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一百年多年前的美国人对国人的描述蛮不错的呀
这本书有个日译本叫《支那人气质》
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在《“立此存照”（三）》一文中发表了如下言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也就是说，在他逝世前的半个月，他还在念叨着这本他很看重却又不无抵触的西方传教士著作。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面子就是形象，中国人始终要保持一个光荣的形象，把公平公义摆在一边。伊斯兰教徒和日本人也很在乎光辉形象，集体的装腔作势、自欺欺人。所谓的耻感文化，就是拒绝忏悔。第一章 保全面子
乍一看来，把全人类所共有的“脸面”当做中国人的特性，可能太不合理了。但是，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脸面”的意思，哪怕是作不完整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人具有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演戏的姿势，鞠躬行礼，下跪叩拜。
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情形似乎多余，或是可笑。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当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人的讲话就像是面对众人。他大声他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如果他心情愉快，他会说自己是光荣地“离开舞台”；如果心情不好，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退出舞台”。所有这些，如果明白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这里根本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的问题。一场戏中，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进入幕后，因为那将会糟踏世界上的所有好戏。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那就会有“面子”。在他们表演时，不理他们，小看他们，喝倒彩，他们就“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应该一提的是，如何做到有“面子”，其技巧和造诣往往是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西方人经常是忘记了其中戏剧的因素，而走进与之无关的事实领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海岛的戒律，一种潜在的，不可否认的力量；只是“面子”可以反复无常，不可简化为规则，并且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存在着差异，因为他们决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常有的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必需认真考虑“面子”的平衡，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考虑权力平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的原则，而
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有关的“面子”进行分配。执行公正的原则，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从道理上讲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诉讼的裁决中、按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常有发生，这使得相当大比例的裁决在所谓不分胜负的比赛中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应当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统统拒绝是很少见的，或者根本不可能。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因错而受到指责是“失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充分，也要为了保住面子，予以否认。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有证据，他也会不客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找到了球（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还说：“这是你“丢”的球。”一位侍女把客人的削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并且还谎称是她找到的。这样，“面子”保住了，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井傲慢他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面子”没受到损伤。一个人放了一笔债，他知道他已不可能收回；于是他找到欠债人，给予严厉的威胁，以表明他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没有收回债款，但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来保证他将来不会再遇到此类事。一位仆人失职或拒绝做某些份内之事，当他知道主人打算解雇他时，他会故意再度犯规，并自己提出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
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这就是被杀头时准许穿戴官袍，以保住他的“面子”。
这是千年修炼的结果，中国人富有创造力，几乎全部限于民用。贫穷对人的塑造和磨练是另人叹为观止的，钱都上皇上和高官那儿去了，只能用有限的资源活出精彩。中国人的韧性和抗压能力，计算能力和材料循环使用也是世界一流。第二章 节俭持家
“节俭”这个词表示持家的原则，特别是指家庭的收支关系。按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这一词包括 3 个不同方面的含义：节制花销，制止浪费，用少花钱多办事的方式调节收支。无论从这 3个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中国人都算得上是杰出的节俭能手。 到中国旅行，最初的印象之一是民众的饮食相当简单。众多的人口似乎全依赖于品种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种豆子、谷子、青菜和鱼。这些再加上其他一些食物，就是亿万人主要的食品，也许逢年过节遇到特别的事情，再增加一点点肉。
在西方各国，人们想方设法为生活非常贫困的人提供廉价且富有营养的食品，那么，一定也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平常的年份里，每个成年人每天花不到两分钱就完全能够得到足够量的生活食品。在灾荒的月份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分半钱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这意味着中国人做菜做饭的水平是很高的。虽然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食物很少且不精，有些还淡而无味，甚至倒胃口，但又必须承认，中国人在准备饭菜方面是超一流的烹好大师。在这一方面，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把中国人列于法国人之下、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是否应该排在哪一个国家之下，我们不敢说得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但他们在某些国家之上，这是无可争辩的。我在以前的一些小文章中已经说过，即使从生理学家的观点看，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也算得上是很高明的。中国人的食物原料简单，制成品却是花样繁多，其烹任技术之完美，即使是对中国烹任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有所听闻。
另一件以往没引起我们注意却是很有意义的事实是，中国人在做饭菜时很少浪费，一切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在普通的中国人家庭，即使是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除了很少一些不值钱的之外，都留待下次再用。为了说明这一事实，只需看一看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这些家养动物靠人们的剩菜剩饭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新兴的国家中，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猜想，像美国这样日子好过的国家每天所浪费的东西有可能够亚洲 6，000 万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些剩余的东西不被浪费，而能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正如许多中国人“吃饱”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整理出来以备下次再用一样，即使是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以备下次热过后再喝。
