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多少个陈文英？




　　美国洛杉矶法院1月6日以政府“起诉失当”为原因撤销了对美籍华人陈文英“双面间谍”的指控。但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表示对于这个判决不服气，准备上诉


　　虽然陈文英高调地赞扬了美国司法制度，“真理和公正不仅仅是陈腔滥调”。但是，事实上，法院撤销对陈文英的指控，仍然不过是一个“技术性”的手段，也就是法官所指出的政府在这个案件的检察过程中的不法行为，并没有洗刷陈文英的“间谍”嫌疑。

　　如果检察机关仍然对陈文英提出检控的话，也就意味着陈文英可能还要再遭受一次类似的侮辱性的审查过程。而即便美国政府就此善罢甘休了，陈文英的生活也再也回复不到原来的状态。她对于美国的忠诚度已经受到了永远的质疑，她的个体命运已经被彻底地改变了。

　　这不过是近几年来发生在美国华人社群里的众多的“间谍案”以政府悄然收场、个人命运受损为结果的案例中的“又”一个。堪堪就在与此同时，美国英文报纸《西雅图时报》发表了长篇连续报道，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对于所谓的“军中间谍”余百康的扭曲的控告过程，为华人社会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所谓“华人间谍”的产生过程。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于一个少数民族个体的偏见、歧视和扭曲。

　　对于华人间谍案的记忆，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几年之前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李文和博士的例子。我们不禁要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华人中有这么多的叛国“间谍”？而他们最终又都以政府的悄然退出为收场？

　　无独有偶的是，中国大陆也不断地频频传出“抓获美国华人间谍”的新闻。而对于这些“美国间谍”的处理，也往往是无疾而终。在这样的狂乱中，我们无法不同意已故作家张纯如的这样一段话：“华裔美国人在历史上不断地被大洋两岸看成是陌生人──一个太中国而无法成为美国人和太美国而无法成为中国人的人群。”在政治需要中被热情地招募使用，在政治出卖中被无情地抛弃做牺牲品。

　　李文和博士在遭受了非人的冤屈之后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的国家背叛了我》，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被“自己的”国家所扭曲了的个人的悲情。事实上，远在1950年代的钱学森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之后钱学森的美国律师评论说：“这是一个世纪美国的最大悲剧。”

　　但显然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教训。对于华裔社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忠诚度怀疑，完全地破坏了华裔族群对于美国政府公共机构的信任度，也使他们在选择职业方向时刻意地游离、远离于政府机构，预设政府机构对于他们不信任的前提。这对于美国本身、对于华裔社会在美国的健康发展、对于华裔在美国的生活都有着长期的不良影响。

　　钱学森、李文和、余百康和陈文英在遭受了这样的遭遇之后，个人的命运已经完全改变。无论《纽约时报》如何道歉，李文和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他的个人生活实际上从此就已经陷进了一个长期的悲剧之中。

　　更为糟糕的是，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人做出负责任的正名和道歉，更不用说提供补偿。这些个人又由于美国政府故意的模糊态度而陷入了社区、社群和整个社会的怀疑的眼光中，终生都无法回复个体的尊严和名誉。而更加荒唐的是，似乎这些遭到冤屈的个人还必须因为最终逃脱牢笼而感谢美国司法制度的“伟大”：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地体味到美国司法制度的荒唐性和偏见性。

　　余百康追寻正义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多少华人的关注，只有一个弱小的群体在背后默默地支持。这显然并不符合我们这个族群几百万人数的现实。对于政府低信任度的立场预设和政府或者情报机构的远离，并不能改变族群的命运。在陈文英案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还要多少个陈文英、余百康或者李文和，才能证明华人对于美国的忠诚度？难道华人在美国，就必须是一个永远的边缘群体？必须是一个永远游离在社会主流、中坚力量之外的副余力量？是一个永远需要考量、考察和考问的群体？

　　“今天是李文和或余百康，明天是你”──这样一个看起来陈词滥调的口号，却具有真正的意义。只有一个社群对于自己的权利、对于这个社群中的个体命运有着足够的关注和维护，并且奋起而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个族群才能受到真正的尊重，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才能真正地打破“玻璃天花板”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