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中报
四月二十三日，加拿大最大的全国日报－“环球邮报”刊登了一篇 质疑中国人和全球华人掀起反日浪潮的社论，该文认为，日本首相已经向中国公开道过歉，参拜靖国神社是向为国捐躯的士兵表达敬意，修改的教科书只有不到百分 之一的学生使用，无损历史真相，中国人为此掀起的反日浪潮太过偏激。
史维会对此极为不满，认为环球邮报立场偏颇，没有分清是非正义，没有顾及历史真相，于是针对文章中的三大内容去信反驳。一，日本首相的道歉未经过国会通 过，不代表政府，只代表个人，且他一面道歉，一面参拜靖国神社，所以没有诚意。二，日本神社供奉甲级战犯，证明其军国主义野心不死，三，纵然只有1％的学 生使用修改后的教科书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篡改是经过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显示日本政府一直都在力图掩饰美化侵略罪行。经过交涉，环球邮报同意将史维会的反 驳文章原文照登，以开明开放的态度解决了该起事件。
我对史维会主席王裕佳医生的一番见解很有些感触。王裕佳医生认为，“不平则鸣”是和平民主表达个人意见的基本权利，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华人勇于公开表达意见，不论周围的不平遭遇，或历史真伪，都应该去讨还一个社会公义。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旦遇到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勇于为自己的权利去据理力争，去“不平则鸣”？就拿小孩在学校里遇到问 题，或受到不合适对待这样的事情来说，我们很多中国父母不仅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心理上还存在着极大的畏难情绪，在一些涉及需要集体出面的事情上面也缺乏互 相支持的热情。早些年我的小孩读小学时，我曾经连续多年参加学校里由家长老师和校长组成的School Council活动，接触过许多不同族裔包括我们中国的家长们，发现在“不平则鸣”这方面我们中国家长的表现就远不如其他族裔踊跃，许多人往往选择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忍气吞声逃避了事。个中原因，除了语言能力这个障碍外，心理障碍是最大的因素。
其实，只要能够打败自己的畏难情绪，克服心理障碍，很多时候自己认为很困难的事情最终很容易的就解决了。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我送小孩上学后，在回来的路上 碰到一对母女，牵着手边哭边从另一条路转过去。我看她们的穿戴很象刚来不久的同胞，就主动追上去问她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忙。那当妈妈的告诉 我，她们全家移民过来不久，丈夫回到美国工作，她陪孩子留在多伦多，小孩上三年级，由于英语听不懂，作业不会做，老师叫班上另一个英语很好的中国女孩子帮 她解释作业，那个孩子有点瞧不起新来的同学，不仅不耐心给她解释，有时还故意嘲弄她，所以孩子很伤心，天天不想上学，今天走到校门口死也不进去，她只好先 带她回家，等她爸爸从美国回来再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找老师或校长反映去。她说怕自己英语不好，再说，人家一个大校长的，谁知道肯不肯管这种事情。我说，校 长就是专门管这类事情的，不信，我带你找她去。她这才将信将疑地跟我去见校长。校长听完后，叫我们不要worry（担心），然后牵着孩子的手到教室去。到 了下午，校长特地打电话到我家，把她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她说她先到班上跟老师和老师指定帮忙的中国小女孩沟通了一下，又跟小女孩的 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孩子这样对待新同学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别说都是中国人，任何一个国家来的同学都要热情相待，现在老师已经另外指定别的孩子帮助 她，女孩子这会儿已经很Happy了，而那个刚开始不太友好的小女孩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已经表示改正错误的决心。校长还在电话里谢谢我让她知道这件事 情，并让我转告女孩的妈妈以后若再遇到别的问题，就直接去找她。
