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让法国登上法兰西历史上的巅峰，傲视整个欧洲，文学，艺术和科学也随之蓬勃发展，天才的世纪，盛世啊，怎么能少得了天才呢？ 我们的旷世天才，帕斯卡踏着祥云来了。

什么？ 没听过？ 那你一定知道国际单位制中表示压强的基本单位是帕斯卡，简称帕Pa。对，这就是为了纪念法国奇才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 , 牛人的爱好之一就是要把自己活成物理单位，比如牛顿，瓦特，安培，焦耳...... 帕斯卡就像人类史上最大的龙卷风：1979年的飓风泰培，最高风速高达306 km/h，最低气压为870百帕斯卡，牛人每次出场都这么惊天动地。

牛人还把自己活成了钞票，1977年版500法郎纸币上的名人就是他。

（一） 牛人开挂的一生

牛人好像都喜欢中途辍学，但是更牛的天才是连学都不需要上的，帕斯卡四岁丧母，自幼体弱多病，一天学校都没去过，帕斯卡老爸亲自上场，在家开私塾授课。但你可别效法，以为这样就能复制出天才，不信？你问问童话大王，他曾经试验过。

11岁，帕斯卡听到刀叉敲击盘子发出的声音（这种司空见惯的声音，在我们万恶的旧社会，丐帮弟子用之配乐唱莲花落），从中设计实验，然后写了一篇关于身体振动发出声音的论文《论声音》，发现了声学的振动原理 ，从此以后，牛人就打开了他的开挂人生，一路狂奔.......

12岁， 他用一块木炭 在墙上独立证明三角形各角和等于两个直角，也就是180度，并独立发现了欧几里德几何的前32条定理..... 最神奇的是，在此之前，他没有受过任何数学训练，因为他老爸在15岁前禁止他学数学，以免他荒废拉丁语和希腊文。据说拥有一个专制的父亲，是孩子一生最大的悲哀，但在天才这里，这都不叫事，从那时起，帕斯卡可以想学啥就学啥。

14岁，才华横溢的帕斯卡已经可以参加到梅森学院聚会，那可是法兰西科学院的前身，在当时就拥有吉拉德·笛沙格、迈多治、伽桑狄， 梅森，和笛卡尔等等大咖，而笛卡尔当时已经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之一了。

16岁，又一篇重要论文“圆锥曲线专论”问世，在绝大多数同龄人还在花季雨季金庸琼瑶时，他已经把自己活成了数学定理，这就是着名的帕斯卡定理：内接于一个圆锥曲线 的 六边形的三对对边延长线的交点共线 。 当笛卡尔看到这篇论文时，一脸的不相信是16岁孩子的杰作，就差没说是又一个韩寒了。帕斯卡定理是射影几何中的一个重要定理，据说他后来还由此推出400多条推论。

19岁，为了帮他老爸做税务计算工作 ，设计并自己动手作了一台能自动进位的加减法计算装置，称为帕斯卡计算器，现存于巴黎工艺美术博物馆和德国累斯顿的茨温格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器，可以说是现在计算机的老祖宗了，为后来的计算机设计提供了基本原理 。1970年发行的第一个结构化编程语言pascal语言，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先驱，牛人一不小心又把自己活成了计算机语言。

23岁，开始研究真空和流体静力学。这时候，正好笛卡尔来到巴黎并拜访，据说这是两人唯一的一次见面。不过两个天才在一起不一定都会碰撞出火花，也可能是泪花，因为，说出来满满的都是泪啊。 据说两人整整吵了两天， 笛卡尔认为真空不存在，并嘲笑帕斯卡“头脑中的真空太多了！ ” 但就在第二年， 帕斯卡成功进行2个轰动巴黎的 实验 ，震动了科学界，一个是 多姆山实验 ，一个是桶裂实验。并发表了有关真空问题的论文，他的一系列实验证明：真空确实存在。

24岁，帕斯卡在实验中不断取得新发现，并且有多项重大发明，如发明了注射器、水压机，改进了托里拆利的水银气压计......

30岁，从帮助赌徒朋友研究掷骰子开始，帕斯卡发明了期望的概念，独立发现帕斯卡三角（杨辉三角，三角形上的每一行数字都与二项式展开后系数相同），帕斯卡将期望、帕斯卡三角，二项式定理、组合公式等等互相关联，与皮埃尔·德·费马通信讨论，一起为现代概率理论和决策论奠定了基础（顺手发明了轮盘游戏，现代赌场是不是要考虑给点专利费啊）对数学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并深远影响了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 后人将概率论的生日定为帕斯卡和费马开始通信的那一天——1654年7月29日。都说赌是恶之源，但是在牛人手里，腐朽化为神奇。

还是30岁，发表论文《论液体的平衡》，提出了著名的帕斯卡定律：密闭液体任一部分的压强，将大小不变地向液体的各个方向传递。 他再一次将自己活成了物理定律。

38岁，生命的最后一年，为巴黎市民设计了“5匹马牵引”的公共马车，线路固定，按路段收费，成为现代公交和出租车的起源。

最后，牛人们似乎都必须英年早逝，39岁，帕斯卡就被上帝请去了，他和一群伟大的科学家在天堂里玩藏猫猫，轮到爱因斯坦抓人，他数到100睁开眼睛，看到所有人都藏起来了，只有牛顿还站在那里。

爱因斯坦走过去说：“牛顿，我抓住你了。”

牛顿：“不，你没有抓到牛顿。”

爱因斯坦：“你不是牛顿你是谁？”

牛顿：“你看我脚下是什么？”

爱因斯坦低头看到牛顿站在一块长宽都是一米的正方形的地板砖上，不解。

牛顿：“我脚下这是一平方米的方块，我站在上面就是牛顿/平方米，所以你抓住的不是牛顿，你抓住的是。。。.”

……

……

……

帕斯卡

（二） 帕斯卡赌注----人生就是一场豪赌，赌上帝存在吧！

“让我们权衡一下赌上帝存在这一方面的得失吧。让我们估计这两种情况：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因此，你就不必迟疑去赌上帝存在吧！” “你非下赌注不可-----信仰的抉择是“从无限之尽头向我们抛来的一枚硬币”，你究竟押“正面”还是“反面”？这场人生赌博是不可避免的。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帕斯卡

17世纪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开端 ，但是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们仍然在探讨论例如“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等等一直在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试图从各种理性的极致可能来证明或者反证上帝的存在。帕斯卡则一副高冷的表示：我不陪你们玩，围绕“上帝是否存在”的诸多论战，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属于 “虚妄的企图”。比如从数论的“无限大的数”出发，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不明白这个“无限大的数”到底是什么-----它非奇也非偶数。它是一个数，但无法借助数理逻辑来推知它的本质，·帕斯卡认为人类在“无限的上帝”面前面临相似的困境。”假如有一个上帝存在，那末他就是无限地不可思议；因为他既没有各个部分又没有限度，所以就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而，我们就既不可能认识他是什么，也不可能认识他是否存在。既然如此，谁还胆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不能是我们，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上帝的存在不可证实”。对于上帝的存在及其本质，我们只有通过信心。帕斯卡总结道：“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

既然无法在人自身和理性层面找到相信上帝的确据，那么，信仰上帝对于理性岂不是一场冒险、一场赌博？从纯粹理性看来正是如此，但是在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无法完全将理性排除在信仰外，他说“上帝显明的方式并不违反理性，而是提高理性，那不是头脑在思想，而是心灵在思想”于是帕斯卡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跳跃：他就被引向概率层面的推理，把宗教辩论置于欲望与合理性的层面上。就这样，帕斯卡的赌注诞生了（帕斯卡这次将自己活成了信仰），1969年他尝试用一个四方矩阵的系统来图解，让我来帮忙画个图：

上帝存在

上帝不存在

投注上帝存在

永生，好处无穷大∞

有节制的生活U2

投注上帝不存在

地狱，坏处无穷大∞

有限的今生享乐U1

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一定会投注上帝存在。帕斯卡认为：如果告诉你，你正身处这样的一个赌局中，你还是投注上帝不存在的话，“那末你的举动就是头脑不清了。这里确乎是有着一场无限幸福的无限生命可以赢得，对有限数目的输局机遇来说确实是有一场赢局的机遇，而你所赌的又是有限的。”帕斯卡的赌注（Pascal’s Wager）后来深远影响了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决策论还有博奕论等各类思潮，而这个矩阵其实就是后来著名的博弈论矩阵。

你也许会问，说好的概率层面的推理呢？那上帝存在的概率是多少啊，如果上帝存在的概率很小呢？道理很简单，从决策学的角度来讲，永生的收益可以说是无穷大∞，上帝存在的概率再小，有限小*无穷大,也得出无穷大∞。 因此，选择信上帝是赢了就赢得了一切,输了,最差也是打个平手，而选择不信上帝就惨多了，是一个要输就输得一败涂地万劫不覆的可能。

对帕斯卡赌注的最多的反对是认为: “这个世界的宗教太多了，信错了神后果可能很严重”更具体的是像这位斗士所言：“它没有告诉我们该信哪一位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宗教，这些宗教有 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教义、戒律，你无法同时信所有的宗教，只能选一个或几个来信。而这些宗教信不同的神。你怎么知道你信的这一个神就是真的？如果 它是假的，而别的神是真的，你是不是要进到别的地狱？会不会比什么神都不信 更糟糕？”

其实把矩阵稍微变化下，可以更好地面对这个反驳而支持帕斯卡的赌注：

有神存在

没有神存在

投注神存在

永生，好处无穷大∞

有节制的生活U2

投注无神论

地狱，坏处无穷大∞

有限的今生享乐U1

假如世界上有1000种宗教，你选一个来信，假设对的概率是千分之一，乘上这无穷大∞，还是得出无穷大∞。从矩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退一万步说，即使信错神的可能性大到99.9%，无神论（包括不可知论）依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无神论的期望收益报酬是最差的。不幸的是，人类历史上还有过更不理性的无神论者，要把其他所有人用暴力也变成无神论者。

有意思的是，你还可以把这个帕斯卡赌注推广下去，比如在剔除无神论后，在有神论中间，不同的宗教进行两两比较.......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哲学家罗素对这种意志论论证包括帕斯卡赌注的批评： 功利性——失去信仰的超越性，实用性——失去信仰的神圣性 ，简单地说，即使你赌对了，上帝他喜不喜欢你这样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的投机？ 实际上，帕斯卡的赌注只是将你引入信仰的殿堂，清除通往信仰的入门障碍，推动怀疑者走向信仰之路。如他所言：“你愿意走向信仰，而你不认得路径；你愿意医治自己的不信仰，你在请求救治：那你就应该学习那些像你一样被束缚着、但现在却赌出他们全部财富的人们；正是这些人才认得你所愿意遵循的那条道路，并且已经医治好了你所要医治的那种病症。去追随他们所已经开始的那种方式吧” 而且上帝如果存在，那正如祂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是爱的神，无论你怀着什么动机到祂面前来，都无法减少一分祂的爱。正如罗马书 5:8 所言：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你无论怎样来到祂的面前，都是祂的恩典。而且帕斯卡强调他的赌注从一开始就不是在数学上论证上帝存在，而只是要说明运用理性来决定信仰的实践合理性，因为如果宇宙的创造者存在，一定不会是反理性的，而是会借着信心，让所有的理性都拜服在他里面。

帕斯卡赌注从问世以来，就两面不讨好，不但遭到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极力反对，在基督教内部也得不到赞赏。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反对可以理解，毕竟帕斯卡的赌注指出他们的选择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神学上反对，居然是因为认为帕斯卡赌注与救恩预定论相悖，以及一些基督徒指出信仰不能是一种赌注，乃是生于内心的渴求，这种指责其实和哲学家罗素是雷同的。 但是帕斯卡从来也没有把信仰仅仅当成一种赌注，相反他对信仰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天才有太多的头衔了: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气象学家。除此之外，他还是神学家，他在神学领域里对人类的贡献，可以媲美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1654年11月23日那个神秘的夜晚改变了帕斯卡的一生，他中断了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专注于神学与哲学写作，宗教论战之作《致外省人书》被奉为法文写作的典范，而他的《思想录》更是从头到尾都是在谈论上帝和信仰，反驳种种对基督教的指责，为基督教辩护。

帕斯卡追问那些徘徊不定的人：“参与了这一边会对你产生什么坏处呢？你将是虔敬的、忠实的、谦逊的、感恩的、乐善的，是真诚可靠的朋友。你确实决不会陷入有害的欢愉，陷入光荣，陷入逸乐；然而你绝不会有别的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你将因此而赢得这一生；而你在这条道路上每迈出一步，都将看到你的赢是那么地确定，而你所赌出的又是那么地不足道，以致于你终将认识到你是为着一桩确定的、无限的东西而赌的，而你为它并没有付出任何东西。“

牛人自己对帕斯卡赌注的力量相当自信：“当所赌是有限而所赢是无限的时候，我们的命题便有无限的力量。这一点是可证的；而且假如人类可能达到任何真理的话，这便是真理。”

元芳，你怎么看？

（三）《思想录》--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 帕斯卡《思想录》

名言中的名言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就是出自帕斯卡代表作《思想录》 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三年，用所有的生命和信仰写出来的巨着，是他一生中最精华的思想成果。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称为"法国第一部散文杰作"，艾略特说《思想录》 是 帕斯卡 自己的精神自传，而吉罗更是盛赞：“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也正是这部《思想录》奠定了帕斯卡不止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神的仆人。


1654年11月23日，帕斯卡31岁，白天乘坐马车出行，马车掉入塞纳河，但他本人奇迹生还，晚上，帕斯卡遭遇持续两个小时的强烈神秘体验，就是著名的“火之夜”，使他经历心灵的重生。事后他在羊皮纸上记下了那个晚上的经历和灵感，并缝在外套的衬里中，但从来没有告诉他人。一直到他死了以后，人们才从他的身上发现了这些文字：

1654年11月23日，晚上十时半至十二时半，如火挑旺！

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

确凿，心之欢愉，平安！

耶稣基督的上帝，是我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

……

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一切、只有上帝！

只能籍着福音书的启示才能寻求到他！

人类灵魂的伟大！

“公义的父啊，世界不认识你，但我已认识你。”

喜乐，喜乐，含泪的喜乐……

这是永恒的生命，唯一的真神，以及你送来的神，耶稣基督……

我离开了他，我逃离了他，改过，十字架上受难。让我永远不要与他分开…我不会忘记你的道。阿门。”

由死而生，神秘体验，这样的经历无论对谁都是一种巨大的内心震撼，对于天才尤甚，帕斯卡尔认为这是神对他的直接启示，从此他全心倾注于沉思和护教。反映在《思想录》中，帕斯卡开始审视人类自身，作为人是因为思想而伟大，”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一个没有手、脚、头的人（仅仅是经验告诉我们，头比脚更必不可少）。然而，我无法想象没有思想的人，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一头野兽了。“ ”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并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如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帕斯卡以思想为起点，思想这个思想本身，人不单能思想，还能思想思想的有限，从而才会去寻找，去赞美真正的永恒和无限。思想是上帝的礼物，人要如何运用你的思想？ 就是学会从上帝开始思。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从上帝而不是世界开始思想，人才会看清他自己所有伟大和可悲的源头是因为他是一位“被废黜的国王”：“若不是因为王位被废黜，有谁会由于自己不是国王就觉得自己不幸呢？” 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因此，我要引人竭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感情而追随真理（只要他能发现真理），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 帕斯卡 同时还说：人有了上帝是幸福的；..........

