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鄰，廣西桂林人[1]，生於临桂西鄉村。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2]，中國國民黨黨員。新桂系首领，曾任首任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1]。
父親李培英是名教師，育有五子三女。李宗仁排行第二，幼年家貧務農，18歲入廣西陸軍小學[1]。1910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支部，辛亥革命後陸軍小學改組，畢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校[1]。
李宗仁以實力軍人之姿，在廣州加入孫文陣營。後與白崇禧、黃紹竑合作，統一廣西，拥戴广州国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帶領廣西軍隊一路由湖南進攻至山海關。北伐以後十年期間，屢次發動和参與中原大戰、蔣桂戰爭等國民黨內戰，亦苦心經營廣西。抗日戰爭時，動員廣西將士抗日，指揮多次大戰，在台兒莊會戰中名震一時。
1948年中華民國行憲，經國民大會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1949年11月，當中國國民黨自陪都重慶撤退，代總統李沒有跟他們在一起；相反，李乘機到香港宣布會入醫院治療胃病。蔣介石復出接替李之出缺，開始帶領中國國民黨對抗共產主義。李在香港守侯兩週，之後和夫人郭德潔等家人一道出走美國。[3]李並未赴台，1954年被彈劾罷職。後經瑞士回到中國大陸，1969年病逝於北京。
李宗仁是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兩岸分治前，首任也是唯一的中華民國代總統。
目录
生平
早年經歷
1908年，李考入廣西陸軍小學堂第三期，1911年畢業。1913年，廣西陸軍速成學堂畢業。1913年至1914年，在將校講習所任中尉教官。嗣任桂軍下級官佐，旋改業為中學體育教員。
1916年護國軍興復，參軍作排長，負傷升連長；再入湖南護法，負傷遷營長，隸林虎部[1]。1921年，晉升至統領（相當於團長）。
統一廣西
第二次粤桂战争后，桂軍敗績，李部為陳炯明所收編[1]，所部1,000余人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吸引附近败撤之桂军来投，更主动联络前陸軍小學堂（陸小）同學黃紹竑、白崇禧，得其效力麾下，军力迅速增至6,000余人，控制玉林、梧州等7县市。1923年10月，李與前陸小同學黃紹竑、白崇禧祕密加入中国国民党[1]。
1924年5月23日，李发表统一广西宣言，采用合纵、连横策略。1925年夏，乃擊敗陆荣廷、沈鸿英，統一廣西[1]。
在李与省内最后一个劲敌沈鸿英决战期间，孙中山於北京病危。滇系军阀唐继尧乘机联络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刘震寰等企图东下入粤，消灭新兴之中国国民党。唐向李开出700万元银洋借道费，被李拒绝。唐遂派龙云、卢汉、唐继虞等率领7万滇军，兵分三路入桂。
自1925年2月至7月，李、黃紹竑、白崇禧以2万人之军力，终将三路7万滇军击溃。至此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装备精良之滇军，不再成为中国军界主要势力之一。
北伐
1926年夏，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轉戰有功[1]。
1927年1月底，苏俄派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游说李，希望其取代蒋中正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遭李拒绝。李返回南京后，全力支持蒋反苏清共，并警告张发奎需警惕叶挺反对国民政府。但李亦曾在九江劝蒋辞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以免予人口实而被指为“新军阀”。
1927年4月，新桂系联合蒋发动清黨，处决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国民党内左翼人士。李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南京警戒可能左倾之军队，在采石矶将意图暴动之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包围缴械，并在国民革命軍第一军刘峙师逮捕中国共产党员。白崇禧在上海直接指挥清共，黄绍竑、李济深同时在广西、广东进行“清党”，处决大批中国共产党分子、中国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李宗仁表弟李珍凤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清黨期间被捕，后枪决于广西桂林。清黨使新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
1927年7月初，武汉汪兆铭派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共20余万大军东征南京，欲打倒蒋。8月，新桂系成功聯合何應欽逼迫蔣下野，南京与武汉兩国民政府統一，史称“宁汉合流”。蒋下野后，李立即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师、第三师分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原第二师师长胡宗铎任第十九军军长，第十三军军长则由白崇禧自兼，将第七军广西留守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黄绍竑任军长。随后，李指挥第七军，在白崇禧、何应钦配合下，在栖霞龙潭战斗中全歼渡江南犯之孙传芳13个整建制师，孙传芳仅以身免，从此淡出政坛。李在寧漢分立、龍潭之戰諸事件中皆為首要人物[1]。
消灭北洋直系军阀后，李着手将汪兆铭逐出南京。9月21日，汪返回武汉，唐生智部东下进攻南京国民政府。10月19日，新桂系部队西征武汉，讨伐唐，史称宁汉战争。战至11月11日，唐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收编，唐东渡日本避难。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江南扩展到两湖，并与粤系首领李济深（时称半个桂系）紧密融合，使新桂系势力进入广东。
11月16日，张发奎在汪兆铭指示下趁李濟深不在，在广州张黄事变，企图刺杀黄绍竑。在爭鬥中新桂系获胜，第四军元气大伤，张发奎、黄琪翔下野，流亡海外。新桂系在军事上消灭唐、张两部后，遂发动强大政治攻势，要求凡是在四一二清共期间，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清共，态度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皆须要检讨自咎，并不得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矛头直指汪。李宗仁在党务大会上直称汪卖党卖国，是党贼国贼。汪一系终被新桂系打倒，被迫于12月15日全体总辞职。新桂系主导国民政府。
1928年初，蒋趁廣州事變及“桂系排汪”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1月9日，蒋正式在南京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新桂系军队被迫撤出南京、江南要害富庶之地，发展受挫。蒋与宋美龄结婚时，李是国民政府全体中央委员中唯一未送结婚贺礼之人。
1928年4月，蔣命令駐兩湖各軍加入北伐，編為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4]:15。李兼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李指揮部隊北上，开始“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第四集团军進至北平、天津、山海關。桂系控制的地區從两廣、两湖至平津，總兵力逹20余萬人。
当时，对于是否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名義上歸順，国民革命军内部分歧极大。不同於阎锡山、冯玉祥主张国民革命军一定要进驻东北，全部遣散奉系军队的主張；李则主张接受张歸順，并可由張继续管理东北事务。最终蒋采纳李的意见，張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領導。
中原大戰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召开国民革命军善后编遣会议，李主張“赏罚奖惩公平”，即：裁无军功之军队，留有功之军队；裁军功小者，留军功大者。會議最後因各方分歧太大而沒有實際結果。李宗仁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暨第四集團軍總司令[1]。後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同年初，李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主政湖南之程潜，任命何键、鲁涤平主持湖南政务。但鲁、何二人不和。
1929年2月，蔣即秘密以大批弹药军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5]:544。秘密洩漏後，第四集團軍在武漢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鈞都恐慌[5]:544。何键查扣后，於此時親赴武漢告密，說中央部署已定[5]:545。夏威、胡宗铎、陶鈞三人得報，至為焦急，乃未加深思，便對魯滌平動起手來[5]:545。2月21日早晨，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5]:545。夏威、叶琪二人率军进入长沙，将鲁涤平部缴械，鲁逃离长沙。三人未得李宗仁命令，便擅自行動[5]:545，且未与三号人物白崇禧商讨。
3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武力讨伐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态度暗昧。李为表和平态度，长驻南京、上海，此举在军事上使新桂系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境地。最后新桂系被击败。李、黄绍竑、白崇禧等逃往法屬印度支那、香港。
蔣随后任命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郑介民主政广西。俞、李明瑞二人因政治面貌左倾亲共，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活动，宣传赤色革命。郑介民将此情形密报蔣，南京国民政府遂于1929年10月将俞、李明瑞二人免职。而郑介民则因离间、监视桂系的特殊功勋，其后成为军统局首脑人物。杨腾辉则与俞、李明瑞分道扬镳，联同大批原桂系军官对李表示重新效忠，李、白遂在此一片混乱的局势下返回广西，重新掌握了俞、李明瑞、杨三人之部队及湖北陆续逃回的桂军官兵。李宗仁旋返桂自立，聯合馮、閻，圖北上，再敗績；返桂自保[1]。
1930年5月，新桂系北上参加中原大战，李对此次北伐信心十足，专门委托香港印钞厂印制大批中国国民银行钞票，准备占领武汉后公开发行。初期大捷，自桂林北上后势如破竹，6月初即攻占长沙、岳阳，迫近武汉；但终因黄绍竑态度犹疑，行军迟缓，致使新桂系部队被各个击破。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中原大战中都被蔣击败。
整顿广西
1931年5月28日，李宗仁抵廣州，寓退思園[6]:3844。九一八事變發生，蒋于12月15日通电辞职下野。1932年發生一二八事變，中國國民黨各派系謀求妥協，一致抗日。1932年4月，李出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形成“后李白黄”体制。
抗日
李宗仁1938年在台儿庄
1936年4月，李发表《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一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阐述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后的胜利者必是中国，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化全国为焦土，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5月20日，李宗仁自南寧抵達廣州[6]:5141。12月20日，李宗仁電勸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6]:5314。
1937年2月26日，國民政府特派陸軍一級上將李宗仁、二級上將白崇禧兼第五路總、副總指揮，陸軍中將李品仙兼第五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陸軍中將張任民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參謀長[6]:5373。7月，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抗戰軍興，南京中央統帥部發表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1]，駐節徐州，職務是指揮保衛津浦鐵路之防衛戰[7]:118。1938年1月至6月，李指揮國軍抗擊日軍。在台兒莊会战中，李亲临前线督战指挥，獲得國民革命軍抗戰中首次大勝；李成功化解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宿怨。同年，李先后指揮徐州会战、武漢會戰。徐州大突围中，李指揮60万大军突围，国军未出现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撤退时之混乱。1939年后，指挥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抗擊日軍。
事後，在《李宗仁回憶錄》中，李自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要求所部官兵“宁肯吃树皮，决不可扰民”；并成功警诫全军禁烟禁赌。李稱在1939年9月，与史迪威、朱可夫分别晤谈期间，曾准确预测法国之马其诺防线不足恃，英法联军必败；而英法一旦失败，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立成废纸，希特勒必然东进，斯大林此时自以为得计，实大祸不远矣。
1943年底，蔣中正为防止以李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1]。名义上指挥第一戰區、第五戰區、第十戰區，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1944年6月，曾分别致备忘录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卫阿特将军，希望“盟军不要急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此期间应全力消灭日本，待德、苏皆奄奄一息，再行东西对进，德苏两雄自将俯首就擒，战后之世界自由和平指日可待”，李尤其反对“美英企望苏军加入中国战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1945年2月10日，國民政府特派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漢中行營主任；特派王纘緒為重慶衛戍總司令，原任劉峙調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6]:7658。
国共内战
主条目：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围绕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李与蒋之间产生诸多分歧。9月1日，國民政府特派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熊式輝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6]:7809。李名义上统帅冀、鲁、察、绥、热、平、津、青五省三市。实则并无调兵遣将、驭控下属之实权。12月28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在北平視察，並與行營主任李宗仁會晤，召集軍政首長滙報[6]:7938。李韬光养晦，结交胡适、齐白石、甘介侯、司徒雷登等文化名流。他与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即已相熟。主政北平后，他为徐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解决了用地问题，徐感念此举，将校内一建筑命名为“德邻纪念堂”[8]。
1947年2月7日晚，軍調部中共委員葉劍英、參謀長薛子正於北京飯店舉行酒會與北平各界話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以次高級軍政長官、各大學校長、民社黨、民盟人士及美方高級軍官等，均應邀出席[6]:8281。2月15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舉行酒會，為軍調部三方人員送行；葉劍英表示，決定2月17日離開北平，返回延安[6]:8287。2月28日，華北綏靖會議在北平舉行，李宗仁、白崇禧、谷正綱與華北中國國民黨高級官員研討華北對共戰略[6]:8297-8298。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令保障新聞自由，天津停止新聞檢查[6]:8370。
10月2日，陳誠向蔣介石報告，東北民主聯軍已發動攻勢，請令國民政主席北平行轅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宗仁督促第九十二軍軍長侯鏡如迅速率部出關，協擊北寧鐵路附近之中共軍隊[6]:8427。1947年底，李宗仁拒绝在无实权（即“生杀予夺”）下总责华北地区、东北事务，且其“东北华北剿匪方略”亦被蒋否定。李三度拒绝指挥东北战事，坚持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副總統
