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濒临破产、晚走贾跃亭一步、王撕葱已嗨不起來!

中国越来越纳粹化,富人应该怎么办

  • 尽快逃离是非之地

  • 富人移民,穷人偷渡

  • 坚决离开,拼死也要冲破牢笼

  • 苟且偷生,任人宰割。

  • 已经走不了了,小辫子已经被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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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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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也是公司破产。私人还是有很多钱的
公司破产,几十万人失业,社会动荡。这个老王项上人头不保,个人所有财产直接收归国有,加强专政。

马马王许等,这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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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末日乱象:中央苏区重演
王尚一



全民炒房、全民放高利贷到全民炒股,中国经济一派末日乱象。乱象的背后是中共的操控,继摧毁农业和工业后推动发展金融业,引导民众入股市进行剪羊毛,权贵则集聚更多资金,为逃离做准备。



历史上,这种操作方式已多次使用,1931-34年的中央苏区最为典型。今天中国跟当时苏区的操纵模式类似,只不过当年苏区规模较小,操作手段简单,一目了然,今天的操作手段隐蔽性较强。



中共在苏区的基本手段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共抢劫地主后把金银货币集中自己手里,把土地分给农民。分地前,中共缺乏农民支持到处流窜;分地后,农民大力支持中共积极参军。由此中共获得固定区域,建立固定的统治机构,逐渐扩大地盘,进而形成苏维埃统治区,也就是苏区。



1931年3月,中央苏区刚建立,新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新土地法令,各苏区又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又发起分地斗争。



三次分田地后,中共为了稳定民心,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分配了。但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很快发动新一轮查田运动,分地斗争更加激烈。


虽然土地革命有效发动农民,但无法解决农村日益衰败。为保持农民革命积极性,只有不断的反复实施分地,称为翻饼。在苏区的不同区域,实施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不停打土豪分田地。1933年,王明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指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但是,翻饼反而越来越狠。多次翻饼后,种田收成勉强达到温饱线的农民也不可避免被划成地主。农民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田地分来分去的结果是苏区的农业崩溃并引发饥荒。



苏区还大规模征粮,以供养庞大的机关和军队。粮食产量更少而征粮更多,苏区从自足有余逐步陷入饥荒。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当地农民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部分农民组织起来,袭击苏区的中共基础单位。1934年,民众不再积极参军,大量开小差,军官也开始逃跑,甚至司务长带着伙食逃跑。



工业制造也崩塌。中共占领县城后,以共产(充公)的名义把工厂据为己有,民众私产变成党产。例如,中共攻占福建龙岩的汀州府后,征缴工商业变成公营工厂和合作社。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等等,成为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另外,还把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各种私人作坊变成生产合作社。



工厂实施国有工业军事化管理。厂长发挥不了作用,工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低劣。到1933年,工厂亏损严重,已经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中共领导人对工业管理一无所知,面对混乱局面束手无策。后来,刘少奇到工厂调查后撰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提出国有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成本核算制和计件工资制。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但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仅仅减缓倒闭速度而已。合作社存在同样的问题,面临倒闭潮。



另外,苏区对个体工商户的税收日益严厉,导致个体商户难以生存。



工厂、作坊和个体工商户全面崩溃,军需物资匮乏,民众生活日用品短缺,生活艰难。



而对于中共,通过金融系统搜刮金钱则是工作的核心。早在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到,由于外部对当地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中央闻之大喜,迅速推广经验,大量印刷纸币。



1930年11月21日,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令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区纸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27日发出《秘字第四号通令》:“本政府为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当然要准备充分的经济,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时财政部为着要使金融有广泛的流动,使我革命群众与红军在经济上有绝大的充裕,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从此,苏区开始重视金融系统建设,操控货币实施搜刮。手段主要包括:印刷纸钞、铸造假银币、吸收存款以及发行公债。



中共通过金融系统,大规模搜刮社会中的硬通货。最初设立东固平民银行,银行基金(股本)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向东固地区的党员、干部借贷;二是由当地的社会公堂及富有之家捐助(强捐);三是在区委的革命活动经费中借贷;四是开展银行储蓄,宣传动员革命群众向银行存款。1929年春,银行基金扩大到8000元,发行纸币2万元。基于东固银行的成功经验,各苏区纷纷建立银行,吸收存款,同时加大纸币供应。