好吧，能读到这里的，估计已经是我困欲眠卿且去，赶快翻译一下提提神：帕斯卡思想录的中心思想，1.做人如果没有思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 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3. 所以要想上帝所想 4. 每个人都如同亡国后的南唐后主李煜，又伟大，又可悲。5.我们都混成李煜那样，只有神能救我们了。6.人生就是一场豪赌，赌上帝存在吧！ 7. 我信故我思

《思想录》 远不止于这些......

内容太多
待会儿慢慢研读

研读完毕
是比较能够引人思考的文章

法国人散漫，不知为何会出数学家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不上课，无法通过毕业考试，无法在柏林大学获得学位。1841年3月30日，他收到了离开柏林大学的证书（但是没有学位）。那时候德国没有统一，不属于普鲁士管辖的耶拿大学当时很小，以快速容易获得学位而著称。1841年4月6日，马克思
把他的论文邮寄给了耶拿大学。耶拿大学授予学位的快速、容易果然名不虚传，一周后，马克思从来没有去过，从来没有上过学的耶拿大学，就缺席授予了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自然他也没有经过博士论文答辩。马克思邮购的博士学位证书上的日期为1841年4
月15日。马克思的博士学位就是这么来的。用我们现在的说法，马克思是真正的“伪博士”。马克思就这样通过邮购戴上了博士的光环。看过小说《围城》的读者，可能不免联想到方鸿渐花钱从“克莱登大学”购买文凭的故事……。现在中共的一些高官们糊弄博士帽
，知道了被称为共产党老祖宗的马克思邮购博士之后，也许能够心安理得一些。共产党宣传说马克思“治学严谨”。对马克思的大学生涯有个基本了解后，大家就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学术态度了。邮购博士“治学严谨”本身就是个笑话。

发现了巴黎公社一个可怕的阴谋计划：巴黎公社
秘密计划人为地制造粮食短缺，人为地制造大饥荒，从而逼迫人民造反，这样就有了屠
杀他们的借口。如果不造反就被活活饿死，那么也达到了消减人口的目的。

中国现代史的核心－－《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原序

冯客
2011-10-25


一 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间，中国陷入了人间地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带领全国投入疯狂的大跃进，企图在十五年之内赶上并超过英国。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广大的资 源，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足以一举飞越他的竞争对手。他没有仿照苏联单一发展工业的模式，而是“两条腿走路”：发动广大农民同时改造农业和工业，把经济落 后的现状，转变为物质极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追求乌托邦天堂，一切都集体化了，把农民集中在庞大的公社里共同生产劳作，这些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试验性 标志。农民被剥夺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园、他们的田地、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生计。食物由集体食堂根据工分按勺分配，于是就成为迫使人们服从党的领导的武 器。多达一半的农业劳动力被迫投入大修水利的群众运动，这些大规模的蓄水工程的所在地往往离家很远，劳动者必须在那里长时间地连续工作，缺乏足够的食物和 休息。这场实验最终为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夺走了数千万人的性命。


至少四千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相比同类的灾难 －－例如波尔布特、希特勒或者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灾难－－发生在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即，大跃进期间发生的灾难的真正规模至今鲜为人知。因为长期以来，共产 党的档案是不公开的，是机密，只有极少数持有证明信的最受信任的历史学家才能看到。但是最近，新档案法出台，大量档案资料得以向专业的历史学家开放，这就 使得学者们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能够较为深入。本书参考的档案文件多达一千余份，历经几年收集，从数十个党的档案馆中遴选，包括位于北京的外交部，还有来 自河北、山东、甘肃、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等省的材料，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市县档案馆，行政级别虽然较低，但其资料同样珍贵。收集 到的材料有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党内高层会议的详细纪录，未经删节的重要领导人讲话，农村工作研究，大规模死人事件的分析，对死亡数千万人负有责任的干部 们的检讨，大跃进晚期派去的特别小组对饥荒真实程度的调查，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的综合报告，秘密意见调查，以及普通群众的上访信等等。

这 些浩瀚详细的卷宗推翻了我们对大跃进的理解。例如，关于最终的死亡人数，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只能根据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下结论，其中包括一九五三、一九六～四 和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二百万之间。但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内中共汇编的 大量秘密报告显示，上述数字是远远不足的，灾难的实际程度要严重得多：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间至少有四千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

“饥 荒”或“大饥荒”，这两个词常被用于形容毛泽东时代那四五个年头，但它无法概括过激的集体化运动所导致的各种死亡情况。同样，不负责任的“饥荒”二字有助 于形成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死亡是由于经济计划匆匆上马、执行不善的无心之失。通常也不会将毛泽东、大跃进与大屠杀联系起来。一般认为，中国当时的情况和缓 得多，这是沾了柬埔寨或者苏联的浩劫的光，与两者相比仿佛如此。但本书披露了新的证据，显示大跃进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这归功于中共自己 汇总的极尽详细的报告，我们从中推断出，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间，粗略估计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处决的－－仅此一项至少有两百 五十万人。至于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还有许多死于衰老病弱或丧失劳动力－－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 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于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 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

物质极大丰富的空头支票，不仅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重、规模最大的死亡，还给农业、贸易、 工业和交通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钢铁产量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神奇标志，于是锅碗瓢盆和农具都被扔进后院的熔炉以增加铁水的产量。兴办万猪场本来是让家家户户 有肉吃的伟大宏图，但事与愿违，牲畜数目骤减，不光因为大量宰杀供应国外，还因为是成批牲畜病饿而死。原材料和资源随意配置，加之工厂领导们为了增产无视 生产规程，使浪费越来越严重。人人都在偷工减料，盲目追求更高产量。生产出来的劣质产品堆积在铁路两边如同废物。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从酱油 到水坝一起变质。交通系统陷入停滞，最终全面瘫痪，再也无法负荷计划经济的需求。价值上千万元的货品堆积在食堂、宿舍甚至是马路上，就此烂掉或者生锈。浪 费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谷物堆积在尘土飞扬的阡陌之间，而人们则在啃树根或者泥巴裹腹。

本书同样记录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何造成人 类历史上对财产的最大程度的破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次轰炸。百分之四十的民房变成瓦砾，有的被推倒，用来制造肥料、建设食堂、安置农民、修建 公路、留出空间创建更美好的明天，甚至什么都不为，单单为了惩罚住在房子里的居民。自然界也未能幸免。我们永远无从得知大跃进期间究竟减少了多少森林面 积，我们知道的是，在某些省，长期过度砍伐所毁掉的树林高达一半。河流和水道同样遭殃：水坝和运河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参与修建，耗掉巨大的人力和 财力，绝大多数毫无用场，反而成为祸患，导致泥石滑坡，河流淤积，土地盐碱化以及洪水泛滥。

毛刘周形成的利益链和派系联盟

因 此，本书并不局限于论述饥荒本身。它披露了许多灾难的细节，详细记下毛泽东如何在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上建立自己的威信。随着灾难的展开，毛泽东 对批评自己的人残酷打击，以维护自己作为中共领袖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饥荒结束之后，形成了一些对毛不满的新的派系：为了牢牢把握政权，毛泽东不得不发 动文化大革命，将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若想真正了解共产中国，必须将大跃进放在整个毛泽东统治时代的核心位 置来考量。从更宏观的角度说，现代社会致力于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 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本书提供了新的线索，说明一党制政体下权力如何运转。政治学家研究大跃进背后的政治，都是基于官方声明、半官方文 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的红卫兵材料，但这些经过审查删剪的资料无法透露内幕。人们无法完整地了解核心领导人的真实的所言所为，除非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 向研究者开放。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但在省级档案中可以找到许多关键性会议的纪要，因为地方干部经常参加重要的党内会议，以随时领会北京的领导 意图。这些档案披露了领导层的另一面：随着一些极机密的会议内容逐步为人所知，我们看到中共内部成员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其中毛泽东的面目很难令人恭 维，与他精心树立的公众形象相差甚远：谈话漫无边际，老子天下第一，沉湎于陈年琐屑，开会时擅长虚声恫吓，最重要的是，他无视人民死活。

我们知道，是毛泽东一手策划了大跃进，因此对于此后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为了实现目标，他使出浑身解数，协商、哄骗、煽动他的同僚，有时还要折磨或者迫害 他们。他不像斯大林，不是把他的对手投入地牢处决，但他有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作为党内的最高统治者，他还有其他许多特权。赶超英国的运动是毛泽 东发起的，几年后他勉为其难地允许他的同僚重新采取较为和缓的经济发展政策，大跃进才算寿终正寝。但如果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两位权势仅次于他的领导人带头反 对的话，他也不可能一意孤行。刘周二人轮番驱策党内其他高干支持毛，由此形成的利益链和派系联盟一直深入到基层农村－－本书对此首次作了记录。党内的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使表现一般的干部被撤职，而强横霸道的角色则借助于从北京刮出的极端过激主义的狂风，横行不法。

这样那样的隐蔽的抵制和颠覆

本 书最重要的工作是，将这场灾难的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分析，在此之前的研究都将两方面孤立起来。我们必须把中共权力中心－－中南海－－内发生的事件，和普通百 姓的遭遇结合起来。除了个别基于访谈的农村调查报告，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史，更遑论大饥荒了。正如档案中的新证据所显示的，这场灾难远远不 能只归咎于毛泽东一人。中共汇编的大量文献展示了该党统治下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文件颠覆了老百姓仅仅是受害者的观念。尽管共产党对内对外都在宣传本 制度的稳定有序，但它从来没有能力把它制定的宏伟蓝图成功地实施过，因为总是遭到这样那样的隐蔽的抵制和颠覆，这种抵制和颠覆在任何一个民选政府的社会中 都是闻所未闻的。和有民选政府的社会相反，在实行严酷纪律的共产社会里，决策层的错误导致整个社会机器发生故障陷入停顿。从档案和访谈中暴露出来的，是个 正在解体的社会，是个人各自为战，但凭本能求生、不择手段的社会。所以，正是极端激进的集体化运动本身起着破坏作用，迫使各阶层的人大家都想方设法规避、 削弱或者利用中央（兴公灭私的）政策，暗中演化成（极度自私自利的）利益驱动，而这正是中共致力消灭的对象。随着饥荒的蔓延，普通人要想求生，必须越来越 依赖于各种反常的手段，诸如撒谎蛊惑、私藏欺瞒、行骗偷窃、巧取豪夺、玩弄谋术，诸如此类，和国家周旋。正如罗伯特．赛韦斯（Robert Service）所指出的，在苏联，这些现象并没有使国家机器停止运转，反而像润滑油一样防止整个制度完全陷入停顿。“纯洁无私的”共产主义政体，不可能 提供足够的动力推动人民合作，而没有一定程度的利益驱动，它只能走向毁灭。共产党真想长久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得时不时地违反自己的共产纲领。

只 有反抗，才能生存。从农民私藏粮食到地方干部造假账，群众发明了种种求生存的方法，同时也延长了政权的寿命，从而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混乱是共产主义者的生 存方式，人们靠说谎求生存，结果是信息被一路纂改到党的主席那里。计划经济需要大量录入精确的数据，然而在每一个层面，目标是失真的，数据被夸大，和地方 利益相冲突的政策则不被理睬。在求生的驱使下，个人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都必须被压制，终于形成了长期的封闭僵化。

堕落成为习惯导致更大的破坏

有 些历史学家会把这种生存行为解释为“抵抗”的证据，或者是“农民”反抗“国家”的“弱者的武器”。但是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如果大饥荒期间从 上到下各式人等偷窃粮食都算“抵抗”行为的话，这个党早该垮台了。乍一看，普通百姓的抵抗占据道义上的优势，这种抵抗文化很容易被赋予光荣色彩。实际上， 面对有限的食物，一个人吃饱往往意味着另一个人挨饿。农民把粮食藏起来，城里的工人就没有饭吃。这个工厂的职工在面粉里掺沙子，到头来总会有人吃进嘴里。 那不过是绝境之下的生存方式，不能把它浪漫化，就好像不能将世界看成非黑即白。事实是，集体化从不同角度逼迫每一个人作出艰难的道义选择。堕落一旦成为习 惯，势必导致大规模的破坏。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在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回忆录中提到，幸存者很少是英雄：在一个奉行弱肉强食原则的世界里，谁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就意味着他的道德观已经蜕变。列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书中有个灰色地带，描写几个同住的人，为了获得一份额外的食物，不得不背叛自己的伦理道德，以求生存。他尽量不评判，只叙事，层层展现集 中营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本书的主旨之一：让读者理解大灾大难期间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中共档案首次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半个世纪之前人们所做的艰难选择－－ 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远离北京的茅屋里饥饿的农家。

本书前两部分考察大跃进是怎样展开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确认几个关键的转折点， 详细说明千百万人的命运如何被寥寥几个最高领导人的决定所改变。第三部分考察破坏的程度，从农业、工业、贸易、住宅到自然环境。第四部分展示宏伟的蓝图如 何在普通百姓的生存斗争中变形，其后果没有人预料到，也很少有人完全认可。城里的工人偷窃、怠工或者蓄意破坏计划经济；农民则采取形形色色的手段以保命， 从直接吃地里的青苗，到背乡离井逃荒活命。还有人抢粮仓、纵火烧党委办公室、袭击货运列车，偶尔还组织起来，武装对抗政权。但在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人 民处于最底层，他们反抗求生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其中有些人相对更加脆弱，第五部分关注的就是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状况。最后，第六部分试图分析人们的致死 之由，从意外事故、疾病、折磨、被谋杀、到绝食自杀。本书最后《关于引文来源及参考书目的说明》较为细致地解释了从档案文件中取证的情况。

这封信，是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信。


看了以后，毛骨悚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坏，其言行突破了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而且因为对现实制度和人性深刻的洞悉。

徐其耀的主要“事迹”是：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包有146名二奶。他的结果是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当然，“人在做，天在看”。徐其耀毕竟是栽在了现实制度之下。

