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TED环球大会在爱丁堡举行。6月13日,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李世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题目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发展的两个三十年故事,突破了以往TED演讲题材,涉及中国崛起的历史、制度、经验等方方面面,引起现场热烈反响。观察者网编辑列席大会,下面是演讲全文,摘要已刊发于今日的《环球时报》: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
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
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
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
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
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
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
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
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2. 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3. 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习近平:我的"黑帮子弟"生涯(图)
文章来源: 多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02年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曾写过一篇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详细自述了文革期间由于父亲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被立案审查,自己作为“黑帮子弟”到故乡陕西插队落户,与乡亲们一道打井、筑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面貌的经历。全文如下。
1993年习近平回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看望乡亲们并合影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的香甜;二是饮食关。
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做他们中的一分子。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做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
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现在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写的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感到惨,但是当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是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是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了,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了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5天,最后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
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后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者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
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
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次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大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二万六,号称三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的过去吗?
中国要想富强，非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把坏分子清洗，然后再进行日本式的全面教育不可！
中国要想富强，非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把坏分子清洗，然后再进行日本式的全面教育不可！
大家都認為別人是壞份子，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