1934年3月,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开办储蓄存款业务。据记载,当年仅瑞金支行就吸收存款2600万元(均为银圆),规模极大。中央苏区还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共180万元。1933年8月,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根据苏区宣传,该公债的发行是基于“苏区经济的困难日益加重,为了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争取粉碎敌人围剿”。



通过这些方式,中共吸收银元发放纸币,最终把民众手中的硬通货,基本都变成了纸币。



1934年下半年,苏区进入三光状态: 粮食吃光,工业产品用光,硬通货花光,民众只有手里的纸币、银行存款和债权以及债券。中共作为寄生在当地经济的群体,在三光和饥荒里无法维持统治,只好带着搜刮来的银元和金条和国民党的纸币逃亡,也就是开始长征。



留下苏区民众陷入绝对贫困状态。农业秩序完全打乱,工厂的工业设备被拆走损毁,作坊和商业全面破产,硬通货被席卷一空,过去的积累全部被掠夺,资源也被破坏殆尽。至今80年过去,老区依然是穷困落后的代名词。



2015年的中国大陆,正在重演1934年中共从苏区逃跑前的情景。首先,农业崩溃,粮食供应短缺。农民种粮不仅不赚钱,还经常亏损,农民已经不把种粮当营生,仅仅种点口粮。铁公基、房地产和产业集聚区大肆扩张,大量宜耕土地被侵占或者污染,难以恢复耕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地力严重退化,产出能力日益降低。如果没有大量进口粮食、地沟油和瘦肉精、化肥农药、转基因等支持粮食供应或者生产,中国的粮食危机早已开始。



其次,实体大量裁员和倒闭。人民币外升内贬,造成中国制造业成本日益高昂,出口陷入绝境。在国内市场, 2015年春节后,多数铁公基和房地产项目停工,建筑业基本停滞。与建筑相关的制造业处于倒闭边缘,包括钢铁水泥建材有色金属等;相关服务行业大量裁员或关门。出口和建筑相关产业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既占据巨大的资金,又雇佣大量劳动力,随着上述两类行业萧条,工商业也进入崩溃阶段。



第三,金融是最后的操控和掠夺。中国的外汇储备模式与苏区的货币发行实质相同,在苏区,只要人们从事经济交易,就必须把手中的金银换成苏区纸币。二战后的国际经贸中,美元取代金银成为国际流通的主要硬通货。要和中国做经济交易,则必须拿中共发行的人民币作为媒介,进入中国的个人或者企业,必须把美元等国际货币交给外管局,然后外管局发放人民币给对方,最后,外汇都集中在中共手中,如同苏区的金银控制在中共手中。



在中国经济中,中共除了与美元匹配进行人民币印钞外,还自行印钞,通过银行在社会中发行。自行印钞的模式与苏区时也相同,中共拿着几乎无成本的纸币,在社会中任意采购消费。



外储表面上是中共控制的资金,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归中共所有,而是归属进入中国的个人或企业。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外资,中共承诺未来撤资时,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还回去。



外储机制和承诺的特点是今天中国和苏区的重要差别。苏区时代,中共获得金银后,一方面用于和国统区交易购买物资,另一方面藏匿起来供以后逃跑时用。今天,中共获得外汇后,一方面与苏区时类似,用于购买国外的原材料和产品或者对外投资,另一方面,中共无法藏匿美元等外汇,只能把存在国外银行,或者购买美债等外国政府债券或者企业债券。这意味着中共持有的硬通货透明化,不能像金银随身携带逃跑。基于中共在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居民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额度外汇兑换,所以,中共既无法完全卡死外汇兑换,也无法整体转移资金。



中共加强金融炒作,尽可能吸干民众手中的人民币。由于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共如果敢对居民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国外可以直接冻结中共的所有外储。所以,中共采取通过宣传和炒作,让民众手中都变得没钱,这样也就无法和中共争换外汇。这其中的措施里,最具吸金作用的就是房地产。通过对房价的拉抬以及各种宣传,引发民众的跟风买房继而炒房,大量民众把积蓄投资房产,还大量按揭贷款,也就是未来的资金也要交给银行。



银行看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面临极大风险后,积极推出理财产品,以相对高的利率吸引民众资金。民众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提前支取理财产品款项,如果理财产品到期违约,意味着买理财产品的人遭受损失。在政府的鼓励下,各地高利贷又盛行起来,很多民众把救命钱都拿去放高利贷。随着高利贷到处爆破,大量民众返贫。另外,网上高利贷也在政府鼓励下迅速扩大规模,这一轮掠夺又能消灭一些资金。一轮轮集资后,民众现金所剩无几



