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几代人的失语”:被中国年轻人遗忘的"六四》的相关评论
64是一个分水岭， 代表大家在机关枪和坦克面前彻底明白，所谓共产主义和均贫富是行不通的，也就是大家荷包里的钱都一样多是行不通的（但这个以前是共产党30多年裹挟群众的核心口号）， 64后邓心里明白：没办法像以前那样，通过愚弄老百姓去相信共产主义来继续进行统治了（毛是这样做的），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可能后面65， 66 陆续有来，不如干脆打破共产主义牌坊， 干脆就信钱主义， 这样大家又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找到了另外一个共同信仰： 就是一切向钱看， 也导致了后面邓小平大幅度改革， 建立特区， 全面走向对外开放， 发展经济的道路，因为再谈共产主义没办法谈了， 所以没有64， 中共后面可能还要在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上犹豫和浪费一段时间， ， 所以当今天我们惊叹，当年中国这个民族这么快就从姓共转向姓资的时候，（其他以前共产主义的难兄难弟东欧和苏联越南等都没有中国反应快和行动快） 当我们享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时候， 不要忘了当年那些在坦克车前示威的学生， 他们心中那些原始和公义的想法， 帮助大家戳破皇帝的透明新装， 他们就是那些在叫: 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小孩， 我们的民族需要多一点这样敢说真话的小孩，这样就不会再出现文革这样怪诞的时代了， 这其实就是64的历史贡献;最后戳破了皇帝的那件透明的新衣， 但导致64事件发生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整个社会急需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游戏规则，中国现在依然在裸奔， 只是前些年跑的速度太快，就算3点暴露别人也看不清楚， 随着现在速度减慢， 3点毕露， 是时候也该选件衣服穿下了。
北京人印小小18岁那年看完美国传来的“六四”天安门影片，心里满是不敢相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0后青年陈诚对“六四”的理解，来自当年在北京当工人的父亲。父亲提起过，半夜里“有解放军跑到宿舍拿着枪指着他们”。
他们的“六四”记忆，都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比如印小小的是大游行、静坐、坦克上街；80后徐阳的记忆里是学生被鼓动上街。从有限的官方解释中，所有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大陆年轻人或许都知道，“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词。
23岁的印小小到香港念书，这个信息多元和开放的社会没有防火墙，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体系长大的同学一起碰撞和聊天，让她对“六四”有更立体的认识： “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是一代人不愿触碰的伤疤。那一整波人的声音，从此被藏起来了。”
来自父辈和同学朋友处听来模模糊糊的片段，当最终可以在墙外的社交网站上“大开眼界”时，一下子打开的闸门冲来无数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这让印小小们“不敢相信”。
再回头看他们的成长，印小小发现，被主动藏起来的还有父母对政治的关注和勇气。在北京的父母不愿让她接触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险，虽然“六四”那晚街头的枪声是走过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记忆。相比有机会出国看世界的80后子女们，印小小认为她的父母们“视野相对狭窄”，他们经历文革，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恐惧。
跟母亲讨论时政时，“我妈会说，你不要在公众场合讲这个问题，她本能的恐惧就出来了。”
小小母亲的恐惧，是怕因言获罪。
多年的政治运动的阴影在父辈那里形成了默契，在家里的饭桌上和朋友的饭局上，可以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话题。但“六四”永远是最大的禁忌。公众场合，莫谈国事。一家人要关上门，才能安心讲29年前的故事。
公共话语的严控
90后是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一向“内事问百度，外事问谷歌”。百度的搜索结果给出了中国官方话语中对此“事件"的三句话解释和定性：“1989年6月3日，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在北京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驻守在北京城区周围的戒严部队奉命平息暴乱。４日凌晨，戒严部队实行清场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平息了这场暴乱。”