以下为信的原文：



孩子：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类事情让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绝顶好文！

据俄国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该特别条约由中共总理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扬·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条款，而公开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六条，主要是为了承认外蒙古独立，毛泽东自己当年也称签定此约为“丧权辱国”。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六条看，除中共和苏共结成军事同盟、将自己置于苏共保护之下外，好象没有太大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也说的不是那么清楚，那为什么毛泽东将其说成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呢？其实毛泽东的话是另有所指。那就是在这个公开条约签定的前两天，也就是2月12日，毛泽东自己同苏共头子斯大林签定了另外一个《特别协定》，那才是名符其实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满清以前所签定的所有卖国条约，都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签定的城下之盟，但这个《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却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下主动送上门去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共为什么能在中国夺取政权，以及为什么在建政初期实行一面倒的殖民地、卫星国的“外交路线”。

1950 年2月12日中共同苏共所签定的条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这个《特别协定》是我们解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钥匙，时间上只差两天，内容涉及到了重大实质性问题，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只是为了更体面地向外宣布，是欺骗世人的幌子，《特别协定》才是要执行的条约。这个《特别协定》本来是对外保密的，但是在1950年7月16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通过这一密约，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人已经把中国拉入它的整个战略体系中，并且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完全控制了中国，让中国民众在苏联征服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锋、打头阵，作牺牲。 (博讯 boxun.com)


《特别协定》的中国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而签约。苏联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级别高于仅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出面签订《互助条约》。这个《特别协定》有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在军事上，《特别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这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军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俄在协定中还要求中共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所以在后来的韩战中，中国不得不派几百万的志愿军参战，为苏俄的世界霸权充当炮灰，都同这个协定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特别协定》中丧心病狂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中国人的生命，完全受苏俄控制，苏俄对中国人生命有生杀大权。虽然以后发生的“大镇压”、“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等不一定是照苏俄指示行事，但这个协定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抗美援朝中又不惜中国人性命以人海对付联合国的先进部队，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叫打大仗，打核大战，牺牲中国一半以上人口来战胜帝国主义，都表现了毛泽东想用战争来减少人口的“思路”。

第三，在政治上，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完全操控中国的内政，实际上把中国当作了他们的占领区。

第四，在工业上苏俄派大批所谓技术人员控制中国的工业，直接操作中国工业的经营管理，对这些人员中共政府还要给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中国还要对苏俄开放沿海商阜，内陆市场，由苏俄“自由通商”，税率只有百分之一，就是在自己国家，也不可能享受到如此优厚的税率待遇。协定还规定，苏联得“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当时中国是个缺粮国家，这个协定的前边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但是中国必须先喂饱苏俄，中国人自己才能吃饭。而实际上，由于中共发动内战，中国当时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四分之三，棉花几乎减产一半。

第五，协定规定苏俄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中国国内的矿产资源中国自己不能支配，要首先支援苏俄发展工业，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同侵略者有什么两样？

第六，中国境内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个城市的中心地区，要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实质就是把这些地区变作苏俄殖民地。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苏俄想占有的是这些大城市“中心地区”，完全是以主子自居，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奴隶。

第七，协定中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这个规定显示了中国领土主权的丧失，苏俄有对中国领土的处置权。

正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的主导下，中国成了苏俄的附属国，中国的国民沦为受人压迫的二等公民。苏俄打着支援中国的幌子，明正言顺地掠夺中国资源。中国人对此稍有不满，就会被打成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

俄奴毛泽东不管中国国情，完全按苏俄的意愿规划中国社会制度，刘少奇在1954年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极端无耻地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想要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53年2月举行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在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出卖国家利益的政权，也出现过很多丧权辱国的卖国贼，但除了中共，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倾全国之力甚至民众的生命去为别的国家作牺牲，整个1950年代的历史，就是中国沦为苏俄奴隶的历史，在那个时代，随便打死一个中国人可以无罪，但要对苏俄人稍有不满或提一点意见，就会遇到灭顶之灾。

现在我们看当年发行的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邮票，所应关注的应该是这组邮票反映的背后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两天的时间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条约，一个是用来对外公布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个是用来真实正执行的密约《特别协定》。在那个友好条约幌子后面，记载着中国人遭受俄国奴役的真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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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别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外交部长安德列（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阜，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一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约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1950年2月12日订立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之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 维辛斯基（签名）

丧权辱国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遗产。

光照帮后来把马克思推到前台是想掩盖《共产党宣言》是撒旦派《核心计划》改头换面的产物。[4] 巴伐利亚当局从没收的通信记录中发现，光照帮会员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几个德国王子。光照帮有内部五人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卡巴拉学者考尔麦，神学教授魏萨普，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英国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Sir Francis Dashwood，1708-1781）因此，英国首相本亚明•迪斯雷（Benjamin Disraeli）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穷人发动的改革运动，而是一群富人野心家的运动。”



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是光照帮纲领的表述，后者是马克思的理论。《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说。这一学说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了工人。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占有了过多份额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的情况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有众多学者、思想家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提出资本家应当减少占有份额。后来的经济学成果告诉人们，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利多少是由可能的替代选择决定的。资本家付工人100英镑是因为工人在别处能挣得100英镑，资本家按5%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可以按5%的利率借到钱。在人身自由、产权清楚界定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得到的总是他们应得到的最高收益，并不存在所谓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自由和产权清楚，因此在私有制下不存在剥削。相反，在公有制下倒存在剥削，或干脆是暴力剥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短期的、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的片面观察后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工资越下降，工人会越来越贫困的错误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以前的经济学贬为“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将建立在政治平等权基础上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结合的生产关系，以及商品交往、经济运动方式简单描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全面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秩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新观点是，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即是剥削，只要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处境就只能越来越悲惨。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灾难性的主张：解决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是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据以提出学说的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状况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残酷，而是由于英国1840年代的饥荒。在马克思提出其学说不久，英国的饥荒结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在持续了三十年的繁荣期间，英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保障自己的福利。不仅是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他的祖国德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改进工人福利的措施，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推动政府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民众福利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解各国工人生活状况迅速得到改善的事实，但他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荒谬，批评英国工人“狭隘”，坚持以“解放全人类”相蛊惑，煽动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行动”，“同时暴动”，发动“世界革命”，以服务的撒旦教的《核心计划》纲领。

马克思于1841年4月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然而，他在大学毕业的当月即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5] 前东德著名历史学家Hermann von Berg指出：“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柏林大学的要求，当1841年母亲停止提供费用后就把没有完成的文稿寄往耶拿大学。仔细读马克思的所谓博士论文会发现，其中除了描述古希腊历史学家Plutarch反对Epicure的论争和比较了Epicure 和Democritus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外毫无学术价值。马克思从未去过耶拿城的耶拿大学（就读）。”[6] 以假学位欺世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严肃治学。《资本论》不是严肃探讨经济学的著作，而是马克思接受光照帮金钱作写手，宣传撒旦教纲领的政治宣传著作。二十世纪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资本论》后指出，该书唯一资料来源是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带着极大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剑桥大学学者威廉‧亨德森和威廉‧查乐勒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进行了新的翻译，检查其资料来源，发现恩格斯选取的是从1801年到1818年的资料，已经过时了（但恩格斯却没有说明），其中错误引用资料和弄虚作假总共有23页（全书354页）。亨德森和查乐勒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做研究不诚实，其书没有学术和历史价值，只是政治宣传，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资本论》同样是学术造假，水平低劣的政治宣传之作。[7]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热潮中出版后并没有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当时，只有英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有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英国工人阶级恰恰不认同花花公子马克思有资格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更不认同《共产党宣言》中摧毁社会秩序的煽动。英国工人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描写不合事实，“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工人贫困”的说法是危言耸听。正经的农民反对杀地主夺财，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勤劳，自己也机会作地主；正经的工人反对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能有一天也会作工厂主。正经的欧洲各国工人们只要求得到切实的，逐步生活改善，对“砸烂整个旧世界”、“得到整个世界”的光照帮理论不感兴趣，不想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更不会计划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工人、农民都怀有致富梦想，不想自己成为富人后被穷人暴力剥夺财产或杀害，他们认为只有流氓、暴民才会想“摧毁旧世界”，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取代资本家后工人的生活状况会更好，“得到整个世界”等等宣言不感兴趣。

共产学说的由来

民国初年，共产学说经日本被介绍到中国。这时，该学说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个讨论话题，没有人要根据这一学说建立政党。新文化运动期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列宁组建了以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派人到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在共产革命主宰中国和世界的二十世纪，由于资料披露与学术研究不充分，没有人对马克思其人、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的起源、苏俄革命的起源有清楚的了解。经过各国学者的几十年研究，人们在二十一世纪才了解到真实的马克思、列宁其人，才了解共产主义学说、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共产学说的源头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犹太教的假弥赛亚（Messiah基督、救世主，拯救者）运动。十七世纪，一位名叫沙巴蒂‧萨维（Sabbatai Zevi，或Shabbetai Tzvi，1626-1676）犹太教信徒在二十岁时出现精神异常，破坏教规，亵渎犹太教神灵，公开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因此被开除犹太教籍。事件让强烈期盼弥赛亚的犹太人感到有了希望。各国犹太信众相信沙巴蒂将开始统治全球，自己流浪世界的苦难日子就要结束了，纷纷变卖财产回到以色列，等待弥赛亚降临。由此，一场关注沙巴蒂的弥赛亚运动席卷世界。然而，沙巴蒂心中的上帝并不是《圣经》中的创世者上帝，而是魔鬼撒旦，他相信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魔鬼撒旦。当时，犹太人控制着土耳其的商业活动。弥赛亚的狂热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商业，土耳其当局逮捕了沙巴蒂。信徒们涌到监狱朝拜沙，贿赂监狱。有了钱赚，当局把监狱城堡的很大一部分给了沙巴蒂，允许他妻子、许多拉比和仆人和沙巴蒂生活在一起，使监狱成了沙巴蒂的小宫廷。但来此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社会动乱，当局指控沙巴蒂谋反，下最后通牒要求他通过奇迹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如果不能产生奇迹就须皈依伊斯兰教或受死。沙巴蒂展示不出神迹，求土耳其国王允许皈依伊斯兰教，摘下犹太教拉比的帽子，对着它吐了一口唾沫，公开亵渎犹太教。土耳其国王接受皈依，给沙巴蒂起了新名字。沙巴蒂的叛教让全世界的犹太信徒们希望破灭。部分信徒不愿承认上当受骗，坚持尊沙巴蒂为弥赛亚，由此发展出了以秘密崇拜魔鬼为基础的假弥赛亚运动邪教，即沙巴蒂主义。按照犹太教的说法，在两种情况下弥赛亚要来临，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好人，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坏人。沙巴蒂主义声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好人，只有让所有人都变成坏人，让所有人都堕落、犯罪才能让弥赛亚来临。以这样的说法，沙巴蒂信徒发展出的魔教公然把罪恶神圣化，颠倒几千年来的传统善恶标准。



沙巴蒂死去的五十年后，另一邪恶假弥赛亚，雅可比‧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出生在波兰（现乌克兰镜内）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童年深受沙巴蒂主义影响，在十几岁时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孩子组成的抢劫团伙。长大后，弗兰克亵渎犹太教，自称是沙巴蒂的转世，是活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将要统治全世界。他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称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坏的，要终结一切法律（法规），摧毁和败坏一切人类文明，直到人败坏到不能再败坏为止，然后拯救人类，要通过犯罪找到通往上帝的路，要不受任何法律、法规、道德的约束。他和信徒们搞性狂欢活动，称要回到共夫共妻的状态。他以邪说赢得了沙巴蒂信徒们的拥护，成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等国沙巴蒂信徒的领袖，于1759年在一个小镇建立了一个公社。他要求公社成员把所有钱财都交由财政统一管理，消灭私有财产，打造出了共产主义公社雏形。逐渐，弗兰克的邪说在各国沙巴蒂主义信徒中流传，形成了弗兰克主义。其要点为：无神论；拒绝法律和秩序；否定任何道德底线；恐怖主义；摧毁现存世界，推翻各国政府和社会制度，夺取各国权力；消灭私有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共产）等等。弗兰克的弥赛亚设想是，推翻各国政府，进行一场世界大革命。

1770年，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1812）为首的一伙沙巴蒂—弗兰克信徒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组织起来，集中资源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实施弗兰克摧毁人类文明和信仰道德体系的弥赛亚梦想，指派神学教授信徒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筹划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性颠覆组织，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推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要求最终实现沙巴蒂—弗兰克的弥赛亚使命。根据银行家们的授意，魏萨普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创建了秘密组织——光照帮（光照派，光明会，光明帮，Order of the Illuminati ，The Illuminus Organization）。光照帮信奉撒旦为“指向光明的启蒙者”，其名称的拉丁语意思是“受到特别启示者”。1776年5月1日，亚当•魏萨普推出了世界革命《核心计划》，将这一天定为光照帮的诞生日。《核心计划》的要点是下列八项政治纲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是人类不幸福的原因；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废除私有财产；废除财产继承，把所有私人和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废除爱国主义，提倡国际主义；废除家庭、婚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通过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代所有国家和民族，达到“人类幸福繁荣大家庭”。 [3] 光照帮的帮规包括：核心领导机构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帮主魏萨普任最高委员会领袖；下级服从上级，帮会成员无条件服从，无限忠于最高委员会和帮主；会员相互监视，并监视会员的亲戚、朋友；对叛变者以极端手段处置；入帮须发毒誓承诺把生命献给帮会等等。由于光照帮的目的不可告人，魏萨普要求会员保持高度的秘密性，寄生在神秘共济会组织里，所有会员都用化名，魏萨普给自己起的化名叫“斯巴达克”（奴隶造反领袖）。在光照帮中，魏萨普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秘密警察系统），让会员之间相互监视，定期向上级汇报以控制会员。1782年7月，世界各国的共济会领导人在德国法兰克福市郊区召开一次对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共济会与光照帮结盟，承认光照帮的领导地位。至此，光照帮秘密控制了在全世界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共济会，只不过共济会的低级会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撒旦邪教的工具。

1786年，弗兰克、罗斯柴尔德、魏萨普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三巨头会面， 决定弗兰克为沙巴蒂—弗兰克主义的精神领袖，提供渗透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西方三大宗教广泛人脉，罗斯柴尔德所代表的弗兰克主义银行家财团负责提供资金，魏萨普负责领导光照帮负责具体策划世界革命。三巨头会面后，光照帮和共济会领导人召开了执行世界革命计划的秘密大会，策划在法国举行大革命，并在会上宣判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瑞典国王的死刑。会后，光照帮控制的法国大东方共济会创立了雅各宾俱乐部，开始实施法国大革命计划。操纵雅各宾党人，光照帮引爆了法国大革命，发动暴民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建立了巴黎公社，以法国国民议会名义发布声明，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暴动推翻政府。通过罗伯斯比尔、马拉（1743-1793）等秘密会员，光照帮假雅各宾党人之手实施了《核心计划》的一系列步骤：恐怖专政，展开大规模屠杀实施其 “消减人口计划”；指挥暴民摧毁科学、文化、艺术和教育，烧毁图书馆，摧毁文学和艺术品以摧毁他们认为是个错误的文明；宣传“阶级斗争”、“人民统治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煽动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等等，以实施其“摧毁旧世界”计划。