主条目：194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蔣與李宗仁在行憲後第一任正副總統就職大典上，1948年5月20日
蔣和李宗仁攝於就職禮。據李宗仁回憶，蔣故意不讓他知道要穿著中式禮服，結果他穿軍裝，看起來好像是蔣的副官。
1948年3月，國民大會召開，選舉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和副總統。4月13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招待國民大會代表，致詞稱：本人此次競選副總統，即希望協助元首，推動革新運動，今後勿論當選與否，當本一貫精神，勇往邁進，以期不負親朋國人之期望[6]:8570。4月15日，李宗仁致電北平黨政負責人，指示對學潮「處理辦法，仍宜本過去一貫方針，以疏導說服為主」[6]:8572。4月16日，國民大會主席團發布《國民大會公告》：總統候選人名單：蔣中正、居正[6]:8573。4月19日，副總統候選人孫科、李宗仁、莫德惠等分別招待各位之國大代表，發表演說，競選副總統[6]:8576。4月20日，國民大會秘書處公布副總統候選人簽署代表人數：孫科540票，于右任512票，李宗仁479票，程潛338票、莫德惠211票，徐傅霖132票；國民大會主席團發布《國民大會公告（會字第二號）》，公布副總統候選人名單，計有孫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傅霖6人[6]:8577。李宗仁在蔣中正反對和壓力下，最終在4月29日，以1438票對1295票，擊敗蔣屬意的孫科。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9]:1。1948年副總統競選，当广播员报告李票數已超過半数当选时，蔣盛怒之下，把收音机踢翻[10]。就職前夕，蔣手諭說，要李在就職典禮上穿用軍常服[10]。5月19日，李發演說，宣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職，並稱「希望全國上下今後在蔣主席的領導下，努力削平內亂」[6]:8605。5月20日，在正副總統就職典禮上，蔣並未穿軍常服，而是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台上[10]。這讓李看起來像是蔣的副官，而非副手，李當時心頭一怔，「感覺到蔣先生是有意使我難堪」[10]。
1948年5月底，蔣调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强烈反对蒋设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认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应由华东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若硬要一分为二，也应由白崇禧出任华东剿匪总司令。李在与亲信将领闲谈时，曾说“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理应派一只虎去，至少也要派一隻狼，结果却派了一头猪”。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離開北平飛往南京前，對記者發表談話，希望對中國共產黨恢復「和談」[11]:165。8月17日在南京雖否認其事，而態度模稜兩可，對前途已喪失信心[11]:165。
1948年年底，国军在中共发动之三大战役中大敗，國、共軍事力量逆轉为150万：400万。經濟上，上海爆發金圓券風暴。外交上，杜魯門上台後表示對蔣失去信心。12月，李宗仁、程潛乘軍事逆轉，忽萌異志，主張與中國共產黨談和，而白崇禧自漢口發出敬電，促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言和，實皆迫蒋下野[4]:57。是月下旬，蔣與李經過兩次協商，就蔣下野讓位問題達成協議；一、蔣主動下野，以便南京政府開始和談；二、由副總統李代行總統職務，宣佈和平主張；三、與中共和談事由行政院主持[6]:8764。
代总统
主条目：第二次國共內戰和蔣介石
参见：渡江戰役
1949年1月1日，蒋发布元旦文告[4]:57。1月19日，蔣約見李宗仁商談時局，表示引退[12]:136。1月21日，李宗仁宣佈就代總統職[13]，聲明願就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即行開始商談；旋即下令撤銷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之實施，改各剿匪總司令部為長官公署，並釋放政治犯[4]:58。1月24日，李宗仁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12]:142又飭令孫科行政院長，辦理「七大和平措施」，「取消全國戒嚴令」[12]:142。1月27日，李宗仁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政府業已承認，以共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12]:144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裡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次日，葉劍英向黃、劉講述中國共產黨自日本投降以來對防止內戰，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所盡一切努力及蔣之倒行逆施；表示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在毛八項條件基礎上願意和國府及其他國府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1月29日，黃回南京覆命，劉暫留北平[6]:8793。李宗仁在中國國民黨內未具有中央常務委員身份，又與中央政治委員會代主席孫科關係不洽，與黨關係益加隔閡，進而引發「府院之爭」、「黨政之爭」[14]:312。李為著結束內戰，同中國共產黨談判，以求和解[5]:831。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5]:831。
2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彭真、葉劍英：要李宗仁使者劉仲華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蔣反美，接受八項和平條件誠意，即應迅速與蔣分裂，中間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穩腳跟，進行和談；否則，「中共便無此餘暇，與之敷衍」[6]:8799。2月5日，中共中央在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之覆電中指出，只要李宗仁、白崇禧「能站在有利於人民事業的一方面，仿照北平辦法解決京、滬、漢等處問題，我們即會以對待傅（指傅作義）的態度對待他們」[6]:8804；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組織由顏惠慶任團長之「人民和平代表團」六人，準備赴北平洽商和平[6]:8805。2月9日，李宗仁自稱「共黨壓迫我完全脫離美國，為唯一條件」[12]:153。孫科率領行政院從南京遷往廣州[5]:836。2月17日，李宗仁令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他運[15]:515。2月20日，李宗仁「飛往廣州」[12]:157。2月21日，李宗仁「復飛桂林」[12]:157。2月22日，李宗仁在廣州談話，如解放軍強行渡江，只有打到底[15]:515。2月25日，李宗仁返回南京，立即準備換行政院長，強何應欽「繼任」[12]:160。李宗仁希望和談必須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絕對不能強迫接受不體面條件；應該建議立即停火，在兩黨控制區之間劃一條臨時分界線；不能全接受所謂八條，只同在兩政府共存條件下討論八條[5]:842。孫科最後同意返回南京[5]:838。2月28日，孫科抵達南京[5]:838。孫科向李提出請辭[16]:838。
3月1日，李宗仁指派孫科、張群、邵力子、張治中等起草和談內容（3月9日，草案整理完成。）[15]:515。3月7日，孫科復來見李宗仁[17]:838。最後李宗仁接受他辭職[5]:838-839。3月8日，孫科及行政院全體政務委員呈請辭職[15]:516。3月9日，李宗仁親自拜訪何應欽，最後接受擔任行政院长[5]:838。李宗仁提名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經立法院投票同意[4]:58。李宗仁派邵力子、黃紹竑、張治中、章士釗、李蒸等5人組成和談代表團赴北平，與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商談和平，周堅持以毛所提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4]:58。3月22日，李發動部份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12]:171。3月24日，明告美國駐華大使，「謂彼欲往莫斯科一行，請求其諒解」[12]:172。3月28日，監察院財糧委員會召開第十三次會議，議決向政府提交以下議案：促請救濟告貸無門之遷穗公教人員；解救太原糧荒；改變徵實辦法；修正各機關辦公費規定；裁撤台灣巡察團之煙酒公賣機構；糾正中央銀行高價拋售金銀作法[6]:8854。3月29日，潘公展等亦電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電謂：「惟願諸公始終勿忘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社會安全、生活自由、軍隊國有五大原則，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決；否則苟安於一時，必抱憾於無窮也。」[6]:88553月31日，李宗仁在辦公室召開一個兩小時軍事會議，有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張治中、林蔚、蕭毅肅、湯恩伯、王叔銘、總統府軍務局長劉士毅、關麟徵、宋希濂等十二人[18]。會議討論：一、加強長江防務部署；二、將新疆駐軍東調；三、分配十個美械師討論加強長江防務部署、將新疆駐軍東調、分配十個美械師[18]。
4月，李宗仁以黨政民意各方面皆反對「和談條件」，上電聲言請蔣復職，並以即日回桂為口實，其意蓋一在迫使蔣曲聽其「和談」，一在脅逼蔣出國；蔣均不為所動[4]:59。4月1日，李宗仁派以張治中為首的六人談判團抵達北平，與中國共产党展開談判。4月3日，周恩來單獨接見李宗仁私人代表黃啟漢，要他告李宗仁、白崇禧：一、在和談其間，人民解放軍暫不過江，談成後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漢指揮的國民黨軍，應先退到花園以南一線；希望白崇禧部隊在安徽讓出安慶，桂軍向武漢撤退；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6]:8862。考慮到他的安全，可以調桂系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到蔣軍攻擊，只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黃啟漢當即表示：「不管李、白走什麼道路，自己一定跟共產黨走。」；當天下午，黃啟漢由北平飛南京，向李宗仁報告周恩來意見[6]:8862。
4月4日，李宗仁、白崇禧通過黃啟漢及南京和談代表要求中共勿攻安慶及再向長江靠近，「以利和談，免生枝節」；中共中央是日致電蕭勁光、陳伯鈞、唐天際並告劉伯承及中原局鄧小平等，告知已和白崇禧代表劉仲容商定「黃岡、陽邏、倉子埠、黃陂、花園、孝感、漢川、蔡甸、黃陵磯之線及其以南地區，我軍暫不進占，使武漢不感震動」，「其餘宜昌至武穴線上長江北岸地，凡我軍已占者照舊，凡我軍未占者一律暫不進占，以利和平接收」[6]:8863。4月7日，毛澤東覆李宗仁電稱：「根據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12]:179。4月10日，乘閻錫山至溪口晉見蔣之便利，李宗仁曾托其帶書請示機宜[11]:169。同日，李宗仁電陳蔣介石謂：「萬一和談破裂，則實難肩此重任；故決心『引退』以謝國人」[12]:181。4月12日，蔣戒其勿為脅迫而自餒[11]:169。4月17日，李宗仁乃致電蔣，請其復職，繼續領導戰爭[11]:170。李宗仁拒絕在《國内和平協定》上簽字，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反共決心[9]:1。
4月19日，中國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會商《國內和平協定》，決定拒絕解放軍渡江和由中共負責整編國軍兩項，對於聯合政府等項則提出修改意見，次日繼續會商後推定張群、吳忠信赴溪口，吳鐵城、黃紹竑赴廣州，分向蔣介石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李宗仁任命林伯森為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仍兼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6]:8880。
4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黨和談指導委員會通過給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訓令；晚，李宗仁、何應欽聯名致電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按照蔣之乙種方案，拒絕《國內和平協定》，電文列舉不能接受之理由，聲稱：「綜觀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以解除兄弟䦧墻之爭論者，竟甚於敵國受降之形式，且復限期答覆，形同最後通牒，則又視和談之開端為戰爭之前夕，政府方面縱令甘心屈辱，予以簽署，竊恐畏於此種狹隘與威壓作風之刺激，士氣民心，同深悲憤，不特各項條款非政府之能保證執行，而由此引起之惡劣影響與後果，亦決非政府所能挽救。」仍希望「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6]:8880。
4月21日，李宗仁、何應欽電召在北平南京和談代表返回南京，要求電告「此間迎代表團之專機應於何日飛平」，和談代表黃紹竑以「身體不適，為擬小作休息，不願作任何政治活動」為由，向李宗仁、何應欽提出呈辭，並辭和談代表職務，於上午9時自廣州飛香港養病；李、何召集各院、部會議，決定各部門疏散轉移：總統府及國防部遷上海，行政院遷廣州，其他各院、會、部分批疏散至廣州、桂林、台灣，由行政院準備交通工具，規定於4月23日凌晨2時集合完畢開始行動；立法院表示一致支持政府拒絕《國內和平協定》[6]:8883。
4月22日，蔣問李宗仁對於和談還有什麼打算？李答以「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蔣以解放軍已經渡江，「再沒有談判的餘地」拒絕。李表示和談使命既終，要求卸職。蔣鼓勵其「繼續領導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旋在蔣主持下決定：一、宣告和談破壞裂，對中共堅決作戰，黨內不許再倡和議。二、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鬥。三、何應欽兼國防部長，統一海、陸、空軍的指揮權力，參謀總長直接向國防部長負責。四、加強中國國民黨內團結及黨與政府的聯繫。同時決定於中國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下設「非常委員會」，作為中國國民黨最高決策機構，由蔣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後重大決策，先提交該會決定，然後交由政府執行。南京政府各院、部、會撤遷廣州，總統府遷往上海。撤遷前發表文告，聲稱堅決與中共作戰到底。並正式通知在南京之各國外交使團迅即撤往廣州[6]:8885。同日，李宗仁要求蔣復職；蔣說明只討論時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變動」[12]:188。李宗仁於會後即回南京[12]:188。國軍撤出首都南京[4]:59。
4月23日，解放军攻佔中華民國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乘追雲號在明故宮機場[19]:82，「飛往桂林」[12]:189。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立法、監察委員114人在廣州開會，一致決議電請蔣、李宗仁到廣州，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黨，頑抗到底[6]:8888。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撤銷和談指導委員會[6]:8889。李宗仁決定派程思遠等分頭去漢口、廣州，與白崇禧、張發奎及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代辦克拉克洽商；李宗仁在桂林機場下機時，對前來迎接的人表示：決不糜爛廣西，絕不去廣州[6]:8890。
4月24日，李宗仁自桂林分電于右任、童冠賢、居正，促請即日赴廣州[6]:8891。4月27日，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稱「我們今日只有在一個政府之下，以對共的態度，為忠奸試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謀貫徹，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絕對服從」。並謂；「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6]:8894-88954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全體黨員書》，號召中國國民黨黨員「救國護黨」，「一致團結於本黨中央領導之下，為保國保民而努力」[6]:8896。