不接触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初来乍到的移民中间，有些来了很久的移民也一样。我有一个朋友，都来了超过十五年了，前不久突然给我打电话，想打听给 她上小学四年纪的小女儿转学的事情。原来她的小女儿在学校里被一个女同学背后向老师打小报告，说她女儿不跟她玩，还跟别的同学玩挖井的游戏，就是想把她埋 起来。老师一听，这还了得，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她女儿叫去重重地批判了一顿，她女儿一分辩，老师就说她态度恶劣，罚她一个人呆一边去，硬是把一个天性活泼从 不愁眉苦脸的孩子弄哭了好几次。所以我朋友非常发愁，担心老师对孩子有偏见，这样下去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便动了转学的念头。我问她找校长了没有。她楞了一 下，反问我找校长有用吗？校长总是倾向自己老师一边的。我说，你还没找怎么就知道没用？校长可欢迎家长反映问题了，除了负责任外，你找了他（她），解决了 问题还成了他（她）向教育局汇报的政绩，哪有不欢迎之理。朋友刚开始还是瞻前顾后的，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鼓起勇气找了校长。校长接到报 告后非常重视，很快就找老师和几个当事的女生了解情况，并做了适当的调解，也化解了矛盾，校长再亲自给我朋友打电话，告知调解结果，并指出那个老师方法生 硬，处理不当，属于“over-react"（反应过度）。老师后来也跟我朋友和她女儿沟通了一下，达成了谅解。于是孩子又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
我还听到有个家长想申请父母尽快移民的理由是因为校车老不不准时，害得她三天两头上班迟到，如果父母来了，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就不用怕校车迟到了。我说你 为什么不跟校长或教育局抱怨。她也是怀疑地问我抱怨有用吗。我告诉她我有个朋友向她的校长反映校车迟到的事没有明显效果后，直接给教育局打电话，教育局一 干预，校车再也不敢迟到。因为司机是教育局雇的，老板一发话，除非不想吃这碗饭，否则谁敢再迟到？有些校车司机很会利用机会干私活。你不给他投诉一下他以 为教育局不知道，根本不在乎。可是这个家长听了却说，算了，校车迟到也不是光我一家人的事情，别人家不管，我也懒得管，熬到孩子的爷爷奶奶来了就好了。
象这种集体的事情不积极参与解决的现象在我们中国人中还是很普遍的。比如近几年很多学校都在讨论要不要规定学生穿校服的问题。一般的说，孩子小的家长比较 倾向于穿校服，孩子大了，快毕业了就不太热心穿校服，因为穿校服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安全，便于管理辨认，孩子大的家庭认为穿校服对安全起不了大作用，而且孩 子快毕业了，再花一大笔钱购买校服，等于增加一笔额外开支，还有，大一点的孩子一般都不愿意整天穿千篇一律的校服。我的孩子就是这一类，所以我是属于反对 校服的家长。我孩子班上的中国同学和一些白人同学也是反对的，黑人和印度人的家长们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喜欢校服，这就形成了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本来根据我 们几个家长分析，应该是反对的人多，肯定能站上风，可是在School Council扩大会里，只有我跟另两个白人家长与一大堆黑人和印度家长辩论。中国家长没一个出席。如果他们赞同穿校服那也没话可说，可是他们背后都是极 力反对的。最后我们这些反对派以些微票数落败而被学校通过了穿校服的动议。其实虽然我持反对意见，但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是太在乎，我感慨的是我们的同胞太不 关心身边的事情，太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权利了。久而久之，总要被人家忽视或边缘化的。
再比如，我们以前为了敦促教育局在学校里开中文课发动中国家长签名的事情，虽然绝大多数家长都很踊跃支持，但也有些家长的表现让人寒心，说好了要签名，等 到了门口又变卦，生怕上了黑名单将来受迫害似的，当然这跟我们过去在国内被运动搞怕了有关系，可是当我们一再解释这是我们纳税人的权利，别的族裔也有他们 的语言课，我们自己不争取白不争取。按说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移民，这个道理一点就通，然而，有一部分人就是不肯签。最有趣的是我在校门口碰到的一个同 胞，没等我上前把话说完，他立刻倒着走，并举起手来做推开状，连声说他什么签名都不会参加，活脱脱一副吓得退避三舍的模样。至今想起他那种动作我都忍俊不 禁想发笑。
所以，我们的同胞在和平民主表达个人意见，学会运用自己的基本权利，在不公平对待面前“不平则鸣”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原志)
