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happywings
- 发布时间 201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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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此游记，忍不住想起下面一段文字，
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
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
布拉格：造访卡夫卡博物馆
卡夫卡是一个有多重身份的作家——德国人以他为荣，是因为他用母语德语创作；捷克人以他为荣，是因为他出生在捷克布拉格，是地地道道的奥匈帝国布拉格公民；以色列人以他为荣，因为他是犹太人。
历史上的布拉格多民族和谐共处——这里曾是奥匈帝国的多元化大都会，生活着日耳曼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这里有一处著名旅游景点，即犹太人居住区和墓地。而卡夫卡就是布拉格的犹太人。他身为保险公司律师，但酷爱写作，笔耕不辍。他不为出名，生前毫无名气。他终身未婚，但是据说常和妓女有瓜葛。他英年早逝，40岁便因病撒手人寰。
下了查理大桥，看着地图，穿过小巷，接近了卡夫卡博物馆。
这里的街巷不是棋盘式的，因此如果不跟旅行团自己单行，就需要很好的方向感，并要勤问路。
拐来拐去，又问了路，终于来到卡夫卡博物馆。
大门口一群群游客，都是跟着导游的旅行团。其实欧美人如果母语不是英语，如果又不乐意冒险，一般也都要报旅行社的，并非中国人才跟旅行社。博物馆院落内有现代雕塑，两个造型奇特的男人在小便，引得众人好奇观看和拍照。
在书店买门票。卖门票的捷克小伙子的姓也是卡夫卡，问他是否和卡夫卡有亲戚关系，他笑着摇摇头。
博物馆内一个捷克老太太在热情引导，十分热情，刻意叮嘱馆内不能拍照。
馆外有餐厅若干。一家户外餐厅，毗邻查理大桥，视野开阔，景观奇美。
以下转载自谭平博客：
卡夫卡故居坐落在布拉格旧城区的黄金巷22号。据称，黄金巷22号并非卡夫卡的出生地。当年卡夫卡是因为不堪布拉格旧城区的喧闹嘈杂，才搬到了这幢水蓝色的平房来写作的。卡夫卡从保险公司下班后，就把自己关在这间充其量不过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屋，一口气写上十几个小时。 目前，卡夫卡的故居已经改为一家卡夫卡书籍的专卖店。 晓月文 摄
2013年7月3日，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诞辰130周年。这位40岁即英年早逝的天才，被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用美国诗人奥登的话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同时也是一位法律人，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显露无疑。
内心与外部世界冲突的“中间地带”
卡夫卡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百货批发商家庭。他的父亲赫曼•卡夫卡经历过艰难的生存斗争，固执地以“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标准来要求他。然而，卡夫卡无论在身体、事业、思想、地位、个性等方面，都令其父大失所望。两人因此时常发生冲突，以至后人称他们父子之间，有着“悬而未决的一场可怕诉讼”。
6岁那年，卡夫卡被送进了公立德语小学。在这里，他逐渐形成了一种畏怯心理和“死心眼式的认真”。一方面是心理上的不自信；一方面则是行动上的循规蹈矩。他表面上的进步使父亲以为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倒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很少学习，什么也没学会……我记忆力平平，理解能力勉强凑合，好歹还记住了点东西……我所学到的知识是极其可怜的，基础是很不扎实的。”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
怀着畏怯心理，卡夫卡走过了小学和中学生涯。中学期间，卡夫卡开始自学写作，他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习作。然而，他对这些习作并不满意，亲手将它们销毁了，以致现代人无从了解他最初创作的情况。
他的父亲对于卡夫卡从事写作很不满意，认为写作是不务正业，反对卡夫卡在大学里学文学。父亲的反对，使卡夫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选择未来和职业的自由。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在父亲的意志和自我的志向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
1901年，卡夫卡进入了位于布拉格的日耳曼大学。起初他试图按自己的想法选择所学专业。他先学化学，但只学了14天，就顺从父亲的意愿改学法律。然而，不久之后的1902年春天，卡夫卡又作了一次违背父亲意愿的尝试。他还是想学习文学，甚至打算去慕尼黑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因故改变计划，留在布拉格学德国文学。但是，仅仅半年之后，他就放弃德国文学，又改习法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切，到头来反而更加强了我的那个基本信念(寻找‘中间道路’)，于是乎，我就学习法律。”