4月30日，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大使銜代辦克拉克到桂林與李宗仁會談，克拉克表示只要李能繼續在華南、西南組織抵抗，美國就有可能在「未受共產黨控制的區域內，對堅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並稱「美國政府今後不再援蔣」，希望李盡快赴廣州，「在廣州組織一個與蔣氏截然分開的政府，否則不易改變美國政府的態度」，並表示：「如果有一種第三勢力存在，美國必樂於出面援助。」，示意李依靠「第三勢力」；中國國民黨中央發表告黨員書，稱中共向政府提出《國內和平協定》8條24款，如果接受，則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從此消滅，當此黨國危難之時，當各盡其在我，吾黨應有自信，不必有絲毫之氣餒[6]:8898。
5月1日，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報告美國國務院他4月30日在桂林與李宗仁長談4個小時，相信李是真正決心與蔣攤牌，並自認有希望成功；李說蔣想復出掌權，但蔣覺得除非蔣到政府所在地廣州，否則蔣不能復職，而蔣不能到廣州，除非李也在廣州；李提到蔣在考慮退休時，曾想住在台灣，當時省主席陳誠曾把此項可能性向美國總領事提起，美國總領事非正式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對日和約簽字才決定；據李說，美國總領事之評論轉報給蔣，蔣才認定不能退休到一個中國主權可能被質疑之地方，因此才決定去奉化[20]:135-137。5月2日，何應欽、閻錫山等均函電飛馳，敦請李宗仁赴廣州坐鎮[21]:870。居正、閻錫山文範相偕飛桂林，促請李宗仁至廣州主持政務，李宗仁對蔣以「不復即應出國」相要挾[4]:59。5月5日，李宗仁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22]:196。5月6日，閻錫山赴桂林勸李宗仁到廣州，回到廣州後告訴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李在獲得全權主政之保證之前，仍拒絕回廣州；閻說，蔣主張堅守沿海，李則主張退守內陸[20]:141。5月8日，李宗仁返廣州，惡意攻擊蔣，更變本而加厲[11]:171。李宗仁發表講話，表示將“決心戡亂到底”。5月14日，李宗仁發布總統明令：兼任青島市市長秦德純呈請辭職，秦德純准免兼職，任命孫亹丁代理青島市市長[6]:8913。5月15日，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乘機離開廣州赴美國，攜有李宗仁致杜魯門函[6]:8915。5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召開財糧會議，5月22日結束；何應欽、張群、白崇禧、陳濟棠、陳誠、張發奎、顧祝同等及西南各省省主席參加，決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徵收巨額軍糧，僅四川一省「徵借」數目即達1350萬擔[6]:8917-8918。5月25日，李宗仁代總統令：《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着即廢止；《黃金外幣買賣處罰條例》着即廢止；同日頒令：特派盧漢為雲南綏靖公署副主任，谷正倫為貴州綏靖公署主任；派黃旭初兼任桂林綏靖公署副主任，莫樹杰、甘麗初為桂林綏靖公署副主任；派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司令部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特派馬步芳為代理西北軍政長官[6]:8926。5月26日，李宗仁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黨內團結案及黨務革新問題；李宗仁特派錢泰為出席國際電報電話行政會議首席代表，派盧有澄、孫從鈞為代表；李宗仁令准雲南龍武、德欽、寧蒗三設治局改為縣[6]:8927。5月30日，何應欽率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總辭職[15]:518。
6月1日上午，立法院舉行會議，審查李宗仁提名居正為行政院長一案，投票結果以一票之差被否決[6]:8931。6月2日上午，中國國民黨中政會在廣州舉行，吳鐵城主席，李宗仁提名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經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6]:8932。6月6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長何應欽請辭准免，特任閰錫山為行政院院長；行政法院院長端木愷請辭，准免本職，特任王令希為行政法院院長；任命孫越崎兼經濟部資委員會主任；派楊森、王纘緒、錢大鈞、鄧錫侯、孫震、賀國光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派夏威為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6]:8935。6月8日，李宗仁任命劉誠云為總統府參軍[6]:8937。6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九七次會議通過非常委員會名單，終於定案[14]:310。蔣與李、孫科、居正、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等12人為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4]:60。6月13日，蔣致電鄭彥棻，指示徵詢吳忠信、吳鐵城、陳立夫、閻錫山等對於副主席人選意見：「非常委員會名單既經過通過，對於副主席亦應即提名，請商諸禮卿、鐵城、立夫等同志，如副主席祇可提一人，則提德鄰，如提二人，則將哲生亦同時提出。究以一人抑二人，並與伯川院長切商速覆。如各同志以暫提一人，則由秘書處以中名義先提德鄰為副主席。」[23]李宗仁在委員名單確定後，頗為關心非常委員會成立工作，除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索取該會組織條例外，並致電蔣氏，推薦由吳忠信兼任秘書長、程思遠出任副秘書長[24]。6月16日[12]:213，李宗仁、閻錫山聯名上電請蔣蒞臨廣州主持大局，蓋李宗仁此時對內對外皆束手無策[4]:60。
7月30日，李宗仁由台北飛返廣州[12]:230。8月1日，李宗仁在非常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稱，保衛廣東，決戰應積極，不可延誤，但部隊不聽調度，即無法完成部署。今後大決策應請總裁指示，小的如軍隊調動等，應聽國防部命令。總裁說過他領導黨不問政事，曾見諸文告[25]。8月23日，蔣自台北飛抵廣州，先行往訪李宗仁、閻錫山，繼召見劉安祺、顧祝同等，面詢軍事部署實情[26]。
9月12日，代總統李宗仁召開最高軍事會議，部署湖南、江西軍事，閻錫山、張群、顧祝同、白崇禧、余漢謀出席[6]:9008。9月14日，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與李宗仁長談4小時[6]:9009。9月15日，李宗仁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白崇禧、顧祝同參加，商討「反攻」計劃[6]:9009。9月25日，李宗仁對記者表示，要用時間制勝，採取攻勢防禦，堅守華南、西南，一切外援不浪費，美援一定會來[6]:9017。9月26日，蔣與李宗仁懇談當前局勢，蔣又與吳鐵城、閻錫山、邱昌渭、葉公超、張群討論外交問題[6]:9018。9月27日，總統府發言人聲明，李宗仁不同意湯恩伯繼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6]:9018。9月29日，總統府令免咨政宋慶齡，國策顧問邵力子、章士釗、李明揚、張難先之職[6]:9019。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4]:61。10月13日，李宗仁自廣州出走桂林，國軍撤離廣州[4]:61-62。李宗仁發表談話，重申反共決心[4]:62。11月1日，李宗仁由重慶飛往昆明，批准釋放中國共產黨份子；盧漢遂復萌異志[4]:62。11月14日，李宗仁飛南寧，11月17日李宗仁派程思遠去香港為其出國準備一切[27]。11月20日，「代總統李宗仁託言就醫經由桂林經南寧飛赴香港」[4]:62，住進香港半山養和醫院[27]。
12月2日，朱家驊、洪蘭友攜李宗仁函自香港返成都（李函云仍須赴美，為期一個月）[15]:523。12月4日，李宗仁藉口胃疾復發，須出國治療，偕其妻及隨員7人，乘包機一架，離港赴美[11]:176[28]:276-277。12月5日，李宗仁離職赴美[4]:62[12]:277[29]。
旅居海外
参见：1950年臺灣
鑒於李自知不能去台灣，遂借口就醫去美國[9]:2。李在海外不歸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中国国民党與蔣中正本人多次邀其重返中樞繼續行使總統職權。1949年11月22日，蔣在重慶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討論，決定派居正、朱家驊、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持函赴港探訪李，勸其回國。蔣在函中保証，將以“充分權力”交給李。同日，蔣約白崇禧談話，仍然表示決不復職，要求李剋日回渝，商定對內、對外大計，唯李婉拒。11月29日，再遣朱家驊、洪蘭友赴港，仍未有结果[30][31][32]。
李抵達美國後，初組織「第三势力」，反對台北政府[11]:176。1949年曾資助自由民主大同盟，并曾公开建议“台湾可成为美国之一个自治州”。
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李並沒有獲得美國支持，一直滯留美國，給蔣復行視事之機[33]:190。
1950年1月，李宗仁稱以副總統私人名義赴美，又致電監察院，以接洽美援在美遙領國事[4]:63。1月20日，监察院致电李，促请由美國返台視事[34]:587，李以身体有恙仍需调养为由復电婉拒[35]。監察院致電李宗仁返台，他回電明確表示不擬返國[36]:204-205。
1950年2月5日，国民大会代表胡钟吾、刘宜达等人再电李[37]，未有结果。政府多次電請在美國之代總統李回台主持政務，否則將被視為放棄代總統職權[38]:309。李電覆監察委員，表示短期內不能返國[38]:309。2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人联名致电李，劝其回国，并称若再不归国将请总裁复职[39]。这是中华民国方面最后一次劝说。李則覆電：「仁以病尚未痊，醫囑不宜遠行」；同時李在電報中表示，基於憲法規定，總統暫由行政院長代理，並立刻召集國民大會選舉新總統[40]:42-51。2月17日，李宗仁主動與孔祥熙見面談話；私人代表甘介侯2月18日又找上孔祥熙，孔於當天致電給宋美齡報告整個情況[41]:205。行政院長閻錫山與副院長朱家驊也提出辭呈，仍成「若無元首，中華民國就瀕於亡國」[40]:50-51之氛圍，以替蔣復行視事鋪路[33]:190。這使李完全敗退[33]:190。2月22日，陶希聖及王世杰開始草擬文告，中國國民黨中常會2月日通過決議，以局勢益加嚴重，請蔣儘速復行視事[42]:206。監察院大會決議函復李宗仁，指斥其僑居美國遙領國事，並決議提請國民大會彈劾[4]:63。2月26日，張群、黃少谷、王世杰、洪蘭友等人分別就蔣復職事與桂系接洽[43]:207。2月28日，蔣邀集張群、陳立夫、陶希聖、谷正綱、黃少谷等討論復職文告內容，決定3月1日到府視事[44]:207。當晚顧維鈞自美國發來電報說，李宗仁約晤杜魯門[45]:208。
1950年3月1日，在各界劝进中，蔣在台北宣佈復行視事[4]:63，重返總統職務職而不是重新就職[33]:190。蔣在總統府宣布復行視事[46]:209。因為蔣1949年下野並沒有經過國民大會承認，李是「代行」而非繼位[33]:190。李聲稱蔣此舉違反憲法[47]:210-211。蒋于复职文告中稱：“李代總統自去年十一月積勞致疾，出國療養，迄今健康未復，返旆無期，於是全體軍民對國事惶惑不安，而各級民意機關對中正責望尤切。中正許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同日，蔣致電李[48]:208-209，希望李早日康復，並請代表其訪問美國朝野後，從速返回台灣，共濟艱危時局[49]。3月2日，杜魯門接見李宗仁並共進午餐[50]:209-210。3月2日，李宗仁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中國人民將起而推翻中共及蔣介石政權，中共獲得政權並非共產主義之功，實因蔣介石政府腐敗至極所致[51]:211。
1952年1月11日，「蔣把『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交給監察院」[52]。監察院通過彈劾副總統李宗仁違法失職案[4]:69。通過此后李仍具副总统之地位。
1954年1月3日，李致函蔣：「以憲法規定國大代表任期六年，用臨定條款來延長代表任期是非法的。」蔣不理[52]。2月，第一屆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第二届总统、副总统。3月，國民大會對監察院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經投票表決，一致同意罷免其副總統職務[4]:76。3月10日，第二次会议六次大会审议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并举行投票。同意弹劾比率高达94.4%，符合三分之二同意门槛[53]。李被蔣免去副总统职务，成为流落异乡之一介平民[9]:2。
遭罢免后，李已无可能去台。在此前后，有资料表明他参与孙立人案，同时积极策动仍留在大陆的广西旧部袭扰新政权，杀死新政权军政干部及平民多人，中共“广西剿匪”即由此而发。他这一系列做法在当时世界冷战背景之下，或遇到挫败，或乏人响应，后渐与中國共產黨联系热络。
投奔中共
1954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聲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內政問題，美國造成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9]:2周聲明消息傳到美國後，李異常高興，立即寫信給程思遠，囑其同海外人士交換意見，替他準備一個文件，並於1955年8月，發表《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9]:2。他在建議中談到：
据当时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回忆，1955年5月，李歸來事宜最早提出[9]:5。當時，曾擔任李政治秘書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正寓居香港之程思遠隨港澳代表團到北京訪問，與曾經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之舊交李克農（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會晤；程思遠談到李在美國處境及其回想回到中國大陸之念頭[9]:5。5月7日，李克農向周恩來當面滙報，積極建議中央爭取李宗仁回國；同時，李濟深也曾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建議過此事[9]:5。
195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得知李宗仁決意歸來，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周）恩來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灣方面，指出美國毁蔣陰謀，叫蔣注意[9]:5。注意之點在美國，不在李宗仁[9]:5。
從李方面來說，也有一個試探中國共產黨中央態度之過程；他曾將自己收藏之一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11萬美金購買[9]:6。但其實不少是贋品，按當時價格，頂多值3,000美金[9]:6。毛澤東得知此事，答應給他12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9]:6。他要11萬，就給他12萬[9]:6。李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產黨不简单，是识货的。”[9]:6
爭取李歸來中國大陸，先後花費10年時間；期間，程思遠多次到北京，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李聯繫牽線搭橋[9]:6。另外，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李舊部劉仲容等，也起到重要作用[9]:6。毛和周歡迎李歸國，周為此費盡無數精力[9]:6。
1963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歡迎李归來時機已經成熟；周特意事先向台灣打招呼，說明僅視李為愛國人士以免引起誤會[9]:6。程思遠在由周當面交代任務和有關政策後赴瑞士蘇黎世與李面談[9]:6。程向李講明周提出「四不」：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和「過五關」：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族關、社會關、生活關之要求時，李一一答應[9]:6。對李之出處，周提出可重回美國料理些事；回來看看，住一時期再回去，保證來去自由和保密；留歐，如考慮願為祖國做些事，歡迎，經濟上有困難可幫助；決心回國，歡迎[9]:6。李當即表態說：「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國定居，安度晚年。」[9]:6
1965年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1965年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1965年2月3日，在獲得李決意歸來之確切消息後，毛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周，似應歡迎李回國，去年向美報投書問題，無關大局，不加批評[9]:7。因為他已自己認錯了[9]:7。
