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1）
自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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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沉默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10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5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如今我已年过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月第27期：〈洪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2）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2）
■第三者出现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SIZE=-6](博讯 boxun.com)[/SIZE]



　　1967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

　　(指她生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8年，结婚10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倍。

　　■往事不堪

　　回首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两情相悦时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着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钟。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8个年头。8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3）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3）
■两地书鱼雁传情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 1950 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 [SIZE=-6](博讯 boxun.com)[/SIZE]



　　1951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 1950 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1957 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 52 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

　　1964 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 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着。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着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
1952 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 53 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

　　1953 年我加入中国，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 1952 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 53 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

　　1953 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1953 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 40 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着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 年章含之 18 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

　　1953 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停稿启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26日在原稿刊发处《香港明报》发表停稿启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4.完)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4)

　　■背景：章含之的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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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素素所写的《前世今生》，讲述了章含之的生世。
　　康克令是一种美国产的金笔的牌子，原名CANKLIN，音译康克令。……售价不菲的康克令金笔的独家经销由四大公司之一的永安百货公司担当。康克令的专卖设在永安公司一楼铺面商场，康克令小姐就是这一家专卖点的某一任名声最响亮的营业员。
　　康克令小姐明眸皓齿，态度娴雅，有着极好的导购形象和素质，康克令金笔经她之手变得非常热销。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些报纸因此专门报道这位康克令小姐。报纸的报道，更增加了她的名气和魅力。许多人专程前去永安公司的文具柜台，只为一睹佳人风采。远在汉口的记者徐铸成也有所闻，1936年到达上海时，适逢旧钢笔用坏，不买别的牌子，特地跑到永安公司，花四元袁大头，从康克令小姐手上买了一支康克令笔。
　　如此众多的顾客中，大多如徐铸成那样一睹芳容就了了心愿，唯有一位小开，每天必到。到了，也不是装作浏览橱窗乘机观望康克令小姐的仪态举止，当然更不说太多无所谓的话。他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好顾客，每天，衣履潇洒的他，走到柜台前，掏出几元钱，从康克令小姐手中买一支康克令金笔，然后回去。天天如此，从不缺席。
　　他们根本不认识。
　　但是，有哪一个女孩子抗拒得了这样的求爱攻势？ ……
　　康克令小姐终于卸冠，辞职，结束了职业女性的生涯，同倾心她的小开筑起爱巢双宿双飞。然后好景不长。小开其实早有婚配，而他那沪上巨贾的父亲，并不认可容忍儿子的婚外情，决计不惜一切代价扼杀这一段事实婚姻。
　　职业女性自有职业女性的胆识和手腕。当初，自己作了结合的决定。如今自己安排分手的事宜。既然情缘已逝，不如清醒务实。康克令小姐为自己聘请了上海最响亮的律师章士钊。
　　章士钊系湖南长沙人。1881年生，经历繁复，神通广大，早年就读于两湖书院和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在上海主编《苏报》。《苏报》案发后参加创办《国民日报》、大陆书印刷局。1904年，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1905年起先留学日本和英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在上海主持《民立报》。曾草拟二次革命宣言，并任讨袁秘书长，事败后东渡日本。1920年，章士钊在上海发起募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出国旅费。二十年代，曾出任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随后，回上海挂牌受理律师事务。章士钊一生教游广阔，乐于助人。1927年，曾在北京鼎力营救李大钊，1933年又为国民党捕获的陈独秀出庭辩护。同时他也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级顾问。
　　康克令小姐一针见血一矢中的，单单委托章士钊。有这样的律师代为出面，还有什么事情摆不平？
　　康克令小姐的这段恋情，以五万元的代价一拍两散。
　　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独自生活的康克令小姐，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职业女性，她知道她没有权利沉缅在失败中，她必须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一段时间过后，度过困难期的康克令小姐，燃起了新的爱情，有了第二次婚姻。而她的女儿，被好心的章士钊夫妇收养，成了日后的章含之。”
　　谢谢素素严密考证之文。可仍然还不确信，又挂长途到上海去询问我认识的一位市民晚报记者老前辈。他听我道出疑问之后，毫不惊讶地回答：这是当年十里洋场非常著名一桩风流案件，曾被大小报纸炒得天翻地覆，早是旧闻不新鲜了。▲ (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

