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转载
2019-05-24 05:59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
高文谦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1989年6月3日晚饭后，我和妻子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风声已经很紧，广播里反复播出北京市政府的紧急通告，显然当局要动手了，晚上要出大事，空气里都可以闻出血腥的味道。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本来我想留下来，见证这一幕，但妻子死活不同意，说服我回了家。
当时我住在宽街，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面。回家后，我一直惦记着广场的情况，不断地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入夜后，我站在凉台上，望着天安门那个方向。那一夜，基本上没怎么睡，到了下半夜，看到广场方向火光冲天，令人揪心的枪声伴随着人群的呐喊声隐约可闻。
清晨5点左右，美国之音报道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天一亮，我就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沿途像战场一样，一片狼藉，水泥桩子、无轨电车堵在街上的十字路口。快到沙滩路口时，听到后面有车高速开过来，我就踩在路边的马路牙子停下来。一队军车急驶而过，在经过前面的沙滩路口时，看见路障，不得不减速。当时天已经大亮了，有不少北京市民站在路旁议论纷纷。车上的士兵先向人群施放催泪瓦斯弹，发出一声很闷的响声，冒着呛人的黄烟，然后就是几梭子子弹，当场就有人倒在血泊中。人群惊叫着四处散去。
军车走远后，我骑车过去，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七手八脚地把中弹的人用平板车送到附近的隆福寺医院。其中一个肩部中弹，血染红了圆领汗衫；另一个打中腿部，倒在地上呻吟。路口的一家印尼华侨餐厅的墙上留下个鸡蛋大的弹孔。戒严部队这样毫无缘由地杀人，人们既惊恐又愤怒。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跺着脚，用颤抖声音说：“真是伤天害理啊！大白天的，就这样杀人，以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孙子参军！”
后来我继续往天安门方向骑去。途中看到人们围着一个头上系着红色布带的大学生，看样子是从广场撤下来的，他满脸悲愤，痛不欲生，摇着头说：“中国完了，中国完了！”说完，就头也不回地骑车北去。随后，又看到人们围住一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她大概是刚从医院下班回来，白大褂和裤脚上染的血迹已经凝固，变成黑紫色。她含着眼泪讲述了值班时看到的情况，连说：“太惨了！”
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到了南河沿路口。当时戒严部队已经占领天安门广场，用三排坦克封锁了广场东侧。坦克前面站着三排士兵，后两排端着冲锋枪，前面一排拿着三角铁。在公安部门口，数百名北京市民与列阵的士兵对峙，其中有不少是用血肉之躯与戒严部队抗争了一晚上的人，他们面容疲惫，嗓子嘶哑，痛斥戒严部队是“法西斯、刽子手”，高喊“绞死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时，我站在人群的后面。在双方的对峙中，前排拿角铁的士兵不时地冲出来恐吓民众。不久两辆小面包车，一前一后开过来，要进广场。人们拦住车，问干什么去？他们开始支支吾吾，后来承认要给戒严部队送面包和汽水。这一下，把在场的人们气坏了，把前面那辆车的人拉出来，揍了一顿。后面那辆车趁乱冲进广场。就在这时，枪声响起来，前面有人当即中弹倒下，人们四处逃散。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见士兵端着枪冲了上来。我和十几个人跑到南河沿路口的欧美同学会，看门的大爷不让我们进去，说“他们会追进来的”。一个黑脸的中年人对他说：“如果我们死在门口，你一辈子都安生不了！”老大爷叹了口气，放我们进来。
进院子后，我们一帮人蹲在靠街那面墙下。街上冲锋枪的点射声越来越近，显然，杀红了眼的士兵已经拐进南河沿大街追杀逃散的市民。记得当时在一起的有两个复员军人，一个是39军的，另一个是40军的。他们说起头天晚上阻挡戒严部队进城的经历，其中一个撸起袖子，露出红肿的臂膀，说是扔便道上的水泥砖扔的，还说：“我他妈的就是没有抢，要是有枪，我一个顶他们十个！”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平暴节目中见过这位老兄，背景是火光冲天的广场。当时真为他捏把汗，不知他逃过这一劫没有？
枪声渐渐停下来后，我们走出欧美同学会大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天气也变得燥热起来。人们正在抢救刚才中弹的人。一个小伙子借来当时常见的家用三轮脚踏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协和医院。他蹬得飞快，边蹬边喊“让路，让路！”车上是一个中年人，头仰在车靠背上，由于失血过多，在阳光下，脸已经变成黄绿色，估计已是凶多吉少。多少年过去了，这张脸我一直忘却不了。
后来，我回到住在南河沿的岳父家。刚消停一会儿，街面上的枪声又响起来。出去买菜的妻子没回来，岳父很着急，让我赶紧下楼去找。我刚走到街上，就看见戒严部队士兵端着枪，三人一组，沿南河沿大街两侧的人行便道齐头并进，时不时朝人开枪，街上的人四处躲逃。我随着人群跑到一个小胡同，蹲在墙根底下。大街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揪心的枪声。和我蹲一起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年纪有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气得浑身发抖，说：“真是造孽啊！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当天下午，我骑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一路上所到之处，满目屠城后的景象，整个京城遭受了一场战祸的洗劫。几天后，我回到自己的小家，桌上的台历还停留在6月4日这一天。我把它撕下来，把这几天的经历和感受浓缩成下面这句话：“国殇日——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写在这天的台历上，然后把它缝进被子里，准备迎接单位即将开始的清查整肃。
我的人生道路也从此发生转折。