1965年6月18日，程思遠第五次來到北京[9]:7。領受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和全國政協秘書長平杰三等按照周恩來意見，交代任務（當時周離開北京出訪非洲14國）後，程即於第二天上飛機，前往瑞士迎接李[9]:7。
1965年7月12日11時，周和徐冰及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黨外人士舉行一個談話會，向黨外通報李要到中國大陸之消息，並闡述有關方針政策[9]:8。據有關記載，參加此重要會議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劉斐、盧郁文、李俊龍、傅作義、黃琪翔、朱蘊山、李任仁、劉仲容、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楊東蒓、覃異之等[9]:8。會議還通知蔡廷鍇與劉仲華參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9]:8。7月15日，中央有關部門就李回國後發表聲明問題電告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丁國鈺：「李回國後的簡短聲明稿，仍請李決定。」[9]:8發報之前，此電報稿送呈毛審閱[9]:8。7月15日早上，毛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幾天，同李面商聲明稿，並同機回北京[9]:8。李回國，周應到機場歡迎[9]:8。可在上海住幾天，商量好簡短聲明後再到北京[9]:8。7月17日，周根據毛指示飛抵上海出迎李[9]:8。
7月19日，周與李在上海文化俱樂部長談，李誠懇全部接受周之意見[9]:10。
7月20日，李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遠陪同下，終於回到北京[9]:10。在機場，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在北京機場大廳裡，李氏宣讀聲明[9]:10-11，說：
7月20日晚，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隆重設宴歡迎李和夫人郭德潔[9]:11。
7月26日，毛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李夫婦和程思遠先生，交談友好親切[9]:11。毛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9]:11毛同李握手時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54]:333李說：「我們這一次回到祖國懷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首先應對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謝[9]:11。幾天來我們在北京地區參觀訪問，親眼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感觸頗深。我們為祖國的日益強大而感到十分高興。」[54]:334毛說：「祖國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我們至少要再建設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強大起來。」[54]:334接着李談到海外許多人都懷念中國大陸，他們都渴望回到中國大陸[54]:334。毛說：「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蔣介石比你高一級，你是他的部下，他回來我們更歡迎。」[9]:11毛建議李到全國各地去看看[54]:334。李在談話中深以台灣問題久懸不決為慮，毛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56]
7月31日晚，劉少奇和王光美、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並宴請李和郭德潔[9]:12。陪同有徐冰和夫人張曉梅，及羅青長、劉仲容等人[9]:12。
9月26日下午3時，李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9]:12：「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對我說，蔣介石挾軍隊逃往台灣，台灣地位尚未確定，因此對蔣介石很不滿。一九五五年美國共和黨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蔣介石而代之。我告誡台灣當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鮮李承晚後塵。我與蔣先生共事幾十年，意見相左，但並無仇恨，如果蔣先生願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我宗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蔣先生目前處境尷尬，望國民黨同仁好自為之，望台灣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認清民族大義和大勢所趨，不要一誤再誤，毅然奮起，率相來歸，為祖國最後統一作出貢獻！」[56]11月5日中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潔[56]。李向周恩來寫正式條陳，建議倣照杭州岳王廟，鑄一尊蔣介石像跪在天安門廣場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周向毛澤東請示，毛笑道：「恩來啊，這就叫賣主求榮！娃娃們怎麼駡他，我們不管，但寫到歷史上就不能不慎重……他老蔣在北伐和抗戰中的地位還是無法動搖的，所以我們每次的宣傳材料都迴避這兩件事，打嘴巴官司什麼都可以說的……在重大問題上還得尊重歷史，我們不能幹這樣蠢事。哎，想不到堂堂皇皇李代總統怎麼會這麼蠢」[57]:97。
1966年2月，李堅持要參觀海南岛，很想了解[9]:19。當時，李很想了解具體戰況與軍事設施[9]:19。在海口時，李很注意戰鬥機不時在空中飛行，並問空軍是否24小時在空中巡邏[9]:19？美機是否經常飛來[9]:19？解放軍高射炮打多高[9]:19？在去榆林港途中問訊雷達設備，見到飛機就觀察兩邊山頭，當時接待李之軍方人員十分尷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艦艇在海上兜圈，依稀見到一些軍事設施[9]:19。2月28日，李宗仁偕郭德潔和程思遠等，從湛江乘專機飛南寧，受到韋國清和夫人許其倩等熱烈歡迎和宴請[9]:19。
郭德潔逝世
1966年3月8日，廣西醫學院曾懷瑞大夫便向李宗仁和平副部長報告說，郭德潔病情隨時可能突然惡化[9]:22。郭德潔陷於昏迷狀態[54]:352。3月16日，李接到南寧來電，報告郭德潔夫人病情惡化[9]:21。3月19日，郭德潔用專機送回北京[54]:352。於是，李決定中止參觀，提前返回南寧[9]:21。郭德潔在北京醫院繼續搶救無效[54]:352。3月21日零時30分，妻郭德洁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9]:22。在李同意下，將郭之美籍身份證拿去國務院辦歸宗手續[54]:352。2月23日上午，在北京醫院舉行有周恩來、彭真等人參加之向郭德潔遺體告別儀式[54]:352。
郭德潔遽然去世，使李觸目傷心[9]:24。在郭德潔遺體告別儀式上，周恩來再三囑咐李要節哀，保重身體[9]:24。同時，周還建議李之舊友陪同李外出走走，轉換環境，排遣情懷[9]:24。
郭德潔去世後，誰來照顧李晚年生活，成為實際問題[9]:25-26。經人介紹，李結識北京某醫院護士胡友松[9]:26。经张成仁介绍，周恩来同意，著名影星胡蝶女兒、27歲之胡友松与76岁之李宗仁完婚[58]。7月25日，李與胡友松履行正式結婚手續[9]:26。婚後，李和胡友松去北戴河[9]:26。
保護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8月31日，其宅遭北京红卫兵抄家，理由是郭德洁涉嫌梅花党案。周得知此事後，當即指示：不能進到李宗仁家裡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裡搞鬥爭[9]:26。9月15日，周親自安排由國務院管理局高富有接李宗仁到三〇一医院保護起來[9]:26。
保重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應邀參加國慶典禮之李宗仁，特意與李熱情握手[9]:26。毛對李說：「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9]:26隨後，毛請李來到休息室去吃茶[9]:26。在休息室，毛和李最後一次談話，中心意思是談「文化大革命」之事[9]:26。坐下之後，毛點起香煙，邊吸邊說群眾是發動起來，群眾一起來，那就不能完全依靠個人之想法去做[54]:358。毛説火頭是他自己燒起來，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這火還要燒一個時期[54]:358。接着毛問李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什麼看法和意見，希望李坦率談談[54]:358；李謙遜地説：「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偉大，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領袖，沒有一個人能有這麼大的魄力來發動這場革命。目前雖然稍亂一點，但是為子孫後世着想是有很大代價的。」[54]:359毛說明當前問題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決；譬如紅衛兵小將們給各民主黨派下「哀的美敦書」，勒令限期取消組織，這是不可以[54]:359。毛明確說：「紅衛兵小將們向各民主黨派限期取消民主黨派組織，這是不對的。聽說他們要砸爛政協，要徹底毁滅統一戰線，這更是不對的。民主黨派不能取消，這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這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9]:26毛講完問李說：「李先生，你的看法怎麼樣？」[54]:359李急忙連聲說：「毛主席英明高見，我從前根本不曉得這些道理，今天算是頓開茅塞。」[54]:359接著，毛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之必要，對李作說明[9]:26。
逝世
1967年，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有人對郭德潔不輕易放過，並藉以攻擊[9]:23。當時在王府井大街上出現一張大字報，說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負責人，負有中央情報局特殊使命來中國做特務工作，說該組織用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9]:23。還把當時被誣陷成「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期潛伏的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和郭聯繫起來[9]:23。謠言借造反小報像雪片似飛遍全國[9]:23-24。其政治企圖主要是抹黑周恩來[9]:24。
1968年8月以後，李身體每況愈下，晚年在美國已患肺氣腫，經常患感冒發燒住院，同時發現有十二指腸癌[9]:26。9月30日，李扶病參加周恩來舉行之國宴，但回家後即感身體難以支持，第二天便又回住醫院，天安門城樓檢閱觀禮也未能出席[9]:26。李此次出席國宴，便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之政治活動[9]:26。
1969年1月下旬，李病重消息很快由北京醫院報告到中央統戰部[9]:26。周極度緊張工作，見到關於李病重之報告[9]:26。他立即做批示：要盡一切可能搶救[9]:26。1月26日，在病危中，李對在床邊的尹冰彥和胡友松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國家裡，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願。」[54]:361李氣喘吁吁，説話很困難，停了一會又説，「回來以後，本想在台灣問題上，做點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對你講過，還沒來得及向周總理提出，現在什麼都來不及了。台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桩心事。那些書（指李帶回的很多線裝書，如《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等），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54]:361-362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惡化，醫護人員用盡一切措施搶救，延續生命，甚至用振搏器幫助呼吸也無效[9]:27。午夜12時，李溘然長逝，享年78歲[9]:27。傳聞係慢性中毒[1]。
對於李去世，中央統戰部立即寫下治喪報告[9]:27。周審閱報告，贊同舉行一個骨灰安放儀式，在報告上批示：由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主持[9]:27。毛澤東批准報告[9]:27。2月1日[54]:362，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李舉行一個簡單骨灰安放儀式[9]:27。周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是最高之禮遇[9]:28。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有10來個人，是有影響有分量人士[9]:28。周宣佈李骨灰安放儀式開始，大家分別向李骨灰盒鞠躬告別[9]:28。周在儀式上說，李臨終前寫的信，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一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54]:362隨後，周走來握著胡友松之手說：「李先生逝世了，以後你有什麼困難，國家會照顧你的。」[9]:28胡友松在骨灰盒上寫着：李宗仁先生千古[9]:28。事後，李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9]:28。
评价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毛泽东會見李宗仁特使劉仲容時說：「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54]:48[59]、「沒有本事是鬧不起獨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確實是一個有本事的人。許多在蔣介石政權下沒法實現的事情，他在廣西都辦到了。怪不得老蔣對廣西也耿耿於懷。」[54]: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样评价他：李将军一生做过三件大好事，第一是北伐，第二是台儿庄大战，第三是回归祖国。
功績
李宗仁當年崇敬孫中山，響應孫中山主張，統一廣西，促進兩廣統一，為北伐奠定基礎[9]:2。孫病逝後，李以少勝多打敗唐繼堯要毀滅廣東國民政府之舉，挽救中國國民黨可能在1925年就要亡黨。他率領精锐的广西第七军加入北伐军行列，参加北伐战争，第七军被稱为北伐最精锐主力之一，被誉为北伐“钢七军”。在北伐中，李宗仁之廣西部隊打到山海關，立下不少功勞[9]:2。在中國抗日战争时提出“焦土抗战”，号召全国军民誓死与日军血战到底，表现中国人的气节。他的新桂系部队是全国第一支主动接受改编成中央军的地方军阀部队，他用以起家的桂系十万老兵几乎全部在上海、徐州、武汉对日作战中损失殆尽，予日军沉重打击。「在抗日戰爭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血戰台兒莊，並領導所轄戰區部隊積極作戰，建立了一定的功勳。同時，李宗仁長期堅持反共立場，對中國共產黨犯有罪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通緝的首要戰犯之一。」[9]:2對中共争奪中國政權起到阻礙作用。
李與蔣介石長期共事后，最後與蔣決裂，分道揚鑣[9]:3。他對於美國懷有幻想，曾企圖依靠美國政府，搞「第三勢力」[9]:3。他開始轉變政治立場[9]:3。他开放以前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广西，同意中央政府在广西征兵，在抗战时期，全省人口共1,200多万的广西，由于此前实行的“寓兵于农”的民团制度，大部分青年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兵员比较优秀，所以有130多万广西青年应征入伍，差不多近8个广西人中就有1个出省当兵抗战（这还不包括那些留在广西后来参加游击和修铁路的人），其中大部分被蒋编入中央军。
軼事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李宗仁一行[56]。他们刚刚坐定，毛幽默地以浓重湖南乡音对李说[54]:333：「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56]程思远连忙替李答道[54]:333：“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56]彭真跟着說：「是的，登了彼岸。」[54]:333毛和大家哈哈大笑起來[54]:333。
北伐期間，李宗仁曾和著名的蘇聯將領，當時的北伐軍顧問「加侖將軍」（瓦西里·布留赫爾）打賭他能在十四天內帶兵自長沙攻到武漢，賭注是一瓶白蘭地。結果李宗仁僅花了十二天便攻到武漢城下。
父親李培英是名教師，育有五子三女。李宗仁排行第二，幼年家貧務農，18歲入廣西陸軍小學[1]。1910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支部，辛亥革命後陸軍小學改組，畢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校[1]。
