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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美国外交官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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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3
消息
268
网络转载

2019-05-23 07:12
来源:
BBC
作者:
姚意


1989年6月3日晚,一阵砰砰枪声突起,打破北京城夏夜的平静,闻者的心脏无不砰砰加速。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队人员飞奔到使馆大楼前的院子,把正在搭帐篷露营、一脸惊诧的孩子们转移到室内。“完全出于巧合,当晚使馆计划了一项向使馆人员家属开放的童军活动,”当年的使馆政治部官员祈锦慕(James Keith)对BBC中文披露。原本是学习野外生存技巧的活动,竟差点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体验。
次日,使馆外再次响起砰砰声,但这次并非枪声,而是抗议学生慌忙逃离广场、赶到美使馆要求避难的敲门声。时隔三十年,当时的情景在祈锦慕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经过诸多考量,使馆最终决定将这些学生拒之门外。“对于我来说,这是八九学运期间一连串艰难抉择中最难的一个,”祈锦慕说。
“艰难抉择”
“八九”学生运动,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之死而起。学生的悼念行动逐渐发展为表达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反对腐败,控制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等的诉求。持续近两个月,席卷全国学运,终结于军人的武力血腥清场。6月3日夜晚至4日凌晨,枪声与喧哗声响彻北京城。从此,“六四”这个原本平凡无奇的日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节点,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词。
在六四屠杀后,当抗议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要求避难时,使馆决定不予收容。
“我们尝试向他们解释,使馆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小岛,如果我们让他们进门,这并非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最终可能还是要把他们交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风险。”
祈锦慕说,出于人道主义美国应该帮助这些学生,但鉴于学生和使馆面临的风险,使馆没有这样做。“如果使馆被当做反击目标,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将很大。”
1989年是祈锦慕31年职业外交官生涯的头几年,其后,他成为美国国务院与白宫的对华政策重要推手,曾是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和国安会主任。
唯一的例外是方励之一家。祈锦慕解释说,他有受到特殊保护的必要。
方励之被六四学生领袖称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启蒙者,当年则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老布什总统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曾邀请方励之夫妇赴宴,但他们在路上被警察拦下。六四之后,方励之夫妇与次子在使馆内避难一年,才在北京的默许下离境。
学运被镇压后,美国一边强烈谴责暴力、断绝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另一边先后派出两位特使访华,维系中美关系。在一年后,美国无条件延续了中国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老布什政府在六四后的对华政策因此被批评过于软弱。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施大伟(David Shear)说,六四之后,美国本可以更多地向中国施压和实施制裁。“制裁可以维持更久,或是对最惠国待遇增加附加条件。”当年,施大伟是使馆政治部的二秘,负责汇报中国内政。之后,他曾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在奥巴马时期是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
祈锦慕则指出,当时摆在美国面前,是短期和长期国家利益的冲突。美国一方面要谴责北京的暴行、捍卫人权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思考日后如何跟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相处,才能持续对华施加影响。
“中国不会消失,我们需要找到跟中国交流的方法,”祈锦慕说,“每个国家都只能找个不完美的平衡。”
“我们全变成了中国政治记者”
施大伟说他当时几乎每天都在北京街头,近距离观察抗议。
“使馆人员原本各有分工,但在那个春天,没有人在做他们的日常工作,”祈锦慕回忆说,“我们渐渐全都变成了报道中国政治的记者,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采访。”
“当时示威者觉得他们的请求是合理的,政府不会镇压他们,”祈锦慕回忆说。
施大伟两度跟随抗议学生从北京大学一路游行至广场,过程中采访他们:为什么上街?你的朋友们也参与抗议吗?你的家人支持你吗?你觉得会达到什么成果?
“我谨慎小心地选择采访对象,确保对方知道我是美国外交官,从而能权衡利弊决定是否与我交流。”施大伟有意与学生领袖保持距离,避免制造美国大使馆与学生领袖合谋的误解。“我不想增加他们的风险。”
从诸多采访中,他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要求共产党的执政更透明、民主,“我并不感觉到他们想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
6月2日整夜、3日白天,施大伟都在街头收集情报。到了3日下午,他决定返回使馆歇息一下。在使馆区附近的建国门外,一队武装解放军出现在他眼前,他意识到,在这样一触即发的情势下,补眠是不可能的了。
3日晚到4日凌晨,施大伟和祈锦慕都身在使馆内,一方面,几乎不间断地向华盛顿报告更新信息;另一方面,与还在外头的同事保持联系。
是否允许使馆人员在外面继续观察,是当时的另外一个艰难抉择。
“就像记者一样,我们需要目击现场,我们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祈锦慕说。最终让部分人员留在街头,但与使馆保有紧密联系。
“大使请不执行报告工作的使馆人员留在家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使馆人员会告知他们遇到的美国人尽快离开。”4日凌晨3点,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写道。
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在街头目睹的血腥场景,被记录在4日早上6时发出的外交电报中,第一时间回报给华盛顿。“我们没有死伤者的确切数字……我们预期最终死伤人数将很高。”