此后的5年中，卡夫卡再没有作任何“越轨”的尝试。1906年6月18日，他获得了日耳曼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大学中的学习生活和考试使卡夫卡感到厌倦和无聊，神经经常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但他却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倒也正合我的口味，正如同早先的9年制中学以及后来的工作，也在某种意义上合了我的口味一样”。
有人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就范”态度：一边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自我的欲求和行为、价值取向，一边却又屈从某种外来压力，力图在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处于“中间地带”。然而，这种“就范”显然只是表面，矛盾冲突则在内心深处汇聚、发酵。
毕业之后按照惯例，卡夫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法律见习。先是在布拉格刑事法庭，后在民事法庭。这一年的见习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因而也是顺利的。不过，这一年的见习显然对卡夫卡十分重要，它为卡夫卡了解现存法律制度、熟悉法律程序提供了机会，否则很难想象卡夫卡能写出《判决》、《法律门前》、《审判》这样的法律作品。
难以踏入“法律之门”
见习结束后，卡夫卡于1907年10月到布拉格的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任职，但没干多久，他便辞职。原因之一是公司工作时间太长，使他难有较充裕的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此外，卡夫卡在1919年11月写的《致父亲的信》中，还谈到了他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我在那儿向经理提出辞呈，理由是这样骂人我受不了，而其实这跟我根本没有直接关系，我这个理由并非完全是真情，不过却也并不完全是捏造；在这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从在家里时起就有了。”显然，卡夫卡从公司经理身上看到了与父亲赫曼相似的“专制暴君式”的特征。
这段时间内，卡夫卡首次发表了作品。8篇寓言式小说以《沉思录》为总称发表在布拉格的文学期刊《评佩里翁》上。这些短小的作品中充满着幻想和神秘色彩，语言质朴而艰涩，已经初步显现出了卡夫卡式的风格。
1908年7月，卡夫卡开始在布拉格官方开办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这份工作持续了14年之久，一直工作到1922年7月他因肺结核退职为止。总体上说，卡夫卡算是胜任工作。据他自己所说：“我本来也根本不是堪称楷模的职员，但在某些方面却是很可一用的(我目前的头衔是法律合同起草员)。”
因为起草工伤事故保险方面的文书，时常要涉及许多法律条文和程序，这正是卡夫卡的专长。在14年保险公司职员的生涯中，他的生活在表面上似乎极为平淡无奇，过着“上班——写作——度假——上班”这样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并且居住地点也主要是在布拉格。然而，这14年间，他内心已经发展出无比丰富复杂和巨大广阔的世界，并完成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
关于《法律门前》，博西格诺称：“毫无疑问，法律渗透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而且，说不定要感谢卡夫卡的职业选择，否则就可能产生不了如此伟大的作家。卡夫卡作品中，整体体现个体生命面对强大现实的荒诞感，也许也正是基于法学背景带给卡夫卡对现实社会的精微洞察。”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直接阐述法学理念的文字。
例如，1914年完成的《法律门前》，直至今日仍然为许多法理学家津津乐道。“在法律门前伫立着一个守卫。一个乡下男子走到这个守卫面前，恳求进入法律大门。”卡夫卡写道。乡下男子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敞开，却始终得不到进入这道大门的许可。守卫告诉他：“我可是大权在握的，而且我只是最低级别的守卫。在里面，每个厅堂之间的大门都有守卫，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光是瞅一眼第三个守卫就足以让我肝胆俱裂了。”
于是，乡下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门口等待。他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用来贿赂这个守卫。虽然守卫对于礼品来者不拒，但嘴上却说：“我之所以笑纳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你相信，你什么都没错过。”直至濒临死亡，男子也未能进入法律之门。卡夫卡写道：“在他瞑目之前，他脑海中一辈子的经验都汇聚成了一个问题：‘普天之下，所有人都追求法律的真谛。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除了我以外竟没有人要求进入法律大门呢？’”而守卫的回答更加意味深长：“因为这扇门只为你而开。等你一死，我就关门下班。”
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卡夫卡在描述当时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外那些一心想上诉平反者的形象。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那些试图寻求法学繁复原理而不得者的写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法律只不过是一个卡夫卡顺手拈来的、他最熟悉的一个比喻。假如将这些法律置换为数学、文学或者神学，甚至是人性自身，都似乎言之有理。只不过因为卡夫卡对于法律理解得最为深透，以之作喻最为便捷罢了。
