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活既新鲜又紧张。每天五点多就起床，到校，做早操，上早自习，七点十分回家吃早饭，八点又回校上课。晚上还要上晚自习，睡觉常常很晚，谁能熬，谁就可能今后比别人考得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重点班实行末位淘汰制。总有一两个新同学进来，另一两个同学出去。不过也有出去了又回来了的。
那时除了做大量习题，经常排名以外，也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对我来说，唯一能让我觉得有点安慰的是，作文总是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当着全班的面点评，让我在其他科目没有突出之处的情况下，依然小有名气，被老师看好。有时开开小灶，接受补课。日子紧张而无味的过着，一年眨眼间就过去了。
到了高中二年级，开始分文理科班，由于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在做动员的时候说，要是数理化成绩不好的人，最好报名去文科班。我当时虽然语文很好，但数理化也不差，更不想承认自己数理化不行，尤其是对物理很着迷，就在班主任老师的劝导下，选择了理科班。
班主任继续是我们的班主任，竞争更激烈了，老师似乎比我们更紧张，更着急。这个新的理科班成立不久后，进了很多复读生，到了最后考上大学的年限算，有人参加了八次高考，复读了七年，这是后话。还有人统计过，凡是在高中阶段谈情说爱的，尤其是女生，基本上没有考上大学，充其量上了个中专，对男生的影响不大，只要复读一年，就可以了。
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是十六岁，糊里糊涂就考了，考了个中专，来了一个卫生学校护士专业的通知书。很多人考了中专就去上了，免得再受高考煎熬。我想想今后要做护士，觉得很恐惧，就决定放弃了，复读一年再考。
复读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就离开了原来的学校，去另一个城市，住在姨妈家里，到宜昌市第二中学复读。复读的一年认识了很多新同学，他们个个都对我很好，学业上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只是感受到了以前从没有感受到的被关怀和被帮助。在一个祥和而全新的环境中，学到了很多不曾学过的东西。高考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
十七岁的我天真地想，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于是，大家都没有留下任何通讯联系方式，便离开了宜昌市。许多年后，尽管我多次去宜昌寻找他们，一直到现在，我一个同学也没有联系到，尽管我一直托宜昌的朋友们，托来自宜昌的学生们去打听他们，我始终得到没有任何消息。这竟成了我这许多年来的最大的一个遗憾。
现在回想起来，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我的“革命”时代也到此结束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革命”了，而是当高考有了结果以后，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能与那时候相比拟的热情与斗志，也没有更多的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当时那种废寝忘食的精神，如荼的激情现在想起来是那么觉得不可思议。一切的努力的价值，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梦想随着高考的终结而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趋于平淡与目标达成后，成为走上3-4% 的“独木桥”上的一份子后的松懈和得意状态之中。
据说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有三百万，仅录取三万。当时大概有十届毕业生同时参加高考，并且不限制是初中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或者在读高中生。在大学里，一个班最大可能有三十多岁,最小的十五六岁,有高中毕业生,还有初中毕业的和小学毕业的。
我们那代人的幸运，除了挤上了高考那个“独木桥”之外，还在于那个时候的毕业分配制度。在那个时代，上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只要考上了大学，或者中专，学费，生活费，和毕业分配，国家全包了。于是高考成为普通人改变命运，决定一生的契机。
考上了大学，选专业填志愿也很磨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帮到忙。志愿的填写，是盲目的，没有人专门辅导，父母的愿望，老师的希望，或者热心人主动帮忙。尽管许多人很难选到自己兴趣所在的专业，也可能就一辈子就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但并不影响我们上大学的热情。因为那时候，能够上大学就已经很幸运了。专业不专业的，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时的我，在父亲单位的同事的帮助下，填满了所有的空格后，加了个服从分配，于是乎被最积极的招生人员弄到了一个当时觉得不怎么样，现在看来还比较喜欢的工科学院混了个四年的本科文凭。
回忆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寄托。怀着感恩之心，想着当年的幸运，想着自己经历过的每个人生阶段。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当回忆的闸门被打开，重温一步步走过来的路，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尽管童年的回忆不全是彩色的，人生也不尽然十全十美，但记忆却刻骨铭心。
那个特殊年代，造就了我们今天的豁达和坚强，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烙到我们的灵魂之中。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还是中国人，有着一颗中国心。依然有着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情怀。那是一种打着“革命”烙印的情怀，有着一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豪迈。
生于六零年代系列：
（1）内心强大的理由：寂寞如风
（2）难以磨灭的记忆：岁月如歌
（3）无法超越的历练：劳动的苦与乐
（4）翻天覆地的变化：青葱记忆