四月二十三日，加拿大最大的全国日报－“环球邮报”刊登了一篇 质疑中国人和全球华人掀起反日浪潮的社论，该文认为，日本首相已经向中国公开道过歉，参拜靖国神社是向为国捐躯的士兵表达敬意，修改的教科书只有不到百分 之一的学生使用，无损历史真相，中国人为此掀起的反日浪潮太过偏激。
史维会对此极为不满，认为环球邮报立场偏颇，没有分清是非正义，没有顾及历史真相，于是针对文章中的三大内容去信反驳。一，日本首相的道歉未经过国会通 过，不代表政府，只代表个人，且他一面道歉，一面参拜靖国神社，所以没有诚意。二，日本神社供奉甲级战犯，证明其军国主义野心不死，三，纵然只有1％的学 生使用修改后的教科书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篡改是经过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显示日本政府一直都在力图掩饰美化侵略罪行。经过交涉，环球邮报同意将史维会的反 驳文章原文照登，以开明开放的态度解决了该起事件。
我对史维会主席王裕佳医生的一番见解很有些感触。王裕佳医生认为，“不平则鸣”是和平民主表达个人意见的基本权利，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华人勇于公开表达意见，不论周围的不平遭遇，或历史真伪，都应该去讨还一个社会公义。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旦遇到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勇于为自己的权利去据理力争，去“不平则鸣”？就拿小孩在学校里遇到问 题，或受到不合适对待这样的事情来说，我们很多中国父母不仅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心理上还存在着极大的畏难情绪，在一些涉及需要集体出面的事情上面也缺乏互 相支持的热情。早些年我的小孩读小学时，我曾经连续多年参加学校里由家长老师和校长组成的School Council活动，接触过许多不同族裔包括我们中国的家长们，发现在“不平则鸣”这方面我们中国家长的表现就远不如其他族裔踊跃，许多人往往选择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忍气吞声逃避了事。个中原因，除了语言能力这个障碍外，心理障碍是最大的因素。
其实，只要能够打败自己的畏难情绪，克服心理障碍，很多时候自己认为很困难的事情最终很容易的就解决了。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我送小孩上学后，在回来的路上 碰到一对母女，牵着手边哭边从另一条路转过去。我看她们的穿戴很象刚来不久的同胞，就主动追上去问她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忙。那当妈妈的告诉 我，她们全家移民过来不久，丈夫回到美国工作，她陪孩子留在多伦多，小孩上三年级，由于英语听不懂，作业不会做，老师叫班上另一个英语很好的中国女孩子帮 她解释作业，那个孩子有点瞧不起新来的同学，不仅不耐心给她解释，有时还故意嘲弄她，所以孩子很伤心，天天不想上学，今天走到校门口死也不进去，她只好先 带她回家，等她爸爸从美国回来再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找老师或校长反映去。她说怕自己英语不好，再说，人家一个大校长的，谁知道肯不肯管这种事情。我说，校 长就是专门管这类事情的，不信，我带你找她去。她这才将信将疑地跟我去见校长。校长听完后，叫我们不要worry（担心），然后牵着孩子的手到教室去。到 了下午，校长特地打电话到我家，把她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她说她先到班上跟老师和老师指定帮忙的中国小女孩沟通了一下，又跟小女孩的 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孩子这样对待新同学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别说都是中国人，任何一个国家来的同学都要热情相待，现在老师已经另外指定别的孩子帮助 她，女孩子这会儿已经很Happy了，而那个刚开始不太友好的小女孩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已经表示改正错误的决心。校长还在电话里谢谢我让她知道这件事 情，并让我转告女孩的妈妈以后若再遇到别的问题，就直接去找她。
