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2]
去年夏天,我跟一当年从越南逃难来到加拿大的老者聊天。他忆起当时越共当局要求每个逃离越南的华人,要缴纳12根金条就给放行。
我对他说,幸好你当年是在人性尚存的越南,让你出来了,你可以现在跟我讲述往事。
如果你是在天朝神陆,保管他们既要了你的金条,也要了你的性命。灭了口,就不再有人间你的故事再继续。
我想,这就是很多人至今没法相信三千万、八千万的死亡数字的原因之一。这个民族,纪录粗糙、是非颠倒的历史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