李宗仁以實力軍人之姿，在廣州加入孫文陣營。後與白崇禧、黃紹竑合作，統一廣西，拥戴广州国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帶領廣西軍隊一路由湖南進攻至山海關。北伐以後十年期間，屢次發動和参與中原大戰、蔣桂戰爭等國民黨內戰，亦苦心經營廣西。抗日戰爭時，動員廣西將士抗日，指揮多次大戰，在台兒莊會戰中名震一時。
1948年中華民國行憲，經國民大會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1949年11月，當中國國民黨自陪都重慶撤退，代總統李沒有跟他們在一起；相反，李乘機到香港宣布會入醫院治療胃病。蔣介石復出接替李之出缺，開始帶領中國國民黨對抗共產主義。李在香港守侯兩週，之後和夫人郭德潔等家人一道出走美國。[3]李並未赴台，1954年被彈劾罷職。後經瑞士回到中國大陸，1969年病逝於北京。
李宗仁是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兩岸分治前，首任也是唯一的中華民國代總統。
目录
生平
早年經歷
1908年，李考入廣西陸軍小學堂第三期，1911年畢業。1913年，廣西陸軍速成學堂畢業。1913年至1914年，在將校講習所任中尉教官。嗣任桂軍下級官佐，旋改業為中學體育教員。
1916年護國軍興復，參軍作排長，負傷升連長；再入湖南護法，負傷遷營長，隸林虎部[1]。1921年，晉升至統領（相當於團長）。
統一廣西
第二次粤桂战争后，桂軍敗績，李部為陳炯明所收編[1]，所部1,000余人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吸引附近败撤之桂军来投，更主动联络前陸軍小學堂（陸小）同學黃紹竑、白崇禧，得其效力麾下，军力迅速增至6,000余人，控制玉林、梧州等7县市。1923年10月，李與前陸小同學黃紹竑、白崇禧祕密加入中国国民党[1]。
1924年5月23日，李发表统一广西宣言，采用合纵、连横策略。1925年夏，乃擊敗陆荣廷、沈鸿英，統一廣西[1]。
在李与省内最后一个劲敌沈鸿英决战期间，孙中山於北京病危。滇系军阀唐继尧乘机联络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刘震寰等企图东下入粤，消灭新兴之中国国民党。唐向李开出700万元银洋借道费，被李拒绝。唐遂派龙云、卢汉、唐继虞等率领7万滇军，兵分三路入桂。
自1925年2月至7月，李、黃紹竑、白崇禧以2万人之军力，终将三路7万滇军击溃。至此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装备精良之滇军，不再成为中国军界主要势力之一。
北伐
1926年夏，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轉戰有功[1]。
1927年1月底，苏俄派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游说李，希望其取代蒋中正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遭李拒绝。李返回南京后，全力支持蒋反苏清共，并警告张发奎需警惕叶挺反对国民政府。但李亦曾在九江劝蒋辞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以免予人口实而被指为“新军阀”。
1927年4月，新桂系联合蒋发动清黨，处决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国民党内左翼人士。李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南京警戒可能左倾之军队，在采石矶将意图暴动之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包围缴械，并在国民革命軍第一军刘峙师逮捕中国共产党员。白崇禧在上海直接指挥清共，黄绍竑、李济深同时在广西、广东进行“清党”，处决大批中国共产党分子、中国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李宗仁表弟李珍凤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清黨期间被捕，后枪决于广西桂林。清黨使新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
1927年7月初，武汉汪兆铭派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共20余万大军东征南京，欲打倒蒋。8月，新桂系成功聯合何應欽逼迫蔣下野，南京与武汉兩国民政府統一，史称“宁汉合流”。蒋下野后，李立即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师、第三师分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原第二师师长胡宗铎任第十九军军长，第十三军军长则由白崇禧自兼，将第七军广西留守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黄绍竑任军长。随后，李指挥第七军，在白崇禧、何应钦配合下，在栖霞龙潭战斗中全歼渡江南犯之孙传芳13个整建制师，孙传芳仅以身免，从此淡出政坛。李在寧漢分立、龍潭之戰諸事件中皆為首要人物[1]。
消灭北洋直系军阀后，李着手将汪兆铭逐出南京。9月21日，汪返回武汉，唐生智部东下进攻南京国民政府。10月19日，新桂系部队西征武汉，讨伐唐，史称宁汉战争。战至11月11日，唐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收编，唐东渡日本避难。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江南扩展到两湖，并与粤系首领李济深（时称半个桂系）紧密融合，使新桂系势力进入广东。
11月16日，张发奎在汪兆铭指示下趁李濟深不在，在广州张黄事变，企图刺杀黄绍竑。在爭鬥中新桂系获胜，第四军元气大伤，张发奎、黄琪翔下野，流亡海外。新桂系在军事上消灭唐、张两部后，遂发动强大政治攻势，要求凡是在四一二清共期间，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清共，态度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皆须要检讨自咎，并不得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矛头直指汪。李宗仁在党务大会上直称汪卖党卖国，是党贼国贼。汪一系终被新桂系打倒，被迫于12月15日全体总辞职。新桂系主导国民政府。
1928年初，蒋趁廣州事變及“桂系排汪”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1月9日，蒋正式在南京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新桂系军队被迫撤出南京、江南要害富庶之地，发展受挫。蒋与宋美龄结婚时，李是国民政府全体中央委员中唯一未送结婚贺礼之人。
1928年4月，蔣命令駐兩湖各軍加入北伐，編為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4]:15。李兼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李指揮部隊北上，开始“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第四集团军進至北平、天津、山海關。桂系控制的地區從两廣、两湖至平津，總兵力逹20余萬人。
当时，对于是否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名義上歸順，国民革命军内部分歧极大。不同於阎锡山、冯玉祥主张国民革命军一定要进驻东北，全部遣散奉系军队的主張；李则主张接受张歸順，并可由張继续管理东北事务。最终蒋采纳李的意见，張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領導。
中原大戰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召开国民革命军善后编遣会议，李主張“赏罚奖惩公平”，即：裁无军功之军队，留有功之军队；裁军功小者，留军功大者。會議最後因各方分歧太大而沒有實際結果。李宗仁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暨第四集團軍總司令[1]。後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同年初，李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主政湖南之程潜，任命何键、鲁涤平主持湖南政务。但鲁、何二人不和。
1929年2月，蔣即秘密以大批弹药军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5]:544。秘密洩漏後，第四集團軍在武漢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鈞都恐慌[5]:544。何键查扣后，於此時親赴武漢告密，說中央部署已定[5]:545。夏威、胡宗铎、陶鈞三人得報，至為焦急，乃未加深思，便對魯滌平動起手來[5]:545。2月21日早晨，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5]:545。夏威、叶琪二人率军进入长沙，将鲁涤平部缴械，鲁逃离长沙。三人未得李宗仁命令，便擅自行動[5]:545，且未与三号人物白崇禧商讨。
3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武力讨伐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态度暗昧。李为表和平态度，长驻南京、上海，此举在军事上使新桂系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境地。最后新桂系被击败。李、黄绍竑、白崇禧等逃往法屬印度支那、香港。
蔣随后任命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郑介民主政广西。俞、李明瑞二人因政治面貌左倾亲共，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活动，宣传赤色革命。郑介民将此情形密报蔣，南京国民政府遂于1929年10月将俞、李明瑞二人免职。而郑介民则因离间、监视桂系的特殊功勋，其后成为军统局首脑人物。杨腾辉则与俞、李明瑞分道扬镳，联同大批原桂系军官对李表示重新效忠，李、白遂在此一片混乱的局势下返回广西，重新掌握了俞、李明瑞、杨三人之部队及湖北陆续逃回的桂军官兵。李宗仁旋返桂自立，聯合馮、閻，圖北上，再敗績；返桂自保[1]。
1930年5月，新桂系北上参加中原大战，李对此次北伐信心十足，专门委托香港印钞厂印制大批中国国民银行钞票，准备占领武汉后公开发行。初期大捷，自桂林北上后势如破竹，6月初即攻占长沙、岳阳，迫近武汉；但终因黄绍竑态度犹疑，行军迟缓，致使新桂系部队被各个击破。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中原大战中都被蔣击败。
整顿广西
1931年5月28日，李宗仁抵廣州，寓退思園[6]:3844。九一八事變發生，蒋于12月15日通电辞职下野。1932年發生一二八事變，中國國民黨各派系謀求妥協，一致抗日。1932年4月，李出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形成“后李白黄”体制。
抗日
李宗仁1938年在台儿庄
1936年4月，李发表《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一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阐述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后的胜利者必是中国，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化全国为焦土，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5月20日，李宗仁自南寧抵達廣州[6]:5141。12月20日，李宗仁電勸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6]:5314。
1937年2月26日，國民政府特派陸軍一級上將李宗仁、二級上將白崇禧兼第五路總、副總指揮，陸軍中將李品仙兼第五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陸軍中將張任民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參謀長[6]:5373。7月，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抗戰軍興，南京中央統帥部發表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1]，駐節徐州，職務是指揮保衛津浦鐵路之防衛戰[7]:118。1938年1月至6月，李指揮國軍抗擊日軍。在台兒莊会战中，李亲临前线督战指挥，獲得國民革命軍抗戰中首次大勝；李成功化解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宿怨。同年，李先后指揮徐州会战、武漢會戰。徐州大突围中，李指揮60万大军突围，国军未出现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撤退时之混乱。1939年后，指挥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抗擊日軍。
事後，在《李宗仁回憶錄》中，李自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要求所部官兵“宁肯吃树皮，决不可扰民”；并成功警诫全军禁烟禁赌。李稱在1939年9月，与史迪威、朱可夫分别晤谈期间，曾准确预测法国之马其诺防线不足恃，英法联军必败；而英法一旦失败，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立成废纸，希特勒必然东进，斯大林此时自以为得计，实大祸不远矣。
1943年底，蔣中正为防止以李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1]。名义上指挥第一戰區、第五戰區、第十戰區，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1944年6月，曾分别致备忘录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卫阿特将军，希望“盟军不要急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此期间应全力消灭日本，待德、苏皆奄奄一息，再行东西对进，德苏两雄自将俯首就擒，战后之世界自由和平指日可待”，李尤其反对“美英企望苏军加入中国战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1945年2月10日，國民政府特派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漢中行營主任；特派王纘緒為重慶衛戍總司令，原任劉峙調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6]:7658。
国共内战
主条目：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围绕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李与蒋之间产生诸多分歧。9月1日，國民政府特派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熊式輝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6]:7809。李名义上统帅冀、鲁、察、绥、热、平、津、青五省三市。实则并无调兵遣将、驭控下属之实权。12月28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在北平視察，並與行營主任李宗仁會晤，召集軍政首長滙報[6]:7938。李韬光养晦，结交胡适、齐白石、甘介侯、司徒雷登等文化名流。他与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即已相熟。主政北平后，他为徐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解决了用地问题，徐感念此举，将校内一建筑命名为“德邻纪念堂”[8]。
1947年2月7日晚，軍調部中共委員葉劍英、參謀長薛子正於北京飯店舉行酒會與北平各界話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以次高級軍政長官、各大學校長、民社黨、民盟人士及美方高級軍官等，均應邀出席[6]:8281。2月15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舉行酒會，為軍調部三方人員送行；葉劍英表示，決定2月17日離開北平，返回延安[6]:8287。2月28日，華北綏靖會議在北平舉行，李宗仁、白崇禧、谷正綱與華北中國國民黨高級官員研討華北對共戰略[6]:8297-8298。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令保障新聞自由，天津停止新聞檢查[6]:8370。
10月2日，陳誠向蔣介石報告，東北民主聯軍已發動攻勢，請令國民政主席北平行轅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宗仁督促第九十二軍軍長侯鏡如迅速率部出關，協擊北寧鐵路附近之中共軍隊[6]:8427。1947年底，李宗仁拒绝在无实权（即“生杀予夺”）下总责华北地区、东北事务，且其“东北华北剿匪方略”亦被蒋否定。李三度拒绝指挥东北战事，坚持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副總統
主条目：194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蔣與李宗仁在行憲後第一任正副總統就職大典上，1948年5月20日
蔣和李宗仁攝於就職禮。據李宗仁回憶，蔣故意不讓他知道要穿著中式禮服，結果他穿軍裝，看起來好像是蔣的副官。
