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为什么？看看这本书。
在加拿大的越南裔人士，大部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越战结束后逃出来的难民——因为要从越南乘船，穿过暹罗湾，偷渡前往马来西亚的难民营，他们也被称作“船民”。
当时，越共执政，对前政府的人开始残酷的清算，大批前商人、官员、或是反对派开始逃离。据报道，这股逃离潮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期间大约有超过两百万越南人逃离家乡，这些人不仅在顷刻之间失去了金钱和社会地位，还要经历苦海余生的险境，包括海上漂流遇到恶劣天气，缺乏食品饮用水，而更糟糕的是可能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劫持——有不少人在逃离的过程中葬身海底。
作为旧政府前省长的家人，金翠的家被抄，被军队占领。金翠的父母瞒天过海，把藏下来的金条首饰从窗户扔到后院瓦砾堆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笔财富，靠着这些，一家人才得以购买昂贵的船票，登上偷渡船，冒着生命危险离开。
金翠的父亲在上船的时候随身带了氢化物，一旦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的阻截，就准备全家人一起死掉。金翠在书中写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让我们自己来选择，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她说，“在做了母亲之后，我停止了这个追问”。再后来，她认识的一位医生告诉她，“他把五个孩子，从五岁到十二岁，分别放进了五条船上，以增加存活的几率。”
金翠一家算是幸运的，他们乘坐的木船只在海上漂流了四天，没有食物或是饮用水短缺的状况，没有遇上海盗或越南军人，也没有发生强奸或是谋杀。但是，当木船抵达马来西亚海岸的时候，船上所有人都被恐惧折磨得麻木了，无法感知周围的一切。“我们在恐惧中一动不动，被吓呆了。”
他们一家在马来西亚难民营住了四个月就幸运得到了加拿大的签证——而许多人要在那里呆上好几年。
她描述污水横流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原本是为两百难民设计，最终挤进了两千人。亚热带混沌炎热的天气里，几家人自建简陋的帐篷，挤在臭水沟边睡觉。
但难民营也是他们梦想重新开始的地方，金翠的妈妈还开始教孩子们英语；不过，终究她也只学会一句，“我的船号码是KG338”。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加拿大接收了五千六百多名越南船民。很快，加拿大民众中加快接收越南船民的呼吁声浪渐高。一九七九年，加拿大出台了政府与个人“匹配方式”，规定加拿大个人（也包括教会、企业以及公民组织）每资助一名越南船民，加拿大政府也相应资助一名船民。到了一九八五年，总共有十一万越南船民抵达加拿大。
一九六八年出生的金翠和一家人来到魁北克的时候是十岁——这个年纪足以让她记住曾经历过的巨变、恐惧和无助，但她又是在加拿大接受了完整的教育，经历了一个移民不断“移植”的过程。有人把他们称为一代半移民。
金翠一家是越南华裔，她的曾外祖父从广东移民到越南。他的八个孩子后来分成了两派：一半选择做越南人，从政或是学习科学；而另一半则坚持做中国人，最终成了富有的商人。当然，到了越共执政，他们的命运殊途同归，都要选择逃亡——有统计说，逃离的越南难民中，华裔占了相当大比例。
金翠的外祖父属于前一半，所以，到了金翠这一代，她已经是个完全的越南人了。她说，华裔的身份带给她唯一的影响是，在逃离越南的时候，越共对华裔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行态度——华裔被视为资产阶级，他们只要你留下所有的财富。
“在昏暗的地方住了那么久，这里的景色是如此纯净，这如处女般的洁白只会让我们晕眩，眼前发黑，令我们陶醉。”这是金翠穿着在难民营买到的单薄衣衫进入冬季加拿大的第一印象。她在后来的采访中称，那个雪白的瞬间让她感到重生。
