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人公，对自己看到的校园里的腐败现象痛恨不已，可由于自己势单力薄，根本无力改变些什么。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找到本刊特约记者，大胆披露了自己看到的隐藏在大学校园里的黑幕！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让我们首先向这位打工妹的勇气与良心致敬！
我叫尉囡，今年23岁，是四川达县人。2000年7月，我高考落榜后来到武汉一所知名高校的教授家里做保姆。
之所以选择到教授家打工，是因为我并没有放弃求学深造的想法，在这里不但能耳濡目染校园文化，而且对我以后继续读书肯定很有帮助。于是，我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张教授一家人的起居生活。知道他们口味清淡，我就买来菜谱学着做淮扬菜给他们吃。很快我就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因此，从2001年1月开始，他们就把我的工资从每月350元涨到了400元。3月，张教授为我到“自考办”报了名，要我参加自考。张教授夫妇还很尊重我，在别人面前称我为“干女儿”，连来张家的客人也对我很客气。
张教授既带硕士研究生，也带博士研究生。大学里，师生们称他这样的人叫“博导”。张师母曾很骄傲地告诉过我，张教授每年都要带十几、二十个学生，想成为他学生的人特别多。我对张教授充满了崇敬，但是后来目睹了张教授对考生的一些举动，又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2001年3月的一天，张教授家来了位客人。听了他和张教授在客厅的谈话，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何远国，想考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这次是来找张教授请教问题的。
张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何远国，除了告诉他面试前要看什么书，还嘱咐他注意身体，加强营养。张教授有那么多的学生要带，竟然还能细心到关注学生的健康和饮食，这让我感动不已。
4月底，何远国又一次来到张教授家。这次，他很沮丧地告诉张教授，自己的总分上线了，但是分数不高，加上名额有限，恐怕当年上不了学。何远国差点都要急哭了，他说如果今年上不了，明年单位可能就不会再让考了，而且即使明年能再考，也占了后来同事的名额，同事间会闹矛盾。说着，何远国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张教授，说信封里装着3000元钱，让张教授帮助活动活动，还表示要是钱不够，可以再送两三千来。
我本来以为，张教授会严词拒绝何远国。可是，没料到，张教授竟然接过了何远国的信封，还打开封口看了看，然后扔在茶几上。他对何远国说：“我尽量帮你活动。要是行，估计是要再花点钱的。”见张教授松了口，何远国一叠声地说：“那当然，那当然！”
何远国出门的时候，冲着我礼貌地笑了笑。他的笑容很复杂，既欣喜，又有点苦。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何远国打来的电话。因为张教授夫妇都不在家，他就问我是否知道他读博士的名额下来没有。我说不太清楚，何远国便很客气地请我帮忙问问。当晚我把何远国打来电话的事告诉了张教授，他沉吟了片刻，对我说：“他要再来电话，你就说你什么也不知道，让他自己来一趟。”
第二天何远国打来电话，我照张教授的话回复了他。第三天，何远国来了。张教授对他说，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是学校教务处那边还有点麻烦。何远国会意地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纸袋，从里面抽出一幅画交给张教授说：“这是一张金箔画，您看看能不能送出去，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张教授拿着那张金箔画，翻来覆去地看过后，装回到纸袋里，又扔在茶几上说：“行，我再去努力努力吧！”
这天我送何远国出门的时候，发现他没有一点欣喜的表情，也没像前两次那样对我点头微笑。他低着头，深深地又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一刻，我突然非常同情他：他应该是个很好学的人，考试也考得不错，可想读书还是那么难！我忍不住安慰了他一句：“你别太担心了，张教授一定会帮忙的。”他冲我咧了一下嘴，就走了。
那几天晚上，我失眠了。张教授这样收学生的钱和贵重礼物算不算受贿？他还要把东西送给学校教务处的人，那他又是不是在行贿……
然而，一直到了6月初，那张金箔画还躺在张教授的书桌上，我没看到张教授把它拿走送什么人。我突然想到：张教授会不会是在主动向学生要钱要东西呀？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我怎么能怀疑张教授呢？他待我多好啊！我命令自己不许胡思乱想。
到了7月份，张教授告诉何远国，他的名额搞到了，但还需要点钱最后打点一下。何远国很快又给张教授送来了2000元钱。这以后何远国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成为了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读博士不完全是靠实力呀，何远国读了博士，但是那些没给张教授送钱的人呢？也不知道张教授是拿掉了谁的名额给了何远国，那人说不定像我一样来自农村，因为贫困而失去了这个机会！我突然又对自己的出身充满了自怜。
2001年9月，何远国开始读博士了，他成了张教授家的常客。我和他也渐渐熟悉起来。他知道我不是爱多嘴的人，就经常跟我像朋友那样聊天。
博士和硕士上课，不是像中小学生一样大家坐在教室里听讲，而是平时各学各的，导师有事就把大家叫到一起谈谈，这种“谈谈”就是上课了。张教授就经常把学生全叫到家里的大客厅来上课。
张教授除了当老师，自己还开了个公司，经常能接到科研项目。2002年春节刚过，张教授就把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们叫到家里上课，问大家谁愿意到他的公司里做活，每个月固定给500元报酬，如果项目大（也就是钱多），还能发点奖金。
有个研究生问张教授，如果他到公司做活占用了时间，论文做不出来怎么办呢？张教授很轻松地告诉他们：“我是几家重点期刊的审稿人，你们的论文经我的手就不怕发不掉。你只要参与了项目，就有了东西写论文。如果实在没什么成果可写，就看别人的论文，看懂了以后，换一种角度再写一遍就是你自己的论文了。”学生们顿时轻松了起来，好几个学生都说愿意去公司做活。张教授满意地笑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教授又把博士生们叫到家里问了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一个博士愿意到张教授的公司里去干活――他们都说没时间。张教授很不高兴。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肯做项目，将来论文就很难说了。”
我私下问何远国，为什么硕士和博士对到公司做活的态度不同。我说：“张教授多好呀，自己开公司赚钱，还带大家一起赚。你们竟然都不愿意去，真傻！”