让魏萨普失望的是，雅各宾的号召没有获得广泛响应。1847年5月，光照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1848年春天实现《核心计划》，将其外围组织——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这时，光照帮因策动法国大革命的事实被揭露而声名狼籍，不便再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它更不能公开其毁灭性的《核心计划》，于是派成员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出面雇佣《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将《核心计划》改写成共产主义纲领文件。根据光照帮的要求和魏萨普的《核心计划》，马克思改写出了《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共产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由此问世。

一百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而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源头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正义者同盟，而是光照帮。上述渊源关系体现在：共产主义摧毁旧世界的信条源自沙巴蒂、弗兰克的妄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共产党称他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1760～1797）是光照帮会员，其共产主义主张直接来自光照帮，其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的光照帮，巴贝夫《平等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弗兰克主义和光照帮“人类文明是个错误”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以巴贝夫的思想为的理论基础，后来的“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要推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称巴贝夫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再后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宣言清楚说明传承巴贝夫主义，而巴贝夫上断头台之前承认自己是幕后组织（光照帮）的代理人；共产党的标志颜色红色源自沙巴蒂用红色代表鲜血、复仇；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魏萨普的《核心计划》；共产党旗帜中的锤子、镰刀图形来自光照帮旗下的共济会；共产党人互称的“同志”一语是共济会第二级别会员间的相互称谓；五月一日成为“国际劳动节”不是共产国际的偶然决定，而是因为那一天光照帮成立纪念日；1872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前言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的伦敦会议决定委托马克思根据光照帮的理论撰写宣言，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名字（二十年后马克思的名字才署名《共产党宣言》）；受命写《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次批判》、《哲学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没有表述过《核心计划》八项纲领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观点来自《核心计划》，《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摧毁旧世界、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思想源于光照帮帮主魏萨普的理论；后来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章程，入党发毒誓，要求党员互相监督，对叛党者处死，以夺取政权目标，剥夺私人财产，继续革命，改造、控制人思想等等理论、实践都源自光照帮帮规和毒誓；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品的国际歌传承的也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

光照帮后来把马克思推到前台是想掩盖《共产党宣言》是撒旦派《核心计划》改头换面的产物。[4] 巴伐利亚当局从没收的通信记录中发现，光照帮会员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几个德国王子。光照帮有内部五人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卡巴拉学者考尔麦，神学教授魏萨普，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英国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Sir Francis Dashwood，1708-1781）因此，英国首相本亚明•迪斯雷（Benjamin Disraeli）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穷人发动的改革运动，而是一群富人野心家的运动。”



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是光照帮纲领的表述，后者是马克思的理论。《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说。这一学说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了工人。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占有了过多份额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的情况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有众多学者、思想家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提出资本家应当减少占有份额。后来的经济学成果告诉人们，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利多少是由可能的替代选择决定的。资本家付工人100英镑是因为工人在别处能挣得100英镑，资本家按5%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可以按5%的利率借到钱。在人身自由、产权清楚界定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得到的总是他们应得到的最高收益，并不存在所谓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自由和产权清楚，因此在私有制下不存在剥削。相反，在公有制下倒存在剥削，或干脆是暴力剥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短期的、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的片面观察后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工资越下降，工人会越来越贫困的错误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以前的经济学贬为“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将建立在政治平等权基础上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结合的生产关系，以及商品交往、经济运动方式简单描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全面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秩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新观点是，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即是剥削，只要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处境就只能越来越悲惨。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灾难性的主张：解决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是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据以提出学说的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状况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残酷，而是由于英国1840年代的饥荒。在马克思提出其学说不久，英国的饥荒结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在持续了三十年的繁荣期间，英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保障自己的福利。不仅是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他的祖国德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改进工人福利的措施，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推动政府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民众福利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解各国工人生活状况迅速得到改善的事实，但他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荒谬，批评英国工人“狭隘”，坚持以“解放全人类”相蛊惑，煽动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行动”，“同时暴动”，发动“世界革命”，以服务撒旦教的《核心计划》纲领。

马克思于1841年4月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然而，他在大学毕业的当月即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5] 前东德著名历史学家Hermann von Berg指出：“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柏林大学的要求，当1841年母亲停止提供费用后就把没有完成的文稿寄往耶拿大学。仔细读马克思的所谓博士论文会发现，其中除了描述古希腊历史学家Plutarch反对Epicure的论争和比较了Epicure 和Democritus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外毫无学术价值。马克思从未去过耶拿城的耶拿大学（就读）。”[6] 以假学位欺世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严肃治学。《资本论》不是严肃探讨经济学的著作，而是马克思接受光照帮金钱作写手，宣传撒旦教纲领的政治宣传著作。二十世纪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资本论》后指出，该书唯一资料来源是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带着极大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剑桥大学学者威廉‧亨德森和威廉‧查乐勒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进行了新的翻译，检查其资料来源，发现恩格斯选取的是从1801年到1818年的资料，已经过时了（但恩格斯却没有说明），其中错误引用资料和弄虚作假总共有23页（全书354页）。亨德森和查乐勒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做研究不诚实，其书没有学术和历史价值，只是政治宣传，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资本论》同样是学术造假，水平低劣的政治宣传之作。[7]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热潮中出版后并没有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当时，只有英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有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英国工人阶级恰恰不认同花花公子马克思有资格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更不认同《共产党宣言》中摧毁社会秩序的煽动。英国工人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描写不合事实，“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工人贫困”的说法是危言耸听。正经的农民反对杀地主夺财，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勤劳，自己也机会作地主；正经的工人反对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能有一天也会作工厂主。正经的欧洲各国工人们只要求得到切实的，逐步生活改善，对“砸烂整个旧世界”、“得到整个世界”的光照帮理论不感兴趣，不想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更不会计划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工人、农民都怀有致富梦想，不想自己成为富人后被穷人暴力剥夺财产或杀害，他们认为只有流氓、暴民才会想“摧毁旧世界”，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取代资本家后工人的生活状况会更好，“得到整个世界”等等宣言不感兴趣。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初期是虔诚的基督徒。自从加入了宣传仇恨上帝与人类的撒旦教会，他思想彻底改变，开始崇尚毁灭。他在毕业论文中六次使用“毁灭”一词，以至同学给他起外号叫“毁灭”。他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算不上富有。马克思读大学后花费无度，常常欠债，从不体贴父亲养家的辛苦。他的父亲表达对儿子的绝望写道：“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8] 马克思的个人生活展示他伪善的一面。他创立学说抨击剥削，以劳苦阶级代言人自居。但在生活中，他极端鄙视体力劳动，从未打工挣钱，毕生不劳而获，不承担养家义务，靠父亲供养，靠资本家朋友恩格斯的“剥削”收入供养，靠遗产生活，毕生是个剥削者，且奴役了女仆海伦一生。马克思终生信奉撒旦魔教，宣言“向上帝复仇”，选择了撒旦教女婿、选择的撒旦教徒墓地。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保存了百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其中的二人通信中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并非像宣传的是在交流人道主义和改良社会，提高人民福祉。[9] 苏联将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文字长期隐瞒，不敢公之于众，只选择性地允许出版了百卷中的十几卷。未出版的八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所表达的主要是对魔鬼撒旦的崇拜、对人类、对上帝的仇恨，以及妄图主宰世界的狂妄。

马克思学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谋求改善工人福利，不是主张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号召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秩序，杀人夺财，号召以暴力夺取资本家的全部财富甚至生命，以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哲学家罗素评判马克思主义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罗氏这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劳而获，集体抢劫，谋财害命。在二十世纪，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共产学说想付诸实践，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天文数字的私人财富和人民生命，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历了这些灾难后人们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开篇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人和马克思心中的撒旦。这些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将罪恶神圣化，且身体力行地作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们与上述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一样崇尚毁灭，自私，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伪善，漠视他人痛苦。沙巴蒂、弗兰克都曾在自己的监狱宫廷中聚众淫乱，这是后来欧洲换妻、滥交的源头，也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源头。共产主义者们口口声声为解放全人类，实行的是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供自己享用挥霍，视他人生命为蝼蚁，发动连绵不绝的屠杀和整肃运动。从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到马克思，到各国共产党领袖，这个群体将罪恶不断升级，造成的灾难规模也不断升级。在二十一世纪，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学界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评委会评选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评选结果，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高票上榜。

应克复：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二）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散见于他的多篇著作。大概说来，他所说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甚至也没有阶级差别。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自行消亡了。那种社会——马克思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分工也消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消失了，大家都成了工人。由于分工的消失，每个人都是十分自由的，不受限制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个人获得了全面发展。在那种社会里，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国家，没有商品，没有市场，由于社会调节生产，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对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实行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那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作过系统的阐述，因此我们只能引述他的一些原话，借此说明它的空想性。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那么，联合体与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其一，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联合体不再具有这种性质了。其二，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恩格斯），联合体似乎不再具有这种特性了，因为，生活在联合体内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是马克思的一种假说吧。

问题的实质在于，联合体的职责是什么？不管你称它为什么：国家，政府，共同体，联合体，但人类社会总得有公共管理机构，这个机构自然赋有公共管理权力。有公共权力就存在这种权力与它治理下公民之间的关系。可是，公共权力在履行其职权过程中是否能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其侵犯呢？如果仍存在这种侵犯的可能性，那么，生活在共同体内的人们仍然不能认为是自由的。不能以为，挂上了“联合体”的牌子，就万事大吉、平安无事了。马克思的著作中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些。

再说自由。自由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认识论上的自由，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当人们认识了某一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便获得了对这个事物的自由。一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当社会组织了政府之类的公共权力机构之后，这一机构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在不超越其权力边界、侵犯公民权利时，公民便是自由的。此外，自由还指不违反法律和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后者是对公民的要求，前者是对政府的要求。马克思没有说，他所说的自由是认识论上的自由还是政治学方面的自由，那么，他所提倡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就令人费解了。

有一点是明确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是要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才降临人间。可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这一长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有没有自由呢？从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人们休想获得自由。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现实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条件下的自由。这方面，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早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马克思对这些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为什么不加以吸取而一味空谈未来的自由呢？

原来，国家是“善”，也是“恶”。国家是治理社会所必需的公权，但也可以蜕变为官僚们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私权。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能成为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强势力量。人类自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民众无不匍匐在国家权力面前，成为国家可以任其宰割的奴隶。

那么，在有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人们能否去争取自由？又如何去争取自由呢？直到近代西欧一批启蒙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作了颠覆性、开创性的阐述后，人类对自由的梦想，才划时代地揭开了新的一页。

根据契约说，政府的权力为民众所委托，主权属于人民。根据限权说，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只拥有组织政府、行使行政方面的权力（绝不像以后所出现的苏俄极权国家，执政党拥有凌驾于国家、凌驾于社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超级特权）。限权说，后来又发展为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的权力体制。时间上的限制，即定期大选，改组政府；空间上的限制，即将国家权力分解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三者互相制衡。此外还有新闻舆论、利益集团等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绝不像苏俄的极权国家的执政党，一旦上台便永久执政，并且集国家一切权力，还控制新闻舆论，钳制民众言论）。政治理论的创新，以及政治制度的重塑，使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状况：公民大众上升为主宰国家的主体，成了国家政权的驾驭者，而不再是被国家权力所统治的客体；国家（政府）则是为社会民众办事的机构，而不再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者。从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他们自由了。自由主义开拓了人类在国家制度存在条件下的自由境界。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12页）

——“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马克思选集》第2卷，第378页）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份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11页）

第一、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还是阻碍进步的消极现象？马克思要消灭分工，可见他是否定分工的进步意义的。原始社会与农耕社会自给自足，没有什么分工。农耕社会晚期，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分工。进入工业社会，分工更有发展。各种生产门类的出现（如纺织、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化工等）是适应工业生产发展需要的各种分工。各生产门类内部也有各工种的分工。如汽车制造，必须有各工种的分工以及相互配合，才能进行生产。国家的出现，产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公共权力的存在，就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现代企业的诞生，出现经营管理者和被管理的生产者。现代社会更有愈来愈多样的职业分工：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律师、记者、演员、艺术家、作家、企业经理、各类服务人员，各种体力劳动者，等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进步，分工变化着，发展着。旧的分工消失了，新的分工又出现了。文明的发展，只会使分工更丰富、更细密。分工，与社会同在，与社会进步俱进。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一种对立关系吗？脑力劳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愈益发展还是趋向消失？人类到了所谓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为什么反而要加以消灭？消灭脑力劳动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会导致社会的倒退？脑力劳动被消灭之后，为什么人反而能获得全面的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反而随之增长、集体财富一切源泉就会充分涌流？对这些问题，马克思都没有加以回答，也不可能作出回答。

马克思要消灭脑力劳动，使大家都成为工人，真是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臆想；但事实确实如此：马克思主张消灭脑力劳动的证据之一：他说“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工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概指体力劳动者）。“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属性了”。

证据之二：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从而可以领取相应的消费资料。我们知道，只有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才能以劳动时间测定他的劳动量。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明的发展，体力劳动的群体在显著缩小，而脑力、智力劳动者的队伍在迅速扩大。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繁琐的工作被机器或计算机所代替。历史在向着马克思所预设的相反的方向前进。脑力劳动，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引领人类凯歌行进！

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论也是违背常识的虚构之说。因为工人的劳动仅仅是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诸要素之一。工业化生产是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劳动力外，还需要土地与资本的投入，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经营的管理等。难道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对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吗？显然，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生产要素，生产就无法进行，哪里还谈得上剩余价值的创造呢！那么，任何一项生产要素从利润——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一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马克思也承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但为了顾及《资本论》的既成理论体系，只能将之搁置一边了。所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连同他的“绝对贫困化”理论，都是脱离时代的产物。

估计恩格斯总共给了马克思大约六百万法郎的巨额资金（佣金），马克思一切听有钱人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主要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想读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书籍，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理论，但是恩格斯不允许他读，恩格斯控制马克思读什么样的经济学书籍。马克思虽然在英国博物馆里泡了那么多年，但是只能读恩格斯指定的政治经济学书籍。经过恩格斯的精心挑选，马克思只熟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学理论，对当时西方最主要经济学家的理论都不清楚（尤其是美国经济系统）。结果，恩格斯弄虚作假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成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唯一资料来源。

