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 三个惊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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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冯客以他的历史著作《毛的大饥荒》一书赢得英国撒母耳.詹森文学奖。日前冯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就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专题演讲。他说,在查阅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中,他有三个惊人的发现。

冯客教授目前任教于香港大学,他利用驻港期间的便利条件,对当年的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四年前中国大陆开始对部份三十年以上的档案解密,对公众开放,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趁此时机开始了档案调查,使他对此段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撰写了《毛时代的大饥荒》一书。

冯客先从广东省档案局开始调查,在阅读过程中,他看到有大量关于此期间的史料,包括公安部报告、屠杀调查、省级领导的坦白,如甘肃省长张中良、及普通老百姓给领导人的信函。他在研究中他对此段历史有三个新的发现。

1、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

使他吃惊的第一个发现是,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一个12岁的小男孩被关进一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这个意外的发现促使他在之后的4年,走遍全中国,查询了广东、甘肃、山东等数十个市、县和北京的档案局。他说,档案史料中记载的大饥荒,许多地方更像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死亡营,而不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

冯客表示,他至今还在用饥荒一词来描述这段历史,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程度的灾难?当人们提起波尔布特时,会想起群体灭绝?柬埔寨有8百万人,估计有170万~250万人,在赤棉时期死亡,少数被杀,而多数是被劳动至死或饿死。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8百万人,与柬埔寨人口相同,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资料显示有240万人死于非命。而中国在1958至1962年期间,死亡人数是赤棉的20倍以上。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资料,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62~64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资料,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超过比波尔布特统治时的死亡总数。

在四年的研究中,冯客花了6个月在档案局阅读史料。对于大跃进中滥用酷刑,冯客表示:“一开始,我很难看到缘由,但慢慢明朗化”。因为人民公社建立后,人们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几年前刚刚分到的土地,所以耕农没有任何动力劳动。大饥荒开始后,种植的粮食,也不属于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为了生存,在甘肃和广东等地,出现了袭击和抢烧粮库的事件。他举例,1961年1月底在广东的一次粮库袭击后,农民将粮食烧掉并留下了愤怒的字迹:粮食不是我们的,所以不如烧掉它。因此执行党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强迫饥饿的农夫劳动。

2、很多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饿死而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

他的第二个意外发现,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被饿死。

冯客表示,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着、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档案中并不少见。例如,四川许多县,80%的人死于无食惩罚。

但大饥荒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死人,冯客表示,强硬的公社化手段导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人性的恶化与人们在道德上的妥协。

他举例说:“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一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一次、一次地出现。

在大搞工农业的政策下,从1958年开始许多农村土房被拆后用于肥料,被误导的农民认为大跃进一定能实现,不久就会重造高楼大厦甚至是飞机场,也将土房拆毁,建造人民公社所用的砖头也来自于个人房屋,而农民为了生存私自藏粮被发现后,地方官员也用拆房的办法使农民不能藏粮,最终导致大量房屋被毁。

3、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与一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胡耀邦的调查结果是,大跃进的水力工程破坏了当地环境,使土地丧失承水能力,最终导致了这场恶果。

在冯客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冯客发现,“偷”是一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帐本上做花样……”

“一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一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一只耳朵被剁,最后一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一个土豆”他说。

但为了生活,偷窃一时成了社会风气,工人偷工厂、农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粮食,有时在农村,农民用两本帐本,一本给党的官员看,一本给自己看。收粮后先给自己分一点,在运送过程中人们用竹子偷粮,再把沙子搀进粮食中弥补重量,在厨房里,厨师做饭也尽量偷一点,当饭摆在桌上时,有时一半已经没有了。

他还说,据档案记载,1961年1月甘肃省发生了500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车中,4,000农民把货车抢劫一光。有一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着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一个县,两个月中30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一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冯客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冯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进行”。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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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年代却大量消耗粮食生产茅台酒
1959、1960、1961三年期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耗费粮食 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众所周知,这3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些粮食是从哪里来的?1960年,是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跟据上面定的生产指标,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持逾200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纪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饿殍遍野的饥荒时期大建行宫
大饥荒时,全国范围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官员们为了赢得领袖的欢心,照样大兴土木,耗费钜资在各地修建毛泽东的“行宫”,对百姓的困苦没有半点怜惜。

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湖南省饿死至少一百多万人),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

“四一四工程”上海西郊宾馆,圈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始建于一九六○年九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泽东总共也没有住过几天。

在大饥荒年代,与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等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六○一别墅等六十一处奢华行宫,滴水洞从一九六二年竣工后,因行宫众多,故有些行宫毛泽东只住过几天。毛泽东在滴水洞只住过十一天。

加剧饥荒灾情的三门峡大坝建设
在大饥荒饿死人年代,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三门峡大坝建设加剧大饥荒灾难。当年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以每人每天一斤粮计算,六亿人可食133天,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可以使中国几千万人不至于饿死。

不准逃荒
在饥荒面前,这里没有饭吃,就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

1958年起农村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逃荒开始增多,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档,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阻止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中共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有的地方更是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有些地方,不仅不准逃荒,还扣押信件(如信阳),搜山(如安徽),把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的人抓回来接受改造。

饿死中国人是中共国策的佐证
李井泉在大饥荒时期的政策及表现使得四川省饿死至少上千万人,他也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齐名。因在这五人的领导下,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

四川又是这五个省份中饿死人最多的,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由于李深刻领会并坚决执行中共高层精神在饥荒时不间断搜刮粮食往外调粮(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加剧四川人饿死,故李井泉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

四川人对李的评价极低,而中共对其评价很高。李当时还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

对同样饿死了数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成了替罪羊(被暂时降了职,或外调)时,唯独李井泉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1960年),他居然还官升一级,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称“西南王”,统管云贵川三省,1975年“升任”人大副委员长。

他死后,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史文苑》表扬其为“大爱无疆”——原来中共的爱就是把中国人饿死越多越好。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250万人,全国饿死4500万人这样重大的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受到追究。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毛泽东完全知道,他的政策会大量死人,但其他干部不了解,

毛泽东唯恐他们坏了他的大事(和苏俄一起消灭中国人的大计),于是事前不断地吹风,看他怎么说:

1.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说这样搞水利“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2. 一九五八年,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3. 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4. 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5.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6. “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7. “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8. “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9.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注: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先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英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歹毒的人吗?)

10.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11. 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2.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多),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13. 关于农民交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结论
中共在大饥荒中的所有方针政策,除了大饥荒末期1962 年搞的“三自一包”外,对饥民都是招招毙命,只要系统的研究中共在大饥荒前和大饥荒中的各项方针政策,不难得出结论,中共制造和利用大饥荒对中华民族实施蓄意的有预谋的有系统的大谋杀。

“三自一包”的确对止住大饥荒起了作用,但这不是中共对中国人的仁慈。当时,工业规模很小,烟酒的税收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基本上靠农副产品。如果农民死光光,对中共并不利,而“三自一包”也只实施两三年就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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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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