据载，卡夫卡对于这篇文章十分满意。事实上，这篇文章也被法学家们广泛转引。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评述道：“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弗兰兹•卡夫卡的注脚。”
《审判》：对司法系统的观察与批评
据说，巴尔扎克在他的手杖上刻着一句话：“我将粉碎一切障碍。”然而卡夫卡反其意而用之，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带着这种敏感的悲观情绪，卡夫卡也观察着当时的法律。
1917年，他在一篇名为《我们的法律的问题》的短文中写道：“我们的法律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贵族小团体隐藏和把持……被我们不知道的法律所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法律一开始就是为贵族们的利益而制定的。他们高居法律之上，这似乎就是为什么法律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
同一个时期，卡夫卡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审判》。这段时间，亦是卡夫卡订婚——解除婚约——又订婚的时期。在这部小说里，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突然被一群神秘的黑衣人宣布有罪，但是他又是自由的，于是他开始了艰难的上诉之路，但是毫无结果，在31岁生日那天被秘密处决。
在法院见习的经历使得卡夫卡对于庭审、司法及律师等相关场景的描述很是得心应手。比如在《律师——厂主——画家》一章中，K的律师很少盘问他，尽管有许多问题值得问，但是律师却从不提问，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K的对面。而另一位当事人——打了5年官司的商人布洛克则对骗人的律师俯首帖耳，在律师表演和威吓下卑躬屈膝。K意识到：“律师使用的这种伎俩……能够使人最终忘掉整个世界，只希望在这条步履艰难、跌跌撞撞地走下去……当事人……成了律师的狗。”
然而，和法官相比，律师的地位和辩护的意义就显得卑微许多。当K的第一份抗辩书已基本就绪，准备向法院呈交时，卡夫卡写道：“当事人以为第一份抗辩书很重要，辩护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决定日后的整个诉讼过程。不幸的是，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几份抗辩书。法官们把抗辩书往别的文牍里一塞，说什么审讯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诉书更为重要之类的话……第一份抗辩书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诉书——是不能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见的；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了解，在第一次抗辩中应该反驳哪些指控……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有意见分歧。严格地说，法律不允许为被告辩护，作为辩护律师出庭的人事实上只被人们当作讼师而已……当然这儿和别处一样，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别人多摸到一些情况。最重要的事情是辩护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辩护律师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虽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师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贸然对法院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议或坚持改善司法制度。”
小说的最后是K的秘密处决。两个行刑者谦让似地将刀在K的头顶上互相递来递去。K远远地看到采石场旁边的那座房子的顶层上，一扇窗户蓦地打开，一个人的身子突然探出窗口，双手远远伸出窗外。K仿佛看到了最后一根稻草，是否有改判的可能？是否能够避免秘密处死的命运？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
“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而此时，行刑者却将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动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但是还能看到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脸靠着脸，正在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他说，“他的意思似乎是：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卡夫卡最终点评道，显然这耻辱不只属于K，还属于葬送了K的整个司法体系，属于K所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甚至属于K、律师、法官和行刑者们所共同代表的整个人类。
