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被习近平重用的 “国师” 张维为,他的言论经常引起国内外的争议。有网民找到他近年接受大陆官媒访问,他随口说了自己对新闻自由的独特见解。
【 “国师”张维为对新闻自由有何看法?】
近年被习近平重用的 “国师” 张维为,他的言论经常引起国内外的争议。有网民找到他近年接受大陆官媒访问,他随口说了自己对新闻自由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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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8, 2021
背景阅读:【张维为:西方读不懂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读不懂中国共产党。今天,西方今天极度缺少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精神,极度缺少真正的理性精神。这种局面的持续,更多损害了西方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读不懂中国。
台湾和香港的主流媒体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号称有言论自由,但跟大陆近在咫尺就是读不懂中国大陆,读不懂中国政治制度。即使有一些人或多或少读懂了,他也不敢说出来,因为控制他饭碗的老板,也就是资本的力量,不允许他说出真相,一旦说出来,肯定要被炒鱿鱼。
12月16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42期节目中,节目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台湾政治评论者黄智贤共同探讨言论自由。
张维为:
言论自由是很大一个话题,西方人老是用言论自由来攻击中国,包括不久前的NBA事件也是如此,说这是言论自由,实际上非常荒谬。我自己在西方长期生活过,对他们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非常了解,所以我也很愿意探讨这个问题。黄老师,您在台湾也经历所谓的言论自由,肯定也有很多话要说。
黄智贤:
对,我从小在台湾经历过争取言论自由,然后被言论自由打击,到最近我成为大家都知道的在台湾的节目被关闭,一夜之间失业;而这只不过是因为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们这一代要把台湾带回去。所以言论自由在西方跟台湾就是两套标准。
张维为:
西方经常用言论自由来攻击中国,而我特别喜欢和西方学者讨论、辩论言论自由。我经常问他们,你们讲的言论自由到底指什么?他们一般这样回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对他们说,你这个言论自由肯定比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要少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社会,英文叫“politically correct”,讲什么话都要考虑它是不是“政治正确”。在一个“政治正确”社会,怎么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定有很多禁忌。比如,在中国见到女孩子,你可以叫她美女,见到男孩子可以叫帅哥,尽管她可能不一定很美,也不一定很帅,但没有关系,这是常用的、比较随意轻松的打招呼方式。但在美国、英国是不能说的,这叫做condescending,讲白了就是你怎么能够居高临下地判定这个人是美还是丑呢?你没有这个权力的。坦率地讲,中国文化整体上比西方文化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包容,是经过大世面的文化,几乎什么话都可以说。但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凡事讲一个度,如果你把握不好这个度的话,人家只能说你还没有长大,你的心智还不那么成熟。同样别人也从你的谈吐来判断你的人品、学识、品位等等。
我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中国人喜欢聚会,比如说50后、60后小学同学聚会,40多年没见面了,起初碰面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了,你见到老同学,发现他头发少了,你说老兄你怎么谢顶了?这话在中国可以说,但在美国你千万不能说,否则成了“基于生理缺陷的歧视”。这就是“政治正确”,在西方无处不在。只要学过点英文你就知道,绝大多数场合不主动问别人年龄、收入、宗教信仰、是不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是否结婚、是否参加工会等等。在美国,某些族裔人群犯罪率比较高,但这是不能碰的话题,因为政治不正确。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在深化,在很多方面一定的“政治正确”是有道理的。比方说过去人们说瞎子,现在说盲人,这种表述方法或多或少显示出对残疾人更多的尊重。但以我自己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西方的“政治正确”绝对是走火入魔了。比如,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英文单词“chairman”现在不怎么用了,因为里边有“man”,“男人”,所以多数情况下要用“chairperson”。这种逻辑如果套到中国的话,外婆、外公、外祖母这些词都不能用了,会被认为是对妇女的歧视。我说,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到今天你们女子结婚还要改随夫姓,你们男女同工同酬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些才是真正的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其实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非常自然的延续,它绝对不是简单的黑白两分法可以概括的,语言是活着的历史,特别像中国这样延绵不断数千年,这种文化传承里面包含了自己很多的文化底蕴和智慧。
再看美国,可能是长期的“政治正确”,把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压抑太久了,所以结果干脆选了一个领导人,基本不顾“政治正确”,满嘴跑火车,真的假的儿童不宜的,他都敢说。所以一些人总算感到了美国人久违的言论自由,但另外一些人很纠结,怎么这样的人也能当总统?认为他当总统就重创了美国的软实力,让美国在整个世界面前没有面子。所以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言论自由,实际上今天很多美国人比中国人还要纠结。