股市成为最后的吸金主战场。2014下半年开始,股市再一次被聚焦,资金大规模进入爆炒。随着股市上涨,越来越多中小散户跑步进场,投资额也越来越大。在美指大幅上涨、外汇加速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股市上涨可以看作是中共抵御资金外流的一个关键手段。工商业全面溃败,楼市面临不可阻挡的下跌,没有新的获利热点,资金大规模逃离中国,民众也恐慌换购美元,很容易导致外储崩盘。股市的火爆炒作,让民众有了新的关注点,减弱换美元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正在经历倒闭潮,股市上涨完全脱离基本面,注定难以持久。股市上涨中,大户资金逐渐出货,大量中小散户接盘。而且炒作资金中存在大量融资盘,一旦股市流出资金超过流入资金,市场下跌,很容易出现多杀多的局面,这意味着股市崩盘,中小散户被血洗,自然也无钱再换美元。



在民众买房炒房、买理财产品、参与高利贷和炒股时,资金不断流向权贵和富人。这些人早知危机,提前安排家属携带资金转移海外,趁最后的疯狂再捞一把,再火速换购美元出逃与家人汇合。



跟当年中央主力撤退后的苏区一样,权贵富人携带资金跑路之后,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国。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资源匮乏,粮食极度短缺,实体倒闭,商业凋零,金融崩盘,人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基本的生存而搏杀。国在山河破,一寸河山一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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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也是公司破产。私人还是有很多钱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的。可是....... 也许会拿王建林来祭旗,为了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目标,牺牲他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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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是比郭文贵差远了,甚至都不如李洪志。 早几年就该在国外遥控指挥国内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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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末日乱象:中央苏区重演
王尚一



全民炒房、全民放高利贷到全民炒股,中国经济一派末日乱象。乱象的背后是中共的操控,继摧毁农业和工业后推动发展金融业,引导民众入股市进行剪羊毛,权贵则集聚更多资金,为逃离做准备。



历史上,这种操作方式已多次使用,1931-34年的中央苏区最为典型。今天中国跟当时苏区的操纵模式类似,只不过当年苏区规模较小,操作手段简单,一目了然,今天的操作手段隐蔽性较强。



中共在苏区的基本手段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共抢劫地主后把金银货币集中自己手里,把土地分给农民。分地前,中共缺乏农民支持到处流窜;分地后,农民大力支持中共积极参军。由此中共获得固定区域,建立固定的统治机构,逐渐扩大地盘,进而形成苏维埃统治区,也就是苏区。



1931年3月,中央苏区刚建立,新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新土地法令,各苏区又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又发起分地斗争。



三次分田地后,中共为了稳定民心,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分配了。但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很快发动新一轮查田运动,分地斗争更加激烈。


虽然土地革命有效发动农民,但无法解决农村日益衰败。为保持农民革命积极性,只有不断的反复实施分地,称为翻饼。在苏区的不同区域,实施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不停打土豪分田地。1933年,王明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指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但是,翻饼反而越来越狠。多次翻饼后,种田收成勉强达到温饱线的农民也不可避免被划成地主。农民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田地分来分去的结果是苏区的农业崩溃并引发饥荒。



苏区还大规模征粮,以供养庞大的机关和军队。粮食产量更少而征粮更多,苏区从自足有余逐步陷入饥荒。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当地农民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部分农民组织起来,袭击苏区的中共基础单位。1934年,民众不再积极参军,大量开小差,军官也开始逃跑,甚至司务长带着伙食逃跑。



工业制造也崩塌。中共占领县城后,以共产(充公)的名义把工厂据为己有,民众私产变成党产。例如,中共攻占福建龙岩的汀州府后,征缴工商业变成公营工厂和合作社。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等等,成为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另外,还把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各种私人作坊变成生产合作社。



工厂实施国有工业军事化管理。厂长发挥不了作用,工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低劣。到1933年,工厂亏损严重,已经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中共领导人对工业管理一无所知,面对混乱局面束手无策。后来,刘少奇到工厂调查后撰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提出国有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成本核算制和计件工资制。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但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仅仅减缓倒闭速度而已。合作社存在同样的问题,面临倒闭潮。



另外,苏区对个体工商户的税收日益严厉,导致个体商户难以生存。



工厂、作坊和个体工商户全面崩溃,军需物资匮乏,民众生活日用品短缺,生活艰难。



而对于中共,通过金融系统搜刮金钱则是工作的核心。早在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到,由于外部对当地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中央闻之大喜,迅速推广经验,大量印刷纸币。