卡夫卡和中国
众所周知，卡夫卡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阅读过大量经过翻译的中国典籍、诗歌、故事传说，研究过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及东方的著述，翻阅过许多西方旅行家、神职人员、记者、军人、商人等撰写的旅行记或回忆录。他在他的书信、日记或谈话中多次谈及中国文化，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1912年，他给未婚妻写信时，甚至引用了袁枚的《寒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据说，卡夫卡对于道家特别有兴趣。他说：“在孔子的《论语》里，起初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内容越来越虚无缥缈，让读者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而我却发现，就像小孩儿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停止了玻璃球游戏。”
实际上，卡夫卡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就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后他又创作了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往事一页》、《中国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中国人来访》等。
其中，《中国长城建造时》格外值得一提。在卡夫卡笔下，这漫长的城墙是被分段筑造的，以使人们不至于因遥遥的工期而心生倦怠。筑造的技术则是一项从小开始的训练，儿童们都认定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建造者们也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与喜悦中——“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一些欧洲评论家说，这是卡夫卡在表达对维也纳环城大街的不满。环城大街是奥匈帝国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杰作，它要把贫穷、混乱的下层人隔离在辉煌的皇城外。由复杂的民族造就的奥匈帝国，必须依赖日益加强的官僚化与爱国情绪，才能把不同的人群联结在一起。而在联结中，个体的价值微不足道，它是链条上毫无特色的一环。居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虽身处于帝国边缘，却也同时感受到这迫近的压力。世界战争掀起的爱国狂热，更令这压力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卡夫卡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命运，也是颇值玩味的。由于卡夫卡生前无人问津，即使在西方也是到20世纪40年代方开始受到重视。在中国，直至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了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和《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
1979年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用当时评论家的话说：“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冲击、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现代主义却通过这种冲击深深植入1980年代作家的心灵。莫言、余华、皮皮、格非等作家先后表示，自己受到了卡夫卡的重要影响。对那一代作家来说，卡夫卡的荒诞传递了某种神奇的现实感。有如梦境，看似虚妄，却无比真实地折射着内心与命运。”
卡夫卡的无奈与绝望，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飞速向前的时代里，构成了别样而短暂的风景。这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上法学之路的少年、在工伤保险公司平庸度日的青年，于1924年6月因肺结核英年早逝，年仅40岁。
卡夫卡是一个有多重身份的作家——德国人以他为荣，是因为他用母语德语创作；捷克人以他为荣，是因为他出生在捷克布拉格，是地地道道的奥匈帝国布拉格公民；以色列人以他为荣，因为他是犹太人。
历史上的布拉格多民族和谐共处——这里曾是奥匈帝国的多元化大都会，生活着日耳曼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这里有一处著名旅游景点，即犹太人居住区和墓地。而卡夫卡就是布拉格的犹太人。他身为保险公司律师，但酷爱写作，笔耕不辍。他不为出名，生前毫无名气。他终身未婚，但是据说常和妓女有瓜葛。他英年早逝，40岁便因病撒手人寰。
下了查理大桥，看着地图，穿过小巷，接近了卡夫卡博物馆。
这里的街巷不是棋盘式的，因此如果不跟旅行团自己单行，就需要很好的方向感，并要勤问路。
拐来拐去，又问了路，终于来到卡夫卡博物馆。
大门口一群群游客，都是跟着导游的旅行团。其实欧美人如果母语不是英语，如果又不乐意冒险，一般也都要报旅行社的，并非中国人才跟旅行社。博物馆院落内有现代雕塑，两个造型奇特的男人在小便，引得众人好奇观看和拍照。
在书店买门票。卖门票的捷克小伙子的姓也是卡夫卡，问他是否和卡夫卡有亲戚关系，他笑着摇摇头。
博物馆内一个捷克老太太在热情引导，十分热情，刻意叮嘱馆内不能拍照。
