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早年生涯
李鹏出生地
1928年10月,李鹏以李远芃之名在
上海法租界明德里(今
黄浦区延安中路545弄)十五号出生
[3]:3,属“远”字辈,“芃”字具有草木茂盛之意,父亲为
李硕勋,母亲为
赵君陶,二人皆加入共产党并从事于革命工作,其父亲更是中共领导人。1931年李硕勋因而身份被暴露,在海南海口被
国民党處決
[4]:7。1939年受邓颖超之邀,李远芃由成都来到重庆,先后与
吴玉章及其子
吴震寰和
周恩来相识,并从吴震寰处第一次了解了水力发电的知识。
之后中共地下党送他到
陶行知创建的
育才学校读书。不久因国共关系变化,李远芃与
边章五、
李涛被送往延安
[3]:50-51。在途中,
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书记
蒋南翔建议并帮他改名为李鹏
[3]:52。1946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
张家口电业局工作
[3]:111。
1947年初,他离开
晋察冀边区,经
烟台前往
大连[3]:119-123,又经
朝鲜前往
哈尔滨,在哈尔滨油脂厂担任协理兼支部书记
[3]:第132页,开始成为基层领导
[4]:8。1948年至1955年在
莫斯科留学,同去的还有中共高干及烈士子女20人(“
4821”)。李鹏自苏联
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其间,曾担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
[4]:9。
进入电力系统
1954年李鹏毕业,恰逢1954年底
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刘澜波率领中国电力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在莫斯科让李鹏等毕业生随团活动并任翻译。李鹏也因此得到刘澜波赏识
[5]:50。李鹏回国后,1955年3月8日,刘澜波约李鹏讨论其工作,刘澜波表示李鹏可选择在燃料工业部任其秘书,或是下基层工作。李鹏明确表示愿下基层工作
[6][7]。1955年3月23日,李鹏接到通知,被分配到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水电厂
丰满发电厂任见习厂长(厂长为李旭)
[6][5]:50。在见习期后,1955年12月10日,李鹏被任命为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6][8][5]:51。
1957年,中共开展
整风运动,丰满发电厂党委和行政部门的人员对副厂长李鹏提出了批评意见。1959年在
反右倾运动中,李鹏被批评为执行“
三面红旗”不力,差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鹏作了两次检查,丰满发电厂在给中共
吉林市委的报告中称其“检讨尚好,免予处分”
[6]。
1960年8月中旬,李鹏到
青岛看望母亲时,表示想调离丰满发电厂。从青岛回丰满后不久,上级通知李鹏调任辽吉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1961年5月,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
[6]。1965年7月19日,国务院任命李鹏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阜新发电厂的厂长
[6][9][4]:10。东北电业管理局局长
李平告诉李鹏,任命原因一是在
“四清”运动期间,李鹏一直接管阜新发电厂生产技术工作,如接任厂长便可使工作连续;二是为培养锻炼李鹏。李平还告诉李鹏,刘澜波和
水利电力部认为李鹏在丰满水电厂有了管理水电厂的经验,在东北电业管理局有了管理电网的经验,到阜新发电厂工作可增加管理火力发电厂的经验
[6]。在阜新发电厂,李鹏每天上午都深入生产一线。他和总工程师杨耀邦等人还领导了阜新发电厂首次9台机组满出力发电并获成功
[9]。
首都电力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担心北京的供水、供电、煤气、交通问题,要刘澜波向北京供电局派一位得力干部。刘澜波推荐了李鹏,获周恩来批准。1966年,原本要从阜新发电厂调到东北电业管理局任副局长的李鹏被紧急调到北京,任北京供电局党委代理书记。此时正值“四清”运动后,原北京供电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几位副局长都在运动中发现有问题,正受隔离审查。刘澜波告诉李鹏,这次调动是经周恩来同意,将使他获得管理供电部门的经验
[6]。数年后,李鹏任北京供电局革命委员会主任
[8]。
调到北京供电局后,李鹏因第三批留学苏联的经历而被卷入
4821苏修特务案,被认为有“苏修特务”嫌疑
[10][11][3]:370-374。阜新发电厂派人来北京,要将李鹏带回阜新批斗。但两次要人,都被北京供电局军代表张晓光挡回。一次张晓光在聊天中告诉李鹏,这批留苏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嫌”(苏修特务嫌疑)的问题,周恩来已知道,“周总理说,你们第三批人没有这个问题”。但此案并未结束。后来,北京电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还向上级递交报告,建议将李鹏调出北京供电局,因为李鹏有“苏修特嫌”问题
[11]。
1970年6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
国务院小礼堂接见水电会议代表,李鹏也在其内。周恩来在讨论中点名批评李鹏有“洋教条”和对工人管卡压的情况,李鹏承认错误并自我批评。会后,
李德生、
余秋里、
杨寿山等人留在会议室研究如何贯彻周恩来指示。李鹏也留下。李德生劝慰李鹏。余秋里告诉李鹏,周恩来批评意在让李鹏出来工作。1971年,北京电业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北京供电局与北京电力建设局合并,成立北京电力工业局。原北京供电局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鹏被任命为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11]。
197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
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
首都体育馆召开。随后北京电力工业局大楼内
大字报铺天盖地,指责局党委对“批林批孔”不积极,还质问局党委为何不传达大会录音。主持日常工作的李鹏则以未收到通知为由,坚持不传达大会录音
[9]。
1970年代,京津唐电网电力供应紧张。李鹏牵头新建唐山陡河电厂,扩建北京高井电厂。扩建高井电厂时,1974年李鹏三天三夜坚守工地,第四天即1974年10月4日中午,李鹏在骑
自行车回家路上在
宣武门附近被汽车撞伤,到
宣武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休养至12月恢复工作
[6][12]。1975年11月,北京电力工业局改称北京电业管理局
[13]。李鹏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任至1979年
[8]。
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逝世。1月9日,李鹏在北京电业管理局机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发表了悼念讲话。此后李鹏等北京市干部接到
中共北京市委通知,到
北京医院小礼堂参加了遗体告别活动。1月12日至14日在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仪式,李鹏承担了保证供电安全的任务。4月4日
清明节上午,因有保证天安门供电安全的责任,李鹏和北京供电局局长张绍贤、北京电业管理局计划处处长陈寿文乘车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变电所检查工作。当天晚饭后,他又和妻子朱琳步行到广场,在清场抓人前离开从而未被抓
[13]。次日即发生
四五运动[3]:418-420。4月5日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派人来北京电业管理局调查,称清明节上午在广场东南角邮局前放火的男青年是乘北京电业管理局轿车去的,北京电业管理局人员则澄清是李鹏等三人乘车检查工作。几天后,
邓颖超秘书
张元电话告知朱琳,若李鹏不见了,朱琳须追问与李鹏最后在一起的是谁,是谁将李鹏带走。所幸后来李鹏并未被捕
[13]。
唐山大地震后,李鹏担任唐山电力抢修队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地震一个月后,唐山地区供电基本恢复
[6][9][3]:424-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