1930年11月21日,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令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区纸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27日发出《秘字第四号通令》:“本政府为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当然要准备充分的经济,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时财政部为着要使金融有广泛的流动,使我革命群众与红军在经济上有绝大的充裕,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从此,苏区开始重视金融系统建设,操控货币实施搜刮。手段主要包括:印刷纸钞、铸造假银币、吸收存款以及发行公债。



中共通过金融系统,大规模搜刮社会中的硬通货。最初设立东固平民银行,银行基金(股本)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向东固地区的党员、干部借贷;二是由当地的社会公堂及富有之家捐助(强捐);三是在区委的革命活动经费中借贷;四是开展银行储蓄,宣传动员革命群众向银行存款。1929年春,银行基金扩大到8000元,发行纸币2万元。基于东固银行的成功经验,各苏区纷纷建立银行,吸收存款,同时加大纸币供应。



1934年3月,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开办储蓄存款业务。据记载,当年仅瑞金支行就吸收存款2600万元(均为银圆),规模极大。中央苏区还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共180万元。1933年8月,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根据苏区宣传,该公债的发行是基于“苏区经济的困难日益加重,为了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争取粉碎敌人围剿”。



通过这些方式,中共吸收银元发放纸币,最终把民众手中的硬通货,基本都变成了纸币。



1934年下半年,苏区进入三光状态: 粮食吃光,工业产品用光,硬通货花光,民众只有手里的纸币、银行存款和债权以及债券。中共作为寄生在当地经济的群体,在三光和饥荒里无法维持统治,只好带着搜刮来的银元和金条和国民党的纸币逃亡,也就是开始长征。



留下苏区民众陷入绝对贫困状态。农业秩序完全打乱,工厂的工业设备被拆走损毁,作坊和商业全面破产,硬通货被席卷一空,过去的积累全部被掠夺,资源也被破坏殆尽。至今80年过去,老区依然是穷困落后的代名词。



2015年的中国大陆,正在重演1934年中共从苏区逃跑前的情景。首先,农业崩溃,粮食供应短缺。农民种粮不仅不赚钱,还经常亏损,农民已经不把种粮当营生,仅仅种点口粮。铁公基、房地产和产业集聚区大肆扩张,大量宜耕土地被侵占或者污染,难以恢复耕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地力严重退化,产出能力日益降低。如果没有大量进口粮食、地沟油和瘦肉精、化肥农药、转基因等支持粮食供应或者生产,中国的粮食危机早已开始。



其次,实体大量裁员和倒闭。人民币外升内贬,造成中国制造业成本日益高昂,出口陷入绝境。在国内市场, 2015年春节后,多数铁公基和房地产项目停工,建筑业基本停滞。与建筑相关的制造业处于倒闭边缘,包括钢铁水泥建材有色金属等;相关服务行业大量裁员或关门。出口和建筑相关产业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既占据巨大的资金,又雇佣大量劳动力,随着上述两类行业萧条,工商业也进入崩溃阶段。



第三,金融是最后的操控和掠夺。中国的外汇储备模式与苏区的货币发行实质相同,在苏区,只要人们从事经济交易,就必须把手中的金银换成苏区纸币。二战后的国际经贸中,美元取代金银成为国际流通的主要硬通货。要和中国做经济交易,则必须拿中共发行的人民币作为媒介,进入中国的个人或者企业,必须把美元等国际货币交给外管局,然后外管局发放人民币给对方,最后,外汇都集中在中共手中,如同苏区的金银控制在中共手中。



在中国经济中,中共除了与美元匹配进行人民币印钞外,还自行印钞,通过银行在社会中发行。自行印钞的模式与苏区时也相同,中共拿着几乎无成本的纸币,在社会中任意采购消费。



外储表面上是中共控制的资金,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归中共所有,而是归属进入中国的个人或企业。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外资,中共承诺未来撤资时,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还回去。



外储机制和承诺的特点是今天中国和苏区的重要差别。苏区时代,中共获得金银后,一方面用于和国统区交易购买物资,另一方面藏匿起来供以后逃跑时用。今天,中共获得外汇后,一方面与苏区时类似,用于购买国外的原材料和产品或者对外投资,另一方面,中共无法藏匿美元等外汇,只能把存在国外银行,或者购买美债等外国政府债券或者企业债券。这意味着中共持有的硬通货透明化,不能像金银随身携带逃跑。基于中共在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居民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额度外汇兑换,所以,中共既无法完全卡死外汇兑换,也无法整体转移资金。