《资本论》是政治宣传，是马克思主义为了迎合无产阶级，只承认体力劳动者（无产阶级）的价值，只是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换句话说，只是为了欺骗无产者充当炮灰。只要有现代经济常识就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论，在经济活动中（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经济活动中），除了体力劳动者之外，还有资本本身，管理水平，以及技术、知识产权等等的重要价值。经济活动是所有这些因素有效的协作、配合的过程和结果。体力劳动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还有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要垮台，是“垂死的”，大家都知道，不仅资本主义没有垮台，倒是社会主义纷纷垮台。

十九世纪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波姆-巴伟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曾经是奥地利的财政部长，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指出了《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基本的致命错误，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自相矛盾，存在内在的不一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定义，和他的利润率的解释不一致。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定义为劳工超过维持基本生计（包括家庭）之外的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剩余价值率为剩余价值（s）除以工资（v），即 （s/v）。例如，一个工人工作6小时创造的价值就可以维持他的基本生计（包括家庭），他又额外地为资本家工作了6个小时，马克思说这额外的6个小时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走了（马克思根据这个观点，认为资本家的财富都是从工人那里偷来的，号召无产者用暴力把资本家的财富抢走）。这个例子的剩余价值率为：（额外劳动时间）÷（维持基本生计所需要的时间），即 （6小时）÷（6小时）= 100%，剩余价值率为100%。

马克思定义的利润率则完全不一样，利润率为剩余价值（s）除以总投资（设备加工人工资：c+v。c是设备等，v是工资），即利润率为（s/（c+v））。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率固定的情况下，比如在马克思喜欢的100%的剩余价值率情况下（v=s），利润率为（v/（c+v）），不同的投资有机组合（设备和人工的比例）给出完全不同的利润率，投资设备越高利润率越底，而越是劳工密集型的企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越高（竞争力越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谁愿意去开发和购买新设备呢？经济学家根据现实中的例子研究的结果是，利润率和投资有机组合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结果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许多劳工密集型的企业搬到劳工便宜的国家去，以增强竞争力；西方大公司为了增加竞争力、增加利润，经常进行技术更新、解雇员工，而不是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应该多加员工。这些都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相矛盾的。

他的批评给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致命的一击，从此再也没有缓过来。所以人们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匹死马。

《二十世纪中国纪事》

共产学说的由来

民国初年，共产学说经日本被介绍到中国。这时，该学说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个讨论话题，没有人要根据这一学说建立政党。新文化运动期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列宁组建了以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派人到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在共产革命主宰中国的二十世纪，由于资料披露与学术研究不充分，没有人对马克思其人、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的起源、苏俄革命的起源有清楚的了解。经过各国学者的几十年研究，人们在二十一世纪才了解真实的马克思、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共产学说的源头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犹太教的假弥赛亚（Messiah基督、救世主，拯救者）运动。十七世纪，一位名叫沙巴蒂‧萨维（Sabbatai Zevi，或Shabbetai Tzvi，1626-1676）的犹太教信徒在二十岁时出现精神异常，破坏教规，亵渎犹太教神灵，自称弥赛亚，因此被开除犹太教籍。事件让强烈期盼弥赛亚的犹太人看到希望。各国犹太信众相信沙巴蒂将开始统治全球，流浪世界的苦难日子就要结束，纷纷变卖财产回到以色列，等待弥赛亚降临。由此，一场关注沙巴蒂的弥赛亚运动席卷世界。然而，沙巴蒂心中的上帝并不是《圣经》中的创世者上帝，他相信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魔鬼撒旦。当时，犹太人控制着土耳其的商业活动。弥赛亚狂热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商业，土耳其当局逮捕了沙巴蒂。信徒们涌到监狱朝拜沙，贿赂监狱。有了钱赚，当局把监狱城堡的很大一部分给了沙巴蒂，允许他和妻子、许多拉比和仆人生活在一起，监狱成了沙巴蒂的小宫廷。但来此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社会动乱，当局指控沙巴蒂谋反，要求他在限期内通过奇迹证明自己是弥赛亚，否则须皈依伊斯兰教或受死。沙巴蒂展示不出神迹，向自己的犹太教拉比的帽子吐口唾水的方式公开亵渎犹太教，求土耳其国王允许皈依伊斯兰教。土耳其国王接受皈依，给沙巴蒂起了新名字。沙巴蒂的叛教让全世界的犹太信徒们希望破灭。部分信徒不愿承认上当受骗，坚持尊沙巴蒂为弥赛亚，由此发展出了秘密崇拜魔鬼的假弥赛亚运动邪教，即沙巴蒂主义。按照犹太教的说法，在两种情况下弥赛亚要来临，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好人，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坏人。沙巴蒂主义声称前者不可能，只有后者才能让弥赛亚来临。他的魔教要让所有人堕落、犯罪，要把罪恶神圣化，将几千年来的传统善恶标准颠倒。
沙巴蒂死去的五十年后，另一邪恶假弥赛亚，雅可比‧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出生在波兰（现乌克兰镜内）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童年深受沙巴蒂主义影响，在十几岁时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孩子组成的抢劫团伙。长大后，弗兰克亵渎犹太教，自称是沙巴蒂转世，是活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将要统治全世界。他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称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坏的，要求摧毁和败坏一切人类文明，摧毁一切法律、法规，让人类败坏，要通过犯罪找到通往上帝的路，然后拯救人类。他和信徒们搞性狂欢活动，称要回到共夫共妻的状态。他以邪说赢得了沙巴蒂信徒们的拥护，成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等国沙巴蒂信徒的领袖。1759年，弗兰克率信徒在一小镇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他要求公社成员把所有钱财都交由财政统一管理，消灭私有财产。逐渐，弗兰克的邪说在各国沙巴蒂主义信徒中流传，形成了弗兰克主义。其要点为：无神论；拒绝法律和秩序；否定任何道德底线；恐怖主义；摧毁现存世界，推翻各国政府和社会制度，夺取各国权力；消灭私有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共产）；通过一场世界大革命迎来弥赛亚降临。
1770年，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1812）为首的一伙沙巴蒂—弗兰克信徒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组织起来，集中资源形成强大的力量；实施弗兰克摧毁人类文明和信仰道德体系的计划；指派神学教授信徒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筹划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性颠覆组织，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推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最终要实现沙巴蒂—弗兰克的弥赛亚使命。接受银行家们的指派，魏萨普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创建了秘密组织—巴伐利亚光照帮（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The Illuminus Organization又译光照派，光明会，光明帮）。光照帮信奉撒旦为“指向光明的启蒙者”，其名称的拉丁语意思是“受到特别启示者”。1776年5月1日，亚当•魏萨普推出世界革命《核心计划》，将这一天定为光照帮的诞生日。《核心计划》的要点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是人类不幸福的原因；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废除私有财产，把所有私人和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废除爱国主义，提倡国际主义；废除家庭、婚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通过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代所有国家和民族，达到“人类幸福繁荣大家庭”。 [3] 光照帮的帮规包括：核心领导机构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帮主魏萨普任最高委员会领袖；下级服从上级，帮会成员无条件服从，无限忠于最高委员会和帮主；会员相互监视，并监视会员的亲戚、朋友；对叛变者以极端手段处置；入帮须发毒誓承诺把生命献给帮会等等。由于光照帮的目的不可告人，魏萨普要求会员高度保密，寄身于神秘共济会组织中，所有会员都用化名。魏萨普自己化名“斯巴达克”（奴隶造反领袖）。在光照帮中，魏萨普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秘密警察系统），让会员之间相互监视，定期向上级汇报以控制会员。1782年7月，世界各国的共济会领导人在德国法兰克福市郊区召开对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共济会与光照帮结盟，承认光照帮的领导地位。至此，光照帮秘密控制了在全世界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共济会，只不过共济会的低级会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撒旦邪教的工具。
1786年，弗兰克、罗斯柴尔德、魏萨普在法兰克福会面， 决定弗兰克为沙巴蒂—弗兰克主义的精神领袖，提供渗透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西方三大宗教广泛人脉，罗斯柴尔德所代表的弗兰克主义银行家财团负责提供资金，魏萨普负责具体策划世界革命。三巨头会面后，光照帮和共济会领导人召开了执行世界革命计划的秘密大会，决定首先在法国举行大革命，并在会上宣判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瑞典国王的死刑。会后，光照帮控制的法国大东方共济会创立了雅各宾俱乐部。操纵雅各宾党人，光照帮引爆法国大革命，发动暴民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建立了巴黎公社，以法国国民议会名义发布声明，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暴动推翻政府。通过罗伯斯比尔、马拉（1743-1793）等秘密会员，光照帮假雅各宾党人之手实施其“摧毁旧世界”计划，即《核心计划》，具体行动包括：恐怖专政，展开大规模屠杀实施其 “消减人口计划”；指挥暴民摧毁他们认为的所谓错误的文明，包括烧毁图书馆，摧毁文学和艺术品；宣传“阶级斗争”、“人民统治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煽动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等等。
让魏萨普失望的是，通过雅各宾党发出的号召没有获得广泛响应。1847年5月，光照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1848年春天实现《核心计划》，将其外围组织——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这时，因策动法国大革命被揭露而声名狼籍的光照帮不便再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也不能公开其毁灭性的《核心计划》，于是派成员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出面雇佣《莱茵报》编辑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将《核心计划》改写成共产主义纲领文件。
马克思入大学之初是个基督徒，后加入了宣传仇恨上帝与人类的撒旦教会，思想彻底改变，开始崇尚毁灭，表现出极端的狂妄和强烈的毁灭的倾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穿越过世界的废墟，我像上帝般胜利徘徊，给我出击的力量，我会拥有造物主一样的地位。（Then I will wander godlike and victorious, Through the ruins of the world, And, giving my words an active force, I will feel equal to the creator.）他在毕业论文中六次使用“毁灭”一词，以至同学给他起外号叫“毁灭”。他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马克思是个品质恶劣的人。他在波恩、柏林大学期间花天酒地，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不断借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比最富有的人花钱还多，母亲对他忍无可忍，宣布停止对他的资助，马克思则宣布与母亲断绝关系。1841年，马克思假造了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5] 前东德著名历史学家Hermann Von Berg指出：“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柏林大学的要求，在1841年母亲停止提供费用后就把没有完成的文稿寄往学店耶拿大学。仔细读马克思的所谓博士论文会发现，其中除了描述古希腊历史学家Plutarch反对Epicure的论争和比较了Epicure 和Democretus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外毫无学术价值。马克思从未去过耶拿城的耶拿大学（就读）。”[6]
根据光照帮的要求，马克思改写出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共产主义学说，又称马克思主义，由此问世。1848年，光照帮在的欧洲革命热潮中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并没有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当时，只有英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有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英国工人阶级恰恰不认同花花公子马克思有资格以工人阶级代言人名义发表宣言，更不认同《共产党宣言》中摧毁社会秩序的煽动。英国工人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描写不合事实，“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工人贫困”的说法是危言耸听。正经的工人、农民反对暴力剥夺富人，相信只要勤劳，自己也的机会作工厂主、地主。正经的欧洲各国工人、农民们只想得到切实的，逐步的生活改善，不想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不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富人后被剥夺财产或杀害。他们认为只有流氓、暴民才会喊“摧毁旧世界”，“砸烂整个旧世界”口号，他们对“得到整个世界”等光照帮蛊惑不感兴趣，并且不相信共产党取代资本家后工人的生活状况会更好。
一百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而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源头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正义者同盟，而是光照帮。上述渊源关系体现在：共产主义摧毁旧世界的信条源自沙巴蒂、弗兰克的妄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来被共产党称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 1760～1797）是光照帮会员，其共产主义主张直接来自光照帮，其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的光照帮，巴贝夫《平等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弗兰克主义和光照帮“人类文明是个错误”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以巴贝夫的思想为的理论基础，后来的“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要推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称巴贝夫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再后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宣言清楚说明共产主义传承巴贝夫主义，而巴贝夫上断头台之前承认自己是幕后组织（光照帮）的代理人；共产党的标志颜色红色源自沙巴蒂用红色代表鲜血、复仇；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魏萨普的《核心计划》；共产党旗帜中的锤子、镰刀图形来自光照帮旗下的共济会；共产党旗帜中的的五星是撒旦教的标志；共产党人互称的“同志”一语是共济会第二级别会员间的相互称谓；五月一日成为“国际劳动节”不是第二国际的偶然决定，而是因为那一天光照帮成立纪念日，光照帮要求在这一天行动；1872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前言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的伦敦会议决定委托马克思根据光照帮的理论撰写宣言，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署名《共产党宣言》是二十年后的事；受命写《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次批判》、《哲学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没有表述过《核心计划》八项纲领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观点来自《核心计划》，《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摧毁旧世界、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思想源于光照帮帮主魏萨普的理论；后来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章程，入党发毒誓，要求党员互相监督，对叛党者处死，以夺取政权目标，剥夺私人财产，继续革命，改造、控制人的思想等等理论、实践都源自光照帮；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品的国际歌传承的也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光照帮后来把马克思推到前台是因为不想让世人知道《共产党宣言》是撒旦派《核心计划》改头换面的产物。[4] 巴伐利亚当局从没收的通信记录中发现，光照帮会员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几个德国王子。光照帮有内部五人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卡巴拉学者考尔麦，神学教授魏萨普，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英国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Sir Francis Dashwood，1708-1781）因此，英国首相本亚明•迪斯雷（Benjamin Disraeli）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穷人发动的改革运动，而是一群富人野心家的运动。”
共产学说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是光照帮纲领的表述，后者是马克思接受光照帮金钱作写手推出的理论。《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说。这一学说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了工人。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初期占有过多份额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有众多学者、思想家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提出资本家应当减少占有份额。后来的经济学成果告诉人们，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利多少是由可能的替代选择决定的。资本家付工人100英镑是因为工人在别处能挣得100英镑，资本家按5%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可以按5%的利率借到钱。在人身自由、产权清楚界定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得到的总是他们应得到的最高收益，并不存在所谓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自由和产权清楚，因此在私有制下不存在剥削。相反，在公有制下倒存在剥削，或干脆是暴力剥夺。
以假学位欺世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严肃治学。他的学说是抄袭自各家旧说，其经济宿命论是抄袭自斯多噶学派的极端宿命论，其辩证法搬自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其唯物论是拾费尔巴赫的牙慧，其剩余价值论搬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然后加入了自己的错误内容，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搬自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资本论》中的主要资料来源于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剑桥大学学者威廉‧亨德森和威廉‧查乐勒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得出如下结论：恩格斯做研究不诚实，他带着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大量选用过时资料而不作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大量的错误资料引用和弄虚作假，因而没有学术和历史价值，只是政治宣传品。同样，马克思作研究也不诚实，带着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其《资本论》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样，也是学术造假，水平低劣的政治宣传之作。[7]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短期的、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的片面观察后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工资越下降，工人会越来越贫困的错误结论。马克思将此前的经济学贬为“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将建立在政治平等权基础上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结合的生产关系，以及商品交往、经济运动方式简单描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全面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秩序。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即是剥削，只要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处境就只能越来越悲惨。据此观点，马克思提出了灾难性的主张：解决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是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据以提出学说的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状况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残酷，而是由于英国1840年代的饥荒。在马克思提出其学说不久，英国饥荒时期结束。在其后持续三十年的“维多利亚繁荣期”，英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保障自己的福利。不仅是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他的祖国德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改进工人福利的措施，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推动政府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民众福利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解各国工人生活状况迅速改善的事实，但他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荒谬，批评英国工人“狭隘”。按照光照帮的《核心计划》，他们以“解放全人类”口号相蛊惑，煽动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行动”，“同时暴动”，发动“世界革命”。
马克思极端鄙视体力劳动，一生靠借钱度日从母亲、父亲、姨夫、燕妮伯父、朋友恩格斯、沃尔弗等方面得到的大量遗产、赠予，足够支付像样的生活，但他的挥霍习惯让他的家庭生活悲惨。他体魄强壮精力旺盛却从未打过工挣过钱，[9] 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造成七个子女中的五个夭折。这样一个一辈子不劳而获，依靠向密友恩格斯，向友人、甚至向邻居、工人借贷为生，剥削、奴役女仆海伦一生的人却以工人阶级代言人自居，宣传“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创造世界”，“工人阶级将获得整个世界”。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空前财富，将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空前提高已经世人皆知，但马克思一面享受资本主义制度好处，一面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万恶不赦，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非是在宣扬撒旦教纲领，以及发泄自己的“末日愤怒情绪”。
马克思终生信奉撒旦魔教，宣言“向上帝复仇”，选择了撒旦教女婿、选择的撒旦教徒墓地。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保存了百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其中的二人通信中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并非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在讨论人道主义和改良社会，提高人民福祉。[9] 苏联不敢将二人的这些文字公之于众，选择性地出版了百卷中的十几卷，而将二人文字的主要部分长期隐瞒。其原因是，未出版的八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所表达的主要是对魔鬼撒旦的崇拜、对人类、对上帝的仇恨，以及要主宰世界的狂妄。
马克思学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主张合法谋求改善工人福利，不是主张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号召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秩序，杀人夺财，号召以暴力夺取资本家的全部财富甚至生命，以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哲学家罗素评判马克思主义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罗氏这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劳而获，集体抢劫，谋财害命。马克思声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声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之前已经有很多思想家阐述过私有制之善和公有制之恶。亚里士多德说：只有私有财产的制度才能防止纷争，使人产生博爱美德。孟德斯鸠认为：所有权是道德之神、私有财产是道德之魂。如果社会财富都掌握在某个人、某个机构的手里，个人自由将不复存在，人们将成为奴隶。洛克认为，建立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马丁•路德认为，要求财产公有或财产平分是邪恶的主张。卢梭说：公有制是野心家的发明，公有制下民众一无所有，必然造成民众对权力的无限膜拜。一切基本的良知、信仰必然丧失，最丑恶的权钱色交易与贪婪必泛滥，权力之争必血流成河，民众必沦为奴隶，公有制是埋葬一切平等的基础、是万恶之源。确保每个人的私人权力才能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动。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社会和谐的基石，道德的根基。一个财产权不能确保的社会就是一个强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人民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也不能确保，独立人格、尊严、价值观念、道德信仰都无从确立。
在二十世纪，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付诸实践，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天文数字的私人财富和人民生命，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同时也证明了思想家们论述的私有制之善和公有制之恶。经历共产革命灾难后人们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开篇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是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人和马克思心中的撒旦。这些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将罪恶神圣化，且身体力行地作恶。沙巴蒂、弗兰克都曾在自己的监狱宫廷中聚众淫乱，这是后来欧洲换妻、滥交的源头，也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源头。共产主义者们口口声声为解放全人类，而实际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供自己享用挥霍，视他人生命为蝼蚁，发动连绵不绝的屠杀和整肃运动。从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到马克思，到各国共革命家，这个群体将罪恶不断升级，造成的灾难规模也不断升级。经历二十世纪共产革命灾难后人们才知道，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们都与上述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一样，崇尚毁灭，自私，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伪善，漠视他人痛苦。在二十一世纪，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学界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评委会评选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高票上榜。

