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Baby原创新闻,翻译仅供参考:
许多华人似乎认为冠状病毒有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独裁专制主义。
一些西方媒体的接二连三地吹捧中国对冠状病毒的反应比西方的优越性,利用中国武汉爆发后的严厉封锁来表明,西方民主政体根本不能胜任防止疾病传播的艰巨任务。
这些文章简直让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高兴得睡梦中都要笑醒。
但与我交谈的政治学家和公共卫生学者的一致结论是,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中,独裁威权优势理论是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在对抗Covid-19方面的系统表现比另一种更好。中国的反应虽然最后是好的,但在初期,其反应程度达到了“犯罪级”的缓慢和隐瞒 。
伊朗也是另一个明显的专制政权的反应例子。同时,韩国和台湾等民主国家,在这个星球上的比任何地方都做出了更好的反应。
“在所有因素中,[政权类型]将排在最后”,Kaiser家庭基金会全球卫生政策副主任约书亚·米肖德(Joshua Michaud)说。 “无论是专制制度或民主制度中,都会有非常差的公共卫生处理案例。”
独裁优势的神话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两个关键方面也有积极的危害。
首先,它使中国摆脱了对冠状病毒的早期不良反应的后果 - 而这很可能因此而导致该疾病的全球性大爆发。它将本该对中国体系某些方面的严厉指控,变成北京独裁专制意识形态的胜利。
其次,它掩盖了据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危机期间攫取危险紧急权力的企图。匈牙利和以色列现在都在发生这种情况,那里有专制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利用爆发疫情作为借口,来夺取平时未曾想到的权力。独裁优势的神话,很可能会给这些危险的举动,带来不必要的合法性,因此需要受到挑战。
“挑战在于,看到这么多人说威权主义在这些情况下行之有效,而实际上,威权主义并没有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论点。”布林·莫尔(Bryn Mawr)的政治学家索菲亚·芬纳(Sofia Fenner)说,他专业研究了威权与民主对危机的反应。
冠状病毒中表现最好的一些是民主国家,而一些最差的国家是独裁国家
当我们要研究一个国家是否成功遏制冠状病毒时,我们不仅要看该国的病例数,还想看政府如何迅速有效地采取了公共卫生专家认可的措施 - 强制性的社会疏远措施,广泛的测试,增加的口罩生产 - 以及这些措施是否似乎减慢了疾病的传播速度。
在这些指标上,获得良好国家反应的黄金标准来自三个东亚国家/地区: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也经常提到香港,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其中两个是大型民主国家,另一个是独裁的城市国家。然而,这三者几乎都在危机开始后采取了行动,并开始对个人进行测试,将那些测试为阳性或与之接触的人隔离开来,并迅速开展工作以支持他们压力重重的医疗体系。
这破坏了需要由一个专制领导人,才能负责果断行动的观念。韩国和台湾都是民主国家,但当选的领导人仍能设法迅速动员起来。
最好的结果来自"高国家能力"的国家
台湾,韩国与新加坡的共同点是,政治学家称之为“国家能力”:政府可以用来执行其政策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具有"高国家能力"的国家,一个普遍特点是,其有效的官僚机构,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在国家一级集中政治权力的系统。
总的来说,东亚的三个成功案例都具有很高的国家能力。这是由于相对较近的SARS,MERS和H1N1(猪流感)等疾病的经验,它们在感染疾病反应方面也具有特别强大的经验。他们的政府为遏制疫情做好组织准备,并制定行动计划,总结经验教训,以便迅速做出反应。
芬纳在国际关系博客密涅瓦鸭(Duck of Minerva)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迄今为止,最好的结果来自"高国家能力"的国家,而不论政权类型如何。” “许多高容量的东亚案件也受益于最近处理SARS和H1N1的经验;他们有机会发展专门适应这种危机的国家能力。”
最差的国家列表 意大利,美国和伊朗
当您从表现最佳的国家转向表现最差的国家时,您也不会看到不同政权类型的明显差异。中国境外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美国和伊朗)是我将要研究的独特情况,我将在稍后讨论。那是两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和韩国和台湾是同一类型,以及一个中等收入的独裁专制政权。
意大利,美国和伊朗的国家的能力不仅低于台湾,韩国与新加坡(例如,美国的联邦制,使政府对任何问题的决策都变得更加复杂),还包括领导层的完全失败。
在这三个国家中,当前掌权的政党选择尽早的淡化和不承认危机,而不是立即出台阻止病毒传播的国家政策。当韩国和台湾在2月下旬积极抗击该病毒时,意大利执政的民主党领导人鼓励人们外出喝酒,川普则表示该病毒很快会完,伊朗政权准许人们聚集在主要场所。尽管当地疫情打爆发,但圣城库姆的宗教场所仍然存在。
新冠大爆发期间,至少在美国和加拿大,人们对威权政权的能力的看法,似乎是由于民主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高病例数量,及各种恐怖故事推动的。确实,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地区的病例数量惊人。但是总体上看待欧洲,掩盖了欧洲内部的巨大差异。例如,德国的病例数量尽管很多,但是死亡率低,且检测制度相对广泛。