一家人最早定居在魁北克一个小城格兰比( Granby)。金翠描述当地的资助人让他们住进了自己家的地下室，带着他们去跳蚤市场买床垫和家具，热心地替他们讨价还价——在加拿大，这样的素不相识但伸出援手资助越南船民家庭的不在少数，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金翠在书中描述：“格兰比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年里那个热乎乎的孵着我们的肚子。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我们一个个抚慰过来。”
她和一个名叫乔安娜的女孩成了朋友。“我遇到过许多信上帝的人，但我自己信的是天使。乔安娜是其中之一……我经常感到我们其实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多赠予、这么多微笑。”
金翠的第一个老师是个胖乎乎的魁北克妇女，而刚刚结束逃难的越南人个个干瘦得几乎分不出性别。“她像一个照料早产儿的母亲那样小心地照料我们。她的腰肢滚圆，胖鼓鼓的臀部走起路来令人安心的缓缓摇摆。我们被她迷住了……我永远感谢她，因为她给了我作为移民的第一个愿望：像她一样屁股上有可以颤动起来的脂肪。”
和所有移民第一代相似，金翠父母那一辈放弃了所有，重新艰难开始。金翠的母亲曾经是大家庭里的长女，养尊处优，每天生活的重心是和大厨商定晚上“吃越南菜还是法国菜”；或是花上一整个下午梳妆打扮，“陪伴我的父亲出席宴会”。而在来到加拿大之后，她的第一份职业是钟点工，“她在三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拖把，到当地人家中打扫卫生”。一家大小还在家里做圣诞灯饰，按件计费；也要在夏天，到附近农场打黑工赚些小钱。
在这些船民当中，以前的法官、科学家、巴黎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可能成了出租车司机、鞋厂的清洁工或是餐馆的侍应。他们把所有的梦想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一一而金翠们就是实现这个“美国梦”，或者说“北美梦”的载体。
在加拿大社区，你很少听到越南裔的抱怨声，至少在第一代和一代半中鲜有这样的声音——在经历了怒海漂流的绝望和恐惧之后，一切的困境都可能被视为等闲。
在加拿大的越南裔人士，大部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越战结束后逃出来的难民——因为要从越南乘船，穿过暹罗湾，偷渡前往马来西亚的难民营，他们也被称作“船民”。
当时，越共执政，对前政府的人开始残酷的清算，大批前商人、官员、或是反对派开始逃离。据报道，这股逃离潮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期间大约有超过两百万越南人逃离家乡，这些人不仅在顷刻之间失去了金钱和社会地位，还要经历苦海余生的险境，包括海上漂流遇到恶劣天气，缺乏食品饮用水，而更糟糕的是可能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劫持——有不少人在逃离的过程中葬身海底。
作为旧政府前省长的家人，金翠的家被抄，被军队占领。金翠的父母瞒天过海，把藏下来的金条首饰从窗户扔到后院瓦砾堆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笔财富，靠着这些，一家人才得以购买昂贵的船票，登上偷渡船，冒着生命危险离开。
金翠的父亲在上船的时候随身带了氢化物，一旦遇到海盗或是越南军队的阻截，就准备全家人一起死掉。金翠在书中写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让我们自己来选择，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她说，“在做了母亲之后，我停止了这个追问”。再后来，她认识的一位医生告诉她，“他把五个孩子，从五岁到十二岁，分别放进了五条船上，以增加存活的几率。”
金翠一家算是幸运的，他们乘坐的木船只在海上漂流了四天，没有食物或是饮用水短缺的状况，没有遇上海盗或越南军人，也没有发生强奸或是谋杀。但是，当木船抵达马来西亚海岸的时候，船上所有人都被恐惧折磨得麻木了，无法感知周围的一切。“我们在恐惧中一动不动，被吓呆了。”
他们一家在马来西亚难民营住了四个月就幸运得到了加拿大的签证——而许多人要在那里呆上好几年。