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篇）



季鹏



第三篇 建国后毛式阶级斗争的新发展：

“运动治国”扫描



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只是，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他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也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那主要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镇压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而设计的过渡性措施，而并非将整个社会分成固定不变的“阶级成分”，然后永远不停息地叫－部分人对一部分人进行斗争。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暴力斗争的一面，但仍未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未将阶级斗争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法宝。毛泽东的贡献之一是，他不仅将阶级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法宝，而且将其作为治国安邦、推动生产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唯一动力和手段。因此全国的所有工作、所有事业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核心、精髓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专政”成了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不可须臾脱离的“空气和水”，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扩大、翻新、延伸，不断制造和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

毛的另一贡献是，把阶级斗争具体化为各种群众性“政治运动”。“运动”本非毛所创，也不是毛共所独有，但以“运动”作为治国的法宝，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的、主要的方法、形式，则是毛的“专利”。在毛统治中国的27年岁月里，毛就是以这种方式贯彻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他的各项战略任务，所以人们称其为“运动治国”。在毛登基至及其死去的27年里，各种运动可谓延绵不断，大运动套小运动，全国性运动套地区性运动，全民运动套专项运动，即使表面上没有“运动”的间歇，各种政治学习、政治挂帅、思想改造也没有停顿过，它们实质上也是“运动”。有人统计，在毛执政的27年里，光全国性运动就达72项（一说52项），地区性（省以下）就更多，难以计数。所以，对毛主义的研究，离不开对“运动”的考察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后毛中国的历史，就是“搞运动”的历史。

又按照毛的说法，他的运动从其性质上看，可以分为对敌斗争运动和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两大类，前者如土改、镇反、肃反等，后者如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还有些运动介乎于两者之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整风——反右派，开始时说是人民内部的“和风细雨”的运动，后来就变成“敌我矛盾”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了。又如文化大革命，它就更可能是涵盖“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了。其实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的，那就是通过揪出、打击小数（5%）“敌对分子”、“破坏分子”，教育广大（95%）的人民群众，达到实现毛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政治、经济目标或对某－群体进行改造的目的。而它总的目的无疑是巩固和强化毛和毛共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极权统治。

本篇主要叙述建国后毛发动的主要运动，但不是全面的记述，一方面，我们这里不是为毛的“共和国”树碑立传，没有必要事事必录；二方面，如前所述，运动太多太密数不胜数，不可能一一记述。我们只要把那些主要的、能反映和说明毛主义运动本质的东西交代清楚就行了。

不过还需要说明，毛发动的反右派、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规模大，情况复杂，后果特别严重，因此各设专篇论述；在本篇，只涉及对三大运动之外的几个主要运动的扫描。



第十三章 对农民恩将仇报：建立现代农奴制度的前哨战



作为经典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了一代代善良的人们。这个故事流传开之后，那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大概再也无所施其技、售其奸，只能躲到蛇垌里去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又上演了这个故事的扩大版，而且，这之后数以亿计被他恩将仇报的“农夫”们依然叫他“大救星”。这比那条毒蛇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确是令人叹为观止了。



一、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的背后



正如毛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当代的农民战争。毛共以其欺骗和裹胁的两手将亿万中国农民牢牢捆绑在他的内战夺权的战车上，终于靠了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夺得了天下。这时，按理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义无反顾、最大限度地回报他的“恩人”——农民。我们听到毛共的宣传机器也都在这么说的，如，毛的“解放大军”所到之处，随即开展的“土改” 运动，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从地主手里分得了田地，使他们从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于是农民们由衷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农民成了共产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新中国的最坚定支持者……

这种宣传听得多了，而且没有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老一代的人们早已经习惯“听党的话”， 并乐意充当共产党、政府的“传声筒”；年轻的第二、第三代只能从电影、书刊上了解过去，当然只能相信毛共宣传的一切。于是就出现了当今不少年青人相信毛泽东主政时中国人人自由、平等，个个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贪官污吏……的幸福日子。

毛当初的“解放”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几乎没有人去细究。即使近年来一些勇敢者冲破层层言禁，大胆揭露了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饥饿、大死人的事实，但那也只是针对那场运动，在此之前，农民们似乎仍然沉浸在被毛“解放”后的欢乐之中，甚至有的“反毛” 的学者也认为“土改之后合作化前”，是农民的“黄金时代” 云云。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毛共当年的“解放”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一敏感话题终于被人提起，并且从尘封已久的铁幕中透露了一丝阳光，一点真相。最初敢于质疑的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梁漱溟，在1953年9月间全国政协会议上，梁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面折廷争”，引发了 “龙颜震怒”，以致使毛完全失态“泼妇骂街”，直将梁漱溟骂了一个多小时，真可谓骂得狗血淋头，痛快淋漓。之后则将梁之言论封杀，中国又成了农民幸福的天堂。

据有关亲历者回忆，当时梁漱溟根据其调查所掌握的材料，在政协会上非常不客气地指责毛政权带给农民的痛苦，指出农民与城里的工人相比较，有“九天九地” 之别，即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还要受农村基层干部的欺压..... 意谓农民过的是地狱生活。听到这里，毛终于勃然大怒，顾不得长期以来装出来的“人民领袖”、“明君”形象，撕破了脸皮，把偌大、庄严的政协会堂当作街头村巷，使出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对梁漱溟破口大骂架.....毛这次之所以对梁的发言大动肝火、大肆淫威，是因为梁委员正好戳中了他的软肋，击中了他的要害。因为谁都知道，毛是靠农民运动起家的，农民帮他打下了江山。毛一贯被塑造成农民的“大救星”，是农民的“贴心人”，如今梁漱溟揭开了一点真相，掀开了他苦心经营起来的画皮的一角，怎不令气急败坏！如果在这个关键之处被其打开缺口，毛的谎言王国就有垮塌的危险，进而动摇其政权的根基......所以他只好不顾一切了。

（注：有关粱漱溟与毛泽东的这次正面冲突，我们放在本书第四篇：反右派运动的附录中记载，请参阅）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都不能看到梁漱溟当年所指陈的工农生活“九天九地”的具体内涵，具体事实。可以肯定，作为著名学者、农村问题专家，而且还是毛的“老友”的梁漱溟先生，发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论是握有充分依据、充足事实的，否则他绝不敢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提出如此重大、敏感的话题。然而，迄今为止，在笔者所见到有关当年毛、梁冲突的记述资料中，都没有对“九天九地” 说的具体描述。现在见到的只是毛在谩骂梁时提及的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如“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等等。这些显然都是断章取义，且言不及义。其中只提到了一个接近实质的问题，就是梁说毛共的农村“下级干部”“违法乱纪”，欺压农民。毛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剩下则百分之十是混进共产党干部队伍里的“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坏亊都是他们干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梁漱溟提出这个农民生活太苦、生活在“九地之下”的议题，并不是“合作化”、 或“大跃进”时期，而是国人都认定农民刚刚获得“解放”、“土改”之后的“黄金时期”，大家都认定那段时期是中国农民生活最好、最惬意的时期。

另外，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们也知道，当时工人的生活也不是什么“九天之上”，只不过是有饭吃有衣穿的低水平温饱而已。用它来对照农民的生活却成了“九天之上”的天堂，那“九地之下”的农民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

遗憾的是，除了梁漱溟说了那句惹祸的话之外，至今我们仍然缺乏那一时期农民生活真相的具体资料。不过，近年来不经意读到网上一篇文章，稍稍填补了这一空白，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李昌玉先生于2009年2月17日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笔者在一年多之后才读到它），题目叫《镇反运动研究》，全篇主题反映镇反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在那场运动中如何运筹帷幄、不断促使各级领导大开杀戒的具体言行（各种电文、讲话、指示），以及毛本人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的心情。但是文章的第（5）部分：“毛泽东登基7个月就下达指示镇压农民骚动”一节，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和农村的情况的一斑。

李氏此段文章主要讲了两个事情，其一是1950年5月前后出现的苏南（江苏南部）农民“骚动”的事件。事情直接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5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入主中南海的7个月零5天，毛在一份题为《中共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的文件中批上一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华东局这个《指示》原文第二项中一段原话则是：“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分子趁机煽动，因而引起群众性的非武装的抢粮运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毛便在这最后一句的后面加上了“决不可向群众开枪”这几个字。

这个文件表明，苏南这个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发生了严重的粮荒，粮荒的原因是“因灾荒严重”即天灾；或“因秋征负担过重”即毛共政策的“人祸”。这里的“秋征”是指上年秋后的征粮，因为当时正是春末，不可能征粮。即是说因去秋征粮过重，征了过头粮导致春来群众无粮下锅。群众无米下锅，不得不赤手空拳（非武装）来“抢粮”。抢粮的规模一定很大，所以才称为“抢粮运动”，才出动武装部队去镇压。按照毛共的惯例，即使这类事件百分之百是政府的错，即使事后被廹发给群众一些救济粮，也要抓、杀几个为头的“煽动群众”的“反革命分子”，以儆效尤。毛写上这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决不是无缘故的，可以理解为他知道下面实际上已经开枪镇压了。毛为了摆脱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之责，故意写上这句冠冕堂皇推脱责任的话。亊实上，当抢粮己成为“运动”时，口头是劝阻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下面下面开枪了杀人，毛可以据此推卸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毛和华东局都没有一句应实事求是地给缺粮者发放救济粮、“救人第一”的指示。

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苏南地区沙川、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粮食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情况。本来这个报告正好印证了上述中共华东局文件中有缺粮农民“非武装抢粮”骚动事件的真实原因，作为最高领导，毛理应指示下面查明情况火速救人。但他却反其而行之，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持怀疑态度，指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叫陈“应派员详查“，然后报告他。

毛是5月12日给饶漱石发出如上指示的，刚刚过了三天，就收到了苏南区党委呈送给毛的“三、四月份综合报告”，这个报告显然不是陈丕显作的临时调查，而是苏南区党委先就作好了的情况反映。报告称苏南个城市近期出现了“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以及他们采取的对策。还谈到帮助苏南农村四十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就印证了一个亊实，即苏南三县的灾民不是黄炎培所说的二十万，而是四十万！

可是毛泽东仍不死心，他在5月19日给陈丕显去电，仍然要陈亲自去调查“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作等项” 实況，然后“作一个切合情况的答复”。很明显，毛想要得到与黄炎培反映相反的报吿，以便作为驳斥这个民主党派头头的“武器”。