有一个时时处处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是，中国人对吃的东西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于讲究。什么东西都迟早会成为他们的网中之鱼，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干活，许多地区还使用骆驼。但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牲口只要一死，甭管是意外之死、老死或病死，一般都吃掉。无疑，这在我们一些读者看来，显然过于节俭了。在中国，牲口死了，把它吃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即使牲口偶尔死于像胸膜肺炎一类的传染病，也还是这样做。不过，在他们看来，这类病畜肉要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更差，因些出售的价格也较便宜，但还是都卖了，都被吃了。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类病畜肉进入人的体内，会产生某种疾病，但还是要花较少的钱去吃这种肉去冒险，无非是贪图便宜。当然，应当说，这是不常见的。死狗，死猫，也像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吃掉。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亲身了解村民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死后煮了吃的事。其中有一次，有人提议去问问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但狗“已下锅”。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的人不可能放弃这顿美餐，结果，在这次狼吞虎咽之后，居然仍是平安无事！ 有关中国人节俭的另一个事例，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燃料在饭锅的制作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中国，燃料缺乏因而十分宝贵，一般有树叶，庄稼的根茎，这种燃料只有一把火就没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因此用起来要非常小心。顺便说一下拾柴的过程，这也可反映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每个小孩，即使他还不会做其他什么事，但至少能拾柴。秋冬时节，到处是拾柴大军，他们手持竹耙，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孩子们进入树林，用木棒打落秋叶，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甚至树叶还在随风飘落时，一些心急的拾柴人就开始去“抓”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工和省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同样能派上用场，这是议会中“家庭经济”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一处不能用的，在另一处肯定能用，即使是一些碎布头，还可用来粘合成鞋底。伦敦和纽约的慈善家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人，并不切实际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为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这样做弊多利少。但是，无论是谁把同样的物品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和穿着风格与我们根本不同，但也可有理由相信，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一丁点儿也不会被丢弃，而与其他布料配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为朋友题词，题完词的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用线缝而不用浆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再小的东西都会引起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知道每盒火柴的蝇头小利。
中国人的账簿用过后，每一片都还用的着，或是糊窗子，或是做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对，而认为是理所当然。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和龙》一书中给出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 5 小时，23 英里路，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走了 46 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只是为了节省 5 分钱！ 还有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 35 英里路，然后撑船回去，自早晨 6 点起就什么东西也没吃过，舍不得花 3 分钱买两大碗米饭。后来，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 2 点才到广州。这些人已是 27小时没吃东西了，负重走了 35 英里路，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 15 英里，还要再加上他的行李！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纯朴的天性。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说起来很怪）在北方，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园里，光着身子到处乱跑。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中国人使用的独轮车相当大部分转起来咯吱咯吱地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心平气和”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习惯。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答帚掸去她孩子身上的尘土，好奇地问：“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回答说：“自他生下来就还没洗过。”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就是把“比污垢更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中国人肯定把外国人看做是“浪费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元疑还有距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条件非常不利，但仍喜爱干净，其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由于节俭的本性，要买任何现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可买到部分“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组装。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正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说到过许多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在普通的房子里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类作坊在我们看来，并不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表现某种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但是却没有人去改善它。他们似乎能够白手起家干一切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还有，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子里，总共就是那么一点点大，像是建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而且是长期地用下去，不花钱。 在中国，说明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谷物贡品的管理，宁可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谷物贡品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的稻谷不是用机械，而只是靠一帮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又仅仅是泥岸！
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之一是建一个又长又精致的棚子，用来晾烟叶。而在中国种烟草的农村根本就没有这桩花费。晾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后，这些茅草与其他草一样仍是很好的燃料。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挂起来，正像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这样做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居住在中国细心观察的人都能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瞒珊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离祖坟近些，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的费用。
三代人努力考试，还是因为皇帝、高官与普通民众之间生活差距太大，前者不是服务者而是剥削者，后者大多生活太艰苦，勤劳也是不得已的。第三章 勤劳刻苦
勤劳是指习惯于勤奋地干任何工作--始终专心工作。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永远受到尊敬的美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可以由 3 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换句话说，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所谓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劳者的人数；所谓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工作”的能量。这 3 个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一般说来，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的侨民，他们所获得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确实相信中国人的勤奋。初到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懒汉是不常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忙什么。当然，也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他们可以不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种平庸。在中国，富人仍然像他在贫穷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一般不会放弃。