馆外有餐厅若干。一家户外餐厅，毗邻查理大桥，视野开阔，景观奇美。
以下转载自谭平博客：
卡夫卡故居坐落在布拉格旧城区的黄金巷22号。据称，黄金巷22号并非卡夫卡的出生地。当年卡夫卡是因为不堪布拉格旧城区的喧闹嘈杂，才搬到了这幢水蓝色的平房来写作的。卡夫卡从保险公司下班后，就把自己关在这间充其量不过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屋，一口气写上十几个小时。 目前，卡夫卡的故居已经改为一家卡夫卡书籍的专卖店。 晓月文 摄
2013年7月3日，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诞辰130周年。这位40岁即英年早逝的天才，被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用美国诗人奥登的话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同时也是一位法律人，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显露无疑。
内心与外部世界冲突的“中间地带”
卡夫卡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百货批发商家庭。他的父亲赫曼•卡夫卡经历过艰难的生存斗争，固执地以“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标准来要求他。然而，卡夫卡无论在身体、事业、思想、地位、个性等方面，都令其父大失所望。两人因此时常发生冲突，以至后人称他们父子之间，有着“悬而未决的一场可怕诉讼”。
6岁那年，卡夫卡被送进了公立德语小学。在这里，他逐渐形成了一种畏怯心理和“死心眼式的认真”。一方面是心理上的不自信；一方面则是行动上的循规蹈矩。他表面上的进步使父亲以为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倒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很少学习，什么也没学会……我记忆力平平，理解能力勉强凑合，好歹还记住了点东西……我所学到的知识是极其可怜的，基础是很不扎实的。”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
怀着畏怯心理，卡夫卡走过了小学和中学生涯。中学期间，卡夫卡开始自学写作，他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习作。然而，他对这些习作并不满意，亲手将它们销毁了，以致现代人无从了解他最初创作的情况。
他的父亲对于卡夫卡从事写作很不满意，认为写作是不务正业，反对卡夫卡在大学里学文学。父亲的反对，使卡夫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选择未来和职业的自由。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在父亲的意志和自我的志向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
1901年，卡夫卡进入了位于布拉格的日耳曼大学。起初他试图按自己的想法选择所学专业。他先学化学，但只学了14天，就顺从父亲的意愿改学法律。然而，不久之后的1902年春天，卡夫卡又作了一次违背父亲意愿的尝试。他还是想学习文学，甚至打算去慕尼黑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因故改变计划，留在布拉格学德国文学。但是，仅仅半年之后，他就放弃德国文学，又改习法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切，到头来反而更加强了我的那个基本信念(寻找‘中间道路’)，于是乎，我就学习法律。”
此后的5年中，卡夫卡再没有作任何“越轨”的尝试。1906年6月18日，他获得了日耳曼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大学中的学习生活和考试使卡夫卡感到厌倦和无聊，神经经常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但他却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倒也正合我的口味，正如同早先的9年制中学以及后来的工作，也在某种意义上合了我的口味一样”。
有人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就范”态度：一边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自我的欲求和行为、价值取向，一边却又屈从某种外来压力，力图在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处于“中间地带”。然而，这种“就范”显然只是表面，矛盾冲突则在内心深处汇聚、发酵。
毕业之后按照惯例，卡夫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法律见习。先是在布拉格刑事法庭，后在民事法庭。这一年的见习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因而也是顺利的。不过，这一年的见习显然对卡夫卡十分重要，它为卡夫卡了解现存法律制度、熟悉法律程序提供了机会，否则很难想象卡夫卡能写出《判决》、《法律门前》、《审判》这样的法律作品。
难以踏入“法律之门”
见习结束后，卡夫卡于1907年10月到布拉格的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任职，但没干多久，他便辞职。原因之一是公司工作时间太长，使他难有较充裕的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此外，卡夫卡在1919年11月写的《致父亲的信》中，还谈到了他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我在那儿向经理提出辞呈，理由是这样骂人我受不了，而其实这跟我根本没有直接关系，我这个理由并非完全是真情，不过却也并不完全是捏造；在这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从在家里时起就有了。”显然，卡夫卡从公司经理身上看到了与父亲赫曼相似的“专制暴君式”的特征。
