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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國出生,在美國上學,唯一的香港之旅只持續兩天,這座城市卻成為我生命的轉折點。
我曾是好奇的遊客,在街巷間尋覓香港的舊貌新顏。我用英語和粵語與友善的市民聊天,瞭解到本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不過也遇到一位說話帶有普通話口音的男子,他不高興地問:「你既然會國語為什麼偏偏不說?」可是在香港,
粵語和英語作為本土語言的歷史長達一百五十多年。
生氣歸生氣,男子還是給我指了去
六四紀念館的路。這個紀念館紀念著一場屠殺,罪行的發生地努力淡忘並禁止談論它。那裡的志願者和我一般大,這讓我很震驚,因為他們付出心力記錄了很多名字,自己卻從未見證他們被坦克和機槍吞沒——那是在一座遙遠的城,在他們尚未出生的時刻。然而在那座城,廣場已經變成膜拜劊子手的廟宇,而有些膜拜者曾有友鄰被謀殺。
緊接著到了2014,淚水、苦難、決心與希望在這一年交織。香港孩子為了真普選而遊行和靜坐,在肆虐的警方面前堅守陣地,我在8139英里之外注視著他們。最終我也和上百名香港同學一起走上北美街頭,中華帝國的紅旗在我們頭上虎視眈眈。我們在那個晴朗的日子擎著雨傘,它是千禧一代不屈於胡椒噴霧和橡膠子彈的象徵;我們素不相識,在那一刻卻被胸前的黃絲帶連成手足。
感謝香港的雨傘和黃絲帶,它們讓我意識到稚嫩的肩膀可以撼動成熟的暴政,鼓勵我做一些一直想做卻很少付諸實踐的事。我開始為報紙寫文章,在電視上做點評,在校園裡組織活動。2015年我接到邀請,與議員和其他活動人士在國會共進早餐,受邀者也包括兩位香港學生,可惜臨時未能成行。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在電視上看到其中一位學生戴著手銬,神色鎮靜。
在
金鐘,在
元朗,警棍與凶器同飛,人們頭破血流。香港淪陷已有二十二年,她正在中國占領下掙扎求生。我沒法去香港分擔那裡的磨難和反抗,然而作為外國人,希望香港手足不要灰心,時間在他們一邊。只要希望之火還燃在胸中,自由之花就不會凋謝。未來之路或許很漫長,但這段險途結束之後,香港將成為一個遠離恐懼和鎖鏈的獨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