中共加强金融炒作,尽可能吸干民众手中的人民币。由于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共如果敢对居民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国外可以直接冻结中共的所有外储。所以,中共采取通过宣传和炒作,让民众手中都变得没钱,这样也就无法和中共争换外汇。这其中的措施里,最具吸金作用的就是房地产。通过对房价的拉抬以及各种宣传,引发民众的跟风买房继而炒房,大量民众把积蓄投资房产,还大量按揭贷款,也就是未来的资金也要交给银行。



银行看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面临极大风险后,积极推出理财产品,以相对高的利率吸引民众资金。民众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提前支取理财产品款项,如果理财产品到期违约,意味着买理财产品的人遭受损失。在政府的鼓励下,各地高利贷又盛行起来,很多民众把救命钱都拿去放高利贷。随着高利贷到处爆破,大量民众返贫。另外,网上高利贷也在政府鼓励下迅速扩大规模,这一轮掠夺又能消灭一些资金。一轮轮集资后,民众现金所剩无几



股市成为最后的吸金主战场。2014下半年开始,股市再一次被聚焦,资金大规模进入爆炒。随着股市上涨,越来越多中小散户跑步进场,投资额也越来越大。在美指大幅上涨、外汇加速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股市上涨可以看作是中共抵御资金外流的一个关键手段。工商业全面溃败,楼市面临不可阻挡的下跌,没有新的获利热点,资金大规模逃离中国,民众也恐慌换购美元,很容易导致外储崩盘。股市的火爆炒作,让民众有了新的关注点,减弱换美元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正在经历倒闭潮,股市上涨完全脱离基本面,注定难以持久。股市上涨中,大户资金逐渐出货,大量中小散户接盘。而且炒作资金中存在大量融资盘,一旦股市流出资金超过流入资金,市场下跌,很容易出现多杀多的局面,这意味着股市崩盘,中小散户被血洗,自然也无钱再换美元。



在民众买房炒房、买理财产品、参与高利贷和炒股时,资金不断流向权贵和富人。这些人早知危机,提前安排家属携带资金转移海外,趁最后的疯狂再捞一把,再火速换购美元出逃与家人汇合。



跟当年中央主力撤退后的苏区一样,权贵富人携带资金跑路之后,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国。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资源匮乏,粮食极度短缺,实体倒闭,商业凋零,金融崩盘,人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基本的生存而搏杀。国在山河破,一寸河山一寸血。
中共的流氓、土匪、响马、山炮本性从来都没有变过。不仅凶、残、装、骗,而且极度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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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普通人,甚至五毛都知道给自己准备后路,你这么牛的王健林不知道。
后路虽然看上去不那么好,但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 你愿意在苦寒之地的后路国活着,还是愿意在土共的牢房里活着呢。

天朝的锦衣玉食 >加拿大>>>>>>>>>>>>>>天朝的监狱
 
最后编辑: 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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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普通人,甚至五毛都知道给自己准备后路,你这么牛的王健林不知道。
后路虽然看上去不那么好,但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 你愿意在苦寒之地的后路国活着,还是愿意在土共的牢房里活着呢。

这叫文化自信, 觉得哪天自己也能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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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文化自信, 觉得哪天自己也能姓赵。
不管是首富还是其他首号功臣,在党国的眼里,永远只是个奴才。
问题来了,奴才也配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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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末日乱象:中央苏区重演
王尚一



全民炒房、全民放高利贷到全民炒股,中国经济一派末日乱象。乱象的背后是中共的操控,继摧毁农业和工业后推动发展金融业,引导民众入股市进行剪羊毛,权贵则集聚更多资金,为逃离做准备。



历史上,这种操作方式已多次使用,1931-34年的中央苏区最为典型。今天中国跟当时苏区的操纵模式类似,只不过当年苏区规模较小,操作手段简单,一目了然,今天的操作手段隐蔽性较强。



中共在苏区的基本手段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共抢劫地主后把金银货币集中自己手里,把土地分给农民。分地前,中共缺乏农民支持到处流窜;分地后,农民大力支持中共积极参军。由此中共获得固定区域,建立固定的统治机构,逐渐扩大地盘,进而形成苏维埃统治区,也就是苏区。



1931年3月,中央苏区刚建立,新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新土地法令,各苏区又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又发起分地斗争。