1989年后，在中国境内纪念“六四”从来不被官方允许。2012年以来，中共中央对意识形态控制越发收紧，中国的主流媒体被要求对党绝对忠诚。多年来，在所有出版物和媒体上严审一切与“六四”有关的字眼和内容。任何关于“六四”的书籍在中国国内都无法出版。香港曾作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传播政治书籍的自由港，大陆人会以各种方式，将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传记和记录历史真相的书籍，偷偷带回去传阅。但“铜锣湾事件”后，独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这类书籍也逐渐从市场消失。
香港多年来一直有公开纪念六四的活动。但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兴起，悼念热度开始降温。
今年30岁的徐阳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但他从不参加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他说几个人的声音，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不大。他说，“六四”是在中国大背景下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拖出来鞭打，要汲取教训。可以反思，但追责没有意义。
但徐阳也承认，中共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如今的阶级环境不一样，有些事情已经发生，再重来一次，不会再这么暴力和血腥。还会有74、84和94”。
小小显然不同意徐阳的观点：连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何来反思？
回到上海工作后，印小小现在还是不太会跟身边人聊起“六四”。“未来就是一代人的失语。从此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00后四川少年张清和中国600多万高考一同被淹没在无穷尽的书海和题海。同往届学生一样，即使是培养学生爱国意识的思想政治课也被主科老师占据。在家父母从未曾主动谈起过“六四”，17岁的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还是从记者嘴里得知。
还未踏入职场的90后，在大学校园里向往可能的言论自由。22岁的王海在江苏，她说已习惯政治选举无自由，知道反抗无意义，也不奢求“因我而改变”。但最关注言论和新闻自由。
25岁青年周州在上海，没有翻墙的习惯。 但她认为，自己有最基本的政治诉求，还是希望有消息自由。
“希望不要封锁国外的网站，” 她说。
防火墙高筑后，中国本土的手机应用程式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赢得大量年轻人的喜爱。新兴的流行视屏应用“抖音”让年轻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只有娱乐和消遣。这是一个全民娱乐和消费的时代。年轻人花大量时间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举一动牵动他们的神经。微博上常有粉丝掐架问题，他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的偶像站台。
三十而立 赚钱一心一意
2014年的六月四日当天，一名游客在香港重现89年的“坦克人”。
小小说，她对中国的现状挺失望，很多时候觉得心灰意冷。现在的想法就是赚钱。她对生活还有无力感，这源于生活的不易和资本的压力。
小小现为一名电视剧制片人，身处被“资本控制”的中国文化圈。中国的出版和媒体行业被政府严控，也受资本无形的压力影响。她说，个人言论可能影响公司形象和价值。即使没有政府的舆论管控，资本的手，也在影响和左右自由言论。
小小∶“我现在就希望，如果钱和权能办成事，我作为一个好人，我是掌握钱和权的人。而不是让那些恶人掌握钱和权。这才是我奋斗的意义。”
三十而立，徐阳手下还要养活几十位员工。作为商人，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关心政治啊。”
他关心现实的小孩教育，老人医疗，夫妻买房问题。80后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特殊一代。成年后他们面临抚养四位老人，和现在二胎政策放开后的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生活在香港和大陆，买房置业从非易事。
为了不让生活品质下降，徐阳每天工作时间从睁眼到合眼--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他说要先解决温饱，再讨论政治制度。
身在美国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说，他理解青年对政治的无感和冷漠。“六四过去快三十年，年轻一代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压力赤裸裸摆在青年眼前。”
王丹说: “当年的我也不是一上大学就对政治有热情。是社会积累到一定条件和阶段才发生。”
但他对未来怀有改变的希望，认为今天的学生冷漠并不代表未来也冷漠。如果中国的社会条件宽松了，或者出现危机了也会激发（政治热情）。
“今天中国如此，不代表未来也这样。”王丹说。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明媚，一片祥和景象。
六四屠杀把土共牢牢地钉在鸟耻辱柱上，他们低估鸟这个罪行的历史意义，这个意义将一直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