　　摘选章含之洪君彦女儿洪晃传略：
　　《我的非正常生活》
　　■我爸爸的魅力
　　我没有让我爸爸写任何东西是因为他的眼睛不好，要开刀了。我很疼我爸爸，他像个长不大的大男孩。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时候坐1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1977年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又开始在一起生活。我爸爸开始教我骑车。其实我已经会骑车，但是我爸爸说我的技术不过关，他不放心，我回家就叫我蹬上车和他去练。现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为了找一个机会和我单独在一起，他知道我和朱一景和不来，也难为他了。
　　我们练车都是去圆明园的旧址，那时候那里没有旅游点，真是一片废墟，我们骑累了就坐在被八国联军推倒的汉白玉柱子上聊天，我爸爸喜欢问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叹口气说，我研究了20年美国经济，还不知道信用卡长的什么样。
　　我去美国自费留学是我爸爸给我联系的，对于我没有上大学他不仅不高兴，而且还有些内疚。那时候北京大学经济系有个叫欧文・巴尼特的访问学者，他是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的，我爸爸通过他给我弄了一个奖学金，我就第二次自费留学去了美国。
　　我在New Paltz上了大一，学期末我爸爸也到美国来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富布赖特奖学金学者。我没有跟我爸爸抱怨任何学校的事，但是我爸爸却看出来我不喜欢New Paltz,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宿舍里的人都吸毒，而且经常三四对男女在一个宿舍过夜，没人好好念书。我爸爸没说什么，没过两个月，帮我在瓦瑟大学找到一个奖学金，我就转学了。
　　去年我爸爸回国换肾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东西，大概最能说明我爸爸的性格和我们的关系。他那时候在我身边，所以写出来的文字比我这种半夜三更的回忆更加能够把他写活，因为我爸爸是那种需要你体验才能知道他的魅力的人。
　　■我爸爸的逻辑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
　　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文革时期，我爸和我妈离婚以后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吹了之后她去领导那里告我爸，那时候想整人就提“作风问题”，一整一个准儿，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又是离过婚的人。
　　领导找我爸爸谈话说：“老洪啊，你怎么犯这种错误呢？本来都要让你复课教学生啦。”
　　我爸闷头不说话。
　　领导又说：“老洪啊，干校的苦你还没受够吗？你要是再受一次处分那可就又得回干校了。”
　　我爸听了有点动心了，大概干校挺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笑眯眯地对领导说：“那我怎么办呢？”
　　领导看我爸有点悔改的意思，就比较高兴，建议说：“老洪啊，这么着吧，我和党委再说一说，你就跟这个女的结婚吧，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啦。”
　　我爸一听，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回干校吧。”
　　领导没有见过如此不知好歹的，气愤地问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不顾全大局的决定，我爸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你想想，她没结婚就这么整我，那要是结婚了，还得了！”
　　就这么着，我爸又回干校放了几年鸭子。
　　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然后又去看老朋友，气得我骂他们两个人怎么都这么不懂事，然后把他们赶回了医院。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得挺好的。
　　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继承我爸的逻辑，虽然毛病多了点，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活得挺自在的。▲(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

俺对章含之没好感。机会主义者，不过没踩对点。

非常感谢楼主。你的转贴使我消除了一些疑问。我在国外曾看到一些回忆录，讲章含之曾是毛的英语教师，并多次被宠幸过，我当时还怀疑，因为章的父亲是章老太爷，是中国历史上能写上一大笔的人物，他的女人能那样风流？不太可能吧。但看了你的转贴，我明白了：有其母必有其女。

主席身边尽是美女，难怪江青死劲作。

amyz8299 说:

主席身边尽是美女，难怪江青死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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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应该同情江青，她的一些表现纯粹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心理扭曲的无可奈何的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