终于，毛收到了陈丕显关于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的报告，毛于是叫陈亲自去和黄炎培谈，意即用事实纠正黄的“错误”。

何以知道毛对黄炎培的反映是恼火的呢？半年多之后，在毛发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暴露了对黄爱“说三道四”的极端仇视，狠狠整了黄炎培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提出的口号是“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可以肯定，这种具有山大王特色的口号除了毛恐怕别人想不出、也不敢提的。）黄炎培本人则被批斗得焦头烂额。毛终于说出了一句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话：“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算是报了在苏南农民问题上的“一箭之仇”。

（文中的事实和引语据原作者说明，均取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

李昌玉在其文章中说到的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云南的边远小县，时间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主题是征粮——农民交“爱国粮” 一亊，事情比较简单。

永仁县是云南省楚雄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根据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起义”通电，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0日，中共解放军进驻永仁县。2月4日，永仁县“人民政府”挂牌成立。新政权建立后首抓两件大事：剿匪和征粮。剿匪是军队的事，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征粮。

新政权要招兵买马，政府工作人员要吃饭，征粮本是分内之事。问题是它的任务畸重，这大概也就回答了前一个故事中，农民为什么要聚众“骚动”、抢粮的原因。

永仁县是一个小县，当时人口不详。经查，该县2002年人口为10万，那么，1950年推算人口应当在3——4万之间，除了不交粮的人口，交粮的农民人口大约在3万左右。这3万农民1950年交了征粮1094万斤，每个农业人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交300斤以上。这相当于每个农民大半年甚至一年的口粮。而且这种偏远穷荒之地，亩产粮食才一百多斤，除了口粮之外，是没有什么存粮或商品粮的，实际上是将口粮交了，吃什么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还要“补交”国民党时期未征的1949年的公粮，共计328万斤。平均每个男女老幼要再交100斤。即是说，1949年国民党时期全县征粮数为328万斤，仅及1950年共产党征粮的30%。（资料来源的《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资参考。同样属于楚雄州的武定县，据《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武定县五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工作》一文作者闻从善的回忆，这个县1950年征收的粮食大概与永仁县差不多。当时全县划为5个区，闻从善所在的第四区入库粮食180万斤以上，全县大约入库1千万斤左右。一下子征来这么多粮食，存放成了大问题，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全县根本没有像样的粮食仓库，所以，征来的粮食只能堆放在没收地主、土匪的住房，以及征用各种公房、庙宇内。楚雄州地处云南以西，位居滇缅公路南北两侧，抗战时是支前的后方基地，它的前面有几十万远征军在与日寇厮杀。按理，国民党应在此大建粮库，征收公粮供前方将士使用。可事实上它并没有几间像样的库房。当时征收的粮食并不多，随征随送走，县里没有建仓库的必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县、乡机关人员很少，就更不必建粮仓了。而毛共新政权的建立，不仅食皇粮的人员激增，而且，据闻从善解释，新政权的一切财政支付，包括人员的工薪，大部分都用征来的粮食支付。粮食成了新政权的支撑。无怪它征粮数量是过去的几倍，还要将国民党时期没来得及征收的粮食“补征”。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主要原因吧。

还可以从一些宏观的数据看看当年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应该说，毛登基之后不久便在全国新“解放区”（约占全国农村人口三分之二）实行了毛式暴力土改。即以毀灭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和土地、财产，满足部分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农村中的一部分流氓无产者对“富人”的发泄仇恨的愿望，暂时给农业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但是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短暂调动了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新政权的橫征暴敛不但使农民的贫困依旧，并且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农民的增产增收远不如毛政权赋税增加的快，据官方的统计资料，1953年（土改以后的第二年）全国粮食较1950年（土改前）增加了25.4%，绝对量从2646亿斤增至3318亿斤。（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页的统计数据），而粮食的征、购数量则增加了100.25%，绝对量从356亿斤增加到721亿斤（数据出处同前。但必须指出，这个征购数是不完全的，因为一部分征粮被县、乡留作“经费”了）。粮食是当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则意味着增农民虽然增产却不能增收（征粮是无偿的，购粮则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值，所以叫做卖“爱国粮”）。所以，“土改后”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还可能恶化了。这也是梁漱溟敢于在毛面前讲“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而毛却未加反驳的原因。还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时毛共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尚未施行（这项政策和制度是1953年10月之后才实施的），待到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的痛苦便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农民真正的苦难还没有开始呢，梁委员就指责毛政权把农民打入“九地之下”了。

当毛把梁漱溟打下去之后，真正令农民进入“九地之下”的政策：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出台了。



二、建国后农民角色的转换：毛为什么要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

已经夺得了天下，坐上了“龙廷”的毛非常清楚，农民充当共产党打江山夺权工具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更大的使命、更艰巨的使命仍然有待农民——他的政权的主力军——去担当、去完成。

从大处讲，夺取国民党政权，毛认为只是他的事业的起点，“万里长征第一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必须要在全世界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领导的革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亚洲。因此，他刚刚坐上龙椅之后，就策划、挑起了越南和朝鲜两场战争。

1953年3月5日，全世界的共产党头子，苏共领袖斯大林死去了，毛在心中认定，这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非他莫属，他也自觉地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任务放到自己肩上。所以从此他与苏联的关系再也好不了。

要解放全人类，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军队，更先进的装备，更大的投入。这一切从哪里来？过去他在野时是依靠“打土豪”、没收“资产阶级”，如今当权了，土豪早打光了。当然只能靠向他治下的子民收取。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大的早已共产了）交的赋税不多，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产品又是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毫无疑义，今后建立新式军队、供养急速澎胀的新政权机构、人员，乃至开展全面经济建设，主要得靠农民，靠从农民身上榨取。也就是说，过去依靠农民打天下，而今则主要依靠农民搞建设。农民的角色由为共产党造反夺权提供人、财、物，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转而成为新政权的供养者、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问题还在于，急于称霸的毛抛弃了一般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入手，慢慢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最后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即军事工业）的道路。这样，建设资金的需要量就更大、更急，只能一方面压缩全国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强迫人民缩衣节食、勒紧裤带；另－方面则要农民提供更多无偿的、价廉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以“支援国家建设”。

从毛的角度看，农民也是最适合榨取的群体。毛的政权机关设在城市，他的干部也都属于“非农业人口”，城市还是国家的“窗口”，外国人常到之地，所以他必须对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网开一面，让他们活得稍为“光鲜” 一点，享受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对农民就没有这种必要了，所以他很快就确立一种后来被称为“城乡二元经济” 的体制，即让农民成为为国家提供积累的纯粹生产者，而不享受城市人口享有的一些公共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农民成了新政权下的“农奴”和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

为了实现对农民的最大榨取，国家除了对农业征收高额税赋，并“动员”农民低价向政府采购部门卖“爱国粮”、“爱国猪”……等等之外，毛政府对农民的索取和剥夺还有一条非常容易实施而又很隐蔽的渠道，那就是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暗中收取更多 “农业税”。具体办法是：当时毛中国实行由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工业、商业、流通全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通过国家定价方式，强迫农民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将农产品卖给国家，国家则以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将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这一正一反、一增一降之间，就形成所谓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毛统治的20余年中，政府运用这种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数千亿资金，具体数额专家们估算不一，最低为4481亿，最高为8000亿元，而在毛统治的时期，国家总共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才6000亿元，从中可见国家经济建设的资金基本上、甚至全部来源于对农民的价格“剪刀差”剥削。

不过当时毛政府与农民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还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因为粮食是生存之本，无法替代而又不可须庾脫离，而按当时的正常方法从农民手中征、购得来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在1953年10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之前，毛政府除了征收公粮之外（公粮系按田亩摊派，不可能变动太快），主要依靠半强迫、半动员式的叫农民卖“爱国粮”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当时粮食的自由市场依然存在，自由市场上的粮价比国家收购价高得多，农民在被迫卖给政府一部分“爱国粮”的同时，还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去市场出卖，以便换得更多收入。这样就大大制约了政府掌控粮食的能力。当时毛政府粮食供应的顺序是：首先满足对外（对苏联）出口计划需要；其次满足政府、军队人员的粮食需求；再次安排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定量供应，最后才是对农村灾区和粮食不能自给地区的“返销粮”。统计数据表明，1952年粮食年度（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下同），毛政府的粮食库存出现了40亿斤“赤字”，即支多于收，减少了40亿斤粮食库存。各地城镇都出现了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从而引起了毛和高层的惊恐。予是，一项新的、将粮食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酝酿出台了。

根据杨继绳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的文章：《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中提供的情况和数据（以下有关数据均出自该文，后文中凡有引号标出者亦为该文之原文），当时毛政权面临的总的粮食形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到1954年增加到8249万；而由粮食部提供的数据，1953年的城镇人口为9182万，比1950年增长58.3%。又据该文另一处引用粮食部粮食计划统计司的资料，1953年度，需要国家提供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这包括了需要“返销”口粮的农民和灾民），另外，出口粮食以换取苏联的工业设备和军事技术的计划不能减少。因此，粮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来统购统销范围扩大到132种农产品和经济作物）。以此彻底解决粮食危机。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客们，曾预言中共不可能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恶性通胀），届时必然要求美国伸出援手，他们就可趁机插手中国事务。这帮“帝国主义分子” 确是低估了中共的能力，他们不知道，世间最大之事莫过于死人，而毛共最不怕死人，它怎么会被经济困难所吓倒呢？死人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所以它面临的困难很快就被解决了，办法就是政府对物资和市场的强行垄断、管制，谁不听令杀无赦！如今面临的粮食困难也许比通胀更危急，但在毛的领导下，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前提是不怕死人。

毛的“统购统销”政策出笼于1953年10月，正是刚刚把梁漱溟为农民叫苦的“九天九地” 之说打下去之后。具体制定这一政策是中共“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陈云是中共的经济能人，战胜恶性通货膨胀就是由他具体领导的，现在对付粮食问题，仍由他挑头拿主意。他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先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尽可能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然后由国家进行再分配。1953年10月1日，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口头向毛汇报了他的思路。10月2日，毛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通过了陈云的意见和建议。10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方法。

据说陈云在此期间曾经向党内高层说，他搞的这个办法是“挑了一担炸药”，“一头是”黄色炸药”，一头是“黑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崩溃；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哪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其实陈云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只要得到了毛泽东支持他就没有任何风险，农民有什么可怕？他们又没有枪。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

这个“统购统销”办法看似简单，关键则是执行的问题。就像后来毛在“大跃进”运动中征购粮食一样，一纸征购令下去，便是全国腥风血雨，鬼哭狼嚎，饿殍载道，尸骨如山。“统购统销”没有达到后者的水平，但那场运动也叫中国农民永记不忘，让他们第一次领略了“大救星”的厉害。

像所有其他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也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一心为民”的理由，它说政府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调剂余缺、平衡丰歉，保证人人有饭吃，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所以要采取这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只是向农民“收购”粮食，是有偿的，是“买卖”（只是价格由政府决定），而且是在留足口粮、种子等等之后。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若干百年之后，历史学家看到这份文献之时，仍然会断定那是毛政权在其执政之初期为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很快，这场运动就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因为当时的农民仍然是独立的个体经营户（即使入了互助组或初级社，也没有改变其私有制性质），这场运动面对的便是近一亿农户，因此毛共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干部和一切“吃皇粮”的人员，全部下乡，到村、到组挨家挨户去动员，去完成任务。刹时间，中国农村便鸡飞狗跳，鬼哭人嚎，当然也有敲锣打鼓、披红挂彩的，那是完成购粮任务的“报喜队”。

折腾了几个月之后，一切终归于平静，当局宣布粮食“统购统销”取得了伟大胜利。1950年全国征购粮食总量为356亿斤，1953年征购粮总量达到721亿斤。简单地说，实施“统购统销”后，国家从农民手中要来的粮食增加了一倍。 195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减产，而这个粮食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却比上年增加了21.98%，结果仍超额20亿斤完成了任务，当年征购粮总量占到总产量31.8%的创纪录水平。

1954年6月底，国家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1%。由此可见，毛和共产党真的是“战无不胜”。

不过，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不但公报里没有提及，而且成了毛政府不可对外洩露的最高机密。然而历史总是前进的，近年来一些亲历者通过回忆和当年一些资料的爆光，使这场运动真相露出了的冰山一角。

浙江省是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据当时的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缘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称：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发生了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征购任务更重，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但全省征购粮任务完成了112%。因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余杭县开扩大干部会，说到粮食征购，乡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有一份《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场情况的报告》中称：“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等死的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这当然不是一个或几个省的情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955年2月2日的《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概括了几种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发生了农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的农民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便在河边哭哭啼啼。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透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人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体性抢粮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还有：广东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

湖南全省因购粮被迫自杀者111人。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在1955年4月22日提供的几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照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任务3300万斤，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发生两起群众骚乱事件。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为：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另外，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购粮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自杀者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

很明显，这些数字极不完全，且说的极不清楚，总的说把事态和死人数大大缩小了，根本不能反映全国的情况。而且，所有反映在购粮运动中造成死人的报告，只列直接死于运动（自杀、被打死）之人，那些因“购”了口粮无以为生而饿死者或病死者全不计入。如，1955年统购统销中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发生大量饿死人事件，事情被严密封锁、压制了近两年，直到1957年6月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才宣布对广西省有关负责人（包括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分别给予撤职、调离广西等处分，地、县、区、乡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受到党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官方公布只饿死550多人。民间和知情者则认定饿死人总数在此数十倍以上。当然实际死人数只能是笔糊涂账了。

其实，那些在购粮运动中因为打死、逼死人而受到处分的干部也是很“冤”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广西那些被处分的地、县、区、乡干部就公开说：死人是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不是他们的错。他们都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一项国家的政策、制度。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就公开鼓励他的各级干部要推行野蛮、残暴的农村政策，会上毛着重批判了对农民不忍下手的“良心论”，他宣称：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这样一位最高领袖的领导下， 能怪下面的干部吗！

有一种为毛和中共的统购统销政策辩护的论调说，那是形势所逼，不得不采取此种办法。刘少奇就是这一论调的鼓吹者之一。刘少奇后来被称为是同情农民的“修正主义”者，但是，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粮食统购统销时刘说：

“现在我们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所以，他的结论是：农民种田种粮就是不能让他们吃饱，农民吃饱了其他人就得挨饿，统购统销，强迫命令完全必要！——这其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生产的粮食都不能自给，按照刘的这种逻辑，那些国家的人民都会饿死！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不但没有饿死人，还生活得很好，因为另有避免死人的办法，比如，适当减缓工业化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提高粮食价格来剌激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帮助提高粮食产量；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当然更不能在本国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出口粮食！

