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梁實秋--梁文薔

我的父親梁實秋--梁文薔

“ 梁實秋” 是20 世紀華語世界裡一個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 年的時間，以一己之力，翻譯了四百多萬字的莎士比亞全部劇作和三卷詩歌，又著成一百萬字的《英國文學史》，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及三十多種英文詞典和教科書，堪稱翻譯史上的一個輝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緻的的散文作品，確立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 “ 子承父業” ，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 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

我的父親梁實秋
梁文薔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一個場景：1982 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裡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心情有些煩躁。

　　“ 我發誓，我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 我有些發洩性地抱怨。

　　“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 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我有些吃驚地抬頭看他，父親並沒有回應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 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 什麼題目？” 我有些納悶地問。

　　“ 梁實秋。” 父親把目光從很遠的地方移過來，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我一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默默地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他並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要我寫，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 爸爸” 。我雖不是文學家，但在父親故去的這些年來，我努力地用各種方式了解父親，零零散散寫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憶起來，感覺又回到了溫暖的父愛中。

　　1903 年父親出生於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注：清朝政府於1862 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1912 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流氓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

　　父親14 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 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FONT=細明體]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像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FONT]

　　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 清華學校” ，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 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那些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來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的8 年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應該是梁[FONT=細明體]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學生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父親他們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FONT]“ [FONT=細明體]啟超沒有什麼學問[/FONT]――” 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 可是也有一點嘍！” 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 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 ；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FONT=細明體]啟超的激情和文采給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FONT]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以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里之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 先見之明” ，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或許由於太緊張，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著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 極不光榮” 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

　　1923 年8 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 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 傑克遜總統” 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FONT=細明體]偷偷地戀愛了；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FONT]“ 我尚未被汽車撞死！” 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 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週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 您修習什麼？”“ 文學。你呢？” 父親回答：“ 文學批評。” 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 海嘯” 。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FONT=細明體]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像是[/FONT]“ 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 秋郎” ，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 文革” 中，父親在台灣聽說“ 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 ，他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見報後，女作家凌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 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 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但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正在醫院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但仍能感覺得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一本書，我說：“ 爸爸讓我帶句話：' 他沒變。'” 冰心很開心地笑了，然後說：“ 我也沒變。” 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 年秋，父親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裡的醬正[FONT=細明體]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著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裡卻往小碗炸醬裡加了四[/FONT] 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拼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 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裡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對於戲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選，一時竟然競爭頗為激烈，爭來爭去之下，顧一樵乾脆讓父親自己來演。冰心在裡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 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 女演員站在那裡微笑，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嘆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鬚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著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 趙五娘” 唱的是“ 少小離家老大回，[FONT=細明體]鄉音無改鬢毛衰？？[/FONT]” 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 趙五娘” 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動盪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著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就趕緊回國了。1927 年2 月11 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以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 戰爭” ，張舜琴經常哭著跑到我父母那裡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了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他們都是“ 新月派” 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適叫“ 大哥” 。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 論戰” 。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台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 過節” 。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 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 父親回答得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 年，父親又帶著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 年在青島出生的，1 歲多時，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 年我特地回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時，一看石碑上刻著的“ 梁實秋故居” 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 年7 月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 黑名單” ，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后，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7 年之久。

　　1944 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三個孩子11 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裡，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FONT=細明體]盯著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著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FONT]“ 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也許是個“ 洋派” 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裡，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親[FONT=細明體]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FONT]他從美國回來立即[FONT=細明體]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FONT]“ 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 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併沒有就此熄滅，1948 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FONT=細明體]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FONT]

　　當我們漂泊了16 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著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

　　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 無立錐之地” 。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它物。

　　我們初到台灣時，對“2 ？28” 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台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紹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FONT=細明體]絕對不涉及個人閒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台灣最初的艱難時期。[/FONT]

　　台灣那時也有“ 白色恐怖” ，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FONT=細明體]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FONT] 道父親是否有“ 思想問題” 。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FONT=細明體]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FONT]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FONT=細明體]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FONT]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 歐米伽” 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 歐米伽” 是父親過生日時，30 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舖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 梁先生，對不起您！” 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情，但也無濟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台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 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之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台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台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父親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翻譯，但其餘兩位後來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在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 信達雅” 地翻譯出來，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著說：“ 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而在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了台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FONT=細明體]嚐了後，總是搖頭嘆氣：[/FONT]“ 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台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 獨生女” 。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裡，喝茶閒聊，話題多半是“ 吃” 。從當天的菜餚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FONT=細明體]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嘆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FONT]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裡發現，他們手拉著手坐在一起。1974 年4 月30 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 你不要著急，治華（注：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 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 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踪。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託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FONT=細明體]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FONT]

　　雖然父親後來與韓菁清女士又結了婚，但我沒有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詳細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給我寫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壞，他仍然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裡不能自拔，幾乎每年在母親的祭日那天他都會寫一首詩紀念，而且幾乎在每一封信裡，他都會寫“ 汝母” ，他都會很沉痛地懷念母親。

　　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們心裡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台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匯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 年的經歷，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裡，珍存著。

　　1986 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時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著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 年11 月3 日，父親因突發心髒病住院。當時，小量的輸氧已經不[FONT=細明體]夠。父親窒息，最後，父親扯開小氧氣罩，大叫：[/FONT]“ 我要死了！”“ 我就這樣死了！” 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七手八[FONT=細明體]腳忙亂了[/FONT]5 分鐘。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 分鐘裡，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慾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臟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FONT=細明體]絕筆之一是：[/FONT]“ 我還需更多的氧。” 父親的手一生中寫了不知幾萬萬字，沒想到，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思及此，肝腸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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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用hao123转过来的简体版