1948年3月，國民大會召開，選舉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和副總統。4月13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招待國民大會代表，致詞稱：本人此次競選副總統，即希望協助元首，推動革新運動，今後勿論當選與否，當本一貫精神，勇往邁進，以期不負親朋國人之期望[6]:8570。4月15日，李宗仁致電北平黨政負責人，指示對學潮「處理辦法，仍宜本過去一貫方針，以疏導說服為主」[6]:8572。4月16日，國民大會主席團發布《國民大會公告》：總統候選人名單：蔣中正、居正[6]:8573。4月19日，副總統候選人孫科、李宗仁、莫德惠等分別招待各位之國大代表，發表演說，競選副總統[6]:8576。4月20日，國民大會秘書處公布副總統候選人簽署代表人數：孫科540票，于右任512票，李宗仁479票，程潛338票、莫德惠211票，徐傅霖132票；國民大會主席團發布《國民大會公告（會字第二號）》，公布副總統候選人名單，計有孫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傅霖6人[6]:8577。李宗仁在蔣中正反對和壓力下，最終在4月29日，以1438票對1295票，擊敗蔣屬意的孫科。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9]:1。1948年副總統競選，当广播员报告李票數已超過半数当选时，蔣盛怒之下，把收音机踢翻[10]。就職前夕，蔣手諭說，要李在就職典禮上穿用軍常服[10]。5月19日，李發演說，宣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職，並稱「希望全國上下今後在蔣主席的領導下，努力削平內亂」[6]:8605。5月20日，在正副總統就職典禮上，蔣並未穿軍常服，而是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台上[10]。這讓李看起來像是蔣的副官，而非副手，李當時心頭一怔，「感覺到蔣先生是有意使我難堪」[10]。
1948年5月底，蔣调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强烈反对蒋设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认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应由华东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若硬要一分为二，也应由白崇禧出任华东剿匪总司令。李在与亲信将领闲谈时，曾说“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理应派一只虎去，至少也要派一隻狼，结果却派了一头猪”。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離開北平飛往南京前，對記者發表談話，希望對中國共產黨恢復「和談」[11]:165。8月17日在南京雖否認其事，而態度模稜兩可，對前途已喪失信心[11]:165。
1948年年底，国军在中共发动之三大战役中大敗，國、共軍事力量逆轉为150万：400万。經濟上，上海爆發金圓券風暴。外交上，杜魯門上台後表示對蔣失去信心。12月，李宗仁、程潛乘軍事逆轉，忽萌異志，主張與中國共產黨談和，而白崇禧自漢口發出敬電，促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言和，實皆迫蒋下野[4]:57。是月下旬，蔣與李經過兩次協商，就蔣下野讓位問題達成協議；一、蔣主動下野，以便南京政府開始和談；二、由副總統李代行總統職務，宣佈和平主張；三、與中共和談事由行政院主持[6]:8764。
代总统
主条目：第二次國共內戰和蔣介石
参见：渡江戰役
1949年1月1日，蒋发布元旦文告[4]:57。1月19日，蔣約見李宗仁商談時局，表示引退[12]:136。1月21日，李宗仁宣佈就代總統職[13]，聲明願就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即行開始商談；旋即下令撤銷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之實施，改各剿匪總司令部為長官公署，並釋放政治犯[4]:58。1月24日，李宗仁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12]:142又飭令孫科行政院長，辦理「七大和平措施」，「取消全國戒嚴令」[12]:142。1月27日，李宗仁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政府業已承認，以共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12]:144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裡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次日，葉劍英向黃、劉講述中國共產黨自日本投降以來對防止內戰，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所盡一切努力及蔣之倒行逆施；表示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在毛八項條件基礎上願意和國府及其他國府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1月29日，黃回南京覆命，劉暫留北平[6]:8793。李宗仁在中國國民黨內未具有中央常務委員身份，又與中央政治委員會代主席孫科關係不洽，與黨關係益加隔閡，進而引發「府院之爭」、「黨政之爭」[14]:312。李為著結束內戰，同中國共產黨談判，以求和解[5]:831。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5]:831。
2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彭真、葉劍英：要李宗仁使者劉仲華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蔣反美，接受八項和平條件誠意，即應迅速與蔣分裂，中間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穩腳跟，進行和談；否則，「中共便無此餘暇，與之敷衍」[6]:8799。2月5日，中共中央在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之覆電中指出，只要李宗仁、白崇禧「能站在有利於人民事業的一方面，仿照北平辦法解決京、滬、漢等處問題，我們即會以對待傅（指傅作義）的態度對待他們」[6]:8804；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組織由顏惠慶任團長之「人民和平代表團」六人，準備赴北平洽商和平[6]:8805。2月9日，李宗仁自稱「共黨壓迫我完全脫離美國，為唯一條件」[12]:153。孫科率領行政院從南京遷往廣州[5]:836。2月17日，李宗仁令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他運[15]:515。2月20日，李宗仁「飛往廣州」[12]:157。2月21日，李宗仁「復飛桂林」[12]:157。2月22日，李宗仁在廣州談話，如解放軍強行渡江，只有打到底[15]:515。2月25日，李宗仁返回南京，立即準備換行政院長，強何應欽「繼任」[12]:160。李宗仁希望和談必須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絕對不能強迫接受不體面條件；應該建議立即停火，在兩黨控制區之間劃一條臨時分界線；不能全接受所謂八條，只同在兩政府共存條件下討論八條[5]:842。孫科最後同意返回南京[5]:838。2月28日，孫科抵達南京[5]:838。孫科向李提出請辭[16]:838。
3月1日，李宗仁指派孫科、張群、邵力子、張治中等起草和談內容（3月9日，草案整理完成。）[15]:515。3月7日，孫科復來見李宗仁[17]:838。最後李宗仁接受他辭職[5]:838-839。3月8日，孫科及行政院全體政務委員呈請辭職[15]:516。3月9日，李宗仁親自拜訪何應欽，最後接受擔任行政院长[5]:838。李宗仁提名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經立法院投票同意[4]:58。李宗仁派邵力子、黃紹竑、張治中、章士釗、李蒸等5人組成和談代表團赴北平，與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商談和平，周堅持以毛所提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4]:58。3月22日，李發動部份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12]:171。3月24日，明告美國駐華大使，「謂彼欲往莫斯科一行，請求其諒解」[12]:172。3月28日，監察院財糧委員會召開第十三次會議，議決向政府提交以下議案：促請救濟告貸無門之遷穗公教人員；解救太原糧荒；改變徵實辦法；修正各機關辦公費規定；裁撤台灣巡察團之煙酒公賣機構；糾正中央銀行高價拋售金銀作法[6]:8854。3月29日，潘公展等亦電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電謂：「惟願諸公始終勿忘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社會安全、生活自由、軍隊國有五大原則，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決；否則苟安於一時，必抱憾於無窮也。」[6]:88553月31日，李宗仁在辦公室召開一個兩小時軍事會議，有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張治中、林蔚、蕭毅肅、湯恩伯、王叔銘、總統府軍務局長劉士毅、關麟徵、宋希濂等十二人[18]。會議討論：一、加強長江防務部署；二、將新疆駐軍東調；三、分配十個美械師討論加強長江防務部署、將新疆駐軍東調、分配十個美械師[18]。
4月，李宗仁以黨政民意各方面皆反對「和談條件」，上電聲言請蔣復職，並以即日回桂為口實，其意蓋一在迫使蔣曲聽其「和談」，一在脅逼蔣出國；蔣均不為所動[4]:59。4月1日，李宗仁派以張治中為首的六人談判團抵達北平，與中國共产党展開談判。4月3日，周恩來單獨接見李宗仁私人代表黃啟漢，要他告李宗仁、白崇禧：一、在和談其間，人民解放軍暫不過江，談成後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漢指揮的國民黨軍，應先退到花園以南一線；希望白崇禧部隊在安徽讓出安慶，桂軍向武漢撤退；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6]:8862。考慮到他的安全，可以調桂系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到蔣軍攻擊，只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黃啟漢當即表示：「不管李、白走什麼道路，自己一定跟共產黨走。」；當天下午，黃啟漢由北平飛南京，向李宗仁報告周恩來意見[6]:8862。
4月4日，李宗仁、白崇禧通過黃啟漢及南京和談代表要求中共勿攻安慶及再向長江靠近，「以利和談，免生枝節」；中共中央是日致電蕭勁光、陳伯鈞、唐天際並告劉伯承及中原局鄧小平等，告知已和白崇禧代表劉仲容商定「黃岡、陽邏、倉子埠、黃陂、花園、孝感、漢川、蔡甸、黃陵磯之線及其以南地區，我軍暫不進占，使武漢不感震動」，「其餘宜昌至武穴線上長江北岸地，凡我軍已占者照舊，凡我軍未占者一律暫不進占，以利和平接收」[6]:8863。4月7日，毛澤東覆李宗仁電稱：「根據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12]:179。4月10日，乘閻錫山至溪口晉見蔣之便利，李宗仁曾托其帶書請示機宜[11]:169。同日，李宗仁電陳蔣介石謂：「萬一和談破裂，則實難肩此重任；故決心『引退』以謝國人」[12]:181。4月12日，蔣戒其勿為脅迫而自餒[11]:169。4月17日，李宗仁乃致電蔣，請其復職，繼續領導戰爭[11]:170。李宗仁拒絕在《國内和平協定》上簽字，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反共決心[9]:1。
4月19日，中國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會商《國內和平協定》，決定拒絕解放軍渡江和由中共負責整編國軍兩項，對於聯合政府等項則提出修改意見，次日繼續會商後推定張群、吳忠信赴溪口，吳鐵城、黃紹竑赴廣州，分向蔣介石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李宗仁任命林伯森為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仍兼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6]:8880。
4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黨和談指導委員會通過給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訓令；晚，李宗仁、何應欽聯名致電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按照蔣之乙種方案，拒絕《國內和平協定》，電文列舉不能接受之理由，聲稱：「綜觀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以解除兄弟䦧墻之爭論者，竟甚於敵國受降之形式，且復限期答覆，形同最後通牒，則又視和談之開端為戰爭之前夕，政府方面縱令甘心屈辱，予以簽署，竊恐畏於此種狹隘與威壓作風之刺激，士氣民心，同深悲憤，不特各項條款非政府之能保證執行，而由此引起之惡劣影響與後果，亦決非政府所能挽救。」仍希望「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6]:8880。
4月21日，李宗仁、何應欽電召在北平南京和談代表返回南京，要求電告「此間迎代表團之專機應於何日飛平」，和談代表黃紹竑以「身體不適，為擬小作休息，不願作任何政治活動」為由，向李宗仁、何應欽提出呈辭，並辭和談代表職務，於上午9時自廣州飛香港養病；李、何召集各院、部會議，決定各部門疏散轉移：總統府及國防部遷上海，行政院遷廣州，其他各院、會、部分批疏散至廣州、桂林、台灣，由行政院準備交通工具，規定於4月23日凌晨2時集合完畢開始行動；立法院表示一致支持政府拒絕《國內和平協定》[6]:8883。
4月22日，蔣問李宗仁對於和談還有什麼打算？李答以「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蔣以解放軍已經渡江，「再沒有談判的餘地」拒絕。李表示和談使命既終，要求卸職。蔣鼓勵其「繼續領導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旋在蔣主持下決定：一、宣告和談破壞裂，對中共堅決作戰，黨內不許再倡和議。二、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鬥。三、何應欽兼國防部長，統一海、陸、空軍的指揮權力，參謀總長直接向國防部長負責。四、加強中國國民黨內團結及黨與政府的聯繫。同時決定於中國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下設「非常委員會」，作為中國國民黨最高決策機構，由蔣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後重大決策，先提交該會決定，然後交由政府執行。南京政府各院、部、會撤遷廣州，總統府遷往上海。撤遷前發表文告，聲稱堅決與中共作戰到底。並正式通知在南京之各國外交使團迅即撤往廣州[6]:8885。同日，李宗仁要求蔣復職；蔣說明只討論時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變動」[12]:188。李宗仁於會後即回南京[12]:188。國軍撤出首都南京[4]:59。
4月23日，解放军攻佔中華民國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乘追雲號在明故宮機場[19]:82，「飛往桂林」[12]:189。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立法、監察委員114人在廣州開會，一致決議電請蔣、李宗仁到廣州，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黨，頑抗到底[6]:8888。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撤銷和談指導委員會[6]:8889。李宗仁決定派程思遠等分頭去漢口、廣州，與白崇禧、張發奎及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代辦克拉克洽商；李宗仁在桂林機場下機時，對前來迎接的人表示：決不糜爛廣西，絕不去廣州[6]:8890。
4月24日，李宗仁自桂林分電于右任、童冠賢、居正，促請即日赴廣州[6]:8891。4月27日，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稱「我們今日只有在一個政府之下，以對共的態度，為忠奸試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謀貫徹，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絕對服從」。並謂；「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6]:8894-88954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全體黨員書》，號召中國國民黨黨員「救國護黨」，「一致團結於本黨中央領導之下，為保國保民而努力」[6]:8896。
4月30日，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大使銜代辦克拉克到桂林與李宗仁會談，克拉克表示只要李能繼續在華南、西南組織抵抗，美國就有可能在「未受共產黨控制的區域內，對堅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並稱「美國政府今後不再援蔣」，希望李盡快赴廣州，「在廣州組織一個與蔣氏截然分開的政府，否則不易改變美國政府的態度」，並表示：「如果有一種第三勢力存在，美國必樂於出面援助。」，示意李依靠「第三勢力」；中國國民黨中央發表告黨員書，稱中共向政府提出《國內和平協定》8條24款，如果接受，則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從此消滅，當此黨國危難之時，當各盡其在我，吾黨應有自信，不必有絲毫之氣餒[6]:8898。