这段时间内，卡夫卡首次发表了作品。8篇寓言式小说以《沉思录》为总称发表在布拉格的文学期刊《评佩里翁》上。这些短小的作品中充满着幻想和神秘色彩，语言质朴而艰涩，已经初步显现出了卡夫卡式的风格。
1908年7月，卡夫卡开始在布拉格官方开办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这份工作持续了14年之久，一直工作到1922年7月他因肺结核退职为止。总体上说，卡夫卡算是胜任工作。据他自己所说：“我本来也根本不是堪称楷模的职员，但在某些方面却是很可一用的(我目前的头衔是法律合同起草员)。”
因为起草工伤事故保险方面的文书，时常要涉及许多法律条文和程序，这正是卡夫卡的专长。在14年保险公司职员的生涯中，他的生活在表面上似乎极为平淡无奇，过着“上班——写作——度假——上班”这样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并且居住地点也主要是在布拉格。然而，这14年间，他内心已经发展出无比丰富复杂和巨大广阔的世界，并完成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
关于《法律门前》，博西格诺称：“毫无疑问，法律渗透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而且，说不定要感谢卡夫卡的职业选择，否则就可能产生不了如此伟大的作家。卡夫卡作品中，整体体现个体生命面对强大现实的荒诞感，也许也正是基于法学背景带给卡夫卡对现实社会的精微洞察。”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直接阐述法学理念的文字。
例如，1914年完成的《法律门前》，直至今日仍然为许多法理学家津津乐道。“在法律门前伫立着一个守卫。一个乡下男子走到这个守卫面前，恳求进入法律大门。”卡夫卡写道。乡下男子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敞开，却始终得不到进入这道大门的许可。守卫告诉他：“我可是大权在握的，而且我只是最低级别的守卫。在里面，每个厅堂之间的大门都有守卫，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光是瞅一眼第三个守卫就足以让我肝胆俱裂了。”
于是，乡下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门口等待。他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用来贿赂这个守卫。虽然守卫对于礼品来者不拒，但嘴上却说：“我之所以笑纳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你相信，你什么都没错过。”直至濒临死亡，男子也未能进入法律之门。卡夫卡写道：“在他瞑目之前，他脑海中一辈子的经验都汇聚成了一个问题：‘普天之下，所有人都追求法律的真谛。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除了我以外竟没有人要求进入法律大门呢？’”而守卫的回答更加意味深长：“因为这扇门只为你而开。等你一死，我就关门下班。”
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卡夫卡在描述当时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外那些一心想上诉平反者的形象。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那些试图寻求法学繁复原理而不得者的写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法律只不过是一个卡夫卡顺手拈来的、他最熟悉的一个比喻。假如将这些法律置换为数学、文学或者神学，甚至是人性自身，都似乎言之有理。只不过因为卡夫卡对于法律理解得最为深透，以之作喻最为便捷罢了。
据载，卡夫卡对于这篇文章十分满意。事实上，这篇文章也被法学家们广泛转引。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评述道：“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弗兰兹•卡夫卡的注脚。”
《审判》：对司法系统的观察与批评
据说，巴尔扎克在他的手杖上刻着一句话：“我将粉碎一切障碍。”然而卡夫卡反其意而用之，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带着这种敏感的悲观情绪，卡夫卡也观察着当时的法律。
1917年，他在一篇名为《我们的法律的问题》的短文中写道：“我们的法律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贵族小团体隐藏和把持……被我们不知道的法律所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法律一开始就是为贵族们的利益而制定的。他们高居法律之上，这似乎就是为什么法律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
同一个时期，卡夫卡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审判》。这段时间，亦是卡夫卡订婚——解除婚约——又订婚的时期。在这部小说里，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突然被一群神秘的黑衣人宣布有罪，但是他又是自由的，于是他开始了艰难的上诉之路，但是毫无结果，在31岁生日那天被秘密处决。