民主国家数字更透明,专制国家常掩盖使自己看起来更好 埃及的例子
此外,仅根据官方或可核实的病例数量将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进行比较,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民主国家的程序要求在这些问题上保持透明,而独裁国家通常会非常努力地掩盖使自己看起来更好-威胁要惩罚与官僚主义相悖的记者,官僚甚至是医务工作者。
这使得很难知道何时应该将威权国家的感染和检测数据视为可靠数据。例如,在埃及,截至3月24日,官方仅有366例冠状病毒正式病例。但是,加拿大专家利用3月初的公开数据开发了一个模型,该模型估计了埃及的实际病例数(取决于假设)在6,000或19,000左右。
当然,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在测试方面做得很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其人均测试数量极低,因此脱颖而出-至少在美国而言,进行这种有限测试的原因似乎更具有政治性质。
但是总的来说,在我们拥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威权国家显然没有优于民主国家的表现。而且,当我们获得更全面的了解时,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甚至有可能最终看起来更好。
中国的奇怪案例
专制至上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上应对冠状病毒的典范。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希望您这样想的事情-但专家说,现实要复杂得多。
中国的观点是,爆发在武汉市开始迅速蔓延后,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封锁了人群,建立了专用的治疗区域,使冠状病毒患者远离更多的普通医院人群,并在门口放置了体温检测器,以识别发烧的人,并立即将他们送到治疗中心。如今,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武汉的新病例为零。
尽管此类数据的可靠性令人怀疑,但专家们确实认为,中国政府后来应对武汉疫情的方式值得赞誉。它为识别和隔离感染者付出的巨大努力-有时通过使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使用的诸如面部识别软件之类的监视功能,这种做法似乎已经帮助中国扭转了疫情失控这一局面。
但是,仅根据该病毒开始在武汉广泛传播之后发生的事情,来定义成功,却忽略了中国的重大失败:一种早期的,系统化的努力,隐瞒,淡化并忽略,使Covid-19首先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兼中国专家杨达利说:“事实是:有500万人在武汉被封锁之前就离开了武汉,这就是我们面临全球问题的根本原因。”
根据冠状病毒在中国爆发的时间轴,清楚表明了中国政府掩盖的严重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在去年12月实行封锁,当时中国武汉显然正在应对一种全新的和危险的呼吸道疾病,但他们在努力掩盖这种情况。
最著名的例子是李文亮医生,他试图提出警告,但被迫签署供词,承认“散布谣言”,其最终死于冠状病毒。但是,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1月1日那天,中国警察招募了八位医生,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这种疾病的信息,以进行讯问。
习近平亲自指导了掩盖
中国官员试图将这次失败描述为湖北当地问题,是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的错误。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疾病传播的决定性时期亲自参与了该疾病的处理:
根据习近平2月份在《共产党》杂志上发表的讲话,他在武汉进行新年庆祝活动时就已经领导对流行病的应对。当局允许约500万人未经筛选离开武汉,以及等到1月20日才宣布该病毒可能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也领导了这一反应。
很难高估这些错误的严重性。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在3周前采取行动封锁武汉,它将使病例数减少95%,从而“大大限制了该病的全球地理传播”。
中国许多最有效的政策,例如广泛使用发烧检查,与韩国和台湾所采用的政策类似。民主国家可以说,实施有效措施的速度比中国还快。
相比之下,中国最初的失败,相当程度上,可归因其政治制度的特征。在地方和国家两级,中国政府都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趋势,那就是压制威胁党的声誉和党掌权的任何信息。掩盖病毒的最初努力,直接源于其对政治敏感信息的全部控制 ,这在民主国家这很难做到。
从中国对冠状病毒的应对中可以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训。但是,我们不能将对特定公共卫生措施的学习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估相混淆,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最初的极力掩盖和隐瞒,最终造成全球大流行这一事实。
威权主义的风险 反民主措施都被包装成必要步骤
