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 日本爱国贼当年如何发动兵变,确立军国体制,大肆入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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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
原著:冯学荣; 摘要书评: gucci
2018-12-21 22:24:14

日本在东亚虽然是个小国,但日本从未放弃过称霸东亚的野心。在中国唐朝,日本就想在百济扶植亲日政权,作为向东亚大陆发展的跳板,但被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百江口海战中击败。到了日本战国时代,关白丰臣秀吉又有吞并朝鲜、征服中华的野心,他意图举全日本大名之力,称霸东亚,将日本天皇迁都中国北京,而自己则坐镇宁波。这场战争史称壬辰之役,日本人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前前后后打了七年,最后以日本彻底退出朝鲜为结束,丰臣家元气大伤,不久之后在关原合战中被德川家康击败,德川家康则建立德川幕府。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以明治天皇、伊藤博文为首的统治阶级急欲夺取海外权益,率先进入他们视线的主要有四大块版图--琉球、台湾、朝鲜、辽东,这四大块版图的共同特点就是同属于中华文明圈,且尚未落入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手。

《从甲午到七七》这本书很好的帮我们整理了日本如何逐步陷入东亚这个大泥潭,最后进入毁灭之门的历史脉络。在明治天皇时代,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治家们很清楚他们的实力,他们虽也有称霸东亚的野心,但也深知日本并无灭亡中国之实力,加上中国已经成为英法俄列强的势力范围,如果武力入侵中国,势必和各大列强发生正面冲突,而单凭日本的实力尚不足以和列强对抗。日本于1894年挑起的甲午战争是一场有限战争,日本政治家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朝鲜的控制权,将台湾岛和关东州变为其的殖民地。关东州就是现在的辽东半岛,有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优良海港,夺取关东州可以为日本在东亚大陆获取桥头堡,作为日本进一步夺取满洲的基地。但日本的野心被俄国识破,日本吞并关东州的行为遭到俄国的强烈反对,俄国一直视满洲为自己的后花园,绝不允许日本染指。俄国纠集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吞并关东州。日本无奈,只得将吞入口中的肥肉又吐了出来。日本将三国联合干涉还辽视为其奇耻大辱,再加之俄国随即便强行租借旅顺港作为俄国太平洋舰队基地,使日本将俄国视为在东亚最主要的敌人,当时日本全国上下一致将俄国视为假想敌,要与俄国决战,夺回关东州。1901年,俄国借口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直接出兵占领了满洲,清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又痛心疾首,因为满洲是满清的发源地,也是满清的禁地,所以清政府是希望日俄之间发生冲突,而此时的清政府则在暗中支持日本,甚至连张作霖都在日俄战争中为日军充当密探。

值得一提的是,八国联军侵华使得日本获得了在天津驻军的权力,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天津驻屯军”。后来天津驻屯军称其营房不够用,跑到北京丰台占领了英军遗弃的营房(英国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在中国也取得了驻军权),此后天津驻屯军在宛平城挑起事端,引发了七七事变。

日俄战争使日本获得了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南满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在南满成立了关东军。关东军顾名思义就是驻扎在关东州的军队,而关东军正是使日本进入毁灭之门的魔鬼部队。日本通过日俄战争重获在甲午战争中失去的南满桥头堡,而关东州则是日本灾难的起源点,自此之后,日本挑起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保住这个牺牲了日本人数十万生命夺来的关东州。看过《二零三高地》和《坂上之云》的应该都知道,日军在旅顺之战中打的的确很惨,用尸山血海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日本获得南满权益后,是希望将南满作为朝鲜和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日本于日俄战争之后的1910年就正式吞并了朝鲜,将朝鲜作为自己的国土进行建设。在日本的大正天皇时代,日本的政治家是希望通过北洋政府在中国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不希望和中国发生正面武装冲突。当时日本想和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但遭到袁世凯拒绝和抵制,日本政府在威逼利诱无果又受到英美列强警告的情况下,还是主动、公开地删除了“二十一条”中对华损害最大的第五号共七条的要求,这样“二十一条”实际变为了“十四条”。因此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也非“二十一条”,而是“关于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这两份条约。这两份条约主要是以文字的形式维护日本在东北享有的“满蒙权益”和在山东青岛接收的德国人留下的权益,可见当时日本并无武力占领中国的计划,也无武力占领中国的战略。