在法院见习的经历使得卡夫卡对于庭审、司法及律师等相关场景的描述很是得心应手。比如在《律师——厂主——画家》一章中，K的律师很少盘问他，尽管有许多问题值得问，但是律师却从不提问，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K的对面。而另一位当事人——打了5年官司的商人布洛克则对骗人的律师俯首帖耳，在律师表演和威吓下卑躬屈膝。K意识到：“律师使用的这种伎俩……能够使人最终忘掉整个世界，只希望在这条步履艰难、跌跌撞撞地走下去……当事人……成了律师的狗。”
然而，和法官相比，律师的地位和辩护的意义就显得卑微许多。当K的第一份抗辩书已基本就绪，准备向法院呈交时，卡夫卡写道：“当事人以为第一份抗辩书很重要，辩护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决定日后的整个诉讼过程。不幸的是，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几份抗辩书。法官们把抗辩书往别的文牍里一塞，说什么审讯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诉书更为重要之类的话……第一份抗辩书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诉书——是不能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见的；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了解，在第一次抗辩中应该反驳哪些指控……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有意见分歧。严格地说，法律不允许为被告辩护，作为辩护律师出庭的人事实上只被人们当作讼师而已……当然这儿和别处一样，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别人多摸到一些情况。最重要的事情是辩护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辩护律师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虽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师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贸然对法院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议或坚持改善司法制度。”
小说的最后是K的秘密处决。两个行刑者谦让似地将刀在K的头顶上互相递来递去。K远远地看到采石场旁边的那座房子的顶层上，一扇窗户蓦地打开，一个人的身子突然探出窗口，双手远远伸出窗外。K仿佛看到了最后一根稻草，是否有改判的可能？是否能够避免秘密处死的命运？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
“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而此时，行刑者却将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动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但是还能看到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脸靠着脸，正在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他说，“他的意思似乎是：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卡夫卡最终点评道，显然这耻辱不只属于K，还属于葬送了K的整个司法体系，属于K所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甚至属于K、律师、法官和行刑者们所共同代表的整个人类。
卡夫卡和中国
众所周知，卡夫卡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阅读过大量经过翻译的中国典籍、诗歌、故事传说，研究过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及东方的著述，翻阅过许多西方旅行家、神职人员、记者、军人、商人等撰写的旅行记或回忆录。他在他的书信、日记或谈话中多次谈及中国文化，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1912年，他给未婚妻写信时，甚至引用了袁枚的《寒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据说，卡夫卡对于道家特别有兴趣。他说：“在孔子的《论语》里，起初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内容越来越虚无缥缈，让读者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而我却发现，就像小孩儿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停止了玻璃球游戏。”
实际上，卡夫卡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就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后他又创作了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往事一页》、《中国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中国人来访》等。