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分别看一看每一阶层所表现的勤劳。 西方人很难接受像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总体上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但仍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只为勤奋，不求回报。为有钱人买官而敞开的许多后门似乎很可能会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们“阿职买卖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后果。各省都在抱怨，每一职位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有各级考场，从最低的到最高的，都人满为患，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只要我们想想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生动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三字经》中所提及的传统读书人的勤奋，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至今仍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努力效仿。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获得初步的成功就开始放弃往日的勤奋，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做读书人，而把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不断奋斗直至功成名就的人。除了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经过同样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同样都是在 80 岁时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 年春天，北京的《邸报》上披露了各种材料，其中有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事。福州总督报告说，福州秋季考试中，有9位超过 80 岁和 2 位超过 90 岁的考生通过规定的考试，他们的考试文章，结构严谨，文字书写有力、准确。他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后己过 60 年，在此期间已参加了 3 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当授予名誉头衔。河南总督以同样的方式报告说，有 13 位超过 80岁和 1 位超过 90 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为期 9 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练，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那里有 35 位考生超过 80 岁，18 位超过 90 岁！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于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则并不亚于他们。农民的劳作如家务一样，没完没了。所有北方各省，除了冬至前后有一段相当短时间的空闲外，一年到头就根本没有闲的时候，要做的事很多。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有点类似，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农民是这样，雇农更是这样，雇农们长期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正如农民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各种害虫，雇农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以便能填饱肚子，养家活口。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往往是半夜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习惯，无论何时，在路上都可看见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当没有其他事可做时，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养家活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撬，搞搬运，赚点小钱。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都是在编制帽子，这种帽子还是大宗出口产品。中国妇女往往是不停地手纳鞋底，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是在村口聊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她们或许还搓棉花，以备纺纱。总之，她们从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阶层，商店职员的生活，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清闲的，但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任务繁重，只是在精神麻木时才可稍停片刻。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收市很晚。簿记制度采用一种复式簿记法，非常细致，使得账房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而常常忙到深夜。店员们在无事可做时，就坐下来挑捡收进来的铜钱，看看有没有值钱的铜板。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是最让人羡慕、每一有志者都设法跻身于其中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埋头于各种公务，必须对每桩事的成功负责到底，而这类公务之繁杂，同样令人吃惊。以下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发，因为 3 点至 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 点至 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 点至 11 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 12 点至下午 2 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 2 点至 5、6 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 7、8 点之前到家。”我们的工会为实行每日 8 小时工作制而奋斗，当看到上面这每日的工作安排时，又会有什么滋味呢？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 6 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在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此类事的再度发生并不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所持续的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大的。中国人的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之时，往往是半夜后不久，中国的皇帝每日上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的怀抱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最自然的事。天子的所作所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还没亮，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站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夏季清晨 5 点半后，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没有比这里更能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在黄浦江边建起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动静时，而亚洲人却已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进入了高潮。几小时后，当西方人开始轻松自在地与中国人抢占市场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半天的活。
约翰。戴维斯先生曾相当正确地评论中国人的“热爱劳动”，他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环境方面是成功的。这种热爱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长期的高度重视。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仍需说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工作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试图把我们的模式强加于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那只能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缺乏我们所高度尊崇的诚心。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基督教《圣经》的指点便能知道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成熟的宗教和哲学虽然可以对中国人产生影响，却不能使他们改变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正像荷马之神，他们从来就是不慌不忙。人们不禁要问，当有朝一日白种人与黄种人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之时，谁将败下阵来？ 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假如这一格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以克服所谓“恒久关德”的明显缺乏，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无可置疑的了。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的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比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关于礼貌，文革以后已经大不一样了。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如今中国人和其他亚洲移民给人的印象是rude and mean。如果能回归儒道当然好，只是现状有些积重难返。第四章 讲究礼貌