大正天皇时代的日本政府还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维护其在华权益,而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护法政府,挑起护法战争,和北洋的段祺瑞政府武装对抗,段祺瑞急需资金,则找到日本政府借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派自己的幕僚西原龟三到中国与北洋政府谈判借钱,谈妥由日本兴业银行、日本朝鲜银行、日本台湾银行在1917到1918年借款了2亿日元给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而由北洋政府以东北的铁路、金矿、国有森林等作为担保,这在当时日元尚未贬值的情况下的确是一大笔钱。如果日本在当时就有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就根本不可能借这么多钱给北洋政府。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和清政府进入蜜月期,清政府大方的把原本属于俄国的南满权益让渡给了日本,而日本则接纳了大量从清国过去的留学生,帮助清国培养医学、军事方面的人才,比如鲁迅、蒋介石、郭沫若等都曾留学日本。日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帮助清政府培养人才,实现日中亲善,教出一些亲日的学生,方便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军火。但也从侧面反映日本在当时并无全面侵华之野心,否则又怎么会培养这么多军事人才,岂不是教会了学生,让学生来打老师。此后当国民党进行北伐时,日本政府发现国民党的北伐可能会直接侵犯到其在东北的满蒙权益,便当即停止了招收中国军事方面的留学生。

日本政府决定用武力手段维护其“满蒙权益”实际上源于日本陆军的暴走,更确切的说是源于关东军的暴走。暴走是日语,中文意思是失去控制。日本一直有下克上的传统,日本关东军发现东北王张作霖非常不听话,对日本总是阳奉阴违,非常恼火,决定直接除掉张作霖,从而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而这场暗杀并未取得日本政府的许可,完全是关东军私自行动。张作霖是靠日本发家的,他在经营东北过程中多次表示会尽力维护日本的“满蒙权益”,所以张作霖家族一直和当时的日本政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郭松龄叛变时,张作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日本借钱借人,并许之以东北的各项铁路、矿产权益。但郭松龄叛变被镇压后,张作霖却翻脸不认人,对许之以日本的各项卖国条件总是采取各种拖延手段,惹恼了当时的关东军,所以关东军擅自决定除掉张作霖,而”皇姑屯事件”正是让日本陷入战争泥潭的第一步。

“皇姑屯事件”引发了连锁反应,第一个结果就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上台,张学良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是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满蒙权益,但没想到却是张作霖之死直接导致东北军倒向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的口号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国列强在华权益,这样日本在东北就面临了失去其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满蒙权益”的局面。关东军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前曾告知张学良,日本政府不希望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关东军也通过东北军高级将领游说张学良,劝阻张学良易帜,张学良虽然口头上表示会予以考虑,但还是排除了各种干扰,毅然决定易帜。对此关东军和游说张学良的东北军高级将领都非常恼火,在此之后关东军就开始积极准备,决定用武力夺取东北。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满蒙权益”主要是通过南满铁路来实现,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有驻军权,日本对南满铁路沿线的矿产和森林有开采权,这是通过和北洋政府以及张作霖签订的各种条约固定下来的,条约还约定张作霖不得再建造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与日本争利。而张学良上台后,虽然没有明确废止与日本的上述条约,但是却开始修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使得南满铁路经营愈发困难,引起日本政府的极度反感。日本政府一直想与张学良直接对话,但张学良却称其已易帜,有什么事找国民政府谈去,我恕不接待,而国民政府又称对东北并无实际控制权,让日本政府直接找张学良谈,这让日本政府觉得被张学良戏弄。 1931上半年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使得日本政府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日本陆军省于当年制定的军事计划中已经开始准备于次年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但尚未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而此时的关东军已不愿意再等待,开始筹划第二次暴走。关东军原本是打算于1931年9月28日发动事变,而日本政府察觉到关东军有暴走的可能,特意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告知关东军日本政府不希望关东军在东北挑起事端,要求关东军保持克制。可关东军已经做好暴走准备,决定将事变提前到1931年9月18日,并绕开日本政府自行其是。因为关东军认识到其拥有占领东北的良机,首先,张学良因为关内军阀石友三的叛变,将东北军精锐尽数调入关内,东北内部军事力量空虚;其次,经过关东军的策反,东北军高级将领和官员,如熙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因不满张学良擅杀杨宇霆等人,准备抛弃张学良,投靠日本;最后,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不希望双方发生正面冲突,关东军可以利用国民政府不希望事态扩大的心理从中渔利,关东军的参谋们决定铤而走险,发动事变。