但是在毛和中共却不考虑这些办法，在他们看来其他办法都不如暴力征购简单有效。至于征购之后农民的口粮不够怎么办，按毛的说法是：农民应该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实行“瓜菜半年粮”。总之保证其他人先吃饱第一。这大概就是他与梁潄溟辩论时说的“大仁政”。在毛的领导和教育下，中共的各级干部都已经“毛化”了，他们按照毛的要求都将“良心”丢给狗吃了。比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作有关粮食工作的报告时就说：只是地主、富农在闹缺粮、搞破坏。接着又说：

“农民叫喊缺粮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粮食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于是，全国统一论调：说农村缺粮都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捣乱；是农民自发势力在乱叫喊。所以，对一切“抗购”或“造谣”说饿死人的人要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大规模因购粮骚乱的事件，云南也发生了多起死人和暴力抗粮事件，都被作为“反革命暴乱案”残忍地镇压下去了。湖南常德地委明确规定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各地还纷纷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专管打击“破坏统购统销”的“犯罪分子”。四川德昌县的“保卫办”，在1954年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四川石柱县的“保卫收购办公室”在1953年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福建省邵武县1954年在粮食统购中发生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处决16人，判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伴随着血腥镇压，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畅行无阻，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共产党连有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都打败了，区区几个手无寸铁的闹事者，怎是其对手！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广西平乐地区饿死人事件被压了两年才公布和处理，因为当时必须维护“说农村缺粮、饿死人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的造谣破坏” 这个全国统一口径，必须对一切阻挠、批评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实行坚决镇压！

取得了这么伟大的胜利，但我们高瞻远瞩、有备无患的领导人，认为还不够，还要征购更多的粮食，要尽量减少粮食销售，以增加粮食库存。在1957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为粮食库存不足叫苦，提出国家应储备可以应付两个灾年的粮食库存，大概需要480——500亿斤。于是，粮食征购工作主要朝着增加库存的目标奋斗。直到后来的大跃进，仍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于是就出现了一边是太仓之谷，陈陈相因；一边是饿殍枕藉，尸横遍野。太仓之谷是不能动的，做什么呢？据说是用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毛泽东的“大仁政”。

然而，统购统销运动也给毛一个很大的教训，在开始实施的头两年，他的政府要面对一亿农户去搞征购，去挨家挨户动员，翻箱倒柜搜粮食，这个工作量太大了，难度太大了，它占用了政府当时全部人力、全部资源，岂能是长久之计？

于是，一个早已形成的决策在毛脑海里提前实施：必须尽快把农民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到半年全国就基本“合作化”了。

近来有很多学者、老干部著文指出：毛在全国“解放”不久就抛弃他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承诺，大搞“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根本性的失策。有人还分析他可能错误判断，高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有人以为毛是耽心再不搞合作化，农村就两极分化了，重新回到“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了；有人以为毛犯了急性病，好心办了坏事......等等、等等。

其实伟大的毛哪会婆婆妈妈般的考虑那么多“问题”呢，单单粮食统购统销这一事件就足以使他做出“在一个早上实现合作化”的决策。果然，不久，一亿农户就变成几百万个农业合作社了。但是毛认为还是太多了，于是“并大社”，最后全部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上百万个合作社变成了两万多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任何任务、包括象统购统销这样的任务，只要下达一纸任务和命令便解决了，因为粮食和农产品都掌握在公社手里，再不用向农民一家一户去征收了。善哉、善哉！这个“公社”宝贝当然要“万岁”了。

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毛乘胜追击，变成对132种农产品统购统销），只是毛让农民——这个他昔日的“恩人”实现角色转变的第一步，接下去毛的第二步是合作化；第三步、人民公社化。再加上把农民牢牢套在土地上的户口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群体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农奴、毛帝国的“二等公民”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毛泽东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政策是得到中共上层一致拥护的，这也是后来他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

统购统销只是毛的 “三农”政策的序曲，序幕，一个前哨战，其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才进入高潮。

真实的历史:《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Tientsin小左先生 2016-12-13阅读数：691
真实的历史:《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同她的丈夫、史学家哈利戴（Holiday）历经12年心血，完成卷跌浩繁的毛泽东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全世界，下面是记者对她的电话采访实录。

记者：您花了12年写《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张戎：我觉得很多，也没想到会发现那么多新的东西。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使我们自己也很吃惊的事。比方说中国人都知道的红军长征，发现完全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整个长征过程中间，蒋介石完全是有意放走中共。长征中像什么飞夺泸定桥，实际上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就想，为什么蒋介石要有意放走中央红军呢？通过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那时被斯大林在苏联扣为人质。蒋介石一心要把他的儿子要回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用中共的生存换回儿子，这么一个计策。最后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斯大林要放蒋介石，让蒋介石领导抗日，以便将日寇阻挡在苏联国门之外。斯大林带话给蒋，同意放回蒋介石的儿子，要他面见周恩来，蒋这才见了周恩来。这样国共内战才暂时结束，有了所谓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用中共换儿子，这么一个交易。

记者：那么，这些材料您是在俄罗斯发现的吗？

张戎：有很多的渠道，俄罗斯档案馆是一个宝藏，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我的先生会俄语，他在俄罗斯档案馆进行了多年大量的工作。同时，还有蒋介石日记，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材料来源太多了，在我们书后面有100多页注释，详细记载了什么内容是从什么史料得来的。

记者：您开始搜集材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新发现？

张戎：没有，简直没有想到。我以为写毛不会很难，可能几年时间就够了。我以为我对毛泽东相当了解。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跟我们原来所知道的东西截一个大圈，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多走了四个月，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的四万人拖到剩下精疲力尽的不到一万人。这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

毛跟张国焘会师以后，因为红四方面军确实比他强，毛又尽力地破坏红四方面军，而且独霸打通苏联的道路，这也是我感到非常吃惊的。

毛整个的战略思想，就是怎么夺取全中国。他主要想的就是要依靠苏联，他在1923年就说，共产主义要在中国胜利，非得苏联红军从北边打过来不可。所以整个的长征，他们就是为了到北边去投靠苏联，打通苏联，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毛泽东为了把张国焘甩在他的后面，也耍了很多手腕，对红四方面军，主要是西路军做了极大的破坏，这些我都觉得是闻所未闻，非常吃惊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俄罗斯档案馆，我们的听众都看不到您书后的信息来源。您是否能说一下，您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张戎：刚才说到的俄罗斯档案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当然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史料发掘，这些史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比方说我们书里面用了杨开慧的手稿。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毛泽东经常说杨开慧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可是事实上他把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抛弃了。1927年，还有以后的1930年，在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以前，他完全可以回家带走杨开慧的，可是他没有，任凭杨开慧被国民党抓走枪毙，而同时又与其它女人寻欢作乐。杨开慧的手稿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到了这些材料。

记者：杨开慧的这个手稿您是在哪个档案馆看到的呢？

张戎：中国国内这个事情我就不想多说了，不想让他们受牵连，只想说一句，中国大陆有很多人，都非常希望关于毛的这些材料能公布于世，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给与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有幸得到了很多珍贵的材料。还有，中国的开放使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实际上公布了很多档案。这些公布是各档案馆，比如中央档案馆，还有湖南档案馆，四川档案馆，用资料选编这样的形式出版的，很多是内部发行。后来这些内部发行的东西在海外也可以看见了。这些选编里有大量的，非常宝贵的资料，比方说，关于长征，有十多本选编，这些史料选编里面就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当时来往的电报，包括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长征的史料选编，这些来往的电报就使我们得出蒋介石放走中共的结论。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的东西很多，比方说泸定桥那儿，中共党史所说的守桥的那些国民党军队实际上是杜撰的，在泸定桥，国民党没有守军，是放红军过去的。还有中国大陆出版了很多年谱，很多重要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并不是光凭记忆的，而是那些档案馆里的研究人员找材料来写的。还有些人的日记。我们在12年里很多时间是花在搜集这些材料上，来消化它们，然后来写这个传记。

记者：您刚才说飞夺泸定桥，您说当时那儿没有人把守，是这样的吗？

张戎：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打仗，最先过桥的22个人，一根毫毛也没V有伤。我们从当时红军办的报纸，叫战士报，可以看出，这22个人过桥后还活得很鲜，他们还举行了个小小的仪式，每人还发了一双碗筷，有很多具体细节。

记者：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共产党要编造这样一个长征的神话呢？

张戎：这是一个神话，把这写成一个英雄史诗来欺骗中国人民。还有什么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神话，给这个长征过程套上一个英雄彩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起来的时候，中共的绝大部分人确实很想抗日，如果当时他们真的去抗日了，那么很可能他们已经被全部消灭光了，至少会大伤元气，不可能在中国夺取政权的了。毛泽东是非常精明的，他坚决不肯打日本，不光是要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而且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他自己在日本人对他道歉时说：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没有你们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根据地，我们也不可能到北京来听京戏，也不可能进城。

记者：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书已经不少，是什么动机促使您为世人增添一部毛泽东传记呢？

张戎：我开始写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东西不能够说服我。是种种疑点使我去写毛泽东传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写的毛泽东传，给这些疑点都得出了一个我们认为圆满的答复。比方刚才说的抗日，也有很多人说毛泽东是为了保存实力，可是我们就问了下一个问题：毛泽东保存实力，是为什么用的呢？如果日本人打垮了蒋介石，坚决反共的日本是不可能放过中共的。那么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打算是什么呢？他总不能相信还是相当弱小的中共可以把日本人赶出去吧？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毛泽东一心想的是把苏联拉进来，因为他相信苏联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然后把中国作为基地再去进攻苏联。斯大林最怕的就是这个。毛的战略就是，在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斯大林就会出兵中国，和日本瓜分中国，就像斯大林瓜分波兰一样。波兰模式就是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

记者：尽管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但你的书像小说一样生动，您的秘诀是什么？

张戎：这是花了很多时间，把复杂的国际斗争，把毛泽东的计谋怎么说得深入浅出，既准确，又使一般读者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花时间，不断地修改。我相信我们的时间没有白费。

记者：您这本书中哪些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了最大的争议呢？

张戎：我非常失望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对这些具体的事实，没有人出来说，我们写的哪一件是错的。有人说也只是说，是否应该说一下毛泽东也干了些什么好事，这本书是不是把毛泽东说的太坏了。

记者：毛泽东现在仍然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核心人物，比如说现在还有他的纪念堂，还有他的头像等等。中国共产党也还是经常引用他的话。您认为未来中国会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吗？

张戎：我没有办法预言。可是我只有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评价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跟毛划清界限，能够坚决摒弃毛和毛的一切遗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世界上的人民不会对中国放心，如果中国不坚决跟毛泽东划清界限的话，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对中国放心。因为从我们的书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造成了7000多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不仅不惭愧，他还说，为了他的那些项目上马，中国人可以死一半。毛泽东一心要的是称霸世界。如果中国领导人还继续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你说全世界人民会放心吗？

记者：您现在是一位毛泽东专家了。我想请您用三到五个形容词来概括一下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戎：这非常难。我想其中的一个一定是极度的自私，和随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从没想到过中国人民，他又是一个极度铁石心肠的人，对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领导人自己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浩劫。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是处毫无可取的。他导致了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比方说在大饥荒年代，据我们统计，3800万人饿死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大跃进。所谓大跃进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出口粮食，出口到苏联去换核武器，核工业，核军事工业，来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使毛泽东本人可以称霸世界。他又是一个脑子非常非常精明，眼光非常非常长远的一个谋略家吧。

张戎简介：1952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父亲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行政十级。文革中，其父因上书毛泽东要求停止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害致死。她当过红卫兵，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赤脚医生。后来在四川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学习英语专业，并留校当助教。1978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成为新时代获得英国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大陆人。

1950年，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的萧光琰博士为了报效祖国，几经周折通过转道香港，从美国回到中国，带回大量的美国的技术资料，组织上派专人放大、整理，鉴定了他回来的材料，认为这些资料有价值，将会对我国的石油炼制工业起到有益的作用。

萧光琰被安排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出了不少科研成果。可就是这么一个从不过问政治，也不多说一句话的科学家，竟然也逃不过劫难。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在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三天后，他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一起自杀。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九时，由二十名彪形大汉组成的专政队，全副武装，驱车萧家，把正在病中的萧光琰抓进“牛棚”。同时，抄收萧家一切值钱的财物。
　　　　
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开始了。“萧光琰，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老实交待，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仍然是十八年前的老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萧光琰当然对这些人说不清。可是，专政队对他的待遇已不再只是怀疑和控制，而是用“三角带”特制的刑具猛力抽打，他只能用叫来应合人们的嘲骂了。
　　　　
专政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因为旅大人把“白”念成和“博”同音，于是当年的博士终于演化成为“白屎”，任人践踏。他在斥骂声中，被迫写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当然，每交上一份得到的是一阵斥责?以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的威吓。
　　　　
在放风时，人们听到，他像梦呓般地反覆着一句话：“党的政策不是这样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在他挨过一顿皮鞭抽打之后，精神特别坏。放风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党的政策是会给出路的……”此时，他已经把平生希望缩到最少限度只求给出路了。
　　　　
十二月十日晚，又是一次严厉的审讯和更凶暴无情的皮鞭抽打。十二月十一日晨，当“专政队员”厉声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再也不会爬起来，他死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然而毫无人性可言的“专政队”却认定：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并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于是，当天下午就把萧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的海运学院英语教师，美籍华人甄素辉拉到化学物理所，向她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没有表示她将怎样继续交待，也没有哭，只是向丈夫的尸体看了一眼，请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甄素辉的请求真的被批准了。她当天就回家了。
　　　　
萧光琰和甄素辉的十五岁的女儿小络连在父母被揪斗后，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人们无从知道甄素辉母女相见的情景。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一直不见这家的任何动静，敲门也不应。把门弄开，看到的是：母女双双躺在双人床上，盖着被，甄素辉紧紧地搂着女儿，她们早已停止了呼吸。经检验，认定是服过量巴比妥致死，当然又是自杀，他们随萧光琰一同而去！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萧光琰一家三口，相继自杀身亡。对萧光琰和甄素辉，人们当然不肯也不敢说一句表示怜悯的话，因为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呀，谁知是么人呢？但是对小络连，邻居们却忍不住地一洒同情之泪。这孩子实在招人喜欢，她聪明、美丽而健康，十五岁的孩子就长得像成年人的身材，而且特别爱学习，念小学的时候，就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在死的前一天，她把自己的照片郑重地赠给要好的小朋友“留作永久的纪念”。


三天之内死了全家，这又成为专政队和一些人的“辉煌战果”，向上级报功，并得到上级的重视，把他们整死萧光琰一家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