（5）命运改变的契机：时不我待
女人的好，可惜你看不到
大雪纷飞的日子，旧梦重温！
有你相伴，欢乐今生
我的中庸，并非遗传 - 我的祖父李载煦
爱，不一定要说出来
那时除了做大量习题，经常排名以外，也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对我来说，唯一能让我觉得有点安慰的是，作文总是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当着全班的面点评，让我在其他科目没有突出之处的情况下，依然小有名气，被老师看好。有时开开小灶，接受补课。日子紧张而无味的过着，一年眨眼间就过去了。
到了高中二年级，开始分文理科班，由于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在做动员的时候说，要是数理化成绩不好的人，最好报名去文科班。我当时虽然语文很好，但数理化也不差，更不想承认自己数理化不行，尤其是对物理很着迷，就在班主任老师的劝导下，选择了理科班。
班主任继续是我们的班主任，竞争更激烈了，老师似乎比我们更紧张，更着急。这个新的理科班成立不久后，进了很多复读生，到了最后考上大学的年限算，有人参加了八次高考，复读了七年，这是后话。还有人统计过，凡是在高中阶段谈情说爱的，尤其是女生，基本上没有考上大学，充其量上了个中专，对男生的影响不大，只要复读一年，就可以了。
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是十六岁，糊里糊涂就考了，考了个中专，来了一个卫生学校护士专业的通知书。很多人考了中专就去上了，免得再受高考煎熬。我想想今后要做护士，觉得很恐惧，就决定放弃了，复读一年再考。
复读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就离开了原来的学校，去另一个城市，住在姨妈家里，到宜昌市第二中学复读。复读的一年认识了很多新同学，他们个个都对我很好，学业上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只是感受到了以前从没有感受到的被关怀和被帮助。在一个祥和而全新的环境中，学到了很多不曾学过的东西。高考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
十七岁的我天真地想，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于是，大家都没有留下任何通讯联系方式，便离开了宜昌市。许多年后，尽管我多次去宜昌寻找他们，一直到现在，我一个同学也没有联系到，尽管我一直托宜昌的朋友们，托来自宜昌的学生们去打听他们，我始终得到没有任何消息。这竟成了我这许多年来的最大的一个遗憾。
现在回想起来，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我的“革命”时代也到此结束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革命”了，而是当高考有了结果以后，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能与那时候相比拟的热情与斗志，也没有更多的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当时那种废寝忘食的精神，如荼的激情现在想起来是那么觉得不可思议。一切的努力的价值，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梦想随着高考的终结而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趋于平淡与目标达成后，成为走上3-4% 的“独木桥”上的一份子后的松懈和得意状态之中。
据说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有三百万，仅录取三万。当时大概有十届毕业生同时参加高考，并且不限制是初中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或者在读高中生。在大学里，一个班最大可能有三十多岁,最小的十五六岁,有高中毕业生,还有初中毕业的和小学毕业的。
我们那代人的幸运，除了挤上了高考那个“独木桥”之外，还在于那个时候的毕业分配制度。在那个时代，上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只要考上了大学，或者中专，学费，生活费，和毕业分配，国家全包了。于是高考成为普通人改变命运，决定一生的契机。
考上了大学，选专业填志愿也很磨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帮到忙。志愿的填写，是盲目的，没有人专门辅导，父母的愿望，老师的希望，或者热心人主动帮忙。尽管许多人很难选到自己兴趣所在的专业，也可能就一辈子就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但并不影响我们上大学的热情。因为那时候，能够上大学就已经很幸运了。专业不专业的，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时的我，在父亲单位的同事的帮助下，填满了所有的空格后，加了个服从分配，于是乎被最积极的招生人员弄到了一个当时觉得不怎么样，现在看来还比较喜欢的工科学院混了个四年的本科文凭。
回忆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寄托。怀着感恩之心，想着当年的幸运，想着自己经历过的每个人生阶段。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当回忆的闸门被打开，重温一步步走过来的路，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尽管童年的回忆不全是彩色的，人生也不尽然十全十美，但记忆却刻骨铭心。
那个特殊年代，造就了我们今天的豁达和坚强，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烙到我们的灵魂之中。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还是中国人，有着一颗中国心。依然有着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情怀。那是一种打着“革命”烙印的情怀，有着一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豪迈。
生于六零年代系列：
（1）内心强大的理由：寂寞如风
（2）难以磨灭的记忆：岁月如歌
（3）无法超越的历练：劳动的苦与乐
（4）翻天覆地的变化：青葱记忆
（5）命运改变的契机：时不我待
女人的好，可惜你看不到
大雪纷飞的日子，旧梦重温！
有你相伴，欢乐今生
我的中庸，并非遗传 - 我的祖父李载煦
爱，不一定要说出来
最后编辑: 202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