其中，《中国长城建造时》格外值得一提。在卡夫卡笔下，这漫长的城墙是被分段筑造的，以使人们不至于因遥遥的工期而心生倦怠。筑造的技术则是一项从小开始的训练，儿童们都认定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建造者们也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与喜悦中——“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一些欧洲评论家说，这是卡夫卡在表达对维也纳环城大街的不满。环城大街是奥匈帝国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杰作，它要把贫穷、混乱的下层人隔离在辉煌的皇城外。由复杂的民族造就的奥匈帝国，必须依赖日益加强的官僚化与爱国情绪，才能把不同的人群联结在一起。而在联结中，个体的价值微不足道，它是链条上毫无特色的一环。居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虽身处于帝国边缘，却也同时感受到这迫近的压力。世界战争掀起的爱国狂热，更令这压力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卡夫卡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命运，也是颇值玩味的。由于卡夫卡生前无人问津，即使在西方也是到20世纪40年代方开始受到重视。在中国，直至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了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和《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
1979年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用当时评论家的话说：“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冲击、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现代主义却通过这种冲击深深植入1980年代作家的心灵。莫言、余华、皮皮、格非等作家先后表示，自己受到了卡夫卡的重要影响。对那一代作家来说，卡夫卡的荒诞传递了某种神奇的现实感。有如梦境，看似虚妄，却无比真实地折射着内心与命运。”
卡夫卡的无奈与绝望，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飞速向前的时代里，构成了别样而短暂的风景。这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上法学之路的少年、在工伤保险公司平庸度日的青年，于1924年6月因肺结核英年早逝，年仅40岁。
最后编辑: 201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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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变形记，俺的超爱，
中世纪布拉格：适合一个人坐着发呆
徜徉在中世纪欧洲古城布拉格，城市之美令人落泪，恍恍惚惚，亦真亦幻，总觉得脑子时常一片空白。这是个适合一个人坐在一个户外咖啡馆观看行人，一个人发呆的地方。这座城市比洛杉矶、多伦多、芝加哥更有文化底蕴，比北京、上海、广州更有人文气息，比伦敦、巴黎、罗马更有沧桑、沉稳和静谧。她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城市。
如果你还没来过捷克布拉格，那么你浪费了以前的人生岁月。这是一座任何人一生中都应该造访一次的人间仙境。如果说上帝给了温哥华九分的自然之美，那么这里生活过的人们以心灵手巧赋予这片土地以精美的建筑、街巷、雕塑、绘画和无数艺术宝库。
庆幸有一本加拿大护照。想再来，买张价值约合5000多人民币的往返机票，说话间就来了。这里的宾馆比北京便宜，住在查理大桥之下，你可以在一个百年小旅馆中一住就是一个月，也没太多花费。饮食起居所有日常消费大多比北京、上海便宜。
徜徉在中世纪欧洲古城布拉格，城市之美令人落泪，恍恍惚惚，亦真亦幻，总觉得脑子时常一片空白。这是个适合一个人坐在一个户外咖啡馆观看行人，一个人发呆的地方。这座城市比洛杉矶、多伦多、芝加哥更有文化底蕴，比北京、上海、广州更有人文气息，比伦敦、巴黎、罗马更有沧桑、沉稳和静谧。她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城市。
如果你还没来过捷克布拉格，那么你浪费了以前的人生岁月。这是一座任何人一生中都应该造访一次的人间仙境。如果说上帝给了温哥华九分的自然之美，那么这里生活过的人们以心灵手巧赋予这片土地以精美的建筑、街巷、雕塑、绘画和无数艺术宝库。
庆幸有一本加拿大护照。想再来，买张价值约合5000多人民币的往返机票，说话间就来了。这里的宾馆比北京便宜，住在查理大桥之下，你可以在一个百年小旅馆中一住就是一个月，也没太多花费。饮食起居所有日常消费大多比北京、上海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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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在布拉格的一家大商城里，感觉和加拿大差不多，除了物价明显更低一些。加拿大手工香皂一块要好几加元，在这座商城里才1.5欧元，也就2加元左右吧，所以我买了一大堆回来送朋友。听说这里禽蛋肉类也比加拿大便宜。在这里一杯卡布奇诺大约3加元左右，蛋糕也便宜。一张明信片在加拿大要一加元，这里大约40分。当地人说，这里的啤酒比水还便宜，我没喝，一直喝咖啡，在加拿大养成的习惯。
这里男女爱穿瘦裤腿。我在加拿大养成习惯爱穿宽松的，也常穿带帽衫，这里带帽衫没有北美那么普遍。
这里男女爱穿瘦裤腿。我在加拿大养成习惯爱穿宽松的，也常穿带帽衫，这里带帽衫没有北美那么普遍。
最后编辑: 2014-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