通过冠状病毒来维护专制主义,不仅会让北京放轻松。这也使冠状病毒危机对全球民主前景更加危险:如果人们认为抵抗疾病的唯一方法是将权力移交给强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这样做。
在经历“民主倒退”的国家中,这些担忧尤为严重:从民主政治制度转向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的过程。在这些国家,最初当选的领导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消除了对其权威的问责,破坏了反对派;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最终将无法通过选举手段消除。
风险在于,冠状病毒的紧急性,导致这些领导人积累更多的权力,而学习者们借用他们的反民主方式来应对全球危机。
这不是假设的问题。在以色列,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反对者在最近的选举后赢得了足够的政治支持,开始着手想更换新总理。然而,内塔尼亚胡自2009年上台以来,随着上任时间的延长,他的专制程度越来越高,他正在利用冠状病毒巩固自己的政权。
以色列议会的议长是他的主要政治盟友之一,通过禁止召开国会,他一直或多或少地受到·内塔尼亚胡总理个人命令的统治,一些以色列观察家称之为政变。
最高法院裁定,内塔尼亚胡必须允许国会在周三前重新召开会议;作为回应,反对派领导人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协议,在他的政府中任职,莫名其妙地将胜利推向了反民主的一方。
在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Orbán)彻底消除了民主,但在这场危机中,民主很可能会正式丧生。匈牙利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使奥尔班的拥护者拥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将使该强人可以无限期地通过个人法令进行国家统治。它还将使政府能够将发布“虚假信息“的新闻记者入狱长达五年。
在以色列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这些反民主措施都被包装成必要步骤,而这种逻辑,只有在我们认为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为迅速有效采取应对措施,而必须暂停民主政治,才有意义。
令人高兴的是,独裁专制主义才能应对冠状病毒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民主体制可以解决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公共卫生危机,而不应和无需中止自由社会的最基本特征。
无论中国政府希望我们怎么想,我们都必须坚持这一事实。
许多华人似乎认为冠状病毒有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独裁专制主义。
一些西方媒体的接二连三地吹捧中国对冠状病毒的反应比西方的优越性,利用中国武汉爆发后的严厉封锁来表明,西方民主政体根本不能胜任防止疾病传播的艰巨任务。
这些文章简直让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高兴得睡梦中都要笑醒。
但与我交谈的政治学家和公共卫生学者的一致结论是,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中,独裁威权优势理论是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在对抗Covid-19方面的系统表现比另一种更好。中国的反应虽然最后是好的,但在初期,其反应程度达到了“犯罪级”的缓慢和隐瞒 。
伊朗也是另一个明显的专制政权的反应例子。同时,韩国和台湾等民主国家,在这个星球上的比任何地方都做出了更好的反应。
“在所有因素中,[政权类型]将排在最后”,Kaiser家庭基金会全球卫生政策副主任约书亚·米肖德(Joshua Michaud)说。 “无论是专制制度或民主制度中,都会有非常差的公共卫生处理案例。”
独裁优势的神话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两个关键方面也有积极的危害。
首先,它使中国摆脱了对冠状病毒的早期不良反应的后果 - 而这很可能因此而导致该疾病的全球性大爆发。它将本该对中国体系某些方面的严厉指控,变成北京独裁专制意识形态的胜利。
其次,它掩盖了据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危机期间攫取危险紧急权力的企图。匈牙利和以色列现在都在发生这种情况,那里有专制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利用爆发疫情作为借口,来夺取平时未曾想到的权力。独裁优势的神话,很可能会给这些危险的举动,带来不必要的合法性,因此需要受到挑战。
“挑战在于,看到这么多人说威权主义在这些情况下行之有效,而实际上,威权主义并没有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论点。”布林·莫尔(Bryn Mawr)的政治学家索菲亚·芬纳(Sofia Fenner)说,他专业研究了威权与民主对危机的反应。
冠状病毒中表现最好的一些是民主国家,而一些最差的国家是独裁国家
当我们要研究一个国家是否成功遏制冠状病毒时,我们不仅要看该国的病例数,还想看政府如何迅速有效地采取了公共卫生专家认可的措施 - 强制性的社会疏远措施,广泛的测试,增加的口罩生产 - 以及这些措施是否似乎减慢了疾病的传播速度。