看待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貌一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一是赞赏，另一是批评。我们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撤克逊人有许多美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刚，外柔则不主要。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有那么多的亚洲人在调解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比我们高得多的技巧，内心不由得充满羡慕。这是不会做某事的人对于能轻松做这桩事的人的一种羡慕。即使是对中国人具有过分偏见的批评家，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貌升华到一个完美的高度，这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且未曾体验是想不到甚至几乎不可想像的高度。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典籍上记载有礼仪准则 300 条，行为准则3000 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要延续下去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已经设法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一种内在的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们对待教育一样。这个民族的精英，曾为人们的日常交往制定出繁文缛节，而在西方，这一切只适用于宫廷和外交往来，当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被这些繁文缛节所束缚，而是这些规矩就像节日的盛装，该搬出来时就得搬出来；至于在什么场合需要这样做，中国人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辨认。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么他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偶尔忘了 9乘以 9 是多少一样，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之所以不会欣赏，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观念，这就是“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在西方，把个人的幸福（在理论上）看做是全体人的幸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看法，但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完全与之相反。像所有的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并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目的只在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这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不令人发疯，也会令人不知所措；而在中国人看来，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有前就有后，有后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就像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王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王也走一子”。后来，对手事先告知说：“鄙王的士要吃尊王的卒，走到鄙王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输赢与说几句客套话毫无关系，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说出下一步棋，否则就会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一样，中国人对于对手的每一步棋若不能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应，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即是下棋，不懂这些客套就等于无知。 同时，中国人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是有城乡差别的。一个乡下人，虽然他知道必须有礼貌，但他并不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哪些具体要求。 但同时必须承认，即使中国有难得一见的不懂礼貌的人，他们也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只是怀中的婴儿。
一般说来，除非外国人曾有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又担心自己有所失礼而被误认为没有教养，否则，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人那样的礼貌之举。外国人并不懂那么多的“规矩”，即使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也表现出那样的麻木和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在仿效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礼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理所当然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野蛮人”。 礼貌可以比做一个气垫。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它却能够很好地减缓颠簸。同时，还可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所表示的礼貌（完全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那样）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如何待人，其次才是考虑到客人是否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偏偏要为你生火沏茶；结果让你被烟熏得流泪，呛得喉咙像是在吞苦药；而主人仍然自信自己知道该如何待客，至于客人不乐意，那完全是客人自己的事。再比如，你在乡下租了一问较差的房子，房子的主人认为把房间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下是他的职责；你已经来到了房间，他仍然还在打扫；飞扬的灰尘弄得你睁不开眼，你恳求他别做了，但他仍然继续做。也许，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应该为客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乐意。请客吃饭也有这样的礼节，这是令初来乍到者生畏（而有所涉足者常见）的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地为你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管事实上你是否喜欢吃，是否吃得下。若是你一点也不想吃，主人似乎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而主人则肯定他自己并没有失礼；也没有人会说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这种游戏规则，那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位中国新娘照例去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她背朝夫人，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结果使女主人感到奇怪和生气。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礼是因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向，她并没有在意女主人是在房子的南边。如果这位外国夫人不清楚自己应当站在房子的什么位置，那么这位新娘也就不必在意女主人会怎么想；至少她表明自己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磕头！ 中国人的礼貌常常表现在送礼上。如前所述，这是给受礼人“面子”。所送的礼物有某种固定的老式样。一位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礼品盒，这些礼盒用红纸包裹得清清楚楚，内装油腻的糕点；即使他根本不可能吃，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表示不愿意接受，否则他只好拿去送人，送礼人还是不会把礼品拿回去。 中国人的礼貌决不是不允许人们“对礼貌吹毛求疵”。受礼人经常会问，这些礼物花了多少钱。到别人家做客的人在与男女主人告别时常说：“给您添麻烦了，让您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曾应邀参加一次婚礼。婚礼上糕点丰富。婚宴进行中，端上一盘糕点，仅有两三块，热气腾腾而受到夸耀（似乎都喜欢热的）。由于这位外国人是贵客，这盘糕点端给了他。但他却婉言谢绝了。不知是什么道理，这给正在进行的婚宴投下了一片阴影，那盘糕点后来没传给其他人，而被撤了下去。原来，按照习俗，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送一份礼钱当做婚宴的花费，照例是客人还在席上时就开始收钱，但在中国人看来，向客人收礼钱是不礼貌的，于是就以向客人送热糕点为托辞。每个人都知道送热糕点的用意，唯独这位外国人蒙在鼓里，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在当时拿出自己的礼钱。后来，他又应邀参加这一家举行的另一次婚宴，这次，这位外国人有趣地听到婚礼主持人比西方人还直截了当地对客人们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吧！”显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在否定了中国人礼貌中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之后，我们仍要在社会交往方面向中国人学习许多东西。保持我们的诚实，抛弃我们的鲁莽，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西方人的坚定的独立性掺入一定量的东方人的温文尔雅，那一切将会更好。 然而，许多西方人根本不会用这种观点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住了许多年，以致于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里的风俗习惯。当他后来回伦敦时，他已习惯于向见到的每一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鞠躬时，这位朋友嘲笑他说：“老朋友，请看，这里没有你的法国猴子可耍！”如果人们能够集东西方之精华于一体，能够安然地走在狭窄的、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那该是多么的惬意！