不接触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初来乍到的移民中间，有些来了很久的移民也一样。我有一个朋友，都来了超过十五年了，前不久突然给我打电话，想打听给 她上小学四年纪的小女儿转学的事情。原来她的小女儿在学校里被一个女同学背后向老师打小报告，说她女儿不跟她玩，还跟别的同学玩挖井的游戏，就是想把她埋 起来。老师一听，这还了得，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她女儿叫去重重地批判了一顿，她女儿一分辩，老师就说她态度恶劣，罚她一个人呆一边去，硬是把一个天性活泼从 不愁眉苦脸的孩子弄哭了好几次。所以我朋友非常发愁，担心老师对孩子有偏见，这样下去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便动了转学的念头。我问她找校长了没有。她楞了一 下，反问我找校长有用吗？校长总是倾向自己老师一边的。我说，你还没找怎么就知道没用？校长可欢迎家长反映问题了，除了负责任外，你找了他（她），解决了 问题还成了他（她）向教育局汇报的政绩，哪有不欢迎之理。朋友刚开始还是瞻前顾后的，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鼓起勇气找了校长。校长接到报 告后非常重视，很快就找老师和几个当事的女生了解情况，并做了适当的调解，也化解了矛盾，校长再亲自给我朋友打电话，告知调解结果，并指出那个老师方法生 硬，处理不当，属于“over-react"（反应过度）。老师后来也跟我朋友和她女儿沟通了一下，达成了谅解。于是孩子又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
我还听到有个家长想申请父母尽快移民的理由是因为校车老不不准时，害得她三天两头上班迟到，如果父母来了，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就不用怕校车迟到了。我说你 为什么不跟校长或教育局抱怨。她也是怀疑地问我抱怨有用吗。我告诉她我有个朋友向她的校长反映校车迟到的事没有明显效果后，直接给教育局打电话，教育局一 干预，校车再也不敢迟到。因为司机是教育局雇的，老板一发话，除非不想吃这碗饭，否则谁敢再迟到？有些校车司机很会利用机会干私活。你不给他投诉一下他以 为教育局不知道，根本不在乎。可是这个家长听了却说，算了，校车迟到也不是光我一家人的事情，别人家不管，我也懒得管，熬到孩子的爷爷奶奶来了就好了。
象这种集体的事情不积极参与解决的现象在我们中国人中还是很普遍的。比如近几年很多学校都在讨论要不要规定学生穿校服的问题。一般的说，孩子小的家长比较 倾向于穿校服，孩子大了，快毕业了就不太热心穿校服，因为穿校服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安全，便于管理辨认，孩子大的家庭认为穿校服对安全起不了大作用，而且孩 子快毕业了，再花一大笔钱购买校服，等于增加一笔额外开支，还有，大一点的孩子一般都不愿意整天穿千篇一律的校服。我的孩子就是这一类，所以我是属于反对 校服的家长。我孩子班上的中国同学和一些白人同学也是反对的，黑人和印度人的家长们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喜欢校服，这就形成了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本来根据我 们几个家长分析，应该是反对的人多，肯定能站上风，可是在School Council扩大会里，只有我跟另两个白人家长与一大堆黑人和印度家长辩论。中国家长没一个出席。如果他们赞同穿校服那也没话可说，可是他们背后都是极 力反对的。最后我们这些反对派以些微票数落败而被学校通过了穿校服的动议。其实虽然我持反对意见，但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是太在乎，我感慨的是我们的同胞太不 关心身边的事情，太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权利了。久而久之，总要被人家忽视或边缘化的。
再比如，我们以前为了敦促教育局在学校里开中文课发动中国家长签名的事情，虽然绝大多数家长都很踊跃支持，但也有些家长的表现让人寒心，说好了要签名，等 到了门口又变卦，生怕上了黑名单将来受迫害似的，当然这跟我们过去在国内被运动搞怕了有关系，可是当我们一再解释这是我们纳税人的权利，别的族裔也有他们 的语言课，我们自己不争取白不争取。按说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移民，这个道理一点就通，然而，有一部分人就是不肯签。最有趣的是我在校门口碰到的一个同 胞，没等我上前把话说完，他立刻倒着走，并举起手来做推开状，连声说他什么签名都不会参加，活脱脱一副吓得退避三舍的模样。至今想起他那种动作我都忍俊不 禁想发笑。
所以，我们的同胞在和平民主表达个人意见，学会运用自己的基本权利，在不公平对待面前“不平则鸣”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原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