而张学良对关东军和日本政府则存在严重误判,首先,张学良和日本政界关系不错,有很多日本朋友,张学良得到的情报是日本政府并不赞同关东军动武,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张学良并未认识到日本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关东军,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讲“我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不智,我认为他不会真的要占领东北,要是我知道他们这次来真的,我肯定会跟他们拼的”,这是张学良严重的不知彼不知己造成的。其次,按照张学良自述,他认为“我们又打不过日本,为什么要和他们打呢,倒不如不加抵抗,由国联来调停,相信国际社会会公正处理”,这其实是“中条路事件”的后遗症,张学良在1930年被苏联消灭了好几个旅,给彻底打怕了,认为东北军根本不是关东军的对手,索性不抵抗。但当时关东军人数不过万,而东北军则有二十万之众,要是张学良认真抵抗,九一八事变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九一八事变后上台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就通过私人关系告诉张学良,关东军实力有限,但日本政府已经控制不了关东军,能遏制住关东军侵略野心的只有东北军自己,希望张学良狠狠地教训关东军。但张学良只是个纨绔子弟,除了吸毒和玩女人外,无其他长处,九一八事变不久之后,张学良就主动放弃锦州,退出山海关,将张作霖辛辛苦苦经营了二十年的东北全部交给了关东军。关东军首战得利,以极小的损失获得极大利益,也刺激了日本武派的侵略野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文武两派,文派的代表人物是币原喜重郎,他主张对华温和,与英美合作,外交事务以不动武为前提,日本在华侨民由中方保护,而武派的代表人物是田中义一,他们认为日本和英美总有一战,因为日本在华的利益和英美在华的利益是冲突的,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东亚的重大威胁,对华应当强硬,因为中国的反日运动已经直接影响到日本在华权益,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加以保护,日本侨民应由日本而非中国保护。武派又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主要以“天剑党”和“血盟团”的青年将校为中心,主张清君侧,建立军国主义政府,是武派中的激进分子,而统制派则主要是中上级将领,有政治家气质,偏保守一点。由于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武派逐渐占了上风。 “二二六兵变”之后,军国主义军人全面控制日本,日本文派已经噤若寒蝉,怕被皇道派狂热分子所暗杀。在中国,为了保护关东军占领的东北,维护日本的“满蒙权益”,关东军又占领了热河、察哈尔等处作为满洲国和中国关内的缓冲地带。但至此,日本政府尚无全面侵华的野心和具体战略计划。 对于退入关内,丧失了根据地的东北军来说,张学良是不想和红军在内战中消耗掉的,尤其是东北军的109师被徐海东和林彪指挥的中央红军在直罗镇全歼后,张学良自认无法击败红军,而蒋介石又不断催促张学良进剿,张学良后来自述“两边都是很好的年轻人,我不忍心看着他们死去”,张学良决定和红军私下取得联系,东北军停止剿匪。当时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经济困难到全军上下只有1000大洋,而红军与张学良私下达成停火协议后,张学良大手笔地给红军拨款、拨军火,甚至主动让出延安给红军进驻,延安随后成为红军的基地,使得红军绝境逢生。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剿共不力极为恼火,在洛阳在西安都多次当面训斥过张学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可以说是处于激愤,而非处心积虑。张学良其实是个很意气用事的人,年轻、冲动,他发动西安事变并无周全计划,也没考虑过把蒋介石抓起来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只是单纯认为蒋介石让其剿匪是要把自己逼上绝路,你逼我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张学良头脑发热地在华清池将蒋介石抓起来后,便通知中共前去西安商议,当时中共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是喜出望外的,朱德强烈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公审公判并以人民公敌除以极刑,毛泽东也认为不能放过蒋介石,但是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的分部,像抓蒋后应该如何处置这样的大事必须要征得莫斯科方面的意见。很快斯大林的电报就过来了,斯大林认为抓蒋是完全错误,因为苏联需要蒋介石领导一个统一的中国,最起码是形式上统一的中国来对抗日本,斯大林还严肃的指出张学良是日本间谍,蓄意破坏中国的抗日大业,不赞同中共和张学良合作,要求中共和平处理西安事变。中共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感觉无法和张学良交待,因为中共之前是暗示过张学良,苏联会支持张学良的东北军,即使张学良和蒋介石闹翻了也没有关系,中共会和张学良组成联合政府,取得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而斯大林的电报则明确表明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共当时并不敢违背莫斯科的旨意,只能派出周恩来前往西安游说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将蒋介石释放回南京。张学良感觉受到中共的欺骗,也觉得心灰意懒,甚至在未与任何东北军将领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擅自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 但西安事变对中共是一个重大胜利,蒋介石在其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同意暂缓剿共,与红军和解,对抗日本,这样国民政府丧失了剿灭红军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机会,而东北军在失去其统帅后,很快也分崩离析,被中央军改编吞并。而对日本来说,西安事变释放出来的信号是中国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国民政府已经一改对日妥协退让的态度,日本在华侨民的安全已经无法得到保障,满蒙权益也受到严重威胁,日中之间早晚必有一仗。“惩膺暴支”已经成为当时日本激进分子的口号,“惩膺暴支”的意思就是惩罚暴虐的支那政府和民众。当时的情况有点类似于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越南人民对中国非常反感,越南政府总是叫嚣要夺回中国霸占的北越土地,而中国政府决定“惩膺暴越”,用武力给点越南颜色看看,不过和日本不一样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没有选择攻占河内,而是及时收兵,才未陷入越南的战争泥潭之中。但受到军人控制的日本政府就没那么明智了,他们不愿意轻易放弃用武力取得的中国土地,错过了多次退出中国的机会,结果是彻底陷入战争的泥潭,直至毁灭。