三次分田地后,中共为了稳定民心,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分配了。但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很快发动新一轮查田运动,分地斗争更加激烈。


虽然土地革命有效发动农民,但无法解决农村日益衰败。为保持农民革命积极性,只有不断的反复实施分地,称为翻饼。在苏区的不同区域,实施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不停打土豪分田地。1933年,王明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指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但是,翻饼反而越来越狠。多次翻饼后,种田收成勉强达到温饱线的农民也不可避免被划成地主。农民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田地分来分去的结果是苏区的农业崩溃并引发饥荒。



苏区还大规模征粮,以供养庞大的机关和军队。粮食产量更少而征粮更多,苏区从自足有余逐步陷入饥荒。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当地农民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部分农民组织起来,袭击苏区的中共基础单位。1934年,民众不再积极参军,大量开小差,军官也开始逃跑,甚至司务长带着伙食逃跑。



工业制造也崩塌。中共占领县城后,以共产(充公)的名义把工厂据为己有,民众私产变成党产。例如,中共攻占福建龙岩的汀州府后,征缴工商业变成公营工厂和合作社。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等等,成为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另外,还把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各种私人作坊变成生产合作社。



工厂实施国有工业军事化管理。厂长发挥不了作用,工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低劣。到1933年,工厂亏损严重,已经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中共领导人对工业管理一无所知,面对混乱局面束手无策。后来,刘少奇到工厂调查后撰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提出国有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成本核算制和计件工资制。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但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仅仅减缓倒闭速度而已。合作社存在同样的问题,面临倒闭潮。



另外,苏区对个体工商户的税收日益严厉,导致个体商户难以生存。



工厂、作坊和个体工商户全面崩溃,军需物资匮乏,民众生活日用品短缺,生活艰难。



而对于中共,通过金融系统搜刮金钱则是工作的核心。早在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到,由于外部对当地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中央闻之大喜,迅速推广经验,大量印刷纸币。



1930年11月21日,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令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区纸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27日发出《秘字第四号通令》:“本政府为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当然要准备充分的经济,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时财政部为着要使金融有广泛的流动,使我革命群众与红军在经济上有绝大的充裕,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从此,苏区开始重视金融系统建设,操控货币实施搜刮。手段主要包括:印刷纸钞、铸造假银币、吸收存款以及发行公债。



中共通过金融系统,大规模搜刮社会中的硬通货。最初设立东固平民银行,银行基金(股本)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向东固地区的党员、干部借贷;二是由当地的社会公堂及富有之家捐助(强捐);三是在区委的革命活动经费中借贷;四是开展银行储蓄,宣传动员革命群众向银行存款。1929年春,银行基金扩大到8000元,发行纸币2万元。基于东固银行的成功经验,各苏区纷纷建立银行,吸收存款,同时加大纸币供应。



1934年3月,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开办储蓄存款业务。据记载,当年仅瑞金支行就吸收存款2600万元(均为银圆),规模极大。中央苏区还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共180万元。1933年8月,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根据苏区宣传,该公债的发行是基于“苏区经济的困难日益加重,为了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争取粉碎敌人围剿”。



通过这些方式,中共吸收银元发放纸币,最终把民众手中的硬通货,基本都变成了纸币。



1934年下半年,苏区进入三光状态: 粮食吃光,工业产品用光,硬通货花光,民众只有手里的纸币、银行存款和债权以及债券。中共作为寄生在当地经济的群体,在三光和饥荒里无法维持统治,只好带着搜刮来的银元和金条和国民党的纸币逃亡,也就是开始长征。



留下苏区民众陷入绝对贫困状态。农业秩序完全打乱,工厂的工业设备被拆走损毁,作坊和商业全面破产,硬通货被席卷一空,过去的积累全部被掠夺,资源也被破坏殆尽。至今80年过去,老区依然是穷困落后的代名词。



2015年的中国大陆,正在重演1934年中共从苏区逃跑前的情景。首先,农业崩溃,粮食供应短缺。农民种粮不仅不赚钱,还经常亏损,农民已经不把种粮当营生,仅仅种点口粮。铁公基、房地产和产业集聚区大肆扩张,大量宜耕土地被侵占或者污染,难以恢复耕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地力严重退化,产出能力日益降低。如果没有大量进口粮食、地沟油和瘦肉精、化肥农药、转基因等支持粮食供应或者生产,中国的粮食危机早已开始。