所以我认为,如果把言论自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一类是政治领域的言论自由,那么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中国人要比美国比西方多得多。因为中国人的“政治正确”相对来说没有西方那么走火入魔。在政治领域内的言论自由,应该说双方都有各自特点。我希望我们自己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要了解西方,要汲取西方“政治正确”走火入魔的教训,维护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维护我们自己真正的言论自由。我觉得研究政治问题就是对社会现实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关心政治、十分关心政治的人实际上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最珍惜的一定是每天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否则生活会变得太枯燥,太压抑。我老说,一出国就爱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方日常言论中禁忌太多,能讲真心话的人太少,“政治正确”的人太多,所以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你家狗,我家猫,拜拜……而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总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有点枯燥。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政治领域内中西方言论自由。不久前,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支持“港独”的言论引起国人愤怒,NBA总裁和美国媒体又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为他辩护,引发很多中国人的愤怒,因为这种辩护是站不住脚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度,比如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玩笑,法国不允许说科西嘉独立,美国不允许播放本·拉登讲话,维基解密网站出一个,美国就封一个,出十个封十个,出一百个封一百个。现在你在美国讲中国好就是政治不正确,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刚才黄老师也说,在台湾讲统一,你就要冒巨大的风险,网站被封杀等等。那么,不久前乱港行为引起中国人的愤怒也是这样,但是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地封号,他们非常害怕外部世界,了解香港发生的真相。
在政治领域内,一个国家在自己历史和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都会对某些特定话题比较敏感。在美国,因为长期实行种族主义,后来有了民权运动,使种族问题变成一个超级敏感的话题,比如你不能对黑人说我请你吃西瓜,因为历史上有这样的传说,一个奴隶干活干得比较好,奴隶主可以奖励他吃西瓜,后来这句话又衍生出各种各样带有贬义的意思。再比如,NBA快船队老板曾经被罚250万美元,因为他和他女友聊天记录被人捅出来,其中含有歧视黑人的话。所以今天用言论自由的借口来为NBA负责人的错误言论辩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西方长期与苏联阵营冷战,使“共产党”这个词在美国和西方也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词,一个人说共产党好,就会立即被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或者西方国家完全打入另类。所以我在《这就是中国》里边多次讲过,西方读不懂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读不懂中国共产党。我也讲过,西方今天极度缺少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精神,极度缺少真正的理性精神。当然我也觉得,这种局面的持续,更多损害了西方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读不懂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主流媒体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号称有言论自由,但跟大陆近在咫尺就是读不懂中国大陆,读不懂中国政治制度。即使有一些人或多或少读懂了,他也不敢说出来,因为控制他饭碗的老板,也就是资本的力量,不允许他说出真相,一旦说出来,肯定要被炒鱿鱼。
与美国的政治文化一样,中国政治文化中也有比较敏感的话题。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欺辱,数千万人的牺牲,才赢得了国家独立。所以中国人对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话题非常认真,不容许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羞辱中国。所以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支持“港独”的推特,以及后来NBA总裁肖华所讲的话,触犯了中国人的底线,自然受到中国人民强烈的谴责,这是必然的。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不了解的话,那实在太缺少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了解了。
但这种无知实际上正是西方今天的实际状况,我经常讲,对西方很多人,我们要有一个再教育的过程,这种话语交锋是不可避免的。过去,这种交锋主要发生在外交场合、学术场合,现在互联网世界,普通中国老百姓都觉醒起来了,自动开始对西方话语、西方偏见、西方傲慢进行抵制和批判,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中西文化交流中这个坎是一定要过的。
从治国理政角度来看,西方人今天把言论自由绝对化,否定言论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损害西方自己的利益。首先我们看到西方政客普遍长于空谈,短于做事,就是中国人讲的空谈误国。比如奥巴马总统上台时,口号是变革change,但执政八年几乎没有什么变革,唯一的变革就是一个医保方案,但特朗普上台又把它推翻了。
第二是西方主流媒体言论越来越不负责任,导致假新闻泛滥。关于中国的假新闻更是铺天盖地,专业水准之低,令人汗颜。结果就是,西方永远读不懂迅速崛起的中国。我上个月在英国剑桥大学有一次演讲,其中专门提到西方媒体,你要拿出勇气告诉西方读者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多数中国人为中国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专门找了民调机构Ipsos最新的民调,2019年民调显示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英国只有21%,法国只有20%。所以我说,你们西方媒体要有勇气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真实地告诉西方的受众,否则就没有起码的实事求是。坦率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政治的报道,质量是如此之低,我们几乎完全可以反过来读他们的报道。他们说“是”往往就是“不是”,他们说“不好”,往往就是“很好”。最新的例子,不久前英国广播公司振振有词地撒谎称,39个偷渡英国的遇难者都是中国人。实际上,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事实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走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最前沿的中国,竟然如此无知,如此傲慢,如此孤陋寡闻。我想这最后只会损害西方自己的利益,我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他们一定要坚持这样,我们也没办法,让他们继续留在黑暗中吧!
