子。听到母鸡的叫声，抬眼望去，一只母鸡刚从下蛋的窝里出来。我四顾无人，就从窝里掏出那颗热乎乎的鸡蛋。因为肚子太饿了，顺手打开，一口气就喝了。唉，那个大娘的几两盐钱没啦。
那时，在天黑之前把鸡窝封好，是一件大事。鸡窝门要用石板顶好，省的晚上有黄鼬来拉鸡。封鸡窝的时候，一看鸡不全，大人们就会着急万分：“还不赶紧去寻！”寻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犄角旮旯到处都要查看。有时候为了找它，不知要跑多少路、费多少劲。到了晚上，全家人都睡得迷迷糊糊的，只要听见鸡叫得厉害，全家人马上就会惊醒，赶紧穿衣起床，出门查看，生怕鸡被黄鼬拉了去。
那时的母鸡真可怜，都骨瘦如柴。人穷，鸡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正经粮食舍不得给它吃，只能喂些谷糠秕子之类，有时候也会将人不吃的老菜帮子用刀剁碎了喂它。每有人家扔掉的骨头，人们捡回来捣碎喂它，就是它的盛大节日。即便如此艰苦，母鸡也总是在努力地报答着人们对它们的厚望与期待。
“鸡屁股银行”支撑了农民的生活几十年。尽管这“银行”经常闹“金融危机”、时时银根紧缩，但毕竟它是庄稼人唯一的指望啊！不能设想，当年如果没有这“鸡屁股银行”，庄稼人的日子会过成啥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流行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时一个农户最多只允许养两只鸡，“四人帮”把老百姓最后的一点财路也给堵了。为啥两个鸡屁股就是社会主义，三个鸡屁股就是资本主义？如何推算出来的，不得而知。
有人说，猪也是银行。但喂一头猪从买来猪崽，到出圈换钱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鸡屁股银行属于活期，猪悟能就是零存整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