其次,实体大量裁员和倒闭。人民币外升内贬,造成中国制造业成本日益高昂,出口陷入绝境。在国内市场, 2015年春节后,多数铁公基和房地产项目停工,建筑业基本停滞。与建筑相关的制造业处于倒闭边缘,包括钢铁水泥建材有色金属等;相关服务行业大量裁员或关门。出口和建筑相关产业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既占据巨大的资金,又雇佣大量劳动力,随着上述两类行业萧条,工商业也进入崩溃阶段。



第三,金融是最后的操控和掠夺。中国的外汇储备模式与苏区的货币发行实质相同,在苏区,只要人们从事经济交易,就必须把手中的金银换成苏区纸币。二战后的国际经贸中,美元取代金银成为国际流通的主要硬通货。要和中国做经济交易,则必须拿中共发行的人民币作为媒介,进入中国的个人或者企业,必须把美元等国际货币交给外管局,然后外管局发放人民币给对方,最后,外汇都集中在中共手中,如同苏区的金银控制在中共手中。



在中国经济中,中共除了与美元匹配进行人民币印钞外,还自行印钞,通过银行在社会中发行。自行印钞的模式与苏区时也相同,中共拿着几乎无成本的纸币,在社会中任意采购消费。



外储表面上是中共控制的资金,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归中共所有,而是归属进入中国的个人或企业。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外资,中共承诺未来撤资时,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还回去。



外储机制和承诺的特点是今天中国和苏区的重要差别。苏区时代,中共获得金银后,一方面用于和国统区交易购买物资,另一方面藏匿起来供以后逃跑时用。今天,中共获得外汇后,一方面与苏区时类似,用于购买国外的原材料和产品或者对外投资,另一方面,中共无法藏匿美元等外汇,只能把存在国外银行,或者购买美债等外国政府债券或者企业债券。这意味着中共持有的硬通货透明化,不能像金银随身携带逃跑。基于中共在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居民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额度外汇兑换,所以,中共既无法完全卡死外汇兑换,也无法整体转移资金。



中共加强金融炒作,尽可能吸干民众手中的人民币。由于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共如果敢对居民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国外可以直接冻结中共的所有外储。所以,中共采取通过宣传和炒作,让民众手中都变得没钱,这样也就无法和中共争换外汇。这其中的措施里,最具吸金作用的就是房地产。通过对房价的拉抬以及各种宣传,引发民众的跟风买房继而炒房,大量民众把积蓄投资房产,还大量按揭贷款,也就是未来的资金也要交给银行。



银行看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面临极大风险后,积极推出理财产品,以相对高的利率吸引民众资金。民众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提前支取理财产品款项,如果理财产品到期违约,意味着买理财产品的人遭受损失。在政府的鼓励下,各地高利贷又盛行起来,很多民众把救命钱都拿去放高利贷。随着高利贷到处爆破,大量民众返贫。另外,网上高利贷也在政府鼓励下迅速扩大规模,这一轮掠夺又能消灭一些资金。一轮轮集资后,民众现金所剩无几



股市成为最后的吸金主战场。2014下半年开始,股市再一次被聚焦,资金大规模进入爆炒。随着股市上涨,越来越多中小散户跑步进场,投资额也越来越大。在美指大幅上涨、外汇加速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股市上涨可以看作是中共抵御资金外流的一个关键手段。工商业全面溃败,楼市面临不可阻挡的下跌,没有新的获利热点,资金大规模逃离中国,民众也恐慌换购美元,很容易导致外储崩盘。股市的火爆炒作,让民众有了新的关注点,减弱换美元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正在经历倒闭潮,股市上涨完全脱离基本面,注定难以持久。股市上涨中,大户资金逐渐出货,大量中小散户接盘。而且炒作资金中存在大量融资盘,一旦股市流出资金超过流入资金,市场下跌,很容易出现多杀多的局面,这意味着股市崩盘,中小散户被血洗,自然也无钱再换美元。



在民众买房炒房、买理财产品、参与高利贷和炒股时,资金不断流向权贵和富人。这些人早知危机,提前安排家属携带资金转移海外,趁最后的疯狂再捞一把,再火速换购美元出逃与家人汇合。



跟当年中央主力撤退后的苏区一样,权贵富人携带资金跑路之后,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国。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资源匮乏,粮食极度短缺,实体倒闭,商业凋零,金融崩盘,人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基本的生存而搏杀。国在山河破,一寸河山一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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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驱逐外地人 像希特勒清理犹太区(ZT)



星期四,在社交网络流传着北京当局驱逐外地人的大量视频。那场面十分地骇人,天寒地冻,警察及各类公务人员,上门驱赶无家可归的“低端人口”,中国首都北京,政府公然地把自己的一部分公民划入“低端人口”,并在严冬下令驱逐他们。有网民直指此举就像“党卫队清理犹太区一样啊!”