第三,西方领导人自己也利用言论自由散布各种谎言,导致自己国家的信誉和软硬实力一路走衰。自从特朗普使用假新闻这个词“fake news”描述西方主流媒体后,美国政客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互相掐架,好一番热闹。但大家发现,假新闻固然可恨,美国领导人自己的言论也充斥着谎言,光是中美贸易战就有多少,导致美国整个国家信誉不断丧失。中国人对政治人物要求很高,认为言必信,行必果。西方今天政治人物特点是言而无信,行而无果。这不正是西方政客在本国也日益不得人心,而西方整体实力普遍走衰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如果我们从理论上来看的话,这一切也背离了西方自己的许多政治传统,比如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一直强调自由的两个重要前提:一是理性,一是法治,没有理性和法治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可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明确区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任性,强调自由不是任性,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另外还有战后形成的联合国的一系列人权公约,最有名的就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对自由的论述也是既强调自由又强调责任的。大家可以认真读一读这个联合国公约,特别是第19条,一方面认为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包括遵守法律规定、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
再者,从中国人的哲学观来说,这也不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因为中国人认为自由和责任之间一定要有平衡,否则将是灾难,一个社会将无法良性运转。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言论自由与责任是相联系的,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最起码的要求。但在西方今天主流政治话语中居然出现了讲自由就是正确的、讲责任就是错误的现象,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但其实我们也无需过多为西方操心,因为你不可能叫醒一个不想醒的人。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自己的宪法,美国人经常引用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认为它保护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言论自由的案件中,一些法官是坚持绝对原则,就是什么言论都可以保护,只要你不付诸行动就可以,但也有很多法官表示反对,认为应该采取行动原则,因为言论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如果美国公民诽谤他人而不受到追究,那只会做出荒谬的判决。事实上,看一下美国的历史,它为了限制反对和批评的声音,曾出台过不少限制第一条修正案的法案。比方1798年就通过《危害治安法》,规定只要有人煽动人民仇恨政府、憎恨政府、抗拒法律或总统就要被判刑。1917年,以自由主义者自诩的威尔逊政府制定了《反间谍法》,当时美国想参加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法案惩罚任何阻碍参战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要说服他的朋友不要参加一战、认为这个战争是不正义的,那么他就会受到法律制裁。到1940年,美国又通过《史密斯法》,授权行政当局以事先检查的方式,来查禁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和邮件,诽谤政府就可以入狱,相关案件不计其数。这个法案一直用到60年代,后来才有点缓和。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国会又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以反恐名义允许美国安全部门查看民众互联网邮件通信的内容,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大规模侵犯。
在今天这个网络世界,美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变得更加广泛,根据“棱镜门”主角斯诺登爆料,脸书、YouTube等将近八九个公司都配合美国政府参与棱镜监控计划,美国政府甚至公然监听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电话,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但欧洲国家为了不得罪美国,不得不忍气吞声。
刚才通过中西方比较,我和大家探讨了言论自由这个重要的话题,也简单涉及了新闻自由,可惜今天时间不够,否则我们可以专门谈一谈新闻自由,这个题目太精彩了。所以今天留一点点遗憾,下次有机会我会专门再谈新闻自由。
好,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