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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落桂闲人的网络作家，前些年写过一篇博客文章《关于中国保密制度的一些史实》，搜集了一些实例。他说，1949年江山易主，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或者对国民党政权失望，或者眷恋故里，或者向往中共描绘的“新中国”，拒绝了国民党的“抢救”，选择了留在大陆与新贵们合作。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位院士，58位选择留在了大陆。归顺初期，虽然被要求“思想改造”，还算受到“优待”，有的人还受到重用，如叶企孙当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理学院院长，汤用彤当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文学院院长，钱端升当了北大法学院院长。

但他们很快就满腹怨言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保密”。叶企孙曾抱怨说：“共产主义我赞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让看”。在1957年的“鸣放”中，复旦大学教授孙晓楼说，保密的范围非常大，妨碍了法律科学的研究。后来的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也曾说，民主党派苦于不知道情况，得不到资料供研究之用；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代表对会议所讨论的东西，由于事先不知道内容，又时间仓促，结果拿不出意见。曾昭伦、钱伟长等五教授起草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很有影响，我采访旅美科学家华新民先生，请他谈钱伟长的《历史明镜》节目中，他对此做了介绍，教授们起草的“几点意见”，随后被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文中批评“保密制度过死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之一”，“建议除军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这些建议，对中共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痴人说梦。中共办得到、改得了吗？这些人全部都被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后，1979年初理论务虚会上，历史学家黎澍还在呼吁，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影响对历史的科学研究，应当废除——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