习近平亲信蔡奇领导下的北京市一直有清理“低端人口”的举动,最近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发生一座违建房屋起火造成19人丧生的“11.18”大火后,外地人的悲惨遭遇不仅没有引起政府同情,反而为政府大批驱逐他们提供了口实。一位网民说;“清理租房的场面就像辛德勒的名单当中,党卫队清理犹太区一样啊,就差上大狼狗了”。

音译为王云的一位见证人说,“我是北京人,在这租房时为了上班方便点。很多外地同胞昨晚无家可归,身份证都被封在房间里,实在让人心酸”。据网友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通州,昌平,大兴等地。一位租住在地铁通州土桥站附近某出租公寓的租客反映,22日早上7点半,消防、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纷纷来砸门,告知公寓属于违建,限期两天内搬离,目前已经开始断水断电。”

北京市一批自称在文化领域工作的个体人员发出“关于北京市人口清理的呼吁”。呼吁书对北京最近发生火灾后,政府不但没有在灾难发生后完备居民的安全措施,反而趁机加速清除类似住宅中的租户,勒令大量人群极短时间内搬出他们现有的居所。呼吁书说,“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要求在城市中努力工作维持生计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寒冷的冬季紧急搬离是一个残酷无情、反人道主义的做法。”

本着“居住在此的人,有着平等的权利”的原则,呼吁者要求“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外来人口政策,取消‘低端人口’一说,立即停止相关的搬迁命令。”呼吁者认为政府应为受到火灾和相关“清理人口”政策牵连而失去居所的公民提供安置的空间。

目前在社交网络广泛流传着一份以“在北京外地农民工及生意人”为名发出的写给北京市领导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北京,加入城市建设,“多年来我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所有,为北京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年龄已大,却面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的局面,为了有口饭吃,仍在“咬着牙坚持”,“现在政府要清退我们,我们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信中说,“在农村我们没有土地,在城市我们居无定所,…我们的出路何在?国家提倡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养在何方?医在何处?我们很迷茫”。他们面临被驱逐,但还在恳求政府宽限,“天寒地冻无去处”等到来年天气和暖时想办法搬迁。

一篇广为流传的名为『低端人口,何罪之有』的文章写到:“上到万丈高楼、下到地铁轨道,这些都不是我们眼中的高端人口坐在空调间的沙发上变魔术变出来的,全都是低端人口每天风吹日晒加班加点打造出的一座座国际化大都市。”作者呼吁应该尊敬他们,而不是歧视他们:“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孩子啊!”

一直生活在北京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写到:“上周北京一小镇发生火灾。本周全市动员清查和驱逐‘低端人口’,‘低端人口’何罪?他们也是人! 是同胞! 是公民! 他们曾被毛泽东用‘工农联盟’这个词儿尊为国家的基础,如今成了首都警察公然清查和驱逐的对象! 歧视‘低端人口’能预防火灾吗?如此胡作非为,政府本身就在制造新的惨剧!”

一段署名上官乱的推文说:“当你是低端人口,你以为至少还有聚福缘公寓,容得下你的京城梦,直到一场大火,死的死去,活着的赶走。当你是京城中产,你上着一年六七万的幼儿园,你以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岁月静好,直到有一天发现了孩子的针眼。你以为至少还有网络,直到铺天盖地删帖。无处藏身,也无处逃遁,你谁也不是。”

“低端人口”这个“人分几等”的种族主义语言,在世界上能说出口的国家不多,但在中国的官媒党媒比比皆是,而且,据亲北京的『多维网』8月8日的一篇报道称:“北京政府并没有在意舆论的批评,而新上任几个月的主政者非但无意停止‘清理低端人口’,反而加速了动作。 据生活在北京的知情人称,北京实施‘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的时间。整个北京市的辖区,像朝阳区、西城区等,都存在“目标限额”。

这位北京的主政者就是从“三无人员”飞黄腾达,19大坐直升飞机进入政治局的蔡奇。有人评论:“政府真能下得了手,十一月底,数十万人,说让滚蛋就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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