有言在先就是缺乏信任。这几十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一直在走下坡。第七章 易于误解
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以更加的勤奋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注意你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即便他们听清楚你所说的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没被搞懂，至少没有全部搞懂。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必须放在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类短语，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不在乎时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
在中国，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你将来干完活之后，你就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人只是简单他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不受“时间关系”的限制。因此，他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复告诫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尤其要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串”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明白的。若是与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一开始就必须作大量准确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
“自作自受”，这在中国是太常见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场合，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骡子，直至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苍蝇挠痒痒。看到这一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论，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他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头；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气，而任性的车夫则不然。受雇的车夫虽然在半路上不听从他的雇主，甚至对于雇主明确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也不予理睬，但过了半天时间到达终点时，他却对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为予以辩解，并且赔不是。旅行者与他的车夫，船夫立下一个字据，通常是明智之举，这样就不会因可能的误会而带来麻烦。
“有言在先”，这是中国人谨慎处世的至理名言。然而，事情往往是，即使费尽心思订立了字据，也还是会有出现误解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发现钱是引起你烦恼的重要原因；至于对方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苦力，这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有中国人都有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他们就像腊月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且不费劲。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在某些方面也独立地发展出这一中国人的天赋。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对此，中国人不久就会有所觉察。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对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 6 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就像犹太人的那种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
1860 年之前西方与中国人所进行的一个世纪的外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习惯并没有消失。与中国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力图对被完全误解的事进行解释的历史。无论如何，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国人是遵守诺言的，尽管也有例外。而且同样非常相信外国人办事公正（尽管也有某些个人和国家恰恰相反）。但是，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人有能力对付即使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是这样说的”，“不，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就算我们都是傻瓜，请付钱，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千百次争论的实质，而百分之九十七的结果是外国人付了钱，中国人心里很清楚，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给钱的。在以下的 3 个事例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而且是三次有两次成功。有过体验的读者会发现每天都有大量各种误解的例子。你告诉一个苦力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而把开始抽芽的草皮留着，从而使你能够看到渴望已久的一片珍贵的草地；可是，这只粗心的牛拿着锄头把所有绿草都铲除了，使之成了荒地，还说这样才干净。他不“理解”
你的意思。叫厨子到很远的菜市场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他没买鱼回来，却买了三只大鹅；他认为你就是这么吩咐的。他不“理解”你的意思。派送信人在收信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说，法国领事馆不收该信件；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结果误了收信时间。他不“理解”你的意思。笔者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误解和被误解。这位朋友去拜访一家中国的银行，银行老板与他关系良好；当说到最近银行附近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时，这位外国人为大火没有蔓延到银行而向老板表示庆贺。对此，这位老板立刻觉得尴尬，并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好！”直到后来，我的朋友才发现，他的冒犯之处在于他的话可以被误解为：大火如果再近一点把银行烧了，那才是最不幸的。因此，尽管是表示庆贺，但也属犯忌。一位刚到京城不久的外国人看到一群骆驼，其中有只小骆驼，就对长期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说：“你回家时，告诉我的小孩，让他出来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看过，这一定会令他非常高兴。”车夫没有立即回答，像是在酝酿某个思想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略有所思地说：“就算你要买那只骆驼，也不能抬举它，否则就是害它！”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礼拜，布道者讲的是有关纳曼的事。他描述了叙利亚大将军来到埃利沙门前并代表随从人员要求进见主人的情景。为了尽可能说得形象生动，布道者如演戏般地模仿叙利亚的仆人喊道：“门卫，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令布道者吃惊的是，一位坐在后排的人此刻突然不见了，像是被枪击倒了一样；事后才明白，这人完全是误会了。他是教堂的门卫，由于没有注意到前面所讲的内容，当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就迅速地冲了出去，让纳曼进来。
从西方人的观点看，中国人误解西方人，而且这种误解经常是导致冲突的原因。
这是最令人难过的事情，有的人甚至在自己家人之间都难以建立信任。当然，我们要看好的方面，看那些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不要看那些可悲的随波逐流而沉沦的人。有言在先就是缺乏信任。这几十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一直在走下坡。
第七章 易于误解
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以更加的勤奋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注意你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
从西方人的观点看，中国人误解西方人，而且这种误解经常是导致冲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