哪知何远国皱着眉头对我说：“你不懂就别乱说别人傻！在教授的公司干活，那就成了他的廉价劳动力了――你活做不好，很快他就不要你做了，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你活做得好，被教授看上了，只要活没完，也就别想着毕业了――他会说你的论文不过关，让你一直替他把活做完。”
何远国越说越激动：“其实，现在有很多导师都开公司，自己赚‘海’了，买房买车，日子过得很滋润。可是谁能想到，导师们的公司是哪些人在替他们撑着――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在读硕士、博士。刚才张教授其实就是在要挟大家帮他做活。”
听了何远国的一番话，我真的惊呆了――在我眼里如此神圣的高等学府，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料，何远国又说：“还有，导师给研究生一个月500元，你知道他自己赚多少吗？我们这样的“员工”，如果导师到社会上去聘请，没有几千块一个月是请不来人的。”何远国还说，他刚入学的时候就听说，他之前有个博士生，帮张教授做了个活，张教授给了他4000元钱，可那个博士很生气，因为那个活全是他一个人做的，张教授得到的经费是40万元啊！也就是说，除了材料费，张教授自己净赚了大约30万元。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何远国说的话，当我亲眼见到一位博士登门造访，求张教授手下开恩的时候，我才相信了这一切。那个博士因为不肯再廉价为张教授干活，他的论文一直得不到张教授的肯定，因此他读博5年多了，还不能毕业，就一直在学校这么干“耗”着。
知道了这些事，我对张教授没有了好感。我甚至开始“鄙视”他：他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竟然如此贪财！不光贪财，他还不让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毕业！
可是何远国告诫我，不论我听到张教授的什么事，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都不要在张教授夫妇面前表现出来，否则我可能就会在张家干不长了。何远国还说：“你也不要把这些事看得多么了不得，很多教授都是这么干的，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可是我还是很久都想不通：在城市马路上闯红灯都有警察管，这些教授做这样的事就没人能管了吗？还是人们根本不想管呢？
在张教授家的日子长了，我对校园的阴暗面了解得也越来越多。我发现，在许多教授们的世界里，有着我根本不知道的“游戏规则”。如果不是一次张教授喝醉了，多说了些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规则。
那天，张教授从学校组织的宴会上回到家里，很得意地对我说，在系里，他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名列前茅。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他当年确实是靠自己的拼搏搞出了科研成果，论文也获过奖。但现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他带的研究生搞出来的，学生们所有的论文他都是第一作者，因为他是导师，所以学生不署他为第一作者，张教授就不推荐，他们的论文就很难发表。
那天，趁着酒性，张教授还告诉我了很多“黑幕”。他说，论文的好坏有很多“花样”，而“花样”就在于论文和项目是否能获奖，能获奖就是名利双收了。而要获奖，就一定要和评委搞好关系。评审前，要常常请评委们吃饭、旅游，他们购买大件物品要能为他们“埋单”，只要和各位评委拉上关系，评奖就成功了一半。评审时，还要给各位评委送点“的士费”――当然不要人家真的拿的士票来报销，只要直接给个红包，说一句“交通补贴”人家就明白了。至于红包大小则要根据当次评审的重要性来定了。这样下来，想不“获奖”也难哪！
张教授笑得很自然，说得很得意，但我却像吃到了变质食物一样，有些恶心，心里充满了厌恶。
说到获奖的情况，张教授的话更多了。他说，论文和项目获奖了，在学校里评职称就有了资本，但更关键的是，项目获奖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和单位将项目交过来做。只要有项目做，那就一定能赚到钱。
此外，张教授还告诉我，现在有很多发了财的私企老板和行政官员为了提升自己，都愿意到大学来“补拿”文凭。而那些人都很忙，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做学问，于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就成了大问题。而这些人如果是他的学生，就“不能”不帮他们一下了。再说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实力”，帮了他们就等于帮了自己。
我很奇怪：为什么平时慈祥、睿智的张教授说到这些“猫腻”时，一点也不脸红，反而津津乐道呢？我记得中学课本里有篇文章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可是看看这些“脊梁”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呀！
2003年4月，我终于考完了中文自考的所有课程，拿到了中文专业的本科文凭。此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到底该走哪条路――是在张教授家继续做保姆，还是出去找个工作呢？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何远国建议我，不如请张教授帮帮忙，让我考他们学校中文系的研究生。毕竟，拿个研究生文凭找工作会容易些。
我把考研究生的想法告诉了张教授之后，他对我说：“你努力读书，有上进心，这很好。但现在读研究生学费太贵，你暂时负担不起；另外，我和中文系的人并不熟悉，找起人来也很麻烦的。”
我突然想起当初何远国上门拜访的情景，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张教授不能为我这样的打工妹“白忙活”，如果我不能“有所表示”，他是不会帮我的忙的。
最后，我选择了从张教授家“辞职”。2003年10月11日，我应聘到成都的一家文化公司做校对，月基本工资700元。现在业余时间我仍然手不释卷，一边工作一边备战考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备战考研的过程中，有些曾经考研落榜的考友，得知我曾在教授家里工作后，还特意找到我，要我给他们介绍几个愿意“帮忙”的教授，想提前和导师“交流”、 “沟通”一下，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校园的腐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蔓延开来，我不好说这是老师的错还是学生的错，难道真得就没人出来管一管吗？
（2004年8月下半月版《打工》 口述：尉囡 作者：程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