我的父亲梁实秋--梁文蔷

“ 梁实秋” 是20 世纪华语世界裡一个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 年的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又着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堪称翻译史上的一个辉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緻的的散文作品，确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 “ 子承父业” ，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20 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複杂情感。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蔷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一个场景：1982 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裡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麽，我总感觉又有那麽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有些烦躁。
　　“ 我发誓，我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 我有些发洩性地抱怨。
　　“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 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我有些吃惊地抬头看他，父亲并没有回应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 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 什麽题目？” 我有些纳闷地问。
　　“ 梁实秋。” 父亲把目光从很远的地方移过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麽要我写，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 爸爸” 。我虽不是文学家，但在父亲故去的这些年来，我努力地用各种方式了解父亲，零零散散写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忆起来，感觉又回到了温暖的父爱中。
　　1903 年父亲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 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1912 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变兵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职，不愁生活，以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时，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几个孩子，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这都应归功于早期教育赋予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修养。
　　父亲14 岁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父亲是一个老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外闯荡过，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 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像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决定后，便急得哭起来。
　　但父亲很顺利地考上清华。我想清华八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 清华学校” ，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进行西式教育。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 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那些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来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的8 年学习中，对父亲影响较大的一位应该是梁启超。那时梁思成是父亲的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学生商议想请梁启超来演讲。通过梁思成这层关係，父亲他们很顺利地请来了梁启超。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 启超没有什麽学问――” 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 可是也有一点喽！” 这样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得到的。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裡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 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 ；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以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之后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亏他有“ 先见之明” ，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出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或许由于太紧张，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 极不光荣” 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 年8 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 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 杰克逊总统” 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麽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地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 我尚未被汽车撞死！” 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 年夏，父亲在四川北培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的消息，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週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的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 您修习什麽？”“ 文学。你呢？” 父亲回答：“ 文学批评。” 然后两个人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报名定为“ 海啸” 。冰心的那几首着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像是“ 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 秋郎” ，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 文革” 中，父亲在台湾听说“ 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 ，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一文，回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 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 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但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正在医院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得到她的风度和优雅。冰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交给她父亲叫我带给她的一本书，我说：“ 爸爸让我带句话：' 他没变。'” 冰心很开心地笑了，然后说：“ 我也没变。” 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麽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 年秋，父亲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麵，锅裡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裡却往小碗炸酱裡加了四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 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裡看戏。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对于戏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选，一时竟然竞争颇为激烈，争来争去之下，顾一樵乾脆让父亲自己来演。冰心在裡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 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 女演员站在那裡微笑，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走过去，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实外国人并不懂得他们究竟在演了些什麽，只是觉得那些红红绿绿的服装和正冠捋鬚甩袖迈步等的姿态很有趣，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他们让演赵五娘的那位中国留学生抱着琵琶，选个词阙自弹自唱，结果“ 赵五娘” 唱的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要知道这是唐朝贺知章的诗，而唱的人“ 赵五娘” 却是东汉时期的人，不过好在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动盪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三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之言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着年纪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就赶紧回国了。1927 年2 月11 日，父亲与母亲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 战争” ，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父母那裡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了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 新月派” 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 大哥” 。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着名的“ 论战” 。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麽“ 过节” 。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 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麽？” 父亲回答得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麽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恆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现在关于那场论战，已经有书把他们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现在的读者也有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 年，父亲又带着家人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 年在青岛出生的，1 岁多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请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 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 梁实秋故居” 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有安定多久，1937 年7 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 黑名单” ，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7 年之久。
　　1944 年，母亲隻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11 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裡，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麽，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我们一个个激动地说：“ 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亲也许是个“ 洋派” 的人，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裡，一起吃饭，就要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 你父亲英文那麽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说英文？” 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穿中式长袍，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併没有就此熄灭，1948 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麽样。
　　当我们漂泊了16 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一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麽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麽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 无立锥之地” 。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它物。
　　我们初到台湾时，对“2 ？28” 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係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工业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绍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教课，教的是初中生，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题，每次来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閒谈，全部都是为人处世之类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帮助，我们度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 白色恐怖” ，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 思想问题” 。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然说出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查私人信件、将内容外传、又传回写信人，我们当时除了觉得滑稽，也只有无奈。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熘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 欧米伽” 手錶、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 欧米伽” 是父亲过生日时，30 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舖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察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 梁先生，对不起您！” 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济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3 岁。后来因为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儿翻译，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其馀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在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很苦的事，因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写的，首先很难读懂，再“ 信达雅” 地翻译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 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了台湾、去了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麽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嚐了后，总是摇头叹气：“ 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 独生女” 。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裡，喝茶閒聊，话题多半是“ 吃” 。从当天的菜餚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裡发现，他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 年4 月30 日上午，父亲与母亲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前，母亲以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 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 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 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託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裡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那天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裡，他都会写“ 汝母” ，他都会很沉痛地怀念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们心裡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诵经焚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 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裡，珍存着。
　　1986 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时前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着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在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麽叫出租车，怎麽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做他的没出过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 年11 月3 日，父亲因突发心髒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 我要死了！”“ 我就这样死了！” 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牆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 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 分钟裡，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慾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 我还需更多的氧。” 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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