在这些指标上,获得良好国家反应的黄金标准来自三个东亚国家/地区: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也经常提到香港,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其中两个是大型民主国家,另一个是独裁的城市国家。然而,这三者几乎都在危机开始后采取了行动,并开始对个人进行测试,将那些测试为阳性或与之接触的人隔离开来,并迅速开展工作以支持他们压力重重的医疗体系。
这破坏了需要由一个专制领导人,才能负责果断行动的观念。韩国和台湾都是民主国家,但当选的领导人仍能设法迅速动员起来。
最好的结果来自"高国家能力"的国家
台湾,韩国与新加坡的共同点是,政治学家称之为“国家能力”:政府可以用来执行其政策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具有"高国家能力"的国家,一个普遍特点是,其有效的官僚机构,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在国家一级集中政治权力的系统。
总的来说,东亚的三个成功案例都具有很高的国家能力。这是由于相对较近的SARS,MERS和H1N1(猪流感)等疾病的经验,它们在感染疾病反应方面也具有特别强大的经验。他们的政府为遏制疫情做好组织准备,并制定行动计划,总结经验教训,以便迅速做出反应。
芬纳在国际关系博客密涅瓦鸭(Duck of Minerva)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迄今为止,最好的结果来自"高国家能力"的国家,而不论政权类型如何。” “许多高容量的东亚案件也受益于最近处理SARS和H1N1的经验;他们有机会发展专门适应这种危机的国家能力。”
最差的国家列表 意大利,美国和伊朗
当您从表现最佳的国家转向表现最差的国家时,您也不会看到不同政权类型的明显差异。中国境外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美国和伊朗)是我将要研究的独特情况,我将在稍后讨论。那是两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和韩国和台湾是同一类型,以及一个中等收入的独裁专制政权。
意大利,美国和伊朗的国家的能力不仅低于台湾,韩国与新加坡(例如,美国的联邦制,使政府对任何问题的决策都变得更加复杂),还包括领导层的完全失败。
在这三个国家中,当前掌权的政党选择尽早的淡化和不承认危机,而不是立即出台阻止病毒传播的国家政策。当韩国和台湾在2月下旬积极抗击该病毒时,意大利执政的民主党领导人鼓励人们外出喝酒,川普则表示该病毒很快会完,伊朗政权准许人们聚集在主要场所。尽管当地疫情打爆发,但圣城库姆的宗教场所仍然存在。
新冠大爆发期间,至少在美国和加拿大,人们对威权政权的能力的看法,似乎是由于民主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高病例数量,及各种恐怖故事推动的。确实,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地区的病例数量惊人。但是总体上看待欧洲,掩盖了欧洲内部的巨大差异。例如,德国的病例数量尽管很多,但是死亡率低,且检测制度相对广泛。
民主国家数字更透明,专制国家常掩盖使自己看起来更好 埃及的例子
此外,仅根据官方或可核实的病例数量将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进行比较,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民主国家的程序要求在这些问题上保持透明,而独裁国家通常会非常努力地掩盖使自己看起来更好-威胁要惩罚与官僚主义相悖的记者,官僚甚至是医务工作者。
这使得很难知道何时应该将威权国家的感染和检测数据视为可靠数据。例如,在埃及,截至3月24日,官方仅有366例冠状病毒正式病例。但是,加拿大专家利用3月初的公开数据开发了一个模型,该模型估计了埃及的实际病例数(取决于假设)在6,000或19,000左右。
当然,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在测试方面做得很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其人均测试数量极低,因此脱颖而出-至少在美国而言,进行这种有限测试的原因似乎更具有政治性质。
但是总的来说,在我们拥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威权国家显然没有优于民主国家的表现。而且,当我们获得更全面的了解时,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甚至有可能最终看起来更好。
中国的奇怪案例
专制至上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上应对冠状病毒的典范。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希望您这样想的事情-但专家说,现实要复杂得多。
中国的观点是,爆发在武汉市开始迅速蔓延后,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封锁了人群,建立了专用的治疗区域,使冠状病毒患者远离更多的普通医院人群,并在门口放置了体温检测器,以识别发烧的人,并立即将他们送到治疗中心。如今,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武汉的新病例为零。
尽管此类数据的可靠性令人怀疑,但专家们确实认为,中国政府后来应对武汉疫情的方式值得赞誉。它为识别和隔离感染者付出的巨大努力-有时通过使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使用的诸如面部识别软件之类的监视功能,这种做法似乎已经帮助中国扭转了疫情失控这一局面。
但是,仅根据该病毒开始在武汉广泛传播之后发生的事情,来定义成功,却忽略了中国的重大失败:一种早期的,系统化的努力,隐瞒,淡化并忽略,使Covid-19首先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兼中国专家杨达利说:“事实是:有500万人在武汉被封锁之前就离开了武汉,这就是我们面临全球问题的根本原因。”