但即使是七七事变前,日本也无全面侵华的详细计划和战争预案。七七事变后,发生了滥杀日本侨民的通州事件和进一步激化中日矛盾的“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日本国内舆论一致认为应当严惩中方,决定对华北增兵。虽然像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都认为日本并无实力击败中国,力主不扩大,但当时日本全国上下都已经陷入癫狂,新闻舆论一致认为如果不给点中国颜色看看,那以后中国人就会骑到日本人的头上去了,在华的日本侨民生命完全得不到保障,这个仗一定要打,打的目的不是为了占领多少土地而是为了解气!当时的近卫内阁已经完全被喊打喊杀的舆论和军人所控制,但就是到了此时,日本政府也无亡华之野心,而仅仅是想着如何惩罚中国政府和民众,所以才会有松井石根说的“弟弟不听话,哥哥要揍弟弟一顿”的荒唐言论。只不过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屡战屡胜,才使得他们自信心爆棚,想要一直霸占着占领到的中国领土。即使这样,日本政府也多次私下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希望通过体面的撤军,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只是由于日本军人的短见才未能成功。

所谓的“三月亡华”也是以讹传讹,“三月亡华”其实是来源于近卫文磨在战后的回忆。当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裕仁天皇曾经向参谋总长杉山元询问如果要进行太平洋战争的话,多久可以结束战争。杉山元很肯定的向天皇保证:根据我们的计划,150天内可以占领东南亚,结束战争。天皇则反问:上次支那事变时,你说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可到现在还没解决,而现在东南亚比支那更大,你说150天能解决的了吗?杉山元则无言以对。可见当时杉山元大将表达的并非是“三月亡华”,而是表示会在三个月内结束日中战争,恢复和平。只是因为中国方面为引起中国人的对日仇恨,才故意将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歪曲成了三个月灭亡中国。
 
最后编辑: 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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