在6月4日天亮后,使馆人员根据美国公民此前的住址登记,在北京街头找到他们,协助其前往机场,转移了数百名美国人。
这些美国侨民“震惊、沮丧、失望,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施大伟说。
这两名前外交官表示,更早地呼吁美国人离境、疏散使馆家属,或许会更明智的决定,但在当时并非简单的决断。
6月7日,美国驻华使馆家属楼遭遇枪击。
“我们听见了枪声,但是不知道子弹从哪来的,”祈锦慕记得,当时他正在使馆区大楼开会,听到枪响后赶紧跑到临近另一座大楼。霎时间,外交官们人心惶惶,担忧家人的安危。
后来证实,没有使馆人员及家属中弹,但其中不乏惊险的场景。子弹从一个站在窗边的外交官头上呼啸而过,还有的差点击中外交官的子女。如果事件中有人员伤亡,估计将是后果不堪设想的外交风波。几天后,大使李洁明命令使馆人员家属撤离。
“如果共产党被逼到墙角……”
根据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密电,在四月中旬,美国的判断是中共领导层会按兵不动,静待学生运动散去。
1989年4月19日从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报告称:“我们相信,领导层作出了策略性地决定,只要学生们不诉诸暴力、不直接攻击党,将允许学生们在广场宣泄情绪。”
电报还写道,中国领导层可能希望游行学生最终耗尽精力、退出运动。这封电报的署名是时任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该职位数日后由李洁明接任。但BBC没能独立证明这些密电的真实性。
“我们原不认为胡耀邦的去世本身意味着中国的不稳定性会增加,但很明显,在胡去世之后,学生们抓住葬礼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对政策发展方向的不满,”施大伟回忆说。
随着运动的推进,美国外交官拼凑蛛丝马迹,尽管还有许多摸不清的细节,一个基本结论越来越明晰:中共高层存在权力斗争,武力镇压的选项真实存在。
“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是,这(抗议运动)不是中共会容忍的事,这不会有一个好结果,”祈锦慕说,“让我们震惊的是运动持续了很久,发展得很深入,我们本以为它会更早行动。”
发表在《人民日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426”社论,揭露内部斗争的冰山一角。
“这篇社论是一个强烈信号:党领导层内部出现不稳,”施大伟说。到了四月底,使馆的判断是:如果抗议持续、共产党觉得自己被逼到墙角,他们会使用暴力镇压。
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抗议者当时占领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门,还试图拦截车队。
“戈尔巴乔夫到访时,当局无法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他,很明显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耻辱。”祈锦慕看来,戈氏的访问是学潮的重要转折点,政府决心要夺回对北京街头的控制。
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劝说学生离场。5月20日,北京开始实施戒严。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指出,《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赵紫阳的照片、使用了赵作为党总书记的官方头衔,还有报道暗示戒严未能控制北京局势,说明李鹏一派还未能完全掌控官媒。
在6月3日晚上使馆发出的电报写道,10到15万穿有防护装备的武装军人进入北京,紧张气氛跃然纸上。
“大量有防护装备的军人携带着自动武器,这意味着使用武力的选项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
六四镇压之前,美国大使馆官员把工作重点放在街头采访的一大原因是,使馆与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已形同虚设。
“政府联系人能告诉我们的事情越来越少,”祈锦慕说,外交部资深官员也并不清楚中共高层的具体权力斗争,当时外交部的运作并不正常,没人办公,甚至连大门都是关着的。“连靠近门口都没办法,外面有森严的守卫。”
维基解密公开了两则1989年5月22日发自美国驻华使馆的通讯,其中描述了当时北京街头的景象。
解放军未见踪影,示威人群中弥漫着胜利的气氛。“学生们渴望与外国人交谈,三名学生分别对(美国使馆)政治部官员表示,美国对学生的支持不够强烈,他们对此感到失望,”外交电报写道。
祈锦慕和施大伟说,美国使馆从未停止向中国外交部表达对诉诸暴力的忧虑,直在6月3日晚上,还尝试与外交部官员接触。而在华盛顿,美方也向当时访美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清楚表达这一态度。
共产党高层情势不透明,美方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美国的警告对中共影响甚微……两名前驻华外交官在回顾六四前美国的决策时,不约而同地表示。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施大伟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他说,在镇压前后,总统老布什和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都向北京明确表达过暴力镇压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后果。
“这不是美方警告不够强烈的问题。而是当时这些话根本没有听众,中国整个政治机器都向外人关闭了。”祈锦慕说:“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外国的意见不会起任何作用。”
六四体现共产党对稳定的诉求“坚决而残酷”
在1989年夏天,美国驻华使馆正值人员轮换之际,施大伟和祈锦慕后来都相继离开了北京。直至奥巴马政府期间,两人一直活跃在美国亚太外交政策圈核心。
目击六四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我不认为六四改变了我的判断,只是加强了我对中国的认知,”祈锦慕说,中国共产党对稳定的诉求是“坚决而残酷的”,并且不会执行苏联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上,中国只会开放足够的程度,以获取经济增长。而市场经济与威权政府的角力,如今仍在持续。
施大伟说,共产党比他此前想象得更有韧性,可以挺过六四后而继续掌权。
“我从不相信共产党会自我改革,革去自身的权力,”施大伟也说,六四加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不自由”的一贯认知。“我从来都不相信,只要中国更融入国际体系,就能变成民主国家。”
时隔三十年,施大伟仍然清晰记得一个场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与自由女神像相似的民主女神像。近年,他重返天安门广场,留意到最明显的变化是:监控镜头变多了。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中共不容许六四在此重演,民主与自由仍然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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