5月1日，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報告美國國務院他4月30日在桂林與李宗仁長談4個小時，相信李是真正決心與蔣攤牌，並自認有希望成功；李說蔣想復出掌權，但蔣覺得除非蔣到政府所在地廣州，否則蔣不能復職，而蔣不能到廣州，除非李也在廣州；李提到蔣在考慮退休時，曾想住在台灣，當時省主席陳誠曾把此項可能性向美國總領事提起，美國總領事非正式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對日和約簽字才決定；據李說，美國總領事之評論轉報給蔣，蔣才認定不能退休到一個中國主權可能被質疑之地方，因此才決定去奉化[20]:135-137。5月2日，何應欽、閻錫山等均函電飛馳，敦請李宗仁赴廣州坐鎮[21]:870。居正、閻錫山文範相偕飛桂林，促請李宗仁至廣州主持政務，李宗仁對蔣以「不復即應出國」相要挾[4]:59。5月5日，李宗仁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22]:196。5月6日，閻錫山赴桂林勸李宗仁到廣州，回到廣州後告訴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李在獲得全權主政之保證之前，仍拒絕回廣州；閻說，蔣主張堅守沿海，李則主張退守內陸[20]:141。5月8日，李宗仁返廣州，惡意攻擊蔣，更變本而加厲[11]:171。李宗仁發表講話，表示將“決心戡亂到底”。5月14日，李宗仁發布總統明令：兼任青島市市長秦德純呈請辭職，秦德純准免兼職，任命孫亹丁代理青島市市長[6]:8913。5月15日，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乘機離開廣州赴美國，攜有李宗仁致杜魯門函[6]:8915。5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召開財糧會議，5月22日結束；何應欽、張群、白崇禧、陳濟棠、陳誠、張發奎、顧祝同等及西南各省省主席參加，決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徵收巨額軍糧，僅四川一省「徵借」數目即達1350萬擔[6]:8917-8918。5月25日，李宗仁代總統令：《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着即廢止；《黃金外幣買賣處罰條例》着即廢止；同日頒令：特派盧漢為雲南綏靖公署副主任，谷正倫為貴州綏靖公署主任；派黃旭初兼任桂林綏靖公署副主任，莫樹杰、甘麗初為桂林綏靖公署副主任；派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司令部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特派馬步芳為代理西北軍政長官[6]:8926。5月26日，李宗仁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黨內團結案及黨務革新問題；李宗仁特派錢泰為出席國際電報電話行政會議首席代表，派盧有澄、孫從鈞為代表；李宗仁令准雲南龍武、德欽、寧蒗三設治局改為縣[6]:8927。5月30日，何應欽率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總辭職[15]:518。
6月1日上午，立法院舉行會議，審查李宗仁提名居正為行政院長一案，投票結果以一票之差被否決[6]:8931。6月2日上午，中國國民黨中政會在廣州舉行，吳鐵城主席，李宗仁提名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經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6]:8932。6月6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長何應欽請辭准免，特任閰錫山為行政院院長；行政法院院長端木愷請辭，准免本職，特任王令希為行政法院院長；任命孫越崎兼經濟部資委員會主任；派楊森、王纘緒、錢大鈞、鄧錫侯、孫震、賀國光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派夏威為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6]:8935。6月8日，李宗仁任命劉誠云為總統府參軍[6]:8937。6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九七次會議通過非常委員會名單，終於定案[14]:310。蔣與李、孫科、居正、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等12人為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4]:60。6月13日，蔣致電鄭彥棻，指示徵詢吳忠信、吳鐵城、陳立夫、閻錫山等對於副主席人選意見：「非常委員會名單既經過通過，對於副主席亦應即提名，請商諸禮卿、鐵城、立夫等同志，如副主席祇可提一人，則提德鄰，如提二人，則將哲生亦同時提出。究以一人抑二人，並與伯川院長切商速覆。如各同志以暫提一人，則由秘書處以中名義先提德鄰為副主席。」[23]李宗仁在委員名單確定後，頗為關心非常委員會成立工作，除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索取該會組織條例外，並致電蔣氏，推薦由吳忠信兼任秘書長、程思遠出任副秘書長[24]。6月16日[12]:213，李宗仁、閻錫山聯名上電請蔣蒞臨廣州主持大局，蓋李宗仁此時對內對外皆束手無策[4]:60。
7月30日，李宗仁由台北飛返廣州[12]:230。8月1日，李宗仁在非常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稱，保衛廣東，決戰應積極，不可延誤，但部隊不聽調度，即無法完成部署。今後大決策應請總裁指示，小的如軍隊調動等，應聽國防部命令。總裁說過他領導黨不問政事，曾見諸文告[25]。8月23日，蔣自台北飛抵廣州，先行往訪李宗仁、閻錫山，繼召見劉安祺、顧祝同等，面詢軍事部署實情[26]。
9月12日，代總統李宗仁召開最高軍事會議，部署湖南、江西軍事，閻錫山、張群、顧祝同、白崇禧、余漢謀出席[6]:9008。9月14日，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與李宗仁長談4小時[6]:9009。9月15日，李宗仁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白崇禧、顧祝同參加，商討「反攻」計劃[6]:9009。9月25日，李宗仁對記者表示，要用時間制勝，採取攻勢防禦，堅守華南、西南，一切外援不浪費，美援一定會來[6]:9017。9月26日，蔣與李宗仁懇談當前局勢，蔣又與吳鐵城、閻錫山、邱昌渭、葉公超、張群討論外交問題[6]:9018。9月27日，總統府發言人聲明，李宗仁不同意湯恩伯繼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6]:9018。9月29日，總統府令免咨政宋慶齡，國策顧問邵力子、章士釗、李明揚、張難先之職[6]:9019。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4]:61。10月13日，李宗仁自廣州出走桂林，國軍撤離廣州[4]:61-62。李宗仁發表談話，重申反共決心[4]:62。11月1日，李宗仁由重慶飛往昆明，批准釋放中國共產黨份子；盧漢遂復萌異志[4]:62。11月14日，李宗仁飛南寧，11月17日李宗仁派程思遠去香港為其出國準備一切[27]。11月20日，「代總統李宗仁託言就醫經由桂林經南寧飛赴香港」[4]:62，住進香港半山養和醫院[27]。
12月2日，朱家驊、洪蘭友攜李宗仁函自香港返成都（李函云仍須赴美，為期一個月）[15]:523。12月4日，李宗仁藉口胃疾復發，須出國治療，偕其妻及隨員7人，乘包機一架，離港赴美[11]:176[28]:276-277。12月5日，李宗仁離職赴美[4]:62[12]:277[29]。
旅居海外
参见：1950年臺灣
鑒於李自知不能去台灣，遂借口就醫去美國[9]:2。李在海外不歸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中国国民党與蔣中正本人多次邀其重返中樞繼續行使總統職權。1949年11月22日，蔣在重慶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討論，決定派居正、朱家驊、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持函赴港探訪李，勸其回國。蔣在函中保証，將以“充分權力”交給李。同日，蔣約白崇禧談話，仍然表示決不復職，要求李剋日回渝，商定對內、對外大計，唯李婉拒。11月29日，再遣朱家驊、洪蘭友赴港，仍未有结果[30][31][32]。
李抵達美國後，初組織「第三势力」，反對台北政府[11]:176。1949年曾資助自由民主大同盟，并曾公开建议“台湾可成为美国之一个自治州”。
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李並沒有獲得美國支持，一直滯留美國，給蔣復行視事之機[33]:190。
1950年1月，李宗仁稱以副總統私人名義赴美，又致電監察院，以接洽美援在美遙領國事[4]:63。1月20日，监察院致电李，促请由美國返台視事[34]:587，李以身体有恙仍需调养为由復电婉拒[35]。監察院致電李宗仁返台，他回電明確表示不擬返國[36]:204-205。
1950年2月5日，国民大会代表胡钟吾、刘宜达等人再电李[37]，未有结果。政府多次電請在美國之代總統李回台主持政務，否則將被視為放棄代總統職權[38]:309。李電覆監察委員，表示短期內不能返國[38]:309。2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人联名致电李，劝其回国，并称若再不归国将请总裁复职[39]。这是中华民国方面最后一次劝说。李則覆電：「仁以病尚未痊，醫囑不宜遠行」；同時李在電報中表示，基於憲法規定，總統暫由行政院長代理，並立刻召集國民大會選舉新總統[40]:42-51。2月17日，李宗仁主動與孔祥熙見面談話；私人代表甘介侯2月18日又找上孔祥熙，孔於當天致電給宋美齡報告整個情況[41]:205。行政院長閻錫山與副院長朱家驊也提出辭呈，仍成「若無元首，中華民國就瀕於亡國」[40]:50-51之氛圍，以替蔣復行視事鋪路[33]:190。這使李完全敗退[33]:190。2月22日，陶希聖及王世杰開始草擬文告，中國國民黨中常會2月日通過決議，以局勢益加嚴重，請蔣儘速復行視事[42]:206。監察院大會決議函復李宗仁，指斥其僑居美國遙領國事，並決議提請國民大會彈劾[4]:63。2月26日，張群、黃少谷、王世杰、洪蘭友等人分別就蔣復職事與桂系接洽[43]:207。2月28日，蔣邀集張群、陳立夫、陶希聖、谷正綱、黃少谷等討論復職文告內容，決定3月1日到府視事[44]:207。當晚顧維鈞自美國發來電報說，李宗仁約晤杜魯門[45]:208。
1950年3月1日，在各界劝进中，蔣在台北宣佈復行視事[4]:63，重返總統職務職而不是重新就職[33]:190。蔣在總統府宣布復行視事[46]:209。因為蔣1949年下野並沒有經過國民大會承認，李是「代行」而非繼位[33]:190。李聲稱蔣此舉違反憲法[47]:210-211。蒋于复职文告中稱：“李代總統自去年十一月積勞致疾，出國療養，迄今健康未復，返旆無期，於是全體軍民對國事惶惑不安，而各級民意機關對中正責望尤切。中正許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同日，蔣致電李[48]:208-209，希望李早日康復，並請代表其訪問美國朝野後，從速返回台灣，共濟艱危時局[49]。3月2日，杜魯門接見李宗仁並共進午餐[50]:209-210。3月2日，李宗仁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中國人民將起而推翻中共及蔣介石政權，中共獲得政權並非共產主義之功，實因蔣介石政府腐敗至極所致[51]:211。
1952年1月11日，「蔣把『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交給監察院」[52]。監察院通過彈劾副總統李宗仁違法失職案[4]:69。通過此后李仍具副总统之地位。
1954年1月3日，李致函蔣：「以憲法規定國大代表任期六年，用臨定條款來延長代表任期是非法的。」蔣不理[52]。2月，第一屆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第二届总统、副总统。3月，國民大會對監察院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經投票表決，一致同意罷免其副總統職務[4]:76。3月10日，第二次会议六次大会审议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并举行投票。同意弹劾比率高达94.4%，符合三分之二同意门槛[53]。李被蔣免去副总统职务，成为流落异乡之一介平民[9]:2。
遭罢免后，李已无可能去台。在此前后，有资料表明他参与孙立人案，同时积极策动仍留在大陆的广西旧部袭扰新政权，杀死新政权军政干部及平民多人，中共“广西剿匪”即由此而发。他这一系列做法在当时世界冷战背景之下，或遇到挫败，或乏人响应，后渐与中國共產黨联系热络。
投奔中共
1954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聲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內政問題，美國造成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9]:2周聲明消息傳到美國後，李異常高興，立即寫信給程思遠，囑其同海外人士交換意見，替他準備一個文件，並於1955年8月，發表《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9]:2。他在建議中談到：
| 「今後解決台灣問題之道，在我看來，可有甲、乙兩案可循： 甲案：恢復國共和談，中國人解決中國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但目前暫劃為自治區，雙方宣布不設防，美國撤退第七艦隊，使成為純粹的中國內政問題，如此則戰爭危機可免。時日推移，大陸和 台灣內部彼此敵視態度減輕，則真正解決便可實現了。 蔣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飽經憂患，如果他能毫無個人成見地以蒼生為念，毋使內戰重起於中國，他會同意我的意見的。 我以過去親身的經驗，觀察今日之變局，自信頗為冷靜而客觀，個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願中國日臻富強，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無所求了。」[54]:292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在中國人之間，如假以時日，沒有不能解決的事。經過一段和平共處的時間，就可以召開一個全國會議，由自由中國人士和中國共產黨試行解決他們之間的一切問題。 所謂聯合國託管、中立化和兩個中國的理論，作用使台灣和中國分離。這正與一般的統一傾向……背道而馳。」[9]:2-3 |
据当时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回忆，1955年5月，李歸來事宜最早提出[9]:5。當時，曾擔任李政治秘書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正寓居香港之程思遠隨港澳代表團到北京訪問，與曾經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之舊交李克農（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會晤；程思遠談到李在美國處境及其回想回到中國大陸之念頭[9]:5。5月7日，李克農向周恩來當面滙報，積極建議中央爭取李宗仁回國；同時，李濟深也曾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建議過此事[9]:5。
195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得知李宗仁決意歸來，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周）恩來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灣方面，指出美國毁蔣陰謀，叫蔣注意[9]:5。注意之點在美國，不在李宗仁[9]:5。
從李方面來說，也有一個試探中國共產黨中央態度之過程；他曾將自己收藏之一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11萬美金購買[9]:6。但其實不少是贋品，按當時價格，頂多值3,000美金[9]:6。毛澤東得知此事，答應給他12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9]:6。他要11萬，就給他12萬[9]:6。李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產黨不简单，是识货的。”[9]:6
爭取李歸來中國大陸，先後花費10年時間；期間，程思遠多次到北京，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李聯繫牽線搭橋[9]:6。另外，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李舊部劉仲容等，也起到重要作用[9]:6。毛和周歡迎李歸國，周為此費盡無數精力[9]:6。
1963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歡迎李归來時機已經成熟；周特意事先向台灣打招呼，說明僅視李為愛國人士以免引起誤會[9]:6。程思遠在由周當面交代任務和有關政策後赴瑞士蘇黎世與李面談[9]:6。程向李講明周提出「四不」：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和「過五關」：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族關、社會關、生活關之要求時，李一一答應[9]:6。對李之出處，周提出可重回美國料理些事；回來看看，住一時期再回去，保證來去自由和保密；留歐，如考慮願為祖國做些事，歡迎，經濟上有困難可幫助；決心回國，歡迎[9]:6。李當即表態說：「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國定居，安度晚年。」[9]:6