2019-05-24 05:59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
高文谦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1989年6月3日晚饭后，我和妻子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风声已经很紧，广播里反复播出北京市政府的紧急通告，显然当局要动手了，晚上要出大事，空气里都可以闻出血腥的味道。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本来我想留下来，见证这一幕，但妻子死活不同意，说服我回了家。
当时我住在宽街，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面。回家后，我一直惦记着广场的情况，不断地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入夜后，我站在凉台上，望着天安门那个方向。那一夜，基本上没怎么睡，到了下半夜，看到广场方向火光冲天，令人揪心的枪声伴随着人群的呐喊声隐约可闻。
清晨5点左右，美国之音报道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天一亮，我就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沿途像战场一样，一片狼藉，水泥桩子、无轨电车堵在街上的十字路口。快到沙滩路口时，听到后面有车高速开过来，我就踩在路边的马路牙子停下来。一队军车急驶而过，在经过前面的沙滩路口时，看见路障，不得不减速。当时天已经大亮了，有不少北京市民站在路旁议论纷纷。车上的士兵先向人群施放催泪瓦斯弹，发出一声很闷的响声，冒着呛人的黄烟，然后就是几梭子子弹，当场就有人倒在血泊中。人群惊叫着四处散去。
军车走远后，我骑车过去，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七手八脚地把中弹的人用平板车送到附近的隆福寺医院。其中一个肩部中弹，血染红了圆领汗衫；另一个打中腿部，倒在地上呻吟。路口的一家印尼华侨餐厅的墙上留下个鸡蛋大的弹孔。戒严部队这样毫无缘由地杀人，人们既惊恐又愤怒。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跺着脚，用颤抖声音说：“真是伤天害理啊！大白天的，就这样杀人，以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孙子参军！”
后来我继续往天安门方向骑去。途中看到人们围着一个头上系着红色布带的大学生，看样子是从广场撤下来的，他满脸悲愤，痛不欲生，摇着头说：“中国完了，中国完了！”说完，就头也不回地骑车北去。随后，又看到人们围住一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她大概是刚从医院下班回来，白大褂和裤脚上染的血迹已经凝固，变成黑紫色。她含着眼泪讲述了值班时看到的情况，连说：“太惨了！”
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到了南河沿路口。当时戒严部队已经占领天安门广场，用三排坦克封锁了广场东侧。坦克前面站着三排士兵，后两排端着冲锋枪，前面一排拿着三角铁。在公安部门口，数百名北京市民与列阵的士兵对峙，其中有不少是用血肉之躯与戒严部队抗争了一晚上的人，他们面容疲惫，嗓子嘶哑，痛斥戒严部队是“法西斯、刽子手”，高喊“绞死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时，我站在人群的后面。在双方的对峙中，前排拿角铁的士兵不时地冲出来恐吓民众。不久两辆小面包车，一前一后开过来，要进广场。人们拦住车，问干什么去？他们开始支支吾吾，后来承认要给戒严部队送面包和汽水。这一下，把在场的人们气坏了，把前面那辆车的人拉出来，揍了一顿。后面那辆车趁乱冲进广场。就在这时，枪声响起来，前面有人当即中弹倒下，人们四处逃散。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见士兵端着枪冲了上来。我和十几个人跑到南河沿路口的欧美同学会，看门的大爷不让我们进去，说“他们会追进来的”。一个黑脸的中年人对他说：“如果我们死在门口，你一辈子都安生不了！”老大爷叹了口气，放我们进来。
进院子后，我们一帮人蹲在靠街那面墙下。街上冲锋枪的点射声越来越近，显然，杀红了眼的士兵已经拐进南河沿大街追杀逃散的市民。记得当时在一起的有两个复员军人，一个是39军的，另一个是40军的。他们说起头天晚上阻挡戒严部队进城的经历，其中一个撸起袖子，露出红肿的臂膀，说是扔便道上的水泥砖扔的，还说：“我他妈的就是没有抢，要是有枪，我一个顶他们十个！”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平暴节目中见过这位老兄，背景是火光冲天的广场。当时真为他捏把汗，不知他逃过这一劫没有？
枪声渐渐停下来后，我们走出欧美同学会大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天气也变得燥热起来。人们正在抢救刚才中弹的人。一个小伙子借来当时常见的家用三轮脚踏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协和医院。他蹬得飞快，边蹬边喊“让路，让路！”车上是一个中年人，头仰在车靠背上，由于失血过多，在阳光下，脸已经变成黄绿色，估计已是凶多吉少。多少年过去了，这张脸我一直忘却不了。
后来，我回到住在南河沿的岳父家。刚消停一会儿，街面上的枪声又响起来。出去买菜的妻子没回来，岳父很着急，让我赶紧下楼去找。我刚走到街上，就看见戒严部队士兵端着枪，三人一组，沿南河沿大街两侧的人行便道齐头并进，时不时朝人开枪，街上的人四处躲逃。我随着人群跑到一个小胡同，蹲在墙根底下。大街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揪心的枪声。和我蹲一起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年纪有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气得浑身发抖，说：“真是造孽啊！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当天下午，我骑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一路上所到之处，满目屠城后的景象，整个京城遭受了一场战祸的洗劫。几天后，我回到自己的小家，桌上的台历还停留在6月4日这一天。我把它撕下来，把这几天的经历和感受浓缩成下面这句话：“国殇日——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写在这天的台历上，然后把它缝进被子里，准备迎接单位即将开始的清查整肃。
我的人生道路也从此发生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