她描述污水横流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原本是为两百难民设计，最终挤进了两千人。亚热带混沌炎热的天气里，几家人自建简陋的帐篷，挤在臭水沟边睡觉。
但难民营也是他们梦想重新开始的地方，金翠的妈妈还开始教孩子们英语；不过，终究她也只学会一句，“我的船号码是KG338”。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加拿大接收了五千六百多名越南船民。很快，加拿大民众中加快接收越南船民的呼吁声浪渐高。一九七九年，加拿大出台了政府与个人“匹配方式”，规定加拿大个人（也包括教会、企业以及公民组织）每资助一名越南船民，加拿大政府也相应资助一名船民。到了一九八五年，总共有十一万越南船民抵达加拿大。
一九六八年出生的金翠和一家人来到魁北克的时候是十岁——这个年纪足以让她记住曾经历过的巨变、恐惧和无助，但她又是在加拿大接受了完整的教育，经历了一个移民不断“移植”的过程。有人把他们称为一代半移民。
金翠一家是越南华裔，她的曾外祖父从广东移民到越南。他的八个孩子后来分成了两派：一半选择做越南人，从政或是学习科学；而另一半则坚持做中国人，最终成了富有的商人。当然，到了越共执政，他们的命运殊途同归，都要选择逃亡——有统计说，逃离的越南难民中，华裔占了相当大比例。
金翠的外祖父属于前一半，所以，到了金翠这一代，她已经是个完全的越南人了。她说，华裔的身份带给她唯一的影响是，在逃离越南的时候，越共对华裔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行态度——华裔被视为资产阶级，他们只要你留下所有的财富。
“在昏暗的地方住了那么久，这里的景色是如此纯净，这如处女般的洁白只会让我们晕眩，眼前发黑，令我们陶醉。”这是金翠穿着在难民营买到的单薄衣衫进入冬季加拿大的第一印象。她在后来的采访中称，那个雪白的瞬间让她感到重生。
一家人最早定居在魁北克一个小城格兰比( Granby)。金翠描述当地的资助人让他们住进了自己家的地下室，带着他们去跳蚤市场买床垫和家具，热心地替他们讨价还价——在加拿大，这样的素不相识但伸出援手资助越南船民家庭的不在少数，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金翠在书中描述：“格兰比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年里那个热乎乎的孵着我们的肚子。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我们一个个抚慰过来。”
她和一个名叫乔安娜的女孩成了朋友。“我遇到过许多信上帝的人，但我自己信的是天使。乔安娜是其中之一……我经常感到我们其实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多赠予、这么多微笑。”
金翠的第一个老师是个胖乎乎的魁北克妇女，而刚刚结束逃难的越南人个个干瘦得几乎分不出性别。“她像一个照料早产儿的母亲那样小心地照料我们。她的腰肢滚圆，胖鼓鼓的臀部走起路来令人安心的缓缓摇摆。我们被她迷住了……我永远感谢她，因为她给了我作为移民的第一个愿望：像她一样屁股上有可以颤动起来的脂肪。”
和所有移民第一代相似，金翠父母那一辈放弃了所有，重新艰难开始。金翠的母亲曾经是大家庭里的长女，养尊处优，每天生活的重心是和大厨商定晚上“吃越南菜还是法国菜”；或是花上一整个下午梳妆打扮，“陪伴我的父亲出席宴会”。而在来到加拿大之后，她的第一份职业是钟点工，“她在三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拖把，到当地人家中打扫卫生”。一家大小还在家里做圣诞灯饰，按件计费；也要在夏天，到附近农场打黑工赚些小钱。
在这些船民当中，以前的法官、科学家、巴黎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可能成了出租车司机、鞋厂的清洁工或是餐馆的侍应。他们把所有的梦想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一一而金翠们就是实现这个“美国梦”，或者说“北美梦”的载体。
在加拿大社区，你很少听到越南裔的抱怨声，至少在第一代和一代半中鲜有这样的声音——在经历了怒海漂流的绝望和恐惧之后，一切的困境都可能被视为等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