1965年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1965年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1965年2月3日，在獲得李決意歸來之確切消息後，毛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周，似應歡迎李回國，去年向美報投書問題，無關大局，不加批評[9]:7。因為他已自己認錯了[9]:7。
1965年6月18日，程思遠第五次來到北京[9]:7。領受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和全國政協秘書長平杰三等按照周恩來意見，交代任務（當時周離開北京出訪非洲14國）後，程即於第二天上飛機，前往瑞士迎接李[9]:7。
1965年7月12日11時，周和徐冰及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黨外人士舉行一個談話會，向黨外通報李要到中國大陸之消息，並闡述有關方針政策[9]:8。據有關記載，參加此重要會議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劉斐、盧郁文、李俊龍、傅作義、黃琪翔、朱蘊山、李任仁、劉仲容、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楊東蒓、覃異之等[9]:8。會議還通知蔡廷鍇與劉仲華參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9]:8。7月15日，中央有關部門就李回國後發表聲明問題電告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丁國鈺：「李回國後的簡短聲明稿，仍請李決定。」[9]:8發報之前，此電報稿送呈毛審閱[9]:8。7月15日早上，毛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幾天，同李面商聲明稿，並同機回北京[9]:8。李回國，周應到機場歡迎[9]:8。可在上海住幾天，商量好簡短聲明後再到北京[9]:8。7月17日，周根據毛指示飛抵上海出迎李[9]:8。
7月19日，周與李在上海文化俱樂部長談，李誠懇全部接受周之意見[9]:10。
7月20日，李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遠陪同下，終於回到北京[9]:10。在機場，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在北京機場大廳裡，李氏宣讀聲明[9]:10-11，說：
7月20日晚，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隆重設宴歡迎李和夫人郭德潔[9]:11。
7月26日，毛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李夫婦和程思遠先生，交談友好親切[9]:11。毛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9]:11毛同李握手時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54]:333李說：「我們這一次回到祖國懷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首先應對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謝[9]:11。幾天來我們在北京地區參觀訪問，親眼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感觸頗深。我們為祖國的日益強大而感到十分高興。」[54]:334毛說：「祖國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我們至少要再建設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強大起來。」[54]:334接着李談到海外許多人都懷念中國大陸，他們都渴望回到中國大陸[54]:334。毛說：「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蔣介石比你高一級，你是他的部下，他回來我們更歡迎。」[9]:11毛建議李到全國各地去看看[54]:334。李在談話中深以台灣問題久懸不決為慮，毛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56]
7月31日晚，劉少奇和王光美、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並宴請李和郭德潔[9]:12。陪同有徐冰和夫人張曉梅，及羅青長、劉仲容等人[9]:12。
9月26日下午3時，李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9]:12：「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對我說，蔣介石挾軍隊逃往台灣，台灣地位尚未確定，因此對蔣介石很不滿。一九五五年美國共和黨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蔣介石而代之。我告誡台灣當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鮮李承晚後塵。我與蔣先生共事幾十年，意見相左，但並無仇恨，如果蔣先生願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我宗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蔣先生目前處境尷尬，望國民黨同仁好自為之，望台灣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認清民族大義和大勢所趨，不要一誤再誤，毅然奮起，率相來歸，為祖國最後統一作出貢獻！」[56]11月5日中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潔[56]。李向周恩來寫正式條陳，建議倣照杭州岳王廟，鑄一尊蔣介石像跪在天安門廣場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周向毛澤東請示，毛笑道：「恩來啊，這就叫賣主求榮！娃娃們怎麼駡他，我們不管，但寫到歷史上就不能不慎重……他老蔣在北伐和抗戰中的地位還是無法動搖的，所以我們每次的宣傳材料都迴避這兩件事，打嘴巴官司什麼都可以說的……在重大問題上還得尊重歷史，我們不能幹這樣蠢事。哎，想不到堂堂皇皇李代總統怎麼會這麼蠢」[57]:97。
1966年2月，李堅持要參觀海南岛，很想了解[9]:19。當時，李很想了解具體戰況與軍事設施[9]:19。在海口時，李很注意戰鬥機不時在空中飛行，並問空軍是否24小時在空中巡邏[9]:19？美機是否經常飛來[9]:19？解放軍高射炮打多高[9]:19？在去榆林港途中問訊雷達設備，見到飛機就觀察兩邊山頭，當時接待李之軍方人員十分尷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艦艇在海上兜圈，依稀見到一些軍事設施[9]:19。2月28日，李宗仁偕郭德潔和程思遠等，從湛江乘專機飛南寧，受到韋國清和夫人許其倩等熱烈歡迎和宴請[9]:19。
郭德潔逝世
1966年3月8日，廣西醫學院曾懷瑞大夫便向李宗仁和平副部長報告說，郭德潔病情隨時可能突然惡化[9]:22。郭德潔陷於昏迷狀態[54]:352。3月16日，李接到南寧來電，報告郭德潔夫人病情惡化[9]:21。3月19日，郭德潔用專機送回北京[54]:352。於是，李決定中止參觀，提前返回南寧[9]:21。郭德潔在北京醫院繼續搶救無效[54]:352。3月21日零時30分，妻郭德洁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9]:22。在李同意下，將郭之美籍身份證拿去國務院辦歸宗手續[54]:352。2月23日上午，在北京醫院舉行有周恩來、彭真等人參加之向郭德潔遺體告別儀式[54]:352。
郭德潔遽然去世，使李觸目傷心[9]:24。在郭德潔遺體告別儀式上，周恩來再三囑咐李要節哀，保重身體[9]:24。同時，周還建議李之舊友陪同李外出走走，轉換環境，排遣情懷[9]:24。
郭德潔去世後，誰來照顧李晚年生活，成為實際問題[9]:25-26。經人介紹，李結識北京某醫院護士胡友松[9]:26。经张成仁介绍，周恩来同意，著名影星胡蝶女兒、27歲之胡友松与76岁之李宗仁完婚[58]。7月25日，李與胡友松履行正式結婚手續[9]:26。婚後，李和胡友松去北戴河[9]:26。
保護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8月31日，其宅遭北京红卫兵抄家，理由是郭德洁涉嫌梅花党案。周得知此事後，當即指示：不能進到李宗仁家裡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裡搞鬥爭[9]:26。9月15日，周親自安排由國務院管理局高富有接李宗仁到三〇一医院保護起來[9]:26。
保重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應邀參加國慶典禮之李宗仁，特意與李熱情握手[9]:26。毛對李說：「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9]:26隨後，毛請李來到休息室去吃茶[9]:26。在休息室，毛和李最後一次談話，中心意思是談「文化大革命」之事[9]:26。坐下之後，毛點起香煙，邊吸邊說群眾是發動起來，群眾一起來，那就不能完全依靠個人之想法去做[54]:358。毛説火頭是他自己燒起來，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這火還要燒一個時期[54]:358。接着毛問李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什麼看法和意見，希望李坦率談談[54]:358；李謙遜地説：「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偉大，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領袖，沒有一個人能有這麼大的魄力來發動這場革命。目前雖然稍亂一點，但是為子孫後世着想是有很大代價的。」[54]:359毛說明當前問題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決；譬如紅衛兵小將們給各民主黨派下「哀的美敦書」，勒令限期取消組織，這是不可以[54]:359。毛明確說：「紅衛兵小將們向各民主黨派限期取消民主黨派組織，這是不對的。聽說他們要砸爛政協，要徹底毁滅統一戰線，這更是不對的。民主黨派不能取消，這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這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9]:26毛講完問李說：「李先生，你的看法怎麼樣？」[54]:359李急忙連聲說：「毛主席英明高見，我從前根本不曉得這些道理，今天算是頓開茅塞。」[54]:359接著，毛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之必要，對李作說明[9]:26。
逝世
1967年，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有人對郭德潔不輕易放過，並藉以攻擊[9]:23。當時在王府井大街上出現一張大字報，說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負責人，負有中央情報局特殊使命來中國做特務工作，說該組織用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9]:23。還把當時被誣陷成「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期潛伏的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和郭聯繫起來[9]:23。謠言借造反小報像雪片似飛遍全國[9]:23-24。其政治企圖主要是抹黑周恩來[9]:24。
1968年8月以後，李身體每況愈下，晚年在美國已患肺氣腫，經常患感冒發燒住院，同時發現有十二指腸癌[9]:26。9月30日，李扶病參加周恩來舉行之國宴，但回家後即感身體難以支持，第二天便又回住醫院，天安門城樓檢閱觀禮也未能出席[9]:26。李此次出席國宴，便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之政治活動[9]:26。
1969年1月下旬，李病重消息很快由北京醫院報告到中央統戰部[9]:26。周極度緊張工作，見到關於李病重之報告[9]:26。他立即做批示：要盡一切可能搶救[9]:26。1月26日，在病危中，李對在床邊的尹冰彥和胡友松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國家裡，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願。」[54]:361李氣喘吁吁，説話很困難，停了一會又説，「回來以後，本想在台灣問題上，做點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對你講過，還沒來得及向周總理提出，現在什麼都來不及了。台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桩心事。那些書（指李帶回的很多線裝書，如《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等），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54]:361-362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惡化，醫護人員用盡一切措施搶救，延續生命，甚至用振搏器幫助呼吸也無效[9]:27。午夜12時，李溘然長逝，享年78歲[9]:27。傳聞係慢性中毒[1]。
對於李去世，中央統戰部立即寫下治喪報告[9]:27。周審閱報告，贊同舉行一個骨灰安放儀式，在報告上批示：由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主持[9]:27。毛澤東批准報告[9]:27。2月1日[54]:362，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李舉行一個簡單骨灰安放儀式[9]:27。周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是最高之禮遇[9]:28。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有10來個人，是有影響有分量人士[9]:28。周宣佈李骨灰安放儀式開始，大家分別向李骨灰盒鞠躬告別[9]:28。周在儀式上說，李臨終前寫的信，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一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54]:362隨後，周走來握著胡友松之手說：「李先生逝世了，以後你有什麼困難，國家會照顧你的。」[9]:28胡友松在骨灰盒上寫着：李宗仁先生千古[9]:28。事後，李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9]:28。
评价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毛泽东會見李宗仁特使劉仲容時說：「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54]:48[59]、「沒有本事是鬧不起獨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確實是一個有本事的人。許多在蔣介石政權下沒法實現的事情，他在廣西都辦到了。怪不得老蔣對廣西也耿耿於懷。」[54]: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样评价他：李将军一生做过三件大好事，第一是北伐，第二是台儿庄大战，第三是回归祖国。
功績
李宗仁當年崇敬孫中山，響應孫中山主張，統一廣西，促進兩廣統一，為北伐奠定基礎[9]:2。孫病逝後，李以少勝多打敗唐繼堯要毀滅廣東國民政府之舉，挽救中國國民黨可能在1925年就要亡黨。他率領精锐的广西第七军加入北伐军行列，参加北伐战争，第七军被稱为北伐最精锐主力之一，被誉为北伐“钢七军”。在北伐中，李宗仁之廣西部隊打到山海關，立下不少功勞[9]:2。在中國抗日战争时提出“焦土抗战”，号召全国军民誓死与日军血战到底，表现中国人的气节。他的新桂系部队是全国第一支主动接受改编成中央军的地方军阀部队，他用以起家的桂系十万老兵几乎全部在上海、徐州、武汉对日作战中损失殆尽，予日军沉重打击。「在抗日戰爭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血戰台兒莊，並領導所轄戰區部隊積極作戰，建立了一定的功勳。同時，李宗仁長期堅持反共立場，對中國共產黨犯有罪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通緝的首要戰犯之一。」[9]:2對中共争奪中國政權起到阻礙作用。
李與蔣介石長期共事后，最後與蔣決裂，分道揚鑣[9]:3。他對於美國懷有幻想，曾企圖依靠美國政府，搞「第三勢力」[9]:3。他開始轉變政治立場[9]:3。他开放以前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广西，同意中央政府在广西征兵，在抗战时期，全省人口共1,200多万的广西，由于此前实行的“寓兵于农”的民团制度，大部分青年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兵员比较优秀，所以有130多万广西青年应征入伍，差不多近8个广西人中就有1个出省当兵抗战（这还不包括那些留在广西后来参加游击和修铁路的人），其中大部分被蒋编入中央军。
軼事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李宗仁一行[56]。他们刚刚坐定，毛幽默地以浓重湖南乡音对李说[54]:333：「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56]程思远连忙替李答道[54]:333：“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56]彭真跟着說：「是的，登了彼岸。」[54]:333毛和大家哈哈大笑起來[54]:333。
北伐期間，李宗仁曾和著名的蘇聯將領，當時的北伐軍顧問「加侖將軍」（瓦西里·布留赫爾）打賭他能在十四天內帶兵自長沙攻到武漢，賭注是一瓶白蘭地。結果李宗仁僅花了十二天便攻到武漢城下。