根据冠状病毒在中国爆发的时间轴,清楚表明了中国政府掩盖的严重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在去年12月实行封锁,当时中国武汉显然正在应对一种全新的和危险的呼吸道疾病,但他们在努力掩盖这种情况。
最著名的例子是李文亮医生,他试图提出警告,但被迫签署供词,承认“散布谣言”,其最终死于冠状病毒。但是,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1月1日那天,中国警察招募了八位医生,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这种疾病的信息,以进行讯问。
习近平亲自指导了掩盖
中国官员试图将这次失败描述为湖北当地问题,是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的错误。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疾病传播的决定性时期亲自参与了该疾病的处理:
根据习近平2月份在《共产党》杂志上发表的讲话,他在武汉进行新年庆祝活动时就已经领导对流行病的应对。当局允许约500万人未经筛选离开武汉,以及等到1月20日才宣布该病毒可能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也领导了这一反应。
很难高估这些错误的严重性。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在3周前采取行动封锁武汉,它将使病例数减少95%,从而“大大限制了该病的全球地理传播”。
中国许多最有效的政策,例如广泛使用发烧检查,与韩国和台湾所采用的政策类似。民主国家可以说,实施有效措施的速度比中国还快。
相比之下,中国最初的失败,相当程度上,可归因其政治制度的特征。在地方和国家两级,中国政府都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趋势,那就是压制威胁党的声誉和党掌权的任何信息。掩盖病毒的最初努力,直接源于其对政治敏感信息的全部控制 ,这在民主国家这很难做到。
从中国对冠状病毒的应对中可以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训。但是,我们不能将对特定公共卫生措施的学习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估相混淆,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最初的极力掩盖和隐瞒,最终造成全球大流行这一事实。
威权主义的风险 反民主措施都被包装成必要步骤
通过冠状病毒来维护专制主义,不仅会让北京放轻松。这也使冠状病毒危机对全球民主前景更加危险:如果人们认为抵抗疾病的唯一方法是将权力移交给强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这样做。
在经历“民主倒退”的国家中,这些担忧尤为严重:从民主政治制度转向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的过程。在这些国家,最初当选的领导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消除了对其权威的问责,破坏了反对派;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最终将无法通过选举手段消除。
风险在于,冠状病毒的紧急性,导致这些领导人积累更多的权力,而学习者们借用他们的反民主方式来应对全球危机。
这不是假设的问题。在以色列,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反对者在最近的选举后赢得了足够的政治支持,开始着手想更换新总理。然而,内塔尼亚胡自2009年上台以来,随着上任时间的延长,他的专制程度越来越高,他正在利用冠状病毒巩固自己的政权。
以色列议会的议长是他的主要政治盟友之一,通过禁止召开国会,他一直或多或少地受到·内塔尼亚胡总理个人命令的统治,一些以色列观察家称之为政变。
最高法院裁定,内塔尼亚胡必须允许国会在周三前重新召开会议;作为回应,反对派领导人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协议,在他的政府中任职,莫名其妙地将胜利推向了反民主的一方。
在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Orbán)彻底消除了民主,但在这场危机中,民主很可能会正式丧生。匈牙利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使奥尔班的拥护者拥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将使该强人可以无限期地通过个人法令进行国家统治。它还将使政府能够将发布“虚假信息“的新闻记者入狱长达五年。
在以色列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这些反民主措施都被包装成必要步骤,而这种逻辑,只有在我们认为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为迅速有效采取应对措施,而必须暂停民主政治,才有意义。
令人高兴的是,独裁专制主义才能应对冠状病毒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民主体制可以解决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公共卫生危机,而不应和无需中止自由社会的最基本特征。
无论中国政府希望我们怎么想,我们都必须坚持这一事实。
最后编辑: 2020-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