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张戎、哈利戴通过阅览被苏共解密的档案资料，了解并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史中的真相，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章节“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很值得中国大陆的读者重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1.28”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8月13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18、19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
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1925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1930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7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后，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的征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复是：在有这些征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8月9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12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13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14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
15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18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19日继续进攻。22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180个师中最精锐的73个被投进战场，40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1930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4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2亿5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在往后的4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1949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8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130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60比1，结束时是3比1。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在西北的4万6千红军编成“八路军”3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8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进。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1936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9月25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1941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复，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衷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3年后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11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1200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33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30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里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18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1938年2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3月3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12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3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4千万。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3个师而是30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